中文学刊:如何寻找在“学术共同体”中的独立位置
吴秀明
迄今为止,中文范畴的学术会议,基本上都是由中文一级学科所属的各二级学科主持召开的。这也是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估计将来还要这样延续下去。如何从中文一级学科层面,把汉语言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从中提炼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共同发出“声音”,以改变中文学科目前面临的多少有些尴尬的困境,这是浙江大学中文系近年来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去年下半年,我们在推出历时三年编撰而成的《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的基础上召开了“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是想清理中文学科的历史与传统,守正创新,在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进行“突围”。现在举办“大学中文学刊与大学当代文化使命”学术研讨会,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探寻中文学科在现行体制下浴火重生的发展之路,只不过切入的角度和观照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近年来,随着学术评价体系的日益标准化和体制化,学者们似乎多在忙于跑课题,现在评价机制也很看重课题及其研究的过程,而且到了有点积重难返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回到学术研究的“原点”,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回到汉语言文学学术研究的“原点”,如何在状态和境况都不那么好的情况下,尽可能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为汉语言文学这个传统学科发展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使之在自立自强的同时,在现代大学文化建设中发挥为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就很有必要。而“中文学刊”恰恰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它不仅是业内中文学者进行交流学术、通报信息、塑造形象的载体,而且也是推广和扩大影响,参与和提升大学文化品位的一个的重要桥梁。基于此,我们邀请海内外各著名高校中文系(或文学院)中文学刊主编,以及《中国语文》、《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本学科权威刊物主编,共同就如何进一步办好大学中文学刊,承担和发挥其当代文化使命等重要问题进行研讨。
大家知道,中国现有的学术刊物主要由以下三个系统构成:一是社科院和社联系统;二是学报和学刊系统;三是学会和研究会系统。几乎所有的学术刊物,都可以纳入这样三大系统之中,它们彼此相辅相成,形成一个颇具规模和气候的“学术共同体”。而在这三大系统中,属于“学报和学刊系统”的中文学刊虽然比较孱弱,但也许与社会文化转型大环境尤其是与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具体背景有关,近些年来也悄然地发生着某种值得注意的深刻嬗变:这就是一些拥有较强科研实力且在国内知名或较知名的中文系(或文学院),根据学术需求先后创办了为数不少的一批专业期刊(至少有三四十家之多)。这些刊物,有的有刊号,更多的是因受审批制度的限制没有刊号,而不得不采用以图书形式连续出版的模式;有的有实力的中文系(或文学院),还同时办有好几份专业期刊,它们已进入或开始进入主流的学术圈子,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当然,上述的中文学刊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中就有,而且质量普遍比较高;在现在的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汉学系),长期以来流行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系(或学院)为平台的专业期刊(台、港、澳地区及海外的大学不像大陆的大学那样,每所学校都办有同时涵盖社科和人文两大部类的、所谓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学报”),但似没有形成今天这样惹人注目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学科建设需要以及其他诸方面考虑,人们对此愈来愈重视,创办刊物和如何办好刊物,已不期然而然地成为中文圈子的普遍共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增强。以此观之,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中文学刊的前景必将大焉哉,并由此及彼对大学文化建设和整个“学术共同体”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这是当下值得关注的一种新的学术动态和文化现象。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中心和学术研究场所,尽管自中世纪肇始(西方大学脱胎于中世纪欧洲的修会学校),先后经历了“象牙塔”、“研究所”、“服务站”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并且因各国之间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扮演的公共角色也不尽相同。但是,强调内在的精神品质、自由思想和文化引领,则是所有大学的共同责任。学术刊物尤其是像中文学刊这样带有文化审思和价值取向的学术刊物,它更有必要在这方面自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场域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这也是历史和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是大学文化性格和文化功能所使然。
那么,如何办好大学中文学刊,寻找它在“学术共同体”中的独立位置?下面我想结合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办系刊的实践,谈两点不成熟的意见,再具体地讲,就是谈以下两个“关系问题”:
第一,刊物的个性特色和学科群的关系问题。中文学刊就大而言,属于学院派刊物,它应该追求和强调学术性,学术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系刊”不同于“学报”,也不同于“社科院和社联系统”、“学会和研究会系统”的刊物,同时涵盖了社科与人文两大部类、十几个一级学科,是这众多一级学科“综合”而成的一个学术刊物;而是将自己研究对象锁定在中文一级学科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它是中文一级学科专业化或曰专门化的一个学术刊物。“系刊”与中文学科的如上关系,对我们办刊来讲,既是局限,但从某种意义上,又如何不是优势,它有助于将学术进一步推向深化和细化,办出自己的个性特色来。当然,就中文一级学科而言,它本身也是一个异常丰富复杂的世界,按一般的知识谱系分类,大体包括语言和文学两大学科群、七个二级学科即通常所说的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古典文献学,它的可资阐释和拓展的学术空间还是很大的。更何况,语言文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存在,还是作为一种表达,它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所处的歧义纵深的文化体系及其他众多学科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基于对现实与未来中文的设计,我们如何做好它自身的两大学科群、七个二级学科的整合工作,使之达到1+1大于2的效果;或者说,如何做好以小见大、以专寓博这篇文章,彰显学问之精深。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对中文教学的研究。大学作为科研和教学的统一体,教学如何进入中文学刊,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也很有必要引起重视。都说高校是“教学中心”与“科研中心”,那么“教学”问题如何转化为学术问题——比如教学理念问题、教学体制问题、教学方式方法问题、在自身内部如何处理本硕博关系问题;还有在横向上,如何实现与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乃至理工农医等其他学科打通;在纵向上,如何实施与中学语文以及社会需求对接。另诸如文学教育、语言教育、文学史、语言史、学科史、课程史,乃至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等,都可以而且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现在对大学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而研究大学中的“系级”单位,尤其是研究“系级”单位教学的则很少见;即使有,大多也是行政管理学或准行政管理学的话语。中文系是科学研究的基地,也是教书育人的机构,研究教学是我们的本义。只有将这一块做好,才能充分凸显中文学刊的个性特色。将中文教学或教育研究全都推给教务部门,把它变成单一的行政管理学或准行政管理学的话语,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也不利于“系刊”的存在和发展。
第二,地域性和国际化的关系问题。几乎每所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中文学科都有深厚的积累和自己的“品牌”,这些应该在“系刊”上得到充分反映。如浙大中文系就以“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见长,它在百年历史上涌现的几十位堪称学界翘楚的名师大家,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这三个传统学科(具体可参见《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总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有鉴于此,也是为了充分展示中文学刊的个性,从系刊第五期开始,我们特设置一个专门栏目,用3—5篇文章的较大篇幅,对这些名师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后拟每期推出一位。
当然,在今天国际化环境下办刊,光是开掘和发挥本土或地域的资源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如何面向世界,从狭隘的“纯中文”走向开放、开阔的“大中文”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大中文”,至少涵盖以下两层涵义:一是跨学科,二是跨地域。前者,就是打破人为设定的学科障碍,将中文与哲学、史学乃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进行融合;后者,就是超越壁垒森严的地域界限,把它推向世界,使之与海外的中文或“汉学”进行双向能动的对话,成为各民族认同的、共享的精神文化财富。这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取法于西方的层次,“拿来”远多于“送去”,在“拿来”与“送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近些年来,情况开始有所好转,各式各样、各种层次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研讨会很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学”之外,学界又新搭了“海外汉学”的交流平台,几位汉学家的文章相当频繁刊登于有关刊物。然而,这样的交流平台在拓宽内涵和外延同时,是否也潜存着某种危机呢?莫言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的进程,而且对于中国文学研究及其中文学刊如何进行跨地域的交流对话也不无启迪。当然,中国语言文学能否走向世界,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为世界提供原创性的东西,即中国式的话语,包括精神的,也包括艺术的。如果没有这种原创性,即使走向世界,也不会持久。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语言文学能否走向世界,关键还是我们自身,是我们自己的精神艺术质量问题。中文学刊应立足于这样的高度来办刊,也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使中文学刊超越狭隘地域拘囿,在“学术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独立位置。
本文根据“大学中文学刊与大学当代文化使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