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再出发——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张晓玥

内容提要：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应消除“被看”的文化焦虑，以更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信任树立包容、开放、真正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念。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与世界的一场重要对话，其主题是精英立场的“人的文学”发现、确证与呼唤。作为开放性的精神生产方式，“人的文学”孕育了莫言对“乡土中国”的创造性审美开拓，也将赋予中国文学的再出发以宽广的路径。

关键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人的文学；乡土中国

诺贝尔文学奖，是关于行进中的世界文学的一种历史叙述。它通过对杰出作家的认定，不断书写着以文学方式展开的人类文明创造史的年表。2012年10月11日，当这份已经延展了一个多世纪的表单，第一次写下一位中国籍作家的名字——莫言的时候，世界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将从此改变。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与人类性贡献，以一种最为人所瞩目的方式，获得了世界的承认。这将推动中国文学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更加自信地在世界性的文学对话中发出中国的声音。百年来在世界与中国、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中艰难而又执着求索的中国文学，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世界性的起点。这个起点给予了中国一个新的契机。此时此刻，中国人最需要冷静地思考和追问，需要在得奖的欢呼声中重新审视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自己对待它的态度，需要思考莫言的文学创作中所贯穿的文学的精神是什么？追问莫言所身处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所凝聚和积淀下来的现代价值核心是什么？并进一步寻找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发出世界性的中国声音的方式与路径。

一

长期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话题，甚至形成了一个所谓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莫言获了奖，这个情结理应消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诺奖情结并非只是渴望获奖这样一个单纯的心愿，其中还包含着中国文学以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文学价值观去面对世界、与世界展开文学对话的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是否能够体现世界性，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世界性，是展开这一讨论的逻辑起点。这首先就要面对诺奖的历史不足问题。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存在是遗憾的。在一百多年里，它曾经错过了诸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诸如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契诃夫、里尔克、庞德、卡夫卡、瓦雷里、布莱希特、斯特林堡、乔伊斯、哈代、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或者也可以包括中国的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等等。与此同时，罗素、柏格森等凭借其哲学著作，丘吉尔凭借其“二战”回忆录而获得文学奖，此外还有不少获奖作家的文学水准并不被人们充分认可。如何看待这些漏评与“错评”，需要冷静的思考。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评判文学价值的绝对尺度。事实上，对于文学这种个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来说，永远不存在绝对的评判。任何具体的文学评价行为，都必然要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但文学却总是那样的丰富和多样。因此从根本上说，诺贝尔文学奖注定不可能完美。遗憾是它的宿命，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因此，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不足，需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和积极性的眼光。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价值与地位价值，不应从它的遗憾来评判，而是由它所发现那些杰出作家所确定的。否则，中国就可能在世界性的文学对话和交流中，在泼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获奖者地理的分布的不平衡，是人们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又一个焦点。很简单的数学统计表明，西方作家占据了大多数，其中又以欧洲最集中，亚非国家少之又少，中国则在莫言之前一无所获。莫言已经获奖，这个格局也没有根本改变。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获奖人不论国籍，不管是不是斯堪的那维亚的人，只要是最值得获奖的人即可”。很多人认定，这是在向西方倾斜，显然违背了评奖应打破国籍的原则。毋庸置疑，一个由欧洲国家设立且只接纳西方主流语言为推荐材料的文学奖项，会让西方作家凭借其地缘和语言的便利，在评奖中占取更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缺乏全面、深入的文学研究的情况下，仅凭作家的身份（国籍和语种）来作推论，是一种非常武断的价值判断。值得反思的问题不在于这一判断本身，而是其中深层次存在着的文化思维与集体心理。它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国家认同，既以“出身论”来评判人的精神创造，又用“平均化”来抹煞人的精神创造的个体差异。它表面上呼唤文学的世界性和人类性，呼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平等对话，实际上又否定了文学作为人类共通的精神创造的可能性。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地理分布，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中国文学尤其如此。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中，西方作家占尽优势是事实，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艺术形式创造深刻影响、推动甚至不断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样也是事实。从五四一代开始直至新时期文坛，几乎每一位重要的作家，都可以发现源自西方的深刻影响。在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思维与审美经验的交流、对话中，中国长期处于弱势的地位。中国文学在吸纳转化外来影响的同时，基于自身的传统与经验实现再创造并获得世界的认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经历了太多的历史曲折和重重苦难。

围绕地理分布展开的争论，根本点在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问题。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是，既然评奖由西方国家主持，就必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立场，植入西方的意识形态，并因此可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文学做出不利评价。譬如有学者指出：“瑞典是一个靠近极圈的国家，它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单薄的文学传统，使得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完成这一任务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它不能不借助于那些文化强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如法、英、美、德、西班牙等）的影响，来弥补自己在艺术触角和文学视域上的不足。这样，它所依据的美学标准、伦理原则也基本上是按照那些文化强国所给出的传统和习惯做出评判的。这种推荐和评选的价值取向明显有利于欧美作家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其他地区的作家。这一点，在推荐材料使用的语言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它要求用瑞典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拉丁语写成。”围绕着这个问题，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案例。他在1913年以诗集《吉檀迦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因为泰戈尔曾于1924年访问中国，并在当时掀起过一场“泰戈尔热”，也因为印度与中国相类似的历史境遇，国内学术界对于泰戈尔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是相当关注的。有学者通过援引翻译理论家森古蒲塔的著作指出，通过对孟加拉语写作的《吉檀迦利》的选择性英语翻译，才成就了他在西方世界的盛誉——“无论泰戈尔最初动机如何，至少他非常明白，他能否进入欧美主流文化并获得认可，就在于他的英语创作是否契合了英语国家的文化权力结构。为此，泰戈尔把孟加拉语的原作进行了细致的筛选、删节和改写，没有将原著中直接表现印度种姓制度、民族运动、社会思潮等内容的诗歌翻译过去，而是选取了那些更为单纯宁静、具有宗教神秘的诗歌，这些优美出色的英文译本成为他进入西方世界的一个通行证。”还有的学者的判断则更加鲜明直接：“泰戈尔自译的英文本《吉檀迦利》之所以迅速获得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同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接受语境中的诗学规范、目标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东西宗教哲学的兼容并蓄、殖民地他者‘映像’重现。”上述讨论似乎有力地揭示了诺贝尔文学奖所可能渗入的西方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英译本的《吉檀迦利》的静穆纯美、清新自然、牧歌情调、宗教神秘以及人类之爱，究竟在文学审美的意义上是独属于西方的，还是具有人类性、世界性恒久魅力的？泰戈尔“西方映像”所征服的其实不只是西方，也包括中国。据统计，仅在1920—1924年间中国刊登与泰戈尔相关内容的刊物多达三十余种，大约有百余人从事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工作，泰戈尔作品中译本数量达155种。甚至在当时的中国诗坛还形成了泰戈尔影响下的一个“小诗”创作的热潮。“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这段话出自冰心1920年的《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她在泰戈尔那里所发现的和所接受的，其实和西方相类同。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就莫言展开。莫言是中国当代海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笔下充满着丑怪荒诞、性、暴力、苦难与野性生命力的高密东北乡，是不是与泰戈尔一样，是作为“他者映像”了西方的想象而受到青睐？美国学者托马斯・英奇曾写过一篇《西方人眼中的莫言》，“认为《红高粱》营造了一个神奇的故乡。整部小说具有史诗品质，其中创新性的叙事方式颠覆了官方的历史真实性，对日本侵略者也非简单地妖魔化处理，在创作中浸透着作者的观点，塑造了丰满、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这种看法其实在中国学界早已成为共识。更具体到莫言的新作《蛙》，小说的文本是由四封长信和一部戏剧组成的，收信人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剧本写作的参照对象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为是作家刻意追求的“国际化”策略，甚至是向西方乃至诺贝尔文学奖的“献媚”行为。事实上，复合文本叙事探索，是莫言一贯的写作方式，是他的个性化的审美经验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透明的红萝卜》的儿童视角，《红高粱》以“我爷爷、我奶奶”的口吻融合了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天堂蒜薹之歌》则是并置了一个故事的三种讲述，《酒国》则不断插入“莫言”与“李一斗”的通信，《檀香刑》则整体上是一个“拟戏剧”文本。关于莫言的叙事，其英译合作者葛浩文认为，“这位小说家对官方历史与记录在案的‘事实’不感兴趣，而是惯于运用民间信仰、奇异的动物意象以及不同的叙事技巧，和历史现实（国家和地方性的、官方和流行的）混为一体，创造出独特的文学，唯一令人满意的文学。”具体到《酒国》，他则认为其“结构之新颖独创，更鲜有能望其项背者”。葛浩文的这些看法，显然也与中国文学界并无太大差别。

围绕泰戈尔和莫言，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审美的相遇，不免让人想起1827年歌德读到一本中国传奇的时候，曾经发出的著名的感叹：“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因此，他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并预言“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来自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不融入西方的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辨析这是一种怎样的西方价值——是意识形态的偏见，还是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人的情感关怀、人性的爱与美？在跨文化对话中，处于文化传播弱势地位的一方，常常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既“敝帚自珍”又警惕“误读”，于是产生“被看”的焦虑。在文学审美问题的讨论中预设西方与东方、西方与中国的价值不平等，正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这可能会在误读他者的同时，也遮蔽对自我的认识，进而阻碍真正的文学审美对话与交流。泰戈尔和莫言的文学，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现代感。这种民族个性不应被简单化地等同于西方眼中的“他者”，而现代感也不等同于西方化，而是能够激发不同民族与地域的共同美感的世界性因素。

不可回避的还有文学语言的翻译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的遴选只接受西方主流语言的推荐材料，这对中国文学不利，也是诺奖本身的局限性。对此，同样需要冷静的思考。首先应看到文学翻译的难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语言都与其文化的特点，与写作者的个性化风格水乳交融。在文学语言翻译的过程中，文化特色、文化内涵与写作者的个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再现，这是一个需要探讨却很难有结论的问题。其次，不仅语言的障碍不是决定中国作家能否获奖的根本原因，莫言的获奖从根本上也不是取决于其作品的翻译。而且，通过良好的翻译而获得诺奖，并不能改变中国文学本身的价值，这只是多了一种重要的肯定。第三，围绕翻译问题，更应该通过文学来反思中国自身的历史问题。与现代文学相比，在世界性的传播交流中，当代文学却“因很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不进反退，哪怕是在今天，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固然很多，但‘拿去’却寥寥无几”。此外，或许也是更重要的，关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我们应怀有更充分的文化信任和包容意识。一百多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在深刻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已经确立了诸多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地位。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有朱生豪、卞之琳、田汉、曹禺、戴望舒、方平、曹未风等风格各异的译本，但这并未阻碍中国人对莎剧的诗意空间与人文情怀的接收。与他向的担忧和怀疑相比，自我的反思永远更具建设性的意义。我们不能回避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但更需要正视的是这一已拥有百年历史、且迄今依然最具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学奖项的纯粹性——它以总结历史的方式而标示出的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学信念和文学精神。无论面对世界文学，还是建设自己的文学，中国需要“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的文学信念，需要更包容、更开放、更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念，需要更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信任。

二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对象为“不论其国籍，但求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且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家”。诺贝尔先生的遗嘱清晰地标示出，世界性与人类性，或者说人学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理想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精神，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现代化探求的起点所在。王国维在1907年撰写的《人间嗜好之研究》称：“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五四时期，周作人以“大人类主义”为基调倡导人道主义文学：“现在知道了人类原是利害相共的，并不限定一族以国”，“这样的大人类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基调”。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之一，文学研究会从一开始就举起人类性的文学旗帜。《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提出，文学的价值与功能在于“能够以慈祥和蔼的光明，把人们的一切阶级、一切国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里面”。这种世界性与人类性的“人”的文学观，也与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观念相通，其文学价值观和文学理想的要旨正在于“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现代中国的“人的文学”，就是五四所开启的，以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为标志的精英的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在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自觉而必然的选择。它不屈身于权威，也不迁就种种既成的习惯，更不向世俗化的一切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它是自我的充分张扬，是有生命尊严的个体精神的自由创造。它赋予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的人学品格与操守，确定了中国走向现代的、世界性的起点。然而，由此而展开的中国文学的现代道路却并不平坦，非文学的粗暴干涉，曾一度将她推向了濒临灭绝的境地。“人的文学”终于回归。莫言的文学道路，正与现代中国的“人的文学”的回归相同步。这一回归也并非一帆风顺。商品化和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正在日益消解着现代人文精神，带来精英文学立场的渐渐迷失。在这样的背景中，“文学价值失落”、“文学跌入低谷”、“文学沦为商品”、“文学无人问津”、“文学是文学圈里的事”等等声音泛起。我们甚至因此正在失去自我确证的勇气和自我发现的能力。事实上，莫言始终在我们身边，与莫言秉持和实践着同一种文学理想和信念的中国杰出作家同样在我们身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人——至少应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应该真诚地感谢诺贝尔文学奖。感谢它对于扎根于中国土地上的中国精英作家的发现，对于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学的认定。与此同时，诺贝尔文学奖也同样应该感谢中国。感谢人类那一种隽永美丽的文字，那一脉博大深厚的文化，那一方广袤丰富的生活，以及由此而孕育的杰出中国作家的精湛的审美创造，给予了这人类共同的文学桂冠以重要、独特、丰富的内涵。因此，莫言的获奖，实际上展开的是一场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对话。这场对话的主题，就是属于中国也同样属于世界的精英立场的“人的文学”之发现、确证与呼唤。

获奖后莫言在答记者问时，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文学信仰：“作家的写作不是为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哪一个团体服务的，作家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同时，也就自己的写作申明：“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这并非是莫言在获得了世界性荣誉之后所刻意做出的姿态，而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学追求。莫言曾回忆自己写作《红高粱》最初灵感来自于80年代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的争论。当时曾有一位老作家质疑年轻一代没有亲身体验，难以写好反映战争、反映历史的作品，莫言立刻予以反驳：“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关于为什么《红高粱》会在当时产生巨大反响，莫言则是通过反思人被禁锢的中国历史而予以回答的：“我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充分地尊重个性，充分地理解人性，为人性的解放与人格的觉醒而写作，是五四所开拓出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宝贵的精神传统。

不少批评家习惯于把莫言归为“民间写作”的代表。不过，莫言对“民间”的看法却具有相当鲜明的精英色彩：“提到民间，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东西来写”，“民间写作，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在他的理解中，“民间”的意义“就在于每个作家都该有他人格的觉醒，作家自我个性的觉醒”。怀着“人的文学”的信念，莫言创造了一个独特而广阔的文学世界。这里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性关怀，有着复杂境遇中人的灵魂的矛盾与痛苦，有着富有责任感的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有着元气充沛、汪洋恣肆的艺术想象力，有着执着而又特立独行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有着植根于乡土中国的独特的审美的发现与表现，有着对于中国心灵的秘密与众不同的发掘，有着鲜明的现代感和浓郁的中国气息……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闪烁着的一个大字，就是“人”！莫言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是一以贯之地用独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方式坚守着关于人的深沉体验和严肃追问，展开一个个深深立足于人的审美的自由王国。莫言的胜利，是“人的文学”的胜利，是不媚俗、不随波逐流的精英文学的胜利。

三

毫无疑问，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也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成就，甚至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准。在文学审美的王国里，最高，就像柏拉图心目中的理式的世界，是老庄心中的大道，是人们心向往之、执着求索却永远难以企及的一种存在。围绕获了奖的莫言，严肃的文学意义上的批评、质疑乃至否定，也将依旧不断。但无论持何种态度，人们都不能不承认，莫言的文学创造，只是不能穷尽的文学审美世界中的一种，而且是独属于他自己的、充分个性化的一种。从广义上说，一种文学的样式，一种文学的风格，一种文学的经验，一种文学审美的趣味，永远的“一种”，是每一个作家的宿命性的局限。莫言以及莫言们都不能例外。这种局限是他们所坚守的“人的文学”所赋予的，是“人的文学”对人的个性的充分尊重、理解和包容所赋予的。“人的文学”赋予她的书写者以不能超越的有限性，恰恰是“人的文学”自我确证的独特方式。人的无限的丰富性与可能性，决定了“人的文学”的广阔空间。“人的文学”是一种宽容而开放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价值立场。面对人形形色色的生态与心态，大脑与双手，精神与情愫，欲望与追求，她始终抱有特别的敏感、由衷的敬畏以及探究的勇气、表现的智慧。她是一种开放性的精神生产方式，将不断孕育和催生独具自我个性与风采的文学的生命，而不是粗暴地以某一种文学来否定、排斥乃至禁绝“异己”的一切。莫言的获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但却以一种为全世界所瞩目的方式，有力地证明了“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的文学精神、文学信念与文学价值的力量。

“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授奖辞，相当冷静地陈述了莫言文学世界的面貌，同时也在文学资源的意义上，有意将莫言收纳于自己的价值评判传统中，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莫言融会世界与中国的审美实践的强调。把世界文学的现代经验，与本土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传统相结合，莫言选择是一条宽广的“人的文学”的道路，并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印有莫言足迹的这条路，依然宽广而畅通。而且，在“人的文学”的方向上，这只是众多道路中的一条。

人，中国文学永远的世界性的新起点！期待中国文学的再出发。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1. 汪剑钊：《光荣与遗憾——百年诺贝尔文学奖评述》，《百科知识》2000年第11期。
2. 刘燕：《泰戈尔：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误读——以〈吉檀迦利〉为个案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3. 陈历明：《〈吉檀迦利〉：是创作还是翻译》，《外国语》2011年第4期。
4. 艾丹：《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泰戈尔热”》，《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 冰心：《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1920年9月。
6. 刘江凯：《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西方世界怎样看待莫言，还可参阅姜智芹：《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当代文坛》2005年第5期。
7. （美）葛浩文：《莫言作品英译本序言两篇》，吴耀宗译，《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8. （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9. 吴秀明、董雪：《诺贝尔文学奖与文学语言翻译》，《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
10. 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11.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北京《晨报》1920年1月8日。
12. 《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阿英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73页。
13. 《莫言：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作家不为党派服务》，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2012nuobeierwenxuejiang／content－3／detail＿2012＿10／12／18219386＿0．shtml。
14. 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红高粱》，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148页、第151页。
15.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