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夜秃笔文集 - 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研究

稽山镜水的怀念——访绍兴周总理故居

（1978年3月）

今年三月五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周年。在人们欢度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二个新春佳节的日子里，我们来到了绍兴县城关镇劳动路东段，瞻仰了周恩来总理的故居。周总理故居坐落在绍兴城关镇宝祐桥西堍，旧名“百岁堂”。因周氏族人中曾有一对夫妇，平均年龄活到一百岁，“百岁堂”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这是一座坐北朝南、具有明代建筑式样的古朴砖瓦房。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遗址，把它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周总理故居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进入故居正中的竹丝台门，仰首可以望见台门斗上悬挂着“周恩来总理故居”七个大字的匾额，白底黑字，十分醒目。经过台门斗，是一个小天井，东西两侧各有小廊对拱；移步进内，便是“百岁堂”文物陈列大厅了。大厅口迎面竖立着一幅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一起的巨幅照片，陈列厅正中悬挂着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的遗像；遗像上方，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大幅横额，左右侧小横额是“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我们默立在周总理的遗像前，心中充满了对总理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陈列大厅里，展出了周总理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时期合影的照片，周总理生前经常学习的马列、毛主席著作，用过的办公生活用品、三合板、清凉油、硝酸甘油、睡衣睡裤、布鞋、餐具、国产上海牌手表……这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示了敬爱的周总理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奋战，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自己一生的光辉业绩。敬爱的周总理啊，您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瞻仰文物大厅后，穿过东面小廊，我们来到了“百岁堂”里进，房子南面有一小院子，院落整洁朴素。这三间房子原系楼屋，后因年久失修，被台风毁坏，现在的三间平房是后来改建的。在东侧一间里，陈列着周总理少年时英俊威武、目光炯炯的照片。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我们思绪万千，不禁想起了少年时代周总理在绍兴度过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一九一一年三月，年仅十三岁的周恩来离开江苏淮安，回到故乡绍兴。周恩来在故居生活的一段时间里，经常早起晚睡，看书习字，勤奋学习文学、历史、自然、英语等方面的知识，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和对事物的分析能力。据一些亲属回忆，周恩来当时常常流露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敢于向封建遗老们开战。一九一二年春节后，周恩来才离开绍兴，由亲戚接往东北沈阳读书。这将近一年的绍兴生活，使周恩来适应了江南水乡的生活习惯，了解了绍兴的历史风貌和地理沿革，并看到了绍兴民间的生活疾苦。

进入里进中间，我们看到了一张赭色的六角木桌。一九三九年三月，周恩来同志来到绍兴后，曾在这里亲切地接待了绍兴各界人士，向他们积极宣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战略和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屋子靠窗口的地方，还陈列着一张赭色写字台，上面放着笔、墨和砚台。当年，周恩来为了激励故乡人民奋起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曾在这张写字台上题词。现在展出的这两张桌子，都是当年的原物。在墙上，悬挂着周恩来当年在绍兴从事革命活动的十多幅题词和当时拍摄的照片。幅幅题词，笔力雄健；张张照片，英姿焕发。这些饱经风霜、弥足珍贵的题词和照片，不由得使我们追溯到三十九年前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为实现毛主席“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伟大战略任务，作为我党的首席代表，以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不辞辛苦，赴汤蹈火，奔走于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由重庆至江西，经金华、丽水，转道淳安、分水、於潜、桐庐、萧山，于三月二十八日来到了绍兴，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给故乡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莫大的鼓舞和推动。

周恩来同志到绍兴后，了解到当时粮荒十分严重，即于三月二十九日深入会稽山麓和平水江下游一带农村，视察和了解故乡人民的斗争和疾苦。当天下午，周总理顺道去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纪念地禹陵，瞻仰了大禹的塑像，对大禹为民治水的精神深为敬佩，并在“大禹陵”石碑前摄影留念。

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参加了绍兴城卧龙山南坡中山厅前草坪上举行的火炬晚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周恩来同志向绍兴各界人士宣传了毛主席、党中央团结抗日的伟大决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揭露了反动派卖国投降的罪行，驳斥了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赞扬了绍兴人民抗战情绪热烈，有“不复河山誓不休”的英勇气概，号召大家提高战斗精神，持久抗战，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周恩来同志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团结民众力量，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为故乡人民指明了光明灿烂的前途。

三月三十日晚上，周恩来邀了四位大明电气公司的青年工人及几位亲属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座谈时周恩来从西安事变的经过，谈到我党处理这一事变的方针政策，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从三天三夜的长沙大火，谈到反动派的凶狠残暴；从抗日的形势和任务，谈到应当学习鲁迅坚韧不拔、倔强勇敢的战斗精神……最后，周恩来同志热情地鼓励到会的工人和亲友们要敢于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座谈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和到会同志亲切握手道别，一直把他们送到门口。是夜，周恩来同志下榻处彻夜灯光通明。在这不眠之夜，周恩来仍伏案工作，为勉励故乡人民积极抗日，挥笔疾书了多幅重要题词。周恩来同志在题词中指出：“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为了鼓舞故乡人民持久抗战，周恩来指出：“前途光明！”“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周恩来号召工人和青年们要发扬鲁迅对敌不退让、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与日本侵略者作拼死的斗争，“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周恩来同志勉励妇女们要学习秋瑾的革命精神，“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周恩来还特地为沦陷区的亲属题了词，教育他们“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故国，才是真认识”，并嘱咐在绍兴的亲属们一定要设法把题词转送到他们手中。周恩来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号召教育界人士要“精研中国文学，发扬民族意识，创造出中国民族的新文学”，以增强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同志对青年一代关怀备至，在题词中，他鼓励青年们要“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并指出：“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青年是黄金时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并要他们在抗日的洪流中“乘长风破万里浪”。周恩来在题词中还写道：“人人尽力，人人享受，人人快乐，这是大同世界。”以通俗的语言给人们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周恩来同志的演说、谈话和题词，给故乡人民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使故乡人民犹如“迷途的航船找到了灯塔”。从此，会稽山麓，鉴水之滨，抗日的烽火越燃越旺。许多革命青年积极响应周恩来同志号召，纷纷奔赴抗日前线，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里进靠西的一间屋子，是陈列室最后一间。这里，展出了解放后敬爱的周总理关怀绍兴人民的几幅照片。

绍兴县县委书记、上旺大队党支部书记王金友同志曾三次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曾亲自安排王金友等同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住地——中南海过夜，晚上还去寝室看望。一九六九年，王金友同志赴京出席党的“九大”。一天晚上在观看文艺演出时，他正好坐在周总理的身后。当周总理知道王金友同志是浙江绍兴去的代表时，马上站起来和王金友同志亲切握手。周总理对绍兴人民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绍兴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一年，绍兴广大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夺丰收，粮食亩产超过了千斤。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曾鼓励代表说：“绍兴我是知道的。过去很苦，苦要革命，革命加拼命，粮食超千斤。”敬爱的周总理，您对绍兴是多么熟悉，对绍兴人民是多么了解和关心啊！

敬爱的周总理还多次观看了浙江绍剧团的演出。一九五七年冬，浙江绍剧团在上海演出，周总理首次出席观看。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向演出人员赠送了花篮，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周总理亲切地对演出人员说：“我是绍兴人。今天第一次看到绍剧，是陈老总介绍的。”又说：“你们演得很好，外宾们看了很满意。”周总理还详细询问了绍剧的唱腔、曲调等情况，最后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临别时周总理一面向大家频频挥手致意，一面说：“欢迎你们下次到北京来。”一九五八年五月，浙江绍剧团赴京汇报演出，周总理又一次出席观看，演出结束后又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热情地说：“我们又见面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演员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勤学苦练”。一九六一年九月，浙江绍剧团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周年大会演出，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观看了演出。事先，周总理曾向中央领导同志介绍：“今天请你们看绍兴大班。”大会结束后，周总理又一次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六一年十月，敬爱的周总理把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推荐给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观看。毛主席观看了演出后，十分感奋地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不朽诗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敬爱的周总理一生立党为公，无私忘我，肝胆照人。周总理曾一再制止修缮他的故居，多次指示：“旧居不要去参观，房子可以给国家使用。”并要大家去韶山瞻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旧居。他还一再教育亲属要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模范地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他曾对亲友们说：“我是人民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这种崇高的革命品德，将千秋万代永远为亿万人民所传颂和学习。

一九七三年，敬爱的周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对去京看望他的一位表妹说：“每个革命阶段有每个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以前给你题词要你学习秋瑾，积极投入抗战。秋瑾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有过杰出贡献。现在抗战早已胜利了……要是再停留在那个时期就不够了。”周总理的教诲含意深长，为我们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当我们瞻仰周总理故居结束，走出周总理故居陈列室后门的时候，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我们看到参观的人们正冒着大雪，排着长队，在纪念品出售窗前争相购买周总理纪念章，作为自己一生最有意义的纪念品。人们深情地端详着闪闪发光的周总理纪念章，并郑重地将它佩戴在胸前，以表达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啊！敬爱的周总理，您没有离开我们，您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鼓舞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决心以您为光辉榜样，一直向共产主义迈进！

敬爱的周总理，稽山镜水的人们永远深情地怀念您！

周恩来同志辛亥年间在绍兴的片断回忆

（1979年3月）

我同周恩来同志在辛亥年间有过一个相处的时期；尔后，又有过两次会见的机会，直接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热情教育和亲切关怀。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幸福。深情长相忆，心底往事浮。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教育，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我家住在绍兴掇木桥“百岁堂”。这一年我十虚岁，在绍兴大营里尚德学堂读三年级。阳历三月初的一天，放晚学回家，母亲对我说：“二妈家里来了个人，你要叫他七哥，要有礼貌。”我问：“七哥哥是啥人？哪里来的？”祖父说：“他是从淮安来绍兴的，小时候跟大人也来过。今天是从火珠巷王家姑母那里来的。”“他是攀龙公公的孙子，比你大四岁，生肖属狗，你的堂兄弟，名字叫恩来。”提起攀龙公公我就知道了，因为他做官时到“百岁堂”来开过贺，开贺的热闹情景后来在大人口里还经常听说的。记得第二天，是星期日，“百岁堂”的孩子们在玩风筝，我站在一旁看。这时，七哥来了。他穿着长衫，戴着秋帽，向着我们微笑。三妈陪着他，向他介绍这是谁那是谁。过了一歇，七哥走过来和蔼地问我：“尚兄弟，你有没有风筝？”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到家里去玩玩好不好？”那时，我听他的话不大好懂，但见他客气可亲，就跟着他进了二妈家。到了小客堂里，七哥拿出桔红糕给我吃，问我家里有几个人，读几年级。我那时人还小。三妈就代我回答说：他家有六个人，尚麟的父亲早死了，靠七十多岁的爷爷在菜馆打杂，靠妈妈做针线，才勉强维持着一家的生活。七哥听了，表示非常同情地说：“尚兄弟，不要难过。你还有亲妈妈，我的妈早死了呢！这次我是从奶妈家里过来的。”七哥还说，自己在淮安生活很困难，父亲流落在外地，失了业，伯父在外面有时靠着典卖东西来维持生活，日子也是很艰难的。

清明节到了。这天，七哥和我们一起到九缸山下的裘家岭、外王等地扫墓。扫墓完毕，我们在山上拗映山红、牛郎花，七哥却在仔细看着墓碑上的字。当时，扫墓在房族中是轮流值年的，这—年轮到了八一公公。我祖父就被唤去做厨师。扫墓回家的路上，我祖父就问七哥：“绍兴和淮安那边比较，扫墓的习惯有啥不同？”七哥笑笑说：“绍兴的扫墓习惯比淮安古风一点，最明显的是妇女不能参加。”然后又对我祖父说：“公公你忙了一天辛苦了，要好好休息一下。”我祖父听了很高兴，称赞他年少懂事，有礼貌，常对我们说：“你们要学七哥的样啊！”

“七哥晓得的东西真多”

我和七哥开始接触时，七哥有好些话我不大懂，常常要三妈出来当翻译。因为三妈在江北（淮安）住过，懂得那边的话。听我母亲说过，二妈、三妈是七哥比较亲近的堂伯母，他们称呼七哥为“大鸾”，并告诉我七哥又叫“恩来”。当时，辛亥革命还没发生，一些古派的人总喜欢称人家的孩子为“少爷”，所以也有人呼七哥为“七少爷”。后来，我和七哥熟了，一放学就和他在一起玩。一次，比我年长一点的几个堂兄弟，围着一丛鲜花在争辩，一个说是“月季花”，另一个说是“蔷薇花”。七哥听了后，就作了说明，说得头头是道，大家都很信服。

端午节到了。这天七哥领了我去游府山，爬上山顶望海亭时，见有人在买凉粉、石花吃，我也想买碗吃。七哥见了说：“这不卫生不要去吃。”当我们走到雷公殿门口时，我见了雷公电母菩萨，感到很可怕，就赶紧下跪朝拜。七哥见我的情状，二话不说，就笑着把我拉走了。在庙旁，他花了几个铜钱，买了几株龙芽草，我们就坐着吃了。我们边吃边谈，很有趣味。他说：“这座府山原来叫卧龙山，以后绍兴建了府，才叫做府山。”随后，我们一起到了越王台，下山到镇东阁，经过火珠巷，到了七哥姑母的家里。七哥在绍兴时，有时住在王家姑母处，有时则住在“百岁堂”二妈家里。这天，七哥就留住在王家。我则由姑母家的保姆陈妈陪送着回了家。七哥没上学，但自学很用功。我去二妈家看他时，常见他在读书、写字。许多书是王家姑母借给他的。在盛夏的夜晚我们都到屋外乘风凉，七哥还在煤油灯下学习。有时实在闷热了，他才从屋里出来和我们一起乘凉。在乘凉时，他有时给大家唱歌曲，有时则背咏诗词。诸葛亮的《出师表》，他就能一口气背出来。有时他和我们一起听讲《三国演义》，还有绍兴别的一些传统故事。当有人讲到曹操是奸臣，所以戏里扮大花脸时，七哥就说：“《三国志》里的曹操不是这样的，他有才能，兵多将广。”听到讲“三顾茅庐”时，七哥当场就背出了诸葛亮的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他还把这四句诗作了解说。我听了很感兴趣，就要求他写出来。七哥就写给我一幅。此后，我就模仿七哥的正楷写，写这二十个大字。因为学着写了很长时间，所以四句诗至今还记得。

八一公公是个老秀才，乘凉时经常谈起封建的“老经”来。有一次他对我们说：“做人的道理就是要忠于皇帝，孝顺父母，敬重师长，这之上还有天地，天地有菩萨，管理人间一切。”七哥听了就很不以为然地说：“天地是自然界，有啥菩萨？君皇尧是好的，夏禹治水也是好的，但他传给了儿子就不好了。糊涂皇帝忠他干啥？！师长教得有道理，就要敬重，要是教得不对又有什么好敬重呢？”有一次八一公公又说：“‘三元’（指解元、会元、状元——整理者）都靠师长教出来的，……你书读伊作啥？”七哥说：“‘三元’有啥用？读书难道是为了考‘三元’？”八一公公听了，无可奈何地叹叹气，接着叽哩咕噜地连声斥责说：“‘小赤佬’真是没出息的。”八一公公常对我的一个堂伯说：“现在天下不太平。要太平就要听宣统皇帝的圣旨，要再出个曾文正公来治国平天下。”七哥听了，就很气愤地说：“曾国藩是卖国贼，叫了洋鬼子来打太平天国，残害中国人。清朝皇公是专门欺压老百姓的。”随后，七哥就把民间形容清朝官吏是妖魔鬼怪的顺口溜念了起来；“青眼红头发，牙齿丈七八；小人囫囵吞，大人连嚼嚼。”念毕，又作了非常生动的解释。还有一次，八一公公又说：“当今妇女风气不好，都是被秋瑾带坏的，秋瑾该杀。”七哥立即和他争辩说：“秋瑾是女中豪杰。她出在绍兴，闻名全国。中国妇女要是都像秋瑾就好了。”八一公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我听了七哥的话很觉新鲜。看到七哥口才很好，没有被八一公公难倒，心里感到很痛快。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七哥晓得的东西真多啊！”

七哥在辛亥革命前后

秋天来了。我们经常相约去斗蛐蛐（绍兴方言，即蟋蟀）。对此，七哥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七哥看到我在斗蛐蛐，就走过来对我说：“这种游戏没有意思。”劝我不要去干这些玩意儿。这时，就有一个人出来讥讽七哥说：“江北佬，不识货。别听他的。”别的人见他辱骂七哥就站起来同他评了理。这人恼羞成怒，就大耍无赖，故意把几个蛐蛐罐头踢破了。争吵得很厉害，双方几乎要动武了。这时，七哥感到很为难，恰好二妈、三妈也赶来了，把孩子们唤回家去，在这之后不久，七哥就被接到姑母家里去了。

这时，在我心目中，七哥是自己顶好的保护人，没有和他在一起总觉得孤单，觉得没味道。所以七哥走后，我就常常跑到王家姑母家里去看他。见面时七哥就常常要我讲些学校里的事情。七哥总是说，要遵守学堂规则，不能任性贪玩，要好好读书，认真听讲，还要我努力养成早晨读书的习惯。当时，我写不好字，七哥说，不要老是描影格字了，要仔细看着字帖写字，练字要练出自己的风格来。后来，我到姑母家里去看七哥时，就把写字本拿去给他看，他就像先生一样，给写得好的字打红圈圈。

七哥生活艰苦朴素。有一次姑妈给他做了件花棉袄，他感到不顺眼，不想穿。姑妈、二妈给他吃的点心，自己舍不得吃，但一有了就给我吃，有时给我打的红圈圈多了，给我吃的东西也多一点。他鼓励我写字要一次比一次写得好。有一次，我到姑母家时，正值七哥要上街，就叫我同行。到了墨润堂，店员对七哥说：“你来了，正好。你要的书，我摆开咚。”七哥大略看了一下就付了钱拿着书走了。在往回的路上，七哥告诉我说：“这书是头天拣好的。”

到了冬初，绍兴光复了。王金发进了城，我们尚德学校的学生就集体剪去了辫子。到了十二月间，七哥又回到了“百岁堂”来住了。记得那次来时，他已经剪去了辫子，还戴了一顶光复帽（绍兴称鸭舌头帽——整理者）。我发现他好像改了相就噗哧笑了起来。七哥严肃地说：“光复了，这条民族压迫的辫子也剪掉了。是好事啊！”不久，地保在“百岁堂”台门口墙上贴了一张安民告示，看的人很多。我很快把这事告诉了七哥。七哥过来仔细看了好些时候说：“皇帝倒台了，不要逃难了。”我紧着问他：“是不是‘青眼红头发’（指清朝——整理者）打倒了？”七哥含笑回答说：“是啊。”过了几天，七哥又给我改了大字本。他看到我还写着“宣统三年×年×月”的字样，就说：“你以后就不要再写这年号了。”接着他就挥笔把“宣统”二字划掉了。

这年年底，七哥是在二妈家过年的。在新年里，我到东关外婆家做客去了，大约住了十来天才回到绍兴。回家后不见七哥，问了二妈才知道七哥已被叔伯接走了。我一时还不相信，就再到姑母家里去找他。到了门口，陈妈也说：“恩来少爷已经被他叔伯领去了。”我接着问七哥被接到哪里去了，陈妈回答说：“不知道。”这天我心里怏怏不乐，拖着重步子回到了家里，我多么希望七哥再回来啊！

十二年后喜重逢

同七哥离别以后过了三年，我就开始了学徒生活。

一九二二年，在那兵荒马乱的黑暗年代，我失业了。一九二三年经父亲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到了杭州，在华兴鞋店里当外账房。次年八月的一天我回到绍兴，来家里洗换被铺。回杭州前夕，我到火珠巷姑妈家里向从小认识的七哥的表弟贶甫兄辞行。贶甫兄一见到我就兴奋而又小声地说：“恩来在绍兴！”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就立刻问：“他在哪里？我要见他。”贶甫兄说：“你明天到朱合兴菜馆来，我已定好了午餐。你来吧！”我又问：“朱合兴菜馆很偏僻，为啥不在大街上，要到那个角落头去午餐？”他说：“正是因为那里僻静些才去的。”我听了，还不知底细，但一想到可以同阔别十多年、常常思念的七哥再次相见，心里真有一股乐滋滋的味道，当年一起生活的许多情景，都一幕一幕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了。

第二天我到了宝祐桥朱合兴菜馆楼上。七哥穿着西装，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问长问短。他问了我家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你有了工作很好，我真为你高兴啊！”吃饭的有八九人，其中有几个是我不认识的。但七哥与他们谈得很热火。接着，大家边吃边谈开了。当时有位堂房小叔正住着七哥祖上的房子，曾经问过七哥：“这次回来是否打算在绍兴久住？要不要房子？”七哥回答说：“不要了。这次是来探望亲友的，过几天就要走。”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次七哥是从上海转来的，他已经到过法国、英国和德国，这次是从巴黎留学回来经过上海来绍兴的，接着将去广东干教育训练的事务了。

当天晚上，我去王家见七哥，他已由西装改穿长衫了。我们谈的时间很久内容也很广泛。七哥同我讲了许多国外的见闻，又联系到国内的情况说：“我们中国比欧洲落后，失业的人也很多，许多工人出国在给外国做苦力。我到上海也看了一看，我国的经济政治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租界里很热闹繁华，别的地方却冷落破败。中国要发达，工业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但是首先要有自主权。现在我们国家就是缺少自主权。”他深有感触地说：“辛亥革命已十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名义上是‘中华民国’，实际上国家不统一，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混战，这怎么弄得好呢？”他最后说：“中国要强起来、富起来，必须外争主权，内谋统一。”次日晚上，我又去王家看望他，临别时，他对我说：“你祖父、母亲处，我来不及拜访了。请你代为问安。”接着我就把通讯地址抄给了他，并向他要通讯地址，他说：“现在我的地址还不稳定，等到了广东有了固定的地址再告诉你吧！”

告别了七哥后，我从绍兴回到了杭州。过了几天，当时的省警察厅就来传讯我，先后传讯了三次。他们无理斥问我，说我见了“赤党”为什么不报告，还硬要我交代七哥的来龙去脉。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绍兴警察局为此也传讯了七哥在绍兴的一些亲友。

三十年后又重逢

解放初，我没有固定的职业，生活上存在一些困难，我把自己的情况告知了当时在绍兴市工商联任职的贶甫兄。

一九五四年，贶甫兄上北京出席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回来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说：“我把你的情况告诉总理了，总理要你继续好好工作，还要我给你带来了三百元钱，以补助生活。”当时我闻之愕然，在深情的感激之中，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我对贶甫兄说：“总理的话我一定听，总理的关怀之情我收下，三百元巨款我受之有愧，是不敢当的。”贶甫兄却说：“盛情难却嘛！安心收下吧！”我收下总理亲自送我的钱，激动得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七哥和我阔别三十年了。现在，他担任着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总理，还记着我，为我操心。我感激的心情真难于言表呀！我多么想有一个见见总理、当面道谢的机会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五五年秋的一天，贶甫兄说：“总理在杭州，我们明天去见见吧！”我说：“好，好，好！”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杭州。午后一时许，在西湖六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我们幸福地见到了总理。当贶甫兄刚要把我介绍给总理时，总理亲切地说：“我认识，我认识。”当我说到三百元钱，正要表示感激时，总理当即说：“私人小事，不足挂齿。”总理还深情地对我说：“希望你老当益壮，继续努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回答说：“我一定听总理的指示。”总理立即纠正说：“不，听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对自己是这样的谦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样的尊敬，对于我这个普通的群众，又是如此的关怀和爱护！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邓颖超同志来到绍兴视察。我同贶甫兄前往绍兴府山下交际处见她。当我们提出准备要动工修缮“百岁堂”的总理故居时，邓颖超同志说：“这件事总理已经知道了，他说不要搞。有人要参观的话，请他们到韶山参观毛主席的故居去为好。”在谈话结束告辞时，我请邓大姐代向总理问好！邓大姐笑着说：“一定，一定。”

敬爱的总理就是这样，几十年奔波忙碌救中国，几十年呕心沥血为革命，几十年无私无畏为人民。

可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对人民的好总理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对人民的好总理极尽陷害、诬蔑之能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三个人突然窜来绍兴，他们自称是北京某大学的，死死缠住了我，妄图从我的口中得到陷害、诬蔑总理的黑材料，去干伤天害理的反革命勾当。他们把我弄到一个地方，关在一个角落里，连中饭也不让我吃，要我“回忆”、要我“提供”、要我“交代”。他们初则伪装正经，继而拍桌打凳，他们以冰冷的口吻直呼总理名字，他们行动诡秘，手段卑劣，我看出他们来路不正，居心险恶。我们的总理一生光明磊落，洁白无瑕，全党共知，人民共知，还用调查么？！我决心不让他们玷污总理的名声。我同这些家伙整整周旋了一天，最后他们捞不到半点材料，阴谋破产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把我放了。

今天，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三周年和“四五”运动三周年之际，回忆往事，悼念总理，我的心情真是难言的激动。我谨以这篇片断回忆来纪念敬爱的总理！来纪念我敬爱的七哥！

周恩来同志一九三九年绍兴之行简述

（1981年2月）

一九三九年三月，周恩来同志“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绍兴。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但是，三九年三月的江南大地，却是春寒料峭，战火弥漫，日寇横行，生灵涂炭。我国自东北至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都已相继沦陷，浙江杭嘉湖一带亦落入敌寇之手。绍兴正处在日寇炮火的威胁之下。而国内的形势也十分紧张。在此内忧外患交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周恩来同志自重庆辗转来到浙江绍兴。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常驻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我地下党的组织工作。他利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干，为国家生存、民族兴亡的伟大事业奔波呼号，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次，他又不畏险阻，不辞劳顿，亲临绍兴，给故乡人民带来党的声音，带来抗日救国的力量，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和希望。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夜晚，周恩来同志戎装简行，随带通讯员一人，回到了故乡绍兴。周恩来同志此行是早有打算的。据黄绍竑一九六〇年的回忆，一九三八年年底，在重庆李济深家的一个茶会上，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同李宗仁、黄绍竑诸人谈了团结抗战的问题。会上，周恩来同志对黄说：“打算到浙江去看看。”黄立即表示欢迎，还说“最好一同去”。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同志自渝至桂林。二月，周恩来同志由黄绍竑陪同，从桂林乘湘桂浙赣联运火车东进，在衡阳稍作勾留。这年春节的鞭炮声，他们正是在桂林上衡阳的火车上听到的。同周恩来同志同行的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黄绍竑回忆“车到江西横峰，叶挺下车到他的部队去了。我同周副部长到了金华。”

周恩来同志抵金后，旋即转道皖南新四军军部，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新四军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三月十七日周恩来同志由皖南回到金华。十九日又从金华启程来绍。因转道浙西，故涉足甚广，曾途经淳安、桐庐、分水、於潜、萧山等县（直至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同志在同一位亲友的谈话中，对于此次途经之县名还记忆犹新）。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一书中，也说到这一次旅程，“我同周氏同车来浙”，“他是绍兴人，据说要回家扫墓”，“去看看他的家乡，然后再到浙西天目山”。周恩来同志在绍兴时也写道：“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扫墓之举是有的，但这当然不像黄绍竑说的“也许是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吧”，而是周恩来同志在特务盯梢、鹰犬尾随的国民党统治区，因地制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高明之处。周恩来同志此行是经过周密考虑和巧妙安排的。

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志自萧山临浦出发，视察了钱塘江南岸江防，接着乘汽艇沿萧绍运河南来。关于周恩来同志到绍兴时的情景，当时参加欢迎队伍挂至今健在的曹天风先生曾回忆说：抵达绍兴时在夜晚，我们乘船去迎接他，城郊接到时，有锣鼓、口号声，一片欢腾景象，夹杂在欢迎队伍中，有一个省党部CC团派来搞监视活动的人，因而，他在当时写的《赠周恩来氏》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挂棹山阴凌暮烟，有宾如月酒如川。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

曹先生说：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汽船后，“就鼓勇跃上座船，代表绍兴各界人士向他表示慰劳和热忱欢迎。他身着军装，英姿焕发，虽经长途跋涉，仍无倦容，神态和蔼可亲，与我们一一亲切握手。当欢迎的人们从途中退回原船回去时，他把我留住在他的船上。我对他说：‘你自五四运动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的身份来向你致敬的。’他谦逊地说：‘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不错了。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于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紧接着，我回答了他关于绍兴情况的一些询问，并要求他就抗日形势、两党能否合作、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等问题多作开导和指点”。周恩来同志在西郭门上岸进城，至县商会楼上（现地委办公所在）下榻，虽时及深夜，但仍热情地同送他到寓所的各方人士畅谈。

“周恩来光临绍兴”，消息迅速传遍了绍兴城乡。

周恩来，这个响亮的名字，绍兴人民感到多么熟悉、多么亲切。他，祖籍绍兴，又在绍兴生活过、战斗过。由欧返国时，曾来故乡会见过亲朋。大革命失败时，周恩来同志赴武汉前曾转道绍兴。还有一次，据说他是秘密来绍兴的，稍作停留后即往嵊县方向进发。乡亲们也知道他一九二六年年底，曾在浙江战斗过，任浙江军委书记。他又是上海大罢工的领袖，更是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因此，“革命巨子”周恩来同志回故乡的“喜讯传闻”，使“处在危难中的故乡人民，犹若盼来了救星，莫不欢欣鼓舞”。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既怕又恨，十分恐慌。他们大耍特务手段，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跟踪活动。绍兴解放后，据当事人交代，当时反动当局事先就接到通知，说“周恩来不日就来绍兴，应即派员至其寓所潜伏，窃取其言行”。他们“表面上派人保护，暗地里派人盯牢”。当时，包括寓所的勤杂工、事务员和招待员在内，许多人均为特务所改扮。每当周恩来同志下乡或上亲友处，时时都有“尾巴”跟着。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动派的各种蠢举，都被周恩来同志一一识破，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与各方面人士见面。当时，主动求见者甚众。周恩来同志在绍兴的姑夫王子余、表弟王贶甫及百岁堂周家多人也相继前来见面。乱世相逢，倍觉亲切。中午，绍兴警备司令徐某设宴招待周恩来同志。席间，周恩来同志谠论时局，侃侃而谈，从越王卧薪尝胆、报仇雪耻，谈到团结抗战必胜的道理，众座为之折服。午后，周恩来同志应邀上府山，游陆游故居快阁。据曹天风先生回忆，一路上畅谈国事，“话题中都渗透着教育人、说服人的精神。这种独具匠心的思想工作，真是令人悦服，惊人倾倒，有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之感”。谈到鲁迅时，周恩来同志说：“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的笔阵横扫了多少辫子军、辫子党人，所向披靡，海内无敌。鲁迅的文格和人格一致，很幽默，也很爽直。”在快阁，周恩来同志说：“陆游的爱国性很突出。陆诗不是为个人而忧伤，他忧的是国家、民族，他是有骨气的爱国诗人。”徒步经过府山秋风亭时，他说：“秋瑾是个新的女性……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充分表达了秋瑾对封建黑暗统治的不满，对吃人礼教的反抗，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

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邀集抗日爱国人士座谈，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团结抗战。他指出，法西斯侵略，是帝国主义的丧钟，不是弱小民族的末日；对抗战要有信心，要建立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他说：“只向上帝去祈祷，只向国际联盟去请求，只挺着红十字旗上疆场，都无法挽回浩劫”，唯有组织有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抗日战争，才能赢得战争。对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他明确指出，真心抗战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他说：“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的分歧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一定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阵营缩至‘小无内’。”“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参加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他认为，如排斥中间，便会大大缩小统战阵地；削弱同盟军，不是好战略。

三月三十九日上午，天气晴朗，周恩来同志至宝祐桥祖宅百岁堂与族中本家会晤，并下乡扫墓。

百岁堂，是周家祖居。它坐落在城内宝祐桥畔，是一幢具有明代建筑式样的砖木瓦房，外观古朴庄严。据传，在周氏祖辈中曾有一对夫妇平均寿年百岁，故有“百岁堂”之称。这里是周恩来同志父亲的生养之地；他自己在这里也有难以忘怀的经历。所以，周恩来同志曾多次说过“我是绍兴人”，和鲁迅“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据说，周树人比周恩来大一个辈分，长十七岁。一九三九年，周希农老人等住在百岁堂。三月二十八日夜，周恩来同志曾给“希农太公公”送去一个便条，表示希望能在二十九日与宝祐桥本家长幼会面。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来到百岁堂，大家围着这位为国家、为民族历尽艰险的亲人，问寒问暖，道长说短。周恩来同志也向尊长鞠躬致意，与同辈握手问候。

三月，正是清明时节。周恩来同志尊重当地习俗，随同亲友下乡扫墓。当时，由于日寇经济封锁，上年农业歉收，正处于青黄不接之际，粮荒十分严重。周恩来同志借此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亲眼看看绍兴农民生活。墓地在绍兴会稽山北麓，若耶溪的上游，出城东行二十里处。他和大家乘乌篷船进发。在船上，周恩来同志详细询问了绍兴农村社会情况，并且作了笔记。在墓地附近，周恩来同志访问了几户农家，还给其中两家农户现金十元、二十元以暂解断炊之苦。下午，周恩来同志一行转道禹陵。据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大禹像前仰立良久。他对大禹为解万民于倒悬之苦，立志根除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倍加称颂。周恩来同志感慨地说：“大禹在人类同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能同大自然作战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没有学好大禹治洪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离别禹陵前，周恩来同志在大禹陵碑前和通大殿的百步禁阶上作了留影。

周恩来同志一行回百岁堂后，希农老人捧出了百岁堂的手抄本家谱，这是用毛边纸订成的，周恩来即在上面写着“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还有弟“恩溥”、“恩寿”二人的出生年月日。席间，周恩来同志宣传抗日救国，鼓舞大家信心，说：“日本佬没啥可怕，我身上穿的黄呢大衣、带的指挥刀，就是从日本佬那里缴来的战利品。日本这个大坏蛋不把它打走，中国不得了。”这时，伪绍兴专员进门来了，周恩来同志不卑不亢地让他入座。这时，外面有人报告，有特务在门外幽游。周恩来同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继续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饭后，他应大家的要求，题写了条幅、对联多副，内容都围绕着团结起来，抗战到底的主题。这年，周家有位出继给人家做儿子的青年，不幸刚抽着壮丁，孤苦无告，这时就向周恩来同志诉说了自己老父母无人赡养之苦。周恩来同志听了，十分同情，当即证明该人确系出继单丁，后来这位青年就免征了。

三月三十日，上午，周恩来同志在城内紧临大街的大善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下午，乘双桨小划船经东湖，去离城二十里许的皋埠西鲁村。西鲁村是他祖母（鲁姓）的娘家，有一位表叔这时正在民食调配委员会工作，经常奔波于江西上绕、浙江永康、绍兴之间。民调会是民办机构，是绍兴各界民众团体为缓和粮荒而成立的。周恩来同志几天来亲见绍兴粮荒严重，耳闻呼救之声甚急，到西鲁去找表叔商讨办粮大计。从西鲁回城途中，周恩来同志一行在东湖作了短暂停留。他在路途中遇到樵父、渔夫、挑担者“便与之谈家常，娓娓不倦”。周恩来同志欣慰地说：后方有这样勤劳质朴、痛恨敌人的人民，不仅可以收复杭嘉湖，而且最终一定能够彻底打垮侵略者，光复中华。从东湖回城后，周恩来同志来到了姑夫王子余家，在家宅的槐荫庭畔，与表弟等一起摄影存念。这帧珍贵的照片，现在还陈列在绍兴周恩来同志纪念室里。

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出席了绍兴龙山南麓越王殿（现烈士墓）的火炬晚会。这里，当年曾有平屋五间，用锡箔石浮雕而成的越王勾践和群臣像，曾分别布列壁上。因越王台与越王殿很近，故这次晚会又名越王台火炬晚会。殿内是会场主席台，殿外草坪上点燃着很多火炬。大部分听众露天席地而坐。晚会规模较大，各界人士各民众团体都有人参加，其中多数是抗日政工队、妇女营、青年营、少年营中的抗日战士，还有从邻县专程赶来参加的。会上，检阅了抗日队伍，接着绍兴专员、县长及农工商各界代表和文教宣传口人士，相继致辞、讲话。内容有欢迎周副部长视察指导的，有拥护团结抗日的，有表示救国赤诚之心的，还有提问求答的等等。休息时，政工队员用瓷碗、面盆作乐，演出了战地节目，大家高唱《大刀进行曲》，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气氛热烈。最后，周恩来同志作了长篇演讲。他深情赞扬了浙江绍兴人民的抗战热忱，阐明了团结抗战、全面抗战、持久抗战、抗战到底的道理。他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分五六类作了解答；对关系重大的责难、诽谤，以实论理进行了必要的驳斥，指出只有抗战才有出路，只有团结才能胜利。他指出只要团结民众力量，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会间，龙山顶上的空袭警报突然呜呜作响，会场气氛十分紧张。但周恩来同志态度坚定、沉着，仍泰然自若地继续演说，直到结束（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反动派企图扰乱会场的一着花招，但在周恩来同志面前，这一阴谋破产了）。周恩来同志的演说充满着革命的魅力，那雄浑的气派，坚定的信念，热情的鼓励，严密的逻辑，给人以深刻的教育。一些心地不正的人也为之慑服，也称赞说：“周将军高见”；“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晚会之后，周恩来同志又来到王家。这里，绍兴电厂的陆与可等五位工人、好些亲友及几位抗日有识之士，正在等待着他指导。周恩来同志一见就兴致勃勃地同他们谈开了。他从长沙大火谈到反动派的腐败凶残，从抗日任务谈到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他教育工人们要为长期抗战埋头苦干，好好生产。临别，周恩来同志同他们一一握手，送至门外；临行前答应每个工人写一幅题词留念。是夜，吃了夜点心后很久，周恩来同志还在书写赠给大家的对联题词。题词内容有“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愿吾叔老当益壮”；还有“前途光明”、“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等。

周恩来同志回到商会楼上寓所时，夜已很深了，但这里仍有人等着他。于是他又谈呀、写呀，直到天亮。这真是峥蝾的岁月，战斗的人，送去宵夜迎黎明。

三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同志开始了新的旅程。人们怀着敬仰、祝愿和眷恋之情，在绍兴偏门船埠头为他送行。他为了抗战而来，又为了抗战而去。他惜别了故乡，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绍兴稽山鉴水之间。

周恩来同志在偏门乘船上娄宫，从娄官开始，自负背包步行，过兰亭、经枫桥、向诸暨。沿途由我地下党暗中保护，但不与接触。枫桥区区长祝更生（现浙江农工民主党负责人）随带黄包车一辆，亲自至诸绍交界处虎扑岭迎候。再三请周恩来同志以车代步，但他都坚辞婉谢，继续健步行进。当时，枫桥的地下党组织健全，抗日力量相当活跃。在镇外紫阳宫前有千余群众齐集欢迎。欢迎人群进入枫桥大庙后，周恩来同志应邀登台演讲，听众达二千多人。在演讲中，周恩来同志把日军大举侵略中国比作洪水泛滥，把中国人民的团结抗战比作大地。他说，洪水流经越广，力量就越薄弱，最后一定被大地吞没。他坚定地说：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一致抗日。他的演讲给会稽山的抗日战士和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进中餐已近二时，主人照旧习安排，要通讯员另一桌吃。周恩来同志立即叫通讯员也同桌共餐，事后亲付饭资五元。此举使四座惊诧，众人感慨不已。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官长的作风确实截然不同。饭后，周恩来同志继续登程，他向送至镇南海角寺的群众作再三劝阻，一一握手言别。

这一天，周恩来同志步行百里，当夜赶到诸暨城，即转道去金华。

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周恩来同志“遄返金华”。次日，赴丽水大港头视察了兵工厂。接着，又北上天目山，亲自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去做统战工作，还向正在召开的沦陷区政治工作会议作了演说。尔后，离浙经赣省西去。

周恩来同志此行，对东南沿海抗日斗争影响甚大。据了解，当时的《东南日报》、《绍兴新闻》报上，曾陆续发表通讯多则，还登过照片。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向报界发表了此行感想。他说：“此行印象良佳，浙东西一般民众抗战情绪热烈，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之声浪响彻云霄。”来自沦陷区域之青年干部“正磨砺以须，时作慷慨悲歌之词，有不复河山誓不休之慨”。绍属第三区专署政治工作队“与妇女营、少年营、青年营等，多为知识分子所组成，一齐渡过钱江，袭击敌人，此一种牺牲精神之大略，如大禹王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此后，望吾浙人士，应提高战斗精神，以保卫此后家乡”。

不妨异党亦同群——曹天风与周恩来的一段交往

（1990年12月）

在浙江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古城里，有一条引人瞩目的劳动路。路东端的宝祐桥堍，一个还保留着明代建筑格局的石库台门，因其主人曾有百岁老人，绍兴人称它为“百岁堂”。“百岁堂”门口两扇绍兴独有的黑漆竹丝大门的上端，悬挂着陈云同志题写的“周恩来祖居”匾额。室内正厅有一巨幅竖轴，这是周恩来同志的题词，题词中特加跋曰：“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谠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应天风先生雅嘱，呈留纪念。周恩来，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卅日于绍兴城。”

1990年3月30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个寓所里，有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捧着他新近出版的《水平集》，凝视着印在扉页上的周恩来同志的这个题词。他，就是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曹天风。51年来，他一直神往这座砖木结构的瓦房，萦怀周恩来当年的音容笑貌。在“百岁堂”大厅后的书房里，他曾与周恩来纵论时局，促膝长谈。周恩来在看他主编的《战旗》杂志第四、五期合订本时，为绍兴著名乡贤、老同盟会会员沈复生先生的“近作”击节称好。当曹天风请他题词时，周恩来欣然挥毫，爰录沈氏诗：“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辩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铙吹过钱塘。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这个弥足珍贵的题词，给了曹天风以历久不衰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度过了漫长而不乏艰难的人生旅程。

曹天风，原名国材，1901年出生于佛教圣地天台山麓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少年时心怀大志，只身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当时的校长是于右任，系主任是瞿秋白。在校期间“并读马孙弥自悔，少年心事许红旗”。他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当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政治态度急剧右倾时，他毅然与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中共党员宣中华并肩战斗，筹组市、地联席会议，与“西山会议”派彻底决裂；“四·一二”事变中，宣中华被杀害，曹先生逃过了屠刀而遭通缉。随之过了一段逃亡的生活。他说自己“革命成亡命，信徒作叛徒”，愤而改名为“天疯”，意为“天也为之疯了”。于右任劝之曰：“男儿可希圣，何以疯乎？”于是，又改“疯”为“风”。壮志未酬，百折不回，遂又参加了中共党员罗青领导的反对国共分裂，维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镇江起义。斗争失败后，曹与罗同遭通缉，各自逃亡。后曹被捕入狱，出狱后南走故乡。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曹即出山，奔赴抗日前线。在绍兴主办《战旗》杂志，鼓吹抗日救亡，提出“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周恩来将《战旗》社誉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曹天风是一向引“红”以自豪自慰的。

1939年春，周恩来在皖南视察了新四军军部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一身戎装，击楫东归，于3月27日来到故乡——浙江绍兴。当时任浙江省第三战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战时政治工作队教育长、《战旗》杂志社社长的曹天风早将抗日救国的希望寄予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传朱德将军出任前线总指挥时，他已写《延颈》诗：“万方延颈望中兴，传檄定教倭寇惊，天赐吾华一飞将，沿江预筑受降城。”此番，他被推举为迎接周恩来的总代表，能够得见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深感荣幸。当晚，他乘船率队赴郊外远迎，周恩来挽曹天风同船返航，身为共产党人的革命巨子与无党派人士的诗豪，彼此见面就进行长谈，曹天风口占：“挂棹山阴凌暮烟，有宾如月酒如川。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并不胜敬慕地说：“您从‘五四’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者的身份来向您致敬的。”周恩来答道：“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已满不错了。”第二天晚上，在勾践曾经卧薪尝胆、励精图强的越王台举行火炬欢迎大会。曹天风在会上发表了“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是不可抗拒的两大伟力”这一论断，语惊全场。会上，周恩来发表长篇演说，分析国际形势、国内时局，宣传持久战思想，并对杭嘉湖沦陷后，青年们纷纷汇集到处于抗日前哨的绍兴地区的“向祖国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对曹天风的论断，表示了热情的赞赏。

曹天风陪同周恩来游览稽山鉴湖间的名胜时，一路畅谈。曹天风至今还特别记得周恩来的这番话：“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为了抗日救国，要加强团结，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曹天风表示对蒋介石长期搞训政有所不满，周恩来说：“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训政是过渡到宪政，实行民主的一种手段，而长期搞训政就犯了将手段目的化的错误。现在，不能再把人民当阿斗了，应该给人民以民主。”在谈及权力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是重视权力的，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决不霸权，不争权。”周恩来了解到曹天风在个人修养方面崇尚道家思想，便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辟的话了吧！”

曹天风表示对搞政治已有些厌倦，觉得学术比政治重要，欲建立新学派以代替党派。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现阶段还是以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学术为主了。”谈到鲁迅，周恩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了民族的劣根性，我们要挖掉这些劣根性。”在大禹陵的大禹像前，周恩来感慨地说：“……中国历代统治者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疏导，所以成为专制魔王，到处遭到反抗，他们注定要失败的。”绍兴城内卧龙山上，有一个纪念辛亥先烈秋瑾的“风雨亭”，他们在亭边小憩。周恩来仰望着三月春风中的这座亭子，不由诵起秋瑾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来，曹先生感慨良深，随口吟出了不久前写就凭吊秋瑾烈士的诗句：“鉴湖雁啸动孤亭，横剑共谁靖寇氛。又是秋风起时节，杀人声中不逢君。”周恩来进而说：“现在杀人声中的刽子手是谁？岂止是外国侵略者！”不幸而言中，一年多后，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时话题又转到了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隐居鉴湖的事，曹天风又发诗兴：“欲向君王乞鉴湖……”并说：“抗战胜利了，我也要隐居鉴湖，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则说：“这太消极了。抗战胜利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去干呢！”

31日周恩来要离开故乡了，曹天风送到郊外，望着远去的人影，无限惆怅，别情依依，倚马写出“万里危途独归去，春山影压帽檐斜”的送别诗，并着人追送给了周恩来同志。

后来绍兴失陷，曹天风转入天目山区，出任民族文化馆馆长，《民族日报》社社长、当反共高潮袭来之际，他竭尽全力保护共产党人，营救革命青年。上海市新闻工作协会主席、《解放日报》原总编辑王维，上海博物馆原馆长沈之瑜等同志，就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并且是在他的掩护下奔赴新四军的。

不久，曹天风又被委任为浙江省沿海特派员，他与其辖区的温岭、黄岩等地的共产党组织通力合作，使这些地区的抗日斗争气氛空前高涨。1942年以后，曹天风失望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时三青团中央派倪文亚携蒋介石手谕，三次至天台山请其出任《青年日报》社社长，曹先生三次拒绝。国共合作破裂后，他身居国统区，与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失去了联系。知音难觅，曹被迫返归故里，出任天台中学校长。他广揽人才，倾家办学，使天台中学进入了鼎盛时期。1946年他辞去校长职务，闭门谢客，洁身自好，他的名字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曹天风秘藏着周恩来赠给他的墨宝，革命胜利后也一直珍藏未宣，不作进京炫耀的资本。28年后，当“文革”造反派在他家抄出诸多的书画文物时，发现了周恩来的这件手迹，他才得以从被关押了3年的牢狱里放出来，而后才恢复了名誉。

曹天风先生向往社会进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国共两党的志士仁人，无不崇敬仰慕，对那些逆徒败类，莫不痛恨鄙睨。

日换星移，曹先生终于见到了中共中央为民族前途，不计前嫌，诚意地提出国共两党实行第三次合作的今天，自然而然地吟出了当年《酬周恩来氏》中的“逆风雁啸五云门，何日重逢招国魂？万里赠行无别语，不妨异党亦同群。”异党同群、求同存异、一国两制实行民族大团结，是曹天风的心愿，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

周恩来与绍兴爱国民主人士

（1993年12月）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他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恢弘气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高尚的道德风范，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祖国的统一富强，人民的民主幸福，真诚无私地团结了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

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历程和不朽业绩，也惠及许多绍兴爱国民主人士。从他旅欧开始，直至70年代，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本篇仅对周恩来与二十几位绍兴人士的有关事迹，作一概述，同时旁及其他十几位人士。在这二十几位人士中，包括蔡元培、鲁迅、王京岐、王子余、陶念强、孙福熙、邵力子、马寅初、何燮侯、胡愈之、曹天风、金善宝、袁雪芬等。他们中有四位，于1949年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此外，还有好些人士的有关史料，如吴觉农、胡子婴、王文娟等等的都未及写入，有待来日续篇。

本文从周恩来旅欧时期、1939年回故乡时期、其他时期等三个部分，依次叙述。

一、旅欧为同乡良师益友“办党”为中国民主革命

周恩来旅欧时期，“为中华崛起”和“共产花开”而奋斗进取，也为统一战线工作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里讲与绍兴同乡有关的几件事：

（一）周恩来、王京岐协同办党，成国共合作先驱

1923年6月，在旅法同胞中的国、共两党成员，由两个绍兴人——周恩来和王京岐为首率先实行合作。

王京岐，生于1895年，绍兴市嵊县中南人，其父业农兼营村店，系“重义乐助，豪侠之士”。王京岐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五四风潮使他为国效力之志益坚，为着实业救国，科技兴邦，于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同行的有赵世炎、肖三等130多名学友，乘轮在上海码头起程前，毛泽东等为他们送行。王京岐到法后，在刚夫郎司公学等校攻读工科，因为人正派，才学出众，又富于组织活动能力，在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成为一名学生中的自然领袖。

1．王京岐和周恩来是在共同的斗争中相识相知的。在1921年2月至10月间，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王京岐等组织旅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第一次，为勤工俭学学生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请愿斗争，结果以基本达到要求告终。第二次，拒款斗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为购买军火扩大内战，密谋向法国借款5亿法郎。王等“闻悉大愤”，即与华工领袖袁子贞等发起拒款运动，“围使馆，发通电”，斗争最终获得胜利。第三次，“争回里大”的斗争。当时，许多勤工俭学学生时日艰难，学习难以为继。中、法当局曾同意，里昂中法大学建成后让他们入学，但后来推翻承诺，却让从国内新招收的有产阶级子弟入学。为给勤工俭学学生争回里大入学权，周恩来指出：“途穷了，终须改变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当时，按“联合起来”的精神，周恩来留守后方作协调联络，蔡和森、王京岐等率先发队100多人冲入学校，实行占领。但在法国军警弹压下，斗争失败，众人被投入兵营监禁20余日，他们坚持狱中斗争，乃至绝食抗议。是年10月14日，蔡和森、王京岐、李立三、陈毅等104名先发队员，在法国武装胁迫下，被遣送回国。王京岐回到上海，“印宣言惨告各界”，指出这种监禁、遣送，“直接辱国人，间接辱国体”，“凡此伤心”，“希图报复”。在上述大规模的共同斗争中，王京岐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并深切认识到“联合”、“合作”的重要性。

2．王京岐受命再涉重洋，周恩来协同办党。1922年春，王京岐由李石曾、吴稚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是与勤工俭学学生关系极密切的华法教育会及里昂中法大学的主持人。8月，国民党上海本部派王京岐赴法筹建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临行前，孙中山在国民党总部驻沪办事处会见他，倍加慰勉，并指示到法国后要联络同志，做好组党工作。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酝酿实行合作。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王京岐笫二次到了法国。他以里昂中法大学为基点，积极开展组党活动。旅欧党团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决定协助王京岐筹建国民党旅欧组织。周恩来以旅欧青年团负责人名义大力支持和帮助王京岐开展工作。

当时，中共旅欧组织附在团组织里面，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1923年3月10日，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共青团在巴黎举行常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4月，旅欧党团派代表到里昂和王京岐进一步商谈。这些情况，王京岐在4月25日给国民党总部的信中作了报告：“兹有请示者，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因斯二故，曾与多次接头，前月十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前天接他们的来信，特派两个代表来里昂会商一切，其结果如何，来日再报。”6月16日，周恩来等三位代表，到里昂与王京岐再次商淡，圆满达成合作协议，周恩来等三位代表首先加入国民党，并决定旅欧共青团所属八十多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日，王京岐在向国内国民党中央总部的报告中，满怀喜悦地写道：“昨日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八十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周恩来和王京岐为首的国共两党旅欧组织实现合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吹起了前奏曲，它推动了旅欧华人和学生的团结，掀开了华人爱国运动的新篇章。7月8日，旅法华人二十几个团体组成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在周恩来、王京岐等领导下，协调内部，配合国内，一致对外，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对英、法、美、日等国家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在保卫国家主权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旅法华人的爱国团结意识大大增强。

8月，王京岐回国复命。为了有利于两党的合作共事，周恩来在王京岐起程前给他写了信，明确陈述了两党合作的原则，帮助国民党工作的范围、任务以及当前须着手做的事情。他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致（置）疑的事。”接着，他提出了如何实行合作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1）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的方略；（2）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备革命精神的分子；（3）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信中还指出：“日下的事，如在欧党的势力的扩充，党员的训练，刊物的印行，革命工作的策略，均宜着手进行。”“后二事你此番归国宜和党中干部及总理孙先生多多商榷。”周恩来这些中肯而极有针对性的意见，既表明了共产党人对合作的诚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党旅欧组织当时工作之要旨，也充分体现了同王京岐协力办党的心愿。王京岐回国后，都向孙中山作了报告。孙中山对周恩来的各项意见十分重视，倍加赞许。王京岐在国内滞留“未浃旬，仍奉令返法”。9月3日，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又颁发委任状，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为表示合作诚意，并借重周恩来协同王京岐办党，同时委任“周恩来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员”。周恩来接受了委任，积极筹组巴黎通讯处（后改为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并和王京岐协力开展旅欧国民党的组织领导工作。

自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组织所属成员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旅法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立即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成员迅速扩及德国、比利时等国。于是将原定的国民党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统一领导欧洲党务。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演说，热情赞扬了旅欧国民党党员的斗争精神。他说，当示威的时候，面对警察的枪和棍棒，敢于走在行列的前头，不怕挨打流血的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国民党的同志。他在演说中，还指出并批评了国民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些人“用着党时，便自称为老同志，不用党时便竟一反党议，甚或从人做落井下石之举，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这就明确警告人们，要注意防备以党营私的人的阴谋诡计。他的讲演体现了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时，他对国民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1．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2．国民党从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3．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弱小民族间的联系，而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别与接近。”周恩来的演说，特别是关于党建方向的深刻阐述，对大会和王京岐本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会选举王京岐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执行部宣传科主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旅欧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内的国共合作在1924年1月底，因此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预演。这一历史性的合作，如果从正式达成协议的六月算起，则经过了半年时间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实践经验，于后来促进国内国共合作，无疑是很可贵的。1946年9月，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中，追忆这一段经历时说：“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

1924年1月27日，周恩来主持成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即巴黎区分部）。他以筹备员身份报告了筹备经过，李富春以通讯处临时主任的身份报告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讨论了通讯处的规约，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长。该处当时有国民党人30多人，不久发展到80多人。次日，周恩来将此情况报告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其中写道：“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其总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形势，周恩来于2月将旅欧党团机关刊物《少年》改名《赤光》；同月，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国民》半月刊也随之创办。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王京岐等经常发表文章；两刊互相呼应，宣传和维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驳斥有害国共合作言论，成为统一战线的喉舌。

1924年2月，王京岐复回国报告党务发展情形，并在上海参加会议。王京岐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职，全面主持和领导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王京岐趁回国之便，曾“归家省亲，数日反棹”，临别时“伊父勉之曰：‘尔如此劳动与精力何？’对曰：‘死即成功。’遂含泪而别”。王京岐返法心切，给家里留下“死即成功”条幅，抛子别妻辞离双亲，毅然踏上了征途。王京岐在事业上深得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他在法国进行革命工作的“经费不敷，屡由伊父筹输”，“家中供给不支，至于变卖以输”。王京岐途经广州时，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廖仲恺又研究了旅欧国民党的工作，是年6月6日回到巴黎。这时，旅欧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开拓，局面日新月异，又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而在英、俄两国已建立了国民党的总支部。根据这一情况，建立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统理全欧大陆党务，王京岐担任总支部主席。总支部下属十几个支部，支部下设分部，分部下设区分部，此外还有几个通讯处，它们分布于法国、瑞士、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在总支部、支部任领导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柳圃青等人，朱德任柏林支部主任。是年7月20日，王京岐、周恩来共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驻法总支部是旅欧华人在“欧洲大陆上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机关”，要求全体党员“首先应经常想到我们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因使命重大，须加强在欧洲的锻炼，待回国后准备承担革命重担。你们任何时候都应为我国的独立坚持战斗，冲锋在前”。同日，周恩来、王京岐邀集旅欧华人联合会38个团体的代表聚会，徐特立、许德衍也是到会代表，这是继6月7日之后，为统一旅欧团体奋斗目标并协同行动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以“打倒军阀，抵制列强”为联合会的宗旨。

3．三十三年后，照片寄送周恩来。1924年，国内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有才干、有威信的干部到斗争的第一线去加强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应国共两党中央召唤，在7月下旬，通过海员中党员的帮助，搭货轮回国，结束了在法国历四年之久的战斗生涯。所以，7月20日周恩来出席并一起主持的两个大会，既是他临别前对驻法总支部和华人联合会最后的直接贡献，也是总支部和联合会对这位为之呕心沥血的重要创建人的隆重欢送会。

周恩来要走了，王京岐心潮起伏，感情激荡。他为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周恩来行将投身大革命的前线而兴奋不已，但情感上实在不忍他离去。回顾协同办党两年来，在异国他乡，在复杂的内外斗争环境中，国民党旅欧、驻法组织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几十个华人团体所以能够联合起来，都同周恩来的才干、真诚和献身精神分不开的。周恩来是良师益友，开拓事业的主心骨，克服困难的靠山和力量。于情于事都舍不得他离开，所以，王京岐此时此刻的内心真有与“别家出来时同一说不出的痛苦”。周恩来起程前夕，王京岐和总支部的同志为他送行，合影留别。照片中13人，前排坐的3人，周恩来居中，左为王京岐，后排有李富春、林蔚等10人。周恩来回国已经两个月了，王京岐对周恩来的钦慕怀念之情却愈益浓烈。于是在9月22日夜，王京岐在照片背面写了附言，即将照片寄给父亲，以倾诉心怀。

三十三年之后，1957年3月3日，嵊县文化馆将王京岐长子王雪艇（王京岐客死时8岁，其弟雪璋4岁）珍藏的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寄送周恩来。3月12日，总理办公室遵周恩来之嘱专函致谢，并对王京岐表示追念之意。

4．邓小平说，让我们“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王京岐同志”。周恩来回国后，王京岐虽然有“单身出马，应付乏术”之感，但不改初衷，仍坚持合作奋斗。1924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党团的领导工作，是负责人中年纪最轻的。王京岐牢记周恩来的临别赠言，一如既往地和李富春、傅钟、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真诚团结合作，在“大团结旗帜下”并肩战斗。他在《我们要怎样才能当一个国民党人？》—文中，批评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他指出：“近来我时或听到有些同志说，要由非共产主义团体加入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或纯粹的国民党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错的。”他为了确保国共亲密合作，将几个违背孙中山遗训、破坏团结合作的分子开除出党。他强烈要求国民党员担起国民革命责任，争取“从早归国，奔上革命前线”。他主编的半月刊《国民》和《被压迫人民报》，继续与《赤光》互相支持，协调呼应。1924年9月21日，旅法50个团体联合召开“通电国内讨曹，资助中山革命”的华人大会，王京岐被推为大会主席。1925年，以巴黎为中心开展的反帝斗争活动连续进行。“五卅惨案”发生后，即成立了以王京岐为主要领导的“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即“行委”）。此时王京岐已积劳成疾，但仍坚持领导“行委”，部署斗争，协调各方，“号召同志振臂奋呼，举行示威爱国运动，遥为国内声援”。6月3日起，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6月21日，几百名旅法华人在巴黎社会厅集会，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后，即打起旗帜、标语分乘二三十辆汽车浩浩荡荡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其中四辆车子在中共巴黎支部书记卓宣指挥下冲进馆内，迫使公使陈篆在他们“预先拟好的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电报、通知、通牒等文件上一一签字，并交‘保证信’给旅法华人大会和各华人报纸，信中承认‘过去保护侨民不周之过’等罪状，担保示威者之安全”。这次斗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中国人民的正气，是海外华人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王京岐一时也成了巴黎的名人。

法国当局对华人斗争的胜利惊恐万状，悍然出动了军警大肆搜捕3天，100多名中国革命者被拘捕、驱逐或监禁。被视为“要犯”的王京岐，于6月23日被捕监禁。在王京岐看来，“被拘，被囚，被驱逐，实是革命党人的家常便饭”，虽挫折频至，斗志仍旺盛不衰。但他终因“历受逮捕监禁，备尝艰辛，病益危笃”，肺病严重侵蚀，哮喘厉害，颈部已呈黑色。国共两党组织本拟安排他休养治病，但以“人权”、“人道主义”为标榜的法国当局，竟然于7月27日下令驱逐王京岐出境。王京岐壮志未酬，怀着一腔愤慨离开马赛。8月18日，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召开第四次执委会议，仍然决定王京岐为总支部书记，其职务暂由副主席施益生（中共党员）代理，同时选举邓小平为总支部监察委员。此时，王京岐正在回国途中。10月19日，乘轮正驶向红海求婆地海口时，王京岐因备受折磨，病情恶化，溘然长辞，时年31岁。

王京岐客死红海口的噩耗传到法国，在华人社会中引起无限悲思。11月15日，旅法国、共两党组织发起，在巴黎伯利维尔大厅举行悼念王京岐大会。到会者有各团体代表47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并亲自做了记录。与会人员一致赞扬王京岐为革命而献身，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斗到最后一息的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王京岐反帝爱国斗争的事业，战斗到最后胜利。悼念活动进行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在总结时说：“我们号召与会者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王京岐同志！”

王京岐是一位执着而又富于战斗精神的爱国者，早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但周恩来对他思想上、政治上的启迪引导，事业上的支持帮助，是他短暂一生能够放射出时代之光的重要条件，而王京岐的人生之光也辉映着周恩来统战工作的丰碑。

（二）赠诗勉励李愚如、李锡锦，为共产花开努力去耕耘播种

李愚如又名锡志（智），清末著名的绍兴文史学家、《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的侄孙女，邓颖超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好友，五四时期周恩来领导的天津爱国学生进步组织“觉悟社”成员，“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并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天津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1月底，周恩来因领导天津学运被捕，其时已在天津河北第四小学教书的李愚如，仍去狱中探望周恩来。是年6月，李愚如冲破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偏见和阻挠，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临行前她特地去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向还被囚禁着的周恩来告别，周恩来在狱中用了两个小时特地给她写了信和诗《别李愚如并述弟》一首。信中说：“愚如：你走了（赴法），不能送你，我做首诗送你吧！”李愚如毅然决定赴法，既是冲决外部压力的胜利，也是思想斗争的胜利，所以诗一开头就热情地说：“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接着勉励她此去不要只为了谋个人的生计、出路，而是要以“兴勃勃的向上”精神，在“浪卷涛涌”中勇敢地去学习新思想，磨炼才干，“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推翻旧伦理”，探索出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这时，周恩来也有了赴欧求学的想法，所以诗中有：“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把你看。”是年12月中旬，周恩来乘法轮波尔多号抵达马赛港，第二天到巴黎时李愚如等热情地迎接他。

周恩来诗题中的“述弟”即潘述庵（又名潘世纶），绍兴人，是周恩来南开学校同学和知友，后与李愚如结婚，当时就读南京金陵大学，所以诗中有“过南京，见着述弟，想象中下关车站……”等句。1919年6月，周恩来应天津学联邀请主办《天津学生会联合报》，不久潘述庵回津度假，帮助周恩来一起办报。关于这一经历，潘述庵后来回忆时感慨地谈道：“那时参加学联的人很复杂，爱出风头的，锋芒毕露的，争权夺利的有的是。周恩来却不是这样。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他搞什么活都专心致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办报是个苦差事，编排、撰稿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干到清晨，饿了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又好。当大家没主意时，他会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他，有事愿找他。”

李锡锦，觉悟社社员，社内代号31，故谐音“衫逸”。1922年初，陶念强逝于巴黎；觉悟社社友黄正昌因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被赵恒锡杀害。由此，觉悟社社员通信中“论到生别死离”的问题。1922年3月，周恩来给在国内的李锡锦、郑季清（江苏如皋人）写了信和38行的“生死离别”白话诗一首。诗和信明确地表明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鞭挞了“苟且的生、贪生怕死”，倾心讴歌了“壮烈的死”的革命者，说明自己“现时的志趣”是认定的“共产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说自己这个“意念的决定”过程中，衫逸也给了积极的启发。诗表示了他自己的“心志”，也期望李锡锦“会意”，要为“共产花开”，“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

（三）“争里大”抗争激烈，孙福熙拍案而起

孙福熙和周恩来同庚，同是绍兴城内人。他出身店员家庭，1918年与乃兄伏园到北京，经鲁迅介绍，到北大图书馆任职，同时旁听文史哲各系的一些课程。兄弟俩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到鲁迅家中将参加情况向鲁迅汇报。他在北大半工半读期间，由于直接得到李大钊和鲁迅的指导与帮助，进步很快，因而得到蔡校长的赞赏。1920年经蔡元培先生的推荐，孙福熙赴法勤工俭学。在法结识了周恩来、陈毅、何长工诸同志，与周恩来过从更密，从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同许多勤工俭学同学在思想感情上声息相通。1921年9月，勤工俭学学生开展“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时，他正在“里大”任校秘书。9月21日早晨，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大”的120多名先发队员抵达学校时，校方拒绝他们进入教室，当与学校秘书长诸民谊（华法教育会发起人之一，后来当了汉奸）交涉时，他态度十分恶劣，还引来军警将学校包围起来，不让勤工俭学学生进出，并隔绝了先发队员与后续人员的联系，收缴了先发队员的居留证，第二天又将他们送去兵营监禁。孙福熙虽已有学校秘书之美差，但因目睹这一迫害现状，大为震怒，“他持同情支持立场，为此与官方代表诸民谊拍案大吵，旋即愤而辞职，以抗议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其后，他考入里昂国立美专，学习绘画和雕塑艺术。周恩来1939年到绍时，孙福熙正在绍兴稽山中学任校长，周恩来到学校视察并同他讲了话。新中国成立后，孙福熙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教育研究会主席等，旋又在教育部等处任职，一生创作、著述颇丰。孙福熙在“里大”拍案而起，此后又稳健地走过了41个年头的人生之路。

二、抗日前哨访故乡拨动心弦齐抗战

1939年3月，周恩来“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回到了这个“儿时常去的地方”。周恩来3月28日凌晨3时半抵绍，31日上午8时半出绍兴城偏门，看了在山阴道旁的书法圣地兰亭，经枫桥去诸暨，是夜1时乘火车赴金华。从当时记载和当事人后来回忆的材料看，他在故乡的四天三夜中，总共只睡了六七个小时。他为故乡的抗日救亡大业，夜以继日地劳思费神、宣传奔走着。

周恩来在绍兴期间，广泛联系各界人士，探望亲戚族人，与儿时伙伴倾谈，对地方当权人士作了坦诚耐心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龙山越王殿的大型座谈会上，先由贺扬灵专员致欢迎词，接着各方人士讲话、提问，而后，周恩来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讲。地方政要、各界代表、抗日政工队员以及抗日青年营、妇女营战士等200多人到会聆听。他热情地赞扬了绍兴的抗日青年，“政治工作队二队与妇女营、少年营、青年营等，多为知识分子所组成，一起渡过钱塘江，袭击敌人，此一种牺牲精神，至可慰佩”。

周恩来在周家同辈中列序第七，绍兴人惯于亲昵地称他为“阿七”、“七哥”。他的许多传奇式故事，特别是调处“西安事变”的业绩早为人所传颂。所以他到故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古城一时热闹起来。为了听听他的救时良方和抗战大计，各方人等纷纷去下榻处会见，但这里门禁森严，来客登记，隔墙有耳，有的为之却步，晤谈的也难尽其言。于是周恩来改为：一是郊游谈心，和一些爱国人先后去瞻仰大禹陵、秦始皇在绍驻跸地东湖参观，到陆游故地快阁共同怀念爱国诗人，上龙山风雨亭悼念秋瑾。二是同族人、亲友下乡扫先祖墓地，趁此随途谈心，了解农村农民。三是在姑夫王子余家会见各界人士。王子余为了打破当局对周恩来会见客人的种种限制，以请客吃饭、邀请座谈以及个别约会等方式，让一批爱国人士以及五位工人到王家来，让周恩来与他们会面畅谈并给他们题词。王家的前门、后门都通街道。特务发现周恩来在王家会客后，即在前门把守，但穷凶而愚蠢的敌人不知还有后门，由此会客照常进行，反而更为保险。

周恩来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要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指出：大敌当前，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对敌，其他的路线都是为人民所不许，也是行不通的。他说，“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这个口号很有积极意义，但只有在精诚团结中才能实现。绍兴有团结战斗，以弱胜强的许多故事，在抗战中“大禹王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他一再希望家乡人民发扬“卧薪尝胆”精神，以保卫此后家乡。

4月1日，周恩来到金华后，向省委书记刘英提出：绍兴党组织的基础差，要加强工作。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当月中旬就成立了统战工作三人小组；5月，又先后选派了50余位党员骨干到绍兴工作，加强了绍兴党的领导和抗日统一战线。

周恩来在绍期间统战工作的具体内容很丰富，以下概述三个方面的事例。

（一）“鼓吹中兴道不孤，扑地战旗敢再举”

“鼓吹中兴道不孤，扑地战旗敢再举”，是曹天风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和谈话后写的诗句，反映了周恩来宣传的团结抗战主张（即“道”）深得人心，表达了绍兴人民和爱国人士继续高举抗日“战旗”与敌决战到底的决心。

1．曹天风不做“哑鹃”，越王台语惊四座。曹天风本名国材，天台人，早年就读上海大学，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也接触过马列主义，是一位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四·一二”事变后，改名天疯，意谓暗无天日，天亦为之气疯了，后经友人劝将“疯”改为“风”。1939年任三区（绍兴地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战旗》杂志社社长。《战旗》的抗日旗帜比较鲜明，他撰写的文章在抗日青年中很有影响。1939年3月27日，他以绍兴各界总代表身份，去当时萧山、绍兴之交的临浦迎接周恩来。曹天风健谈，好论时政，喜诗。他内心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悉朱德率八路军上前线抗日喜讯，即写诗讴歌：“天赐吾华一飞将，沿江预筑受降城。”他仰慕周恩来，对周恩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宽宏气度和雄才大略十分佩服。此番，他乘快艇去临浦迎接久已心慕的周恩来，深感此乃平生大幸，在见面后，曹问：“你哪一天从首都动身？”周和气地说：“你说首都不就是重庆吗？”曹说：“首都，是全国人心所最归向的地方。”周笑着说：“你这话未免圆滑些，但也是再公道不过的了。”接着曹又说：“你自五四运动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的身份来向你致敬的！”周说：“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蛮不错了。”一见面，周恩来这种热情、坦率、谦和的风度，使曹天风更加感佩。临浦到绍兴水路几十里，沿途在同周恩来的交谈中他受益很深。他很想请周恩来就“两党能否长期合作，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等问题多作开导和指点”，但顾及有特务跟随，未得畅谈，所以，他在《酬周恩来氏》一诗中，有“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之句。

周恩来到绍兴后，曹天风有幸继续陪同参观视察。周恩来上东湖、禹陵，下乡扫墓，去快阁、小云栖，登临龙山，曹天风都陪同在侧，从而获得倾谈机会。周恩来向他指出：“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分歧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还指出：真心抗战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势力缩至‘小无内’”。在谈到有人非议共产党争权时，周恩来说：“我们是重视权力的，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不要权，不争权。”“真理越辩越明确，真理总是要战胜谬误，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当谈及道家思想时，曹说，它于个人修养有帮助，可以帮助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周问：“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答不上，周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周恩来点出道家“三不”的话，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罪行的批判。在瞻仰大禹庙时，周恩来说：“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东湖，周恩来又谈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在抗日宣传方面，周恩来指出，要宣传绍兴历史上对敌斗争的光荣传统，要有自己的特色。曹天风同周恩来谈得很融洽。周恩来说，听了曹天风的“谠论，极感奋”。曹天风感到周恩来“为了团结抗战，独具匠心的思想工作”，如春风化雨扑入心田，自己从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曹天风有一首以游东湖为背景与周恩来“谈并肩作战”的诗，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情：“走马湖堤不少留，柳腰未折意先柔”；“笑谈却敌倚岩廓，一杖居然横渡江”。前两句，说明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心悦诚服；后两句，是对周恩来抗战乐观精神和英勇气概的歌颂，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兴奋心情。

曹天风初见周恩来时，自称“哑鹃”，但在越王殿大型座谈会上，当听到一些人以向周恩来提问、请教为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作故意责难和挑衅性讲话时，他不忍再“哑”了，觉得应该表明自己团结抗战的立场，支持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于是挺身而起，作了要团结抗战，反对戡乱，要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为主题的即席讲话，讲话一开场就说：“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乃是两种不可抗拒之伟力。”曹天风语惊四座，令人目瞪口呆。

周恩来在临别前题赠曹天风中轴一幅。曹写诗送行：“逆风雁啸五云门，何处重逢招国魂？”“据鞍忍论今天下，蜀魄犹号古帝乡；万里危途独归去，青山影压帽檐斜。”

2．周文炳改名“守白”，沈校长战时办学。周恩来会见沈复生、张天汉、任志英和抗日文化人士乐培文、书法家李生翁等时指出，绍兴历史上有过几次大难，但出过许多英雄人物；在抗战中“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沈复生原是光复会、同盟会成员，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徐、秋皖浙举事失败后，他赴南洋鼓吹革命，后任过浙江省教育司司长、省议会第三届议长，对绍兴文化及公益事业很有建树。当时，他的近作《七律·与客谈明季浙东山寨遗事有感》六首，深得周恩来赞赏。其中第六首，有主张国共合作抗战的“颁诏何须辨鲁唐”，有预见抗战前途的“中华终竟属炎黄”等句，使周恩来特别喜欢，于是用以题写中轴一幅，赠曹天风。族人周文炳以教书为业，忠贞爱国。笔者于1978年冬造访时，他说：“总理三九年同我们讲，抗战时期尤其要重民族气节。绍兴沦陷后，我益发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就改名‘守白’，自励恪守气节，绝不给敌伪做事。”

周恩来回故乡时，沈金相任省立第五中学（绍兴中学的前身）校长，参加越王殿大型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的演讲有四个部分，第四部分讲了教育、军事等问题。关于教育，他指出：战时教育，应广为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我中华民族的野心及其奸掠焚夺的暴行，激发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之心，群策群力，抗战到底。隔日，沈校长作为教育界代表又受到周恩来接见，并同进晚餐，从中，他“倍受鼓舞，自此更加强战时教育观念，深知长期抗战，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可中断，决心在炮火下坚持办学”。周恩来离绍不久，常有日机来绍狂轰滥炸，学校中弹两枚，部分房舍被毁。沈校长牢记周恩来指示，坚持战时教育，将班级疏散到郊外东湖、禹陵、快阁，后又到兰亭、漓渚等地，实行野外教育。绍兴沦陷后，敌人入侵四乡，学校难以在绍存身。沈校长将有几百名师生的学校辗转迁至嵊县、诸暨、东阳山区，乃至浙西缙云等地，坚持办学。

3．何燮侯策杖迎送，诸乡贤矢志抗日。周恩来途经枫桥并将在大庙演讲的消息一传出，附近一批爱国人士纷纷赶来，其中有何燮侯，有曾任甘肃省长的陈季侃，有老教育家周子豪，有留比国医学博士骆雨农，有战时中学校长赵君芳等。何燮侯早年同鲁迅留学日本，民国初曾任矿政司司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已年逾花甲，须发斑白。他策杖10多里赶到枫桥，随之又提前到三里店迎候。在去枫桥途中，何边走边谈起他与周恩来的祖父早就熟悉的事。周恩来说：“你是老前辈了，我对何老先生也是闻名已久的。”两人犹如他乡遇故知，谈得很亲热。何燮侯素有爱国忧民之心，但教育救国受挫，搞实业救国又屡遭失败，更兼国步艰难，日寇入侵，心情十分苦恼。此番，他陪坐台上听周恩来演讲，会后在餐桌上又听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耳目一新，感到自己不应伏枥彷徨，应奋起效力。自此，他配合中共地下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对国民党地方官员进行统战工作，还与陈季侃等一起，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动员抗日力量，团结抗日自卫的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创办战时中学；购置和筹集武器弹药，组织地方抗日武装；热情支持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他曾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但在狱中仍大义凛然，公开宣称“释放不释放听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经陈季侃、周子豪等奋力营救出狱。1949年何燮侯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在京又与周恩来幸会。

4．绍兴粮荒心中急，三访表叔鲁觉侯。1939年春，绍兴粮荒严重。绍兴原是个缺粮地区，抗战前，仰求于江西上饶和浙北米市场。杭嘉湖沦陷后，粮食奇缺，粮价猛涨，民不聊生。周恩来目见这一严重情况，十分忧虑，在问及粮食筹措情况时，知道成立了民食调配委员会在进行这项工作，且他祖母的一个内侄鲁觉侯就是该会成员之一。鲁家住皋埠西鲁村。他决定找表叔共商“民食”问题，在离绍前一天赶去西鲁。到西鲁一见鲁家，周恩来说：房子还是老样子不变。鲁觉侯的夫人和妹妹接待了他，告诉说鲁觉侯已去永康办粮。周恩来同她们谈了一阵，还问及几位儿时认识的伙伴现在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到金华后，于4月5日傍晚去永康找鲁觉侯，经向永康粮食委员会了解，知鲁觉侯转江西上饶办粮食去了。周恩来在永康夜膳，10时许返金华，车至岭下朱附近抛锚，周恩来即带警卫步行80里，回金华时已6日凌晨。

周恩来离金华到上饶后，再次打听表叔行踪，最后获知他去上饶乡下办粮。至此，周恩来再没有时间继续寻访了，只得给表叔留下了手书字条一张，托当时在上饶长官公署接洽运粮车辆的王子余先生的内侄陶康侯转递表叔，随即旋返重庆。

周恩来三访鲁觉侯，虽均未晤面，但就中足见他对绍兴粮荒之关怀，对同胞乡亲之深情。

（二）题词留别寄厚望，“中华终竟属炎黄”

周恩来到故乡的第三天，即3月30日下午，一连接到两份电报，一为重庆来电：请速返；一为项英来电：请速往。这两份电报，使他决定31日就起回程。30日晚，他参加了地方要员的饯别酒席，又向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8时半后，去姑夫家与爱国人士座谈，接着又同大明电厂的五位工人座谈。连日来，他应请给人题词多幅，但要求的人还很多。时近午夜，他又挥毫题词（这些题词，事后由表弟贶甫分送）。他此次来故乡期间，究竟题过多少幅词，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经过50余年的历史变迁，至今仍保存着13件手迹，从中足见当年题词之多，更见故乡人民对题词之珍视。在13件手迹中，题赠爱国民主人士的主要有：

（1）给当时任三区（绍兴地区）政工指导主任、《战旗》杂志社社长的曹天风的题词：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铙吹渡钱塘。

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谠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应天风先生雅属呈留纪念。

（2）给姻叔王缁尘的题词：

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愿吾叔老当益壮！

（3）给表弟王贶甫的题词：

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

（4）给表弟王同甫的题词：

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故国才是真认识！

（说明，王同甫原在嘉兴工作，该地沦陷后避居上海租界，周恩来嘱贶甫务必将题词带给同甫）

（5）给时任绍兴县妇女协会会长、县立第三小学校长的任志英的题词：

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

周恩来的题词，对各受词人士在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很久很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77年初春，曹天风回忆当年情景时，深情地说，周恩来给我的“至理名言，几十年心碑未泐”。他的话代表和反映了各受词人的心情。

（三）大敌当前晓大义，团结争取当权人

周恩来在绍期间，对三区专员贺扬灵、绍兴县长沈涛、诸暨县长夏高阳等以及宣铁吾等人，都晓以民族大义，坦诚而又耐心地劝导他们一定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充分发动和依靠民众，坚持抗战，制胜敌人。周恩来向他们指出：“抗日战争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高原则，一切离开或超过这个最高原则的口号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严格遵守这原则，我希望贵党也这样做，要对中华民族负责。”同时还指出，一旦敌人来犯，城市陷入敌手，就要充分利用水乡山区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发动民众，打人民战争，打游击战争。周恩来的劝告对有爱国心的各级当权者起了积极作用。

1．循循善诱感化人，祝更生走向光明。周恩来途经枫桥时，祝更生是该区区长。是日，他在诸绍交界处迎接，而后又护送至诸暨，两人有说有笑步行近百里路程，中间又听演讲，共进午餐。在相处的一整天中，周恩来启发诱导、情理交融的思想工作，不同凡响的风范感召，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和教育，他说：“从而使我从内心对中国共产党万分敬仰，亦即为我靠拢党，终于在1949年3月在松阳率部武装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祝更生迎接周恩来，带了一辆人力车（黄包车）。祝请他上车，周恩来坚辞，不肯坐；替他背沉沉的行囊，周恩来说，不用，你跑路也很吃力嘛。途中，周恩来知道祝是河南卢氏县人，便问，鲁迅文集里有篇文章，写的是卢氏一位教育家曹老先生，你知道吗？祝说，那位曹培元先生是曹靖华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周恩来亲切地说：曹靖华我晓得，鲁迅先生很赏识他。他的译作《铁流》有鲁迅写的序言，大家看了《铁流》很受教育。随之，两人谈了鲁迅，周恩来殷切希望祝更生发扬鲁迅精神，努力做好抗日救亡工作。

周恩来到枫桥区署休息时，发现没有挂孙中山的像，就向祝指出，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家，你们应该把他的遗像挂起来。祝陪同周恩来在大庙演讲后，就一起到庙左商会内吃午饭、休息。当谈及枫桥大庙来历时，在座有人说，古时候这里很荒凉，猛兽出没害人，一位姓杨的猎人在打猛兽时，也被害死，后人为纪念他就建这庙奉祀。周恩来听了后向大家说，只要确实为人民办了好事，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好报。在周恩来同何燮侯等民主人士亲切交谈时，茶场工人陈香珍走来，他就热情地同她谈话。陈香珍丈夫才34岁，已被地主逼租逼死，她每天做工得二角钱，只可买2升米，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十分艰难。周恩来很同情她的处境，走前托人将20元钱转送给她。接着又同祝更生等人，从诸绍一带上年大旱，群众生活困难，谈到农民的春耕，在吃了几颗香榧之后说：香榧很好，应该广为播植，不要老是做枫桥的特产。在谈到战时经济时，周恩来说：前线单帮客很多，他们成百上千，熙来攘往，就输送物资满足后方来说，那是采花酿蜜，积少成多，大有好处的，他们冒着一定的风险，赚钱不易，不要歧视。在即将起身去诸暨前，祝更生请求留词，周恩来欣然命笔题了“一切为了抗战”六个大字。

周恩来伟大、高尚的形象，爱国爱民、艰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对人循循善诱的态度，使祝更生很受感动。后来，祝更生做了诸暨的抗战县长，能够团结民众抗日，积极掩护将遭迫害的共产党员，与接受周恩来的启发、引导是分不开的。1957年2月，祝更生列席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时，又见到了周恩来。谈到当年在枫桥的情景，周恩来仍记忆犹新，还问了绍兴到诸暨的公路修筑了没有，人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

2．周老师疏导学生，宣铁吾若有所悟。宣铁吾，诸暨人，时任19路军军长、浙江保安处处长，驻军诸暨城郊。他就读黄埔军校第一期，其时周恩来先是该校政治教官，不久接任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到诸暨时，宣同县长夏高阳一起迎送，他一见周恩来就行脱帽礼，称呼“周老师”。周说，宣铁吾同学，抗战了，我们又走到一块儿来了。宣答，你行程数千里，十分辛苦！周说，看看军心民气，很受鼓舞。接着说，国共已是第二次合作了，我们希望长期合作下去，抗日胜利之后，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任重而道远。又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内部矛盾应化大为小，因为任何把矛盾扩大化的做法，只对日寇有利，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当宣提出关于团结抗日与军令、政令统一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团结好比捏紧头，目的是为了一致抗日。—个拳头五个指头，长短不一，只有捏紧才有力量。片面强调统一，甚至借口统一，制造分裂，等于把五个长短不一的指头一刀切齐，这样行吗？其实只有团结，才能统一。周恩来继续指出，平型关在山西，如果军令要统一到阎锡山那里去，就不会有平型关大捷了。娘子关为什么失守了？周说：“这是阎锡山硬要‘统一军令’所造成的败局，还是八路军讲团结，真正服从抗日的统一行动，出兵解围，才救了当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的驾，他现在调来浙江当省主席了。我这次来，互相见面时，他一再表示感谢八路军的出兵援助，说愿意同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宣铁吾听着周恩来一番诚意的谈话，不时点头，有所领悟，明确赞成关于坚持抗战要有实际行动，不要做表面工作的意见。而后，他对当时在场的县府特秘郑重地说：“周部长讲的话是有道理的。”宣铁吾早年曾在绍兴印刷局当过排字工人。该局是周恩来姑夫王子余创办的。当周恩来谈到绍兴有自己的祖宅，还有表亲，这次互相见了面，真是“一表三千里”时，宣被逗笑了，气氛显得轻松活跃。周恩来由夏高阳、宣铁吾陪同吃夜饭，四菜一汤。宣铁吾表示怠慢时，周恩来说：“这种便饭很好，很合我胃口。”饭后，周付夏高阳10元饭费。夏不肯收，周恩来说，战时县长辛苦，我是知道的，我沿途都付钱，你一定得收下。

周恩来的劝导，对宣铁吾启发不少。在抗战期间，他能顾全大局，治军较严，坚持抗战，与诸暨爱国抗日民主人士何燮侯、周子豪、李士豪等人过从甚密，支持、掩护他们开展抗日斗争活动。1949年初，他拒任衢州绥靖副主任，不辞而赴香港闲居，后蒋经国等虽再三邀请去台任职，并赠送巨款，宣均予正色谢绝。

三、灿灿明灯照神州指引乡贤为中华

周恩来对绍兴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贯穿始终，上述一、二部分只反映了两个局部，在其他更漫长、更广阔的时空中，有更大量、更重要、更丰富的事迹与内容。

（一）敬重乡贤蔡元培，挽联深情颂功绩

1．聆谠论一瞻风采，涉重洋排除误解。蔡元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教育家，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敬重他。1917年1月，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年5月，应邀到天津南开学校讲演两次。第一次讲演，强调“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劝告学生“熟悉外国语言，以备研究各种科学”，并对中国“积数千年思想之钳制，国中思想之不自由”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第二次演讲中，强调指出：“一己之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说，亦不得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当时，周恩来正在校读书，认真笔录了这位同乡前辈的讲演词，又在记录稿前写了说明：“蔡先生取思想自由为题名言谠论，娓娓动人。记者于六年前，即获读先生著作，今日始得一瞻风采，私幸之余，用是不揣谫陋，随笔录之，……以谉同好。”从这段说明可见，一是周恩来在十三岁时就获读蔡先生著作，二是少年周恩来十分仰慕乡贤蔡先生。

1920年秋，周恩来为赴法勤工俭学，在北京华法教育会办理了一切必要手续。蔡先生是该会的主要首创人和中方会长，为周恩来去法提供了方便。12月中旬，他到了法国巴黎。同年，蔡先生为赴美欧考察教育也乘船赴欧，12月底抵达巴黎。其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激增至2000人以上，他们的境况正如周恩来致严修的信中说的“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蔡先生此行原也想协助留法勤工俭学事宜，1月上旬，他为“受纳各方意见”，邀集有关方面人员和学生代表，两次在巴黎西郊华法教育会会谈。会上，学生一意于维持费之发给，而蔡说无力继续负担经济责任，于是双方失欢。对此，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的长篇通讯中指出：“华法教育会既无基金来源，何从致此多金，以救学生之急，而所以犹能维持两三年之久者，亦唯赖首创诸先生由各方募集而来，以济穷困。”所以，他在上述信中说：蔡校长“于此事亦苦无相当办法”。面对这种难堪的局面，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华法教育会的情况，说明了经费困难的实情，排除误解，公正地肯定了教育会及其创始人蔡先生等的功绩。

2．撰挽联沉痛悼念，对先生公正评价。周恩来成为中央领导人之后，对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蔡先生仍然非常尊敬，蔡先生对周恩来也很钦佩。1939年5月，陈翰笙途经香港去看望蔡先生，蔡先生一见面，就紧握着陈的双手，很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这是指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同年9月，高平叔途经香港，蔡谈起国共合作抗日时也说过：“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1940年3月5日，蔡先生逝世。4月，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时，周恩来敬撰挽蔡先生一联：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既是对蔡先生的深切悼念，又高度概括和公正评价了蔡先生的一生，热情肯定了蔡先生在拯救中国于危亡的进步事业中所作的贡献。

抗战期间，重庆《新华日报》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报纸的重要文章和消息，都经他审阅，有的就是他自己写的。1940年3月蔡先生逝世以后至1945年1月，《新华日报》发表了有关蔡的追悼会、纪念会等消息31则，还有社论、专论5篇，这也表达了周恩来对蔡先生的怀念。

（二）崇敬中国文坛主将，倡导学习鲁迅先生

1．绍兴“二周”心相连，“洛恩”一信慰晚年。周恩来和鲁迅这两位同乡同宗的伟人，虽然鲁迅长周恩来一辈，但他们相互引为同志和战友；虽然他们未曾谋面，但彼此之间却是那么熟识，心灵是如此相通。

鲁迅敬佩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讴歌他们领导的并为之奋斗的事业。1935年，鲁迅获知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就写下了“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诗句。同时，向党中央发出了热情洋溢的祝捷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了中国与人类的希望。”1936年上半年，鲁迅因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陕北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食盐更是奇缺，就托人担两只火腿带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周恩来对鲁迅信任、敬重之心和深切思念之情，在署名“洛恩”的信中是体现得很充分的。1935年7月6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以“洛恩”署名，给当年4月由他俩直接派往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化名李允生）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要冯雪峰转告鲁迅的文字：

“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这封信，不仅体现了张闻天、周恩来对鲁迅的真诚热情和关心爱护，也充分体现了党同鲁迅的亲密关系。

信中，还就“同一切关门主义做坚决斗争”的问题作了指示：“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就是在一些左倾的刊物中也还是时常表现的，望严密注意。”“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起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这里指的关门主义的极端表现，正是对赞成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鲁迅的“关门”，所以，信中要冯雪峰严密注意关门主义倾向并与之做斗争，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的高度理解、肯定与支持。

鲁迅逝世前几个月，精神上快乐、开朗，充满信心，不时涌出高昂的情绪，其直接的原动力就是这封信，所以它对于鲁迅最后的生活与战斗在精神上的积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2．深情讴歌鲁迅精神，大力倡导学习鲁迅。鲁迅逝世以后，周恩来以巨大的热情和心力赞颂鲁迅，倡导学习鲁迅。他指出：鲁迅是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这个“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鲁迅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的立场”。周恩来又指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个大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鲁迅的（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及（四）疾恶如仇。”周恩来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不断研究、阐发鲁迅精神，以学习、宣传和发扬鲁迅精神为己任。鲁迅的方向、立场，鲁迅的“四大特点”，在他身上反映得最充分，体现得最完美。

1938年10月19日凌晨，日寇的入侵已迫近武汉郊外，炮声隆隆，市民正在撤离。为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周恩来此时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奋笔疾书：“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他写了这篇《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题词》之后，就出席了在汉口青年会举行的纪念会，在会上作了深刻而又鼓舞人心的讲话：“在血统上我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所以并不如主席所说以来宾资格讲话。然而我却不愿意……说吾家树人先生，我只能如古诗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似的来怀念鲁迅先生。”他联系当时抗战面临艰苦困难的局势，指出：“纪念鲁迅先生，更应学习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他说：“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发扬鲁迅先生精神。”周恩来很重视鲁迅逝世纪念日，仅解放前先后参加了五次并都讲了话。

周恩来很重视宣传鲁迅的工作。1938年夏，大力支持《鲁迅全集》的出版和发行。1946年，热情赞扬越剧《祥林嫂》的演出。1950年，支持建成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并亲笔题写了馆名。1960年，为摄制好电影《鲁迅传》，他亲自过问，向创作人员作了六点指示，其中强调指出：必须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作为指导思想。1971年，他领导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把重印《鲁迅全集》，出版《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鲁迅译文》、鲁迅整理的古籍等定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他对鲁迅的怀念和崇敬。

（三）四十年求同存异，邵力子“应予保护”

邵力子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虽然不能同日而语，但邵力子毕竟是一位执着的爱国者，长期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致力国共合作，被誉为“和平老人”。同时，旧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也给了他俩种种“缘分”，或将他们联系起来，或把他们推向同一个场合。他们同是中共创建时期的党员，同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同是力主团结抗战的人，同是国共合作的当事人与和谈代表。这些“同”，是周恩来团结促进邵力子的条件，也是邵力子不断接受周恩来影响、帮助的机遇和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表现为邵力子最终从旧营垒中自拔出来，投入了欢呼新中国诞生的行列，同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1．“黄埔”合作奠基础，上海欢送寄厚望。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军校政治部主任中，第二任邵元冲、第三任周恩来、第四任邵力子都是绍兴人。周恩来任主任的第二年夏天，邵力子到校工作，先是任校秘书处长，不久改任军校秘书长，两人和谐相处，工作配合默契。邵力子很钦佩周恩来的才干，称颂他所作的《军队中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重要讲演，他说：“讲演中对军队的来源、阶级性以及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军队根本区别的分析非常精辟，讲演中所说的‘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中的士兵都是被压迫的农工’的论述也极为正确。‘军队要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的见解很重要。”他希望在师生中贯彻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努力把军校办成培育革命军人的摇篮。1925年秋，周恩来离开军校，邵力子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与邵力子的交往、共事和友谊，在黄埔军校奠定了基础，一直延续四十几年。

邵力子在中共一大召开时参与组织筹备，担任联络和总务工作。1933年2月26日下午，邵力子夫妇由学生朱仲华陪同自沪乘火车来绍。途经嘉兴时，他远眺南湖，即景生情，就对朱仲华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也是会议接受了我提出的建议！”1926年8月，邵力子以纯粹国民党党员身份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在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开会欢送。对此，后来邵力子回忆说：“会上瞿秋白讲话，愿我以纯粹国民党员身份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我出共产党。”他们还说：“我过去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我虽然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效力。”当时，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共产党的代表是谭平山。邵力子这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共产党员身份已公开，因他是跨国、共两党的党员，派他作代表双方易接受，又便于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所以让他退党，以纯粹国民党党员身份与会。邵力子在莫斯科期间，受到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次年5月，邵力子回国，目睹“四·一二”大屠杀后的现状，他经历了一个“心绪十分混乱、矛盾”的时期。1928年起，他先后任国民党甘、陕省政府主席和中宣部长等要职。刘斐、屈武在1982年写道：邵力子“在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二十余年，能够涅而不缁，有所不为，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说，邵力子在出党后的头20余年中，按照周恩来等上海欢送会上的要求，于“为党为革命效力”方面，还是做了一定工作的。

2．谈判对手有呼应，机场送行见真情。1936年9月，毛泽东致函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劝他重振“觉悟”旗帜，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共同团结抗日，为国家与民族添欢喜。三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邵力子受拘禁，妻傅学文受枪伤，家遭搜查，办公室被捣毁。但他不计个人得失，明确表示：张、杨动机在救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劝蒋接受抗日的要求。当获知周恩来已到西安时，他深感宽慰，认为这预示着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局。面对严重的局面，邵力子不消极旁观，而是积极拥护中共和平解决、促蒋抗日的调处方针，主动配合周恩来工作，在劝导蒋介石、协调各方关系上都起了极好的作用。26日晚，周恩来、叶剑英又去看望邵力子，在深谈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时，也对邵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使他很受鼓舞和教育。

1937年2月，邵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不久，他接到许广平的信和胡愈之送来的《鲁迅全集》的全部底稿，要求审定出版。他认为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也是故乡人民的骄傲”，全集应该出版。为排除顽固派的干扰和阻拦，第二天一早，亲自和“编审会”的总干事朱子爽一起审阅，他一边翻阅一边说：“这又有什么呢？鲁去世前，他的著作我都读过。”意谓无须细看，过个目就行了。就这样，他以部长身份，亲自作走过场式的审阅，批准出版，办好手续，只用了一天时间，创造了一个纪录。尔后，他又出洋1000元，预订10套，表示支持。此后，他又“准予发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它的发表轰动全国；批准在南京创办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为国统区人民直接获知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声音创造了条件。这些都是邵力子有所不为中之有所为的好事。

1938年2月至9月，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7月的庐山谈判是关键，其时邵力子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也上山参加，成了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之一。在谈判中，他支持周恩来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沟通双方意见，劝蒋介石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庐山谈判奠定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邵力子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周、邵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政务委员会成员，邵任秘书长，两人多有协调合作，邵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从故乡返回重庆后，邵即去拜访周并询谈家乡情况。邵力子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后，常与周恩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邀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自己也发表批评国民党误国政策，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加强抗战的意见。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周、邵又都是各方代表。在谈判中，邵力子抱着抗战以后“和平建国必须国共合作”的诚意，与周恩来频频联系、交谈，和张治中“在两党谈判的大小会议上，时常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努力促成谈判的成功”。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促成了政协会议的召开。这些谈判成果的取得，邵力子的协调配合起了良好的作用。在1946年春，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团结问题时，周恩来当众说：“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因为促成团结（西安事变）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学良）先生。”此时，四座惊愕，国民党代表个个噤若寒蝉，唯有邵力子昂然起立道：“正像周先生所说，汉卿先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在促进团结问题上，汉卿先生确有很大贡献。”

邵力子在一生中营救过许多人，廖承志、章汉夫在学生时代，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也是邵老营救的。1946年，新四军战士李觉等3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人已被非法判处死刑，另一人也将同样被判为死罪，8月27日周恩来急函邵力子设法营救，在邵力子的奋力营救下，三位战士才幸免于难。

1946年11月中，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宣布于15日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邵力子面对这一局面，不胜愤慨恼怒，断然拒绝参加“国大”选举和担任“国大”秘书长的职务。周恩来为了对国民党破坏和谈、单方召开“国大”的行径表示抗议，19日离开南京回延安。在一片反共内战的紧张气氛中，邵力子怀着真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冒着危险单独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

1949年春，华北解放区粮食极为困难，董必武为了给伤病员、保育院的孩子搞点粮食，便派人给邵力子送信，请他解决“一万斤不少、十万斤不多”的粮食。邵力子接信后，冒着极大的风险，立即竭尽全力设法给解放区转运去粮食8万斤，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意。

3．和谈不成不返宁，家乡教育共关怀。1949年春，邵力子为国共和谈奔波。开初，他以私人身份前往石家庄与周恩来会谈。继而，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资格，随团到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谈判。在南京方面的六个代表中，邵对和谈的态度最明朗、积极，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作为和谈基础是合情合理的，他不但自己持这种正义的立场，而且还对同行的其他代表做工作。在和谈期间，他通过叶剑英将随南京代表团来的一名特务情况告知周恩来，还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和安排，动用代表团专机将中共掌握的几百亿金圆券送南京地下党，以配合军事行动开展经济斗争，邵力子为保证完成任务，亲自随机押送到点。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谈最终失败。邵力子本来就打定了“和谈不成功不返南京”的主意，此时他坚决表示不回南京留北平，毅然决然站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夫人傅学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南京解放前一天顺利到达北平。

邵老在出席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已年高68岁了，但他深感国家新生了，自己也新生了，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的事业。

这里讲一个邵力子出计用“濂溪”代称周恩来的故事。邵力子和于右任原本情同手足，亲同家人。大军渡江之际，于被迫去台，自此天各一方。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转述了于右任给一位港人的信，于在信中说：“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一点，我十分伤心。”章在信末说：于的“这种心情，请总理给予注意”。周恩来看了信后即让屈武以女婿名义，去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事后，想把周恩来关怀经过，告知岳丈于老，但又不知怎么写为好，后来与邵老相商。邵说：“可用‘濂溪’二字代称，因为‘濂溪’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别号，于先生一看就知道。”果然于收到信后，心领神会，对濂溪先生即周恩来表示感谢。这不仅说明邵老对于右任心情的理解，也是对周恩来心情的理解和工作上的支持。

周恩来、邵力子共同关怀家乡教育的事迹，至今传为佳话。邵力子早年为培植桑梓后学，在绍兴乡下先后创办了明强、运川、棠阳三所小学。1932年，又为首创立稽山中学，任设立人主任委员。校歌以“卧薪尝胆”为主题。1941年4月17日，绍兴城被日寇侵占时，稽中师生向南郊突围中，四人牺牲，十余人被俘。这一消息到重庆，误传伤亡师生二三百人。周恩来惊闻后殊为关切，专向稽山中学创办人、当时同在重庆的邵力子询问，并由邵致函学校慰问。稽中经费原来主要靠箔业愿捐维持，但1950年愿捐停止，学校经费困难。当时校董朱仲华向邵力子呼吁，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这种有历史性的学校一定要支持，直到转入公立。不久，邵又以学校设立人主任委员名义，请求周恩来任校董会名誉会长，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聘书，并说经费问题仍可由箔业愿捐解决。事后，经政务院主管财经有关领导关心指示，逐级下文至绍兴税务机关，由他们代征箔捐以资学校开支。自此，稽山中学经费得转宽裕，学校日益发展。（以上内容见《绍兴市稽山中学1932—1992校庆纪念册》，傅学文《周总理名誉董事长的一段回忆》和朱仲华《周总理关注故乡教育——追念总理担任稽山中学名誉董事长的史实》两文。）

（四）最得人心的党员，马寅初的救命人

寒冷的1976年1月，马寅初家里，周恩来像的镜框四周披上了黑纱，缀满了小白花。马老坐在轮椅上，面对周恩来像默默流泪，反复说着一句话：“我要去向总理告别！”他已94岁了，患直肠癌动过大手术，下肢瘫痪，近日又患新病，频尿。儿女们认为让他去那种场合实在不合适，劝他不要去。但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固执地坚持：“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为了去向总理“告别”，而又少添麻烦，他头天晚上起就不喝水，早上也一改喝粥的惯例。他一进吊唁大厅，潸然泪下，想行礼但自己动弹不了，硬是要孙儿们扶起他，用手压低他的头，一下、两下、三下。这是世界上最难得的鞠躬。马老早就说过：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党员”，“我的救命恩人”。他坐在轮椅上绕“恩人”的遗体转了一圈，要求再转一圈，久久不肯离去。

1．患难之际伸援手，为国利益跟党走。马老是一位富于爱国精神，敢于仗义执言的进步教授，抗战初期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为了拯救民族经济，充实抗战力量，他针对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拥资亿万的“四大家族”，竭力主张实行“战时过分所得税”，并发表文章，作讲演，接着提出了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由此，引起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对他的刻骨仇恨。蒋介石在对马老威胁、利诱均告无效的情况下恼羞成怒，于1940年12月，将马老秘密逮捕，投入息烽集中营囚禁。周恩来得悉反动派的这一罪恶行径后，立即在《新华日报》、延安《新中华报》披露这一消息，揭露当局阴谋，还指示南方局通过种种方式和关系，大力开展营救工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42年夏马老获释，但仍被软禁家中，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反动派又密令重大将马老解聘，不准其他学校延聘，不准报刊刊登马老的文章，企图把他困住饿死。由此，马老先后投向几个报社的《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文稿，都被一一退回，内心无比苦闷和愤慨。周恩来知道马老这一处境后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派《新华日报》记者专访马老，取来文稿，并以整版篇幅全文发表。文章一发表，山城轰动，马老感动。此后，只要是马老送去的稿件，总是力求发表，即或不采用也付给稿酬，以缓解他的生活困难。马老从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真正理解自己，于是同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每遇《新华日报》邀请的座谈会，他都积极参加并发表爱国言论，他说：“只要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2．寿幛寿联壮声威，化装厨师避香港。1941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是马老六十寿诞。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为了营救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马老早日出狱，提前在农历三月初十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明令禁止这个大会，并采取了种种破坏阻挠手段，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声援、支持下，祝寿大会如期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大会送寿幛一幅，上书：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送的寿联上书：

不屈不淫征气性，

敢怒敢言见精神。

寿幛控诉了反动派迫害马老的罪行，体现了对这位德高望重、坚持进步的学者的无限关怀与崇敬，寿联高度赞扬马老大义不屈的气概和为国为民无所畏惧的精神。

寿幛寿联挂在寿堂上方，大大增添了祝寿大会的热烈、庄重气氛，给身锁铁窗的寿翁和营救马老的民主人士、重大师生均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1948年底，马老的处境十分危险，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安排下，经过精心考虑，特意给他弄来一张香港轮上大菜师傅的身份证，化装成船上厨师赴港暂居。

3．再三保护渡难关，马老活到一百又一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马老随同第三批在港民主人士进入东北解放区，后来参加了共和国的开国大典。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5年起，马老就控制人口问题，从调查研究入手，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送议案，在北大讲演，在报上发表文章。1957年，《人民日报》批判马老的人口论，有人主张把他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领导许涤新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是“新人口理论的知音”，明确指示许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出面制止，马老才未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初期，当地派出所所长到马老家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这个地方受到我们的保护，有什么事，可以来派出所找我们。”就这样，他家没有受到“文革”浩劫。

1972年，马老九十一岁，患了直肠癌。当时，医院认为如此高龄老人，不宜动手术；家属认为仅用药物治疗痛苦多，还是手术根治好，一时双方意见不一。为此，马老家属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手术治疗的请求报告，周恩来当晚就批示：“以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结果，两次手术都很顺利，马老身体基本康复。此时，周恩来却因积劳成疾，病情日重，但在病床上还惦念着马老。1975年春节后，周恩来特派北京医院院长吴大夫和自己的随侍医生卞大夫代表他去看望马老，给马老检查手术后情况，用药情况，事后一一向他汇报。周恩来自己身患重病，为人民鞠躬尽瘁，先于马老离开了人间。马老面对周恩来这种精神，郑重而又深情地说：“周总理无私！”

马老因周恩来关怀抢救及时，手术后又整整多活了10年。在这10年中，他有幸看到了“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末日，“新人口论”的平反，自己政治名誉的恢复；还有，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民族引上了兴旺发达的坦途，等等。饮水思源，周恩来的关怀、引导，是马老后半生的生命之源。

（五）输热诚鼎力助“育才”，陶行知遗嘱头朝北

陶行知祖籍绍兴陶堰，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早年推行平民教育运动，致力乡村教育建设，在举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时，与共产党员亲密合作。他敬佩周恩来，周恩来器重陶行知。

1．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1939年，陶先生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更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帮助、指导。在周恩来关心下，学校成立了党支部，开展党的工作，鼓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育才学校的工作，选派知识渊博的进步学者、教授及文艺家去学校任教，给学校赠阅《新华日报》。陶行知在与周恩来频繁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每当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内部产生问题，或育才学校遇到困难，他就去曾家岩向周恩来请教对策，商量办法。经周恩来分析、点拨，他就思想开放，信心倍增，感到充满了希望和力量，所以陶行知感慨地说，到曾家岩找周恩来，“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

2．秋夜访行知，支持育英才。陶行知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立场，实行进步教育方针，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9年7月，陶行知为教育战时难童，创办了“育才学校”。学校设在重庆以北约100里的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1940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屡次寻找借口要“封闭”育才学校。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对学校极为关注。在一个秋晚，他同邓颖超一起赶到陶行知的住处深谈，向他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另一方面要教育师生，在极端困难时坚持工作，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念。在陶行知陪同下，第二天他们看望了一些文教、科技界知识分子，第三天先乘船后又步行2小时多到学校看望师生，参观以后，就给师生作报告，还参加活动，临走时，捐赠给学校400元钱，作为学生增加营养、购买体育器材之用。周恩来一走，陶行知给学校写了一张字条：“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观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任。”还开列了饭钱和坐船费数字。这充分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珍贵友谊和陶行知先生的风格品德。此后，在陶行知邀请下，周恩来经常参加育才学校的一些活动，有时还给师生作讲演。

1942年，育才学校处于最困难之际，周恩来将岳母的20亩坟地献给学校种植经济作物，还派专人给陶先生送去一件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织就的毛衣，一套南泥湾的垦荒照片。这给陶先生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立即动员全体师生开荒生产，解决了部分学生困难，也锻炼了师生。抗战一结束，中共在重庆的一些办事机关撤去南京，周恩来考虑育才学校校舍紧张，便把八路军办事处房舍让给了学校，还托人经香港汇了800银元给育才学校师生。育才学校由于陶先生殚精竭虑地经营苦撑，周恩来的热情扶植，培养引导200多名师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陶先生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领导工作，更积极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洪流。同时，遵照党和周恩来的建议，同郭沫若、李公朴等在重庆为一些职业青年办了一所社会大学，周恩来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高度赞扬陶先生为教育事业作贡献的精神。

3．陶先生对得起人民，要学习他的精神。1946年4月，育才学校迁到上海，陶先生为办学奔波，为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呼号，在三个月内到学校、工厂和车站讲演了一百多场。在特务的暗杀名单上，他被列为李公朴、闻一多之后的第三名。他明知杀机四伏，但仍无所畏惧，一面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全身心投入战斗。由于长期过度紧张地工作，7月25日上午，陶先生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

周恩来、邓颖超惊悉陶先生病危立即赶去探望。周恩来俯身陶先生身边，拉着他那还未僵硬的手，流着热泪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民族。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的……朋友们都要学习你的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精神。陶先生你放心去吧。”当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惟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

（六）周恩来两次通宵长谈，胡愈之献身统战工作

胡愈之，上虞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周恩来与他的交往也很多。

1．义愤起壮举，长谈暖人心。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据吴觉农在《相交八十年，童心永不泯》一文中回忆，胡愈之写了一封给国民党政府的公开抗议书，历述了大屠杀罪行后指出：“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4月14日，邀请了郑振铎等人署名后，即送《商报》发表，表达了胡对国民党反革命屠杀行动的愤慨。同时周恩来对这一抗议运动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1938年，胡愈之到武汉，周恩来要他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任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胡愈之因觉得任处长会被人讥笑成“当抗日官，吃摩擦饭”，不愿意干，一意要求去延安。周恩来知道他的想法后，找他作了一次通宵达旦的长谈，要他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好好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做好宣传工作，提高群众的认识和觉悟，使敌人的阴谋难以得逞，要排除万难去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胡愈之乐意上任了，他说：“这一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工作，使我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武汉失守那一天，胡愈之和郭沫若跟随周恩来最后撤退到长沙。此后，胡愈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去桂林做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战工作和进行抗日文化宣传运动，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2．助手成伴侣，不忘牵线人。1940年冬，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去新加坡，帮助爱国侨领陈嘉庚办《南洋商报》，任编辑主任。胡愈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热情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工作，对在华侨中开展抗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好的推动作用，深得陈嘉庚的赞赏。1941年夏，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沈兹九到新加坡帮助胡愈之工作。尔后，两人终结良缘。后来，胡愈之说，周恩来同志想得很周到。沈兹九说：“要深深感激周恩来同志，他安排我在愈之困难的时候到他身边工作，想得多周到啊！可以说，我和愈之的结合，周恩来同志还是最早的牵红线的人呢！”

3．宿舍谈通宵，服从党需要。1948年秋，胡愈之夫妇回国进入华北解放区，在周恩来指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时，周恩来同他谈今后的工作去向问题，希望他“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但他感到搞民主党派工作麻烦，表示了想去干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后来，胡愈之回忆说，当时“周总理看出我的思想不对头，有一次特地来到我的宿舍，谈了一个通宵。周总理用十分热情和诚挚的态度，对我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周恩来要他读毛泽东的几篇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周恩来说：“全国解放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长期的事。统战工作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周恩来与他的第二次通宵长谈，为他此后二十几年乐于从事民盟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虽历任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等职，但仍以巨大的精力从事民盟中央的领导工作，为民盟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孙越崎早谋起义，任新职人在归途

孙越崎，绍兴平水人，现年100岁。1992年12月民革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他为中央名誉主席。五四时期就读天津北洋大学，任校学生会会长，是天津五四风潮中的学生界领袖人物，在共同的斗争中与周恩来相识。他说，周恩来、邓颖超“都是这个运动的活动家、领导者，到处演讲宣传，常见天津报端”。

1948年，身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已“下定了投向共产党的决心”。为了迎接解放，他一方面顶住蒋介石的命令，以种种理由推托拒绝向台湾迁厂，一方面团结骨干，精心部署，秘密策划，动员下属坚守岗位，保护好厂矿财产、档案。同时将200万美元下发各企业作维持费，以稳定人心。这对于资委会下属的121个总公司和总机构，下有上千个生产单位及研究机构，3万2000余职员及70几万工人，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部留在原岗位，保护工矿迎接解放，顺利地投向人民政府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5月，他到香港资委会下属的国外贸易事务所，在中共组织的帮助协同下，率该所人员宣布起义，向毛主席发电致敬，并获复电嘉勉。同时，将该所在港时值近六百万美元的物资，运回广州移交人民政府。孙越崎宣布起义后，请在港工作的乔冠华和在北平的邵力子代向周恩来表示回归心愿。周恩来说：“随时可以来北平。”是年11月，孙越崎还在自广州北上的途中，周恩来已安排他任政务院财委会计划局副局长。孙越崎到北京车站时，得到周恩来委派的财委会代表和邵力子、钱昌照等人的迎候。接着，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他，并为他设宴接风。

孙越崎北归时，带来了翁文灏的悔过书。翁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此时他既不愿去台，又自感作为一名战犯难回大陆，于是滞留香港。周恩来看了翁的悔过书后不久，要孙越崎与翁联系，代告对他的关心，并同意他回来。1951年1月，翁文灏回到北京，孙越崎按周恩来的指示，同翁接近谈心，而后又问翁：是否愿意向台湾广播？翁文灏高兴地照办了。不久，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等访问我国时，提出要去唐山开滦煤矿参观。周恩来认为孙越崎是煤炭专家，又熟悉那里的情况，于是打电话给他，请他陪同英国客人去唐山。

（八）金善宝心头有明灯，又送种子又献金

金善宝，诸暨枫桥人，著名农学家，现九三学社名誉主席。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听过周恩来的“精彩演讲”，周恩来还多次约请金善宝交谈，倾听意见，对他的民主进步思想多有鼓励。

在周恩来的启发引导下，金善宝的思想逐渐升华，心头亮起了明灯。尽管这时金善宝的生活很艰苦，但曾两次到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办事处献金200元，资助八路军抗战。他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身上。”当他得悉延安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时，心里极其兴奋，觉得自己也可以助一臂之力，立即将自己耗费多年心血选育而成的几个最好的小麦品种种子共10多斤，分别用纸袋包好，附上详细的品种说明书，亲自送往新华日报社转到延安。半个月后，在一次茶话会上，邓颖超告诉金善宝：“延安已收到了你的种子，同志们都感谢你。”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在周恩来安排下，金善宝受毛泽东邀请到嘉陵江边张治中寓所会见。当时金善宝虽刚满50岁，但已满头白发。在座谈中，毛泽东亲切地向他说：“后边那位白发老先生有什么意见？”当知道他的年龄时，毛泽东伸出两个指头说：“我比你大两岁。”金善宝以无限深情对毛泽东说：“重庆虎狼之地，千万不能久留，请求早日离渝。”

1949年7月，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自然科学工作者座谈会，金善宝受邀参加，不久他被政务院任命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东农林部副部长。

（九）范女士呈函求援，毛汉礼如愿回国

毛汉礼，金善宝同乡，著名海洋物理学家。1949年在美国进修，获知祖国新生兴奋不已，即致书爱人范易君和亲友，告知决心尽快完成学业，为新中国效力。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之日，即向家里电告返国日期，但在办归国手续时，美国当局声称：中美已交兵朝鲜，毛所学知识涉及美国最高利益，不许回国。毛汉礼对于美方这种无理阻挠极为愤慨，决心与之坚决斗争。他一面不惜花费巨大代价，延请律师，与美国政府打了长达三年的官司，自地方法院直至最高法院；一面致书国内亲友师长请求援助。

范易君获知丈夫毛汉礼羁绊之苦，即呈函周恩来反映情况，请求予以交涉。1954年夏，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严正揭露美国当局无理扣留我留学生和科技人员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交涉。事后，美方解除了对毛汉礼的禁令，准其回国。1956年，毛汉礼参加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科技规划工作，此后几十年为祖国的海洋科学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绍兴人”三看绍兴戏，怀仁堂演出传名篇

周恩来了解绍剧，热爱绍剧，深情支持和培植绍剧。1949年同袁雪芬谈越剧改革时，他唱了绍剧，肯定了绍剧的音乐和唱腔。还建议越剧可以吸收高亢激越的绍剧唱腔，此后，他三看绍剧，还把绍剧推荐到中南海怀仁堂请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由此，绍剧名声大振，饮誉全国，同时也推动了绍剧的改革和发展，使这一古越奇葩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

1956年8月，杭城丹桂飘香。陈毅陪同印尼苏加诺总统观看了浙江绍剧团演出的《大闹天宫》，宾主都倍加赞赏。次年年底，周恩来陪同缅甸贵宾到上海，绍剧团应邀去沪为客人演出《大闹天宫》。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谢幕时，周恩来偕客人登上了舞台，送了花篮，亲切地同演员一一握手，同时热情地说：我是绍兴人，爱看绍剧，你们演得很好，客人看了也很满意。还赞扬了演“孙悟空”的六龄童“武功不错”。接着，他一边抱起演罗猴的小六龄童，将他擎起，悬空举着；一边说，文艺事业需要接班人，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随之，抱着小六龄童拍照留影。周恩来临走时说：这次来观看你们的演出，是陈毅副总理推荐的；欢迎你们到北京来，向毛主席作汇报演出。

1958年5月，绍剧团第一次上京汇报演出，周恩来亲临观看《龙虎斗》、《芦花记》。终场时，他又亲切地和演员见面、握手，说：“我们又见面了。”还问了几个青年演员的年龄和学艺情况，又问唱的曲子是“二凡”还是“三五七”，谈了很长时间。当大家要求合影时，他说：“不是上海拍过一张了么？好，那就再拍一张。”

1961年8月，绍剧团第二次上京演出，参加了首都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大会，演出了《男吊》、《女吊》、《无常》三个折子。大会结束时，周恩来又同演员合影，这是周恩来第三次看绍剧。绍剧团这次在京演出期间，郭沫若先后看了六场，还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员，并题《七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首，书赠绍剧团。

1961年10月，绍剧团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诸位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看完全剧，其间鼓掌六次，同年11月17日，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名篇：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71年，毛泽东南巡驻足杭州，绍剧名角“钢嗓老生”陈鹤皋受邀赴杭，清唱表演《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对陈鹤皋的演唱很欣赏，说：“有绍剧特色，气魄大……”

（十一）越剧改革遇知音，关怀厚爱袁雪芬

1946年，夏秋之际，袁雪芬为在舞台上更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唱出广大劳苦人民的心声，大胆地进行了越剧改革，在许广平等的热情支持配合下，毅然将鲁迅的《祝福》改编成《祥林嫂》搬上舞台。演出很成功，各界有识之士和广大观众都给予热情的赞扬和很高的评价，但反动派认为袁雪芬“向左转了”，于是恐吓、打击、迫害不断向她袭来。

正当袁雪芬处境艰险之际，周恩来到了上海，热情支持袁雪芬的事业，为她排忧解难，继续前行。

1．亲临“雪声”看演出，嘱咐于伶要扶植。当年，在国共谈判中，周恩来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曾四次到上海，为国家的命运奔走操劳。他也十分关心上海的文化战线，关心越剧改革，关心袁雪芬等饱受艰辛的文艺工作者。

9月16日，周恩来第四次到上海，当获知袁雪芬及其雪声剧团因演了《祥林嫂》而遭迫害的情况时，极为关切，决定去看看剧团的演出。那天，剧团演出《凄凉辽宫月》，袁雪芬演主角。他到场时戏已开演，就悄悄地坐在后排。看完戏后，他约在上海文化界做党的地下工作的于伶去谈。于伶汇报了雪声剧团的情况和袁雪芬的遭遇后，周恩来说：“应该好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绍兴戏，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很大。”“在国统区，在没有党领导的情况下，演出《祥林嫂》出乎意外。”“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夕，又指示于伶等同志，要挑选正派的同志去雪声剧团工作，以便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能有帮助。此后，袁雪芬在党的引导、支持下，度过了一个个关口，在斗争中迎来了新中国。

2．一杯牛奶两只蛋，无限深情寓其中。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上京（北平）开会。全国戏曲界特邀代表四名：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27岁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是最年轻的。到京第二天一早，饭店服务员给袁雪芬送来一杯牛奶、两只鸡蛋，并告诉她：“这是周恩来副主席特意关照给您的，他听说您在旧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袁雪芬听了这话，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想：过去没见过周副主席的面，他怎么知道自己生过肺病？周副主席日夜操劳那么多国内外大事，怎么还关心着自己的身体？她心灵震动了，第一次领受到人间如此伟大的关怀和伟大的爱。

几天后，周恩来会见与会的特邀代表，见到袁雪芬时像老熟人一样，他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接着讲了1946年在上海看她演《凄凉辽宫月》的情景。袁雪芬这时才明白，当年报纸上登的看越剧的中共代表原来就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非常欢迎。中国人民盼望了多少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所以希望你们来，一同商量国家大事。”9月底，袁雪芬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3．良师益友难再复，《三月春潮》作怀念。在京期间，袁雪芬几次到周恩来家里去。有一次，周恩来说：“我放张唱片给你听听。”一听，竟是《凄凉辽宫月》，原来是于伶当年向她要去转送的。又一次，周恩来向她了解越剧发展情况，问到越剧与绍剧有啥不同，为啥都是女的演？袁雪芬回答后，周恩来说：京剧男演女，越剧女演男，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在新社会要逐渐改变。谈到越剧与绍剧的区别时，让袁雪芬唱了一段越剧。过后他说：“绍兴大班我也会哼哼，唱一句给你听听，叫‘绍兴高调’。”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唱了。在袁雪芬讲到“小班吸收了大班不少东西”时，周恩来说：“是应该吸收。”

袁雪芬在北平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几十天，眼界大开，教育良深，感受很多。她深深敬仰周恩来，觉得自己的心里话都可以同他讲。快要回上海了，觉得还有一句顶重要的话要说。她去向周恩来告别时，鼓起勇气，坦诚地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周恩来热情地说：“很好！你过去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要做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周恩来还说：“年轻人，给我们写写信吧！有什么想法，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写信。我们要交个朋友嘛！”此后，袁雪芬给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去信，周恩来也给她回信，信中说：“愿您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关心袁雪芬的思想、艺术进步，还关心她的身体，乃至家庭生活。1956年以后，周恩来、邓颖超曾多次去袁雪芬家探望谈心。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指引着袁雪芬的人生方向和艺术道路，也推动着越剧的改革和繁荣。

1977年，袁雪芬为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带领创作人员和演员，全力创作了反映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三月春潮》，在越剧舞台上第一次塑造了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并且大胆地为他安排了一段唱词，以寄托对他的永恒怀念。

周恩来的祖父名起魁

（1997年10月）

几十年来，关于周恩来的好多著述中，在涉及他的家世时都说：周恩来的祖父名殿魁。有的说殿魁字攀龙，号云门；或说殿魁任过淮安府山阳县知县；更有说周恩来祖父曾任淮安草堰司巡检等职，晚年买了个知县，未及上任就逝世了。

笔者在近五年中，经过多方反复查找考证，有确凿可靠的史料表明，上述说法都与史实相悖，是错误的。

一、周殿魁不是周恩来祖父，而是周恩来祖父起魁的嫡堂弟

周恩来祖上于南宋初年辗转迁来绍兴山阴乡间，至明代初年，定居绍兴城内宝祐桥堍。这支周氏家族以元代的周茂（字元泊）为始祖，从他起至周恩来一代，已传21世。到清康熙戊寅年（1698），即周恩来出生前200年，周氏11世中有叫懋章者，其夫人王氏卒，寿百岁，当时巡抚题了“百岁寿母”匾额。由此，宝祐桥周氏聚居地以“百岁堂”名世。传至19世，即到周恩来祖父辈中，有嫡堂兄弟两人，一个叫起魁（又名攀龙），一个叫殿魁，两人均于光绪年间在苏北一带任过职。起魁曾任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等职。殿魁曾任淮安草堰司巡检等职。起魁是周恩来的亲祖父，殿魁是周恩来的嫡堂叔祖父。

二、周恩来祖父被移名之源流

周恩来祖父起魁被移名为殿魁，其缘起大概在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一文。其中，李勃曼这样记着：周恩来说：“我的祖父名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周恩来出生前一年，他的祖父去世了。祖父叫什么名字，肯定是他后来听人说的。但为什么把“起魁”误为“殿魁”呢？不得而知。是别人误传，周恩来误记；是李勃曼误听误记，抑或翻译中误译？都有可能。李勃曼一文后来被名为《周恩来自传》广为刊发。自此，都说周恩来祖父名曰“殿魁”，且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怀疑。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沿用前述之说，都错把“殿魁”当做周恩来的祖父。凡涉及周恩来家世祖辈的传记、年谱、生平事迹陈列介绍及有关著述等等，无不持此一说。有的还以此说为出发点，广泛搜罗“周殿魁”的资料，编织其生平事迹。殊不知这些东西都与周恩来祖父起魁毫不相干。这些提法的差错在于：一是都把“殿魁”说成是周恩来的祖父；但其中又正、误互杂，如说周恩来祖父周攀龙，字殿魁，其实“攀龙”确为周恩来祖父的名，但他的字曰“云门”，而不是“殿魁”。二是如上所说，把殿魁的任职移到周恩来祖父起魁身上。三是胡猜周恩来祖父起魁买官，周恩来祖父做过知县一节流传于后世，但在殿魁名下找不到任知县的史料，于是就出现了买官、未及上任就逝世了的说法。因为既是买来的官，又是未曾上任，在志书中当然查不到。

三、信史如是说

足可证明周恩来祖父之本名和在世时任职情况以及周殿魁其人的史料，可从周氏《老八房祭簿》和有关科举资料等加以说明。

据绍兴“百岁堂”周氏《老八房祭簿》的“宗系图”和“祭主”所载，周恩来的祖父起魁和他的叔祖殿魁，都是周氏14世祖步超之后、17世祖即周恩来高祖元棠的孙子。元棠字笑岩，有《海巢书屋诗篇》（132篇）存世。起魁与殿魁系嫡堂兄弟，属同年出生，起魁居长，比殿魁大两个月又一天。但起魁为江苏候补同知，殿魁为江苏候补从九品，两人官阶悬殊。周恩来于1939年3月28日凌晨，“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次日即29日，周恩来在族人和表弟王贶甫等陪同下，到绍兴会稽山麓祭扫了五处祖墓（14世步超—18世樵水）。在行船途中，周恩来捧读了《老八房祭簿》。随后，在21世栏下亲笔写了：“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同时，还写了恩溥、恩寿等13人。在这里，周恩来写着自己是“云门公长孙”（起魁字云门），而没有写是子明公长孙（殿魁字子明）。这是正确无误的。

再据《浙江乡试同年齿录》，周和鼐、周嵩尧的中举资料及周嘉琛中举资料中载明，周恩来祖父原名骏龙，更名起魁，又名攀龙，字云门，代理过安东、阜宁、桃源等县知县，任过海州直隶州知州，但没有任过淮安草堰司巡检、江宁布政使司仓大使等职，也没有任过山阳县知县，更无用钱买知县情节。殿魁之名与周恩来祖父毫不相涉，但殿魁确有其人，他是周恩来的嫡堂叔祖，曾任淮安草堰司巡检、江宁布政使司仓大使。

最后，笔者在停笔之际，还想说明两个要求。要求之一是，周恩来祖父起魁被移名50有年，且通过许多权威出版部门的出版物，使对他的误传广为流播。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行将到来之际，应该为他的祖父正名。要求之二是，对于周起魁在任职地的史料，笔者正设法作进一步了解，还望研究同仁协力以赴。

周恩来关心“原子弹之父”纪事

（1998年3月）

钱三强（1913—1992），1913年10月16日生于绍兴，被称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1936年，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赴法留学，他在法国参加过刘宁一等领导的爱国斗争；听到过许多关于周恩来等人勤工俭学，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而奋斗的生动事迹，钱三强对此钦佩、感奋不已。1948年夏，他带着导师居里·伊莱娜“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的临别赠言，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钱三强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49年的早春。当时北京刚解放，他到北京饭店去听周恩来的形势报告。周恩来手中不拿片纸，而讲话条理清楚，逻辑性很强，所举各项数据准确无误；他精力充沛，襟怀坦白，语言亲切而中肯，三四个钟头的演讲，始终紧紧地吸引住全场听众。钱三强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报告。

194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郭沫若，副团长有马寅初等，钱三强是团员之一。他出于对祖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强烈责任感，立即想到如果趁去巴黎赴会之便，去托自己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帮助订购研究原子能所必要的一切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向联系人提出了这个想法，并说了所需款额数。钱三强的这个想法立即被汇报到周恩来那里。但钱三强出口之后很后悔，他想解放全国的炮声还在南方大地隆隆震响，国家百废待举，即使领导重视哪里拿得出外汇去买科学仪器呢？正当钱三强“心中忐忑不安”之时，周恩来却在认真对待、热情筹措这件事。3月22日，周恩来致电李维汉，指出：钱三强所谈购买实验设备事，望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不日，周恩来又和李维汉面商所需外汇及支付办法。在钱三强提出想法的第四天，就接到电话，要他到中南海去一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等待着他，见面热情招呼之后就说：“三强，你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查一下国库，还有一部分美元，先拨出5万元，供你使用。用款时你和刘宁一（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商量着办就成了。”钱三强喜出望外，一股为新中国原子能科学献身的热情在胸中涌起。钱三强申报的这笔外汇，后来购买了仪器、图书，为创建我国核能科研事业做了一定的基础准备。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建立，钱三强先任副所长，一年后任所长。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开展原子核心科学技术的基础工作，为原子能的应用作准备。周恩来特别指示，要重视发展原子核科学，在研究力量和财物上给予重点保证。由于周恩来亲自关怀，该所的经费得到了保证。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请钱三强、李四光（地质部部长）到办公室，在座的还有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我国的矿产资源勘探情况，接着请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听了他们的每一句话，并就关键问题作了详细询问。随后告诉他和李四光：“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仪器作点现场演示。”第二天即15日，钱三强和李四光到达中南海一间会议室时，里边已围坐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原来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接着李四光、钱三强先后介绍、演示，回答问题，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1956年4月，周恩来提出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原子能委员会，钱三强为委员之一。周恩来说：“物理专家的组织才能都很强，钱三强是科学院的秘书长，又是青联的副主席。”1956年3月，周恩来指派刘杰和钱三强到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同年，周恩来又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后改为二机部），钱三强任该部副部长。1957年起，频繁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尖端科学研究领域，有人把矛盾指向钱三强。由于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才幸免于难。正当我国的原子能研究稳步发展之际，历史进入到了50年代末，曾经标榜“无私援助”的“老大哥”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还丢下话：“我们走了，他们也许种的是蘑菇云，而收获的是鹅卵石。”周恩来却从李四光、钱三强、钱学森等人的身上，早已看到了中国专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可以发挥的能量是巨大的，让他们自己动手，不愁搞不出原子弹。钱三强说：疾风识劲草，知松柏。面对种种困难，他发愤图强，为发展中国核科学的伟大事业，注入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气、忠诚和力量。他亲自领导攻关小组，经过艰苦努力，攻下了一个个难关。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周恩来把刘杰、钱三强等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为庆贺试验成功，周恩来特地准备了晚餐，备了酒。这时二机部造反派在中南海北门外扬言要打倒刘杰、钱三强等，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席间，周恩来以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两句词提醒和勉励大家；接着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两弹上天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派专车把钱三强接到中南海。餐桌上放了冻鱼，一瓶茅台。周恩来深情而亲切地对钱三强说：“全国人民都在庆祝胜利。今天我们也来表示祝贺。”多少年来的艰辛，多少年的坎坷委屈，有了周恩来的这句话，一切都得到了回报。钱三强不善饮酒，这天他爽快地干了杯。这杯酒，一直暖到心窝，暖彻周身，暖到他生命的终点。

中共统一战线的先驱——周恩来旅欧期间对统一战线的贡献

（1998年4月）

胡耀邦1982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周恩来“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周恩来的这一模范业绩，肇基于旅欧期间。他在这一期间，对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先驱。

一、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

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周恩来旅欧期间研究探索中国“救时良方”的一个重要课题。

周恩来自1920年底至1924年7月，旅欧三年半。在这一期间，他为了探求拯救祖国的真理，先后到了法、英、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广泛进行了社会调查，深入考察了工人运动实况，分析了西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潮流，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许多英文版的马、恩著作和列宁著作，进一步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观察世界大势，分析时代潮流，揭露资本主义实质，借鉴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他深感从世界时势看，只有共产主义（按：当时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救中国，除去“实行共产革命外”，中国的问题“实无法可解”。他从旅欧一开始，就刻苦磨炼自己，奋力投身革命实践，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努力促进旅法华工和勤工俭学同学之间的团结，参与创立并领导了旅欧的党、团组织，为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三年半中，他将调查观察所得、思考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收获，先后写成了政治论文、时事评论、长篇通讯以及书信等100多篇，计42万多字，为党在初创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这种以深邃的眼光观察世界并联系实际为中国革命理论所作的贡献，实为时人所难以企及。周恩来的这几十万字的文章，大都成书于巴黎一家小旅馆一个5平方米的小房间。这里是他的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聂荣臻说：每当我到周恩来那里去，总见他不是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和着开水。

在周恩来的这几十万文字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统一战线思想。其中，《劳动世界之新变动》、《西欧的“赤”况》、《共产主义与中国》、《告工友》、《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等文章，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阐述了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

1．革命必须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孤立或打击少数敌人。周恩来一贯重视团结。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十分重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问题，他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必须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在旅欧初期，他发现2000多勤工俭学同学，由于地域和境遇不同等因素，形成了几个互相隔阂的中心，就努力去消除意见分歧，积极促进团结统一。在与赵世炎、袁子贞、王京岐等领导同学和华工向国内国外反动势力作斗争中，他吁请他们说：“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昂（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同时强调指出，同学和华工“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起手来，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

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周恩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出发并联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必然性，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周恩来指出，国难深重，国亡无日，国际帝国主义的残暴掠夺和疯狂侵略，“咸以吾国为对象”，近两年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一天比一天来得凶猛，“吾人处此，已届最险期中，稍一不慎，便有覆国之虞”。他大声疾呼：“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啊？”所以，联合起来，共图救国大业刻不容缓，是他当时最急切的心情。周恩来指出，内外敌人，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战胜内外强敌的基础，十分重要。他说，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列强；列强在经济上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役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在政治上，拉拢扶植各派封建军阀，妄图灭亡中国；“有了这一干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再加以专做牵线人的外交系、做掮客的银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为了争权夺利，竞相投靠帝国主义，卖国的勾当事越发做得兴旺。因此，中国人民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这个“强大的公敌”，决不是“那一部分人”所能“独肩”胜任的，但“只要弱小民族的国家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胜过当时的统治者”，中国人民就能战胜强敌。所以，他殷切地期望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无论无产阶级还是有产阶级都要联合起来，“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行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其有何种信仰，都应该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周恩来还深刻地指出，在严酷的敌我斗争中，中国人民要免受亡国之苦，被杀戮之祸，除了团结对敌别无他途，所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他说：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进攻我们——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战线（按：即统一战线）上的”。面对内外敌人组织的反革命同一战线的进攻，中国人民怎么办？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野蛮统治，“终要逼出一个国民革命行动来”，压迫愈甚，反抗愈大。一旦国民革命意识普遍了，一切暴动均将成为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训练，而能经久的革命行动了。1924年，大革命浪潮的掀起，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证实了周恩来的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2．国内革命统一战线必须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相结合

周恩来在研究统一战线时强调指出，国内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必须同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相联系和结合。1922年2月，周恩来在分析欧洲社会主义有“五花八门”的派别互相竞争而不统一时就指出，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一个欺压全体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的反革命统一战线，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必须认清这种斗争情势，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与之对抗，并保护自己。他说：“现代各国资本家的联合，差不多都没有了国界，成了浑然一体的资本主义的联合。虽说他们彼此间自由竞争的习惯和侵略主义的观念犹存，但是对待劳动阶级的步骤总是一致的，壁垒也是团结得坚固的。”有鉴于此，他进而指出，劳动者是无祖国的，国际劳动阶级如果“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奋斗，结果只能败退。所以劳动阶级如果认清敌我两方的情势，则无论各派在将来的改造方法如何，而在现在这种冲锋的阵势上，总应该力求联合，勉图一致，好免掉敌人乘间攻入的危险”。因此，“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必要和可能”，中国人民若想将军阀打倒，将帝国主义打倒，“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基于这一认识，周恩来指出，我们应当在广泛的“国际联合”中来促进“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和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

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十分重视与友国的合作。哪些是友国呢？他说，在“革命运动中我们可以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认定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中国革命的真朋友。

3．关于统一战线的目标

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封建军阀官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鹰犬，帝国主义洋大人是封建军阀官僚的靠山，“靠山一倒”，军阀官僚统统成了“纸老虎”，所以反帝反封建军阀必须双管齐下。据此，他明确宣告：“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周恩来宣告的统一战线目标，与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任务完全吻合，实在难能可贵。这里所说的唯一目标，周恩来指的是国民革命的目标，三民主义的目标，也就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联合革命的目标，这是革命的第一步目标。关于革命的第二步目标，他别有论述。

4．统一战线必须分清敌、我、友，团结一切革命势力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打击谁，依靠谁？这是统一战线的首要问题。在1924年的大革命行将到来之际，周恩来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文章中，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深刻而又切合实际的分析，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首要问题”，为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特别是《革命救国论》一文，较详细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中敌、我、友三个方面，指出了中国革命力量的构成，可以说它是我党研究革命基本问题最早的一篇重要文献。他尖锐地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他说：“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地一无忌惮！”由此他得出结论：“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

谁是革命势力、革命的依靠力量呢？他指出，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和华侨五种力量。对这五种力量，他一一作了分析。

工人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工人运动经历了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和1923年京汉铁路大流血后，正在发展起来，“终将成为国民革命中一支最可靠的主力军，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中国农民是一个庞大的阶级，虽素称驯良，但因迫于军阀的祸害，亦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事实完全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

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以来，“顿呈活力”，中间消沉两三年，近年来又复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

新兴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但他们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渐能与革命派表同情了，“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伍中”。

海外华侨他们接触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为最早，他们倾向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中，也“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

周恩来在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作了全盘考察分析之后，满怀信心地指出，革命势力的统一战线必将日益扩大，“如许多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冲上前锋做弄潮人”。

此外，还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地位、作用以充分肯定，认为经过国民党一大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可以负起国民革命的“统率之责的”。但考虑到孙中山多次革命遭到挫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忽视了革命势力的真实存在，而奢望于军阀的力量，所以他殷切地向国民党提出希望：“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按：直、皖、奉和新军阀陈炯明）之调和可得到那骗人的和平！”

周恩来对革命势力的分析，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5．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1923年，周恩来领导旅欧党、团与国民党旅欧组织合作，率先成功地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对于全面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和更广大范围的统一战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建立与军队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在全面考察了西欧工人运动的状况，反复研究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训以及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之后，非常重视军队工作和革命武装的问题。他说，要根本改变工人阶级所处的境遇和地位，绝对不能满足于经济斗争，或通过改良的办法来实现，而必须投身于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去，必须掌握军队进行暴力革命。

卢森堡曾说：“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周恩来说，卢森堡的话是“见到之语”。因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为了要有军队，无产阶级必须在军队中做团结、争取的统战工作。他在分析了法国的革命形势后指出：“西欧革命的机会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这事便有了希望。”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7．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周恩来旅欧期间对于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关系问题，虽无专文论述，但从他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已经可以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

在《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一文中，他指出，1923年秋后，德国又出现了一个革命时机，但由于主持革命的德共顾虑过多，低估了自己的力量，结果坐失良机，工人阶级受到打击，党员骨干遭到迫害。在研究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时指出，俄国三次革命都是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但为什么第一、二次都失败了，偏到十月革命时才成功呢？“这是因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俄罗斯的劳动阶级只有共产党称得起他的忠党，这不独俄国为然，各国的劳动阶级中也无不皆然。”他又以一战之后，德国、匈牙利的革命昙花一现，中国的革命备受挫折为例，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必须有极坚强的共产党领导的道理。

二、谱写了国共合作的开篇

1923年6月，周恩来领导的旅欧党团组织与国民党驻法支部实现了合作。当时，国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而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协调下，旅欧的国共两党组织率先实现了合作，拉开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序幕，谱写了国共合作的开篇。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1922年7月党的二大作出了和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决议；8月，在杭州西湖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这时经屡次失败而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接受了我党主张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于1923年1月明确表示了联俄联共的决定。就在这一政治氛围中，1922年8月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派王京岐去法国联络同志，开展组党工作。

王京岐，浙江嵊县中南乡人，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之江大学，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因积极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陈毅等100多人一起被遣送回国。1922年加入国民党，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王京岐重回法国后，周恩来领导的党团组织随即与之建立联系，互通情报，交换意见。1923年3月10日，旅欧共青团（当时党组织不出面，党员在团内）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4月，旅欧党团代表同王京岐商谈了合作问题。6月16日，周恩来等三位代表再次到里昂与王京岐商谈，圆满达成了合作协议，周恩来等3人首先加入了国民党，旅欧共青团所属80多人也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恩来明确，国共合作而不是合并，共产党在合作中既不隐藏自己的主义和旗帜，但又必须是真诚的。所以，在王京岐于8月回国复命前夕，特地给他写了信，明确陈述两党合作的原则，帮助国民党工作的范围、任务以及须着手做的事情。他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接着，他提出了如何实行合作的建议。他说：“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第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的方略；第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备革命精神的分子；第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以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信中还指出：“日下的事，如在欧党的势力的扩充，党员的训练，刊物的印行，革命工作的策略，均宜着手进行。”“后二事你此番归国宜和党中干部及总理孙先生多多商榷。”周恩来这些中肯而又极有针对性的意见，既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也充分体现了对合作的诚意，同王京岐协力办党的心愿。王京岐回国后，都向孙中山作了报告。孙中山对周恩来的各项意见十分重视，倍加赞许。王京岐在国内滞留“未浃旬，仍奉令返法”。同年9月3日，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颁发了委任状，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委任“周恩来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员”。

自从周恩来等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驻法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立即打开了新局面，成员迅速扩及德国、比利时等国，于是将原定的国民党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统一领导欧洲党务。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演说，热情赞扬了旅欧国民党党员中的斗争精神。他说，当示威的时候，面对警察的枪和棍棒，敢于走在行列的前头，不怕挨打流血的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国民党的同志。他在演说中，还指出并批评了国民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些人“用着党时，便自称为老同志，不用党时便竟一反党议，甚或从人做落井下石之举，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这就明确警告人们，要注意防备以党营私的人的阴谋诡计。他的讲演体现了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时，他对国民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1．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2．国民党从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3．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弱小民族间的联系，而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别与接近。”周恩来的演说，特别是关于党建方向的深刻阐述，对大会和王京岐本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会选举王京岐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报告部宣传科主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旅欧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内的国共合作在1924年1月底，因此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预演。这一历史性的合作，如果从正式达成协议的六月算起，则比国内提前了半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于后来促进国内国共合作，无疑是很可贵的。1946年9月，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中，追忆这一段经历时说：“一九二三年，国内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

1924年1月27日，周恩来主持成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即巴黎区分部）。他以筹备员身份报告了筹备经过，李富春以通讯处临时主任的身份报告了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讨论了通讯处的规约，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长，该处当时有国民党人30多人，不久发展到180多人。次日，周恩来将此情况报告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其中写道：“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其总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形势，周恩来于这年的2月将旅欧党团机关刊物《少年》改名《赤光》；同月，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国民》半月刊也随之创办。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王京岐等经常发表文章；周恩来从《赤光》创刊号起至6月的短短四个月中，先后发表文章37篇。在这一期间，两刊互相呼应，宣传和维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驳斥有害国共合作言论，成为统一战线的喉舌。

1924年2月，王京岐又回国报告党务发展情形。王京岐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职，全面主持和领导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王京岐途经广州时，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廖仲恺又研究了旅欧国民党的工作。当他回到巴黎时，旅欧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开拓，局面日新月异，又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而在英、俄两国已建立了国民党的总支部。根据这一情况，把国民党驻欧支部改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统理全欧大陆党务，王京岐担任总支部主席。总支部下属十几个支部，支部下设分部，分部下设区分部，此外还有几个通讯处，它们分布于法国、瑞士、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在总支部、支部任领导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柳圃青等人，朱德任柏林支部主任。是年7月20日，王京岐、周恩来共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驻法总支部是旅欧华人在“欧洲大陆上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机关”，要求全体党员“首先应经常想到我们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因使命重大，须加强在欧洲的锻炼，待回国后准备承担革命重担。你们任何时候都应为我国的独立坚持战斗，冲锋在前”。同日，周恩来、王京岐还邀集旅欧华人联合会38个团体人代表聚会，这是为统一旅欧团体奋斗目标并协同行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把“打倒军阀，抵制列强”作为联合会的宗旨。

7月20日的两个大会之后，周恩来就要回国了。在他起程前夕，王京岐和总支部的同志为他送行，合影留别。照片中有周恩来、王京岐、李富春等13人。在周恩来离法回国已两个月的9月22日夜，王京岐准备将照片寄给嵊县老家的父亲时，在照片背面写了附言，附言表达了对周恩来的真诚钦佩和无限思念之情。附言是这样的：

爸爸：同志恩来（坐当中者）与儿协同办党可说两年之久了。素来他——专门对外，我一惟理内，本其过去工作判他的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精卫）、胡（汉民）诸老同志之下。

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加之儿单身出马，尤其应付乏术。

欢送他去法东归之时，正与儿别家出来之时，同一说不出的痛苦。

十三，九，二十二夜笔（即1924年9月22日夜）

三、批驳了攻击国共合作的谬论

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意义，周恩来在理论上作过充分的说明。他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对于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做到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消弭某些人对部分眼前利益的争执，更可以做到“训练统一，步骤一致”，“号令集中，指挥自如，易于破敌”。除此之外，“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所以这一合作，对于巩固发展国内统一战线，加强与国际统一战线的联系，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但是，当旅欧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以后，国家主义派就立即进行责难和攻击。国家主义派由一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政客组成，它打着国家、民族的幌子，宣扬“全民革命”、“全民政治”，反共、反苏、反孙中山。20年代初，其主要骨干曾琦、李璜等人先后留学欧洲，1923年他们在法国成立了青年党，开始有组织地与中共旅欧支部对抗，与反共杂志《先声》互相勾结，出版《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专号，公开攻击国共合作和党的统一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最初反对国家主义的任务，首先就落在旅欧共产党人的肩上。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严重挑战，周恩来写了《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实话的反感》、《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对他们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刻的批驳。周恩来针对他们的共产党搞国共合作是“走错了路”、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是“半共产主义者”、是“改变了共产主义”等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点进行了批驳。周恩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事物都在“流动”，都在变化，但国家主义派的“死脑子”却不理会事物无不流动的事实。他们硬说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就不能承认共产主义。事实恰恰相反，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有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承认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说：“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革命分子合作。”共产主义者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事国民革命，这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改变，正是体现了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坚持。国家主义派讥讽搞国共合作是“滑稽”可笑的。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者为做共产主义所能解释，也即三民主义所能解释的国民革命工作而加入国民党，滑稽何谓？”

对于国家主义派所谓共产党人放弃“阶级革命”搞“阶级妥协”的污蔑，周恩来根据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分和联系的理论，作了有力的批驳。他说：“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从何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周恩来的这些批驳，有理有据，痛快淋漓，以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维护了国共合作，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宣传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不仅驳斥了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而且对中国革命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批驳国家主义派时，国民党旅欧总支部主席王京岐也积极发表文章，驳斥《先声》周刊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污蔑，他指出：“近来，我时或听着有些同志说，要非共产主义团体加入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或纯粹的国民党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到1924年秋以后，旅欧的革命团体和革命舆论都占了优势，从此，在欧洲的中国国家主义派一蹶不振，走向没落；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却按照自己运行的轨迹，蓬勃向前发展着。

周恩来旅欧期间，在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就与建树，为他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和卓越的领导人奠定了基础，为尔后全党形成一整套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开展更广泛、更复杂的统战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不愧为中共统一战线的先驱！

注释均见《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留法同学忆恩来

（1998年10月）

1920年11月7日，时年十七岁的我作为江苏省勤工学生之一，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了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赴法兰西勤工俭学。

同船各省赴法同学近二百人，为历届赴法学生人数之最。浙江俭学生（留法学生分俭学与勤工两类，两者相较，俭学者一般家境较勤工者为优）周恩来亦在此船上，途中，与其常在一起的有来自直隶（今河北）省的两位女同学郭隆真与张若茗，她们与周均为天津南开中学同学，“觉悟社”成员。

抵法以后，同学们各奔法兰西各地，或勤以工作，或俭以求学。我与数位同学去了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的圣洛公学补习法文。后来又去了科雷兹省的布里夫工业学校及曼恩·卢瓦省的索米尔工学院求学，毕业后获得了机械工程师学位。期间，参加了留法同学发起的反对金法郎借款活动，参与组建了江苏旅法勤工俭学会，多次与周恩来等同学晤面。这段时间，周恩来亦在巴黎大学报了一个名，但很少去。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考察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及组织CY、CP活动上。后来，成立了中国共青团（亦有称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委员有李富春、王若飞、任卓宣等同学。1923年初春，我再次自法国外省来到首都巴黎，周恩来与赵世炎即热情介绍我加入共青团。

周恩来在法国，生活上非常朴素。据我所知，他出身官吏家庭，家境优越，且家中时常有钱寄给他。然我每次碰见他时，见其总着一身旧的藏青色哔叽西服，西服的领子和袖口都已补过，有些地方甚至补了又破，露出了里面的补布，对此，他处之泰然。平时吃的东西也极为简单，有时往往是面包加苹果（法国的苹果很便宜，仅为—个多法郎一斤，折合中国钱一角）就对付过去了。我劝其注意营养，他总是一笑置之。接到家中所寄的钱物后，他不是作为党团组织的活动经费，就是接济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同学。

对团体（共青团）的工作，周恩来是极端认真负责的。许多重要的实际工作他都自己亲自办理，从不假手于人。当时他兼共青团《赤光》半月刊的主编，自己写文章（以“伍豪”为笔名发表），自己刻印，然后请几位同学代为发行。我曾到过《赤光》编辑所，每次都见到周恩来不是伏案撰写文章，就是挽起袖子亲自刻印，往往要一直工作至深夜才能休息。对这些事务工作，同学们也做了不少，而尤以邓小平出力最多，我也曾帮助做过油印和发行工作。

周恩来待人接物，既有坚定的立场，又有热忱的态度，对待原则问题，他坚决争辩到底毫不妥协。而对同学间的非原则性争论，他则从团结的角度出发，采取“息事宁人”与“和为贵”的态度。一段时间，我与聂荣臻曾同属一个CY小组，对面相坐，每每为某一问题，因彼此观点不一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总由主持人周恩来出面调停，打圆场。他的讲话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即使是具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在听了他的讲解以后，亦深表信服。

1924年夏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旅法华人大会上，周恩来充分显示了他政治家的出色才华。这次华人大会是由在法国的各个学生及华工的团体共同发起的。会前，先由各团体代表二十余人举行了—个预备会，讨论提交华人大会的口号问题。预备会推选年纪最大的留法学生、国家主义派（即后来的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担任主席，我担任记录。曾琦在预备会上首先发言，提出以国家主义派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旅法华人大会的口号，并主张将该口号列入新成立的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章程之中。曾琦其人，也是能言善辩的，曾发起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名噪一时。所以他发言以后，也有不少人相继附和。在此情况下，周恩来站出来发言，认为国家主义派所提口号是模糊了当时危害中国革命的实际对象，不能代表广大旅法华人，应改为“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周恩来的发言，切中时弊，与曾琦的抽象空洞的说教，形成强烈对照，博得了多数代表的赞同。后来，在旅法华人大会上，周恩来面对五百多人，再次登台讲演，具体而又详实地阐述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与会人士对之报以热烈的掌声，从而使这次大会，成为对广大华工及学生进行革命宣传的大会，为历次旅法华人会议所未见。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宣传者和推动者，周恩来是功不可没的。旅法华人大会，亦可说是他革命政治家、宣传家生涯的起点。

周恩来作为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法国时还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可以这么说，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建立，是在旅法共青团组织，特别是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组建的。1922年，奉孙中山之命，负责组建中国国民党在欧洲党务的浙江人王京岐复返法国（王亦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1921年的“争回里大”运动中，与留法同学104人被法政府“遣送”回国）。在法国，与王京岐接触最多者为周恩来。一方面，同为浙江人，另一方面，双方在反帝反军阀开展革命宣传问题上，颇有同感，所以两人谈得十分默契。王京岐亦是一位职业革命家的典型，工作起来通宵达旦，几达废寝忘食地步，深得周恩来的欣赏。后来，周恩来等旅法同志，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旅欧组织中担任了宣传和组训两大重要工作，由于有众多具有先进思想成员的加入，使国民党旅欧组织得以在面貌上焕然一新，成为左派力量的大本营。1924年7月，由于人数大增，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在法国巴黎的一间咖啡馆内正式成立，周恩来等旅法CP、CY人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恰在巴黎，也作为代表出席（1924年，我经王京岐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组织）。会后全体代表30余人合影留念，在合影前，周恩来说：“我们旅法CY、CP的同志是为帮助国民党工作的，而不是为名和利而来的，我们应当站在后排。”所以，在这张合影照上，王京岐等国民党人均在前排就座，而周恩来等CP、CY同志则大多站在后排并不显眼的位置上，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人的谦虚品格，也是周恩来早期统战活动的一个体现。合影后的次月，周恩来就离法回国，去了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任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此，这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旅法国共两党为周恩来东归的饯行会。

百岁堂始祖周茂考述

（2001年9月）

多年来，关于周恩来家世的不少文章或专著，都说百岁堂周氏始祖（一世祖）周茂就是柯桥后马村周氏始迁祖周茂，百岁堂周氏是后马周茂后裔。对此一说，笔者经反复查究百岁堂周氏传世的两个祭簿、后马周氏等宗谱、有关方志以及实地考察，认为上述所说有悖史实。事实是，百岁堂始祖周茂系元代人，世居今柯岩柯山村，而后马周茂于明代初才适居后马，两个周茂完全不同。在此，先从百岁堂祭簿及其有关记载说起。

关于百岁堂周氏的家乘谱籍，迄今未有发现。但他们有手写的《老八房祭簿》和《破塘祭簿》传世，两个祭簿所记的历代世系吻合一致，有的互为补充，为研究这支周氏渊源世系提供了重要依据。《老八房祭簿》誊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内列宗系图、墓地草图、祭式、祭文、祭主等10目。至道光（1821—1850）间，因簿本“几成断简”，由周恩来曾祖父樵水公重新“敬录”。祭簿中的宗系图，上起一世祖周茂下及十九世周攀龙（周恩来祖父），按代序直式列有240余人名；墓地草图为五至九世祖的墓地情状；祭主一目写明十四至二十一世各代男丁名字、生日以及字辈等。民国28年3月底，周恩来“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是月29日在扫墓间隙，他在祭主一目二十一世项下写了“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时，他还写了同辈族人恩焕等13个人名。周恩来入乡随俗，在祭簿署名，有人称此为续谱，其实续的不是宗谱。《破塘祭簿》又名《周氏破塘祖茔祭簿》，因四世祖周庆墓地在破塘，故名。这一祭簿内容有：周氏渊源考、历代祖考妣（一世祖周茂至十一世）、各房分地址、墓祭文等八目。祭簿在公议禁约一目中记载：吾宗因一、二、三世祖在明、清两朝以前的元代，坟墓迷失，所以祭扫祖墓从四世祖周庆的墓开始。祭簿中的周氏渊源考誊于道光四年（1824），全文304字，它先概述了世系渊源，说明他们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后裔，继而记述了移居绍兴和在绍兴居住地变动的情况。其后者的内容如下：曾居扬州等地，后随宋室南迁，“徙至浙东山阴柯峰亭之阳，居地曰螺蛳湖，土人建周惠王庙奉为香火院。四世祖讳庆避兵入城，居会稽镜水里（当时会稽县衙东二里），明洪武十四年（1381）徙居永昌坊（即今劳动路）”。四世祖周庆为周恩来以上十七祖，他避兵入城时在元至正十八年（1358）冬或次年春。当时明将胡大海从诸暨攻打绍兴，元绍兴守将吕珍移四乡居民入城，坚壁清野以抗胡军。由渊源考这一记载可知，这支周氏自南宋初南迁到山阴后至元代末的二百多年间，一直居住在柯峰亭之阳有一座周惠王庙的螺蛳湖畔。百岁堂周氏是这支周氏的一个支族，这个支族的一世祖及其子、孙即破塘祭簿所载的一、二、三世祖都是元代人，世居螺蛳湖畔，到这位周茂的四世孙即百岁堂周氏四世祖周庆，离开螺蛳湖迁入城内。那么这位周茂及其子孙的世居地柯峰亭之阳螺蛳湖，今在何处呢？

在绍兴原属山阴县境内，地名冠以“柯”字，可以称“峰”，峰上又有亭的，只柯山一处。柯山，别称柯岭、柯岩山，山上旧有览胜亭。明万历《绍兴府志》载：“柯山，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山皆石，其下有水曰柯水，上有览胜亭，今废。”明代进士山阴人黄猷吉《柯山记》云：“览胜亭前万峰罗拱。”由此可见，所谓柯峰亭指的就是柯山上的览胜亭，现今的柯山村曾是周氏先祖的居住地。其一，柯山村地处柯山南麓，即当年的柯峰亭之阳。其二，周惠王庙遗存尚在。柯山村有周汇庙。清咸丰（1851—1861）间撰立的《柯山小志》载：“周汇庙为柯山村村民之土谷祠。”庙南向，西侧一座始建于明代万历四年（1576）的泰安桥横卧南北。1956年，庙屋被台风吹倒而成废圮，但前殿危屋尚存，后面庙基地上石条、柱石杂陈，范围不小。前殿临大路的墙上，嵌着一方民国3年重修泰安桥的石碑，碑文第一句为“柯山周汇庙之西有泰安桥”。周氏渊源考所记的周惠王庙与桥碑所记的周汇庙，前者多了一个“王”字，又有“汇”与“惠”之差，但汇与惠同音。同一个周汇（惠）庙，名称有这二字差异，或者是渊源考按当时俗称，或者依据先代口碑所写之故，或者后来重建庙宇时庙名稍作改动之故，又，笔者走访柯山时，许多人都称“周王庙”，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可见称呼虽有差异，但所指的都是同一个周庙，这是很清楚的。再则，渊源考称该庙被土人（当地居民）奉为香火院，这与“村民之土谷祠”同义。据此，现今尚有残存的周汇庙实为周惠王庙的遗存，这是周氏先祖曾住柯山村的又一确证。其三，柯山之南原称南湖（又名南洋），为鉴湖一大水域。但沧桑巨变，许多水面已成陆地，不过横贯村前的鉴湖大江边上，仍有蛳湖溇、鹅子渡等地名。虽然当年螺蛳湖地名，在柯山村之南已难查实，但柯山村四周环境的变迁和现状，无不给人以当年的螺蛳湖就在此地的历史信息。其四，柯山村南二里有湖南山，山麓有湖南村。在元、明间，湖南山上有许多周姓坟墓；又，今柯山村中有许多世居的周姓村民。综合以上考察可知，当年柯峰亭之阳的今柯山村，确为百岁堂周氏先祖居住地，他们自南宋初年迁入一直住到元代末徙至绍兴城内为止，在这里生息繁衍历200余年之久。至于后马、柯亭，地处柯峰亭之阴，且两者均无周汇（惠）庙遗踪，又柯亭虽曾有亭但无山峰，因此后马、柯亭绝非百岁堂周氏先祖所居之处。

有人只凭百岁堂周氏一世祖和后马周氏始迁祖同名，即都叫周茂这一点，就判定百岁堂周氏是后马周茂之后，这是用同名臆断、牵强附会之说。事实是，这两支周氏始祖虽同名周茂，但两者名同字号不同，人物不同，世系子嗣不同，所处时代及存世资料的记载也不同。现将不同的两个周茂概述如下：

后马始迁祖周茂，字叔芳，号茂（懋）庵，生于明洪武（1368—1398）元年十月十八日，至洪武末从祖居地周家桥迁后马，永乐十二年（1414）十月二十一日卒，有《茂庵养拙列传》存谱，生子五：童（早夭）、璇、端、嵩、舜，从其子一代起字辈为：演、乾、坤、兑、坎、师、履、泰、豫、谦、随、观等字。上述内容见存世的《后马周氏宗谱》（民国十五年本）和同宗支族的《前梅周氏宗谱》（清光绪二十年本）等。

百岁堂周氏始祖（一世祖）周茂，字元泊，元初人，世居柯峰之阳。在相关资料中，都有周茂“由进士官至左丞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等记载，但在所见史书中未能查实。周茂子名万，字元旮；孙名寿，字葆真；曾孙名庆，字德芳，曾任福建左布政使。

当百岁堂周茂四世孙周庆于元代末从柯山村徙居城内镜水里时，后马周茂尚未出生；当周庆在洪武十四年（1381）又迁家到永昌坊宝祐桥（今劳动路）时，后马周茂年仅十四岁。因此，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后马周茂，当然不是此时率家三易居地的百岁堂周庆的曾祖父周茂。又，两个周茂都是周敦颐后裔，百岁堂周茂为周敦颐九世孙，后马周茂为周敦颐十三世孙，前者比后者高出四世，即以百岁堂四世祖周庆来说，也比后马始祖周茂长一代。由此显而易见，后马周茂绝非百岁堂周氏始祖。此外，百岁堂周氏自一世祖周茂的四世孙周庆起各代字辈为：聪、明……发、强、刚、毅、斋、庄、中、正、文等字，与后马周茂之后的各代周辈无一字相同，这又证明两周茂并非同族。以上百岁堂周氏及其一世祖周茂的资料，见前述两个祭簿的宗系图、历代祖考妣、祭主等项，又见百岁堂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于光绪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先后在浙江乡试中举的同年齿录等。

关于两个周茂各不相同、百岁堂和后马两支周氏并无宗族隶属关系问题，周恩来姑夫王子余先生在民国中期为首编纂的《绍兴县志资料·氏族编》有以下记载：

“后马周氏，始迁周茂，号茂庵，明初始迁后马。”

“宝祐桥周氏（今称百岁堂周氏，笔者注）亦以名茂者为始祖，但不言出于后马（后马之始祖茂谱载明初人），此则云元代人。”

又，该《氏族编》把两支周氏历代中的进士、举人和累世名人贤达都各有列名，但两下无一相同。

综上所述，百岁堂周氏先祖居地在柯峰亭之阳的柯山村而不在柯峰亭之阴的后马或柯亭，百岁堂周氏为元代周茂之后而不是明初后马周茂之后，百岁堂周氏与后马周氏虽为同宗（都是周敦颐之后），但不同族，两者之间不存在家族隶属或宗主与支族的关系。

本文是作者与他人合著，原载《杭州文艺》1978年第三期（总第三十六期），发表时第二、第三作者为谢德铣、王德林。《解放日报》1979年3月4日第四版经删略1／4后以“邵师中、许寅”名义刊发；又：《旅游天地》（上海）1980年第二期也转发了该文。
本文根据周尚麟老人的口述整理而成，最初发表于《敬爱的周总理在绍兴》（绍兴师专1979年3月内部出版）。
本文发表于《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一期（总第一期）。为了掌握并核实有关史料，作者曾三次访问曹天风（其中一次由谢德铣同行），这篇文章即是根据曹天风回忆，作者于1979年1月在浙江天台县整理而成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有关内容首先刊登于1979年3月18日《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以及1979年3月绍兴师专内部印行的《敬爱的周总理在绍兴》一书中收录的《中华终竟属炎黄——回忆周总理一九三九年故乡绍兴之行》一文中，后来被《一代天骄——周恩来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版）、《周恩来抗日前哨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收录。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
《周恩来抵浙谈敌对我新阴谋》，载《东南日报》民国28年8月18日第三版。
绍兴师专编：《敬爱的周总理在绍兴》，第59页。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第廿一节。
《访绍兴周家老屋——百岁堂》，载《解放日报》1979年3月4日第4版。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第廿一节。
曹天风：《水平集》，第15页。
《回忆周总理一九三九年绍兴之行》，载《解放日报》1979年8月18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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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曹天风先生1978年12月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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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绍兴地区革命斗争大事年表》1960年5月《初稿》。
《敬爱的周总理在绍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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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绍兴地区革命斗争大事年表》1960年5月《初稿》。
《革命文物》1979年第二期第16-17页。
《周恩来返抵金，今明日即离浙转赣》，载《东南日报》民国28年4月2日第二版。
本文原载《纵横》1990年第6期（总第42期），刊发时还署有第二作者黄利国。
本文原载《周恩来与故乡绍兴——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集》（1993年2月印刷）。后全文转载于《绍兴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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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付著，阚思静、季叶译：《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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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有情》，《人民日报》1982年6月25日。
《国共合作历史与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36页。
《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0页。
“坐帐无鹤”，意指祝寿不见寿星，他还被囚禁狱中；“支床有龟”，意指狱中生活困苦，床也缺了腿，只好以龟支撑，又“龟”、“归”谐音，龟者归也，暗指马老必将获得自由；再者，鹤、龟长寿，贺寿之意甚明。
《中国现代爱国者故事》，上海人民出版杜1984年4月版，第41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38页。
费孝通等著：《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页。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8—49页，第251页。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8—49页，第251页。
《孙越崎文选》，团结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7页。
《诸暨文史资料第四辑》，诸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12页。
《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2辑，第50页。
《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33—134页。
《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96—197页。
本文被中央文史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称为“这是近年来对周恩来家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最初发表于《绍兴日报》1997年10月29日，《报刊文摘》（上海，1997年11月6日）、《联谊报》（杭州，1997年11月11日）、《上海修志向导》1997年第6期、《文史天地》（贵州1998年第二期）等全国各地数十家报刊杂志曾作转载。
本文原载《绍兴县报》1998年3月2日第三版。
本文原载《浙江统一战线理论文选》第十一集（1998年4月）。
《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1921年冬。
《告工友》，1922年9月1日。
《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1921年10月30日。
《革命救国论》，1924年2月15日。
《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1923年7月15日。
《革命救国论》，1924年2月15日。
《劳动世界之新变动》，1922年2月6日。
《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1924年3月1日。
《革命救国论》，1924年2月15日。
《赤光的宣言》，1924年2月1日。
《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1924年3月1日。
《西欧的“赤”况》，1924年2月1日。
《十月革命》，1922年2月1日。
《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1924年6月1日。
《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1924年6月1日。
《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1924年6月1日。
本文原发表于《团结报》1998年10月29日。发表时注明“沈沛霖遗稿”，由作者整理。
本文发表于《绍兴文史》2001年第3期（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