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创刊的《京报副刊》为16开本，日出一号，每号八版，单独装订，随《京报》赠阅。每月一册合订本则独立出售。1924年12月5日创刊号上，孙伏园以“记者”笔名发表了《理想中的日报附张》，在简要回顾民国初期报纸副刊的得失之后，就以五四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为例，强调“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也即副刊应该做到：

一、“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 “兼收并蓄”，力求“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引人研究之趣味的，或至少艰深的学术而能用平易有趣之笔表达的”，也表示欢迎。

二、副刊的“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文学艺术这一类作品”，理应是副刊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当然，“文学艺术的文字与学术思想的文字能够打通是最好的”，而就“文艺论文艺，那么，文艺与人生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的”。

三、副刊的另一“主要部分，就是短篇的批评”。因为“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副刊“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这是必须提倡和坚持的。

四、就文艺作品而言，副刊对于“不成形的小说，伸长了的短评，不能演的短剧，描写风景人情的游记，和饶有文艺趣味的散文”等，也应给予关注，“多多征求并登载”。而副刊也“不能全是短篇”，只要“内容不与日常生活相离太远”，那么，“一月登完的作品并不算长”。⁽¹³⁾

孙伏园提出的编辑《京报副刊》的这四条“理想”，不妨称之为他编辑副刊的四项基本原则。显而易见，他要通过贯彻这四项原则，搭建一个至少与他以前所编的《晨报副刊》一样，甚至更为宽广、更具特色的平台，也就是把《京报副刊》办成更大、更好的“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这是孙伏园的雄心壮志。综观一年又四个月，总共477号《京报副刊》，他预设的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

《京报副刊》的作者阵容强大，自梁启超、蔡元培以降，《新青年》同人中的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语丝》同人中的林语堂、川岛、江绍原、顾颉刚、孙福熙、李小峰等，还有吴稚晖、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钱稻孙等，“五四”培养的一代新文学作家王统照、鲁彦、汪静之、许钦文、蹇先艾、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高长虹、石评梅、陈学昭、黎锦明、焦菊隐、朱大枏、向培良、章衣萍、吴曙天、冯文炳、尚钺、毕树棠、金满成、杨丙辰、荆有麟、胡崇轩(胡也频)等，后来在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的丁文江、王森然、马寅初、俞平伯、张竞生、张东荪、张申府、容肇祖、吴承仕、邓以蛰、董作宾、魏建功、钟敬文、刘大杰、冯沅君、简又文、罗庸等，以及新月社和与新月社关系密切的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余上沅、子潜(孙大雨)、丁西林、彭基相等，《京报》主人邵飘萍自不必说，都在《京报副刊》上亮过相。当时北京学界文坛的精英和后起之秀很大部分成为《京报副刊》的作者，这无疑说明《京报副刊》不囿于门户，不党同伐异，而是一视同仁，完全开放的。

当然，周氏兄弟对《京报副刊》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创刊号上就有周作人以“开明”笔名发表的《什么字》。12月7日《京报副刊》第3号也发表了鲁迅翻译的荷兰Multatuli的《高尚生活》。从此，周氏兄弟不约而同，成为《京报副刊》的主要作者。据粗略统计，鲁迅在《京报副刊》发表的著译多达50余篇(包括连载译文在内)；周作人则更多，不断变换笔名发表的各类文字多达80余篇。而且两人都有同一天在《京报副刊》发表两文的记录。鲁迅有名的《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忽然想到》(一至九)和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周作人有名的《论国民文学》《国语文学谈》《与友人论章杨书》等，均刊于《京报副刊》。周作人发表于《京报副刊》的最后一文是1926年4月12日第465号的《恕陈源》，鲁迅发表于《京报副刊》的最后一文则是同年4月16日第469号的《大衍发微》，八天之后，《京报副刊》就被迫停刊了。应该可以这样说，周氏兄弟与《京报副刊》的命运共始终。

正如孙伏园所设计的，作为大型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京报副刊》对新文学范畴内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杂文、文艺理论、书评及外国文学翻译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传统文化范畴内的国学、史学、古典文学、音韵文字学、考古学、佛学、医学等，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而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乃至性学，还有不少门类的自然科学，或评述或翻译，同样十分注重。而且，孙伏园力求“各方面的言论都能容纳”⁽¹⁴⁾，鼓励文艺学术上的争鸣诘难。特别是孙伏园1925年1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书” “二大征求”，7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300余位青年的应征文字陆续在《京报副刊》刊出。鲁迅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¹⁵⁾，引起激烈争论，论争文章多达60余篇，成为当时中国学界的一桩公案，影响深远。而1925年5月至8月由顾颉刚主持的六期“妙香山进香专号”民间风俗信仰调查，1926年1月至3月的《京报副刊》“周年纪念论文”系列等，也都颇具规模，可圈可点。

与此同时，《京报副刊》也敢于直面现实，介入现实，孙伏园就曾严正宣告，“对于国家大事，我们也绝不肯丢在脑后”⁽¹⁶⁾。对当时震动全国的“女师大事件”、 “三一八”惨案、“五卅”惨案等重大事件，《京报副刊》都及时做出强烈反应。针对“五卅”惨案，《京报副刊》先后推出“上海惨剧特刊” “沪汉后援特刊” “救国特刊”和“反抗英日强权特刊”等多期，旗帜鲜明地站在被压迫者这一边，支持爱国救亡，这在“四大副刊”史上颇为难得。

总之，《京报副刊》后来居上，在推动新文学多样化进程，建构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公共空间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京报》也因《京报副刊》而销量大增，不胫而走，青年人“纷纷退《晨报》而订《京报》”，“于是《京报》风靡北方了，终至发生‘纸贵洛阳’现象，因为它在文化上实在起了重大作用”⁽¹⁷⁾。

然而，《京报》包括《京报副刊》的激进批判姿态，引起正在混战的北洋军阀的记恨。1926年4月24日，《京报》突遭查封，26日《京报》主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一夜之间，《京报副刊》在出版了477号之后画上了休止符，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20年代新文学“四大副刊”中，《京报副刊》虽然创刊时间最晚，存在时间也最短，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所发挥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另外三种。近年来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开始注意到《京报副刊》，意识到可把《京报副刊》视为192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场域整体结构的又一个重要部分来加以考察，以《京报副刊》为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和专题研究已越来越多，有阐释《京报副刊》的媒介性质及文化角色的，有探讨《京报副刊》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作用的，也有爬梳《京报副刊》与《语丝》的互动关系的，甚至《京报副刊》的合订本、“刊中刊”现象等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九十余个春秋过去了，寻找一套完整的《京报副刊》已经不易，影印全套《京报副刊》正逢其时。在笔者看来，《京报副刊》影印本的出版将促进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副刊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研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注释：

(1)《晨报》和《京报》在北京出版，《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在上海出版。

(2)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总论》，《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3)沈从文：《编者言》，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0月20日第11期。转引自《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

(4)曹聚仁：《北晨与京报》，《文坛五十年(正集)》，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年，第159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晨报副刊》，《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00页。

(6)参见吕晓英：《副刊掌门·主编〈京报副刊〉》，《孙伏园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9～61页；陈捷：《〈京报副刊〉综述》，《史料与阐释》贰零壹贰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7～357页。

(7)孙伏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北京日报》，1956年10月17日。转引自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5页。

(8)孙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号。

(9)《晨报副刊》1924年7月9日、10日连载周作人以朴念仁笔名写的《徐文长的故事》，7月12日又发表林兰女士受周作人文启发写的《徐文长的故事》，7月14日发表青人的《再谈徐文长的故事》，7月15日发表李小阿的《徐文长的故事》等，然后戛然而止。

(10)周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11)荆有麟：《〈京报〉的崛起》，《鲁迅回忆》，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7年复兴一版，第94～97页。《鲁迅回忆》1943年初版时书名为《鲁迅回忆断片》，复兴一版时改为现名。

(12)荆有麟：《题记》，《鲁迅回忆》，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7年，第3页。

(13)以上引自记者：《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1号。

(14)钱玄同评《京报副刊》语，转引自孙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号。

(15)鲁迅：《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第67号。

(16)孙伏园：《引言》，《京报副刊》，1925年6月8日第173号《上海惨剧特刊(一)》。

(17)荆有麟：《〈京报副刊〉的崛起》，《鲁迅回忆》，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7年，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