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副刊文丛:副刊面面观 作者:李辉 著


新创刊的《京报副刊》为16开本,日出一号,每号八版,单独装订,随《京报》赠阅。每月一册合订本则独立出售。1924年12月5日创刊号上,孙伏园以“记者”笔名发表了《理想中的日报附张》,在简要回顾民国初期报纸副刊的得失之后,就以五四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为例,强调“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也即副刊应该做到:

一、“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 “兼收并蓄”,力求“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引人研究之趣味的,或至少艰深的学术而能用平易有趣之笔表达的”,也表示欢迎。

二、副刊的“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文学艺术这一类作品”,理应是副刊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当然,“文学艺术的文字与学术思想的文字能够打通是最好的”,而就“文艺论文艺,那么,文艺与人生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的”。

三、副刊的另一“主要部分,就是短篇的批评”。因为“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副刊“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这是必须提倡和坚持的。

四、就文艺作品而言,副刊对于“不成形的小说,伸长了的短评,不能演的短剧,描写风景人情的游记,和饶有文艺趣味的散文”等,也应给予关注,“多多征求并登载”。而副刊也“不能全是短篇”,只要“内容不与日常生活相离太远”,那么,“一月登完的作品并不算长”。(13)

孙伏园提出的编辑《京报副刊》的这四条“理想”,不妨称之为他编辑副刊的四项基本原则。显而易见,他要通过贯彻这四项原则,搭建一个至少与他以前所编的《晨报副刊》一样,甚至更为宽广、更具特色的平台,也就是把《京报副刊》办成更大、更好的“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这是孙伏园的雄心壮志。综观一年又四个月,总共477号《京报副刊》,他预设的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

《京报副刊》的作者阵容强大,自梁启超、蔡元培以降,《新青年》同人中的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语丝》同人中的林语堂、川岛、江绍原、顾颉刚、孙福熙、李小峰等,还有吴稚晖、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钱稻孙等,“五四”培养的一代新文学作家王统照、鲁彦、汪静之、许钦文、蹇先艾、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高长虹、石评梅、陈学昭、黎锦明、焦菊隐、朱大枏、向培良、章衣萍、吴曙天、冯文炳、尚钺、毕树棠、金满成、杨丙辰、荆有麟、胡崇轩(胡也频)等,后来在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的丁文江、王森然、马寅初、俞平伯、张竞生、张东荪、张申府、容肇祖、吴承仕、邓以蛰、董作宾、魏建功、钟敬文、刘大杰、冯沅君、简又文、罗庸等,以及新月社和与新月社关系密切的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余上沅、子潜(孙大雨)、丁西林、彭基相等,《京报》主人邵飘萍自不必说,都在《京报副刊》上亮过相。当时北京学界文坛的精英和后起之秀很大部分成为《京报副刊》的作者,这无疑说明《京报副刊》不囿于门户,不党同伐异,而是一视同仁,完全开放的。

当然,周氏兄弟对《京报副刊》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创刊号上就有周作人以“开明”笔名发表的《什么字》。12月7日《京报副刊》第3号也发表了鲁迅翻译的荷兰Multatuli的《高尚生活》。从此,周氏兄弟不约而同,成为《京报副刊》的主要作者。据粗略统计,鲁迅在《京报副刊》发表的著译多达50余篇(包括连载译文在内);周作人则更多,不断变换笔名发表的各类文字多达80余篇。而且两人都有同一天在《京报副刊》发表两文的记录。鲁迅有名的《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忽然想到》(一至九)和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周作人有名的《论国民文学》《国语文学谈》《与友人论章杨书》等,均刊于《京报副刊》。周作人发表于《京报副刊》的最后一文是1926年4月12日第465号的《恕陈源》,鲁迅发表于《京报副刊》的最后一文则是同年4月16日第469号的《大衍发微》,八天之后,《京报副刊》就被迫停刊了。应该可以这样说,周氏兄弟与《京报副刊》的命运共始终。

正如孙伏园所设计的,作为大型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京报副刊》对新文学范畴内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杂文、文艺理论、书评及外国文学翻译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传统文化范畴内的国学、史学、古典文学、音韵文字学、考古学、佛学、医学等,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而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乃至性学,还有不少门类的自然科学,或评述或翻译,同样十分注重。而且,孙伏园力求“各方面的言论都能容纳”(14),鼓励文艺学术上的争鸣诘难。特别是孙伏园1925年1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书” “二大征求”,7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300余位青年的应征文字陆续在《京报副刊》刊出。鲁迅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15),引起激烈争论,论争文章多达60余篇,成为当时中国学界的一桩公案,影响深远。而1925年5月至8月由顾颉刚主持的六期“妙香山进香专号”民间风俗信仰调查,1926年1月至3月的《京报副刊》“周年纪念论文”系列等,也都颇具规模,可圈可点。

与此同时,《京报副刊》也敢于直面现实,介入现实,孙伏园就曾严正宣告,“对于国家大事,我们也绝不肯丢在脑后”(16)。对当时震动全国的“女师大事件”、 “三一八”惨案、“五卅”惨案等重大事件,《京报副刊》都及时做出强烈反应。针对“五卅”惨案,《京报副刊》先后推出“上海惨剧特刊” “沪汉后援特刊” “救国特刊”和“反抗英日强权特刊”等多期,旗帜鲜明地站在被压迫者这一边,支持爱国救亡,这在“四大副刊”史上颇为难得。

总之,《京报副刊》后来居上,在推动新文学多样化进程,建构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公共空间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京报》也因《京报副刊》而销量大增,不胫而走,青年人“纷纷退《晨报》而订《京报》”,“于是《京报》风靡北方了,终至发生‘纸贵洛阳’现象,因为它在文化上实在起了重大作用”(17)

然而,《京报》包括《京报副刊》的激进批判姿态,引起正在混战的北洋军阀的记恨。1926年4月24日,《京报》突遭查封,26日《京报》主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一夜之间,《京报副刊》在出版了477号之后画上了休止符,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20年代新文学“四大副刊”中,《京报副刊》虽然创刊时间最晚,存在时间也最短,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所发挥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另外三种。近年来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开始注意到《京报副刊》,意识到可把《京报副刊》视为192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场域整体结构的又一个重要部分来加以考察,以《京报副刊》为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和专题研究已越来越多,有阐释《京报副刊》的媒介性质及文化角色的,有探讨《京报副刊》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作用的,也有爬梳《京报副刊》与《语丝》的互动关系的,甚至《京报副刊》的合订本、“刊中刊”现象等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九十余个春秋过去了,寻找一套完整的《京报副刊》已经不易,影印全套《京报副刊》正逢其时。在笔者看来,《京报副刊》影印本的出版将促进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副刊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研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注释:

(1)《晨报》和《京报》在北京出版,《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在上海出版。

(2)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总论》,《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3)沈从文:《编者言》,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0月20日第11期。转引自《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

(4)曹聚仁:《北晨与京报》,《文坛五十年(正集)》,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年,第159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晨报副刊》,《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00页。

(6)参见吕晓英:《副刊掌门·主编〈京报副刊〉》,《孙伏园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9~61页;陈捷:《〈京报副刊〉综述》,《史料与阐释》贰零壹贰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7~357页。

(7)孙伏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北京日报》,1956年10月17日。转引自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5页。

(8)孙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号。

(9)《晨报副刊》1924年7月9日、10日连载周作人以朴念仁笔名写的《徐文长的故事》,7月12日又发表林兰女士受周作人文启发写的《徐文长的故事》,7月14日发表青人的《再谈徐文长的故事》,7月15日发表李小阿的《徐文长的故事》等,然后戛然而止。

(10)周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11)荆有麟:《〈京报〉的崛起》,《鲁迅回忆》,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7年复兴一版,第94~97页。《鲁迅回忆》1943年初版时书名为《鲁迅回忆断片》,复兴一版时改为现名。

(12)荆有麟:《题记》,《鲁迅回忆》,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7年,第3页。

(13)以上引自记者:《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1号。

(14)钱玄同评《京报副刊》语,转引自孙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号。

(15)鲁迅:《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第67号。

(16)孙伏园:《引言》,《京报副刊》,1925年6月8日第173号《上海惨剧特刊(一)》。

(17)荆有麟:《〈京报副刊〉的崛起》,《鲁迅回忆》,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7年,第100页。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