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辑

01 康有为论物质救国

康有为（1858—1927）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境界高远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比较充分地使用德意志政治文化经验的思想家。19世纪20世纪之交，康有为出亡16年，遍游四大洲，经31国，行60万里，出入德境凡11次。其《德国游记》、《补德国游记》、《日耳曼沿革考》及若干诗作都亲切而具体地叙述了德意志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貌，并向德国奉献了最美好的赞辞：“吾游遍万国矣。英国虽为欧土先驱，而以今论之，则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另外还有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乐第一等等。理解、消化普鲁士—德国崛起的经验并以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借镜，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现代德国后来居上，迅速拥有称霸西方世界的国家能力，这一点，已为康有为以前的一些中国人所认知。欧游途中，康有为注意到：德国既强，即有俯视欧洲各国之势。“吾向以为中国微弱，动为欧人所凌侮……今乃知欧土诸强亦为至强之德所侮，其受凌忍气亦如我国。此皆就英、法、奥大国言之，若比、瑞、丹诸小国，益顺受其侮，不足道也。盖强凌弱者，天道自然，人事自然。虽有圣者，只有自强发愤而已，无公理之可言也。”19世纪末的“新世界”有强权，无公理。文明的欧洲也存在弱肉强食的现象，还到哪里去找“公理”？中国要学西方，就是学德国的“自强发愤”。这就是康有为德国论述的主题。

1.“物质救国论”的含义

欧游结束后，康有为专写一诗描述“物质救国”的典范德国：

阅彼德兵，肃肃其武。止如山立，动如潮怒。旋视他国，嚣散如舞。

德人之工，日出瑰诡。既深理化，自多新制。器美值廉，压倒大地。

德人之商，勤恳精密。皆学皆兵，历试乃成。奄有欧东，遂胜强英。

德士之资，重毅忮懻。天性好学，深思独至。其起虽后，其成殊异。

追溯德国所以致强之由，反思中国所以失败之因，康有为继变法维新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救旧中国开新中国的方案：“……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夥，诚不可以一说尽之。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什么是“物质”呢？“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以物质发展而不是制度变革为救国战略，康有为此论实际上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理论发挥。

19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康有为出亡后的几年，中国的危机日甚一日：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俄罗斯强租旅顺大连25年、日本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租借威海卫25年；1899年，法国租借广州湾90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已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状态。1901年，康有为在注释古典时也无法自抑地流露出伤痛之情：“念我邦族，哀我种人，何为不可活若是乎？”在康有为看来，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军备衰弱：“如今万国争于自存，德、俄且穷国力为之，举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漫游在已经崛起的德国，康有为想到了吕宋、墨西哥的悲惨命运：“吾闻美之破吕宋也，美国人告我曰，吕宋之自立军阿坤雅度，强悍不畏死甚矣，终以无炮而败亡。墨西哥昔极文明，制作多有过于欧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仅挟刀矛弓矢，无以为御，遂以三万精兵为班五百炮队所败而亡。班人尽戮其文学之士，悉焚其书，而墨数千年之文明遂尽。今墨人至举国为班之文字，无复识其文明之旧者。劫灰已尽，念之哀痛，岂料子孙无炮之惨祸及数千年文明之国人如此耶！”吕宋有壮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没有大炮而亡国，得胜的西班牙还彻底毁灭了墨西哥文明。甲午一战，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吕宋、墨西哥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未来？康有为有理由担心：“我昔之败于日本也，其由虽多，而日枪速而及远，我枪常不逮数里，故望风奔避。一枪炮厂而国威所系，亦大矣哉！”有“物质”者生、无“物质”者死，这就是当代史的教训。

“物质”的基本含义就是工商经济。康有为周游世界的时代，正是德国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国力大增的时代。从1871年到1900年，德国的钢铁、化学、煤矿和军事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远超英、法而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1895年后，康有为不断发表文章，分析说明轮船、铁路、电报、汽球、电灯及各类农业机械对增进国力和民财的必要性，德国的经验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德国以贫困著，虽破法后，各种汽机未兴，制造不振，物价腾踊，用品缺乏，生产甚微，岂知一旦兴物质工学后，二十年间，遂轶强英而冠万国乎？”德国由贫困而富强，根源即在工艺大开、工商繁荣：“德之盛在工商”；“德国近古研精工艺，电尤致精，实冠全欧，英人犹就学焉……吾观德国真无物无事不居各国上。可畏哉！德国也。海王英，陆霸法，皆逊一筹矣”。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并未停留在洋务运动的认识层次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眼界远大的汉族官僚走出了学习两方的第一步，以“自强”为名开创了“洋务运动”。首先是一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兴办近代企业，这些官办企业很快就出现了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贪污腐败、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弊端，朝廷不得不于19世纪80年代实行“官督商办”，即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但“官督商办”又面临着“产权不明”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企业盈利的丰厚，督“官”们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这些企业视同“官产”，甚至视为己产，予取予夺，无偿征索，导致企业普遍衰败。1898年，清廷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中国私营企业在夹缝中艰难生长。康有为以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为例，说明私有制的重要性，他明确主张中国须发展私营经济：“且同、光数十年来所开之新器局，所皆官办也。夫一切待于官办，无论财力不足，不能多开也。即使财力能多开，其能有竞争至美之心，以与欧洲列强敌乎？又能有无穷之大厂乎？必不能也。”

“物质”的另一个含义是“物质学”即科学技术。甲午战败后中国盛行兴学校以启民智的主张，戊戌后又风行革命、自由之思潮，其典范则是现代西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军事失败迫使中国人承认文化失败，并从传统“教导的文明”（teaching civilization）转向“学习的文明”（learning civilization），对西方的热情持续一个多世纪依然不衰，尽管其中也有不服、怨恨乃至反抗，但“学习”确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无论是学技术、学政制，还是学文化，尊西学西却一以贯之。20世纪初，这一学习过程已经进入模仿西方实行民主革命的阶段。但康有为认为，当时所倡之学皆为“虚学”而非“实学”。“虚学”就是空喊民主口号、热衷政治革命，“实学”就是科学技术。康有为欣赏德国人注重科学方法和实际效果的做法，孜孜以求国家实力的提高。他在德国参观最多的，一是文物遗迹，二是工厂企业。他一再浩叹：“普之重艺若此，宜其今日工艺之盛而统日耳曼而为霸哉！盖欧美今日之盛，不在道德而在工艺。若吾国空谈名理，妙解文学，多在形而上者，而不屑形而下者，国弱民贫皆在于此。人之体壳皆血肉之躯，本一物质，不能高言玄妙。工艺乃物质之实用利物，前民最切者，得之宜强也。”“吾之叹美德国，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康有为所谓的“物质学”、“实业学”，一是指基础科学，如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二是指“实用科学”，即技术基础科学；三是指“专门业学”，即工程技术科学，如“工艺兵炮者”。康认为，正是这些“物质学”而不是政律、学论，是欧人横绝大地的根本，也是惯于凌空蹈虚的中国人必须掌握的。因此，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具体分析了欧美各国科学技术之所长，对如何在国内兴学、如何派遣留学生、如何聘请外国专家等都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如学机器宜到苏格兰，学电学、汽机宜到美国，学实用科学宜到德国，学工艺宜到意大利，等等，这是一份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初步纲要。

“物质”的第三个含义是军备国防。康有为说“物质”，总是“工艺、汽、电、炮、舰”或“工艺、兵、炮”连用，因为“救国”的“物质”必须落实在直接体现国家实力竞争的战场上。康有为发现，普鲁士—德国崛起的两个关键阶段都与“尚武”有关。普鲁士的兴起始于18世纪有“士兵王”之称的普鲁士弗里德利希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713—1740在位）。这位欧洲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登基后即以强力打造普鲁士。他“专以治兵为事，好巨人，选长躯干者为卫军，凡物聚于所好，遂得精兵八万，掠取瑞典南方地。虽专制残暴，杀戮大臣，轻待文士，略似明太祖，然普之以兵力称强北欧，卒能以小侯与奥争霸”。所谓“尚武”，不只是指普鲁士——德国发愤治兵、骁勇善战以及习惯于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也指其在长期争战中所形成的军事性格和作风，以至于有人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康有为认为，无论是德国人以“整齐严肃”著称的行为风格，还是普鲁士—德国的迅速崛起，都与“军容”有关。“窃深考德人所以致强之由，全在于举国民为兵之一事也。夫举国民皆尝为兵，其兵之多也，人皆习于战事，而后备兵无穷也。……吾深观德国之工商大盛，人民多才敏，奉法皆严谨，行事有纪律，身健能耐苦。所游之地，所奉之职，皆能有条理，虽在远方，合群任事，秩然不紊，肃然不哗，迥异各国。其少年学校之教，亦与各国同耳。而德人鼎鼎肃肃、独出冠时者，则以德人皆尝为兵。”游德期间，康有为对其军备、军械、古战场等多有详细记载，其《游武库》和《游克虏伯炮厂》两篇，对德国的军备技术、武器产品有详细介绍，以唤起国人注意。写完《德国游记》三年后，康有为又写《补德国游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1907年1月14日对莱茵河两岸战垒（城堡）的记述与想象。在相当于中国百八十二里内，连山夹河，垒凡百数。“垒也者，故侯之宫，而争战之场，欧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欧土之侯，日夕披数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许之玻杯以饮葡萄酒，醉则卧地，劫抢民女，醒则出猎，入民家而夺所有，或攻邻国而掠其商民。大举则大剑长枪，以攻其垒。非深宵入内寝见其妻，无敢解甲者。头目戴密孔之铁胄，足股踏缠裹之铁滕，甲厚如钱，楯长过丈，苟非刺喉，无自杀之。若其垒制奇诡，凭山颠而俯绝壁，峻耸入云，处处断而续以桥，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圆，可通可绝，可降可升。不知几经战争，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惨淡风云、无限碧血造就了德意志文明，以至于旅游中的康有为深感惊恐：“临眺山河，但觉有垒处增添异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纵横，锋镝鸣突，流血渍地，来因河波，为之变赤。附垒之村人，即当日依侯之隶民也。日日惨杀，月蒙劫掠，何辜于天，如是千年。”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还特别称赞德国海军建设的成绩和效果：“夫德国之强，而前数年海军未备，犹为人侮。”1897年，威廉二世下诏加强海军建设，花费巨资建造军舰。当俄军误击英船时，“吾时在伦敦，诸大臣约见，而皆以事俄未暇，举国哗然备战，吾问英人，谓英海军制胜于俄，何所虑？英人谓俄联法不足畏，独虑德助之耳，德人海军近者新强也云云。即此一端，德兵舰之声威已见，他日之掠取土地，更属无限。”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正是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之所以提出海军问题，是因为中国是滨海之国，本来应该像英国那样“以波涛为国”的，但实际上只限于“保守门户”，结果则是以“万宝储藏”之国而在“海盗环伺”之境“坐待贼至”。没有强大的海军，万里波涛不过是打开的国门。事实上，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敌人，首先就是西来的新式“海盗”。

所谓“物质救国论”，说到底就是在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如何才能有力量保家卫国的问题。

2.“物质救国论”的其他形态

“物质救国论”是康有为思想的一次重要转折。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整套变法主张，如政治上的“君主立宪”，经济上的发展工业、振兴商业，文教上的“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等。欧游之后，康有为把“物质”置于比政治、文教更优先的地位。也就在提出“物质救国论”的前后，康有为还有《金主币救国议》（1908年冬）、《理财救国论》（1913年2月）等论著，以为货币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救亡的“神方大药”、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即可“十年而富力无敌于天下”，如此等等，所论均重在“物质”方面。尽管康有为也明白欧美的繁荣原“不可以一说尽之”，至少还有“国民学”，即民主理论及其实践和运动，但他真正关注并大加发挥的还是“物质救国论”，并自觉地以之与“政治改革论”、“文化革命论”相对立，以“物质救国”为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探索中国现代性历程所作的总结。

……我国人今之败于欧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间，而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凡欧人于百年来，所以横绝大地者，虽其政律、学论之有助，而实皆藉工艺、兵炮以致之也。夫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力、数、形、气之物质。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则使举国人皆卢骚（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孟的斯鸠（孟德斯鸠），而强敌要挟，一语不遂，铁舰压境，陆军并进，挟其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何以御之？

“物质救国论”有其先驱。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主张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推动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就已经从买枪买炮开始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还建立了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康有为认为，这一选择本身并不错，但曾、李等人“未能深讲而力行之”，因为他们“皆知讲军、兵、炮、舰而已，惜乎其未及物质之学，一切工艺、化、电、汽机之事也”。没有科学技术及相应的工业基础，军兵炮舰即为“无本”。所以在参观德国克虏伯炮厂后，康有为就指出：“同治中兴诸公，久更兵事，观其章奏，未尝不以军兵炮舰为言，后人方嗤其变法之无本，岂知所谓军兵炮械者，乃尤无其本耶！诸公徒知购炮，而不求自制，又不求其本于制铁，又不求其本于化学、矿学，此真不可解答者也。”提倡“物质救国”就是重提林则徐、魏源的主张，举一国之力，师各国之长技，兴物质、学科学、振武备，把魏源以至洋务运动的未竟之业进行到底。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当然比同治诸公深入一步。

如果说康有为对曾、李等人的军兵炮舰政策还是惜其不能“求其本”的话，那么他对20世纪的民主、自由、革命之论则持更严厉的批判态度。《物质救国论》一开头就提出两个正反典型：俄国彼得大帝知道国之强弱不在人之多寡、地之大小，而在物质工艺之兴盛与否，所以亲赴荷兰学习造船，苦身做工，推动俄国采用各国之工艺，仅30年的工夫，俄国便“声震全欧”。而印度王侯不明此理，只想着通过革命而获得国家独立，结果是万里之土疆，三万万之士民，皆沦为英人的奴隶。在阐述其主张时，康有为一再申论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皆毒中国之药者也”。这一方面是因为空喊自由、民权、革命只会耽误中国的“物质”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革命或剧烈的社会变动会造成流血惨剧。早在戊戌年间，康有为就把革命描绘得十分可怕：“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1906年写作的《法国革命史论》对1793年“流血断头”的描绘更为可怖。倡导变法时害怕革命，革命风潮涌动时反对革命，“物质救国论”当然可被理解为是康有为反革命论的一部分。

康有为早在1905年就写好了《物质救国论》，但正式刊印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中国文化思想界有两个重要趋势。最为醒目的，当然是学西方的文化革命思潮。其过程如陈独秀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文化觉悟”；所谓“觉悟”，就是意识到中国传统价值的腐朽、僵化而另找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观点是以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为标准否定儒家传统、“打倒孔家店”：“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康有为在提出“物质救国论”时，新文化运动尚未形成，但梁启超1902年开始发表的《新民说》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基本论题，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极大。康有为认为，梁启超之所论仍然是本末倒置之论。正如墨西哥的悲剧所显示的，文明不能自保，保文明者，“物质”也。“耶稣能为欧人之教主，而无救于犹太之灭亡；佛能为东亚之教主，而无救于印度之灭亡。”新进的美国没有什么哲学成就，但因工业发达而国力强盛。相反，“若意大利、西班牙，崇奉天主教，其神学、哲学虽深，而物质不精，国力亦微。法国亦有然。比利时以蕞尔小国，精机器制铁之业，遂以立国。荷兰首创海船业，俄大彼得亲往学之，则遂先霸南洋。此皆物质之功之成效大验，不止英先创物质学而先霸大地也。德国之昔者哲学尤众矣，而久弱于法。自胜法后，专讲物质、工艺、机器、电化之学，事事业业，皆有专学，讲求不过二十年，今遂胜于强英。德国工商之业，今已横绝欧、亚、美、非之间，英人处处退缩，不独法国已也。”康、梁（及陈独秀）所论各有其理，中国现代化少不了“新民”、新文化，但处于存亡绝续之交的中国，却不能不以“物质”为优先。

“五四”前后另一个文化趋势是反西方的传统复兴。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现代西方的自相残杀，一些此前曾热情宣传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论者，此时却又在不同程度上质疑西方的“物质文明”，并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矫正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如严复有诗云：“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并自注说：“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1919年3月，就法国总理被刺一事，王国维在书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究富强之结果……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子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政治不可。”实地考察过战后欧洲的梁启超，则也公开在《欧游心影录》中渲染了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二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拚命往前赶，以为可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西方的“科学先生”无路可走了，中国的“道德先生”正可为人类指出新路。尽管在“五四”西化主流面前，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这类“落后”、“复古”观念并不显赫，但后来新儒家的千言万语，说明的也无非是这一点。结合20世纪末开始酝酿的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大气候来看，这一传统复兴的潜流同样是值得重视的。

在肯定中国道德文化的价值上，康有为与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一样，但严、王、梁以之为西方科学文化的替代，而康却没有因世界大战、西方分裂而改变立场，依然认为救国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依然认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如果说梁启超等人提倡以中国精神文明补救西方物质文化的话，那么康有为则重在以西方物质文明补充中国的精神文明。康有为也没有完全认同德国的尚武传统。他坦陈：“吾人幸生中国，不知一统之治安者，其缓游诸国大都，而先循来因河畔，必将愀然于欧民之不幸，而自庆生存于中国之治安也。然祸福无门，得失相召，欧人以竞争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过我者。”但是，就中国民性的习惯和中国所处的环境而言，养育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和军人作风是必要的：“吾国数千年一统承平，民气散漫，民质拖沓，其与整齐严肃之气象至相反，是以弭乱而去治逾远也。以此散漫拖沓之民气，而当万国竞争整齐严肃之兵气，不待算而知其败矣。然欲以救此散漫拖沓之民俗，舍举国民为兵一义无以阴导之于整齐严肃之中。……中国起死回生之剂，国民化弱为强之性，无过于是。”康有为并不认为仅仅“物质”就可以救中国，但“物质”是立国的前提和基础，自由、民主也好，道德、精神也好，统统离不开物质。

“五四”思想的主流是取资西方以改造中国文化，由此也激活了中国传统的复兴。在此历史语境中，既非西化又非传统的“物质救国论”相对孤立。与康有为比较相近的，是五四吴稚晖的观点：“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来打，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然而，康有为也没有像吴稚晖这样的激进而功利，所以不存在把国学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的问题。对他来说，学习西方的重心是物质文明，继承传统的重心是道德文明，两者须同时并举，缺一不可。虽然现代物质文明与传统道德文明能否相互配合这一点，康有为没有做具体论述，但他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事实上，无论现代中国思想界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有多少论争，但追求富强以“把中国站住”这一点，却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主题，“物质救国论”并不孤立。

3.文明与武明，软力量与硬力量

中西遭遇之后，西方的力量和“厉害”令中国人印象极深。康有为将这一印象和感受提炼为一个历史判断：在以军兵炮舰为先锋的国家竞争之世，“物质”——具体言之即“兵”之胜负实已成为“文明之标志”。交战双方苟械有不敌，胜负立决，无可为言。康有为以德国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为例指出：“盖争乱世立国之需兵也，犹冬寒雨雪，人之需衣也。……故夫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号称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掠其地，虏其民，系缧之，劫夺之，奴隶之，而使人稽首厥角，称功颂德者，兵也。今日本胜俄，则欧人大敬之。兵乎兵乎，人身之衣也，营垒之壁也，文明之标帜也，土地、文明之运取器也。立国而无兵，是自弃其国也。”同样，日本胜中国后，西人即敬之若神，而屡屡失败的中国只能从自以为是的“文明”降为“野蛮”。

文明的命运依赖于枪炮，这样的时代就不再是“文明”之世：

竞争之世岂有所谓文明哉？但见为武明耳。

以“武明”说“文明”，表达的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这一历史趋势。康有为认为，“新世”与“旧世”的区分，在其有无“物质”：“有此者为新世界，则日生强；无此者为旧世界，则日澌灭”。此一“物质”即是指现代工业，“新世界”即是工业文明，“旧世界”就是农业文明：“今自物质学之既新，蒸汽、电、化之机日出，无一而不易为机工之世界矣。校之以劳手足而为农世界，其比例可得而考焉。”由农业文明进而工业文明的转折点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发明的蒸汽机。

康有为多次盛赞瓦特（他译为“华忒”）之于“新世界”的奠基作用，如“巧夺造化代天工，制新世界真大德。华忒生后世光华，华忒未生世暗塞”等等。盛赞工业文明是为了反思中国农业文明的贫乏。古中国专意农桑，原是因为“人道之始惟需衣食，圣人因人道而为治也”，如果真以为这种家人数口、受田百亩的农耕生活能达到“衣食足，教化兴，礼让行，颂声作，被发美好，合哺而游”的“治化之境”，那不过是“士人数千年所想望而未得之者，徒令千年八股家赞叹想慕，如神山楼阁而已”。哪怕是勤农丰岁，胼手胝足终岁劳作的结果“亦仅得家人仅免饥寒”而已。康有为之所论确为事实，在漫长的中国史上，即使是国家强大、文明鼎盛的汉唐之世，即使在领先当时世界的“康乾盛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也只能是解决温饱问题。欧游中的康有为看到，欧美深山穷谷的偏僻之民的家庭生活也已为旧中国“公卿之所不及”，其工余的娱乐更“有古天子之奉焉”。古中国的农耕生活绝非处笔下的田园诗，现代中国“文明之不进，民智之不开，固由教之未尽，亦由道路未通、民富未充之故，则一切根原，亦由物质不讲致然也”。只要“物质”不丰，无论是古是今都不会有幸福生活。如果说古中国对此还无可奈何的话，那么面对西方“机工世界”的挑战，中国就再也不能沉醉在乡土中国、农耕生活尽善尽美的梦幻之中了。

“文明”和“武明”，也就是当代政治理论中的“软力量”与“硬力量”。在传统中国，打江山固然靠枪杆子，但坐江山的和平年代则以纲常名教立国，“王道”总是在道义上优于“霸道”，因此总体上物质不丰、“硬力量”不强，一旦遭遇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马金戈，汉族政权多是南渡逃亡，直到异族入主中原。近代以来，中国“硬力量”一败再败。在亡国的危机面前，康有为特别看重“硬力量”的作用就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然而，康有为的文化思想是复杂的。

第一，康有为并不是物质决定论者，他的文化思想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武明”或“物质救国”。他所痛诋的“文化”是那些无助于救国的空言虚论。如旧文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鄙工商；如新引进的西方自由、立宪之名，权利、竞争之说，它们不但与军国实用之学无关，而且也不如过去虽不切于时用、却可修身寡过有益于风俗的传统教化。康有为的理想是文武兼备，他对纯粹的“武明”并不抱好感。1908年游塞尔维亚首都罗吉辣（贝尔格莱德）期间，他为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感到悲哀：“抚有广土午里疆，民愚治下无工商。但见沿途佩剑而戎装，以兵为国可黯伤。”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文明”优于“武明”。武备乃是文明之具，而之所以要在工具论的意义上首重“武明”，原因在于中国原已有良好的“文明”：“夫道德哲学空论之说，中国固至美矣，不待求之外矣，求之外则益败坏之耳。数千年之历史、风俗、教化皆不同，而自有纯粹卓立之处，乱之益害。若以立国御敌乎？强军富民乎？则一切空论之学皆无用，而惟物质之为功。然则今日救国之术，惟有急急专从事于物质、工学之事斯已耳。”古中国以农立国教化可美，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美欧美文物。西方胜于中国者为“物质”，中国优于西方者为“道德”。既然救中国非空论可以奏效，那么“物质救国论”就是当前中国所需要的应急方案。“武明”是“文明”的保障，“武明”落后则“文明”亦落后。但“武明”可以“救文明”却不能代替“文明”。现代中国应该追求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现代中国应该“保守”的，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和仁爱精神。“文明”、“武明”并不是并立的两极，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中相互关联、互动并生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上，才可言道德教化和仁爱精神。

第二，康有为认识到“文明”的相对独立性。“美教化”的中国固然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但物质贫乏的中国在道德上反胜于物质繁荣的欧美，这又说明文化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对此，康有为有两组论述结构。其一是“物质”与现代“文明”：康有为一方面热情拥抱“新世界”的“物质”；另一方面也揭明工业文明竞争之害：“若夫工业之争，近年尤剧。盖以机器既创，尽夺小工……而能作大工厂之机器者，必具大资本家而后能为之。……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此论表明：“物质”是必要的，但同时要警惕“物质”的社会后果，而中国“文明”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其二是“物质”与传统“文明”：康有为一方面以为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另一方面也批评部分中国人对西方的“愚妄”态度：“以其一日之强富……而遂一切震而惊之，尊而奉之，自甘以为野蛮，而举中国数千年道德教化之文明一切弃之，此大愚妄也。”此论表明：“物质”是必要的，但中国传统教化也必须保存。

康有为从来没有无条件地称颂古中国。在他看来，古中国不但“物质”不兴，而且皇权专制，为恶甚多。如“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刘邦、朱元璋之流，以民贼屠伯幸而为帝，其残杀生民不可胜数”等。如果说他的“物质救国论”具有为中国传统辩护的话，那也只是就中国人伦教化而言。他对“武明”与“文明”关系的辨析，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现代论题。其一，竞争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准则，科学不能安排人类世界的全部生活。这一点，直接通向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其二，“物质”是也只是基础，国家并不只是有了土地、人民、物质和权力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康有为之所以毕生尊崇儒学，热衷“孔教”，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国家的建立必须有文化认同的基础：“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国家是否有“国魂”、中国的“国魂”是否是孔教，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立国须有文化基础、文化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物质救国论”与“以孔教为国教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建立国家的必要条件。康有为晚年的种种保守之论提出了始终困扰着中国的问题：中国如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三种力量：一是康有为的“物质（经济、科技、军备）救国论”，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改造论”，三是几代革命党人的“政治革命论”。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情形是民主革命演变成暴力夺权并日益取得优先地位。从理论上说，现代化应当是包括物质、文化、政治在内的整体性的社会运动，事实上任何一种论说也没有完全否定其他的选择，差别在先后轻重。比如孙中山当然是革命论者，但其《实业计划》也主张由工业化而现代化，其目标与康有为所论也有相同之处。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虽然倡导“物质救国”，但是并未忽视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他赞美意大利加富尔和德国俾斯麦，看重的都是其政治业绩，他也认识到发展“物质”必须有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支持：“夫成物质学者在理财，理财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不能行公民自治，开省、府、县、乡之议院，而欲理财，犹欲入而闭之门也。”即使在欧游途中盛赞西方“物质”之时，他也没有停止设计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认为：“自亚里士多德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之说，而孟德斯鸠大发之，于是以议院为立法之地。议院者，合一国之民心，举一国之贤才，而议定一国之政，诚官制第一本原也。”“今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骤立议院，而各省、乡、县必当先举议员以自治，俟风气稍开，民智日明，而后开议院焉。”从总体上说，康有为为中国开出的药方，既包括经济、技术和军事的“硬权力”，也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软权力”，但“硬”是“软”的基础和前提：“物质学尤精，机器改良尤妙者，其国之强、民之富、士之智，亦因以进。”

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表明，“物质救国论”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杰出的史学家陈寅恪、哲学家冯友兰后来都持此一主张。经历了太多“革命”的中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康有为对“官办企业”的批评、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等，也都在当代中国一再重现。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同时，文化“软力量”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又进一步提上日程。在这个背景下，重温黄遵宪当年对康有为的批评是有意义的：康有为之“所云，中国能精物质之学即霸于大地，以之箴空谭则可，以此为定论则未敢附和也。渠谓民主革命之说，在今日为刍狗，在欧洲则然，今之中国原不必遽争民权，苟使吾民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无公德，无团体，皮之不存，毛将焉傅。物质之学虽精，亦奚以为哉？”中国的和平崛起，既需要“硬力量”，也需要“软力量”，经济的增长必须同时伴随着民主政治和文化道德的建设。康有为“物质救国论”没有过时，但需要在新的形势下予以丰富和补充。

（2009年11月初稿，原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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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物质救国论”（1905年），《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6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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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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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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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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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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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页。当然，梁强调：“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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