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行动就没有生活

第二天早上七点，安德罗斯在二楼等我，手里端着一杯美式咖啡。他递给我一堆信封，让我送到伦敦。等我回来后，我还要开着奔驰去接送斯坦利的一些合作者。尽管电影的制作已经完成，但他还是会叫许多人来这儿进行探讨，为此，接送这些宾客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我头上。我每天的工作和生活跟在霍克电影公司时差不多，不过当时我只认识让·哈伦一个人，而且尽管我现在还是会接到一连串任务，但似乎有趣多了。安德罗斯总是妙语连珠，他似乎能拿一切事物开玩笑，而且总是笑得很爽朗。

有很多天，我都执行着安德罗斯交给我的任务，之后有一天早上，我终于又见到了斯坦利。“埃米利奥，我要去趟伦敦。”说着，他迅速上了车。跟那些我接送过的演员和导演不同，斯坦利从来不等我帮他开门。事实上，他总是比我还先上车。而且，他好像越来越习惯性地坐上我的明克斯汽车，而不是那辆由他的老司机莱斯利(Leslie)开的奔驰车。一路上，斯坦利依然没有太多话，他经常要看各种各样的文件，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做着笔记。是的，他的口袋里总装着笔记本。而当他开口说话时，总会问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

“你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一天下午他说，“最喜欢哪份工作？”

“赛车是我一生的挚爱，其余的，都只是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已。我很希望还能回到赛车场。我很想念布兰兹哈奇赛道。”

他沉默了好一阵。

“你能否承诺继续为我工作呢？”斯坦利问道。

“当然可以，如果一切照旧的话，我每天有活儿干，每周都能结工资。”

我们返程途中，他又回到了这个话题，问我有没有加入工会。他的语调中充满渴望。我听到“工会”一词，不禁胃里隐隐作痛。他没等我回答就解释说，他想找一个不受英国朝八晚六工作时间限制的助手。“每天六点就下班，这是浪费时间啊，六点之后还有半天可以好好利用呢。”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希望你能随叫随到，”他继续解释道，“这就意味着，也许吃过晚饭后也要工作。当我拍电影时，我希望能有助手在身边，一直。”他说最后两个字的时候语调很缓慢，意在强调。突然，他变得健谈起来，补充说，他希望找的这个人能够帮助处理各种各样的任务。这个人要身兼司机、快递员、秘书、车辆调度运营等要职。这确实不符合英国工会对工作的定义，因为工会对工作有过度详细的分类。这种细分意味着，斯坦利所认为的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根据工会要求，需要几个人共同来完成。他认为这是另一种对时间的巨大浪费。“我们一起工作时，我需要你帮我拿着记事本、笔记本、摄影机……我希望在把笔记本放进你口袋时，无须担心会违反工会规定。如果听他们的话，我甚至连一根指头都不能碰你。”

“我明白，如果帮忙还要遵守不必要的规定，这根本就算不上帮忙，对吗？”我回应道。

“说得没错。不能被工会主义者的那套说辞所蒙蔽。我会给你你需要的一切。”

车子里沉默了起来，我想如果斯坦利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那该有多好。我永远不会再相信工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20世纪60年代的罢工浪潮蔓延到博勒姆伍德，当时我所在的袜厂同事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不必担心我们的薪水，工会会保护我们的权益。罢工全面展开后，我身边的人个个义愤填膺，而我却想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不上班、不做袜子，就没什么产品可卖；卖不出产品，赚不到钱，我们就不会得到报酬。我并非杞人忧天，实际上，工厂最后以关门告终。电视里无休止地进行着辩论，而我由于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根本不理解这一切。我不知道谁对谁错：是支持工人罢工的工党，还是反对大罢工的保守党？工人为了获得更高报酬、缩短工作时间、更合理的经营管理而罢工抗议，可到头来却只落得一场空，到底孰是孰非，我不得而知。我唯一确信的是：当我失业时我有多么生气，以及这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多么狼狈。那天，我回到家，看着珍妮特的脸，内心无比惭愧。在那艰难的几个月中，珍妮特总是给我一碗汤，让我独自在一边喝。我问她，我们的孩子马里莎和乔恩有没有吃过饭。

“当然。”她巧妙地回避着我。

“那你呢，你有没有吃点东西？”我问。

“嗯，你别担心。”她本能地回答。

我知道，她在说谎——说这些话时，她总是背对着我。绝望、无助、穷困的气息笼罩着我们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段炼狱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