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暗杀恐吓

我带了一些文件到爱尔兰：从律师那儿拿到的电影摄录授权书、会计员准备好的工资账单，还有玛格丽特拟订的保险合同。我还载了一些从伦敦或租或买的家具和道具。从都柏林回来时，我的车上装满了爱尔兰片场用不到的材料，把它们运回了英国的仓库。我甚至不得不运送上百箱蜡烛——斯坦利和约翰决定用烛光布置室内夜景，想尽量少用电气照明或其他物理光。

我在两地来回穿梭，陆海空三种方式都用过。如果坐飞机，加上登机时间，我大约会花费一个小时。如果开汽车或货车，鉴于中途有段路要用渡轮，所以基本上要花上整个上午或者下午。乘火车花费的时间也很长，不过更舒服，中间我可以抽时间去吃点东西、放松一下，就像在酒店房间里一样。然而，乘火车变得越来越奢侈了，因为我常常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一切，越到后面任务变得越紧迫。

最糟糕的差旅体验要数海运了。1960年1月19日，我从法国加来(Calais)出发移居英国，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大海，却遭遇了一次可怕的旅程：船似乎太小，而人又太多，这使得船险些失控，酿成灾难。我当时为了去英国谋生使尽了浑身解数，却没想到险些因为一场风暴葬身大海。更讽刺的是，我当时甚至连自己在英国还是法国的海域都不知道。当斯坦利告诉我，他并不相信渡轮公司能够看好那几十只箱子时，我知道这个任务肯定会落到我头上，瞬间紧张得上气不接下气。走海运要花上三个小时，在整个旅程中，我双手一直紧握住栏杆，不敢睁开眼睛。震耳欲聋的海浪拍打着窗户，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上天能保佑我平安到达。

在希思罗机场，我买的是不固定机票，也就是说只要有航班我就可以搭乘。霍克电影公司订购了大量机票，是航空公司的VIP，为此，玛格丽特得以与其协商，成功达成许多优惠条件。想必1973年秋天在希思罗机场坐过飞机的人都曾听广播喊过这个消息：“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听到广播后请立即与办公室取得联系。”这类公告连同其他诸如航班延误或在哪个登机口登机等消息一起，每15分钟播送一次。我知道这表示我要立刻联系玛格丽特。这是她想出来的点子：我常常刚到值机区就听到这个消息。在我去登机口的路上，会路过机场员工布告栏，上面还会附有玛格丽特留给我的信息，包括等我到达爱尔兰后，应该去哪里取各种材料以及联系谁等。我会把这些纸条从公告栏上撕下来，塞进口袋，然后匆忙登机。这些特权都是通过多次尝试和测验(其实就是给机场的相关负责人送礼物)后才成功获得的。

在出入境口岸应付英国和爱尔兰的海关时，我们使用的也都是相同的策略。其中的投入并不大，但产生的效果却很惊人：提前一天打电话，确认航班或轮船上仍有空间后，给人塞五英镑小费，让对方开个绿灯，允许我们登上已经看似满员的渡轮……要不是这么做，《巴里·林登》的拍摄制作很可能要花上十年。电影的生产制作经常会受到运输系统效率的重大牵制。即使是最轻微的延误，其后果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个人错过飞机或因误会在海关耽搁一天，很可能导致上百人当天无法开工，误工费用高昂得离谱。虽然五英镑小费在当时的渡轮负责人看来已十分可观，但比起按计划如期拍摄而节省下来的5000英镑，实在不足挂齿。

经过几个星期来来回回的奔波后，斯坦利想让我陪他待在爱尔兰：他要我搬到那里，像安德罗斯那样，让玛格丽特独自留在阿伯茨米德处理英国的问题。显然，斯坦利已经想过我可能会用这样那样的理由对此提出异议，比如怎么跟珍妮特开口，或者怎么在爱尔兰给我的孩子们找到合适的学校。但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玛格丽特替所有人解决了这个烦恼。很简单，她直截了当地对斯坦利说：“如果你把埃米利奥带走，那我也走。”她独自一人留在阿伯茨米德，不仅要处理与电影制作相关的各种工作，还要管理整座宅子的庶务，比如房屋维修、养猫、跑邮局、照看花花草草，天知道还会有其他什么奇葩的任务。她甚至都没有回家，一直睡在二楼的客房里。她同意将自己的猫单独留在家中，但前提条件是由我，而不是其他人去她的公寓帮忙喂养。她提醒斯坦利，自己已经接受所有突如其来的变化，不想再一味妥协退让了。斯坦利早已习惯于每个人都跟着他的指挥走，不过这一次他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太过分了。“玛格丽特说得确实在理。”斯坦利坦承道。

图10　斯坦利(台上左)正在指挥拍摄，克里斯蒂安(左二)在一旁观看。

这个小插曲过后，我继续两头跑。那期间，我经常出入海关，成了那里的常客，以至于有时候我不需要像别人那样排队等待各种检查，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各种类型的行李我都带过，从手提箱到可以夹在腋下的文件夹，从木箱子到整整一推车的包裹。海关人员总是对我笑脸相迎，但我猜他们心里估计在嘀咕：“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我只跟他们说过我在一家电影公司工作，但从来没提过斯坦利的大名。

我们与海关之间的友好关系终有一天派上了极大的用场。当时我们有一辆装载着火枪的卡车从伦敦开往都柏林时忽然不见了。剧组为此白白浪费了两天——因为没有步枪，就没办法拍摄战争场面。斯坦利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他派人专门去找卡车的下落，打电话给海关，甚至缠着爱尔兰国防部(Irish Ministry of Defence)一名专门处理此类事件的办事员好几个小时……

这件事让我也感到有些茫然。

我是在英国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菲什加德港口(Fishguard port)用五英镑小费的惯用技巧把它送上船的。看到渡轮离开，我很安心，心想他们应该不可能把渡到罗斯莱尔港口(Rosslare port，爱尔兰)的卡车再遣送回来。之后，当我到达爱尔兰海岸时，一名海关官员叫住了我。当他走近时，我可以看到他脸上怀疑的神情。

“一辆装载着枪支的卡车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天。司机告诉我们，这些枪是在布雷(Bray)附近的剧组拍电影用的。”这位海关官员说道，语气中有些狐疑。

“没错，”我肯定地答复他，“就跟你们看到的这几个星期里我忙进忙出带的不少东西那样，都是拍电影用的。”

“我们需要电影公司给我们出具一份文件，证明这些真的都是道具。”

海关官员之所以如此谨慎，是由于当时两国间敌对的政治大环境。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对抗，令他们不得不加倍小心：满满一卡车的步枪，虽然型号已经过时，但仍然具有极大的隐患。

“难道你们没有文件来证明这些步枪不是真正的武器吗？”他问道。

“我只是负责给导演运输个人物品，没有别的了。”

“至少你得有东西证明你是霍克电影公司的员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写电影公司员工担保的步枪。”

我向他出示了玛格丽特为我准备好的证明。斯坦利恳求我一定要随身携带。

霍克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信箱：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博勒姆伍德区123号

1973年8月22日

敬启者：

兹证明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先生是霍克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已获该公司授权，有权接收霍克电影公司名下的货物或其他财务。

霍克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秘书，玛格丽特·亚当斯

海关专员在授权书上盖了个章，并允许卡车入境了。我到达阿德利酒店后，让安德罗斯去向斯坦利解释卡车被扣押的原因，但他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甚至不知道卡车在哪里。我打电话给斯坦利，告诉他我偶然遇到他的火枪，现在它们已经通过了海关。“那国防部的办事员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斯坦利快气炸了。也难怪他生气，他真是所托非人。“他到底在那里干什么，浪费时间吗？”他重复道，“最后还是埃米利奥改变了局面，才让火枪通过了海关……”

“斯坦利，我碰巧带着你的咖啡豆过罗斯莱尔海关！多亏了那位海关官员认识我，就把我叫过去了。”

“谢谢你，埃米利奥。”他终于平静下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道。那语气，就好像我救了他一命似的。“他到底在那里干了些什么？”他又开始抱怨，“安德罗斯，把他炒了。等过几天，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们不需要他了，因为战争戏拍完了。”

爱尔兰共和军的威胁影响到我的每次旅行。

机场警方要从头到脚严格检查每趟飞往爱尔兰的航班。飞机还经常因为炸弹威胁被停飞。爱尔兰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行很顺利，但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总会受到各种阻滞。不过，我总是看到积极的一面：警察要花将近一个小时来检查飞机和行李，那我就可以趁机在座位上休息，补会儿觉了。警察临检，头几次我还稍微有些讶异，到后来已见怪不怪，只要感觉到机舱打开，冷空气飘进机舱，我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要是警报在都柏林机场响起就更好了，因为那儿的候机厅真的非常舒适。

图11　剧组中场休息。左边的五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斯坦利、伦纳德·罗西特(Leonard Rossiter)、瑞安·奥尼尔(坐在斯坦利的椅子上)、盖伊·汉密尔顿(Gay Hamilton)和戈弗雷·奎格利(Godfrey Quigley)。

不过有一次，当我在希思罗机场带包过安检时，警报突然触发，我顿时被警察包围起来。周围的乘客纷纷弃包而逃。一名警察走过来，问我包里装了什么。“咖啡豆。”我回答。斯坦利只在老康普顿街(Old Compton Street)的阿尔及利亚咖啡馆(Algerian Coffee Store)买咖啡。他不喝其他地方的咖啡，所以我每次去爱尔兰出差，基本都会给他带一包五磅重的咖啡豆。那天，玛格丽特给了我两包，不知怎么的，其中一包过安检时引发了警报。警察显得越来越紧张，脸上堆满了怀疑的神情。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咖啡豆！你们每天都能在机场看到我来来回回的。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你们说我还能在包里装什么？”我愤怒地说。

警察打电话给拆弹部队，拆弹小组还带来一个外形怪异的机器人。机器人手臂很长，它把手伸向咖啡豆的包装袋，触到底部后，貌似得出什么结论。只见这个机器人伸展其金属手臂，切开包装袋底部的硬纸板，把手伸进去，从里面取出一个圆形的塑胶物品。这一刻，所有警察和乘客突然大笑起来。

“这是什么？”我问道，心中十分困惑。

“‘这是什么？’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这是避孕套啊！”

“避孕套是什么？”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当我到达拍摄地时，所有人都知道我一直带着什么，大家跟我打招呼时都带着某种欢呼雀跃的神色，仿佛我是什么英雄似的。他们告诉我，电影制作团队的成员跟斯坦利的一名助手说起过一个请求，而这名助手又跟另外一名助手转达，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直到那些家伙的要求最终到达安德罗斯那里。安德罗斯曾经在玛格丽特的帮助下带过一个到这儿。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买不到避孕套，所以玛格丽特在伦敦给他们买了一大盒，然后装在咖啡豆包装袋里。这袋东西跟拍电影所需要的材料放在同一个行李箱里，所以托运费由霍克电影公司支付。

“你可以走了。”机场的警察把我放了。不过，他说这话时带着不怀好意的微笑。

“听着，”我有些生气地问道，“你真的觉得整整两公斤这玩意儿都是给我用的吗？”

我正要动身去都柏林，忽然被玛格丽特拦住，她说整个拍摄制作团队马上要回阿伯茨米德了。

我不是很了解斯坦利的工作，但我知道，他们绝不可能在拍摄到一半的时候选择撤退。

玛格丽特解释说，就在前一天晚上，当我离开拍摄现场，搭乘飞往伦敦的班机后没过多久，摄制组都匆匆忙忙地打好包，准备回英国了。我后来才知道，爱尔兰共和军曾威胁摄制组，并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当时圣诞节即将到来，而且电影拍摄的确连轴转了很长一段日子都没有休息过，于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电影公司找到了借口。如此仓促的离开，看起来好像只是单纯的休假庆祝新年一样。

回想起来，之前的几个月，爱尔兰的气氛就怪怪的：机场的警告提示越来越多，直到现在我坐火车、飞机或轮船时都还会感到有点不安，因为这些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都是恐怖分子最喜欢的袭击目标。我之前在爱尔兰坐过一辆出租车，椅背上竟然有弹孔。注意到这些情况后，我开始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我甚至还跟玛格丽特聊过我的恐惧：“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为斯坦利·库布里克工作的，那他们会不会袭击我，以便让自己接触到名人呢？又或者，他们会不会袭击我们剧组的人，以吸引媒体的注意呢？”

想必斯坦利也有同样的担忧。但我并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们究竟是当面威胁他，还是写了恐吓信寄到剧组？不管用哪种方式，总之这件事给斯坦利、克里斯蒂安以及剧组所有人带来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

我发现很多人只要一听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名字，就会立刻停下手头上的工作。几个月后，《发条橙》退出在英国的放映，这之后我能明显感觉到斯坦利的言行比以前谨慎很多，大概是考虑到人们会把他在电影里表达的东西太当真了吧。

1. 伦敦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咖啡馆之一。——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