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和谎话

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但其实，报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载过许多次了。

今年五月，为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那些事，已经使“喜欢怀疑”的西滢先生有“好像一个臭毛厕”之叹（见《现代评论》二十五期《闲话》），现在如果西滢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觉得“世风日下”了罢，因为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已经发现了：一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二是“杨荫榆”；三是单叫作“女师大”。

报载对于学生“停止饮食茶水”，学生亦云“既感饥荒之苦，复虑生命之危”，而“女师大”云“全属子虚”，是相反的。而杨荫榆云“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则似乎饮食确已停止，和“女师大”说相反，与报章及学生说相成。

学生云“杨荫榆突以武装入校，勒令同学全体即刻离校，嗣复命令军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杨荫榆云“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是因为“滋扰”才请派警，与学生说相反的。而“女师大”云“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滋扰”在后，和杨荫榆说相反的。至于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则云“查本厅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乃又与学生及“女师大”说相成了。杨荫榆确是先期准备了“武装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为临时叫来，真是离奇。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个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者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来说话了，或者西滢先生们又许要听到许多“流言”。然而请放心罢，我虽然确是“某籍”，也做过国文系的一两点钟的教员，但我并不想谋校长，或仍做教员以至增加钟点；也并不为子孙计，防她们会在女师大被诬被革，挨打挨饿。我借一句Lermontov的愤激的话告诉你们：“我幸而没有女儿！”

八月五日。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莽原》周刊第十六期（1925年8月7日）。收入《集外集》。1925年8月1日晨7时许，杨荫榆带武装军警百余人突然包围女师大，把守要道，割断电线，紧锁校门。继而亲率20多人到校，张贴布告，解散“驱杨运动”中最为激烈的4个班级，并以武力严令住校学生30多人即刻离校。学生遭警察殴打驱赶，受伤者十余人。继而又分别于8月3日、4日在《京报》刊登《女师大启事》《杨荫榆启事》，颠倒黑白，混乱视听，而“正人君子”们又为杨荫榆帮腔。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曾针锋相对，于8月4日在《京报》上发表《紧要启事》，予以揭露。鲁迅即根据并比较这三个不同的启事，写作了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