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读完了《尤利西斯》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伦敦塔集雨人》。他喜欢这书，送我一本，自是希望我阅读，然后同他讨论。我随手翻开《伦敦塔集雨人》，看到这样的描写：

“她把外套挂在衣架上，旁边是个真人大小的充气娃娃，嘴巴是个深红的洞，这件物品还没人敢认领。绕过转角，她站在旧式维多利亚柜台边，柜台门还是关着的……”

又翻开一页——

“别的还有哪些呢？一只科摩多龙，来自印度尼西亚总统。科摩多龙是世界最大的蜥蜴，可以打趴下一匹马。它们是食肉动物，咬起来很凶猛，会往猎物身上注入毒液。所以我会留意那只动物，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把书放在一边了。这一“哼”的意思，不外是说，这是哄小孩儿的。在我看来，作者的描述有过多的“冗余”细节，意在迷惑意志不那么坚定的读者；而我，自诩为老练、世故的读书人，才不买账呢——如果与情节无干，谁在乎娃娃的嘴巴是什么颜色呢？

然后我就绝望地想，天哪，我真是老了。

这话是从何说起呢？如果是在四十年前读到这样的段落，我的眼睛会发亮！我会追踪、玩味每一个细节。科摩多龙！这名字就足够让一个孩子的想象飞驰一会儿了，我会停下阅读，在脑中构造“打趴下一匹马”的画面；这一小段话，够我享受好几分钟，咯咯笑好几次。经验是如此排他，现在的我，头脑塞满辛苦积攒起来的各式法宝，从而只会“哼哼”，不会“咯咯”了。

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第四章中，布卢姆磨蹭半天，总算要出门了：

“在门前台阶上，他伸手到后面裤袋里摸大门钥匙。没有。在昨天换下来的裤子里。得拿。马铃薯倒是在。衣橱吱吱格格响。没有必要吵她。刚才她翻身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睡醒。他很轻很轻地把门拉上，又拉紧一点，让门下端刚够上门槛，虚掩着。看来是关着的。反正我就回来，没有问题。”

还记得那个“木枷，文书，和尚，我”的老笑话吗？我现在外出，关上家门之前，总要摸一摸口袋。钥匙永远是放在左边裤兜里的，右边则是电话，上装右面口袋里是钱包（现在的扒手不读文章，对吧？），左面有香烟。“钥匙，电话，钱包，烟。”我心里念叨着，放心地下楼了。亲爱的读者，您也这样吗？如果是，那么恭喜，您也老了，您和我一样，对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的外部世界，丢掉了兴致，您和我一样，每天出门，实际上一直留在门内。

在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从外祖母那里听了好多故事。有这样一类故事，主人公（通常是个傻气的老三）被父亲或坏心眼的兄弟赶出门，一天之内，或是遇见三件美事，或是学会了三句妙语。这些年我没少外出旅行。而每次旅行快结束时，我都在心里嘀咕：“人家傻小子出去转悠一天，还学会了三句话了。我都出来一个月了……”

可别小看那类故事，它们属于一个伟大的叙事传统，这传统的代表，在我国有《西游记》《水浒传》，有《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在欧洲，则有近代小说之开端最显赫的一批作品，《巨人传》《小癞子》和《堂吉诃德》，有后来的《天路历程》《痴儿西木传》《吉尔·布拉斯》《汤姆·琼斯》……有美洲的《癞皮鹦鹉》《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以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奥吉·玛琪历险记》，如果限定不那么严，还得算上我从小就熟悉的《格列佛游记》，以及曾很想读却至今没有读过的《克莱丽莎》，还得算上匹诺曹和爱丽丝。这书单子可以开得很长，这传统可以追溯到伟大的荷马，然后继续上溯，直到我们祖先的祖先，那最早的一批说故事人。

最早的一批说故事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才不会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两个煎饼……”，他们的故事，应该很像《奥德赛》的开头，说的是一个人“飘游到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在家中见不到的事物。是什么令我们的祖先守着炉火，眼睛闪光，听一个家伙絮絮叨叨地说话呢？这人是外邦人，传令人，还是还乡浪子？他的故事，像抛进波澜不惊的生活里的石头，激起了什么样的涟漪呢？这些涟漪传到了我们这里，减弱至什么程度呢？

说起《奥德赛》，想起了《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的威名，是在大学里听到的。那会儿，欧美现代文学，刚刚挤进门缝儿，而其影响力，又绝不仅限于中文系的学生。“现代派”，对差不多所有人来说，都是有魔力的词儿，我们像在山洞里沉睡多年，醒来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要赶上时代的进度。短短几个月里，每人都知道了一大批作品和作家的名字，急不可待地等着译作。译作出得很快，但无论如何，也供不及这批贪婪的学生——我们恨不得在一年之内，把所有的好东西都读到，仿佛读到之后，便成“现代人”，与世界齐头并进，而甩开周围的人几十步了。

完整的译本，来不及提供，便有些选段，出现在选本上，好比有口皆碑的餐厅，让香气飘到我们这些排着队、伸长脖子等座儿的人前，暂且慰藉大伙儿的饥肠。这些餐厅中，门口排队最长的，便是《尤利西斯》了。

我们从各种评介中，得知它是多么伟大，又是多么艰深——高越而险峻，还有什么品质，更能吸引攀登者呢？我在选本中读过它的一小角，说老实话，完全不知所云，这让我更加心向往之。图书馆里有《尤利西斯》的英文原版，很难借到，不过我终于借到了。我那时的英文程度，根本不配阅读《尤利西斯》，我压根儿也没有那痴心妄想，把它借到手，只不过是想看看它是什么模样，闻闻气味，掂掂分量，在枕头下压一压（或许希冀有什么神秘的通道，能让书里的内容就近往脑子里传一点儿？），如此而已。

我的朋友圈儿里，碰巧有《尤利西斯》的第一位中文译者的儿子。在他父亲着手此书的译事后，每个假期过完，他从天津回来，我们几个人，总要打听一番，其实他知道的也不多，而他那副慢条斯理的样子呀，真是气人，我又不免担心，他父亲多半也是这个慢脾气。可不是嘛，他老人家把译作出版，是十年后的事了。

十年……我从“文学青年”，变成了一个三十岁的、受偏头痛折磨的、得过且过的家伙。尤为要紧的，是我已经停止文学阅读了，就连《尤利西斯》汉译本的出版，也是在又两三年后，偶然得知的。我在朋友的书架上，看到了这译本。此时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的心情，也许心跳了一下，也许没有，多半只是礼貌地瞥了一眼，或从书架取下，握一握手，寒暄两句，又放回去。

我能不觉得自己老了吗？

且慢。我想起了大学里读过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满脑子想的“只是离开”，然后，“我一口气跑到大门边，然后稍停一下，喘一喘气。我的气很短，我老实告诉你说。”下面一段说抽烟和肺病的破事，接着，“嗯，等我喘过气来以后，我就奔过了第二〇四街。天冷得像在地狱里一样，我差点摔了一跤。”作者用好几行字写霍尔顿过马路时头脑中的念头。最后他总算穿过了马路，“我一到老斯宾塞家门口，就拼命按起铃来。”

我好奇的是，如果主人公在外面漫游了几年而不是几天，这书得写多长。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我喜欢的小说。我喜欢现代文学的许多品质，佩服当代作家对人的精神细致入微的探究，佩服这探究所需要的勇气和观察力，同现代文学相比，古典文学离真实世界——哪怕是古典世界——实在是太远了。

但是……是啊，但是，我多么向往古典时代的康健之气。我甚至想过模仿前人的笔法，编一个记行的故事，可是呀，便是编得出来，那故事怎么看也不像是当代生活的写照，不管我用多么实际的细节填充它。

打个比方，我连个陌生人都想象不出来。哪里还有什么陌生人呢？想象能遇见的最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我差不多敢保证，从他那里听到的一切新鲜东西，实际并不新鲜，他的生活细节，不过在我（这里我很想使用“我们”一词）那个木橱的某些小格子里，填上新的材料，而没有什么，令我觉得应该为其腾出新的格子，甚至新造一只橱子。

是的，新的法度，新的范式（这个词儿倒是新的，我是头一次用），太难得了。在一切皆为一切人所知（我们自以为如此）的时代，在边疆已被推至人类暂时的极限的时代，我们可以坐拥事物的样本，在实际地遇见事物之前，已经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的旅行，从头到尾都是设计好的。我自己的旅行也是如此，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坐在一个陌生的门廊下，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来走去，就是不想搭话，因为在我的感觉中，这一切都太熟悉了。这时我便沮丧地想：“我老了。”

“真实的旅行故事已不可能了。”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这么写道。他解释说，我们会“把真实经验用现成的套语，既有的成见加以取代”。那么，从来就不曾有什么“真实的旅行故事”，在古典时期，更加没有。但这里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呢，不管它是什么意思，谁又在乎是不是“真实”呢？我们要讲故事；我们要听故事。

又过了几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小书店偶又见到《尤利西斯》，我买下了。我在火车上读了一些段落，回到家中，放在一边了。刚才我想从书架上翻出它来，没有找到。便是找到，十年前我没有把它读完，现在我更读不完了。

如前所说，我“老了”，对眼皮底下的许多事，以及对描述这些事的文字，失掉了兴趣。我知道《尤利西斯》是伟大的小说，但此时此刻，那不是我需要的那种伟大。我同意，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把眼睛转向自己，我们甚至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论自己，但有些时候，我还是想听故事，粗糙的故事，外邦的故事，包含新的精神法度的故事，我们的文明在其中流动不居的故事。

《十日谈》的故事是这么开始的：十个人（还有一些仆人）到山中的一所屋子里躲避瘟疫。他们讲故事……不，换一个想象，想象一群人来到某处避雨，可是，他们再也不走了，他们太喜欢这地方了，就在这里盖房子，交往，婚娶，种植……他们对自己说：“雨还没停。”是啊，有些雨，确实是永远也不会停的。

八一年

早知文字的魔力；但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我不知道文字的力量有如此之大。1981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岳麟翻译的《罪与罚》，读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作恶后热病复发，觉得自己也发起烧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停地产生幻觉，其中一个是被各种各样的人包围，“他们叹息着，争论着，互相呼喊着，一会儿把话说得很响，像在叫喊，一会儿又压低到像在窃窃私语。人一定很多，整座房子的人差不多都跑来了。”他这么写呀写呀，我读得呼吸困难，从床上跳下来，大口喘气。

我住在临街的小房间里，在一幢老式楼房的底层。窗外是垃圾通道，早上四点半钟，一位老头儿——有时带着他的妻子——准时赶来，用一柄大铁锹，在水泥通道里吱吱嘎嘎地铲。我早就不再抗议了（如果某一天他没有来，我也会在那个时刻自动醒来），有时走到外面，同他聊几句天。送走他后，睡意全无，看一会儿功课，然后到街上跑步。天或早或晚地亮了，人陆陆续续出现在街道上，世界即将还原为我们在白天熟悉的模样，这时，一个问题难免要跳到心里：这个世界，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彼得堡，是同一个吗？

我相信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大约就是在1981年前后定型的。如同我们不能在同一时刻“全部”看见一张桌子上的什物，我们从来不能看见任何事情的“本来样子”（如果这个词有任何非形而上的意义的话）。我们得选择自己版本的世界，给它涂上颜色；我们得决定自己要在哪一个世界里生活。

1981年发生了许多事情，诸如“决议”；胡耀邦出任中共总书记；“五讲四美”；女同学都在读琼瑶，读完后再看我们，就只有不满的眼神了。我们这些男中学生，衣着可笑，打打闹闹，没有女朋友，没有钱，一大消遣是看电影。在排队买票的时候，一个同学装出意味深长的口吻，说：“这些人……他们早晚要给咱们让地方的。”他们；我们。是的，生活已展示出荒唐的、缺少意义的一方面，只不过，在这些尚未成年的人看来，那是别人的生活，而我们自己的，则注定会丰富多彩。在此两年前，从《世界文学》杂志上，我读过一篇叫《变形记》的小说，在上面批了一句：“瞧这些‘人’！”——这些人，而不是我。这可笑的——而且被证明为可笑的——信心，又是来自哪里呢？

1981年，公共舆论中有过几次争论，如对《苦恋》的批判，对朱逢博的批评。有一件事，也许只有那时的中学生才会记得。上海的一个中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我依稀记得，文章把社会写得很“阴暗”，引发一场讨论，在报纸上，也在我们中间。同学W不满我的态度，给我写了一张很大的“纸条”。W读过许多书，对大多数事物有成形的看法，所以不难理解他那“过来人”的口吻：“你们这些小青年，还没进入社会，只是看了几本书，读了几张报纸，就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像花也不香了，水也不甜了，明天的太阳也不要出来了……”写到这里，我给W打电话（我们现在仍然是要好的朋友）。他说，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了。

我那时是什么态度呢？也记不得了。不过，在旧纸堆中，我找到一大叠订在一起的稿纸，首页用很大的字，大言不惭地写着“1980-1981草稿”。里边有一篇，用了十几页，喋喋不休地讲述挤公共汽车的经历。其中有一段是：

“我直挺挺地被夹着，如果不是或远或近的疼痛指示着，我就无法分清这交叉着的许多四肢有哪些是属于我的，我的又在何处。我没有可以持牢的地方，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没有摔倒的自由了。……我承认这种状态也不无坏处。”

这是矫揉造作的，模仿的；不过，我辨认出一些我现在仍然拥有的秉性。我相信到了1981年，我已不再有机会摆脱文学的影响。我只能看到可叙述的世界，不管我多么努力（到今天，我足足有二十年不怎么阅读文学作品），那些文学性的残片，一条一绺地纠缠在这一世界的结构上。不过，文学多么广阔！同样是忧伤的，雨果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又是多么不同；而我绝不是个阴郁的人，相反，我对几乎所有事情心怀乐观，但为什么我不能够像巴尔扎克那样兴致勃勃，为什么不能有福楼拜那种对日常生活之细节的兴趣？很多时候，就像夏多布里昂说过的，“越是萧索的季节，越是与我共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一年中，我又找来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读得很起劲。我记得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似乎都是五十年代的译本（谢天谢地，那时我没有读到他的“哲学小说”，如《白痴》《卡拉马卓夫兄弟》和《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既是悲惨的，又是令人兴奋的，而悲惨恰恰是令人兴奋的原因。他笔下的灵魂，通过煎熬来确认自身的自由，仿佛活得惬意，是有腐蚀性的事，甚至是堕落。读完他的几本书，我好像从山洞里爬出来，见到阳光，不自觉地要眯起眼睛。

我不想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实际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他只是一个例子，一个阅读的例子，展示阅读是如何塑造我们，而所谓理想主义者，不过是读书人的外号。我们接触世界，用这本末倒置的方式，在把脚踏入真正的河流之前，我们——我相信我描述的绝不只是我自己——满怀成见。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阅读发生得很早，不过，他们阅读的材料，或者不是文学性的，或者（如古典诗歌）只是一丝一缕的描述，他们得在若干年后，才有能力从局部演算出作者的整体观感，那时，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而一部像《浮士德》或《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那样有相当大规模的文学作品，直接将另一个完整的世界想象给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只用几个小时，便可游览一个世界，掩卷之后，推开窗子，我们面前的，卧在阳光中的世界，仿佛并不那么原本，也不那么优先；除了现实感的损失，这种态度，还带来其他的损失了吗？

我想是的。索尔·贝娄（他是我最后一个喜欢上的作家）写过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法国人》，里面说道：“对于一个法国人，法国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别的样式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对我说：‘你们国家，天气热得要命。’虽说他压根儿没有去过我的国家，但要想知道这一点，还是用不着离开巴黎的。”贝娄的这篇评论，对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展示出来的品性，与贝娄挖苦的“法国人”的脾气，一模一样。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枉驾去了一趟欧洲，不过读过这篇札记的人都能看出，他对欧洲的看法，老早就形成了，那次旅行不过是寻找材料，证实他的先见之明而已。他对欧洲的评论，浮浅，专横，比如他写道：“你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人，而是意识的丧失。”真正的观察者，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我有点怀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对俄罗斯日常生活无数细节的很是啰嗦的描写，绝不是出于相信这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而是相反。

去年的一次旅行，第一天遇到几个愿意同我聊天的当地人。按照出行前的计划，这正是我要的机会，但不一会儿我就厌倦了；最后一天，在一个叫天花墕的地方，一个捡瓶子的老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这最后的机会，我仍然拒绝了。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对自己说，没什么值得打探的，同样的生活状态，同样的动机，同样的快乐和不快乐，会有什么新鲜事吗？——这种想法糟糕透了。某种经验仿佛获得了先验的地位，它的自大及对其他经验的排斥，我知道是极端有害的，却不知道如何去纠正。

1981年的高中生，是一批隐身人。我们一整天在课堂上，只有一早一晚，骑着自行车，在成年人眼下一闪而过。我们想成年，急不可待，准备接收这个世界，对于后面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一无惧色。我们忽略的一件事是，那是阅读成风的年代，不只我们，成年人也在读书，比我们读得更多，理解得更多，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会变成他们。

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展现出各自的倾向，很快变成了成年人。W先是做生意，后来离群索居，只偶尔与朋友们过往。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读蒙田的书，对他说，蒙田的智慧，是你二十年前需要的，现在读他，是不是有些晚了；W说，二十年前，便是见到蒙田，也看不下去的。

W一直鼓励我朝文学的方向发展，这与我对自己的打算完全相反。我有些厌烦我身上的“文学气”。比如说，我把这篇文章命题为“八一年”，还有一个理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在1881年——这种表面的搭配，似有深意在焉，其实毫无意义，而我会立刻注意到这种结构，得压抑着某种冲动，才能避免不就此说些蠢话（我终于还是把这个关节写下来了，看来无可救药）。

文学也罢，别的也罢，1981也罢，2013也罢，一代代青年，一点点改变的世界——我这么说，好像世界有某种实际面目似的，当然没有。让我舒心的是，也就不可能有完全合于实际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最“实际”的态度，想象的成分并不比其他态度里面的少，每个人都在想象，想像的内容不同而已。

自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一只琴鸟，正身难看，尾巴意外地美丽。其中最漂亮的一株尾羽，在我看来，是末两三年的读书之风。那几年的时代英雄，不是装甲战士，不是跑车富少，而是个戴眼镜、背书包的呆子。是的，电影或小说里的一大批男主角，都是呆子，不是把头碰在很硬的地方，就是在洗衣服的时候，想着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结果把什么都洗蓝了。这些梦游的家伙，却总是交好运，他们与女主角的邂逅，通常是在公共汽车或什么广场的台阶上，开始交谈：

“喂……喂……你的书掉了。”

男主人公从深思中回过神来，笨拙地摸索一阵子，接过书，说：“谢谢。”

“这书可够沉的……讲什么的呀？”

这时到了关键。男主角发表几句漫不经心而又极有洞见的评论，漫不经心表示这本高深莫测的书（通常是三角学或费尔巴哈什么的）不过是他更加深不可测的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洞见表示他真的看过这本书。半小时后，女主角就在给她的手帕姐妹打电话了：“我今天碰见这么一个人……”

当时的另一种新风，是听盒式录音机，听邓丽君，刘文正，还有张帝，“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妈妈和老婆都掉到水里”，等等。这些人穿喇叭裤，跳贴面舞，也是让人羡慕的，不过比起书呆子，风头要差一些，在电影里，他们顶多是二三号角色。他们与读书英雄的竞争，主要是在求偶场上，他们早晚会赢的，不过还得等几年，此刻，他们的喇叭裤，要输给别着钢笔的细格衬衫，他们的“蛤蟆镜”，要输给别人的“蜻蜓镜”——这个词是我编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好多目光炯炯的人，也去戴眼镜，越大越好，像蜻蜓的眼睛。

有个形容读书声的词叫“琅琅”。这种声音，到了早晨，和雾气一同升起，笼罩住每个公园——都是读英语的。公园里有“英语角”，据说角里的人都用英语说话，我那会儿在念初中，半大孩子，不敢往前凑，但老远瞧着，像看西洋景，很是羡慕。好多人整本整本地背英文字典，事迹上了报纸：某某女工坚持自学，背下几百页的字典，结果看懂了进口设备的说明书，替工厂节省若干元。几天后她就失势了，因为又有一位，背诵了恨不得有一万页厚的什么字典。接下来的一个，在监狱里才住了一年，就背了四本字典。这个我倒相信。

我现在出门，如果碰巧带了本书，恨不得藏起来，夹在腋下，还要设法挡住书名，不让旁人知道这是本什么书，换在七十年代末，许多人出门，一定要夹上一本书的，像咱们带上钱包一样。

玩笑归玩笑，我确实热爱那个时代；当时的人，真的爱看书。比如说，今天我听说了有什么好看的书，先得问“有没有电影啊”，如果有改编的电影，我就去看电影，不用看书了，而在1978年，越剧《红楼梦》复映，有个姑娘，一连看了六遍，她已经上报纸了，还嫌不够，又买了一套四册《红楼梦》，放在家里边哭边看。那会儿的人，就是这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