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

大致是2003年春天，我从西北巴丹吉林沙漠回到莲花谷——出生的村庄，位于河北省南部沙河市以西的太行山区蝉房乡境内，西、南接河北武安并山西左权县，北通河北邢台及山西左权、和顺两县。因地势险要，多省份交界，古来为冀晋两省的通道，其军事作用自唐至明为统治者强调。如民国沙河县长王延升在明万历沙河县知事姬子修所编撰《沙河县志》基础上补充修纂的《沙河县志》上说：“县之西境毗连山西、河南(明时武安曾属河南辖境)，虽中隔邢台一村，然三省交错，荒山僻壤，最易薮奸。是以大岭、黄背、数道三口皆有关墙，昔人尝驻兵防守，滋沐圣化，覃敷小小革面，不必鳃鳃以伏蟒为虑。”其中的“大岭”即至今仍存有遗址、位于莲花谷村西南三公里处的大岭关长城，“黄背”即位于莲花谷村与武安牛心山村交界处的黄背岩长城遗址。

斯时，四面坡上虽有新草萌发，枝芽暗起，但仍旧风带峭冷，沟壑背阴处尚还有小片积雪蒙尘冷清。见到母亲，问父亲去哪里了？母亲说，去黄背岩修长城了！我站在院子里举头向南偏西的高山上张望。黄背岩是沙河市和武安市的界山，呈南北走向，一头在武安境内，横穿沙河，再入邢台市境。以往，每当冬季，大地焦枯，万物藏匿，莲花谷一带的山除了南山黑压压的松林，就只有黑和黄两种颜色。

视线刚触到黄背岩，就被一道红、白、青混合的城墙吸引了。我知道，那就是黄背岩长城，只不过被今人重新修“饰”了一番。黄背岩与大岭关长城同为明“十三镇”长城“真保镇(即今河北保定)”长城的组成部分。大致建于1542年，其主要目的用来阻止俺答汗大军越岭而过，南逼中原，北危京师。双方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最终以明朝妥协，答应俺答汗坚持多年“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的请求，由此结束了自明初以来朱明王朝与蒙古各部的频繁战争。

这一带的战事自此消停。清时，这里成为商旅票号西往山西，东往中原、京畿之地的近道。没有集团对垒与兵戈马蹄，黄背岩、大岭关及河北与山西交界的货郎神关(位于今河北邢台县与山西左权县上庄村接壤的白岸岭顶)等关隘便没有了功用，逐渐在风雨中耗损，渐被自然回收。傍晚，父亲背着装有锤子、凿子的布褡裢回到家。见我回来，皱纹紧攥的脸舒展开来。父子俩坐下来闲聊，我才知道，是一个因为开铁矿赚了钱的邻村人出资重新修建黄背岩长城。其目的很明确，即开发为旅游区。母亲说，这是个好事，既把老辈子留下来的东西修好了，又给当地人找了活干，不用到远处打工了。

我笑笑，抓住父亲的手，一层老茧，还有血口子。粗糙扎人，似乎长满尖刺的盆栽仙人掌。我叹息。也知道，这就是农民的手。常年与石头和泥土打交道，并以此获得微薄的生存所需。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我想，黄背岩、大岭关等长城初建时，我家祖先也肯定参与过修筑。他们的想法，也可能和母亲刚才所说的那番话高度雷同。只不过，一个是新建，一个是坍塌后的维护。出资者身份不同，目的不同，但所用手段几无差别。这就是农民的命运，从明朝到今天，变化的只有时间。人的姓名变了，但命运几无差别。

这是南太行山区莲花谷人的一个生存状态缩影，但何尝不是整个南太行山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农村呢？我所说的南太行，即太行山在今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那一片峰峦叠嶂之地。大小沟壑之间，散落和“装载”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村镇，总人口当有二百万以上。莲花谷村不过是总人口不过千余的“其中之一”。据民国王延升本《沙河县志》记载：沙河以西、武安偏西北、邢台县以西，在太行山建屋成村繁衍的人，其先祖大都是从明万历年间开始至清末，先后由山西迁徙而来的。我们家也不例外。我幼时就听爷爷说，我们这脉杨姓，也是杨业杨老令公的后代，老家在山西(其实，杨业祖上先为陕西神木人，后因军功至太原做官，成太原望族)。

因为没有家谱，祖先无从稽考，只剩下一代代人含糊其辞的口头传代。时间在人身上体现的摧毁力量叫人常感凄惶和悲怆。2004年夏天，我再一次从巴丹吉林沙漠回到南太行山区的莲花谷。却听说，黄背岩长城停止重修。原因是，出资的那位邻村人在一场意外车祸中丧生。这种自发的民间文化行为也随之戛然而止。我惋惜。也觉得，那位出资重新修缮黄背岩和大岭关长城的乡人是一种文化情怀的体现，也是有商业头脑的。尽管他的目的是出资修缮长城后，企图为个人积累更多的财富。但他这一出于商业目的、自觉民间文化行为，在某些方面比当地政府前瞻了一步。

父亲也说，要是全部修起来的话就好了！母亲说，自从那个乡亲死了后，本村人没了活干，就又扛起行李卷，去山西砖厂烧砖，或者到临近铁矿煤矿下井。继续在烈日和黑暗之中挖资源，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生活。父亲老了，到煤矿铁矿干肯定不适合，只能是哪里修马路了，去干一段时间；邻村有人建楼房，再去挣几个零花钱。平时，就在家里种地，东坡到西坡，山顶到峡谷，种庄稼、锄草、撒肥、浇水、收割、脱粒、晾晒。村里几乎每家都一样，除非生意做得好的，家里有人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可以逍遥自在，或者做一些必定赚钱的事儿。社会地位显然优于类似我父亲那样的一般群众，生活水平亦然。

在泥土上活着、活下去，并以泥土为生，是数千年来常态性的农民生存、生命和社会标示及其毫无悬念的“生生宿命”。因为毗邻中原，又长期笼罩在儒道文化之下，类似莲花谷一般的北方乡村也有“学而优则仕”和“耕读传家”的意识，但真正实践并因诗书而获取功名的，莲花谷历来皆无。临近村镇也极其少见。正如祖父所说，咱这里的农民要想在官府里边弄个差事，除非河水干了，山倒了，太阳从西边冒出来！祖父也是莲花谷村一个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他这句话中有愤懑，更多的却是绝望。

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为王朝效力；以科举晋身统治阶级，光宗耀祖。这是一个双向的出口与平台，亦是江湖与庙堂，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梯。这一制度，大概也是家天下之帝国稳固长久的一个根源所在。至今似乎亦是如此。父亲只会写阿拉伯数字和自己名字。他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不仅城市人狂热，乡村也亦步亦趋，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即使有满腹经书的祖父，父亲也荒芜了学业。那些阿拉伯数字和自己的名字，大致是父亲在扫盲班学习的唯一收获。一个无任何书本知识的农民，以耕地为生，只要精通农耕技术，在集体主义和年少时期，可能还是一种令人艳羡的优势。可一包产到户，个人或以家庭为单位开始单干以后，笨拙的农耕思维，再加上日渐贬值的农副产品，几片地、两三千斤的粮食糊弄肚子没问题，若再有孩子并随之而来的读书上学乃至盖房子娶媳妇、奉养爹娘及丈人丈母娘，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父亲必须在从岩石和泥土上“抠”生活的间隙，再以出卖力气的方式，到外面挣些“外财”回来，才能使得一家人的生活稍微“像样儿”一点。

父亲及我们家的这种生存方式，在莲花谷乃至整个南太行山区乡村占据多数。各家情况大抵如此。这时候，父亲虽然年届五十，但还有些力气。我多次对母亲说，不要再让父亲出去打工了。母亲说，你没事，可还有你弟弟！他(父亲)还能干！我无言以对，心酸。母亲说的也是实情。在母亲看来，父母前半生就是为了生养几个孩子，供他们读书；一旦有人考上大学，并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那就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心头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若是儿女读书稀松平常，“盖一座好房子，为儿子娶妻成家”就成为当务之急。此事完成，孙子孙女次第降生。在儿媳妇的观念里，“公婆带孙子(女)”是一项天经地义的“职责”。即使儿子女儿都成为人夫人母，甚至也做了爷爷奶奶，父母若还在世，并有活动能力，也还要为儿女们“尽己所能”。

这种周而复始的人生，好像一个圆圈，从原地出发，看似曲折地绕了一大圈，事实上又回到原地，期间没有任何的停靠。虽然有各种例外，但在整个南太行山区人群中属于凤毛麟角，只有发了大财、做了大官的孩子们，才会不需要父母亲的照顾，反哺于爹娘。类似我父亲一样的农民，几乎一生都在以“肉身的劳动力”，每天必须与由人(资本)控制和支配的自然物作“斗争”，如修路、烧砖，往卡车上装铁粉、煤炭、河沙、水泥等。这是最低级的生存方式，即使父亲，也觉得自己的身份和职业太卑贱。他们也想有朝一日发大财，像其他人那样开小车、逛城市，到任何人面前马上就会有一堆玉米花一样的笑脸……可这只能是梦想。父亲也知道他这一生无力改变命运。更多的乡亲们也清楚。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儿女们能有出息，在他们人老力衰、疾病满身时候给予他们一点回报。

莲花谷向东十多里的蝉房乡政府附近，曾开过铁矿，铲车卡车热闹了不过三五年，即以满山黑洞宣告资源枯竭。很多本地人开始到綦村、新城、窑坡、葛泉、册井、上关、白塔等地的铁矿煤矿打工挣钱。钱财诱人，拿命去挣。可与之相伴的，是几乎每一个月都有坏消息传来，不是西家的儿子在井下被石头砸死，就是东家的儿子因为冒顶、灌水或者瓦斯爆炸丧生。

与莲花谷村一山之隔的羯羊圈村的刘福贵，早年在新疆当兵。退伍后一度子承父业，做护路工人。后嫌挣钱少，转而跟随其承包铁矿的姐夫当领班。收益较好。忽一日夜里，他喝酒后，坚持要下井去看看其他工人有无偷懒。却不料，刚下去，井就塌了。其和十多个同乡尸骨都没拿出来。其妻子获得四十多万的赔偿金，修建了一座房子。二是距离莲花谷村五里的梧桐沟村尤有志。为家中独子。媳妇刚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在上关煤矿井下被一块石头砸死了。妻子年轻，要带子改嫁。公婆不许。争执翻脸。以前和美的一家人，瞬间成为仇家。

与之相对的是，白家庄一人在市委组织部任职，其亲戚大都进城工作，或开诊所、或做生意；赵家村一人在县政府任科长，不久，其弟弟也进入国土局工作；李家铺子一人早年以承包砖厂、建筑队成为当地有名富人之后，其一对儿女并一个外甥分别到县政府、中学和医院工作。这种天然的不对等，权力和物质的致命绞杀，使得莲花谷及其周边村庄的农民也急剧分化。但没有人“仇富”。对这个杜撰的社会含量和覆盖面极大的新词，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感怀疑，甚至愤怒。2006年后，我几乎每年都有回莲花谷一两次。从村人的语气和做事方式来看，对“官”和“官家”、“富人”、“公家人”，大都持有两种心理和态度：一是羡慕；二是献媚。羡慕“人家有本事，能挣钱。咱，只能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再就是：“等下辈子，求阎王爷给咱个好时光过。”也会说：“不管用啥方法儿，能混得有模有样，赚大钱就是有本事！”

2007年，我再一次回到家。为帮助弟弟一家过好生活(其实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温饱和体面)。父母亲也学村里其他人，弄了一个养鸡场。一排大房子，上千只蛋鸡，每天叽叽喳喳，要吃要喝。鸡场名义上是弟弟和弟媳妇的，可干活的主力却是父母亲。我们还在睡梦中吧嗒嘴巴，父亲就披衣起床，打着手电，到鸡圈里给鸡喂食、倒水、清理粪便。不论春夏秋冬，都是父母亲。弟弟和弟媳妇偶尔帮点忙，往往睡到太阳把屁股烤焦了才起床。我和妻子觉得这不公平。当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就应当把自己的事情承担起来，还让父母亲为自己操劳，于心何忍？

教育和训诫基本无效。在弟媳妇看来，公婆为儿子的“日子”服务和操劳理所应当，累也好，不累也罢，反正那是“义务”。看着父亲越来越佝偻的腰身，几乎把整个脸拧成麻团的脸，忍不住眼泪纵横。可在母亲看来，公婆为儿子过上好时光再怎么辛苦也无可厚非。时常督促父亲下地干活。临近地方若是有下力气挣钱的活计，就撵着父亲去。可没想到，2008年8月，父亲忽然病倒，检查已是癌症晚期。我听到消息，在电话里对着母亲和弟弟就大声乱吼说：还让他没白没夜地干活了不？还说他还能干不？还舍得骂他去打工不？母亲和弟弟一顿沉默。

半年后，父亲毫无怨言地与这个世界永决，与我们阴阳两隔。他去世前一个月，我还和父亲说起他当年的一些事情，如出去打工、筑路、修水库、给人盖房子、烧砖、烧锅炉等个人经历。父亲说，他最怀念的有三件事：一是在綦村炼钢铁时候，一个很俊的大闺女不小心掉进了硫酸罐内，不一会儿就成了几根白骨头。“大炼钢铁害死了一个好闺女！”二是在黄背岩修长城。父亲说，他小的时候，就知道黄背岩有长城，觉得那是古代打仗用的，现在再修起来，把莲花谷变成旅游区，很多人就不用再出去下煤矿铁矿，到砖厂烧砖了，可以在家门口卖点土特产赚钱，要比在外面给人打工强得多。三是爷爷猝然离世和奶奶的癌症期间，他觉得没了父亲，精神上立马就有了一种负担。人人不愿意的死一下子就冲到了自己面前。奶奶患癌症卧床时候，他一个人伺候，洗澡、剪指甲、喂饭、清理大小便。一个儿子做了闺女的事儿。他觉得自己很细心，完完整整、没有一点疏忽地把自己生身母亲送走了。

从父亲的这些话中，我觉得了一个农民的悲悯情怀，也觉得了一个乡野之人的纯朴之心。他的话不自私，没有一点的农耕气息和小农意识。他去世到现在，差不多五年了，很多时候，我在想，父亲这样的一个农民，出生时候平淡，生而艰难困苦，死如一把镰刀无意中削断的一根草尖。除了与他有血缘关系的、有限的几个亲人外，极少有人对他的疾病和死亡表示惋惜、怜爱和同情。但他却在自己病重之时想到了他人，并梦想有一天在家门口可以赚钱养家糊口。在我看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番言语和一种梦想？父亲活了六十三岁。他的人生际遇与乡村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基本上可以代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出生的大多数北方乡村农民。在战火硝烟将尽时来到人世，襁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弱冠之年及青壮年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政治运动和影响甚深的社会生活。

与之相对的是，父亲从没提及任何苦难。在外打工时的苦累，乃至受欺负和歧视，在村里受人的非难、邻里之间的怨隙等等，很多我都知道，但他只字不提。父亲去世后，我听村里人说：最后一个好人没了！他们将父亲称为“最后一个好人”，虽然只是在一千余人口的莲花谷村，虽然这句话褒贬参半。但我觉得，他们对父亲的评价是贴切的。2009年，我再次回家，想去祭奠父亲，却被母亲劝阻了。莫名难过。站在一如往年的院子里，再次看到黄背岩，却发现那一段新修的长城也不见了。母亲说，风吹雨淋的，草又年年长，(新修的长城)不是旧了，就是被遮住了。

奇怪的是，自从父亲去世后，每一年回家，同样的地点和自然物，人和村庄，我的心境却大不一样。有时候莫名地想，父亲躺下之地，便是我的根，无论身在何处，最终我都要以肉身和灵魂再次贴上去。宛如他和母亲生我时候那样。还想，一个没了父亲的人，人世间再伟岸的人和物都无法真正撼动他的心了。父亲一旦倒下，儿子就成为替代者，更有着伟岸与超拔、慈爱与博大的隐喻或象征。

2013年冬天回家，再次路过父亲埋身的山冈，草木枯疏，北风卷尘，鼻子酸，我咬了一下嘴唇，想抑制住悲伤。可当车子转过一道山岭时，却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而且无法自制。载我的朋友只好停下车，扶着我到公路边，并说，要哭就放开哭吧！我站直了身子，迎着傍晚犹如刀刮的冷风，张开喉咙，对着空旷的山谷大喊了几声。那声音在胸腔和口鼻中似乎响雷，但在风中的峡谷里，回音却小得几乎没有。这可能就是一个农民的生与死，在庞大人世间所能体现的“价值”和所能产生的“影响”吧。路过黄背岩长城时，我特意下车，拨开一人多高的荆棘和蒿草，爬到岭上。确实的，那段新修的长城确实旧了，石缝里长出了不少杂草，石面上也长着一层绿苔。我看了一会儿，觉得那些石头都好像经过父亲的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