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生存

陈四益

不知怎的，一想到潘旭澜先生，就想到一副苦难的面容。在复旦读书时就是这个印象。叶绍钧先生有一篇小说，内容已经毫无印象，只一个篇名牢牢记住，叫“潘先生在难中”，每当脑海中浮现潘旭澜先生受难的模样，便记起这个篇名，与小说的内容毫不相干。

我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潘先生是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的。中文系济济多士，正教授就有十六人之多。我们这些新生，好奇的眼睛盯着教授们已经应接不暇，刚毕业的助教则对不起，还没来得及进入视野，虽然三十年后他们都声名卓著成了中文系的台柱。

大学一年级，除去政治、外语等公共课，专业课程就是四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和语言学概论。两门概论，是蒋孔阳、濮之珍夫妇两位讲师包圆儿，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则分别由张世禄、胡裕树二位先生授课。潘旭澜先生属现代文学教研室，整整一学年，没同他有什么接触。直到第二学年，他给我们讲授现代文学史，才把潘旭澜这个名字同那黑瘦、高挑、微驼的形象联系起来。那时，刚毕业的助教一般都只上辅导课，以助教登台授课，就是相当器重了。当然，由于贾植芳先生在我们进校前已因胡风案捉进牢里，鲍正鹄先生到苏联讲学，方令孺教授调任浙江文联主席，余上沅先生改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只有刘国梁一位讲师，助教不上台也真的拉不开栓了。

潘先生给我们讲了些什么，到今天已通记不得了，只记得他那沉稳而抑扬有致的一口福建官话和讲课时两手撑在讲桌上不时溜一眼讲稿的姿态。潘先生讲夏衍，听起来像“夏也”，而夏衍的剧作《法西斯细菌》，听起来却是“花西西细炯（读阴平声） ”。与他同时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的伍柏林先生，不记得是何方人氏了，他把“赤裸裸剥削”读作“切科科剥削”，于是同学中便以“切科科”对“花西西”，以为笑乐。但这只是因为好玩儿，并没有什么不敬的意思。

我们这一拨儿学生是不大容易对付的。刚刚经过了“反右”，老师们虽未必战战惶惶，却也相当拘谨。学生们则因到了1958年，开展“教育革命”，一会儿下乡办学，一会儿开门办学，一会儿把老师赶下台自己上台讲课，一会儿把老师当靶子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一会儿又自己编教材写书，反显得蹈厉嚣张。教学秩序既已打乱，师生伦理也不复旧时。说几件小事可见一斑。

蒋天枢先生，现在许多人因为读陈寅恪，知道他是陈门弟子，陈寅恪的文稿、诗稿是交由他保存、整理、辑集的。他的学风也承继了师门严谨细密笃学深思的风格。学生的浮躁实在令他看不下去，于是发为言论：“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你们尚未独立，如何思考？”这话作为长者的规劝，本无过错，但为了这一句话，蒋先生成了“群众运动”的“观潮派”，说他“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群众运动”据说是天然合理的，说三道四就是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蒋先生因此受到批判。

蒋孔阳先生所著《文学的基本知识》，是作为“文学概论”课的讲义使用的。同类的书，詹安泰的、霍松林的、刘衍文的，一时出了不少，但大体都不出苏联专家毕达哥夫讲授的框子。毕达哥夫是国家聘来的苏联专家，在北大办讲习班，各大学都派人去学习。当然，毕达哥夫又是大体沿承苏联季莫菲也夫的《文学原理》。但无论如何，这些内容原本是上面“钦走”的文艺理论样板。不料到了这时，苏联文艺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又因违背了中国官方的最新思想，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蒋孔阳先生也就在劫难逃，成了所谓“典型”，连课堂上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譬如说雨中游虹口公园别有一种情趣，读古诗词、同古人交朋友不会吵架之类，也成了批判的靶子。

最让人回想失笑的是，章培恒先生上课时，开言刚说“诸位”二字，即有同学站起来表示反对：“不要诸位诸位咧，叫‘同学’或者‘同志’嘛！”弄得章先生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喃喃地说：“那么，好吧，同学们……”

这些事情比之“文革”之际的“打倒”“砸烂”，虽要温和许多，但在一阵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刚刚过去、教师人人心有余悸之时，上课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情。略有疏忽便可能惹出麻烦。但是，对潘先生的授课，记忆中好像并没有人提出过什么尖锐的批评。这是他谨慎小心，也说明思虑得周详细密。

不过，任你如履薄冰，有的人仍旧生来就被打上了不可信任的印记。潘先生能在1956年留校任教，可能是他的幸运，因为那时正是高喊“向科学进军”的年代。业务能力的强弱，在是否能够留校任教的权衡中举足轻重，而且教授的评价也至关重要。若是晚一两年，到了“反右”之后，情形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政治标准”一举压倒了业务标准。而所谓“政治标准”，家庭出身之外，便是是否听党的话，是否与党同心同德。这个“党”，经过了“反右”的诠释，已经具体化为党委、总支、支部的各级负责干部——因为在“反右”前的“鸣放”中，凡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哪怕只是支部书记） 提出过尖锐批评的，几乎都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用这个政治标准衡量，“业务尖子”就大可怀疑了。加上潘先生的家庭出身似乎有点什么问题，又因为执拗的个性，对一些靠“政治正确”吃饭的人也不能曲意逢迎，因此一直被认为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从1956年到1966年，唯一的一次职称晋级，按规定，1956年以前毕业的助教都可晋升为讲师，唯独潘先生因为“白专”，未予晋升。今天，不少年轻学人对潘先生当了二十多年助教大惑不解，其实，比潘先生晚一两年毕业的，几乎都当了二十来年助教，因为错过了那一次晋级，没过多久就是十年暗无天日的“文革”，挨批挨斗尚无从躲避，哪里还敢奢望晋级！

钻研业务是“白专”，可是，像潘先生这样背着所谓家庭包袱的人，如果不靠业务，恐怕就更难立足。幸亏业务了得，才能因“有用”

而始终留在讲坛上。

在那个年代，钻研业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问之道，已经有了新的标准。这标准就是要按照一层一层传达下来的“精神”，不停地更换言语，或愤怒，或欢乐，或谦卑，或感动，以配合当前的政治需要。然而政治是多变的。配合政治需要，弄不好也会碰得鼻青脸肿。譬如，吴晗写海瑞，原本因为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是为了响应号召，不料后来风头一变，提倡海瑞精神就变成为彭德怀翻案了。又譬如，毛泽东提倡“不怕鬼”，为了激励“反帝反修”的斗志，何其芳还奉命搜罗了不少说鬼的故事编成《不怕鬼的故事》刊印出版，毛泽东也赞赏过《聊斋志异》中的狐鬼，似乎谈狐说鬼并非不可，但时过境迁，到了“文革”前夕，适应新的需要，写鬼的新编昆曲《李慧娘》就成了“大毒草”，阐述鬼戏教育作用的文章，也成了反动的“有鬼无害论”了。

再如，说《水浒传》“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可以，因为是“最高指示”，但若以为“同理可证”，谈论孙悟空是“投降派”，压在五行山下，受了招安，帮着唐僧去打过去自己的兄弟了，只怕又要“罪该万死”，因为毛诗有“今日欢呼孙大圣”之句。由此可见，配合不易，何况要配合，先得摸清“气候”，消息灵通，才能得风气之先。以潘先生的地位与处境，是绝无此种条件的。

潘先生既不肯也不能逢迎时尚，于是选择了一条在当时似乎还可以独善其身的道路，避开那些敏感的政治风云，把心力集中到研究文学的艺术特色或艺术辩证法上。这在大跃进高烧稍退之后，曾是不少头脑冷静者的共同选择。记得那时学生中曾有“走姚文元道路还是李希凡道路”的讨论。从指导者的意图来看，希望肯定紧跟政治需要“投入战斗”的所谓“姚文元道路”。“李希凡道路”则被当作书斋研究的例证。

可是讨论的结果，似乎二者都不被认同。姚式的棍子固然让人生厌，李式的研究套路也令人觉得空泛而无创见，无益于文艺的探索。吸引人的倒是如苏联拉宾《论情节的典型化与提炼》或王朝闻先生《新艺术创作论》《一以当十》等著作中那些有见地、有材料、又不枯燥乏味的艺术分析。那时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著、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也使人们的视野不为一两篇《讲话》所拘。潘先生好像就是这样开始写作他一连串“艺术断想”的。几十年后，潘先生曾经讲到王朝闻的著作对他的影响。当然，他也讲到这些“断想”，不久也因“阶级斗争”的雷声“轰轰而来”，再也“想”不下去了。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朋友，难于理解潘先生这一代的生存环境。这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存。要你说的不想说，你想说的不能说，转弯抹角想寻觅一片安静的港湾，但遍觅国中，却无可以避秦的桃源。没有了自由的思想环境，也就没有了自由的学术。潘先生虽然竭力想保持一些独特的思考，但终于是戴着镣铐跳舞，怎么也迈不出轻快优美的舞步。待到梦魇般的十年过去，他已经人过中年。

我的师辈，粗略地分，有两代人。一代如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张世禄、吴文祺等先生。他们的学术成就，大抵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50年代之后，虽然刚到中年，但鲜有更高价值的学术著作问世。另一代，则如蒋孔阳、章培恒、潘旭澜、吴中杰等先生，50年代风华正茂，但成果寥落，他们的成就倒是在中年之后。也就是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差不多三十年间，无论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学术上都成果甚微。这情形在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史上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学术的发展，要有良好的环境，要保证自由的研究。今天，因为痛感“大师”的缺乏，主事者忙于制订培养大师的计划。然而我很怀疑“大师”可以按计划批量生产。如果把心力放到创造一种有利于自由研究的环境与氛围，或许比这种一厢情愿的计划有效得多。

潘旭澜先生心情稍见舒畅，是最近这二十余年。我们见面不多，但每回见到，总能看到先前少见的笑容。电话里也常常听到他愉快的笑声。他执教依然，著作甚丰，在现代文学研究之外，也涉足史学，还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我感到了他那种精神解放后的放松，也钦佩他摆脱精神拘系的勇气。2000年，他的《太平杂说》成书，寄了一册赠我。读后很为他高兴。如果说当年他开始写“艺术断想”还免不了东躲西闪，回避各种暗礁，这三十多篇历史随笔，却已经完全不避忌因袭的陈见了。《太平杂说》一时转载甚多，恐怕也就是看重他那不为成说所拘的理论勇气。过了没多久，忽然风闻对此书有了什么“说法”，出版社也遇到不小的压力，甚至有了不许再印的传闻。这一类传闻，并不令人惊奇。人们的思维有一种因袭的惯性。长期依照一种成说思考，听到了不同的见解，势必讶为异端，于是“鸣鼓而攻之”，以为是在捍卫什么东西的纯洁性。其实，思想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所谓“异端”，就没有思想的进步。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也是被当作“异端”的。可惜的是一些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早已数典忘祖，失去了历史的记忆。对于太平军的历史评论，应当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哪怕截然相反也无须惊愕。历史，是已经逝去的人类活动的痕迹。认识历史不能靠权势，也不能靠某个人一锤定音，只有凭借史料的发掘和潜心的研究，才能得到接近于真理性的认识。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只能靠学术争鸣来切磋，不能靠权势来压服。不同的意见何妨共存。“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才是学问发展之道。谁都有权平等地开展学术争论，但是谁也不应该有权禁止他人思考或发表独立的见解。后来，我问潘先生传闻是否属实。他在电话中笑道：“不去管它了，没有人同我谈过有什么错误。我写的都有根有据。我等待公开的批评和争论，不过不见得会有。”他好像料定了那是些只有播散流言的才干而无理论争辩勇气的家伙。果然，此后没有什么公开的争论，直到潘先生去世。究竟传闻中的“说法”有什么科学依据或独到之见，潘先生是永远无法领教的了。尽管生存仍不轻松，但毕竟可以直着腰杆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了——只要你不畏惧。

今年清明，到上海福寿园踏访潘先生的墓地。他安静地躺在绿水环抱的树丛之中。墓碑的正面是他的姓名，墓碑的背面镌刻着他的著作，长长的，是他的人生。墓碑端庄、俭朴，一如其人。这是一位在艰难的生存中挣扎着从事研究的学人，这是一位一直想保留自己独立见解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得以实现的学者。他著述颇丰，但都是后期的著作，而最好的青春年华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如果他少年之时就有别样的生存环境，如果不是青壮年时经受那样多的磨难、使他得享高年，他当有更大的成就，留下更多的著作吧。艰难的生存，对于这一代学人，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时代。

原载《随笔》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