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十七岁的“真宰相”
官运来了挡都挡不住
由于得到乾隆帝的青睐与宠幸,和珅的地位不断变化,他的权力越来越大,管辖的部门越来越多,他在官场可谓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帝下旨,令和珅、英廉、梁国治与刘庸一干人等,负责修改《明史》中有关蒙古人的记述部分。一个月后,乾隆帝任命和珅为吏部左侍郎,同时兼任右侍郎,负责官员的任命、使用、检察及考核等。十月,再次命其兼任京师步军统领(1)。
好运来了是挡都挡不住的,即便受到牵连,有皇帝的照顾,和珅依然可以平安无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吏部尚书永贵等人上奏有关京察降革司员参罚事件牵涉到了和珅,和珅因此降官两级,但仍继续留任。处罚可谓“蜻蜓点水”,和珅的仕途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没多久,乾隆帝让他兼任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管行营事务。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是个大大的肥缺,可谓日进斗金,这个差事一般由祖上有大功的王公或者皇帝的亲戚担任。现在这个差事给了和珅,傻瓜都能看出皇帝的用意和对和珅的特意照顾,谁还敢提几个月前和珅受到的处罚？与此同时,乾隆帝还让和珅兼任了镶蓝旗满洲都统。同年六月,乾隆帝又授予和珅正白旗都统和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月,和珅又被任命为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
短短几年,乾隆皇帝让和珅把朝廷里里外外的大小官职做了个遍,这一方面是对他的信任和喜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历练他,为以后更大的提升作准备。
果然,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乾隆帝又授予和珅户部尚书之职,并正式擢升其为御前大臣,同时还命他兼任正白旗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和议政王大臣等职。这是和珅进入核心领导层的开始。十月,和珅又被任命为《四库全书》正总裁,同时兼任理藩院尚书,这又让和珅开始涉及文化部门的管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又让和珅兼任了兵部尚书,并命和珅兼任方略馆总裁,同时负责管理户部三库。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被并加封太子太保,同时兼任《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总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帝赏赐和珅戴双眼花翎,并充任国史馆正总裁,兼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2)馆总裁。这一段时间,乾隆主要让和珅负责文化部门的事务。为了锤炼和珅,可谓费尽心思,乾隆对和珅的关怀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月,乾隆皇帝再次授予和珅轻车都尉世职,并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时兼管户部事务。同年九月,乾隆帝授予他一等男爵。而此时和珅还仍然兼任正白旗满洲都统和镶蓝旗满洲都统的职位。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乾隆帝授予他文华殿大学士,这时的和珅终于真正进入了核心领导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和珅晋封为三等忠襄伯爵,并被赐予紫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充任殿试读卷官,同年五月,充任教习庶吉士。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赏赐和珅黄带四开契袍。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和珅又兼任篆刻“石经”的正总裁。
至此,和珅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领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但是由于阿桂经常奉命外出督师、治河、勘察工程和查案等诸务,期间京城朝廷事务都交给和珅全权处理,军机处也由和珅代理领班。这样,阿桂只是名义上的“一把手”,而和珅才是真正掌握朝廷实权的“第一人”。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就曾经说：“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珅兼任翰林院学士。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帝又让和珅兼管了太医院和御药房,这样,和珅就先后涉及户部、吏部、皇宫侍卫、八旗都统等,可谓无孔不入。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决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第十五个儿子永琰(3),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然而乾隆帝让位不让权,一切实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样,作为乾隆宠臣的和珅依然可以依仗太上皇的名义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也正是因为大权还在乾隆手中,所以,直到乾隆去世前,和珅的升官之路仍然是一马平川。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和珅调任为正黄旗(4)领侍卫内大臣。同年六月,又兼任镶黄旗满洲都统。这一年,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辞官回家。和珅在掌握实权多年后终于从名义上“转正”成了朝臣第一把手。
嘉庆二年(1797年),和珅奉命调管刑部,但仍然兼管户部。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和珅奉命充任参赞机政,并兼管各部部务事宜,至此,他总揽了朝廷事务的一切大权。同年八月,和珅被晋封为一等嘉勇公。
从和珅的履历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他担任军机大臣就有二十多年,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以军机大臣、大学士、步军统领,又兼任户部尚书这样身兼数个重要职务的时间也十五年之久,这等礼遇实属罕见。在升官的同时,他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从三等轻车都尉晋封为一等男,再晋封为三等忠襄伯,最后晋封为一等嘉勇公,可谓风光无限。
和珅不仅做的官越来越大,而且涉及的范围也是五花八门,四处开花。从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事侍卫内大臣、大学士,掌管吏、户、兵、刑部及内务府、三库、理藩院、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及御药房等事务,还曾涉及文化事务,可以说,朝廷内外都是他的同事和属下。
总而言之,和珅一生不仅升官连连,而且遍及六部、朝廷内外,权势炎炎,是一个红透朝廷内外的人物。特别是他在乾隆晚年到去世之前的这段时间,更是任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并兼管各部事务,从而控制了官吏任免升迁、财政开支、诉讼裁判等大权,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有优势才有竞争力
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权力的越发集中,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增长,统治阶层需要处理的国家行政事务不断增加,皇帝和军机处每天要批阅的文件越来越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处于统治集团金字塔塔尖的统治者乾隆帝却日益衰老,精力不济,开始将大部分事务推给军机处处理。军机处本来就事务缠身,这下更没有喘气的机会了。繁杂的政务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就要求军机处的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身体素质和充沛的精力,否则难以胜任。幸运的是,首席军机大臣和珅正值壮年,两样条件他都具备。
和珅第一个优点就是年富力强。军机处的日常安排非常紧张：每日寅时(4～5点),军机大臣及章京先后到岗,内奏事处太监发放经皇帝批阅过的奏折,军机章京分送给军机大臣翻阅。一般情况下,汉大臣只看汉字折,满大臣只看满字折,此即“接折”。卯刻(6～7点),皇帝晨起进膳,膳后批阅部院本章及各督抚折子。大约辰刻(8～9点)时分,开始召见大臣,日必四五起。军机章京先将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另贮一黄匣,待“叫起”时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此即“见面”。军机大臣见面后退出,即召军机章京面授旨意,并分令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如有字数过长、急需缮递者,则数人分纸速写,共成一通。旨稿缮毕,即交达拉密(领班章京)核校后贮于黄匣,送军机大臣详酌无误后,始交内监递进,此即“述旨”。往往述旨未竟,内监先已络绎来催；而军机大臣或又奉召见面,复有谕改,日至于再三。由于这项工作直接与皇帝衔接,常常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考虑皇帝能否满意等,其脑力耗费和体力耗费是非常巨大的。而和珅在军机处期间办事干练,将公事处理的甚为妥当,乾隆皇帝对此很是满意。
和珅的第二大优点就是头脑灵活,处事机警。就算有大祸降临,他也能迅速做出反应,在对手没有反应过来之时,他已经采取行动,安然度过难关了。
有一次,和家总管呼什图在众兵护送下返回京城。他望着京城四处飘扬着的旗帜,满墙挂着的大红灯笼,心里不觉惊讶：“有什么天大的喜事？这京城今儿个怎么跟往日不一样啊？”
其实这不能怪他,呼什图在乾隆六十年夏天接受和珅的旨意离开京城,前往云南、贵州。转眼之间,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京城发生了重大变故,太上皇乾隆训政,嗣皇嘉庆登基。
但是呼什图对这件天大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在外一心想着为主子搜刮财富,哪还有心思关心天下大事。在他的眼中,天大的事也没有他的主子和珅交代的事重要。因此,呼什图看到北京虽然与往日不同,但也没有多想。
呼什图将搜刮来的财物运到了和府,然后就迅速去拜见主子和中堂大人,一问和大人进宫去了。可他有军情需要报告。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未作更多的考虑,也未稍事歇息就直奔军机处去了。
到了军机处,被告知和珅正在勤政殿面圣。他也没多问,就急匆匆地来到勤政殿。因为呼什图也曾跟随过乾隆帝多年,并且受到乾隆帝的宠爱。后来,和珅得宠后,皇帝就把呼什图当成贵重礼物赐给了和珅,所以门口的侍卫都认识呼什图,见他前来也就通报给了殿内。
呼什图得到允许后进入大殿,纳头便拜。当时,坐在正面的是嘉庆帝永琰,而太上皇乾隆则坐在正中偏左一点,呼什图这一跪,正好对着嘉庆帝。乾隆看到这一幕,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和凄凉,认为这是人走茶凉的表现,脸上自然就露出一种不快,且略显愤怒的神情。
这一切岂能逃过心思缜密的和珅？他不免倒吸一口凉气,浑身绷紧了弦,屏住了呼吸。但是他马上反应过来,走过去猛踢了呼什图一脚,怒斥道：“太上皇在那边,你拜错方向了。”
这时,呼什图才回过神来,连忙磕头如捣蒜：“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和珅不管他,继续说,“现在虽然新皇继位,但一切政事仍由太上皇处理,所以,不管大事小事还是要启禀太上皇。”
呼什图听到这些,才隐隐知道皇宫里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候他也回想起在去年离开京城时,社会上流传的谣言,说乾隆帝在位六十满花甲后,要将皇权禅让给皇太子,看来,这是真的。
嘉庆帝把这一切也看在了眼里,虽然他心里知道这是和珅在故意为自己的家人做掩护,心中很是厌恶,但在脸上还是装出一副笑容,说道：“相公,这呼什图只是不知,才出了这样的差错,不知者不为过嘛,你也不必太过追究。”
和珅见乾隆没有说话,而嘉庆帝的这些话也不痛不痒,所以仍在继续呵斥呼什图。这呼什图本来就是乾隆帝的宠爱之人,所以乾隆也无意追究,就向呼什图问道：“你冒冒失失闯进宫来,到底是为了何事？”
“启禀太上皇、皇上,奴才有军国要事禀报。在云南、贵州、湖北、陕西一带的老林里面,有一些信白莲教的人,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起来闹事。”
这呼什图毕竟跟了和珅多年,早就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即然刚才让乾隆不高兴了,就不能接着说不高兴的事,于是,他有意把白莲教造反的事,说成是一些人闹事,尽量把事情往小里说。
但是周围的文武官员却听出了话中之意,知道发生了严重事件,但脸上却不露声色,因为太上皇近日来喜怒无常,谁也不敢招惹他。
和珅听呼什图这样禀报,心里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和珅在乾隆征西北时,他曾经操办过后勤供应,后来也亲自指挥过战争,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并且多次图绘紫光阁。和珅是太上皇的宠臣,但是如今太上皇退位,新皇帝对他如何,他心里没有底。他也得为自己寻找后路。表面上看嘉庆帝对他是恭敬有加,口口声声呼他“相公”。但是,现在太上皇在世,也许他只是不露声色罢了,谁知日后会怎样呢？
他想：“无论如何,只要天下大乱,只要有人造反,我和珅还是可以江山稳固的,因为我是军机大臣,又是九门提督,牢牢控制着军权。这白莲教反的正是时候,借此机会发点财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我要借此机会将嗣皇帝牢牢控制起来,左右新皇帝的行动。”
和珅心中打定主意,就赶紧来到太上皇和嗣皇面前说：“微臣马上派兵镇压,保证不出一个月就将反贼全部除清,请太上皇、皇上放心。”
就这样,和珅就把呼什图的危机轻易瓦解了。
而和珅凭着其精力充沛以及机警过人,一次次取悦皇帝,也一次次化险为夷。
忠君,是块儿金字招牌
和珅长期担任朝廷要职,充分体现了乾隆对他的信任。而乾隆皇帝之所以对和珅如此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虽然贪财,但对皇上向来忠心耿耿。
军机处是清政府最为重要的处理政事要务的部门,军机处的公文往往事关国家机密,为保证机密不外泄,朝廷还设置了军机御史负责督查军机处纪律,防止闲人靠近军机处。由于这层原因,清代军机处人员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处事非常低调,向来不与内外大臣交往。如乾隆年间的讷亲在任职军机处期间,“虽苛刻而门庭峻绝,无有能干以私者”。另外,汪由敦“凡书牍多为作答”,“馈节不过葛纱而已”。傅恒虽然看上去挺随和,平易近人,“然外吏莫能登其门”,就连普通办事员军机章京也是“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还。”
由于军机大臣权力地位特殊,往往成为内外大臣争相结交的对象,因而最容易与内外大臣形成利益上或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威胁到国家政局稳定,也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
清代对于历代危害皇权稳定的朋党问题非常敏感,常常积极地予以严密防范,一有苗头,就毫不犹豫地出手进行严厉打击。
早在清朝开国之初,康熙帝就曾这样表示：
“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门立户,私植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难宥。百尔臣工,理宜痛戒。”
康熙时期的朋党问题却非常严重,主要起因是对太子地位的争夺。朝中大臣各有拥戴的皇子,形成了以皇子为首的各个派系。此事越闹越大,日益威胁到朝廷的政治稳定。所以,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年)完成《御制朋党论》,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朋党的发展,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
其中强调了臣节,并将其作为评定优劣的最高标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雍正帝对封疆大吏的看法是：
“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但恃其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此等之人,贻害甚大……但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
这样一来,“操守颇廉”的查弼纳、杨名时、张楷、魏廷珍等人受到指责,而敢于迎合皇上的李卫、朱纲之流则被雍正看作心肠好、实心任事的“大能人”,有点儿矫枉过正了。
乾隆帝即位之初,也和先祖先帝一样重视朝臣之间结党营私的问题。军机大臣、雍正朝遗臣张廷玉被赶出军机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却因为是雍正朝的大臣而犯了骄横的毛病,逐渐与外臣结交。还有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一度担任军机处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的于敏中,乾隆对他多有怨言,就是因为他“作为军机大臣已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不仅如此,他为了获得世袭爵位,竟然频频向内廷太监打探消息,这其实犯了官场大忌,让颇为看重权力的乾隆深恶痛绝。
和珅操纵朝中大权二十多年,因拥有空前的权势和皇帝的专宠,所以有不少官员巴结他。他贪财好物是出了名的,但他与官员的接触仅限于聚敛财富的目的,对结党营私这根高压线他向来很敏感。因为他知道这是皇帝的一大禁忌,所以决不轻易与同僚结交,尤其是在任首席军机大臣时更是如此。
嘉庆四年,皇帝给和珅列出了二十大罪状,件件都可致其于死地,但其中却没有结党营私一说。嘉庆帝还曾就此问题专门询问过曾任军机章京的直隶布政使吴熊光：
“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吴熊光立刻断然否认：“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
这也说明,和珅就算在得意时身边围绕着很多巴结他的人,他们之间也确实没有政治上的利益同盟关系,和珅只是一心捞钱的一个官吏而已。
和珅一向注重不与内外大臣结盟,总是埋头把权,一心捞钱,所以在官场上留下“贪财、刻薄、跋扈”的坏印象。但是这一点在皇帝眼里却是难得的优点。因为不与大臣结盟,显示了其忠心。皇帝当然愿意把一切权力交给一个忠心自己的臣子去打理,自己落得个逍遥快活。而和珅也没令乾隆皇帝失望,即便是在其权倾朝野之际,也没有对皇帝产生一丝叛逆之心。
可以说,和珅的忠君是其得以在官场如鱼得水的一个重要因素。
甘肃查贪官,立奇功
和珅本人是个大贪官,但是他惩治起别的贪官来却毫不含糊,也颇有手段。
乾隆四十六年,钦差大臣阿桂、和珅奉命在甘肃督军,天长日久,官兵军饷难以为继,粮草将尽,一时难以征集。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早有贻误战机之嫌,这次害怕皇上怪罪,自作聪明主动要求将自己多年积攒的“廉俸银”四万两充作军饷,以解燃眉之急。
王廷赞本以为会得到乾隆的嘉奖,谁知弄巧成拙。乾隆见王廷赞如此急于邀功,加上甘肃并非富庶之地,而王廷赞出手如此阔绰,乾隆断定其中必定有徇私舞弊之嫌,于是密令和珅打探虚实。
和珅虽然对军事不在行,查办贪官还是有一手的。他首先吩咐家奴刘全等人,化装成外地商人,打听甘肃最近是否连续干旱。调查发现,甘肃这些年来风调雨顺,从来没有旱情。同时打听到,甘肃规定监生把应捐的谷粮折为银子,本应捐粮四十三石,折合成银子就是四十七两。另外加收办公银、杂费银八两,所以每人得缴纳银子五十五两。这些银子名义上用于赈灾,既然没有灾情,银子去向不言自明。
和珅十分震惊,整个甘肃的官员竟然能够把这么一件大事掩盖得毫不透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要是这个案子办得漂亮,那可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自己就更有资本在皇上面前邀功得宠了。想到这里,和珅来了精神,他抓住线索,深入调查,发现了巨大的官场黑幕。
原来,甘肃从七年前开始上报朝廷称：甘肃地区连年大旱,请求捐监。乾隆帝当即责令当时的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负责捐收粮事宜。甘肃官员王亶望、勒尔谨、王廷赞等人早就暗中勾结,监生交来的钱粮全部被私吞。此后,甘肃官员每年都谎报旱灾,私吞银两无数。这些人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个个升迁。如今,王亶望已经升为浙江巡抚,王廷赞则成为新一任甘肃布政使,他们官官相卫,竟然将此事捂得密不透风。
老天有心要厚待和珅,给了和珅一个立功的机会。不过,由于此事牵涉的人过多,必须小心行事。
和珅一边写奏急报皇上,一边制定自己的计划。首先要清查甘肃各地的监粮账目,甘肃捐监多年,国库内自然应该储存监粮；虽然并无灾情,但历年赈灾也需要有账目记录,否则无法向朝廷交代。只要清查存粮是否和账目对上就可以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清查存粮并非易事。此前,乾隆也曾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核查官粮。官场里都是见面笑哈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些所谓的核查大多是走过场。甘肃官员为了蒙混过关,对粮仓做了手脚：下面是空的,上层铺上一层木板,然后用粮食铺满。京官不明就里,还京复命时竟然奏称“仓粮系属实贮”。甘肃官员还假惺惺的上奏说粮仓不够用,需加盖二十六处仓房,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和珅知道,清查仓粮需要布政使的配合,由于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前去热河觐见乾隆帝,于是和珅召见了兰州知府蒋全迪,要求他配合清查国库存粮。
蒋全迪当然知道和珅此次核查非同小可,有意拖延时间。谁知和珅早有准备,他以皇上有令,自己马上要还京为由,要求第二天就去核查。蒋全迪不知是计,答应下来。
到了晚上,和珅悄悄来到阿桂军营中,以办案为名向他借得亲兵一百名,以供调用。第二天,和珅带着亲兵,到粮仓和蒋全迪见了面。蒋全迪一见和珅身后的一群士兵,心里有些慌了,不知如何是好。但事已至此只得下令开了仓门,一百名士兵立即涌入粮仓各处。和珅命令跟随的士兵,一个个仔细检查。士兵们很快就回报了和珅早就知道的结果——粮仓是空的。蒋全迪猝不及防,当场瘫软在地。
和珅二话不说将他带回营地连夜盘问。蒋全迪哪里受过这等折磨,很快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招了,至此,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原来,甘肃捐监、冒领赈灾款都是前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了贪钱想出来的。
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他的父亲江苏巡抚王师为官清廉,谁知却生了个贪财的儿子。王亶望靠捐钱入官场,他善钻营取巧,很快被提拔为甘肃宁夏知府,后来又成为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视财如命,甘肃又没有那么多油水,怎么办？只有赈灾才能获得敛财的机会。他就勾结陕甘总督勒尔谨,一起谎报甘肃灾情,并假意让亲信蒋全迪作为兰州知府,授意各州县收来的捐监粮食都交蒋全迪处理。蒋全迪变本加厉,要求各级官员将粮食直接折成白银上缴,然后全部以赈灾的名义做假账开销。到乾隆四十二年,已经开销监粮六百余万石用来“赈灾”。乾隆不知道实情,只是看到一次次的奏报,还以为王亶望真的赈灾有功,升其为浙江巡抚。
监粮折银是不符合捐监规定的,新任的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立即上报总督勒尔谨,勒尔谨本来就是参与者,怎会处理？他还说服王廷赞参与进来,就这样雪球越滚越大,最终难以收拾。和珅本以为自己那些勾当就已经够贪心的了,没想到甘肃官员的行为令他大开眼界,惊讶不已。他更加下定决心要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捐监本是一个省的大事,要想瞒住,肯定涉及面极广。蒋全迪供认,甘肃全省官员至少有一百多人牵扯其中,这实在是个惊天大案。经过数天的审讯,和珅终于查明了甘肃捐监冒赈的账目明细,又收集了必要的证据,马上告别阿桂,押解蒋全迪到热河面圣。路上他把案情做了大概说明,呈了一份折子给乾隆帝。
乾隆帝接到和珅的奏折,大为震惊,几乎不敢相信。和珅一到热河,乾隆就急忙召见,问他有没有真凭实据。和珅胸有成竹,将实情一一道出。
乾隆帝极其愤怒,感觉自己受了欺骗,火冒三丈,腾地站起来：“勒尔谨竟然如此大胆！这么重大的事情,勒尔谨怎么能瞒过他人,甘肃全省的官员全都是贪官吗？”和珅说：“皇上莫动龙颜,甘肃冒赈一案牵连甚广,只怕大小官员都有参与。奴才已经将蒋全迪捉拿归案,这些都是他亲口供述的。另外,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正在热河觐见,可以将他拿下审问,事情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
乾隆一时间难以回过神来,口中不自觉地自言自语：“别人贪污,朕还可以相信,但这个王廷赞,朕一向知道他为官清廉,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王廷赞曾做过安定县知县,为当地做了很多好事,政绩卓著,名声很好,他怎么会贪污？”
和珅知道,说了这么多乾隆都难以相信,只因缺少证据。于是对乾隆帝说：“皇上,根据兰州知府的招供,王廷赞直接经手办理的监粮,大约就有五百多万石。兰州战事,王廷赞自愿捐出四万两银子作为军饷,以他的俸禄,不吃不喝也难以积攒这么多。”
乾隆觉得和珅对此案已经有所了解,于是就命和珅全权负责审理此案,和珅信誓旦旦应承下来。由于和珅准备充分,对甘肃冒赈案已经调查得十分清楚,所以审理十分顺利,王廷赞很快招供。远在兰州的阿桂也把进一步清查的结果写成奏折,急报乾隆帝。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至今,甘肃共有二十七万多人报捐监生,甘肃省收取白银一千五百多万两,甘肃官员借赈灾之名,侵吞赈灾钱粮折合白银将近三百万两。受到牵连的甘肃官员达一百一十二名,贪污数量在一千两银子以上的县官六十三人,知州五人,同知三人,通判五人,县承二人。按大清律,贪污白银千两以上的官员即为死罪。
乾隆帝气得浑身发抖,他向来标榜清廉。如今发生这样群体性的贪污案,可谓旷古未有。乾隆帝当即下旨：“主犯王亶望、蒋全迪主管其事,罪大恶极,立即处死；勒尔谨听任下属王亶望犯罪,且参与其中,念其曾经有功,赐其自尽；王廷赞发现前任官员的问题后,不但不弹劾,反而效仿贪污,判决绞监候！其他涉案官员,刑部根据大清律,拟定判决。”口气这等严厉,谁都看得出来,乾隆帝这次下决心大开杀戒了。
刑部尚书德福却十分为难。上奏说：“按照大清律,贪污千两以上就要判处死刑,总不能把这六十多位官员都杀了吧？”虽然法不责众,乾隆帝也铁了心要惩治一番：“受牵连的一百一十二位官员,抄没家产。其中,贪污白银两万两以上者,情节严重,斩立决；贪污白银两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贪污一万两以下者,刑部视情况酌情处理”。
最终,涉案的官员中：贪污两万两以上被处死二十二人；贪污一万两以上处斩监候十五人；贪污万两以下、千两以上的二十六人,共六十七名省、道、府、州、县主官被送上断头台或入狱；一百余名贪官家产被抄。
和珅这次去甘肃总算没有空手而归,还因为清查冒赈案立了大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乾隆帝任命和珅兼任兵部尚书；十二月,任命和珅兼职管理户部三库,有了这么大的政绩,和珅的仕途更加顺风顺水了。
官场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在官场上,树敌太多就会招致失败,场面也会很难堪,因此许多人是得罪不起的。
与和珅同朝为官的,除了地位显赫的阿桂和福康安不愿与和珅为伍,还有王杰、董诰、钱沣,刘墉、纪晓岚等人。他们看不惯和珅的胡作非为,耻于与和珅为伍。在军机处中,与阿桂站在一派的有王杰、董诰二人。和珅专权之时,惟董诰与王杰“楮柱其间,独居深念”,不与和珅同流合污。所以,和珅总想借机把王杰与董诰逐出军机处,让阿桂少两个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欢王杰的学问和为人,董诰亦为乾隆所重用,和珅百法而不得施。御史钱沣更是与和珅势不两立。
和珅虽然有心将朝中的这些对头置于死地而后快,但表面上,还不得不与对方保持相安无事。
阿桂有着显赫的家世,又是科举出身,能文能武、智勇双全,自然看不起和珅,再加上讨厌和珅的行事风格,在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时,耻与和珅同列。据《清史稿》记载：
“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人直,必离数十武(步)。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河州循化厅(5)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甘肃之官员贪污舞弊,欺压人民,率众起义,于河州围攻杀杨士玑,分兵从小道直取首府兰州。乾隆皇帝惟恐兰州不保,遂命尚书和珅与阿桂督师进剿。十日后,巴彦岱率三万大军到达兰州城下,组织军队反击叛乱军。李侍尧到达后接任陕甘总督,只用四万军队就把十万起义军打得溃败,兵分五路进军循化。二十日后,和珅到达海兰察部,发现海兰察部已经击败起义军,于是下令分四路进军。但是四路军中对于和珅这位拍马屁起家之长官多有不满,和珅命海兰察,图钦保出征,海兰察绕山而进,歼敌军伏兵。但是图钦保则被困于山中,最后被围困而死。和珅此举更增加了诸将之反感,数日未曾再出征。
再过数日军机大臣阿桂领十万大军到达,阿桂问和珅为何战败,和珅推搪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说：“是宜诛！”次日,阿桂下令集合,一会儿军队就全部集合,他马上反问和珅：“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语塞,知道这是诸将有意为难,只得闭上嘴认错。
阿桂正式接手最高统帅,十日后,李侍尧攻下循化,阿桂捕杀韩二个,苏四十三叛乱接近结束,和珅亦被调回京师,因指挥失败导致总兵图钦保战死,被停职处分。加上阿桂和海兰察等三十余将上书,奏请乾隆帝禁止和珅再度领兵。和珅知道此事后对阿桂恨之入骨。
和珅恼恨阿桂,无奈其乃首席军机大臣,而且在群臣中威望素高,和珅扳不动他,只好笑面相迎,并主动与之修好,可阿桂对他不理不睬。于是,和珅准备找机会打击一下阿桂。
一次,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子,上报其妻子“自缢身亡”。左都御史纪昀等验尸,仍以自缢定案。其妻弟贵宁不服,和珅一见机会来了,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
他暗地指使贵宁以“海升与大学士阿桂有连,验不实”上告乾隆。乾隆命曹文植与侍郎伊龄阿复验,确定是被殴杀,乾隆夸奖曹文埴等公正不徇隐,“阿桂以尝奏不语袒海升,坐罚俸。”和珅又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让其为阿桂袒护海升做证,怎奈“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恩礼弗替。”曹文植不愿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珅,只好以“母老”为辞,辞官归隐,一走了之。和珅无凭无据,也不能奈何阿桂,只好继续与阿桂妥协。
纪晓岚才情非常,和乾隆帝常常诗文一唱一和,博得众大臣的喝彩,留下很多佳话。
和珅自认为有文采,但总是没有纪晓岚文思来得快,所以常常对纪晓岚心怀不满。和珅与纪晓岚你来我往,经常互相交锋。
纪晓岚是天下闻名的才子,众人对他的书法也是趋之若鹜。有一次,和珅修建了一座小亭子,想请纪晓岚题词,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权势-——连纪晓岚这样名满天下的大学士也要为他题词。
纪晓岚本来不想给他书写,怕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但又不好明着得罪和珅。到和珅的花园里转悠了半天,见和珅得意洋洋,想到这亭子说不定又是贪污了多少银两才修建起来的,想来心中气愤,便想趁机戏弄他一下。
他装作不经意间走到竹林旁,很认真对和珅说：“《诗经》中有一篇《小雅》,是歌咏周王的,有一句叫‘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形容竹子碧绿青翠,松柏茂密,贵府花园风景秀美,何不将这小亭称作‘竹苞’？”
和珅也知道《诗经》中有这两句,觉得这两个字选得不错,暗暗自责没有想到这两句。此二字很符合花园的意境,于是欣然同意。纪晓岚就认真地写了“竹苞”二字,文笔饱满,苍劲有力。和珅乐呵呵地吩咐下人镶金匾额,挂在亭子上。
和府修建完毕后,乾隆帝趁机到和珅家来游玩,还叫了一帮大臣随驾,和珅深感荣耀。乾隆帝游玩到后花园中时感觉累了,便来到凉亭休息,无意间见到凉亭上“竹苞”二字,饶有兴趣地问道：“这书法饱满遒劲,名字不俗,匾额是何人所题？”
和珅正想显摆一下,就赶紧回禀皇上：“匾额出自纪晓岚之手,名字也是他起的。《诗经》中有‘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此处风景正合此意。”
乾隆盯着匾额细看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指着匾额说：“纪昀这个人,倒是真有意思。‘竹苞’二字,意境倒也不错,用在这里却是别有一番新意,哈哈。你再仔细看看,此中暗藏着什么玄机？”
和珅还是不解,有些纳闷地侍立一旁,只好回答：“奴才实在看不出来。皇上明察秋毫,还请赐教。”
乾隆帝大笑道：“纪昀在变着法子骂你呢！此二字拆开便是‘个个草包’,岂不有趣得很！”
和珅知道被纪晓岚戏弄了,脸气得通红,然而却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还有一次,群臣随乾隆帝游玩了一天,乾隆帝意犹未尽,不觉已经到了黄昏,抬头看见天上飞来一只白鹤。乾隆帝道：“白鹤乃祥瑞之物,哪位爱卿以白鹤为题,作诗助兴啊？”
乾隆帝话音刚落,纪晓岚不假思索,才思泉涌：“万里长空一鹤飞,朱砂为顶雪为衣。”
谁知纪晓岚诗还没做完,白鹤早已越飞越远,在黄昏中只剩天边一个黑点。
和珅见纪晓岚又抢了自己的风头,早已心生醋意。见此情景立即不怀好意地道：“你看那鹤,现在明明是一只黑鹤,何来‘雪为衣’之说？”
乾隆帝知道这是和珅有意为难纪晓岚,他却有意试一试纪晓岚的应变能力,就饶有兴致地说：“和珅说得没错,现在确实是一只黑鹤。纪昀,你如何解释？”
纪晓岚也不恼怒：“皇上说的是。”说罢看了和珅一眼,接着吟道,“只因觅食归来晚,误入曦之蓄墨池。”
乾隆帝见纪晓岚果然文思机智,夸奖道：“纪昀不愧是我朝大才子,不但学识广博,而且心眼儿转得快,作诗巧妙。”
和珅偷鸡不成蚀把米,恨得牙根疼。
和珅与纪晓岚的争斗故事很多,结局也几乎是和珅次次败北。虽然,和珅对纪晓岚深为忌恨,但由于乾隆欣赏他的才华,再加上纪晓岚为人机智,才学广博,和珅也无可奈何。
官场之上,有些人实在是得罪不起啊。
假公谋私真和珅
在利益面前,和珅的嗅觉总是很灵敏。他总是能够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办事,或者借他人之手,为自己谋福利。
乾隆二十年,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窦光鼐在任浙江学政期间,见浙江各县府库亏空严重,官吏们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便上书乾隆,请求彻查此事。于是,乾隆命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前往浙江调查。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与窦光鼐所奏不符。
和珅闻听此事,计上心头。凭多年的为官经验,和珅认为窦光鼐所参奏的事绝不会有假,于是向乾隆进言：“浙江吏治腐败,前往调查的诸位大臣所奏各个不一,其中定有虚假,皇上须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亲往探察,方能知晓实情。臣以为惟军机大臣阿桂堪此重任。阿桂此去,必能查清此案。”乾隆同意之后,和珅又请求乾隆派他的弟弟吏部笔帖式和琳同阿桂一起去浙江办案。
和琳一向没有什么功劳,此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帖式。和珅认为让和琳跟随阿桂去浙江查案,即使什么都不用做,也会受益无穷,阿桂查的好,和琳可以借阿桂之实,回京即可获功；查的不好,责任也在阿桂头上,和琳不会受到影响,这一安排足见和珅的高明。
事实情况果然不出和珅所料,阿桂赴浙江调查后,很快将真相查了个水落石出,案件结束后,乾隆对阿桂非常满意,重赏办案人员,和珅趁机授意其党羽户部侍郎苏凌阿,抓住此时机为和琳邀功,于是,乾隆下旨让和琳出任杭州织造的肥缺。和琳就跟着阿桂跑了一趟浙江就凭空捡了个大便宜。此外由于乾隆经常下江南,何琳有了更多接触乾隆的机会,在乾隆面前展示才能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此后不久,和琳又升为湖广道御史,从此便飞黄腾达起来。
可以说,和珅抓住时机利用阿桂的能力成功地为和琳打开了官场升迁之门。
和珅借他人之力举荐自己人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和珅保荐对手福康安去平复台湾之乱。
福康安是乾隆的大舅子傅恒的三子,颇有才华,深得乾隆信任。乾隆一朝福康安荣耀备至,无人可比,可和珅却和这位当朝第一红人不和,他几次想扳倒他都未成功。但这并没有影响和珅瞅准时机利用福康安为自己牟利。
乾隆时期,林爽文兴兵起义,势力发展迅速,闽浙总督常青一看事态严重,向乾隆呈了一封八百里加急的军报,乾隆看后,大为恼火,责令军机处处理此事。和珅直接推荐自己的门生闽浙总督常青前去镇压,希望能够一举平定台湾,为自己长光。
可常青并不是带兵打仗的料,他兴师到达台湾后,按兵不动,整日喝酒玩乐,而不出击进剿。乾隆知道后大为恼怒并将此事迁怒于和珅。和珅一看势头不对,自己的那个酒囊饭袋学生常青不仅没有为自己长脸,还使得乾隆龙颜大怒,他知道要想乾隆不把怒气发到他的身上就得找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将领去剿灭叛乱。
和珅想到了福康安,他知道乾隆对福康安的器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乾隆第一个想到的也一定是福康安,于是他顺水推舟极力向乾隆推荐了福康安。他知道,如果福康安能够得胜回朝,那自己就可坐享举荐之功；如果福康安败了,他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挫一挫福康安的锋芒,实在是一举两得。况且,乾隆知道他素与福康安不和,如果他举荐福康安,更能在乾隆面前树立自己的大好形象。
于是,和珅就向乾隆进言道：“常青年老无能,当务之急是要派一位真正能征善战的将军,陕甘总督福康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相信除他之外再没有别人足以当此重任了。”
和珅这一招果然说中了乾隆的心思,在乾隆看来和珅能不计前嫌,心地如此宽广,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大臣。于是,当即准和珅所奏,命福康安赴台。
同时,和珅也没忘记给福康安“下绊子”,他又向乾隆进言说,派去增援的军人在精而不在多,台湾现有近十万大军,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乌合之众。况且,大军过多,所需粮饷势必也会猛增,会滋扰地方,引起民众不满。于是,乾隆一一采纳了和珅的建议,下诏命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替代常青,督办军务,又谕令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内宫侍卫等二十人前往台湾,调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绿营兵各二千人,以及四川兵二千人,增援台湾。
福康安接到这一命令后,对和珅简直恨之入骨。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地势险要,天气炎热,还有瘴气,而此时的林爽文已非刚起义时的天地会头领,他与另一起义头领庄大田合兵十万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开始大规模进攻台湾府城,声势大振,要不是在激战中起义军一头领庄锡舍率部众倒戈相向,恐怕府城早已陷落。乾隆在和珅的建议下,派给他的军队加上增援的大军总共不过八千人,怎能指望早日平定叛乱？和珅显然是想置自己于死地。然而,君命难违,福康安也只好率军一战。
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初一,福康安率大军到达台湾,他采纳部下郑光策的《十二议》,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以优势兵力分五路解嘉义之围,又接连攻下斗六门、大里木弋、集集埔等军事要地,将林爽文等人逼入番社。接着,福康安组织兵力在台湾各地进剿,在台湾苦苦证战一年有余,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初五日生擒林爽文,解往北京。一个月后,福康安处死庄大田,台湾之役宣告结束。
翌年正月,福康安和巡抚徐嗣又采纳了郑光策《台湾善后事宜书》中的八议处理善后事宜,得到乾隆的嘉奖。
福康安因平定台湾有功,乾隆赐黄腰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虽然和珅并未亲临战阵,但乾隆认为平定叛乱和珅功不可没,赐和珅紫缰,并封为“三等忠襄伯”。
福康安在台湾多次遇险,出生入死一年有余才得此嘉奖,可见,此次大功得来不易。而和珅安居朝中,就被封为“三等忠襄伯”,实在是得益于他善于坐收渔利的本领。
和珅的目的达到了。
临危不乱方为英雄
和珅进入军机处后,年少轻狂,加之皇帝宠信,于是朝中大臣争相巴结他,并对他私下行贿,于是和珅贪婪的本性逐渐显露出来。
不过,和珅毕竟是个聪明人,他办事十分小心。有官员求他办事,他必事先摸清对方底细,对于交往不深、不可靠的官员,他必定公事公办,对其贿赂更是严辞拒绝,极力标榜自己的廉洁。一时间京城到处流传新任军机大臣和珅拒绝多位官员行贿的故事。
这种事情以前闻所未闻,加上和珅的卖乖弄巧,这事终于让乾隆帝知道了。乾隆一高兴,又赏赐这位新任军机大臣白银五千两,并恩赐和珅在什刹海北岸筹建豪华府宅。
此时,一个行贿的官员——安明上门了。
安明原是户部司务,不思进取,只求保住职位,多捞油水。户部新尚书到任,左右侍郎想把新尚书架空,安明也加入其中。
谁知新任尚书对此事早已心知肚明,他暗地里缜密调查,收买人心,得到了两位侍郎在职期间的罪证,然后奏明皇上,成功把两位侍郎调走,安明也被降职为笔帖式。安明只好满脸堆笑,拼命巴结新尚书。可惜尚书对安明的这样的人厌恶之至,根本不理他。
安明是个嗅觉灵敏的人,他知道和珅正春风得意,于是把目标对准了和珅。他每次见到和珅都十分恭敬。和珅初到户部,工作稍有不明之处,他就过去解释、帮忙。一听说和珅要在什刹海北岸筹建新宅子,安明立刻嗅出其中的机会,就急不可待的前去拜会,想趁机拉拢和珅。
安明表示自己有个亲戚专营建材生意,主动要求要负责此事。和珅假意推托一番,也就答应了。为了掩人耳目,免得被抓住把柄,和珅还假惺惺地让安明最后如实报价。
其实,安明并无什么亲戚经营建材生意,他只不过找个机会巴结和珅而已。得到了和珅的默许,安明自己出钱出力,假托亲戚的名义,把所有材料的事悄无声息的办妥了,出了力也不张扬。事成之后,安明还做了一个账单,详细地列出了花费——事实上,这个账单只是掩人耳目,和珅这么精明的人,岂能不知安明的好心？
从此以后,二人的关系也就逐渐熟络起来。安明也经常到和府走动,时不时带一些礼物,却绝口不提任何要求。安明心里清楚,此时火候未到,他不好贸然开口。经过长期观察,和珅对安明的表现十分满意。
有一天,安明又带重礼拜访和珅。和珅假装不经意地问道：“你办事利落,能力强,怎么只做了个小小的笔帖式？”
安明知道机会来了,连忙跪倒在和珅面前陈情。和珅知道安明原来的职位是户部司务,不是什么高级职位,官复原职还是很容易办到的,于是就让安明耐心等待,待寻得机会就向尚书大人举荐他。不久,和珅向户部尚书保举安明出任司务的职务。尚书不愿得罪和珅,便做个顺水人情,答应了下来。安明终于成功复职。
恰在此时,安明的父亲病故。按照清制,官员若有双亲故去,必须回家守孝三年,三年期满后再重新分派职务。如果为了保住官位而隐瞒不报,不回家守孝,那就是大不孝的杀头大罪。
安明眼见着这户部司务的肥缺到手了,此时若回家守孝,三年后官场风云变幻,到时候还得到处求人。官迷心窍的安明竟然真的为了官位而决定秘不发丧。
有一位御史查实消息后,知道安明有和珅的后台,不敢直接报告给皇上,而是先禀报给太傅朱珪。
朱珪是后来嘉庆帝永琰的老师,为人正直。当他知道安明“丧父而秘不发丧”的消息后十分气愤,加上他本来就看不惯和珅的作为,于是便想请永贵出面弹劾和珅,这样显得更有分量。
永贵连年在外征战,颇有军功,是乾隆十分信任的大臣,却与和珅向来不和。
永贵听到安明迷恋官位而不愿回家守制,气得拍案而起。又怕事有出入,又马上秘密派人去安明的老家探访,确认安明的父亲确实在不久前去世了。永贵于是信心满满地认为这次一定可以扳倒和珅。
只可惜永贵的儿子伊江阿坏了他的大事。伊江阿认为父亲已经是老人了,和珅是朝廷新贵,日后必定大富大贵,投靠和珅才能保证日后的富贵,于是经常讨好和珅。
和珅清楚永贵的地位,也乐得结交伊江阿这样的权贵子弟。二人相互之间兄弟相称。伊江阿听说父亲要弹劾和珅,大惊失色。他心想,如果父亲参不倒和珅,就会连累自己,伊江阿决定给和珅送个人情,连夜求见和珅,向和珅说明情况,让和珅早作准备。
对于永贵的地位,和珅还是十分清楚的。永贵是当之无愧的朝廷重臣,地位远比和珅这个官场新贵重要得多。如果永贵果真要与他为难,自己还真有些危险。
和珅连夜派人叫来了安明,询问之下,果然如伊江阿所说,安明刚刚死了父亲,秘不发丧。和珅训斥道：“你真是糊涂,父亲去世这样的大事,怎么能瞒得住别人？明日永贵要弹劾你,必然连累我,治我一个不察之罪！”和珅叹口气,又接着说,“永贵亲自出面,这事情将无法挽回！这是杀头大罪,事已至此,证据确凿。连我都跟着受害,势必受到牵连。我今天叫你来,只是提醒你安排一下后事,到时候你说话要有些分寸。”
安明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请求和珅念在他忠心耿耿的情分上,对他的家眷儿女,留心照顾。说罢,低头无语,默然而退。
当天夜里,安明把家中贵重的钱物秘密送到和珅府上。和珅也在思考补救的办法,他决定先发制人,连夜写了一份揭发安明的奏折。
第二天早朝,永贵果然参了安明、和珅一本,奏折道：“御史及户部司员属吏联名呈报,户部司务厅司务安明大逆不道,父死匿而不报。前次京察,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和珅竟然仍保举此人为官,分明是与安明勾结,狼狈为奸,弄虚作假,欺瞒朝廷。”
永贵向来做事谨慎,这次又是有备而来,准备充分,证据确凿,和珅就算再受皇宠,其渎职之罪也是免不了的。朱珪和其他一些平时对和珅不满的大臣也都纷纷附和。
乾隆最痛恨的便是安明这种不孝之人,听后勃然大怒,立即质问和珅。谁知和珅毫不慌张,大声奏道：“皇上圣明,安明丧父不报,欺瞒朝廷,大逆不道,奴才也受了蒙蔽。这几天这件事才流传出来,奴才与永贵一样,也是昨天才得到消息,知道事情的原委。奴才本已经写好了奏本,不想永贵先奴才一步。”说罢呈上早就准备好的奏折。
和珅知道乾隆向来对自己比较喜欢、重用,这次只要小心应付,不被抓住把柄,不难推托。果然,乾隆一看和珅的奏折,确实是早已经写好,言之切切,愧疚之情跃然纸上,心中已经有了袒护之心。
永贵等人虽然极力弹劾和珅,无奈乾隆心中已有包庇和珅之心,自然会为他说话,加上和珅确实写了奏本,至少是个开脱的理由,乾隆最后只定了和珅失察之罪,永贵明知和珅是包庇安明,但苦于没有真凭实据,眼见乾隆有心放过和珅,只好不再坚持。最后,安明凌迟处死,抄全部财产充公,和珅得以成功为自己开脱罪名。
掌握权力的强烈欲望
和珅对权力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像他对金钱的欲望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在咸安宫官学的遭遇让和珅懂得：只有掌权、只有有钱,自己才有前途,如果既无权,又没钱,那么自己便一无是处了。于是,他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掌握一切大权。所以,他不但不能容忍同僚中有人地位超过自己,而且总是尽量把所有的军政大权都攥在自己手中。
到了乾隆后期,和珅几乎掌控了军机处所有重要的部门的权力,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独霸局面。
军机处开设于雍正六年,为了更加及时有效地调用军需物资,成立了“军需房”,这一机构就是军机处的前身。叛乱平定后,鉴于军需房在作战时发挥的重要作用,将其保留下来成了军机处。
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封建帝王为了更好地集中权力,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争夺统治权,总会在靠近内宫的地方设立一个由自己负责的机构,处理国家大事。
但是随着这一机构逐渐成形,它又会渐渐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成为朝中大臣争权夺利的新的斗争场所。皇帝不得不重新设立新的机构……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终止,这是高度专制无法跨越的历史循环。
清制没有宰相,把权力分到了六部,然而雍正设立的军机处实际上行使了宰相的职责,掌管几乎国家的全部重大事务,相当于直接为皇帝处理军国大事,是皇帝的替身,由此可见军机处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和珅从乾隆四十年到嘉庆四年的二十多年里,担任军机大臣长达二十三年之久,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达二十二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兼户部尚书达十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军机处实际上由和珅一手掌握大权。如果偶尔有人敢违背他的意图,和珅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击。可以说,和珅在军机处顺风顺水、一片祥和,当然这也难掩其黑幕下的罪恶。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后得乾隆赏识,一生中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吏、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王杰任职军机处大臣期间,正是和珅风头正盛的时候。和珅一直想利用皇帝对自己的专宠而独霸军机处,从而实现自己的权力之梦。但总是无法撼动王杰,而王杰因为乾隆的喜欢,总是处处与他作对。这样一来,和珅总是不能得逞,情急之下,他竟然想出了一个无耻的计策。
原来,做过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位的王杰,由于颇善养生之术,身体一直保养的很好,皮肤相当娇嫩。一天王杰正在军机处值班,和珅心生一计,瞅准机会特意凑过来,趁着王杰独自一个人坐在炕边,就“色迷迷”地去握住王杰的手,一边抚摸一边赞叹他善于养生,尤其提到他的皮肤竟然保养的这般细腻,就连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媳妇也会羡慕得要死。
王杰本来就是一个读书人,脸皮薄,和珅又说出如此不堪入耳的话,他哪里受过这等奇耻大辱？他甚至觉得已经无法在军机处待下去了,可是又无法向别人启齿,最终只好在嘉庆元年(1796年)以自己的脚伤未愈为借口,告老回乡了。直到四年后嘉庆帝亲政,和珅被查抄问罪之后,王杰才重新入主军机处。
不仅如此,他还牢牢控制着全国官员的考核和任命大权。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体系中,一直就有一套完善的选拔考察官员的制度,由吏部下属的“考功司”主持,分为“京察”和“大计”两种。“京察”针对的是在京为官的官员,而“大计”则是针对地方官员设立的考查制度。考查选拔官员向来是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可以通过官员的任免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和珅就是凭着自己多年的这种苦心经营,才得以稳居宝座。这一权力在和珅任吏部尚书时由他牢牢把持。后来,嘉庆登基,任命刘墉为吏部尚书,把和珅的权力硬生生夺走了。
大权旁落,和珅担心自己任上做的那些龌龊事被刘墉发现,于是就想把选官权从吏部转移到自己操纵的军机处,主要是保证大权不能握在嘉庆和刘墉手中。于是,和珅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太上皇禅位,皇上亲政以来,天下安定,未有什么大的乱局,值此之际,更应该肃清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国家政策的体现,法令的申张严明,全系于官员身上,所以,对官员的考察选拔实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奴才认为,单是考功司已不足以担此重任,这样的大事应该交给军机处,由众位大臣共同办理,吏部可以行辅助军机处之责。”
和珅同时呈了一份给嘉庆,嘉庆帝立刻明白了和珅的意图,但是由于现在自己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军国大权一直操纵在乾隆手中,他只希望说服乾隆不要随意更改：“按照大清的体制,遴选官吏一向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大学士同察,朕以为考功司多年经办此事,对官员状态清楚了解且经验丰富,而且吏部尚书大学士刘墉办事干练、清正廉明,定能禀公而断,不至于出什么纰漏。”
乾隆真是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的宠臣和珅,一边是自己的儿皇帝,他决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和珅趁机背着嘉庆向乾隆进谗言：“太上皇,皇上此举是为了能掌握遴选天下官员的权力,好选择任用对他忠诚的官员,扩大自己的权势。”
和珅不愧跟随了乾隆多年,连乾隆的忌讳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几句话恰好说到了乾隆的痛处,乾隆担心的就是自己退位归政后大权旁落。听和珅这么一说,立刻决定选官权交由军机处处理,吏部只是从旁协助。
和珅不可思议地在君臣大权争夺战中获胜,声望之高更是一时难有匹敌者,心里禁不住飘飘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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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九门提督”。
(2)即满文
(3)即位后改“永”字为“颙”字，年号“嘉庆”
(4)皇族子弟所在旗
(5)今青海省循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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