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与中国政治（下）

这就使我们想到现在当下的实际问题。有人说，目前中国政治上的最大危机是不统一，所以挽救之道是先求统一。此话自然不错，原因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一个人胆敢在嘴里赞扬分裂。至于在心里，那显然是另一回事。但这也可以暂放下不管；在这里，我们急切需要知道的是统一的办法。关于办法，正如我们所见所闻，已经被人想到的是融合各党各派。这说起来是非常动听的，尤其当听的人恰好也是某党或某派中的一分子的时候。既然里面已经有“我”，这便很好。至于里面有“我”之所以便会好，其理由自然只有已经属于党或派的人能知道；一般不属于党或派的人是一定会茫然的。因为一直到现在，说句老实话，一般人民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何党何派，或最好委托何党何派为代表，甚或也不知道所谓党、派、代表也者究竟是什么事物，以及它们与自己的安全和饭碗之间存有怎样的微妙关系。依照传统的习惯，人民是还在那里静候纳税，静候用大量之税所换来的暂时清平。在一般人民的眼里，清平与躲开政治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这就很糟，因为其结果不只是人民的判断陷于错误，并且也是各党各派的“飘高”。也依照传统的习惯，飘在高处的人一定就变成官僚，纵使是基础不稳固的官僚。

因是，我们可以知道，能否统一的关键并不在于各党各派的能否联合，而在于参加联合的各党各派能否“真”代表一般人民。如不能代表，则它们不过是官僚的集团，而联合通常是会使营求私利减少方便的，所以凡是本质是官僚的集团必都不高兴联合。这自然也会有例外，不过对于人民仍是一样的，正如捐税总额为十与分额为二五之为一样。统一之为有利是把人民和国家放在前面的看法；如放在前面的不是人民和国家，那显然便成为另一回事。这说起来便是，就是在现在，一般人都在以救国为要务的时候，于联合之中求统一是仍会遇见阻碍的。挽救之法——依照上面的推论——是由人民作主张，或说是，推行现在忽而又变成时髦的民主主义。

以民主为基础求统一是稳妥的办法，却未必是容易的办法，因为那等于我们把统一的困难推给民主，而真民主之不易，又至少等于真统一之不易。所以然者，理由是，在实行的时候，为政治之指导原理的民主主义必须以“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为不容疑的假定，而此假定——不管它本身的价值如何——又必须以二事为辅助，除非我们不愿意我们所信奉的民主主义走出书本。辅助民主主义的二事是，一，多数人的意见必能使政府遵从；二，一般人民都乐于且惯于在政治上表示意见。可是，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此辅助民主主义的二事是可以做到的么？显然并不然。

不然的原因是，我们的政治的本质还没有好过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又不幸与我们一般人民传统的对政治的态度有如上所述那样密切的关系。因是，我们目前所遇的困难问题便不只是政治问题，而是更广泛的人民的教养问题，甚且也许是整个的文化问题。这里还是专说政治，“真正的”民主之能够扑灭官僚政治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当然是如何方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据我们所知，尤其在目前的中国，真正的民主政治之推行显然须以二事为首要条件，其一是，一般人民须把过问政治看成是责任，这就是说，认为管政治正等于管自己的事，所以常常怀有热情，其二是，一般人民在政治上须有不甘心作奴才的决心或习惯。离开前者，一般人民必会对政治表示躲闪，就像我们的祖先所惯于做的那样；离开后者，一般人民必会缺乏改革的勇气，其结果必会照旧纵容一个与民主精神恰相反对的官僚政治。

为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是在口号上说人民已经觉醒是完全没有用的。自然，就是较进一步的告诉人民说，政治与他们的关系不只是纳税也仍是没有用。有用的力量只能生于真觉醒，这就是说，必须人民自己从内心相信，他们与政治的关系不只是纳税，而且，假如他们喜用积极的话表示，他们可以说，唯有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这在现在，正如我们张目所能见，还是我们的一般人民所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们的过往政治没有能做一个样子给他们看。固然，在将来，他们是总会自动地去造一个自己高兴看的样子的；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在现在。

老实说，在现在，我们不能太性急，因为，为民主之主的一般人民的态度还不够积极，或不够准确。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性急，因为，如前面所述说，我们需要统一，也需要一个与官僚政治迥然不同的新政治，以及等等，而这一切之实现，都必须以民主政治之真成功为基础。所以，归结一句话，仍是，想救中国，必须一般人民把原来的躲闪态度变成挺起身参加斗争。

就中国人民的传统态度说，此划时代的大转变自然是不太容易的；不过万幸，我们的现代历史已经保证此种转变不只是极端必要，而且是非常可然。在这里，我们把足资保证转变的力量举出两种，其一是，紧迫的政治环境不容人民再躲闪，其二是，几十年来的革命或进步势力使有些人民逐渐明白或熟练于不必再躲闪。先说前一种，与中古的生活相比，我们现代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切都离不开政治。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而我们现在，一个公平的说法应该是，被政治统辖的动物。政治的势力强迫人向西，人便须向西，反之，便须向东。当由东或西走回来的时候，政治的势力又常常给人送来使人莫明其妙的所谓主义也者，强人“表示”信。这之后，有些人大概会感觉麻烦了，于是而想拿一支香烟来解救，然而可惜，在香烟盒子上也早已贴上与政治之生命非常有关的什么特税票。人民想逃是逃不脱的，因为户口薄上有名，走路须带身份证，而且更不幸的，就是中古时代的人们所热慕的山水之间，也早已布满了特工。所有这一切都迫人明白，政治原来是如此不可轻视的事物，人们的生活属于它，所以它就是人们的生活，再像过去那样的躲躲闪闪是不中用的了。

其次，提起近几十年来的革命或进步势力，它之在中国革新史上的贡献是用不着赘述的；而且，就是在现在，当中国的内忧外患都使我们不得不加以警戒的时候，我们有时仍会由于想到已经保有如此强韧的势力而感到安慰，甚至愉快。说一句干脆的话，中国复兴或革命事业之能否成功，就全看我们能否善于保持此势力，培养此势力，以及利用此势力。在没有成功之前，一切是尚在不定中的，因为遍地还布满荆棘。

说到本题，我想，中国一般人民对政治的传统态度——就其所致成之结果而言——亦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之一。对政治的躲闪态度在中古时代常常使人变成隐士，而在现在，则很容易使人流于磕头主义，或至少是等待主义。因为人们是总要活的，所以为了避免大危险，似乎就不如磕头之为有益。不久以前，我亲身听见乡村的人告诉我说，在两种敌对势力交错地方，乡村的人通常是使家中的主脑人物代表或分头代表两种主义，因而也同时做两种相反的工作。他们既要宣扬大东亚理念，又要信奉共产主义，既要修碉堡，又要掘地道。但这不过是住在交错的地方；至于不处在交错地方的人们呢，据我们所知，有些简直就更糟。有权势的人说煤是黑的，随着说不错，有权势的人说煤是白的，也随着说不错。总之，一切都恰如有权势的人所希望的那样美妙，所以不胜感激涕零之至。感激之后又能怎样呢？显然是并不能怎样。因此，或不因此，有些人乃不屑于跪下去，但同时也并不就立起来去参加斗争，他们是宁愿等着。等什么？自然是等旁的人们在不久的将来把太平盛世送来。

而其实，假使多数人民都像等待主义者这样在等，太平盛世是永远不会来的。历史的教训是，假使人民不自己起来争取作主人，他们便一定会被迫作奴才，由奴才所支持的政治也一定是官僚政治。所以，归结起来是，我们的政治现状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样，其责任至少有一部分应该由一般人民负。这意思显然也可以或最好由积极方面说，就是，也唯有当一般人民肯负责的时候，我们的国民革命的大业才会有成就。中国人民是中国政治的母亲，因而中国政治不过是中国人民的性格的反映。过去的是过去了，我们未来的正确路线是，以既有的革命或进步势力为基础，展开一个较之过往远为广泛的以一般人民为主体的政治运动。

张行健

《上海论坛》…194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