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文化！呜呼文化人！

我们通常用文化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人类为利生而创造的一切，狭义指差不多可以用三十二开或十六开本印出来的那些事物。在这里，写在呜呼之下的文化，当然是用其狭义。至于呜呼，其意义不异于我们在祭文中所常见的那个呜呼，具体说是“死去了”。

命题不祥，原因是有许多睁眼便见的事实，使我不忍顺应大势去做万年颂。其实假使忍心去做，我是也可以做得来的，因为，在我的书架上还可以找出《大题文府》一类书充范本。但我，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罢，却宁愿或不得不想一些较为不堂皇的事。其中之一是，有一个原来也是文化或实在应称之为“叫化”人的朋友，因为不能再饿下去，乃改业去贩卖骆驼牌纸烟而竟发了财。这就不免于使一些还像我一样的叫化人大动其心。

此或者由于凡所谓文化人的心都“唯物论”的不坚定么？似乎也未必。其实，至少是我个人以为，对于孟子的所谓“不动心”，一般所谓文化人的心是常常向而往之的，但也是依然唯物论，心之不动不幸竟不得不以尚有吃饭的机会为基础。惭愧我们还不得不吃饭，可怜我们竟不能有饭吃。于是，当事实已经证明再叫化下去必致饿死的时候，所谓文化人也者也就难得不动心了。在此原则下，近来有些可感激的朋友便常常劝我从速改行，而我也就常常不能不动心，虽然在事实上，即是连辱劝的朋友，自己也终于还没有能改行。且说这些肯辱劝的朋友中的一个是已经“没落”到非卖书不足以维持闭户读书的时候了，所以方抱着打破矛盾的决心来约我一同去什么地方贩卖骆驼牌烟卷。而我，对于旧业是不敢留恋的，因为，几月以来，我的唯一职业不过是每周二小时的伪大学的伪讲师。月薪的确数是所谓伪币一千五百六，折合“价值高”的法币是三百一十二，以之应付衣，则可换成蓝布一尺二，以之应付食，则可换得“高等人”吃的米面三斤半，老百姓吃的米面六斤十二两，以之应付住，则可以租到三等房二分之一间，假使房东宽厚到竟不要压租，以之应付行，则恰可以坐洋车从寒舍到前门去两次，以之应付所谓奢侈品，则恰可以换骆驼牌烟半盒。固然，以叫化为业的人是不配吸烟的，而且似乎也用不着去前门，但饭是总还要吃的，所以听到有机缘可以使自己和妻子不饿死，便难得不动心了。——但事实上，我却还在这里写文章，这并不是因为旧习太难改，或尚且希望每千字能换来价值十个烧饼的伪币五百元，而是因为有一些不仅与自己相干的惨痛感觉存在心里，而即使之随我一同去卖骆驼烟实在非心之所愿。此惨痛的感觉是，我们的文化正在走向死灭，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不灭亡，以及后我们而生的子孙，不再像我们这样受苦难，文化本来是不当走向死灭的。现在，我们似乎都在幻想向天空飞，而在事实上，我们所见的一切不过是正在用刀砍翅膀。

固然，所谓文化人也者实在是未必能使国运向上飞的，尤其是我自己，我想，即使是已经叨光被装上翅膀，其结果之仍将长此蹲在地上，大概是不可免的罢？不过，这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有否一些无足轻重的文化人已经被饿死，而是我们的文化，是否真像我所忧虑的那样正在走向死灭。显然，解答此问题之权利是推在“事实”手里。那么，就请看事实也好。我们还是由远而近罢，据报载，在“胜利”之前，也是可怜到不能改业的一些重庆文化人，竟不殚烦而开了一个什么总成绩的检讨会，结论是一切都死光。此结论似乎是有些夸张的，因为，既然在开会，则可推知至少还有一些尚有精力说都死光的人们在活着。不过无论如何，其为不景气是总当不假的。这在战时想当是不可免的了。若然，那就像大学教授之不得不抱子投江一样，都是战时之应有的小点缀，虽然说到点缀，它还有另一方的意想不到的舒适和阔气。但这也都可以放下不提，因为那是在战时。至于在战后，则，也是据报载，在大后方的成都，为未来国家栋梁之师表的一群小学教员饿得不能再上课了。如何方能不饿呢？据救育局长表示是，必须市长能掘到金矿。

究竟是在大后方，他们还能想到金矿，至于在光复区，人们的心理就显然不同了。我们撇开经济方面的事不说，因为那总是多少开本之外的事物。在之内，自日本倒下去之后，正如我们所记得，出版事业之暴兴是简直会使人头昏目眩的，而不久，恰如飞过一阵暴风雨，一切又复归于沉寂了。说起这原因自然也有很多；我们还是先由靠前的说，有一件事，当使之与后来的“忽而”对比的时候，它显然有些太“忽而”，此事即是，人们竟忽而发疯似的忙于去出版。或者是由于想发财吗？据我所知，有些人是在预计中就甘心赔钱的。那么，为什么呢？自然是因为，诚心相信，自彼时起，一，我们可以不再奉旨去喊大东亚，二，我们可以不再因为说几句良心话而被抓入宪兵队，三，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般缺乏知识的同胞急需有人发疯似的忙于去出版。而结果，有人就真发疯了。而不幸，不久之后，就是曾经发疯的人也已经明白，不久之前的一切幻想，不过是发了疯。

这个忽而“复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说，也有很多。其一是经济的，报纸一领价由一千多回升到四万，此人人所能见者也；却不是人人所能想到。其为难于想到，正如光复之后之更没有饭吃之难于想到。此之为物质的当头一棒，在理论上它也许是不值得重视的，因为我们是东方人，据说最怕的是精神的冷水浇头。此冷水即是，其二，非常时期管理一切出版物的暂行办法。办法虽仅是非常时期之暂行，而政府之暂时不欢迎则是确实的，于是而人们乃一“忽而”。原来我们还是处于“照常”的非常！这之后是泄了气。不过气之泄而至于了，则还有待于第三种更根本的原则之加入，此原因是，由于睁眼看看国家大事，便忽而觉得，还是囤积一些米面的好。积三月之经验，一般人渐渐明白，在某一段不太短的时期之内，我们的切身问题是如何能活下去，不是如何能好起来。若然，则与其冒险而去出版，何如改信，“天下原来是一家，国事无妨管他妈。”

然而，说起国事，我们是不当即以一句“管他妈”而便踢之于门外的。在现在，门外事之必会影响到我们正不亚于门内事。大概就是因此，有些人乃不忍退转来，而是迎上前去谋改善。至于改善之道，则公认的是民主主义之“真”实行。说到民主主义，它或者竟真是救国的妙药么？此是一个问题也；却不是本文所当答复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文化之呜呼。但这也就使我们不得不想到民主主义。我的意思是，假使我们的文化不幸而竟至急转直下地走向呜呼了，则我们——至少在文化事业没有复兴之前——便不再能实行民主主义，或不再能“真”实行民主主义。这之后，假使民主主义真是救国的妙药，而且是唯一的，则文化呜呼的结果不正是国家或民族的衰颓甚至灭亡么？

也许有人会疑惑，为什么文化呜呼的结果竟会这样。而其实，其理之为显明是简直用不着说的。撇开政治的良好形式不谈，民主主义之所以为唯一的救国妙药，是由于我们不能找到另外的能够使我们渡过内政难关的路。若然，则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显然是，就“真”去实行民主主义。然而，请肯睁眼的先生们去看看我们那些为民主国之主的同胞罢！我们中的大多数是连选举是怎么一回事都还不知道，他们所切求的不过是不因为不能忍受而就真死去，其上焉者是压在上面的政治势力会减轻，纵使是一点点，其在上焉者是最好与政治有关的一切册簿上都漏掉他们。但是在另一面，就是近在明年杏子初上市的时候，有些自称为足能代表他们的人们即将集在一起替他们决定国家大事了！是之谓民主。

有些人正想在半空中筑宫殿，而此宫殿的基础则是一阵大风会吹散的空气。于是宫殿不成，剩下的仍是一堆乱七八糟。之后是，如甘心安于乱七八糟也就罢了，不然，则仍不得不由下层的基础建筑起，这就是说，我们还需从头来做教养人民的工作。欲速则不达，何况所谓速也者其实是为某种难割舍的事物作遮掩。

而说到此处，我们的论题便又转到前面来，为救国，我们不得不赶快做教养人民的工作，而此工作，则是只有文化和文化人能肩起来且应当肩起来的。我们急需的是文化的繁荣，文化人及其工作的自由奔放，而事实呢，可叹，则是急转直下地走向死灭。呜呼！

最后，说起来惭愧，所谓文化人也者竟不幸而不能不吃饭，于是而我想到，也许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地曾听到卖骆驼烟而不能不动心罢？若然，则此文或可作为一个共同的辩解用。不过无论如何，辩解是总不能当作饭吃的，那么，为了吃饭，也许还是赶快放下纸笔去卖骆驼烟的好。呜呼文化！呜呼文化人！

张行健

《大地周报》194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