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布雷迪
围绕本书中我们将使用的“领导弧”这个概念有大量的文献资料。无论是肯·布兰查德
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著作，还是乔治·D·帕森斯和理查德·T·帕斯卡尔提出的“巅峰综合症”，甚至沃顿商学院举办的多次研讨会，都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即使是最伟大的领导者，其职业生涯也都遵循着相似的模式。
当前，富时100指数企业的CEO平均任期是5.18年，而英超联赛教练平均任期只有2.36年（如将阿尔塞纳·温格排除在外，平均任期降至1.7年）。在意大利，意甲教练的平均任期是1.31年，在西甲是1.34年。其他运动的长期任职记录也好不到哪去。在美国，美国橄榄球联盟（NFL）的教练平均任期是3.4个赛季，而一位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的新人教练只能指望2.4个赛季的平均任期。
结局的降临通常是突然和残酷的。2014—2015赛季，英格兰各级联赛见证了总共47位主教练下课，其中17人是首次执教，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会发现，要再次找到执教机会难如登天。除此之外，由于解雇主教练造成的动荡和俱乐部大换血的需要，直接导致超过150名的其他教练人员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不同于金字塔尖的少数人，那种旋转木马般的足球教练工作离现实很远；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家庭立刻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这绝非是一个适合心脏衰弱者的工作。
这与商业有着一目了然的相似之处。一名体育教练每周需要面对的严峻审查堪比提交季度报告时的CEO。正如一位英超联赛主席所说：“每周都有40000个利益相关者跳出来，告诉我他们对我的业务有什么看法。”在体育领域，所有事情都浓缩于一个赛季的时长，而商业领域的生命周期，在结果明朗之前，可能长达10个季度或者说30个月左右。
对商业和体育两者而言，尽管也有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比尔·贝里奇克或者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格雷格·波波维奇等等特例，成功的组织中领导力生命周期确实存在着不容动摇的弧形模式。
像这样的一个弧形，究竟是命中注定无法抗拒的，抑或有可能识别出那些关键的临界点——在那些关键时刻，领导者能否选择主动体面退出，或者扭转势头留任，从而改变事件的走向？卡尔洛·安切洛蒂在欧洲四大顶级联赛的经历和成就表明，两者都是可能的。但那需要事先对这一领导力的典型轨迹有所认识，还需要一种在各类轨迹的陷阱边上巧妙回旋的能力。下面，交给卡尔洛了。
1．历程
除非你碰巧是曼联的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那种独一无二的人才，大多数行业里领导者的生涯总是遵循着相似的路径。我的皇马生涯清晰地展示了这样的路径，主要的共同点跟我在其他所有俱乐部的经历别无二致。
首先到来的是求爱期。球队看中了你，努力要得到你的服务。紧接着是蜜月期，所有的人——球员、工作人员、球迷——都会给你时间，让你站稳脚跟。但不幸的是，和人生一样，这种好景不会太长。再下来就是取胜和保持，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对顶级球队这意味着冠军，联赛中下游球队则有不同标准。终于有一天，稳定变成了瓶颈，麻烦开始了：关系出现了裂痕。以马德里为例，就是对我的质疑开始占据上风的那个时刻。最终，决裂来临，双方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我们可以将这整个过程，这一起一落，称为领导弧。
在马德里，我的领导弧是非常陡峭、非常狭窄的，但每支顶级球队都是如此。大卫·莫耶斯在曼联还没待到一年。我也拥有过相当平缓的弧线：在米兰的八年，对那样的大俱乐部而言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英格兰、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顶级联赛里，教练的平均任期比这短多了：狭窄的弧形才是常态。
沿着这条路有很多重要时刻，让一位领导者得以发挥影响力，决定事件的发展。而这些弧线上的关键节点，从第一份工作起就与我如影随形，甚至贯穿
了我整个的足球生涯。
步步高升 第一份工作：雷吉纳
在今天，如果雷吉纳主席考虑邀请一位土生土长的退役球员执教球队，而我能向他提建议的话，我大概会说：“你到底图他什么？他连执照都没有，以前从没当过教练。他也许是个好球员，但是谁关心这个？”值得我庆幸的是，疯狂的足球圈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没有错：雷吉纳请我就因为我是著名球员，还是本地人。有时候起作用的是小事。看上去似乎毫无道理，但我觉得雷吉纳实在是明智之极，反过来他们看我也是一样。他们刚降到乙级，需要一个撑门面的名字。我有名，而且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当然不是对工作的准备，是做好了当老大的准备。
现在的我看得够多，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千万别觉得当过球员就足以成为教练。球员经历有助于你和球员间搞好人际关系，理解他们的需求，但管理工作的其他方面仍然需要学习和领会。在雷吉纳第一个赛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甚至没有教练执照。那会儿我已经完成了两门课程，边工作边学最后一门。我强烈赞同在从事一项工作前先拿到职业资格，但有时候那是不可能的。要么不该有MBA，要么不该有教练辩论。不需要选择——两者都是好事。
既然我自己没有执照，我就得雇个有执照的人当我的助手，同时我还需要一名守门员教练。我在意大利教练协会名册里寻找满足这两条标准的人。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单上，我遇到第一个符合条件的名字，而且他是住在雷吉纳附近的，是乔治奥·加斯奇尼。我不认识他，但还是给他打了电话，他同意前来与我一起工作。我们共事超过10年。自打我教练生涯一起步，他就成了我的足球大家庭中忠诚的一员。正如本书将要表明的，忠诚对我非常重要。
那个赛季开始时，主席先生指示我们，目标是夺冠。7场比赛之后，我们趴在积分榜末尾。那多半是我的错，由于我缺乏经验，而从球员直接转为教练，一开头总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了，我也不完全是生手。就在我从米兰退役之前，我得到了去意大利国家队为阿里戈·萨基当助教的机会。我本可以继续踢球，但我情愿退役，因为我认为与萨基共事的经验对我大有好处。我能成长为一名教练，那段时间至关紧要。如果没有在蓝衣军团的那些年头，我可能在雷吉纳就失败了。当我告诉萨基，我想接手雷吉纳的工作自立门户，他说他也觉得是时候了，祝我一切顺利。然而，尽管我已经是萨基身边的二把手，轮到自己做主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问题在于，当你结束球员生涯，紧跟着就当上教练，你会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实际上你什么都不知道。首先，有一桩困难而又重要的事得做——和球员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仍然是他们的老大。这并非不可能，很奇怪有许多人会认为教练无法既与球员建立深厚而正面的关系，同时还能维持他的权威。
不过最让我害怕的事还是在球员眼前露面，还得时常对他们训话。如果球员非常尊敬你，你说话就得既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又以他们为沟通对象。他们期待一切完美，因为你是老大，但对你来说这是全新的经历。你还没习惯坐在这个位置上，手里捏着别人的职业生命。明白和接受“我就是老板”，于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知道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弱点，无法相信其他人居然没看见。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许这就是从员工到老板的转变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
向球员和工作人员讲话的时候，他们的人数通常在25到30个，并非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专心听讲。可能一个人在打呵欠，另一个望着墙角“养眼”，还有人两眼放空瞪着窗外——有人甚至都睡着了。要求每个人时刻集中注意力，这事一开头真的很难。
当我开始开会，大家一般都会认真听，但当我宣布首发名单的时候，麻烦又来了。你有18个、也许20个球员，一旦你点了其中11个人进入首发，其余人的脸色，刚刚还是那么兴奋，立刻变得闷闷不乐了。我知道这点，因为直到近期我还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一开始有段时间，我会把公布首发11人的环节留在最后，一直到我们离开更衣室之前，试图让每个人都能尽量长时间地参与其中。然而无论何时宣布名单，你手下总免不了有些不开心的球员。
第一份领导工作里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只不过是如何准备比赛。有多少备战工作亟待改善，球员并不太清楚——我知道我踢球的时候就不清楚。我曾在书中读到，传奇的美国橄榄球教练比尔·帕瑟尔斯坚信：“每个人都想赢，但只有那些愿意做好准备的最强者才能赢。”他说的太对了。身在更衣室总是看什么都很简单。一开始，我甚至无法回答这样简单和基本的问题：“你想怎么训练？”我不认识其他的菜鸟教练，所以我的话不能代表他们的想法，甚至我自己当时还没拿到资格证，这意味着我还不具备合理组织训练的技术知识。幸运的是我还有与萨基共事的经验可以倚仗。一开头我干脆照搬他的办法，但日复一日，我开始形成自己的理念和目标，以及我自己的训练计划。
乔治奥·加斯奇尼，我的助手，在这个阶段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不得不学着既面向球员沟通，又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以此得到他们的信任，因为我们必须开始赢球。我把球员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对于我们该怎么踢球、怎么做事，我有我的主张。如果你赞同我，我们就能团结一致。如果你不赞同，我不想等老板来解雇我，我马上就走。如果不能团结起来，我们索性在此结束。”几乎所有球员都站在我这一边。只有两个人不愿跟随我，不过就像我说过的，你手下总会有一些人不开心。渐渐地，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最终获得了足以升级的名次——下一个赛季我们能去意甲比赛了。
最开始的那7场比赛期间，我感到我做不了教练了。我担心这个职业也许不适合我，压力太大了。绝大多数压力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因为这是我职业的起步阶段，我明白第一份工作有多重要，如果我能取得成功的话。如今作为联赛教练协会的成员，当我看到他们关于大多数菜鸟教练在工作中得到的时间的研究，我吓坏了。很庆幸当年在雷吉纳的时候不知道这些数字。
我在雷吉纳的领导弧的终结，分道扬镳，并非如同在皇马一样被炒鱿鱼，而是因为我收到了来自更大的俱乐部——帕尔马——的邀请。弧的终结可以由领导者促成，正如它也可以由所在单位发起一样，因此对结束的方式看开一点很有必要。有时候你能做满任期再走，有时候你不能。这就是足球，在商业领域也是一样。
第二份工作：帕尔马
帕尔马邀请我是因为法比奥·卡佩罗跟他们签了合同却拒绝赴任，因为他决定去皇马。由于他退出是赛季末的事，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寻找替代人选。我在雷吉纳干得不错，我认识帕尔马的总经理，去一个更大的俱乐部，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高升。就这样新的领导弧开始了。
就像在雷吉纳一样，开头球队踢得不怎么样，但结尾时我们的首个赛季取得了成功。我有一个很棒的阵容，包括守门员布冯、后卫利利安·图拉姆，他和法比奥·卡纳瓦罗组成了中卫搭档。他们都很年轻，布冯只有17岁，图拉姆21岁左右，卡纳瓦罗22岁或者23岁。我还有个前锋，埃尔南·克雷斯波，从阿根廷国奥队挖来的。他是他们奥运比赛里进球最多的射手，只有21岁。那会儿我们还搞来了里瓦尔多，后来还有卡福，不过很快租给了拉科鲁尼亚和罗马。帕尔马是个小球队，不得不放掉一些球员。也许卡佩罗终究是对的。帕尔马跟巴西那边的帕尔梅拉斯队保持着很有趣的合作关系，对我们帮助极大。第三方所有权之类的争议在那个年代还没得到重视，很多欧洲豪门都跟拉丁美洲的关系户有着“联系”或者“协议”，所有的交易都能借此搞定。
在经历首次被解雇之前，一连串糟糕的战绩之后，我在帕尔马的两个赛季走到了尽头，分别打入了冠军杯和联盟杯。
之后我跟土耳其的费内巴赫队短暂地“眉来眼去”了一阵——逐步接近而尚未真正开始的领导弧——然后我走了大运。空窗六个月，伊斯坦布尔方面正在追求我，这时尤文图斯从天而降，奉上了替代选项，让我的选择变得分外容易。
公司人：尤文图斯
与尤文图斯的“恋情”于我是一场全新的体验。接到尤文总裁卢西亚诺·莫吉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前往土耳其跟费内巴赫谈合同条款。他要求我在和他见面之前别答应任何事，于是我就去见他，地点在球队技术总监安东尼奥·吉拉乌多的家里。当我到了那儿，我发现吉拉乌多、莫吉和尤文图斯已退役的传奇前锋罗伯托·贝特加都在等我。他们点明立场，直接表示：“我们希望你成为尤文的新任主教练。”他们知道我与帕尔马的合同期还没结束——从技术上讲我算是带薪休假——因此同意宽限一个赛季，让我1999—2000赛季上任。几个钟头之后，我签署了预约合同。非常巧合的是，时任主教练的马尔切洛·里皮后来提早离开了尤文。他干得不够好，在1月份遭到解雇，于是1999年2月，我来到了尤文，和俱乐部一起处理未完成的合同细节。
尤文图斯在我心目中是严厉无情的，在帕尔马这样家庭氛围的球队待过之后，进入尤文图斯工作就像进了公司。尤文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伟大的机构，但在我看来，去训练场就像去工厂。在那里工作的人非同一般：老板是乔瓦尼·阿涅利，还有卢西亚诺·莫吉，以及财政总监——但它不是一个家，不像雷吉纳或者帕尔马，或者我后来所了解的米兰。在雷吉纳和帕尔马取得一些成就之后，我想升入更高的级别，正好那时也有了自信心，可以去尤文这样有伟大传统和光辉历史的球队历练一下了。
除了球队文化的不同、从家庭到公司的氛围转换之外，还有另一个让我的工作困难重重的原因：尤文球迷恨我。为什么？因为我曾是罗马球员、米兰球员。在帕尔马的时候，我们和尤文争夺过联赛冠军，所以他们真的很讨厌我。很多时候我都能看到他们在训练场外蹲守，等着咬我一口。这是真的——在意大利真能发生类似的事。要争取这样的球迷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
我在尤文待了两年多，直到也被他们炒了鱿鱼，我又赋闲了4个月。在我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尤文的领导弧就完结了。事实上，我可能根本就不该开始它，但它又确实让我尝到了在大俱乐部工作的滋味，那正是我想要执教的地方。
归去来兮 米兰
有很长一段时间，看起来我会回到帕尔马以及我相对安稳的家乡地区。然而，吃回头草的可能性被最后时刻的一个电话阻止了。电话来自我做球员时度过最辉煌时光的俱乐部，AC米兰。米兰刚在都灵输了个0∶1，于是正如后续发展所表明的，我出现在了米兰总裁阿德里亚诺·加利亚尼的脑海里。几天前他为其他的事找过我，聊天时我不小心透露了要跟帕尔马再续前缘的事。
在那场和都灵的比赛之后，加利亚尼和老板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商量之后决定换帅。他们立刻将我列为优先人选，当然希望我还没跟帕尔马敲定。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求爱”必须越快越好。加利亚尼立刻给我打了电话，我告诉他第二天就要跟帕尔马签约。
那是个星期一，在去跟帕尔马的官员们签合同的路上，加利亚尼又打电话给我。我和帕尔马的交易已经准备就绪，而且就在三天前，我还和俱乐部主席卡里斯托·坦济握过手。
“你跟帕尔马签约了吗？”加利亚尼问。
“没，还没有，不过我现在正在路上。”我回答道。
“我正要去你家。”加利亚尼说。
“为什么？”
“我和贝卢斯科尼谈过，我们一致认为你应该来这里，来米兰。我们为你做好了准备。”
于是我关掉了电话。
理所当然，跟米兰的合同一签完，我的电话又开机了。我需要用它给坦济和帕尔马打电话。我对他说：“对不起，但米兰是我的家。我在那儿踢过球，我很抱歉——我希望您能理解。”他回答我：“我什么都理解——我知道了，你不是一个靠谱的人。”事情过去了15年，我还是拿不准：坦济他自己又算不算靠谱。他无疑是一位大富豪：帕玛拉特公司的创始人和大股东，帕尔马足球俱乐部基本上就是该公司的产业；但后来他却因为欧洲最大的破产案之一被起诉、被定罪。帕尔马对我怒火熊熊，但我不得不做一个实用主义者。忠诚和诚实是有限度的。假如赛季开局不利，帕尔马对我又有多少忠诚可言呢？而且米兰是家，家永远排在忠诚的第一位。
2001年11月我到了米兰，立刻有了回家的感觉。球队则是另一回事，情况并不太妙。回家不等于事事顺心，前6个月相当艰难。在转会市场上我们得到了克拉伦斯·西多夫和亚历山德罗·内斯塔，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球员。内斯塔时年27岁，正在全盛时期，值一大笔钱。起初，总裁没能说服贝卢斯科尼为这名球员花费那么一大笔钱，因为贝卢斯科尼公司的财政状况出了一些问题。他不愿意承担被公众舆论评判的风险，也不想被看成冤大头——尤其还是为了内斯塔这一类型的球员，一名后卫而已。内斯塔要花费3000万欧元，但即使这个价格，我明白我还是得让贝卢斯科尼相信，他对我们至关重要。制约机构运营的因素未必都会进入公众视野，当管理者在众目睽睽下工作时，公众的目光也未必总能洞悉特定行为之后的真正原因。
我认定内斯塔对这支球队就是有那么重要，决心自己找贝卢斯科尼试试。当时他人还在丹麦，我告诉他：“主席，每个人都想赢得欧冠，但你如果不买内斯塔，我们就赢不了。给我内斯塔，我给你欧冠冠军。”最终，这成为一次让我们双赢的交易。他买了内斯塔，我给了他欧冠冠军。再后来，我们还给了他另一个欧冠冠军，以及一次决赛、一次半决赛、一次四分之一决赛——那正是这支球队的梦幻年代。
迄今为止，我在米兰的领导弧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长的——足足八年——任期之长让我有机会与时俱进地调整球员，按照我的想法逐步改造球队。最大的变动发生在一开始，那是不得不然，因为当时的阵容不够好。第一个赛季我们只拿到第四名，欧冠名额的最末一位，意味着在下赛季开始前还要踢资格赛。然而，考虑到我是11月才来，没有得到一个完整赛季及赛季前集训的时间，能拿到第四名算是很不错。下一个赛季来了西多夫和内斯塔，还有其他人，比如里瓦尔多。我们已经有了鲁伊·科斯塔，这四个人就是我的关键球员，因为我明白，在卡佩罗和他的一众继任者之后，主席想让球队的风格有所改变。卡佩罗的球队组织得非常好，但或许他们没能展现出主席想要的水平或者风格。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受命改造一支球队的球风，以符合老板和球迷的口味。
随着所有新援的到来，我们有了别的难题，如何让这么多非同凡响的球员都心满意足。每个人每场比赛都上是不可能的，而那又偏偏是天才球员想要的。到最后在中场我们需要安排下卡卡、格纳罗·加图索、鲁伊·科斯塔、安德烈亚·皮尔洛、西多夫和里瓦尔多，在锋线上我们有克雷斯波、安德烈·舍甫琴科、容·达尔·托马森和菲利普·因扎吉。挑战在于既要让他们所有人都高兴，同时又要考虑如何提升球队实力。米兰队内气氛良好，这一点无比重要，球员们都知道他们在一支棒极了的球队里，为一个伟大的俱乐部踢球，这让他们对不能每场都上这一点比较容易接受。当然，难题总是有的，但都是个别处理的。
在我首个完整的赛季之初，有一场欧冠比赛，里瓦尔多因为没有完成全套的赛季前集训，也没有做好这场比赛的准备，被放进了替补阵容。我试着向他解释三天之后的比赛他可以上场，但他说：“里瓦尔多从来不坐板凳。”
我告诉他：“好吧，凡事总有第一次，现在就该体验第一次了。”
“不，不，”他对我说，“里瓦尔多不坐板凳。”
我说：“里瓦尔多，你必须去坐板凳。”然后他站起来，回家了。
让一位真正杰出的球员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出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在他们状态只有八成的时候。他们之所以那么优秀，也正因为他们渴望踢每一场比赛，无论有伤没伤。这是冠军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俱乐部找他谈话，找他的经纪人谈话，他终于回来，在对摩德纳的比赛里坐上了替补席，那是一场不太重要的比赛。直到那时我才再次跟他说话。我说：“听着，这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们。你不用担心，因为坐板凳这件事今天有，下一场比赛也会有，每个球员都会轮到。我们有很多比赛要踢，这意味着下一次登场时你会更加精力充沛。”
直到那个时候，米兰还不算是捷报频传，但胜利即将到来。我们正在稳步前进。2003年我们夺得了欧冠冠军，胜利巩固了球员的信心，相信自己是在一个伟大的俱乐部中。对有时能上场有时不行的情况，他们给予了充分理解。由于所有球员都是球星，管理球星反而更加容易了。
在米兰这样的大俱乐部，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球员之间的竞争关系。最开始的时候，克里斯蒂安·阿比亚蒂是一号门将，迪达是二号。也就是说，迪达必须等待。他走运的是——对他的对手不幸的是——阿比亚蒂肋骨骨折，只能远离赛场。迪达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缺，当阿比亚蒂伤愈复出，我不得不告诉他迪达干得不错，将会继续担任一号门将。他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做了一段时间的二号门将，直到离开去了其他球队。在大俱乐部就是这样，你必须等待属于你的机会并且抓住它。如果你抓住了机会，你要明白你也时刻面临着别人的挑战。大俱乐部里容不得丝毫的自满懈怠，懂得这一点对球员非常重要，如果他们在机会出现的时候表现良好，他们就能在球队中获得位置。阿比亚蒂明白这点，他表现出了完美的职业态度。
在米兰我们有过辉煌的年代，拿到两个欧冠冠军和一个意甲冠军，我与我的足球家庭其乐融融。但终于有一天，关系冷淡下来，双方都感到有一点儿厌倦了。八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贝卢斯科尼希望有一些改变，我也一样。我想出国，想尝试新的体验。
我先是和皇家马德里达成了协议，什么都谈好了，但我也跟这支西班牙球队讲清楚：“只有米兰想让我走的时候，我才会走。我已经做好来马德里的准备，但要米兰同意，我才会离开。”我甚至增加了这样一个条款：“只有在AC米兰同意的情况下，本合同才正式生效。”我把这个跳槽机会告诉加利亚尼，他说：“不，不，不——留下！你必须留下！”于是我留了下来。加利亚尼显示出了对我的极大信任，正如皇马在“追求”我时表现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被爱、被重视更重要的了。
第二年来的是切尔西，我和他们说了同样的话：“我要去和米兰谈谈，如果米兰让我留下，我会留下。”这次我找加利亚尼谈的时候，他诚实地说：“这也许是个办法。”时间到了。
出口胜利 切尔西男孩
切尔西对我的追求从2008年5月的两次会面开始，地点分别在日内瓦和巴黎。教练的位置很快会空出来，埃夫拉姆·格兰特作为何塞·穆里尼奥之后的过渡人选即将离任。保持“地下恋情”的需要为这段“求爱”期带来了少许喜剧般的波折，比如我本以为像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和我这样两个人之间的会面应该能够保密，结果迅速遭到现实打脸：巴黎约会之后没过几个钟头，阿德里亚诺·加利亚尼就打电话问我“外遇”有何进展。那次我没能得到这份工作，因为老板更倾向于路易斯·菲利佩·斯科拉里而不是我，多半是因为我糟糕的英语。
事实证明斯科拉里对切尔西来说效果不彰，2009年年初他被解雇。胡斯·希丁克上任救急，只干到赛季末，于是我忽然又进入了考察范围。整个面试过程又重来了一遍，与阿布拉莫维奇及其班底展开进一步的“密会”。2009年2月，切尔西的足球运营总监迈克·福德在6周时间内跟我以及我的助手布鲁诺·德米凯利斯多次碰头。对我来说不寻常的是，面谈话题包括切尔西的愿景、俱乐部的运作模式、关键的战略目标、数据的使用、性能建模、对大牌球员的管理以及我认为我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在切尔西取得成功。迈克对我的深入询问不仅囊括以上所有事项，还涉及了更多方面。
这一段求爱期的气氛非常紧张，不同于我和其他俱乐部的任何一次恋情。3月我同意加盟，约定6月赴任。一签完字，迈克就向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让我理解球队的机构职能、英超的特殊之处、切尔西的引援政策和老板的殷切期望——虽然这些早已对我讲得很清楚了。我和布鲁诺一起被带到荷兰，参加为期一周的英语恶补，课程满当当的从早上8点排到了晚上8点。如果语言是我上次求职的障碍，这次我决心不让它妨碍我。我喜欢被看成是好学生，学得非常用功。上任后不久我就召开了在切尔西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200多名记者面前讲英语。我很紧张，那是当然的，但也非常愉快。
切尔西的更衣室里有不少性格强势的人物，我成功的履历显然在一开始就对我很有帮助。拿过两个欧冠之后再去新的球队，你通常会赢得球员相当多的敬意——但这只是在一开始。和球员的蜜月期从来不会太长，因为他们很快会盯着你，提出这个问题：“这家伙能为我做什么？”
我没有改变训练的模式。球员对其反应良好，因此最好保持现状。我们改变的是踢球的风格，这从另一个角度发挥了作用：它让球员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不断学习，从而激发出了他们的最佳表现。当然，就像我后来在皇家马德里经历的，我们必须改变踢球的风格是因为老板希望改变。在最初某次与阿布拉莫维奇的会面中，他告诉我：“我想要一个能为我的球队带来个性的教练，我看切尔西的比赛时看不到它的个性。巴萨或者曼联的比赛都能让我看出球队的特点——但在切尔西这里我找不到。”于是我们改变了踢球的风格——比赛时更多地控球。要走控球这条路，哪有比米兰的安德烈亚·皮尔洛更好的球员呢？我们试图得到他，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初期我起用迈克尔·埃辛踢这个位置。他适应得不错，成了这个位置上最好的人选之一。
在切尔西的日子一开头过得春风得意。我带领球队参加在美国的季前赛，赢下了所有比赛。我的理念、思想和方法看起来深得球员信服。我们新赛季的开局非常乐观，各项赛事合计，最初的16场比赛中球队赢了14场。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有迹象暗示我跟老板的关系可能不会一帆风顺。在那段高歌猛进的时期当中，我们曾1∶3输给维冈。在我看来那只是偶然的波动，足球领域里难免的事，但第二天一早，阿布拉莫维奇就来到训练场上要一个解释。我尽量洗耳恭听，克制着不顶嘴，但或许我更应该专门为他准备一些答案，做到有备无患。我应该意识到这就是最初的危险信号。在与老板的关系方面，我遇上了一种全新的类型——连贝卢斯科尼都没有这么难搞。
12月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英超位居前二，欧冠小组头名出线。欧冠16强抽签，我们抽到了国际米兰——当然，还有穆里尼奥——压力和期望陡然大增，虽然离比赛还有两个多月。2010年初我们在足总杯上势头强劲，但到了2月，两道晴天霹雳击中了我，严重到足以影响我和阿布拉莫维奇的关系。首先是我们在主场被曼城2∶4击败，糟糕的是我们不仅输了球，还输了战术。次日早上九点，他召集会议，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阿布拉莫维奇对这种晴天霹雳式的输球一向很不高兴——他认为这种输球不应该发生在切尔西。第二道雷击则更加严重，我们在欧冠淘汰赛第一轮客场输给了国际米兰。
当我们第二轮在主场以0∶1的比分再次输给国际米兰，我首次面临媒体的公开质疑。蜜月期彻彻底底地结束了。第二天阿布拉莫维奇向众人发表讲话，要求得到解释。如何应对这位与众不同的主席，这一插曲又给我上了一课；我又一次选择不去硬碰硬，那不是我的作风。在遇到困难的时刻我喜欢思考，冷静而合理地处理问题。穆里尼奥的国际米兰在欧冠一路奏凯——那是他在切尔西没有实现的雄心——这对我可是非常不利。也许那就是结束的开始，一次严重的预警。
从欧冠出局之后，我向球员们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在切尔西队史上首次赢得联赛和足总杯双冠王。我贴出一张表格，上面标明了我们达成目标的必经之路，告诉他们20世纪里只有四支球队成为双冠王，在21世纪只有一支，我们可以继2002年的阿森纳之后成为8年内首支双冠球队。这成了我们新的任务。
这就是轮到坚实的人际关系派上用场的时刻。球员知道老板正要找我的麻烦，觉得是他们拖了我的后腿。他们开始为我踢球；他们感到亏欠了我，而弥补的方式非常高明。
我们连续赢得多场胜利，其中很多场次是大比分取胜——我们进了很多球——在赛季最后一天，我们8∶0战胜维冈，夺得联赛冠军。一周之后，我们在足总杯决赛中战胜朴次茅斯，成为双冠王。异乎寻常的是，决赛之后我的三年合同并没有获得续约。实际上，根本没有人提这件事。所有的这些又为我亮起了另一盏红灯。
接踵而至的是更多令人担忧的信号。整个夏天没有重要的球员加盟，几名老球员如迈克尔·巴拉克，没有得到新的合同。我受命选拔5名完成青训的年轻球员进入25人大名单，我照做了。新赛季第一场比赛我们赢了个6∶0，但即使是这样的表现，当晚我仍然被传唤到阿布拉莫维奇的宅邸，用俗话说就是“被骂得狗血淋头”。另一个危险信号——赛季才踢了第一场。
我们继续着这样的强劲势头，稳居榜首，直到倒霉的11月。0∶2输给了利物浦，之后没过几天，我的助手雷·威尔金斯被解雇了。这又是新的一课。我本可以激烈反抗，但我知道木已成舟。迈克尔·埃梅纳洛，俱乐部首席球探，被任命为助理教练，我不得不向全体球员介绍他。对这种做事方式，英国球员尤其感到不满。
俱乐部换掉威尔金斯的时候，我感到非常诧异。事先完全没跟我商量。在这支球队的第一年里雷对我非常重要，当然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他会讲意大利语——而且他对球员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到这份工作的第二年，没有他我也能工作，但我并不愿意那样。俱乐部已经做出决定——雷已经被扫地出门。当阿布拉莫维奇决定让埃梅纳洛担任助教——“我的”助手——我告诉俱乐部我不需要再来一个助手。我已经有保罗·克莱门特和布鲁诺·德米凯利斯了，我们足够搞定所有事。
我和埃梅纳洛之间不存在任何私人矛盾，但他对新角色并不是太适应。他不习惯做一名助教——他的经验在收集情报方面——但俱乐部仍然把他放在了这个位置上。他在球员面前无疑感到不适，因为他们认识他是在他承担特定职责的时候，而不是在他的新岗位上。
在1月，俱乐部有两笔重磅签约，从利物浦来的费尔南多·托雷斯，从本菲卡来的大卫·路易斯，球队精神为之一振，但并没有维持多久。很遗憾，在利物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伤病之后，托雷斯不在最佳状态。4月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我们怀着必须以赢球来拯救这个赛季的觉悟对阵曼联。第二轮比赛前夜，阿布拉莫维奇对球员讲话，告诉他们必须赢下比赛，否则球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他单独对我说，如果输了球，我就不用回来了。我不清楚他是不是认真的。我们输了，我回来工作了，虽然我感觉自己就像行尸走肉。再一次，我设想我本可以和老板对抗，但那样做毫无意义。
那个赛季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埃弗顿的客场0∶1落败。我被告知，CEO在驾车离开球场时接到电话，电话里说：“掉头回去，告诉卡尔洛他被炒了。”我想其中的逻辑在于，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等我回去再告知我了。那种方式至少能让我在休假前跟球员和工作人员说声再见。当天晚上，当球队回到伦敦，老球员们：迪迪埃·德罗巴、约翰·特里、弗兰克·兰帕德等人带我出去大吃大喝了一顿。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还有这种事。我想还是有人喜欢我的。
我在切尔西的时光又重复了熟悉的弧形。第一个赛季就拿到令人惊叹的联赛和杯赛双冠，按照老板希望的风格来踢球，接着是无可避免的裂痕，和老板的关系变得冷淡，以及我那几近残酷的免职。但在漫长的米兰时代之后，这个领导弧的时限之短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
第一个赛季的成绩和球队风格似乎都让老板满意，然而现在我回头一想，前文提过的那些危险信号当时已经出现，却被我忽略了。第二个赛季，就像后来我在马德里一样，早在结局来临的几个月前我就看到了它逼近的脚步。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我给英国球员更多的好处，那些英国球员受到我的偏爱。那并不是真的。我和英国球员关系融洽，因为他们富有职业精神，是队里的“充电器”。场外发生的事我并不关心，因为即使在事态恶化的时期，他们在场上的表现仍然非常好。
然而，我跟老板的关系实在不怎么样。一段关系的破裂是由小事一点一滴累积而成。其中包括对雷·威尔金斯的解职和替换，以及阿布拉莫维奇也开始说我对某些球员比较偏爱：他可能听信了关于我偏心的传闻。我告诉他那不是真的——我说得非常清楚。主席和教练之间开诚布公是十分重要的。
或许所谓偏心云云只是阿布拉莫维奇的一个借口。我相信他要我走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这种管理球队的方式是不对的。他认为我在球员面前太和气了，他越来越确信正是这一点导致这个群体出现了某些偏差。他试图说服我，让我对球员更强硬、更严厉、更苛刻，虽然我的全部经验都与之相反。
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我都听过这种论调，但他错了——他们都错了。我不会改变我的性格。
当初他们找我就是因为我能和球员搞好关系、稳定队内气氛，这是我最大的长处之一。其后某个阶段，他们不再想要这种作风了，和老板的关系——不是球员，而是老板——开始恶化。他们雇我去善待和安抚球员，然而途中一旦遇到麻烦，我的这种特点又被他们当成了问题。我知道如果我赢，那是因为我性格温和；同样的，如果我输，那也是因为我性格温和。这怎么可能同时成立？这是一个悖论，然而在切尔西我被它困住了。或许这是对教练们普遍适用的自然循环，一开始让他们上任的理由最终成为让他们下课的理由。也或许这只是属于安切洛蒂之弧的理由。我知道我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所以我大概也改变不了我的领导弧。我唯一能肯定的是：离开斯坦福桥让我非常失落。
巴黎计划
纳塞尔·阿尔-赫拉菲担任主席的卡塔尔体育投资公司买下了巴黎圣日耳曼，想找一位大牌教练带领球队更上一层楼，尤其是在欧冠赛场。作为一名欧冠赢家，在这类情况下，我的名字总会出现在名单里。但在法国人们普遍看来，给我这个职位是件很奇怪的事，因为巴黎圣日耳曼当时在法甲联赛名列榜首。
巴黎圣日耳曼没有像切尔西的迈克·福德那样向我询问关于执教风格、思想体系或者人员需求之类的问题。也许因为该队总裁是我在米兰的朋友：莱昂纳多。巴黎圣日耳曼即将成为我的新挑战。他们希望球队能在两到三年里成长为欧洲列强之一，我的工作就是去主导这个计划、达成这一目标。
2011年12月我加盟了这个俱乐部，那是在赛季的中途。如果你在赛季当中上任，很难跟现有的职员班底合作无间，因为你失去了在联赛开始前磨合工作方法的机会。一个完整的赛季对于团结工作人员和球员太重要了。时机的把握是决定性的。现状如何？局限在哪？是不是最好别在预算周期当中，掺和一桩赛季过半的买卖？我是不是在自找麻烦？
我很快认识到PSG尚不具备完善的组织机制，我必须引进自己的班底。这下又回到了我之前的工作轨道。我带来保罗·克莱门特作为我的助手，还有一位新的体能教练，以及分析人员和科学家。我比较喜欢切尔西的模式，在那儿工作人员早已各就各位，但PSG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必须在这儿建立我自己的支持团队。
不仅是工作人员需要组织。这个俱乐部与一切到位、按部就班的米兰或切尔西大不一样。虽然有着成为世界级豪门的雄心，PSG更像我早年执教的那些球队。我们远赴客场参加比赛，到了周四，球队管理员问我们周六晚上想吃什么：“你们想吃三文鱼还是鸡肉？”什么？你到周四才问我们这个——这难道不是早该定好的么？这个俱乐部甚至没有一个食堂。球员在训练开始前30分钟到达场地，训练一结束马上就走。
大的俱乐部都具备一些条件和机制，能够帮助球队形成有利于获胜的心态，这正是我要引进的。就像在米兰队内一样，球员需要懂得他们是一家伟大俱乐部中的一员——但我必须推进得很慢，很慢，很轻，很轻。我跟球员谈论我们要做的事，日复一日，我们逐步改善了俱乐部的文化。我们在训练场里开了一个小食堂，方便球员们来的时候吃早餐，训练结束吃午餐，这样他们就可以待在一起，培育出一种团队精神。没有任何的强行灌输，我们只是做事多为球员着想，让他们待得舒服，于是他们就真的愿意留下了。
我接手时球队排名联赛第一，赛季结束拿了第二名，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下教练会被炒掉。我没有被炒，这让我很受鼓舞。俱乐部管理层专注于计划，他们大约也明白那是需要时间的。你必须先在夏天买入球员，打造出一个阵容，然后在第二年拿下联赛冠军，没准还能走到欧冠四强。对我来说，球队下一年的改善和往后的逐年提高，两者都很必要。我获得了开展工作的时间，这是一个积极的标志。
我们开始引进拥有正确心态的球员。在夏天，我们签来了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和蒂亚戈·席尔瓦，两人都是富有职业精神的顶级球员。他们是其他人的榜样。有的时候，应该由球员而非教练来担任领导者。席尔瓦和伊布拉希莫维奇立刻成了更衣室的领袖。这就是我想要他们的原因。
我找伊布拉希莫维奇单独谈话，向他解释了俱乐部的状况，他在更衣室里可以有多么重要。“你能成为所有其他人的典范，”我说，“你有经验、天赋和个性，你有你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能够超凡脱俗。”
他可能不够圆滑，但他是一位胜利者。我和他之间最大的问题发生在训练场上。即使是训练项目，他也不想输掉哪怕一次——从来不。他永远在战斗，永远百分之百投入，他的方式只有一种——直接。如果他不喜欢什么，他会跟你直说。对年轻球员而言他可能太强势了，所以我告诉他作为榜样，他必须照顾他们。我解释说态度细致委婉一点儿是必要的，对年轻球员说话太过强硬未必会有好的效果。细致委婉可不是伊布擅长的事。
有一天在训练场上，伊布认为有一名年轻球员在项目中没有尽到全力。训练结束之后，伊布把那人叫过来，对他说：“现在，你得回家，把你今天和兹拉坦一起训练的事写进日记里，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了。”
他从不惮于跟任何人说真话，包括跟我。有一回我们聊到埃尔南·克雷斯波，在我看来，那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前锋。我问伊布他的看法，他说：“没错，他是不错的前锋，但他不能改变局势。只有三个球员能带来改变：伊布拉希莫维奇、梅西和罗纳尔多。”这就是他的自信，而他这么想也有道理。伊布是那种极少数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前锋，对助攻别人和自己进球一样的高兴。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无私的球员之一，这对球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随着夏天里所有新援的到来，我需要时间让他们安顿下来、融入各自的角色。但直到我第一个完整赛季的12月，球队仍没找到最佳状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高居联赛第二名，在欧冠也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接下来有一场比赛我们输给了尼斯。三天之后，我们还要踢欧冠最后一场小组赛。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和莱昂纳多前来告诉我：“如果赢不下那场比赛，你会被解雇。”我们都已经从这个小组晋级了，为什么他还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就算是句大实话？
比赛前一天，他们又来了，两个人都跟我说：“要么明天赢球，要么被炒掉。”当我问到为什么，他们表示：“因为我们不太满意。我们一切按照计划来，不只是看结果，所以我们不太高兴。我们已经决定，如果这场比赛拿不下来，你就得下课。”
我告诉他们即使他们是这么想的，何必去告诉一个教练他将被解雇？如果我赢了比赛又怎么说？当然，我会继续留下，但我心里不会感到舒服的。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主席和总裁的信任。
我们赢了那场比赛。我们踢得很好，2∶1击败波尔多，因此我没被解雇。但是对我来说一切都已经改变了。我不再得到俱乐部的信任，这让我的职位岌岌可危，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长期项目里。在赛季末，我告诉莱昂纳多我要离开了。莱昂纳多曾是我的朋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为何要那样对待我，他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解释。我很震惊，因为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在足球领域或者任何生意当中。如果你必须开掉谁，那就动手——千万别告诉他们如果失败或者干得不好，你“将要”开掉他们。如果我没能做好工作，你们炒掉我就是，别给我来这套愚蠢的最后通牒。你是老板，你当然有权想开掉谁就开掉谁——但请做得爷们儿一点。
这和在尤文的情况形成对比。当初我在那里已经签了一份新合同，但当赛季结束我们只拿到亚军时，俱乐部也不高兴了。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必须换帅。”甚至直到头一天他们还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呢，第二天就让我滚蛋了。行，没有问题——但请不要在赛季中途跟我说这话。
不知道我的意见能否得到人力资源管理主流权威的赞同，但我喜欢开诚布公。如果要被开掉，我总是希望别拖泥带水。我早已学会，下课——以及同时的上任，就这个案例来说——并非只跟你本人有关。它从来就跟雇用你或者炒掉你的人大有关系。尽全力做好工作，再交给其他人来评判，因为他们总是会评判的。
离开PSG我很难过，因为我和球员们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但要我再留下是不可能的了。又一段领导弧走向终结。令人失望，出人意料，我本以为可以参与一个长远规划的。不过，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冒险在马德里等着我。
远大前程：皇家马德里
在这里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开始。在皇马的第一个赛季，我将“第十冠”的圣杯——第10次荣获欧洲冠军杯/欧冠冠军的纪录——献给了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我成功地让转会费创纪录的加雷斯·贝尔融入角色，提升了球队价值，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相辅相成。在我的督促下，安赫尔·法比安·迪马利亚重新找回了状态，我也让卢卡·莫德里奇起死回生，成为一名重要性仅次于罗纳尔多的球员。
随着第二个赛季的到来，形势似乎更好了。我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22场连胜，只是在伤病和政治面前败下阵来，最终一无所获。于是，在首次尝试就获得欧冠冠军的12个月之后，我付出了代价——我的工作。
正如维托·柯里昂在《教父》——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里所说的：“这不是私事，这只是生意。”
两年前，我为赢得法甲冠军却要离开巴黎圣日耳曼而难过。但我也知道，我正在前往马德里领导力挑战赛的路上，那是世界足坛最令人向往也最危机四伏的差事之一。弗洛伦蒂诺·佩雷斯从不隐藏他对我的欣赏，在正式任命我当教练之前还曾找过我两次。当我终于在第三次应邀加盟，他对我以及我那被他称为“和平使者”的温和作风表示了热烈欢迎——这是他为刚离开的“战争狂人”穆里尼奥所配制的完美解药。
他说了很多亲切的话，但我知道，也是同一个佩雷斯，在他两个主席任期的12年间，聘任和解雇了9名教练。从一开始我就圆睁双眼——这份工作的天然特性——而且，就像后来炒掉我时佩雷斯的声明所清楚显示的，马德里不是一个适合扎根的地方。就算以足球界的疯狂标准衡量，马德里也自成一个级别。适应的时间、蜜月期和保持成功的时间都比足球界的其他地方紧张得多。解雇我的时候佩雷斯说：“卡尔洛是我们历史的一分子，他为我们赢得了‘第十冠’。但在这里，要求总是很高的，我们需要给皇马一个新的动力，让我们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高度。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俱乐部追求极致，因为马德里永远想要冠军。”
他的结束语同样亲切，还补上了一句“球员和球迷对卡尔洛怀有的感情，与我个人对他的感情是一样的”。就在佩雷斯宣布此事的两天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推特上发帖：“伟大的教练，安切洛蒂和球员之间的关系极其融洽。希望我们下赛季还能一起工作。”其他的球员纷纷效法他，足以令我感到欣慰。我确实营造了积极的人际关系，这对我永远是一个重要目标。与我的团队、球员、总经理，当然还有主席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皇马工作，一开始我的首要任务是安抚穆里尼奥离开后的更衣室。球员们人心浮动，我得赶快跟资深球员们建立关系。对我来说，要紧的是在球队中识别领军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类型，这样我就能和他们合作愉快。像塞尔吉奥·拉莫斯、罗纳尔多、佩佩这样的球员——他们早就是球队领袖了。
罗纳尔多属于我称之为“技术型领袖”的类型。他以身作则，说话不多但很认真，富有职业精神，能照看好自己。一个很好的人。拉莫斯则属于我称之为“人格型领袖”的类型，一位具有强烈性格的领导者，从不害怕，从不忧虑——永远积极开朗。佩佩是出色又严肃的球员，他的精力和冲劲儿能够感染他人。伊克尔·卡西利亚斯也很重要，他从小到大都是皇马人。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球迷都觉得他之前被迫害了，因此把他争取过来很有必要。这些人就是我希望其他球员看齐和学习的对象。举一个例子，我还记得我和法比奥·科恩特朗之间发生的小插曲，他抱怨另一位球员不够努力。我问他：“你自己想跟谁比？是和那个不努力的人比，还是和其他16个努力的人比？”他顿时醒悟了。要向球队的领袖们看齐，他们对你的职业生涯大有助益。
皇马是一个拥有伟大历史和传统的机构。在巴黎圣日耳曼，我可能是整个计划最关键的核心，因为别人都不具备我的经验。但在皇家马德里，你只是计划的一个部分，机构里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那里的职责。从装备管理员到主席，每个人的工作水准都是顶级的。皇马很像我以前称之为“家”的AC米兰，只有教练除外，这个职位在皇马换得很勤。所有其他人员，装备管理员、理疗师，多多少少都共事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彼此像家人一样。因此后勤员工是稳定不变的，对我来说这很理想。不用分心去管那边，凡事都已到位，我就可以对球员说：“让我们专注于变得更强。”
在皇马，如果赛季结束没能赢得一个甚至数个主席向球迷和媒体承诺过的冠军，这是不可接受的。我的第一个赛季他许诺了“第十冠”，最后我们拿到了，同时还捧回了国王杯，但我明白主席真正关心的只有欧冠。那已经成了俱乐部上下所有人的执念。他们雇用了“特别的一个”来确保“第十冠”，可惜就连那么特殊的人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我到来之前，他们踢球风格比较保守，不符合主席的喜好，因此当我获得改造风格的授权，不管我想不想，要求就是必须踢更加有攻势的足球。幸好，我在按照主席的意愿工作这事上经验丰富，任何领导者都应该适应自己职务上的特殊要求。对我来说这毫无问题。球队的情绪日渐高涨，因为当你改变了踢球的风格，球员就会更听话，更专注，在训练中也更刻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更改了很多训练项目，并持续进行定期的调整。我不希望训练永远是同样的内容，那样很快就会枯燥无味。开头的时候一切顺利，但渐渐地我们开始需要抉择，该把力气用在什么地方。要轮换吗？专注欧冠还是联赛？我们确实做到了，夺得欧冠冠军，把俱乐部的执念变成了现实。然而与此同时，下一个赛季的压力又已经开始了。像皇马这样的俱乐部是永远不能止步的。
我们当然想卫冕欧冠冠军，但也不能在西甲联赛里再次被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竞技压在头上。经常有人问我，是否认为第二个赛季是失败的，因为没能获得任何冠军，我还下课了。我的答案是：“不。当时一切顺利，我们连胜22场，直到遇上了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源于数据统计，它“揭示”了我们的球员不如其他欧洲豪门的球员那么努力。媒体的数据以欧足联的分析为基础，显示皇马备战比赛的训练时间少于别的欧洲顶级球队。言外之意是我们应该增大训练量。
这些数字是错的。我们能连胜22场，说明我们做对了某些事。但这些统计数据公布出来的时候，我们恰好终止了连胜势头。有时人们为了解释失败，会强行制造出一些特别的理由，而不是更加冷静地思考。（我个人倾向于找出解决方案，而非找出挨骂的罪人。）但俱乐部将这个解释照单全收，要求更多的训练量。
俱乐部想向球员施加压力，嚷嚷着：“我们必须多训练——我们要提高强度，在赛前我们要更加专注。”然而这完全错了——实际上我应该给球员更多的休息时间。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饱受伤病和疲劳的打击，注定将失去西甲冠军。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输给了巴萨，有5名重要球员受伤：塞尔吉奥·拉莫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佩佩、卢卡·莫德里奇和卡里姆·本泽马，都在2月到3月之间。莫德里奇和本泽马受伤对我们的打击尤为沉重，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代替他们非常特殊的角色和天赋。即使最后10场比赛我们赢了9场，一切也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输掉了联赛。
和医疗数据之间的纠葛是一个重大信号，表明俱乐部对我工作能力的信任大不如前。显而易见，他们更相信数字而不是我。大概就在此时，第二个问题出现了。3月的一天早上，我接到总裁的电话，告知我主席想在当天训练结束后跟我谈谈。这事相当不同寻常。我前去拜访主席，他告诉我加雷斯·贝尔的经纪人来他的办公室报告“贝尔的情况”。年初的时候，1月4日，在终结我们连胜的那场比赛中，我换下了贝尔。据媒体报道，主席曾对此表示：“动贝尔就是动我”，以及“有一回他（安切洛蒂）换下了他（贝尔），我斥责了他，但卡尔洛并没有听懂。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我的信任。”
1月那个时候贝尔的经纪人就多嘴多舌，也许因为他跟主席说上了话，觉得自己是红人了吧。现在他告诉主席，贝尔不高兴自己的位置。他想多去中路活动。主席问我往下该怎么做，我说：“什么也不做。”赛季都到这个阶段了，要动他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否则我得修改整个体系，调整周围更多球员的位置。我还告诉主席说我很惊讶，球员竟然不来跟我直接沟通。那样做要正常得多。我希望是球员来找我，因为我不想跟经纪人谈。我根本就避免和经纪人打交道。在这个赛季后期，为了回击贝尔经纪人更多的言论，我在媒体上说过，有的时候经纪人最好保持沉默，闭嘴。
贝尔拥有世界级的卓越水准，我所做的都是为了帮他找到核心优势，让他得以发挥全部潜力。顺便说一句，这方面我比他的经纪人或者主席都内行多了。我乐于和球员一起工作，尽力为他们和球队效劳。我花时间跟他们所有人谈心，我告诉他们，要么他们找到解决方法，要么每场比赛他们中有一人要坐板凳。最终我们一起想出了菱形中场的主意，这个4-4-2的菱形中场阵型让位于菱形尖端的卡卡成了当年世界足球先生，与此同时，更多的进球、更多的助攻也让球队取得了胜利。
我告诉主席我想和贝尔第二天单独谈谈。训练之后我这么做了。我对他说：“我知道你的经纪人跟主席打报告了。为什么你有想法不来跟我说呢？”他说：“是的，好，没有问题。”我向他解释了我对主席讲过的话，为什么我不可能改变整个体系，因为这不只涉及一个位置，涉及的是整个球队。我对他开诚布公。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在夏天新赛季之前做点儿尝试，调整他的位置，但不是现在。现在那么做毫无意义，我们已经找到了行之有效的阵型，在这个阵型中他第一个赛季踢得很棒。在我看来，这不是改变阵型的时候。球员大范围换边，转变打法，这是我们足球体系的核心。只要使用两翼齐飞的战术，比如我们用罗纳尔多和贝尔，最重要的事就是让他们尽可能快地换边。
球员永远不会满意，他们总会在地平线上看到更好的风景。有些时候，由于某种特别技能而登上巅峰的球员相信自己想做的是别的事，他们想要尝试，想要变得更好。他们忘了从一开始是什么让他们成为顶级球员的。就像我手下曾有过的一个球员，非常强壮，体格极佳，他能冲刺一百次，一点都不累。他拥有的就是力量和速度，这让他赢得了金球奖。但当他开始觉得自己属于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球员时，他不再刻苦训练，不再努力奔跑，不再做所有那些成就了他的事，这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他仍然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可以说这些话，而他也会承认那是真的。教练和球员一起工作，必须设法让他清楚他的进步，也要让他明白是什么让他成功。
无论如何，从那一刻起，我和主席的关系就不同以往了。那个赛季结束时，虽然我们没有赢得任何冠军，感觉上情况还不错。我们打进了欧冠半决赛，我们打破了纪录，我和球员的关系非常融洽。新来者融入顺利，球队中坚们即将伤愈回归。只需要作一些必要的小调整，我们就能以极佳的状态去挑战下赛季的各项赛事，对此我非常有信心。但我想主席可能已经拿定了主意。在马德里，结束的标志和在切尔西是相同的：他们开始不再讨论未来，不再制订计划。气氛不一样了，人际关系的感觉也变了。
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我在皇马没有“下一个赛季”。尽管对未来信心满满，早在消息传来之前几周，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在伯纳乌任期的结束。这不是我第一次下课，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被解雇、离开球队都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身为教练，你从一开始就明白，这就是现实。
结束皇马时期，最困难的部分，和在任何球队一样，是把和球员之间缔结的关系留在身后。不过我和他们始终相处得很好，我们的关系将会延续下去。
我在皇马的时光比我期望的要短，但长过在那里执教的很多人。很难说事情是否有可能不一样。他们希望球员提高训练强度。但既然我不同意，我坚定不移，继续照计划执行我的训练项目。在某些时候，领导虽然包含了妥协，尤其是在那些最大的俱乐部里，但是不应该发生在你的专业领域，你应该坚持自己的决定。虽然说妥协也许能让我们再次夺冠或者赢得更多时间，这事仍然让人觉得，不知怎么的，我的职业生涯就是无法避免这样的弧形，这样的一起一落。
领导弧：寂静之道
领导弧可能人人不同，而非千人一面。你在各种工作里形成的弧形也许主要跟你而不是工作有关。决定是否接受一份工作时，对此应该认真考虑。
从团队一员到领导者的转变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松。你必须懂得，无论你所思、所为、所言的事多么无足轻重，对你的员工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会造成影响。严肃地对待这份责任，照顾他人，不要滥用你的权力。
制约机构运作的因素未必都会进入公众视野。同样地，就一个新对象做决定的时候，你必须尽可能做好尽职调查。如果事先没做功课，抱怨自己上当受骗可不够明智。
有时候对一段关系感到厌倦，那就该另起炉灶了。不需要过于郁闷，每件事情都有周期。关键是在每段周期中尽量做出成绩。
向掌权者说出事实是可取的做法。领导者必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发声。这不是可有可无，这是必不可少。
寻找解决方法，不要浪费时间寻找罪人。
当你开始做一份新工作，蜜月期是很短的——让它过得有价值。
尊敬就是一切。它像是一种日常货币，随着你的行为和选择时而上涨时而下跌。认真对待它。
不要总对共事者的忠诚汲汲以求。目标是在当下激发出更好的业绩，集中精力展现你对他们个人和职业成长的真诚关心。
互信是搭建人际关系金字塔的最后一块砖，但从你和人才建立关系的第一天起就要证明你值得信赖。
球员的话：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谈卡尔洛
我以前总觉得卡尔洛有一张那么严厉的脸，在我看过的所有照片里，他都像一个严厉的家伙，所以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大大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他人那么好。他告诉我他的计划，他的要求，他对我的看法，他让我感到非常的舒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开始展示他的人格、他工作的方法、他为人的作风——不只是向球员，还向俱乐部里的工作人员和他的雇员——这时你就开始懂得，为什么人们对他评价那么高了。
在我看来，部分是因为他与人相处的方法：他非常谦虚，这在足球界可不那么常见。他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他从不因为别人和他不在一个水平就随便把人打发走。他总是在倾听。
每个人都有弱点。因为他是那么谦虚的一个人，很难这样谈论他，我能想到的唯一弱点也正是他最大的长处之一。他任何时候都非常亲切，生气从不超过一分钟。他会强硬地告诉你他对什么事不高兴，然后就这样结束了。这可能成为一个弱点，因为如果你太和气，人们可能会觉得能占你的便宜。但那是一种正面的弱点，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我绝不会把他看成软弱的人。
这能显示出他内心的感受，他的心底永远是积极光明的。这很好，因为这是表里如一。和坦诚的人一起工作——不仅我的工作，所有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又诚实又认真又敏感的人可不容易找了。卡尔洛喜欢对世界摆出一副臭脸，但在内心里，他是一个好得不可思议的人。在我整个足球生涯中，他是我遇到的最好、最重要的人之一。和卡尔洛在一起就像一个家，你成了他家里的一分子。
我乐于认为卡尔洛和我拥有一些共同的品质，我在我身上看到了一部分的他。我相信我也是一个敏感的人。有些时候我用一张强硬甚至傲慢的面孔对着世界，但在我爱的人、一起共事的人面前，我并不是那个样子的。卡尔洛帮了我许多，我本希望他在皇马能待更长时间。我盼着有一天能再跟他一起工作。有人对我说：“你能学会德语吗？”我回答：“托尼·克罗斯教了我一点儿单词，但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学更多德语，我会学的。”
我只看过卡尔洛发过几次火。每当他控制不住脾气时，他会用无论哪种首先冒出来的语言叫喊、咆哮。一分钟之后，他停下来喘口气，走出了门。不久他又回来，叼着一根烟，完全平静——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这种快速找回平静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他知道怎么跟人交谈，怎么应对不利的局面。就算你前一天才输了比赛，他也会说：“别这样，兄弟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又没输掉所有东西，我们只是输了一场比赛。”他对我们是这样，对工作人员也是这样，皇马队内的环境变得棒极了。对我来说，卡尔洛身边的氛围是他最美好的成就之一。看看他领导下的那两年，以及我们赢得的荣誉：欧冠冠军，国王杯，这些清楚地显示了安切洛蒂对皇马和球员有多么重要。当他离开，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讲述他在大家心中的分量。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氛围变得这么好，原因之一是他在保护更衣室，远离主席以及任何可能扰乱“家”中平衡的因素。这都是我亲眼所见。随便别人怎么说，我确实看见他在任何人的压力下也没有弯腰。他自己拿主意，有时对，有时错，教练的工作总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人格、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做决定并且坚持到底。
他也很聪明，在聆听球员意见方面尤其聪明。他理解球员，他也当过球员，所以他有经验。他知道如何能让球队使出全力去赢得比赛和奖杯。我们几乎赢了一切，这不是巧合。他有计划，有策略。如果你做得不对，你不可能赢得任何东西。就像他积极听取球员意见一样，他也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决定。如果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是把这个球员还是那个球员调动位置，他会看结果，选出对球队扰动最小的做法。如果动一个人就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他不会去动五个人。
虽然一贯平等对待所有球员，他也明白就跟任何体育或工作领域一样，不能对特别的球员多加关照，但可以多加关心。说到底，能尽可能地高效地使用球员对球队也是好事。甚至在你感到体力支撑不了90分钟、感到再也跑不动的时候，你都会为教练去拼。我会为他去拼，因为他值得我这么做，他总是很照顾我。绝大多数队友都有同样的感觉——球员钦佩他，心甘情愿为他吃苦。
从我踢2014年欧冠决赛的表现，你就能看出这一点。在那场比赛前一个月我受了伤，他跟我说过几次：“克里斯蒂亚诺，要是你感觉不好，要让我知道。那会让我很棘手，因为就算你状态只有50％，你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球员。”于是我上了场。我的表现说不上多了不起，但我罚中了点球——那个赛季我在欧冠里的第17个进球，一个记录——我们夺得了冠军。我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我为卡尔洛做出了牺牲。
每个球员都应该谦虚一点，懂得自己在足球上并非无所不知。我总是留神从每位教练身上学习和借鉴。我从这位身上学到一点儿，从那位身上又学到一点儿，因为他们懂，他们比我年长，经验丰富。他们不是来教我怎么打比赛、怎么去踢那个球的，不过你如果够聪明，你会从每位教练那里得到益处，学到很多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事。卡尔洛不断激励球员为他工作，即使最好的球员都能在他手下得到提升。他总是能够激励我。他会说：“邦霸，”——他这么叫我，是意大利语“轰炸机”的意思——“让我们出发，今天你会进一个球，你会带领球队赢下这场比赛，邦霸。”就算我上半场没能进球，中场休息时他也会在更衣室里跟我谈话。“你马上要进球了，”他说，“你的表现棒极了。”每时每刻，他都会带给你信心，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对我的关心。他始终是那么照顾我。这些品质就是每个俱乐部都想要他的原因。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教练。
记者经常问我关于我的教练们的问题。当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拥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卡尔洛和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他们非常相似。他们都缔造了一个家庭，他们是不同类型的家长，但对如何保护你、如何让你施展才华有着相同的理念。战术对他们两位都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即使是卡尔洛也并不那么强调战术的重要，虽然他在意大利工作过。在他来马德里之前，我们都觉得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应该会把一大堆战术训练作为重中之重。但卡尔洛的训练一开始并没有战术内容。他说：“有了这支球队，我不需要很多战术。我只希望用这些球员多进球。”当你有了进攻的意识，重心就从防守训练上转移开了。当然，你仍然要有高质量的组织，但不需要那些已经成了俗套的战术，比如组建防守反击型的球队之类。那不是卡尔洛的做法。有其他球员告诉我，他在别的球队时在战术上抓得很紧，但在皇马这里他并不是那样。
也许这是因为在AC米兰或者巴黎圣日耳曼，他手下没有像皇马这样的球员：技术好，又奋发努力。我认为最重要的在于注意力集中。如果你因为定位球进攻而失球，那和是否专注有关，不是战术。如果有人比你跑得快、比你跳得高，那也不关战术的事。总之，这是关于注意力集中的问题，卡尔洛完全明白这点。显而易见，他做事很有条理，同时也很灵活。如果他没有像皇马这样的球员，也许他会花更多时间在战术上。
卡尔洛和弗格森的风格都是非常家庭化的，何塞·穆里尼奥则有点儿不一样，他比较有距离感。卡尔洛和我们更亲近，更会照顾球员。不过这三位教练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渊博的足球知识。他们三位都非常聪明，都是胜利者，就是这么简单。即使有那么多知识，对他们最关键的仍然是他们建立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懂得只有和球员搞好关系，才会让球员尽心尽力。那就是他们特别的地方。我为最好的教练踢球，和最好的球员搭档，所以我是很幸运的。
你现在知道他在训练场上是个多好的人了。在我看来，卡尔洛在场外也是那种最好的人。当球员累了或者烦了，想多训练或者想放松，他都有第六感。当齐祖（齐内丁·齐达内）在贝尼特斯之后接任，训练内容和卡尔洛的时期十分相似。作为一名球员，齐祖也明白，卡尔洛的训练安排得既有趣味又有效果，所以他采取了类似的方法。齐祖是一个聪明人，他在作为球员和卡尔洛共事、后来又在皇马担任他的助教期间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齐祖在努力营造与卡尔洛在的时候同样的气氛。
卡尔洛爱开玩笑，有时几乎让人生气或者烦恼。有时候他会跟我说：“克里斯蒂亚诺，你明天要休息。”大家都知道我是巴不得每场都踢的，所以我很难受地说：“你在讲啥啊？”他会告诉我必须得休息一下，我们要一张一弛，然后他会说：“你明天三点得休息……但比赛四点开始，你要上场。”他哈哈大笑起来。
卡尔洛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乐，什么时候该认真工作。因为知识和经验，他总是能找到合适的平衡。他是一位睿智的教练，因为他会关心你，总是为了你好。
- 肯·布兰查德（Ken Blanchard）（1939—），美国作家、管理学家。
- 乔治·D·帕森斯（George D．Parsons）和理查德·T·帕斯卡尔（Richard T．Pascale），《巅峰危机》，《哈佛商业评论》，2007年3月号。
- 富时100指数（FTSE 100）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最大一百家公司的股票指数，是欧洲最重要的股票指数之一。
- 数据来自联赛教练协会（league managers association）。
- 比尔·贝里奇克（Bill Belichick）（1952—）美国著名橄榄球教练，从2000年至今执教NFL球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 格雷格·波波维奇（Gregg Popovich）（1949—）美国著名篮球教练，从1996年至今执教NBA球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 当时媒体普遍认为，阿布拉莫维奇对埃梅纳洛的任命，目的是牵制和监视安切洛蒂。安切洛蒂极为不满，曾对英国《电讯报》表示“埃梅纳洛将不会参与执教一线队，也不会参与我们的训练课”。
- 安切洛蒂执教切尔西期间，约翰·特里、阿什利·科尔等球员纷纷传出婚外情的绯闻，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 巴黎圣日耳曼（Paris Saint-Germain）的缩写。
- 欧洲冠军杯（European Cup），欧洲冠军联赛的前身，首届赛事始于1955—1956赛季，20世纪90年代初改组为现在的欧冠联赛。
- 本书中的“罗纳尔多”都指葡萄牙球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罗），而不是已退役的巴西传奇球员罗纳尔多。
- “特别的一个”（The Special one）是穆里尼奥的外号，源于2004年他初到切尔西时面对媒体的自诩。
- 在这里C罗也许听错或者理解错误。安切洛蒂对他的称呼可能是意大利语的“Bomber（王牌射手、进球手）”，而不是意大利语的Bomba（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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