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世界的英雄梦想

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我们都曾自命不凡，也都曾有过专属自我的英雄梦想。我有，阿辉有，王学军自然也有。

尽管王学军没有超能力，没有翅膀，没有金刚不坏之身，掌心射不出蛛丝，就连读书那会儿跟我掰手腕，整个身子趴上来都赢不了我，显而易见，成年后的他也一定拯救不了宇宙，有时甚至无力拯救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但他所做过的那些震撼人心的事，足以把我们拉回现实，让我们那些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英雄梦”无地自容。

王学军先后获得过公安部颁发的一、二、三等功，尤为突出的立功表现是在海地大地震期间。当时他之所以主动请缨前往，完全是出于救战友心切。组织上只给了他三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在这三个小时里，他做了两件事。给远在非洲的亚楠去了个电话，嘱咐爱人在他出发后的第四天再通知他的父母。然后他去了一趟同事家，留下一封遗书，是写给亚楠和自己父母的。这竟是他亲笔写下的唯一一封家书——一封深情的遗书。

作为王学军的老同学和多年好友，我有幸保存了当年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命令》（公奖字[2010]43号），全文如下：

2010年1月13日，海地首都太子港发生强烈地震，正在当地执行维和任务的我8名同志不幸被埋。事发后，根据公安部党委的紧急部署，国际合作局、边防管理局、消防局和物证鉴定中心先后抽调10名同志组成救援组，迅速奔赴海地震区，全力以赴开展救援工作。

工作中，全体同志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怕牺牲、不辱使命，夜以继日、连续奋战，积极协调有关方面，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开展被埋同志救援、遗体防腐处理和我海地维和警队勤务组织、队伍管理、安全防范等各项工作，为顺利完成救援、处置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表彰先进，激励斗志，特命令：给国际合作局政治处主任王学军同志记个人一等功，颁发奖章和证书，并奖励人民币1万元。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

王学军，《留学》杂志2016年第22期封面人物。他早已成为我们全班同学的骄傲，九死一生的他，配得上任何形式的国家荣誉。此外，他还是吴式太极第六代传人，曾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冠军、全美大学生联赛冠军。他还是法国马术一级运动员、北京市保龄球协会副主席。任谁都会惊叹，这是怎样一个开挂的人生？

那年高考结束后，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失去了与王学军的联系。据说那年暑假他得了一种少见的骨科病，但并没有到我母亲所在的医院就医。

好在他很快便被治愈了，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党史系报到。王学军大一就入了党，担任学生会主席和体育部长。现在回想起来，最让我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体育部长”。

中学时期，王学军身体一贯很弱，莫非暑假里那场骨骼病，是某种神秘蜕变？

我们大学毕业那年，是包分配的最后一年，公安部去人挑选，王学军的综合素质很高，首先被选中，进入公安部工作。到了公安部，他很快就被下派锻炼，先是到天津和平区民园派出所干了一年，然后返京，在程亚楠当时居住的那个片区又干了一年半。

下派期间，王学军做过治安和户籍工作，跟着警长白天巡逻，晚上值夜班、审讯、看守，大案要案跟着抓，事事都经历过，接触了社会的边边角角、方方面面。

对于刚刚走出象牙塔的王学军来说，这是一场深刻的洗礼。不仅强化了公安业务知识，更重要的是看清了复杂多样的社会，正面的，反面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众所周知，为保一方平安，公安干警往往没有固定的工作和休息时间，经常需要熬夜，有案子的时候更是几天几夜不合眼。他们要直面歹徒，与各色不法分子做斗争。对于王学军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寒夜巡逻。北方的冬夜，那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直到1995年1月，王学军回到公安部从事公安教育工作。主要是管理工作，负责全国四所本科院校、十几所专科院校、一百多所中专院校。招生、学校建设，都是他主抓。三年的时间，他的工作成绩斐然。当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在公安教育领域培养了自身浓厚的兴趣。这对如今的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其间，他参加过几次一年一度国家教委大规模的招生会，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往来密切。后来，他从专门负责整个公安系统的公派留学工作，到国家教委公派留学服务中心，开始接手各个部委、各省以及公安系统每年公派访问学者的管理工作。渐渐的，他喜欢上国际教育。

1998年，机缘巧合，学军与亚楠久别重逢。两人的恋爱经历其实很简单，没有山盟海誓，没有奢华的馈赠，连个像样的求婚和订婚仪式都没有，他们就在一起了。

亚楠曾经私下跟我说：“不知怎么的，有他在身边，我感觉特安全，特知足，他好像就是我的一个大平台，我就像是在这个大平台上跳舞、表演，无论我做什么，都特踏实，特能安下心来，这让我完全忽略了他是个不懂浪漫的人。”

99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最终选定王学军作为中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国家官方教育交流的第一个人，前往塞浦路斯交流学习。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国，南方完全独立，叫塞浦路斯，北部一半的国土受土耳其控制。整个岛就像一把吉他，从中间划出了一个维和区。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南部和维和区。

那批交流活动一共15人，14人来自欧洲，只有王学军一个亚洲人，其中有3人拿了一等奖学金，他便占了一席。不过这次交流学习时间不长，他只在那儿待了几个月。

从塞浦路斯回来后，他与亚楠完婚。

结婚那天，学军跟亚楠说：“亚楠，你知道中学那会儿我就喜欢你，喜欢得肯为你上刀山下火海，现在我们成一家人了，就像做梦似的，往后啊，我命都归你，少时夫妻我挡在你前面，老来相伴我走在你后头。啥事都听你的，家里财政你统管，给我留口烟抽就行，生了小孩也跟你姓程……”

亚楠感动得背过身去抹泪，半天接不上话，最后竟憋出一句：“你看你哈，大学里英语就一般般，你将来的工作性质，对口语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的，回头我给你好好补补。”

得，他们这是在建立学习型组织。

当年9月，王学军先后参加了公安部的两次考试，最终成为公安部选派赴美留学的13名公安干警之一。那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是法律知识和警务管理。

但这次留学也只为期13个月，也并非学位教育。在美期间，王学军先后在联邦调查局、联邦缉毒署、洛杉矶警局、纽约警局等50多个警察机构实习、观摩和培训，圆满结束学业后回国。

学军回国的时候，亚楠正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巴格达代表处，两口子仍是两地分居。

学军给亚楠打去的第一通国际长途，张嘴便是一口流利的美语，称呼她为“Mrs.Cheng”，官方联络的问候语气。唬得亚楠云里雾里，明明是国内家里的号码，却又像是在跟日内瓦总部通电话。

自此，学军的口语水平终于过了夫人这一关。

世纪之交，学军调到公安部外事局，从事维和工作。起初主要是创建工作，他是最早的核心三人之一（另外两人现已牺牲）。可以这么说，中国派出的维和警察，从第一批到第十二批，都是他亲手批准派出的。

那个时候，中国的维和工作刚起步，诸多难题亟待得到解答：中国政府该不该派维和警察去任务区？派往哪个任务区？派出多少人合适？具体派哪些人去？性别构成是怎样？规章制度如何建？福利待遇如何定？站在国家利益角度来考量，是否有可能被某些霸权国家控制和利用？任务归来如何接机？一旦出现特殊状况，派出人员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

面对这些问题，那时的王学军无法预知，但十年后的他们，几乎解答了所有难题，唯有最后一个是难题中的难题。为此，他们中的有些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2003年10月，学军又被调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这是一次职务提升，主要做综合管理工作。锻炼全面协调能力的同时，他终于获得了公派学位教育的机会。

这次公安部一共选派两人，他是其中之一，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开展教育交流。其间自然免不了严格选拔和考试（雅思和入学考）。2003年年底，亚楠回国，我与学军、亚楠在北京聚首，那时学军的名额已定，但还没走。

值得一提的是，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各大院校也多是秋季入学，只不过他们的秋季是从2月开始，所以大学的Enrollment and Orientation通常都安排在2月份。

尽管2004年的农历春节比较早（1月22日），但学军却要在元旦前后抵达学校安顿一切。这也就意味着，两口子好不容易聚在了一起，却只有一个月不到的相处时间，连春节都不能一起过了。

我当时问学军，这个学位将来的方向和定位是什么？其实当时就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只是受求知本能的驱使，一定要全力以赴去争取这个机会。

后来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现译称改为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跨国犯罪预防硕士，是全球独一份的专业，只有澳大利亚的这所大学有。学费、旅费、论文答辩、毕业典礼，全由澳联邦警察负责为他们安排。

毕业后，学军又去了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总部参观，跟总警监当面汇报，跟当地警察也有工作协调。他的海外警务知识和实务能力因此而迅速提升。

回国后，基于国内跨国犯罪预防这个专业的稀缺性，2006年10月，公安部国际合作局（也就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相中了王学军，将其调到公安部国际合作局，任政治处主任一职。

在国际合作局工作期间，王学军接触大案要案的机会就多了，主要是涉外案件。中国人在海外，或外国人在中国，比如赖昌星案、金三角毒枭糯康案，以及每年红色通缉令的发布，每一个案件都有王学军的深度参与。

当时的国际刑警组织，虽是由中编办划入体制，却一直是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特殊部门，他们一共50多人，在黑龙江、上海、广州、香港都有分支机构。

王学军也正是在任国际刑警一职期间，赶上了海地大地震……

真要命，阿辉起夜，拖着一连串止不住的咳嗽进了卫生间，打断了我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