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陷入热恋的女神

戴安娜陷入了热恋，但她依然以工作为主，有时会连续几个星期见不到休伊特。但她似乎更喜欢这样短暂的分别，因为可以维持感情的新鲜和活力。

不久，我在伦敦中心区的骑士桥兵营第一次见到了休伊特。当时我开车带着戴安娜来到兵营，侍女黑兹尔以社交女伴的身份作陪。几分钟后，一个中尉军官陪着休伊特来迎接我们。闲聊了几句骑术课程后，戴安娜指着我示意说：“这是肯。他接替格拉厄姆，以后会陪我一段时间。”休伊特给我的欢迎略显做作，热情也有些过火。

那段时间，黑兹尔总是带着一个装冷香肠的塑料盒，偶尔会拿来招待在场的男性。当时中尉礼貌地拿了一根看上去令人作呕的香肠，大口地嚼着，休伊特也跟着拿起了一根，我实在不想吃，所以回绝了。中尉不想让那可怕的东西在嘴里停留过久，囫囵吞枣地咽了下去。吃完他近乎哽咽着对王妃说：“请允许我说，夫人，这大概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香肠。”当时我很后悔刚刚没有接受那根香肠，至少它能帮我忍住笑。

随后的几个月，我饶有兴趣地关注着他们的私情发展。休伊特习惯了形影不离的王室护卫，我们在旁边时，他毫不拘束。或许他觉得，我们在场意味着他与戴安娜的关系已经得到官方认可。这一点能给他些许安慰，至少官方认可将意味着他不必担心会犯叛国罪（据说在某些情况下，企图与地位较高的王室家庭成员发生性关系的人会被控犯叛国罪）。

虽不乏骑兵军官的各种癖习，休伊特依然是个讨人喜爱的人。我们彼此间都恪守本分。只要他认识到，我关心的只有王妃的安全，那他的一切疑虑都将烟消云散。戴安娜希望自己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在她最需要爱的时候，休伊特在她的生活里注入了激情和活力，这是她的丈夫无法给予的。

不过查尔斯也不是傻子，他知道妻子和休伊特在搞什么鬼，但他似乎很乐意让他们继续下去。从某种些角度来说，我能理解他的逻辑，如果有人可以让他的妻子快乐，那他就可以少些麻烦。

有了休伊特以后，戴安娜变得更成熟。对王子而言，戴安娜也会更少地干扰自己与卡米拉的来往。后来他说，他是在婚姻破裂无法挽回之后才重拾那段私情的。但我相信，他从未停止过对卡米拉的爱。

起初，戴安娜不愿与我谈论她的婚外情。他们大部分约会地点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栋小屋，那是休伊特妈妈的房子。在从那里返回伦敦的路上，气氛常常有点儿尴尬，我每次都可以感觉到王妃的窘迫。

“没什么事儿，肯。”她会红着脸说。

“当然没有，夫人。”我回答，“不管你说什么。你知道，我只关心你的安全。”

她肯定以为我不是瞎子就是傻子。毕竟，英格兰老屋里嘎吱作响的地板更坦率。

然而尽管藏着、掖着，戴安娜还是差点儿闯出大祸。在返回伦敦的路上，她常常自己开车，有时情绪高涨，不经意间把车开得太快，频频超过最高限速。我屡次提醒她减速，她也只是听一听，但不上心。

一次与休伊特幽会结束后返回的路上，她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前进。后面一辆巡逻车追上来，亮起蓝色闪光灯，鸣响警笛，于是戴安娜不得不靠边停车，羞愧得满脸通红。

“肯，你得摆平这件事儿。”车停下后，她气急败坏地说。

警车在我们后面停下，我从后视镜里看到警车驾驶员钻出汽车，戴上帽子，向我们走来。

“对不起，夫人，”我轻声说，“你自作自受。我警告过你不要超速，帮你掩盖罪行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

交警看到自己拦下了威尔士王妃，也非常惊讶。我从车里钻出来，表明了身份，悄悄地告诉他我不会干涉这件事儿，这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外，至于他如何处理这个情况，完全取决于他。这时戴安娜睁着一双小鹿般无辜的眼睛，羞怯地歪着头走下车。交警本来完全有权上报她的行为，但只给了她一个礼貌的训诫。身为威尔士王妃自有它的好处，她只收到一份口头警告，被嘱咐以后开慢点儿。最后由我开完剩下的路。虽然用不了多久，她又会回到迷恋开快车的老路上，但至少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注意到她的驾驶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

那些日子里，媒体并不了解王妃与休伊特的感情到了何种程度。我们的保密工作也做得相当好。戴安娜逐渐认识到，与我合作比与我对抗更容易。虽然关于我对她的婚外情了解多少，我们没有正式讨论过，但她也比以前更加安心。简而言之，她开始信任我。

休伊特的妈妈雪莉·休伊特（Shirley Hewitt）在德文郡有个家，即谢林舍，后来被媒体明确地称作威尔士王妃和其马术教练詹姆斯·休伊特的“爱巢”。

那天晚上，碗碟在厨房里叮当作响，我正在准备托斯卡纳大餐，舒适的小屋里弥漫着大蒜的气息。我既是厨师又是保镖。王妃和她的情人坐在沙发上，喝着从查尔斯王子的海格洛夫庄园地窖里偷来的自制的橙味伏特加。这是他们最安全的一处隐蔽所。那一整夜都在狂欢，我做的晚餐给他们打足了气，王妃把她那份吃得精光。她开心得忘乎所以，虽然只是暂时的，但这份满足似乎消除了自她成年以来——特别是结婚以来——就一直困扰她的贪食症。

午夜前后，我与休伊特打到最后一把牌时，王妃走进厨房，撸起袖子，开始清洗如山的锅碗瓢盆。洗完后，她走出厨房，宣布休息时间到了。一眨眼的工夫，她就和休伊特走上摇摇晃晃的楼梯，走进主卧，留下我和雪莉一起喝睡前饮料。我的小窝通常是一张行军床或沙发，远远没有这场家宴的其他人睡的床舒服。晚上我蜷在一块毛毯下，感慨自己的生活多像一场梦。

早上戴安娜总是最后一个醒来。8点30分左右，雪莉已经在厨房准备早餐，休伊特让王妃在他的床上安睡，然后自己过来帮忙。最终，戴安娜会披着一头乱发，穿着宽松的套衫和紧身牛仔裤出现，她的早餐只需要几口烤面包和一口滚烫的热茶。

她总是热衷于与休伊特独处，并且会迫不及待地让他带她去骑马或散步。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巴德利索尔特顿的卵石海滩和伍德伯里公地的荒野。因为在那些地方，她几乎不可能被人认出来。

我可以确定，若是只待在家里，休伊特肯定会很高兴，但王妃会坚持一起出去。这是她感觉“正常”的生活方式之一。倘若是在伦敦，她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四处溜达。在德文郡乡下，只是做一些正常的事情，譬如与情人一起散步而没有我跟着，就足以让她感觉良好。当然，他们一起出去时，我们三名护卫中至少有一人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我能体会到戴安娜对独处的渴望，所以在不危及她安全的情况下，会最大可能地满足她。但他们需要带一台警用对讲机，随时与我保持联系，这差不多是我们退让的极限。

随着恋情的发展，王妃和休伊特越来越肆无忌惮。我常常警告戴安娜要小心谨慎，虽然我保证会尽全力遮掩她的行踪，但她必须前后保持言辞一致。如果被迫撒谎，那必须将谎话说得尽可能接近真相。她接受了我的建议，会事先打电话给休伊特的母亲，请她转接电话，或者使用某种形式的暗语，有时甚至装成伦敦东区的口音。然而，一个计划越复杂，成功的概率越小。戴安娜第一次用假名时，雪莉完全糊涂了。她拿起电话，听到有人用奇怪的声音说要休伊特接电话，显然是一个女人。雪莉问她是谁，王妃说是“朱莉亚”。从那一刻起，戴安娜变成了“朱莉亚”，海格洛夫庄园成了“洛伍德”。

从秘密和安全角度讲，这种方法极为成功。虽然媒体听到过流言，但从未有一张照片或其他确凿证据出现（直到休伊特本人决定说出一切），这主要归功于所有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戴安娜一直害怕被媒体发现。她甚至警告我，如果媒体真的发现什么，我必须为她掩饰。我向她保证自己会竭尽全力。但我总是禁不住想，她表现出的是一个奇怪的双重标准：一方面私下里痛斥丈夫的婚外情，另一方面拼命掩盖自己的罪行。也许，这只是因为她不想给查尔斯占领道德高地的机会。但她也可能就此失去理智，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在我看来，休伊特在戴安娜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无疑得到了查尔斯王子的默许。1988年11月，休伊特收到王子40岁生日宴会的邀请，他此前所有的担心一扫而光。他一直害怕因为与英国王位继承人之妻有私情而被判罪，但他现在发现，王室里那些知情人就算不喜欢他，但也认可了他的存在。他开始越来越放纵，戴安娜也表现得愈加满足，然而内心深处，正如她所言，她感到她和丈夫都有见不得人的关系，但为了国家——至少为了王室——他们不得不继续活在这个谎言里。

戴安娜和休伊特在他们的关系中永远不可能维持平等。休伊特似乎总是缺钱——这在一支“时髦”部队里并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人们普遍认为，军官理应维持高水准的生活。有一次休伊特表示自己需要买辆新车，看中了特威尔，但部队薪水不够，戴安娜随即决定给他足够的钱帮他买下这辆车。我直言这样做是不对的。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休伊特先暗示需要，再从王妃手里接受这样一笔钱，这个做法也许与一个军官身份不符。不过我感觉最重要的是提醒这场交易可能会导致的后果。如果她暴露了，不仅媒体会大做文章，王室也有了枪支弹药去支援查尔斯王子，甚至可以将此误认作王妃给情人的封口费。但戴安娜是非常固执的，她认为是我太过敏感，然后从银行里提出1.6万英镑现金，放在一只公文包里，交给了休伊特。

在我看来，戴安娜决定资助情人的日常生活的决定，不仅减少了她得到个人幸福的机会，也让他们的关系更容易被发现。

这场婚外情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哈里王子的生父——在她死后多年的今天依然争论不休，戴安娜生前对此很是愤怒。与查尔斯王子分居后，她公开承认她与休伊特有染，但王子的一些朋友不断风传哈里可能是休伊特的儿子。他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既为他们对这样一对没有还手之力的母子的无端指控，也为他们的数学水平。我曾和戴安娜谈过这件事，看到过她为此流下的眼泪。虽然她不在意那些人的言论，但任何人把矛头指向她儿子，都会深深地刺伤她。我现在就可以驳倒那些鬼话。首先，日期就不符，哈里生于1984年9月15日——有记录可查。戴安娜直到1986年夏才结识休伊特。造谣中伤者最喜欢引为“证据”的红头发当然是斯宾塞家族的特征。不管是谁，如果曾看过（比如说）戴安娜的姐姐珍妮年轻时的照片，都会一眼看出来。

在我们的谈话中，戴安娜承认：“我不知道丈夫和我到底是如何有了哈里的，虽然那时他已经回到他的女士身边，但我们确实有了孩子。”我相信她。

这段婚外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戴安娜有所帮助，她的朋友、支持者和最忠诚的助手再次看到了王妃过去的影子。她依然恪尽职守地努力工作，却多了一种从容的气度，开始直面她的恶魔。

查尔斯和戴安娜之间有一条心照不宣的协定。工作日期间，王子很少来肯辛顿宫，周末则由两人轮流使用海格洛夫庄园，一方在时，另一方就不在。

休伊特也成为两地的常客，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的抵离被相机拍到。他会留下过夜，甚至会加入威廉、哈里与我在泳池边的打架游戏。有一次，我们将戴安娜扔进泳池，激起了巨大的水花，逗得她开怀大笑。这大概就是她渴望的快乐。平日里她的工作负担很重，一周至少三天有活动，这意味着她不能和休伊特见面，我也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毕竟每次出访都需要一次安保勘察，事后还要给王妃写一份报告和介绍。

10 在不安中寻找慰藉

查尔斯从未停止对卡米拉的爱，并为此拒绝接受戴安娜。在我成为王妃的保护官时，厌倦了这一切的戴安娜已被推到其他男人的怀抱里。按她的说法，早在次子哈里出生前，查尔斯就已经回到了卡米拉的身边。后来，在为莫顿的图书秘密录制的谈话中，戴安娜重复了她在马略卡岛的游泳池边向我吐露的话：“哈里出生后，我们的婚姻就结束了，一切努力付诸东流……那时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他的女士身边，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们有了哈里。”在戴安娜看来，在一个已经存在致命缺陷的婚姻中，王子对她的拒绝是最后一道无法修补的裂痕。

查尔斯王子可以对他的妻子视而不见，但其他人——年轻富有、出生优越、有权有势的帅气男人——却迷上了这个天生的尤物，迫切地想代替查尔斯在她感情中的位置。戴安娜也很享受这些男人对她的追捧。随着婚姻状况的恶化，卡米拉似乎加紧了对查尔斯的控制，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地需要放弃。戴安娜从未停止对爱的渴望，她一心想找到幸福，而丈夫已经清楚地表明不需要她，这也让她的出轨成为一种必然。

她转而寻找的伴侣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名人。那些男伴差不多出自一个模子，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点——耐心。他们无一例外地英俊，公学出身，生活不一定富有，但大多为绅士。他们桥牌打得马马虎虎，喜欢陪她看电影或者在雅致的餐厅吃饭，闲聊——空谈几小时的能力——似乎是他们的专长。他们还得知道如何取悦王妃，也都给她起了绰号，吉尔贝叫她“温香软玉”，不过叫得最多还是她儿时的绰号“杜赫”。

戴安娜和萨拉。

戴安娜告诉我，她婚前的早期追求者通常都是被她已婚的姐姐莎拉·麦科克代尔夫人（Lady Sarah McCorquodale）抛弃的失意者，她喜欢把他们当成孩子照料。事实上，与年轻的戴安娜约会的好处之一就是有人给你洗熨衬衫——这是单身汉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她经常和我拿此事说笑，承认她对生活要求不高，只想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也许这些话里有几分真诚，但是我所了解的戴安娜更沉迷于不平凡的生活带给她的刺激。

戴安娜确实喜欢照料那些男伴。她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受益于她的着装品位——和她的钱包。其中一两个，比如她自己公开承认喜欢的休伊特，有幸得到她“从头到脚的装扮”，这些账单也都由她支付，这一点对于永远缺钱的休伊特来说，是个莫大的好处。

这些事情产生的结果非常奇怪。一开始，他们看上去不像一个“戴安娜男”，但几周之内，这个克隆过程就大功告成。我经常设想，她倾慕的这些男人，休伊特、吉尔贝、菲利普·邓恩（Philip Dunne）、大卫·沃特豪斯（David Waterhouse）、罗里·斯科特（Rory Scott）……如果排在一个嫌疑犯识别组里，你将很难把他们区别开来。所有人都是大个子、体型相似、同样的衣着、同样的言谈、同样的品位、同样的朋友圈子，甚至有同样的习气。他们也许稍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一点儿都不像她一本正经的丈夫。查尔斯王子不仅比戴安娜大12岁，而且行事举止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老。

1989年初，双方阵营间的战线已经分明，威尔士夫妇的家不再是弱者能待的地方。可能在外面的世界看来，皇家花园的一切都是玫瑰色的。但实际上，这里的鲜花已经枯萎，甚至凋落——留下的只有尖锐的荆棘。一些王室圈外的机敏的评论家已经感觉到，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关系出了大问题。

虽然没指明王子和王妃各自情人的名字，但诸如《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这类大报都登出了猜测性的文章。它们推测，与古往今来的王族妻子一样，戴安娜接受了王室对包办婚姻的传统选择。在这样的婚姻中，只要丈夫不张扬并且顾及他的王室职责，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率性而为。这些文章等于是说，她甘心接受了一个业务关系。然而实际上，他们错了。戴安娜一直受祖母芭芭拉·卡德兰（Cartland Barbara）的爱情小说的影响，从未停止过追求真爱。她不能理解丈夫的冷漠与残酷。或许追求浪漫的戴安娜没有错，但她生活圈里的现实主义者让她相信，追求那样的理想必会导致失望和痛苦。

这一时期，她与情人休伊特的感情开始减退，与媒体的关系也开始降温，约克公爵夫人萨拉（Sarah）逐渐成为媒体新宠。事实证明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因为蜜月不可能也不会持久。不久后，戴安娜称其为“红头发”（萨拉则不屑地将戴安娜称为“黄毛”）的妯娌萨拉也失宠了。三年前，她的到来对王妃来说可谓喜忧参半。一开始，她把这个外向的萨拉当成同盟和朋友，但是当戴安娜开始将萨拉看成对自己声誉的潜在威胁时，她们最初的亲密关系结束了。两个女人都不喜欢来自对方的竞争压力，尤其是在媒体报道方面。如果一方觉得媒体更关注另一方，对另一方更友好，两人都会相当愤怒。戴安娜甚至会故意安排与萨拉有冲突的活动，与竞争对手抢风头。但一些充满恶意的媒体总是热衷于刊登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的关系，这让她既愤怒又困惑。她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记者会喜欢写这些该死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单独在一起时，王妃会向我倾诉她的感受。“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靠这个挣钱。”我会向她解释。但那些记者写的实际上只是真相的一个程度略有不足的版本。如果他们刊登出真正的故事——婚外情、不和等——那才是真的热闹。对公众，对许多记者和评论员而言，她依然是王位继承人的妻子、两个乖孩子的妈妈，是除了王太后之外最受欢迎的王室家庭成员。

我很快就明白，继续掩盖真相是不可能的。但就目前来看，随着戴安娜不断地用微笑征服世界，公众依然相信这个关于王妃的美丽神话。王妃自己不断加深的痛苦也促使她从那些更可怜的人身上寻求安慰，她同情病人和穷人，一心渴望分担他们的不幸。然而，随着那些报纸专栏作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她时，戴安娜开始被看成一个不愿支持丈夫的女人，这同时意味着她不能再依赖于媒体宣传。

戴安娜本能地意识到，如果想在这场公众之战中取胜，公然反对王室，尤其是查尔斯王子和萨拉，她必须将她的公共形象从时装黑马转向慈善工作。更重要的是，她深知帮助社会底层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这不仅可以提升她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形象，也能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1989年，陪查尔斯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这一转变很快显现出来。甚至早在访前勘察之前，她就坚持正式的活动应包括在首都雅加达市郊斯塔娜拉一家麻风病医院的访问。

那家医院迎接戴安娜的是一幅地狱般的景象，就像《旧约全书》里15世纪的法兰德斯原始绘画家绘出的一幅的阴郁场面。病人们病变的皮肤显得尤为恐怖，但他们依旧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可怕的消耗性疾病，这让她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其他随行人员再也看不下去，惊慌地走开了。而戴安娜似乎受到了触动，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引起世界对这种疾病的关注。在大部分西方人眼中，这是一种属于圣经时代的疾病。王妃配合地与他们合照，没有任何私心，她了解与这些受害者一起拍照的效果。

这些照片确实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她开始支持防治麻风病的事业，让这种病获得了世人的广泛关注，资金也开始涌向与麻风病有关的慈善组织。

戴安娜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体现在她的婚姻上。随着查尔斯对她的态度冷到冰点，她对慈善工作的热情也达到新高。此前，记者还将目光聚焦在她的外表和衣着上，现在，他们开始在报道中使用“热心的戴安娜”一词。

11 我是人道主义者

1989年3月，王子和王妃正式出访迪拜。

迪拜是组成阿联酋的众多小酋长国之一。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威胁要“收复”南方邻国科威特时，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开始升温。

我们出发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建议查尔斯王子不要参加那一场沙漠马球比赛，因为军情六处警告近期有来自伊朗极端分子的刺杀威胁。（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已于前一年结束，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在冲突期间给予伊拉克的支援，许多伊朗人依然耿耿于怀。）在此背景下，王室一行人全都情绪低沉，王子的保护官科林和我都明白必须要提高警惕。最终，王子退出了比赛，整个下午都待在戒备森严的酋长宫里。那些付了200英镑来观看他打球的观众表达了他们的不满。王子的决定也惹恼了迪拜统治者拉希德·阿卢·马克图姆（Rashid al-Maktoum）酋长，他指责英国政府反应过度。迪拜礼宾大臣胡迈德·本·德拉（Humaid Bin Drai）愤怒地评论说：“你们的王子在我们这里万无一失，我们没发现对他安全的威胁。真不知道英国政府从哪里弄来的情报。”

尽管酋长有所不满，但他依然很热情。他在听说王妃的返程航班推迟了两小时后，表示实在无法忍受让她如此不便，便让自己的私人大型喷气式客机载她回国。没用多长时间，漆着红白迪拜旗标志的大型波音747客机就做好了起飞准备，我们于次日黎明回到了希思罗机场。租一架大型飞机需花费数万英镑，相比之下，一张返程头等舱机票只卖969英镑。

虽然私下里，王子和王妃形同路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依然上演着感情和睦的戏码。出访匈牙利亦是如此。但令人惊讶的是，媒体也心甘情愿地被王宫牵着鼻子走，着意报道查尔斯和王妃表面上的融洽相处。也许是他们也被匈牙利的浪漫氛围所感染。

作为完美的演员，戴安娜可以继续她的表演，但从个人立场出发，她绝不会容许自己活在谎言里。她甚至已经做好准备凭个人能力占据中心舞台，开始自己的独角戏。同时，她也知道她的公众形象所拥有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帮助改善受苦受难者的处境。

对王妃的成就的任何评价中，她在帮助防治艾滋病方面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她最大的成就。她唤起公众对这种可怕疾病的关注，推动人们对艾滋病人的理解和同情，甚至消除了艾滋病可经一般接触而感染的错误看法。仅凭一个握手，她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有名望的医生召开的上千场新闻发布会。戴安娜了解自己的力量，渐渐地，帮助世界各地的艾滋病人几乎成了她的信仰。她感觉自己有义务去帮助这些人，哪怕这是一场危险的运动，还会招致王室内部的高级成员的批评。

有一次，王妃在白金汉宫晋见女王后，我们驱车回肯辛顿宫。在路上，王妃突然流下了眼泪，她坦言自己在女王面前一直非常紧张，开始她还相信女王陛下是她坚定的支持者，但现在整个王室都把她看成一个巨大的麻烦，以至于菲利普亲王都认为他们需要小心应对她。实际上，此时的她已经成了王室背上的芒刺，她的光芒盖过了包括丈夫在内的王室其他人，这让查尔斯也深感不安。在这个一般公众对艾滋病还不甚了解的时代，戴安娜把消除世界对艾滋病的偏见当成她的使命。女王及其顾问们一直对此深为担心。他们觉得，所有的王室家庭成员，尤其是王室继承人的妻子，应该远离是非漩涡。也许在他们眼中，王室的职责无非是探望老人、参观学校、为工厂开工或轮船下水剪彩、在医院对着婴儿或病人微笑，或者去国外进行皇家访问，而成为艾滋病人的支持者这一步则迈得太大了。艾滋病是一个危险的领域，王宫相信，戴安娜涉身其中可能会反过来伤害到温莎王朝。

伤心的王妃需要我安慰的情况并不鲜见，她有时非常情绪化。然而这一次哭泣的理由却十分充分。会面期间，女王表示说虽然欣赏她在宣传艾滋病时的勇气和信念，但她认为这做法并不明智。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她担心戴安娜她有可能陷入这项事业不能自拔，再继续下去，她将只会被看成“同性恋瘟疫”的支持者。这也是当时许多人对艾滋病的观点。

与女王的会面结束后，戴安娜垂头丧气地走到白金汉宫前院，我正在那里等她。她抽噎着对我说：“女王不赞同我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做法。”然后愤怒地接下去：“那个该死的家庭，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所有人都认为我做的是错的。”我试图说服她。毕竟，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受到了某些评论家的攻击。随后她开始冷静下来，我告诉她，我，还有许多人都认为她为同性恋群体和那些感染艾滋病的人做的事儿非常了不起，但她对这个问题也许会判断失误。但她什么话也听不进去，陷入愤怒和沮丧中的王妃执意要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但是不管王室持什么态度，戴安娜依然带着热情继续艾滋病运动，没人能左右她前进的方向。但她执着过了头，即使是在有充足的理由需要她缓和一下的时候，也没人能让她停下来，连王室也不能。有一次，她对这项事业的热情投入差点儿伤及自身，而那正是女王可能已经预见到的反噬方式。

伦敦东区有一家已经改造为临终艾滋病人疗养院的医院，事情就发生在访问该医院的期间。

在戴安娜访问时，该医院所在的贝思纳尔格林区的地方性国民保健资源正遭到大幅削减，当地居民被激怒了，因为“普通”疾病治疗的等待名单越拉越长，而王妃却在用她履行公职的时间去安慰艾滋病人。一群愤怒的民众聚集在伯利恒医院，等待戴安娜的到来。

我们驶向医院时，我在对讲机里听到现场的警察报告说现场很紧张。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预料形势不会失控，但为了避免麻烦，我想到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可以缓和拿着横幅标语聚集在那里的群众的敌意。我从座位上转过身，向王妃建议说，我们可以对当地的老人院也做一次短暂访问。她的侍女安妮·贝克威思-史密斯（Anne Beckwith-Smith）此次与我们同行，她赞同这样做，但戴安娜此时牵挂的只有一件事。

“肯，”她坚定地看着我说，“疗养院里的那些可怜人身上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我们得做些事阻止这个疾病的传播，或者为他们找到某种疗法。”我同意她的说法，但依然恳请她为缓解敌意，与老人们也待上几分钟。但王妃显然对此有点儿恼火，一句也听不进去，好在那些抗议者表达了意见后，不久就离开了。

在与艾滋病人打交道时，王妃有着惊人的天赋。她真诚地慰问他们，从没对他们残缺的肢体和枯槁的身形皱起眉头，反而对他们的苦难深表同情。病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对他们而言，美丽可爱的威尔士王妃的一次访问是活下去的动力，我相信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事儿确实发生了，不管听上去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不管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持何观点——我得承认，在艾滋病知识尚未普及的那些日子里，我对艾滋病人也是既同情又恐惧，并且尽量避免与他们打交道——没有人会不钦佩戴安娜的勇气和坚持。她全身心地相信她所做的一切，但更重要的，她确实改变了世界。她揭开了憎恨同性恋的偏执狂的真面目，堵住了无知者的嘴。我并不完全同意她在艾滋病问题上的立场，因为我觉得，从鳏寡孤独到生病或被遗弃的儿童，世界上还有许多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公正地说，尽管还没有哪个需要帮助的事业像艾滋病一样吸引了戴安娜那么多的关注，她依然尽了最大努力来确保她的时间和影响力分配到更多的事业上。

可悲的是，艾滋病依然是一个杀手。普通人现在对这种疾病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戴安娜。虽然那时我还很保守，但我也得承认，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她无疑在推动对这种疾病的正确认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她也向许多艾滋病人表明，他们没有被遗忘。她给人以希望，在一个怀疑论者充斥的世界上，她证明了友善和同情并不是徒劳，也不会被忘却。无知对某些人是福，但面对疾病，王妃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态度。

当然，顽固不化者大有人在，并且他们总是率先发难的人之一。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王妃支持受害者的事业，不是因为她想帮忙，而是因为她自己也是受害者。尽管这话远非全部真相，但里面依然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可她的反对者偷不走她的成就。她让世界看清了这个人间灾难，也让人们重新反思对它的态度。她不是孤军奋战，也不会这样声称——许多人都在为提高艾滋病意识的事业中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但她是公开支持那项事业的第一人，并将她巨大的媒体影响力全部奉献给了它。

女王确实曾敦促王妃要平衡她的公共职责，她也许自有她的道理。那时候，我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想让戴安娜理解什么——即她与这个疾病的联系，必然会降低王室家庭在公众眼中的声望。当时，艾滋病还被看成一种自找的瘟疫，是对滥交的男同性恋和妓女的惩罚。但我相信，王室没能理解戴安娜真正的奋斗目标，也没能预想到她能够造成的影响。戴安娜是同性恋的支持者，正是因为同性恋不再安全，她希望伸出援手。除非确定双方都没有感染，否则任何没有保护措施的性活动都不安全。公众对艾滋病人的看法多半是轻率的，而戴安娜知道，她的影响力至少能让很大一部分人放弃或者重新思考这种偏见，理解滥交人群所面临的危险。

戴安娜经常说自己永远都不是赢家。如果她想有所作为，就会受到指责，但如果什么也不做，也会受到批评。雪上加霜的是，在那次被女王接见的同一时间，她还遭到外祖母弗莫伊夫人鲁思（Ruth， Lady Fermoy）对她衣着打扮的言辞激烈的批评。弗莫伊夫人做了一辈子侍臣，是太后的密友。那天王妃穿了一条新买的紧身裤，当弗莫伊夫人看到她走进王宫时，大为震惊，甚至当面指责她，骂她荡妇。戴安娜觉得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理解她。在回肯辛顿宫的汽车上，她哭诉着她受到的“两面夹攻”。我对她充满同情，但除了说几句能想到的安慰话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一个警察，即使是那些身负王室保护职责的警察，都没有资格质疑高级侍臣，更别提质疑君主本人了。

戴安娜对争议性问题的参与不会止步于麻风病和艾滋病。生前最后一段时期，有人指责她干涉政治，说她在反地雷问题上的立场将王室家庭拖入危险的政治领域。对戴安娜而言，地雷问题是另一个艾滋病。地雷以前是（现在还是）人类的灾难，是导致无数无辜者死亡和伤残的原因。只要她高调地公开反对它们，那么世界将会考虑禁止地雷的使用。她不在意地雷对训练不足、装备不良的军队而言，是不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地面部队防御武器，也不在意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它们都必须被清除、被禁止。她不能理解那些质疑她逻辑的人。在她看来，如果有一个孩子被地雷炸断一条腿，解决方法很简单：禁止地雷。这似乎很天真——军队、武器生产商、军火商等的公开反对就在意料之中——他们关注的是生意。而在戴安娜眼中，亿万美元的军火交易不值一提。在她去波斯尼亚和安哥拉区公开访问期间，她很困惑自己为什么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她宣称：“我不是政客，我是人道主义者。”她希望被人记住的正是这一点。

“人道主义者”一词正是戴安娜本质的体现。她相信自己可以让人类变得更美好，并一直努力改善我们的觉悟和精神，虽然最后命运突然从我们身边夺走了她，但那并不意味着她失败了。戴安娜让我们有了片刻自省，不管那一刻多么短暂，她的生活依然是有意义的。

12 奉献者与开创者

表面上，王室要员都不赞同戴安娜那些占据媒体头条的公益活动。但实际上包括查尔斯王子在内，他们都羡慕戴安娜所引起的正面关注。自她去世以后，王室也经常效仿她生前的做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有些评论员指责王妃自私地利用病人和孤苦无依的人来提升她的形象，这样的指责既不公正也不真实。我非常清楚，其实许多时候，她宁愿待在家里陪儿子玩耍。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她非常清楚她的职责，对那些为了见她常常等上几个小时的普通人，她有强烈的责任感，她不愿让任何人失望。戴安娜从小就希望帮助那些比她不幸的人。她是天生的奉献者，在婚后前几年，她还没有将愿望付诸实践的信心。直到80年代后期，她才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潜能。

已故的巴兹尔·休姆（Basil Hume）红衣主教和王妃志趣相投。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戴安娜甚至一度考虑过改信天主教。她曾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坦言，对于听她忏悔的神父，她会是个有趣的话题。也许，我这个回答太过肤浅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她没有加入天主教会的唯一理由，是担心此举会引起王室的强烈反对。讽刺的是，王位继承人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的禁令很可能是查尔斯王子登基前采取的改革举措之一。

日间护理中心位于伦敦中心区维多利亚大街附近的卡莱尔大街上。1989年9月，红衣主教休姆邀请戴安娜做一次私人访问。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无家可归的残酷现实。天主教会开办的这个照管中心设在一间巨大的地下室里，那里有厨房、桌子，而且有取暖炉。访问那天，我安排两名穿着破衣服的警察到下面负责安保。由于这是一次慰问探访，我们很难把人一个个拦下来检查。9月11日，王妃和我到达的时候，他们已经就位。大部分护理中心的景况都令人唏嘘，他们属于被社会抛弃或遗忘的人，其中有许多人沉湎于毒品或酒精，或者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以前从未有王室成员做过任何类似的事，所以当王妃走下汽车，见到等在中心外人行道上的红衣主教休姆和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修女时，她自然有点儿忐忑不安。

戴安娜那天抛开了她的设计师服装，穿上了牛仔裤和运动衫。在护理中心结束见面的礼节后，我决定让她自由行动。她开始自在地与这些人交谈，讨论他们的生活条件、衣食住行以及各种琐碎杂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王室成员会考虑做这样的探访，但自那以后，查尔斯王子跟上了戴安娜的步伐，这一点值得肯定，威廉和哈里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她，王室将永远不会参与到这类事业中去，她无疑是一个勇敢的开创者。如果她只是衣着光鲜地在王室活动中展现魅力，并且对丈夫言听计从，她的生活会舒适得多——受到的批评也会少得多。但戴安娜不是这样的，她想对身边的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她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学习的欲望完全弥补了正式教育的不足。

在护理中心，她直接坐在那些不幸的人中间，和他们交谈。警察和这类人打交道一向是不愉快的，但看到工作中的戴安娜，我的担心消失了。她虽然出身优越，但依然尽可能去体会这些人的处境，理解他们的难处。几分钟之后，人群中怀疑的目光也随之消失，那一刻，这些潦倒落魄的人似乎忘记了她是谁。

虽然我决定让她无拘无束地融入这个团体，但我依然跟在她身边以防不测。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有一个红脸汉子突然想要顶撞她，他对她喷着酒气，开始了自己的长篇大论：“像你们这样的，来这里待上半个小时没问题。你试试住在大街上……”

我正准备把他赶走，戴安娜示意我不要插手。

“没问题，肯，我很好。”接着她毫无畏惧地直视他的眼睛，回答说，“对，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样才能尽我所能地提供帮助。”

这句话赢得了周围人的赞同。但他确实说出了一个令王妃担心的现状。回肯辛顿宫的路上，王妃依旧为那个红脸汉子的话苦恼着。

“也许，他是对的。”她反复思量后轻声说。

我努力让她心安：“夫人，你要相信自己。跟着直觉，你不会走错的。”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真诚地说：“从今以后，这就是我想要参与的工作。如果我可以为这样或那样不幸的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那世上就有我的一席之地。”

接下来几年里，随着她努力在世上留下人道主义标记，那句话成为一个她不断重申的主题。她很清楚，人们也许将她这样的行为误认作宣传手段。但真相远非如此，她的许多访问都是私下进行的，在没有镜头对着的时候，她投入的精力更多。后来她也曾多次回到那家日间护理中心，还带上两个儿子。她打定主意要让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王子们理解那些人的不幸。

1989年12月，《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报道了王妃向“奉献”的转变，还称“一些人开始将她说成圣人”。当她私下里再一次向我描述自己的计划时，我引用了那篇刊登在《名利场》上的文章，奉劝她多加小心。虽然她形容那篇文章很“愚蠢”，但那期杂志在她的肯辛顿宫客厅咖啡桌上待的时间，无疑比其他大部分杂志都长。

13 燃烧的芭蕾舞之梦

英国皇家芭蕾舞学校每年收费两万英镑，环境优美，处处散发着历史的气息。这里的孩子们和儿时的戴安娜一样，梦想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明星。然而，戴安娜个头太高，没能实现梦想，但她还是想看看这所学校。她派我和她当时的侍臣帕特里克·杰弗森（Patrick Jephson）为两周后即将进行的访问做一次访前勘察。勘察是访问前对活动场所的调查和安保影响的评估——是我们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种时候，由于保护对象不在身边，工作要简单得多。

白屋分校位于伦敦西区，周边是风景如画的里士满公园。我们获准进入学校内厅，一个娇小而优雅的女士在那里迎接我们，她用相当夸张的口吻说：“恭候诸位。请进。”

来人是白屋分校的董事梅尔·帕克夫人（Dame Merle Park），她曾是皇家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在弗雷德里克·阿什顿（Frederick Ashton）的《灰姑娘》（Cinderella）里扮演仙女，一直跳到70年代中期。有专家认为这个角色从未被超越过，其他舞蹈演员也羡慕她的天赋和乐感，但她显然不觉得她的天分有什么特别。她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这话有点儿老套——即使在罂粟地里跳舞，我也同样会感觉快乐。”这是个不屈不挠的女性，她娇小的身躯中隐藏着坚强的意志。当真切地看到她本人时，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她说过那样的话。

“王妃殿下来我校访问，是我们的荣幸，我非常高兴。每个人都非常激动。”她热情地说。

结束了见面礼节，我们继续勘察工作，沿着王妃将要经过的路走过去，确保她到访时不会遇到一点儿意外。

“我提议首先介绍王妃认识我们学校的创办人及校长——妮内特·德瓦卢瓦（Ninette de Valois）夫人。”她说道。

又是芭蕾界一个伟大的名字，1914年，妮内特·德瓦卢瓦首次登台，20世纪20年代与佳吉列夫（Diaghilev）一起巡回演出，成为英国芭蕾舞的先驱之一，也是卓越的舞蹈设计教师。帕特里克立即开始事无巨细地记录，以便起草一份全面的报告汇报给王妃。

“我们会走过音乐厅，音乐指导布莱克福德（Blackford）先生将在那里给一年级学生上一堂实用的音乐课。”她说着，猛地推开厅门，让我们的进入显得富有戏剧性。

“接着我们走过图书馆，王妃会在那里看到孩子们跟着约翰先生阅读。然后走进巴甫洛娃排练厅，再走到四年级和五年级上课的地方，阿纳托尔·格里戈里耶夫（Anatole Grigoriev）先生教授的五年级学生将在那里参加法语口试。”

这时，我和帕特里克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梅尔夫人认识到这两个愚蠢的男性客人可能误解了她的话，冷冰冰地说：“那么，先生们，也许我该换个说法？”

两周后，我们与王妃来到这里，顺利完成了访问。

王妃非常快乐，美丽的脸上始终带着欢愉的笑。我说的不是礼节性的那种，而是发自内心的。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渴望跳舞的女孩。

戴安娜认真对待她的所有赞助活动，对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尤为热心。即便到了1993年12月，她放弃大部分事业退出公共生活，但依然是这项慈善事业的赞助人，也许因为芭蕾舞是她儿时的梦想。

1989年12月某个晚上，我们离开肯辛顿宫，经过一小段车程，来到肯辛顿公园11号一幢正面刷得雪白的漂亮官邸。这是法国大使的住处。王妃情绪高涨，她尤为期待当晚特别安排的一场半小时的表演。

“我等不及了。”她激动地说，“戈林（Gorlin）先生告诉我，这会是一场优美的表演。”

我热爱歌剧和古典音乐，但得承认，我对芭蕾没什么感觉。王妃却对芭蕾情有独钟，她为自己是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赞助人而感到荣幸。随后在大使官邸的漂亮餐厅参加完简短的香槟招待会后，她优雅地坐回了主桌座位。

当晚的活动之一是抽奖，它将在拍卖之前进行，由高里伯爵（Earl of Gowrie）抽取。王妃很少带现金，所以我像往常一样买了几张抽奖券，一些给自己，另一些留给王妃。直到高里伯爵念到我的名字，我才注意到自己得了二等奖。我曾一心指望获得一瓶中档葡萄香槟酒，却惊讶地得知二等奖的奖品是一次免费的马来西亚豪华游，我很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奖品。王妃对我的好运（和要不要接受它的窘境），忍不住笑出了声，然后穿过人群来到我身边。“你可以随时带上我，肯，”她轻声说，“我不反对有一个快乐的假期。”

一阵犹豫后——唉，谁不会想一想呢？——我决定把奖品让给王妃，这样它就可以成为拍卖会上的拍品之一，从而为这场慈善活动募得更多资金。回家的路上，我们都非常开心，王妃为晚会的芭蕾表演而激动，我则沉醉在我的好运里。但几周后，我听说大使的华丽官邸被大火烧毁，那场晚会成为在那里举办的最后一场盛事。

艺术品交易商阿德里安·沃德·杰克逊（Adrian Ward Jackson）是皇家芭蕾舞团理事。他是戴安娜的老朋友，也是艾滋病应急基金副主席。他们正是通过这个慈善基金结识的。考虑到公众对艾滋病话题的禁忌，她一直努力给艾滋病“去妖魔化”，并为此对这个阿德里安本人也未能幸免的疾病发起了公共意识战争。不幸的是，到1991年，阿德里安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多年来，他和戴安娜发展出特殊友谊，而且可以说，在帮助她发起那场公共意识战争上，他所做的超过了任何人。

1991年春天，他的病情开始迅速恶化，只能待在位于梅菲尔区蒙特街的公寓里。塔特画廊董事尼古拉斯·塞罗塔（Nicholas Serota）是阿德里安的密友，他的妻子安吉拉·塞罗塔（Angela Serota）也是王妃的好友，他们一直陪在阿德里安病床边。我也曾无数次陪戴安娜去探访她生命垂危的朋友。

戴安娜王妃登台表演芭蕾舞的老照片，拍摄于1985年。戴安娜非常热爱芭蕾舞，无奈由于个子太高，未能遂愿。

戴安娜和巴巴拉夫人。

戴安娜的工作之一就是唤醒世界对艾滋病的认识，阿德里安不断恶化的病情为她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动力。7月，她请当时在伦敦的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陪她去米德尔塞克斯医院访问麦克·阿德勒（Mike Adler）教授的艾滋病部门。她告诉我说，她一直想拥抱她那些病人，而不仅仅是接触他们——一些怀疑论者说那只是她用来提升自己形象的手段。这是极其卑鄙的指责，因为王妃一心想尽自己所能减少他们的痛苦。

这次访问中，王妃停留在一个坐在床头哭泣的男人身边，并当着美国第一夫人的面把他抱在怀里。那个男人坦言自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说他感觉到她心中的巨大愤怒。戴安娜没有反驳他，而是专心听他说话。驱车离开医院时，她看上去很难过，却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再次开口。

“我做到了我该做的——没人能指责我未尽全力。那个人说我愤怒。你觉得我愤怒吗？”我选择默不作声，随后她替我回答了——“刚好相反吧？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上帝呀，他才是那个活不过圣诞节的人……”

8月19日，戴安娜在巴尔莫勒尔庄园接到安吉拉·塞罗塔的来电，说阿德里安·沃德·杰克逊住在圣玛丽医院，病得很重，牧师已经给他做了临终祈祷仪式。王妃没按惯例征得女王同意，而是立即和我奔赴伦敦。因为没有足够早的航班，为了让她能够在最后时刻陪在阿德里安身边，我们连夜驱车550英里，从苏格兰东北部赶到伦敦。一路上，戴安娜基本都在睡觉，但我们到达医院后，她在朋友身边陪了几个小时。

阿德里安坚持到8月23日。他的死对王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也以她的艾滋病运动来纪念这个最初激励她支持这项事业的人。

14 “超级祖母”的世外桃源

威廉和哈里一直称王太后为“祖祖”，称女王为“奶奶”，但警察眼中只有一个“超级祖母”——戴安娜的妈妈弗朗西斯·尚德·基德夫人。对戴安娜来说，她是妈妈，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可以依赖的人。很多记者对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有过不实的报道，但那都是误解。弗朗西斯在戴安娜童年时就离开了，这当然不假，但人们很少提及，她为了争夺戴安娜和查尔斯的监护权做出了艰苦的斗争，只是在一场著名的，甚至轰动一时的诉讼中，被她自己的妈妈弗莫伊夫人鲁思出卖了——鲁思站在她的对立面，做出了对女婿，也就是第八任斯宾塞伯爵约翰有利的证词。在离婚和监护权诉讼结束后，弗朗西斯也尽可能多花时间与青春期的女儿和儿子待在一起。

戴安娜与弗朗西斯并没有不和，反而关系非常好。在戴安娜最苦恼的时候，在她真正需要建议的时候，她求助的那个人永远是妈妈。

无论是弗朗西斯来到海格洛夫庄园，还是我们去她位于苏格兰西部奥本镇附近的家，威廉和哈里都非常开心。戴安娜的妈妈是个很好的调停人，能打破横亘在查尔斯和戴安娜之间的坚冰。记者们喜欢猜测，觉得王妃和妈妈住得太远，她们之间的联系一定很有限。实际上，她们经常联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戴安娜想带着儿子逃离王室，我们就会全体拔营奔向苏格兰，奔向她妈妈的世外桃源，过上一段正常的生活。

弗朗西斯住在锡尔岛上一幢刷白的农舍里。和其他访问一样，我会在到访前做一次勘察，还需要确保附近的威洛本酒店有足够的房间供后备保护官住宿。

戴安娜和母亲弗朗西斯。弗朗西斯一直是戴安娜最坚强的后盾，是戴安娜的世外桃源。

锡尔岛可以称作王妃去过的最好的度假地之一，它远远胜过了那些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更为刺激新奇的海外旅行胜地。

1989年8月，王妃一家三口与弗朗西斯度过了为时一周的假期。两个活泼的男孩喜爱冒险，锡尔岛和周边地区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出门就是大海，还有开阔的乡村、小河湾和划艇，这胜过了任何冒险乐园。

我们在媒体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抵达那里。儿子们能够远离窥探的目光，远离王室生活，像普通孩子一样玩乐，这让戴安娜非常高兴。她自己也有了完全的自由，散步的时候，不需要我和后备警官作陪，一个人带着警用对讲机就可以走很远的距离。这也是我接任她的高级护卫以来做出的最大的让步。我没有按制度办事，但这确实不是坏事。王妃也珍惜我们的工作关系和由此带来的自由。

戴安娜内心是一个喜欢照顾别人的淳朴女孩儿。去看妈妈的时候，她从不带仆从。这意味着她可以真正做回自己，享受到做家务的乐趣，哪怕时间很短暂。她喜欢在饭后洗碗，也喜欢帮大家洗衣服，甚至提出要帮我熨衬衫。一开始我拒绝了，但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交出一件衬衫，还打趣说，自己想象不出女王为某个同事熨衬衫时是什么样子。王妃也开始想象着女王陛下站在一块熨衣板旁，面前站着她的光膀保镖，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戴安娜站在厨房里熨衬衫，身上只裹着一块毛巾，威廉走了进来。他顽皮地调侃妈妈是不是喜欢上我了，王妃叫他别说傻话。听妈妈这么一说，淘气的威廉将她身上的毛巾拉下来。于是王妃赤身裸体地站在我面前，但她并不惊慌，而是从容地捡起毛巾，再次围在身上，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

在锡尔的这段假期里一直非常快乐。对于生活在王室中的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我帮忙做好饭菜，大家围坐在弗朗西斯的老餐桌上享用。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些新奇的事，直到深夜。我很高兴能够参与到这些美好的时光当中。当然，这一切也要归功于弗朗西斯。在我带着两个小王子外出游玩的时候，王妃有机会和妈妈谈谈近日的境况。

弗朗西斯一直是个完美的听众，而且在婚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她知道女儿、女婿两方的私情，但依然温和地劝她，就算为了儿子，也要努力挽救婚姻。弗朗西斯知道戴安娜依然爱着查尔斯，她比大部分人都清楚与孩子骨肉分离的痛苦。

时隔一年后，应王子邀请，弗朗西斯来海格洛夫庄园度周末。说来也怪，王子喜欢弗朗西斯，他把这次邀请的时间放在他正好外出，戴安娜当家的时候。两个小王子非常喜欢有弗朗西斯外婆做伴，当她到达的时候，两个人欢呼雀跃。弗朗西斯也一如既往地帮助情绪低落的女儿重新振作起来。这是一个美丽的周末，天气适合懒洋洋地坐在泳池边尽情畅谈，于是这两个性格外貌如出一辙的女人就这样坐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分别的时候，两人都不舍得彼此，并约定好不久后见面。

我对弗朗西斯极有好感。她的智慧和经验一直是戴安娜用之不竭的资源。

1. 海格洛夫（Highgrove）字面大意为“高树林”，洛伍德（Low Wood）是“矮树林”的意思。
2. TVR，英国汽车品牌。
3. 女王的堂弟媳肯特公爵夫人改信了天主教；公爵夫人的妯娌迈克尔王妃从小就是罗马天主教徒。
4. 会引起与性有关的联想。
5. 当时的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