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邦华院士传略

蔡邦华（1902－1983），昆虫学家，教育家。江苏溧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24年回国，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生物系教授。1927年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1928年回国，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受学校选派到德国进修，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随后在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开展实验生态学研究。1932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会议，并于年底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次年，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1937年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38年，重回浙江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直到1952年。日本投降后，1945年被派赴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推任浙江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应邀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并被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代表。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往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62年动物所与昆虫所合并，蔡邦华任研究员、副所长。1980年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第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1983年8月8日因病逝世于北京。

蔡邦华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农业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植保农药药械组成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保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1952年前蔡邦华曾在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大学等单位工作。在30年的教学历程、13年的院长生涯中，他重视基础教学，严格要求学生，在各种调查、昆虫采集和科研实践中，强调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他坚持教书育人，爱护学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昆虫学学者中，他的学生有林郁、蒋书楠、杨平澜、肖刚柔、唐觉、李学骝、张宗旺、吴维均、管致和、汤仿德等；还有台湾的同仁，如汪仲毅、梁鹗、陈效奎和王宗溥等，以及美籍华人徐道觉和曹景熹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动物所指导研究生和助手，还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兼课讲授昆虫分类学，这时的学生有陈宁生、杨有干、李兆麟、黄旭昌、殷蕙芬、侯陶谦、蔡晓明、杨冠煌、陈安国、黄复生等。这些学生在生物学、昆虫学各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有关学科的精英。

蔡邦华的昆虫学研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既研究生理、生态学问题，也研究形态、分类学问题，还开展害虫综合治理的研究等，为我国昆虫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9年蔡邦华就开始螟虫生态学的研究，发表了《螟虫对气候抵抗性之调查并防治方法试验》的论文。1930年留德期间，受爱雪立希教授的指导，以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实验生态学的研究，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导因素，论文发表后，受到国际生态学界的重视。

回国后的50余年里，蔡邦华在螟虫、蝗虫和松毛虫生态学的研究上做了许多开拓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成为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在浙江大学创制定温箱，研究温度对于昆虫发育的意义，是我国昆虫实验生态学的最早研究者。随后他在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关系上深入研究，从1930年到1936年间发表论文十余篇，如《三化螟猖獗与气候》和《螟蛾预测及气候观察之办法》等，其中《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为防治螟虫的危害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蝗虫生态学的研究上，也取得显著成就。他发表了《中国蝗患之预测》和《竹蝗与螶螽之猖獗由于不同气候所影响之例证》等数篇论文。前苏联著名蝗虫专家贝·比恩科（B．Bienko）多次引用了蔡邦华的文献，认为很有实际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蔡邦华对松毛虫发生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松毛虫发生“虫源地”的观点，并于1960年正式提出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新概念：认为向阳山坳的山地，由于种植纯松林，再加上幼林成长过于旺盛，郁闭度过高，使林下寸草不生，生物群落极为贫瘠，这样的地带容易促使松毛虫大量发生，并由发生基地飞出，向四周扩散，爆发成灾，其论著有：《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和《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等10余篇论文。另外，他对松毛虫分类学，主要种类的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及其综合治理研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广泛收集标本的基础上对鳞翅目枯叶蛾类的松毛虫做了大量的研究，查明我国松毛虫类共有78个种和亚种，其中隶属于7个属，发现了20多个新种、新亚种，其中为害严重者有6种，即马尾松毛虫、赤松毛虫、落叶松毛虫、油松毛虫、思茅松毛虫和云南松毛虫等。在松毛虫的防治上，阐明了“生物潜能”的新理念，为松毛虫的综合治理提出一个崭新的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造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植被结构，采取营造混交林、改变纯松林林相，提倡乔、灌、草三结合，增加地被物，提高森林自控能力，强调自然状态下的天敌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蔡邦华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涉及直翅目的蝗虫，等翅目的白蚁，半翅目的蚜类，鞘翅目的小蠹和鳞翅目的螟蛾、毒蛾、枯叶蛾等，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共达150多个。

他早年在蝗虫、螟虫分类上做了许多工作，在日本东京帝大时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发表《中国蝗科三新种》论文，是我国在蝗虫分类研究领域发表新种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又发表了《螟蛾类概说》和《我国产既知螟蛾科目录》等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他对蚜虫类中五倍子蚜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不仅查明了不同五倍子和不同倍蚜之间的关系，且进一步研究了各种倍蚜的形态特征及其中间宿主，为人工培养五倍子探索了一条途径。他和唐觉合作的《贵州湄潭五倍子蚜虫的分类附三新属和六新种的描述》的论文发表在伦敦英国皇家昆虫学会刊物上。

1960年代蔡邦华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白蚁经验开始，对我国各省所发生的百余种白蚁的不同生活习性进行了调查，先后发表了《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问题》《黑翅土白蚁的蚁巢结构及其发展》《西藏察隅地区白蚁一新种》《中国的散白蚁调查及新种描述》《广西术鼻白蚁属四新种》等数十篇论文，编写了《中国白蚁》和主持编写《中国动物志》等翅目。在我国当时已知的百余种白蚁中，近半数是蔡邦华和他的合作者定的新种。除此之外，小蠹分类的研究也是他工作的重点，在我国已知的500多种小蠹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种类是由蔡邦华和他的学生共同鉴定的新种。

蔡邦华编撰了《昆虫分类学》上、中、下三册。他将昆虫分类体系构建成了一个清晰、简洁、完整的新系统——二亚纲、三大类、十部和三十四目，各个目科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列出与经济有关的或我国特有的种类，有关的分类阶元还涵盖了我国古代相关的记录，奠定了中国昆虫分类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关于物种问题，蔡邦华认为，认识物种不仅要从形态学上找出区别，而且还要从生态地理、生活习性方面来了解它的实际意义，进而用近代分子生物学方法来探索物种的界线以及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凡此种种努力，都直接推动了我国昆虫分类学的发展。

蔡邦华自20世纪50年代初来到中国科学院原昆虫研究所后，组建并主持了森林昆虫学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森林昆虫学事业。他深入各大林区，从调查我国森林昆虫的基本情况开始，由收集森林昆虫标本入手，对重要森林害虫进行长期饲养观察，了解其生活史及其发生情况，从而找出防治途径和治理办法。他主持出版的《中国森林害虫图志》，是我国第一本识别森林昆虫的图志，为森林保护工作者提供一本精确的鉴定手册。在研究中，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森林昆虫学研究人员和森林保护工作者。他的研究是全面的、系统的，不愧为我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0世纪50年代初，在陕西发现一种大小蠹，危害华山松十分严重。蔡邦华凭他多年研究昆虫学的经验，认为我国陕西的大小蠹与众不同，与云杉大小蠹区别更大，经查找文献，反复推敲，将其定为一个新种。他和学生李兆麟合作，命名为华山松大小蠹Dendroctonus armandi Tsai et Li，发表之后，曾轰动一时。随后，他又主持出版了《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二十九册鞘翅目小蠹科专著和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

蔡邦华早在1930年代就注意害虫的综合防治问题，发表了《解决农业害虫问题之途径》《齐泥割稻以治螟患之例证》《秋化稻苞虫之天敌性别及其他几种性状之考查》《提高农业生产运动中对于冬季治螟的意义和应有的认识》等论文，提出利用害虫的天敌进行治理害虫的思想。

他的害虫防治思想与美国著名女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1962年提出的“防治害虫必须要在保持各种生物互相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观点相符合。他明确指出过去我国在防治农林害虫上，长期过度使用六六六的严重问题。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谈谈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的提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制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他建议农林害虫的防治应以发挥生物潜能为基础，综合运用生物群落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调动自然生物因子的调控作用，即应用综合治理措施。他这一倡议得到林业部门的重视，并通知各有关林业系统，进行森林害虫的综合治理。

20世纪50年代中期，蔡邦华预感到美国白蛾可能入侵我国有关地区，即向农林有关部门呼吁，应加强对外检疫工作，科研部门要研究美国白蛾的生物学习性，以及地理学扩散特点，并提出紧急警示和具体措施，把美国白蛾拒之国门之外。

蔡邦华在除四害灭麻雀的敏感问题上，他根据罗马尼亚科学家对于鸟胃内涵的分析提出异议，反对把麻雀列为害鸟捕杀，虽遭“文革”冲击，但一位科学家的正直和良知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蔡邦华在近60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主要学术论文和著作有120余篇（部）。教学上他搞五湖四海，不搞近亲繁殖；学术上他发扬民主，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看法，一旦发现别人的意见正确，他绝不会因自己是师长而拒绝。如松干蚧学名问题，他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宣布他的学生杨平澜的论点是正确的，给人很深刻的教育。

蔡邦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在浙江大学期间，爱校如家，爱生如子。1942年，潘家苏和滕维藻被国民党特务诬陷被捕，他竭力营救；在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事件中，他仗义执言，更是令人难忘。

1983年蔡邦华病重住院，当听到中央领导提出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以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时，遂命家人寻找在台湾亲友的地址，并亲自写信呼吁，充分显示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

（本传略以黄复生撰写的文字为蓝本，编者做了若干删节和修订）

蔡邦华院士年谱（1902－1983年）

1902年10月6日

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蔡家兜

1917年 15岁

毕业于溧阳县立小学。《自传》（手稿）

1917－1920年 15－18

江苏省江阴南菁中学。《自传》（手稿）

1920－1924年 18－22岁

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现称鹿儿岛大学）。《自传》（手稿）发表《我国当设植物检查所之管见》中华农学会报，1923，29．

1924－1926年 22－24岁

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自传》（手稿）

发表《螟蛾类概说》中华农学会报，1926（50）：1～11．

1927－1928年 25－26岁

第二次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自传》（手稿）

并发表“Descrip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Acridiids from China，With a list of the species hitherto recorded．”Jour．Coll．Agr．Imp．Univ．Tokyo，1929，10（2）：139～149

发表《鳞翅目幼虫研究纪要》中华农学会报，1927，58：39～52．

1928年 26岁

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授。《自传》（手稿）

1929年 27岁

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蔡邦华先生于1929年12月15日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学会上作《冬天的昆虫界》讲演。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三十九期1931年1月31日。

1930－1932年 28－30岁

支浙江大学原薪赴德国进修，初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院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分类，同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暑期作欧洲九国修学旅行，旋即转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追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锡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自传》（手稿）

发表“Zwei neue Oxya-Arten aus China（Orth．Acrid）”Mitt．Zoo．Mus．Berlin，1932，17（3）：436－440

发表“Das Reiszünslerproblem in China”Z．Ang．Ent，1932，19（4）：608～614

1932年冬

8月，参加巴黎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昆虫会议，然后返回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自传》（手稿）

1933年6月－1936年 31－34岁

是年6月，因对当时的郭任远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先生与梁希等多位教授愤而离校，转任南京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自传》（手稿）、文集回忆文章。

发表“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Einfluss der Temperutur und Luft-feuchtigteit auf die Eiablage der Calandria Granaria（谷象）”Agr．Sini，1934，1（1）：1～34

发表“Epidemiological experiments with paddy borer，I．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on oviposition and hatching”[三化螟猖獗实验（一）产卵孵化受温湿度之影响] Agr．Sini，1935，1（9）：273－318 [中农所试验报告，1935，1（9）：273～318]

发表《中国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注：此文被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材]中农所特刊，1936，16期：1～95

1937年 35岁

回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自传》（手稿）

1938年 36岁

是年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先生重返浙江大学任教。《自传》（手稿）

1939年 37岁

8月1日，浙江大学西迁到宜山。先生接受竺可桢校长任命，出任农学院院长。

10月16日，竺可桢报告学校职员重大变动情况：教务长郑晓沧因病留浙东，张绍忠继任教务长。总务长沈鲁珍辞职，贺壮予继任总务长。训导长新聘姜琦，不日来校。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王进。新聘教授有佘坤珊、张肇骞，刘馥英、陈立、李相勖、郦承铨等。这是竺校长来浙江大学后较大的一次人员变动。《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183页

11月28日，浙江大学成立迁校筹委会，派定张晓峰、吴馥初、梁庆椿、贺壮予、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7人为委员，定出紧急处置办法。《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210页

12月23日，浙江大学召开迁校委员会及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请刚复、振吾、邦华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赴遵。《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226页

1940年 38岁

4月11日，张绍忠、胡刚复、蔡邦华考察湄潭、永兴，关于筹建浙江大学湄潭分部的报告及绘制的草图，浙江大学即由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湄潭。档案信件

5月7日，湄潭县地方各界举行浙江大学迁移协助委员会，请竺校长、胡刚复、蔡邦华、胡家健等人列席。湄潭县中与浙江大学实验学校合并，文庙与民教馆让给浙江大学。此外还协助浙江大学觅宅250间。《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352页

1940－1946年 38－44岁

在黔北办学6年，胡刚复、蔡邦华主持浙江大学湄潭分部，分管理学院和农学院。

1942年“倒孔”运动后，助教、学生潘家苏和滕维藻被国民党特务诬陷被捕，他竭力营救，使他们脱离险境。《自传》（手稿）、文集回忆文章。

1945－1946年 43－44岁

受当局委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蔡邦华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李东华、杨宗霖编校（台大出版中心）

1946年与唐觉合作发表“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all api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genera and six new species from Maitan，Kweichow”Trans．Roy．Ent．Soc．London，1946，97（16）：405～418

6月，浙江大学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又投入到浙江大学的重建工作中。

1946－1947年 44－45岁

规划“四面楼群，一池碧水”华家池农学院的远景，督建后稷、神农和嫘祖三馆及其他建筑。《蔡邦华院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纪念恩师蔡邦华院士》

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农学院学生于子三等被捕。10月29日晚八时，竺可桢校长、训导长、教务长、农学院蔡邦华院长为保护学生的安全，先后发表谈话，要同学明天不要罢课抗议。《竺可桢日记》，第1075页

1948年 46岁

1月4日上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安葬于子三同学暨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人权保障委员会成立大会”。《竺可桢日记》，第1108－1109页

在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的“一·四”事件后，竺可桢即打电话给省府秘书长雷法章抗议，并委托蔡邦华于当日前往南京代行辞职。他气愤地说：“这样的大学，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军警包围和捣毁，是办不下去了”。《竺可桢日记》，第1109页

蔡邦华突破军警严密封锁，晋京向南京政府教育部请愿。蔡邦华去见朱家骅时，朱劈面指责蔡在报上为于子三讲话，蔡邦华驳斥道：“于子三千真万确是个好学生，我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讲话，不能不为他哀悼。”《踏着血迹前进——于子三运动纪念刊》，第28页，浙江大学馆藏档案，档案号：2001-SW13-0001-001）

蔡邦华建议成立江浙两省桑虫联合防治总队，蔡邦华任总队长、祝汝佐任副总队长，唐觉、李学骝为督导，发动群众，刮除桑蟥卵块，进行实地防治，收到显著效果。《蔡邦华院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纪念恩师蔡邦华院士》

1949年 47岁

5－7月，浙江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浙江大学案卷档号：L053-2006 · 001-0462，永久；[2]浙江大学档案号：ZD-1949-XZ-007，永久

6月20日，蔡邦华、王淦昌、苏步青、王琎、贝时璋等五教授被派为参加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代表，平安抵京。《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59号

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期间，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十五名代表之一。《自传》（手稿）

7月27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学校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刘潇然等19人组成，由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刘潇然任副主任委员；孟宪承教授任文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任理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任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任农学院院长，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李浩培教授任法学院院长；严仁赓教授任教务长，范绪箕教授任总务长。《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第304页

9－10月 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勉励先生说：“我国以农立国，你们农学家，今后要大有作为的。”同时得到周总理、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家宴。《自传》（手稿）

10月1日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自传》（手稿）

11月23日，杭州市各界举行欢迎本省出席人民政协返浙代表马寅初、何爕候、沙文汉（张登）、蔡邦华四先生的盛大晚会，马寅初校长发表演讲，详细报告人民政协召开经过、三大宪章的基本精神和共同纲领。《浙江日报》1949年11月24日第一版

1950年 48岁

先生继续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自传》（手稿）

是年2月12日，中华昆虫学会改名为中国昆虫学会，同年4月，中国昆虫学会筹备委员会根据新会章以通信方式选举出新理事15人，（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蔡邦华、刘崇乐、陈世骧、朱弘复等当选。《中国昆虫学会通讯》，第3、4期，1983年12月、1984年5月。

是年8月23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在北京翠华楼召开昆虫学专家座谈会。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昆虫学专家、医学昆虫学家、植物保护学专家有：蔡邦华、杨惟义、何琦、冯兰洲、陆近仁、曹骥、周明牂等22人。陈世骧主持会议。昆虫研究室总址应设在何处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江西农学院院长杨惟义说：“科学院昆虫部门是全国研究昆虫学的中心，应该设在北京，因为北京天气好，适宜保存标本，但是上海方面也可以设分站，……”。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说：“按照事实上的需要，昆虫中心机构应该设在北京……，但是并不需要都集中在一处。”其他专家同意杨惟义、蔡邦华的意见。此会亦为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确定新建昆虫研究所所址，提供了决策的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昆虫研究室召开昆虫学专家座谈会记录》，计长52－4

1951年 49岁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受周恩来总理委派，兼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自传》（手稿）

是年9月1－7日，中国昆虫学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先生参加会议，并当选为理事。

1952年 50岁

杭州三反期间，浙江大学农学院、医学院均发掘贪污案件，先生亦牵涉其中。经浙江省政法委员会查明，以无事实根据，得以销案处理。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农学院继任院长金孟加分别来信书面道歉。农学院举行2000人大会公布销案情况。《自传》（手稿）

在隔离审查期间，仍在写作《昆虫分类学》。文集回忆文章。

事后收到时任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道歉信件，沙文汉的原信为：邦华先生，来信收到。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曾误信片面材料怀疑你是贪污分子并行隔离审查，事后虽未认为贪污分子，但既未当即做出结论予以公布，更未向你道歉，使你精神上，名誉上受到了重大损失，这是很对不起的。这个处理失当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责。记得前年在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我曾说明了你和王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受了冤屈，这是我们的过错，然而这是远不足补偿你和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所受的损失的。这里特向你作书面道歉，如你认为必要，此信可向你的朋友和同事们传阅。1957年5月24日时任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信件。

是年11月，院系调整上调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自传》（手稿）

1953年 51岁

是年，先生从浙江大学农学院调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工作。1月23日，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调整扩充为昆虫研究所，设立林虫研究室，先生任研究室主任。[5]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工作任务及努力方向和1953年工作总结》，案卷号：1953-01-006，永久。

是年，12月26日，中国科学院第43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任命蔡邦华为昆虫研究所副所长。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室扩充为昆虫研究所及其聘任正副所长和研究人员职务的通知》案卷号：1953-01-005，永久。

是年，由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计划出版蔡邦华专著：《昆虫分类学》（上），该部著作是中国学者集合中外昆虫分类成就而建立的系统分类学，是最早由我国自编的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课本，被国内高等院校长期采用。[1]《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卡片目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动物研究所图书目录》，动物研究所图书馆。

1954年 52岁

是年，先生兼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昆虫专门化教授，主讲“昆虫分类学”。

是年9月7日，中国昆虫学会以通讯方式改选第2届理事会，陈世骧、蔡邦华等15人当选。中国昆虫学会通讯，第4期，1984年5月。

是年11月5日，中国动物图谱编辑委员会召开常设委员会议，会议决定分设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昆虫3个编辑组。聘请刘崇乐为昆虫组组长，蔡邦华、朱弘复、陈世骧为副组长。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室概况和1954年工作总结》，案卷号：1954-01-001，永久

1955年 53岁

是年2月7—10日，全国松毛虫防治技术座谈会在京举行。

松毛虫是我国林业之大害虫之一，严重地威胁松树的生长。中国科学院接受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建议，在2月7—10日召开了全国性的关于防治松毛虫的技术座谈会，会议由昆虫研究所主持。昆虫所副所长、研究员蔡邦华作了题为“湖南马尾松毛虫天敌种类及利用”的专题报告，以及会议总结报告。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所组织召开全国松毛虫技术座谈会的请示、批复和总结报告》，案卷号：1955-03-003，永久。

是年4月，先生发表《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工作》，《科学通报》，第43～45页，1955年，4月号。

是年5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2次会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公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共233人，其中：生物学地学部的学部委员84人。主任；竺可桢，副主任：许杰、陈凤桐、童第周、黄汲清。动物研究室秉志、陈桢、童第周以及昆虫研究所陈世骧、刘崇乐、蔡邦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制的建立及发展专辑》，第52页，1991年第6期（试刊），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是年12月1日，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建立学术委员会。1955年11月17日，中国科学院第50次院务常务会议批准昆虫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12月1日，中国科学院发文通知，主任：陈世骧，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如下：朱弘复、刘崇乐、吴宏吉、陈世骧、周明牂、林昌善、马世骏、黄瑞纶、钦俊德、冯兰洲、熊尧、赵星三、蔡邦华、龚坤元。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中国科学院批准昆虫所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案卷号：1955-01-005，永久。

1956年 54岁

1956年昆虫研究所研究机构设置调整，共设12个研究室和标本室，蔡邦华继续担任林虫研究室主任。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1950—1956年工作报告》，案卷号，1956-01-003，永久。

是年，先生《昆虫分类学》（上册）出版，财经出版社

参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12年科技规划制定。

是年8月，先生与祝汝佐教授，奉中国科学院指派，履行中罗文化协定，赴罗马尼亚作昆虫专业访问，历时两个月。回国后撰写《罗马尼亚昆虫和生物科学界访问记》一书。

1957年 55岁

是年3月2日，先生招收研究生一名（黄复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

同年，先生再版《昆虫分类学》（上）

同年，先生出版《罗马尼亚昆虫和生物科学界访问记》，科学出版社。

1958年 56岁

是年8—11月，大跃进期间，中国科学院昆虫所科研体制变动，昆虫研究所在体制上，取消了以学科建室，从任务出发，调整为4个研究室：害虫防治（主任蔡邦华兼，副主任朱弘复兼、马世骏）、化学防治（主任龚坤元，副主任熊尧）、昆虫资源（主任刘崇乐）和区系分类（主任陈世骧兼）以集中力量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是年中国昆虫学会第二届理事会考虑个别理事因反右运动不便参加会务活动，经与有关方面联系，决定理事由原来的15人增加至39人。他们是：朱弘复、龚坤元、岳宗、吴征镒、吴宏吉、林昌善、萧刚柔、吴福桢、陈世骧、蔡邦华、邹钟琳、柳支英、任明道、傅胜发、周尧、曹骥、刘崇乐、高墨华、杨惟义、周明牂、曾省、张若着、李俊、马世骏、钦俊德、赵养昌、冯兰洲、何琦、杨平澜、黄其林、祝汝佐、孙本忠、赵善欢、蒲蛰龙、陈常铭、李隆术、张学祖、朱象三、忻介六。理事长：陈世骧，秘书长：朱弘复，副秘书长：岳宗。《中国昆虫学会通讯》，第4期，1984年5月。

1959年 57岁

是年，11月18日，昆虫研究所调整研究机构，成立害虫防治研究室：主任：蔡邦华（副所长兼）；副主任：朱弘复（副所长兼）、马世骏。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所1959年研究机构重新调整的通知及中国昆虫学会下半年工作计划》，案卷号：1959-03-004，永久。

是年，12月3日，防治森林害虫协作问题座谈会在京召开，林业部邀请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林业科学院座谈如何开展防治森林害虫协作问题。昆虫研究所副所长赵星三、蔡邦华和科研人员高金声、侯陶谦；林业科学院秘书长陶东岱，王庆波和肖刚柔主任；林业部经营利用司汪滨司长和李学智科长等出席了座谈会。会后组成森林害虫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汪滨（林业部）副主任委员：赵星三（昆虫所副所长）、蔡邦华（昆虫所副所长）、陶东岱（林科院秘书长），委员（5人）：李学智、王庆波、肖刚柔、刘友樵及中心站所在地区的委员1人。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与林业部、林科院协作成立及撤销松毛虫中心研究站的通知和会议记录以及工作总结》，案卷号：1960-03-006，永久。

是年，先生发表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昆虫学集刊》，1959，118～149

是年，先生发表 中国三化螟预测预报研究现状。《昆虫学集刊》1959，150～170

1960年 58岁

是年1月19日，昆虫研究所赵星三和蔡邦华副所长陪同苏联专家前往湖南荆江大堤对土栖白蚁“台湾黑翅螱”的危害进行考察。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关于白蚁防治研究工作的报告和建议与院领导的批复意见》，案卷号：1960-03-004，永久。

是年2月13日，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被评为1959年全国红旗单位，中国科学院为其举行授奖仪式。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副秘书长秦力生出席了授奖仪式。昆虫研究所在1959年通过发出虫情预测预报，提供综合防治措施，指导消灭三千万亩农田和森林的虫害，为粮、棉、林、牧的增产贡献了力量，并完成论文和工作报告87篇。先生作为林业害虫研究的领军人，功不可没。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1959年工作和工作成就总结》，案卷号：1959-01-005，永久。

是年2月29日，昆虫研究所确定松毛虫、白蚁等研究项目。对松毛虫，1960年和林业部等单位协作。在推动各省大面积防治的任务下，进一步摸清马尾松毛虫数量消长及冬季防治理论，在提高化学防治的同时，开展苏云金杆菌生物防治松毛虫试验，提出长期预测预报方案及根治措施。在白蚁防治方面，完成黑翅大白蚁发生规律的研究，提出消灭荆江大堤白蚁的有效方案。1960年完成黑翅大白蚁生物学特性及发生规律的研究，提出消灭荆江大堤白蚁的有效方案。[1]科学报，1960年3月31日，第二版；[2]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1959年工作和工作成就总结》，案卷号：1959-01-005，永久

是年4月1—8日，昆虫研究所会同水利电力部、中国昆虫学会在湖北沙市联合召开了“荆江大堤防治土栖白蚁现场会”。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了现场和展览会，还举行了土栖白蚁的防治经验及其生物学特性和新技术的应用介绍等一系列专题报告会。草拟并通过了全国白蚁防治研究规划的建议草案，各单位还根据规划进行了分工，组成了一条龙的全国性的防治研究网。此次现场会是就解决白蚁问题而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会议。[1]蔡邦华，科学报，92期，1960年5月15日，第二版；[2]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关于白蚁防治研究工作的报告和建议与院领导的批复意见》，案卷号：1960-03-004，永久

是年8月28日—10月27日，先生参与外事接待。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邀请，英国昆虫学家兴顿来我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和讲学。兴顿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来访的第一位昆虫学家。在此期间，兴顿参观了昆虫研究所的研究室、标本馆、图书馆，并分别做了“昆虫卵壳的结构和机能”等专题学术报告12次，内容包括昆虫区系和生理、生态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兴顿还介绍了英国昆虫学界情况，昆虫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情况。所长陈世骧，蔡邦华、朱弘复以及钦俊德等参加接待。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1960年接待英国昆虫学家兴顿博士的计划与接待工作总结》，案卷号：1960-04-004，永久

1961年 59岁

是年5月10日，昆虫研究所举行防治虫害和昆虫综合利用问题报告会。蔡邦华、钦俊德分别作了“虫害防治的新发展”和“昆虫的综合利用”的报告。蔡邦华详细介绍了几年来在化学、物理、机械、生物以及农业防治等方面的新发展和新成就；并提出了今后根治虫害的12点意见。科学报，第146期，第一版，1961年5月19日。

是年，先生发表：害虫根治策略的商讨。《文汇报》1961，5，4；《遗传问题讨论集》1961：171～177，复旦大学

1962年 60岁

是年1月1日，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根据精简机构和集中力量、突出重点的精神，经国家科委批准，将昆虫研究所并入动物研究所，合并后的研究所名称仍称为动物研究所，所长陈世骧，所址：海淀中关村。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与昆虫所合并及干部任免和所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案卷号：1962-01-001，永久。

是年6月9日，经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批准：陈世骧任动物研究所所长，高墨华、蔡邦华、朱弘复、王鹤坪、寿振黄、张致一任副所长。免去童第周兼任动物研究所所长职务；免去高墨华、蔡邦华、朱弘复昆虫研究所副所长职务。

与此同时，院务常务会议批准动物研究所所务委员会组成人选名单：陈世骧 高墨华 蔡邦华 朱弘复 孟学荣 刘矫非 李震楠 寿振黄 张致一 秉 志 刘崇乐 沈嘉瑞 郑作新 张春霖 马世骏 钦俊德 郑国章 龚坤元 王振江 王鹤坪（1964年2月22日，因工作调动免去该职务）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与昆虫所合并及干部任免和所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案卷号：1962-01-001，永久。

是年，先生与殷惠芬、黄复生发表：小蠹科分类系统的修订和我国产两新种的记述（小蠹研究之一）。《昆虫学报》，1962，11（增刊）：1～18

是年，先生与刘友樵发表：中国松毛虫属的研究及新种记述。《昆虫学报》1962，11（3）：237～252

是年8月9日，经中国科学院批准，任命下列人员为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副主任：

沈嘉瑞任无脊椎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

蔡邦华兼任昆虫分类形态研究室主任；

郑作新任脊椎动物分类研究室主任，张春霖任副主任；

刘崇乐任昆虫资源研究室主任；

秉志任实验形态研究室主任（以下略）

是年11月，先生参加中国昆虫学会和中国动物学会在广州召开的学术年会。

1963年 61岁

是年4月19日，先生参加国家科委林业研究项目及重点研究任务：“重大农林害虫的数量变动、发生预测及繁殖控制（东亚飞蝗、粘虫、蚜虫、蓟马、松毛虫等）”的制定。所文书档案，《中科院京区研究所1963年主持农业研究项目和承担国家科委与农业有关的研究项目》，案卷号：1963-03-005，永久

是年，先生和陈宁生发表：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昆虫学报》1963，12（2）：167～198

1964年 62岁

是年3月23日，先生在10年生物学规划中主持并承担以下研究项目：1964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联合下发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研究任务通知书。在承担十年生物学规划中，由动物研究所负责主持的中心问题有8项，负责并承担的研究项目有18项，它们是：

基6-001动物分类（中心问题主持人：陈世骧）：

（1）动物区系调查及动物志编写（项目负责人：蔡邦华）；

（2）动物分布与动物地理区划（项目负责人：郑作新）；

（3）种下分类近缘种分类和物种形成（项目负责人：蔡邦华）。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主持并承担十年生物学规划研究任务中的中心问题及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研究任务的通知书》，案卷号：1964-03-005，永久

是年8月22日，蔡邦华参加北京大型国际科学会议“北京科学讨论会”，蔡邦华、周明牂、林郁、张若芷、杨惟义共同发表中国水稻三化螟防治研究的进展。植保学报3（4）：325～332（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上报告）

并接待外宾到所参观。陈世骧所长向外宾介绍了动物研究所概况，后按英、法语分成两组分别由陈世骧所长和蔡邦华副所长陪同按不同路线参观了各研究室、标本室和同位素实验室，并与外宾座谈。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1964年接待北京科学讨论会外宾来所参观的请示与批复及接待工作总结》，案卷号：1964-04-002，永久

是年，先生和陈宁生发表：《中国经济昆虫志 第八册等翅目白蚁》，科学出版社，1964年11月。[1]《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卡片目录》，中国科学院图书；[2]《动物研究所图书目录》，动物研究所图书馆。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华北稻区灰稻虱的研究。《昆虫学报》1964，13（4）：552～571

1965年 63岁

是年3月，先生参加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异常虫情”调查。[1]王林瑶，《冰雪上的疑案》，动物研究所所刊，第七期，2003年。[2]陈永林，《动物研究所所史补充材料——异常虫情专题资料》，2004年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中国锉小蠹属的二新种（小蠹研究之六）。《动物分类学报》，1965，2（2）：121～124

是年，先生与侯陶谦发表：松毛虫的种间杂交及杂种生物学的初步观察。《昆虫学报》1965，14（4）：347～359

是年，先生与殷蕙芬发表：中国四小蠹属的研究及新种记述（小蠹研究之七）。《动物分类学报》1965，2（4）：323～332

1966－1971年 64－69岁

“文化大革命”爆发，各项工作停顿，作为“资产阶级权威”遭受批判，又因以反对除四害和其他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为理由，受到隔离，批斗，农村劳动等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但先生坚信这是暂时的，一切终将过去。《自传》（手稿）

1972年 70岁

是年9月22日，《昆虫学报》复刊，先生继续担任该刊编委。

1973－1976年 71－74岁

是年1月25日，动物所恢复按学科建立研究室，先生担任昆虫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朱弘复、赵建铭任副主任。

是年4月13日，《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人员调整，中国科学院同意“中国动植物志编写工作会议”推荐的《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组成名单（人员调整）：

主 任：陈世骧

副主任：刘承钊、陈心陶、朱弘复、郑作新

常 委：郝桐生、蔡邦华、肖采瑜、钱燕文（兼秘书）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中国科学院关于中国动物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和编写工作会议纪要及动物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停刊、复刊的请示与批复》案卷号：1973-03-003，永久

是年，先生发表《昆虫分类学（中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年。[1]《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卡片目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动物研究所图书目录》，动物研究所图书馆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宣告结束。

是年，先生与李桂祥发表：我国西沙群岛白蚁调查及新种描述。《昆虫学报》，1976，19（1）：94～100

是年，先生与侯陶谦发表：中国松毛虫属及其近缘属的修订。《昆虫学报》，1976，19（4）：443～454

1977年 75岁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李桂祥发表：中国散白蚁属及新亚属新种。《昆虫学报》，1977，20（4）：465～475

1978年 76岁

是年3月，先生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作为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要参加这个新长征。《自传》（手稿）

是年，先生与平正明、李桂祥发表：广西木鼻白蚁属四新种。《昆虫学报》，1978，21（4）：429～436

是年10月18日，国务院批准并任命陈世骧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蔡邦华、朱弘复、张致一、张皙毅、张新铭、马世骏任副所长。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中科院关于动物研究所等单位正、副所长与中层干部的任职以及批准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通知》，案卷号：1978-05-001，永久

是年12月，中国昆虫学会在广州举行代表大会，全国除台湾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134个单位的206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开幕式上全体代表为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刘崇乐、冯兰洲、陆近仁、杨惟义、何琦等教授默哀悼念。会议收到论文667篇，除学术交流外，会议更新、增补了理事，理事会由原来的39人（“文革”中去世9人）增补到73人。理事长：陈世骧；副理事长：朱弘复（兼秘书长）、蒲蛰龙、赵善欢、蔡邦华、邹钟琳、吴福桢、柳支英、周明牂等8人；副秘书长：龚坤元、岳宗。

此次会议是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一次拨乱反正的代表大会，为今后的国际交流、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昆虫学会史上特别值得一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标志着昆虫学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昆虫学会四十年（简介），《中国昆虫学会通讯》，第4期，1984年5月

1979年 77岁

是年7月31日 动物研究所科研与管理机构调整，调整后的研究室如下：

成立10个研究室和1个编辑室：

昆虫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蔡邦华）；脊椎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郑作新）；无脊椎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沈嘉瑞）；昆虫生态研究室（主任：马世骏）（下略）。[1]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中国科学院关于筹建生态学研究中心与筹备小组组成的通知和动物研究所机构调整的报告》，案卷号：1980-01-001，永久；[2]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关于公布1979年职工定职定级和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案卷号：1979-05-002，永久

是年，先生与侯陶谦、黄复生发表：我国森林害虫“松毛虫”综合防治的实践及展望。《昆虫学报》1979，22（1）：45～52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西藏墨脱地区象白蚁属N asutitermes新种描述。《昆虫学报》1979，22（3）：336～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