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词学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而词学批评的研究又逐渐成为词学研究的重心所在。但从目前词学领域的研究现状来看，诸多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词兴盛期的宋代与词学中兴期的清代，而处于两座高峰之间的明代词学理论则成为研究的薄弱地带。明代词学理论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宋元词学理论在新环境下的延续；清代词学理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明代词学理论的积累、发展乃至创新。因此明代词学理论在中国词学批评史的发展链条上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对明代词学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1）可以探明明代词学理论发展嬗变的特点、成因及其规律。（2）可以有力地推进明代词学理论的研究，从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确立明代词学理论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这正是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所在。

一 明代词学批评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词学史上，明代词学的地位很特殊，它处于宋代词学和清代词学两座高峰间之低谷。明代的词创作不能与词繁盛的宋代比肩，亦无法与词中兴的清代并驾。正是明代词学这种特殊的位置，造成了后来治词学者对其长久的漠视，这是明代词学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明代词学研究滞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清人对明代词学的认识，清人的认识直接影响了近、现代人对明代词学的总体把握，致使在宋代词学与清代词学研究先后进入繁荣局面的形势下，明代词学则陷入长时间的沉寂。清代不同时期的词学家对明词的看法几乎众口一词。高佑（1627-1712）云：“词始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沿于元，而榛芜于明。”^[1]丁炜（1635-1696）云：“余独慨夫词肇于唐，盛于宋、元，熄于明。”^[2]朱彝尊（1629-1709）云：“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3]郑方坤（1693-？）云：“有明一代孰邹枚，兰畹风流坠劫灰。解事王杨仍强作，颓唐下笔况粗才。”^[4]凌廷堪（1755-1809）云：词者诗之余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5]顾千里（1766-1835）云：“其在宋元，如日之升，海内咸睹，夫人而知是有学也。明三百年，其晦矣乎？学固自存，人之词莫肯讲求耳。”^[6]吴衡照（1771-？）云：“金元工于小令套数而词亡。论词于明，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7]丁绍仪（1815-1884）云：“就明而论，词学几失传矣。”^[8]谢章铤（1820-1903）云：“明代词学，譬诸空谷足音，而海滨朴习，更无有肄业及之者。”^[9]俞樾（1821-1907）云：“唐宋以后，至有明一代，而学术衰息，无论其余。即词为小道，亦骫骳无足观。虽以杨升庵之淹博，而所为词，庞乱钩裂，他可知矣。”^[10]陈廷焯（1853-1892）云：“词至于明，而词亡矣。”^[11]“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12]纵观清人批评明词及明代词学，几乎异口同声，不是“熄于明”“榛芜于明”“亡于明”“绝于明”，就是明词“晦矣”“词学几失传矣”，明代词学之衰敝几成定论。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的词学批评倾向，严重影响了近、现代词学家对明代词学的客观评价，这些观点多被他们所接受，并左右着很多治词学者对明代词学的研究，因此在近、现代词学家的明代词学批评中，明代词学仍是一无是处，与清人的批评几乎毫无二致。刘毓盘（1867-1927）在其《词史》中为明词专设一章，题目为“论明词之不振”，认为明词“率意而作，绘图制谱，自误误人，自度各腔，去古愈远。宋贤三昧，法律荡然”^[13]。王国维（1877-1927）则感慨：“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弦》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14]吴梅（1884-1939）指出：“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15]王易（1889-1956）《词曲史》亦为明词单列一章，标题为“入病”，认为词至明代，“适当其既终耳”^[16]。王煜（1898-？）云：“词自两宋而后，衰于元，敝于明，至清而复振。”^[17]朱庸斋（1920-1983）亦云：“明词鄙陋，多无足道者。”^[18]龙榆生（1902-1966）在其《选词标准论》中也说道：“至于明代，而词学之衰敝极矣。”^[19]在他们看来，明代词学可谓一片荒芜。

词学批评成就的高低与词体创作的兴衰紧密相连，长期以来，在明词批评领域，榛芜衰敝之声不绝于耳，治词学者自然疏于对明代词学理论的关注，明词已亡，明代词学批评何为？也正因如此，后人多发出明代“词学中衰”的感叹。

当然，近、现代词学家对明代词学的评价也有肯定的声音，只是与贬损之声相较，要微弱得多。况周颐（1859-1926）是在一片否定明词的声音中最早发出异调的词学家：“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牵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时则有若刘文成（基）、夏文愍（言），风雅绝续之交，庶几庸中佼佼。爰及末季，若陈忠裕（子龙）、夏节愍（完淳）、彭茗斋（孙贻）、王姜斋（夫之），词不必增重其人，亦不必以人增重。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音。昔人谓词绝于明，讵持平之论耶？”^[20]况氏在指出明代词学不足的同时，肯定了明代词人如刘基、夏言、陈子龙、夏完淳等人的创作成就，指出前人认为“词绝于明”的看法，有失公允。他在《蕙风词话》中对明代不同时期的词人如陈铎、杨慎、夏言、王际泰、陆珏、陆宏定、曹静照、于汝颖等词人的词作亦予以高度评价，以独特的视角发现明词的闪光点。其后，况周颐的得意门生赵尊岳（1898-1965）在其师的鼓励下，搜集明词，终成《明词汇刊》一书，他在《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中对明代词学作了客观评价，其中在“明词之特色”一节中指出：

今人之治词学者，多为笼统概括之词以评历代，必曰词兆始于陈隋，孳乳于唐代，兴于五季，而盛于南北宋，元承宋后，衰歇于朱明，而复盛于有清。此就大体观之，固无可指摘，然谛辩之，则亦尚有说。陈隋之际，乐律于乐府及词之界义，初未判明。沈休文、隋炀帝诸作，不足即为填词之祖。其唐五代之孳乳日繁，南北宋之境界日拓，自无待言。元代践祚日短，姑无具论。而有明以三百年之享国，作者实繁有徒，必以衰歇为言，未免沦于武断。^[21]

赵氏亦认为作为三百年享国的明代，“以衰歇为言”评价明词，无论如何是过于武断了。下文作者分八个方面阐述明词之特色：一曰明代开国，词人特盛，且词家亦多有佳作。二曰明代亡国时，词人特多，尤及工胜。三曰一代大臣亦多“晏氏珠玉”之作。四曰明代武职多有能词者，并且与“希文巡边”之感、“武穆陷阵”之情异曲同工。五曰理学家之词往往“流美之情，正不亚于广平之梅花作赋”。六曰女史词人“订律拈词，闺襜彤史，多至数百人”，其词“脍炙人口”“足资讽籀”。七曰道流为词，“发丹华之玉音”“亦鸣鹤所不废者”。八曰“盲人治词，无可征考。明季南陵盛于斯，因盲坐废，家居数十年饶有著述，亦事填词，羁人亡国，返听收视，亦声党之杰出，而前此所未闻也”。^[22]但在“明词之疵累”一节中，赵氏对明代词学的弊病亦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并认为明词“为世所轻，信有由矣”。尤其是在《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中对明代词学理论的不足有一段颇为详尽的论述。

明人填词者多，治词学者少，词话流播，升庵、渚山而已。升庵饾饤，仍蹈浅薄之习；渚山抱残，徒备补订之资。外此弇州、爰园，篇幅无几，语焉不详。即散见诗话杂家者，亦正寥寥可数，以视两宋论词，剖析及于毫茫，金针度之后学，赏音片句，宸赏随邀，红豆拈歌，士林传遍者，相去奚啻霄壤。至其漫跘雌黄之习，好为浮烟涨墨之词，以自炫其品题，以自张其坛坫，若若士之评《花间》，升庵之评《草堂》者，徒为蛇足，莫尽阐扬，恶札枝言，徒乱人意。而诸家之相互标榜，徒事浮谀者，益更自郐无讥。制义之毒，拦入词林，空疏之弊，充夫瀚海。是则一朝学术之不振，非独所责之于词章，而词学之衰，亦终无可为讳者也。^[23]

赵尊岳对明代词学批评文献诸如词话专著、散见于诗话杂家之论词话语以及明人对词之评点一一否定。词话在宋末元初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与张炎的《词源》已经摆脱了词话多记轶事、资闲谈的框架，勾勒出了明晰的理论体系，大大提升了词话的理论水平。明人的词话较之《词源》与《乐府指迷》，理论上确有一定的差距，如《渚山堂词话》《词品》又回到了“纪词林之故实”“道词家之短长”的地步^[24]，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赵尊岳所评陈霆词话的“徒备补订之资”，杨慎词话的“饾饤”“浅薄”，王世贞、俞彦词话的“篇幅无几”，从某一方面来说，确也是事实。赵氏还认为明代散见于诗话诸家的论词话语，寥寥可数，并且宋代之词论的“剖析及于毫茫，金针度之后学，赏音片句，宸赏随邀，红豆拈歌，士林传遍者”，明代词话与其“相去奚啻霄壤”，又极力贬损汤显祖对《花间集》的评点、杨慎对《草堂诗余》的评点是“恶札枝言，徒乱人意”，认为其他诸家对词集的评点更是相互标榜，不值一提。赵尊岳辑录《明词汇刊》，并客观地评价明代不同时期、不同词人的词作，对后人研究明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对明代词学理论的一一贬抑，其影响不言而喻。

明代词学也许不及宋代，与清人波澜壮阔的词学思想、词学批评和词学理论的建树更不能相提并论，虽然如此，但就词学批评史而言，有明一代词学之中衰，是与宋、清词学的繁荣相对而言，就明代词学本身来说，自有其价值所在。孙克强师指出：“作为词学史上的一环，明代上承宋元，下启清代，自有其历史地位。对明代词学的考察不仅有环补词学史的意义，而且对认识号称‘中兴’的清代词学亦有不可或缺的作用。”^[25]可谓中肯之言。明代词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宋元词学在新环境下的延续；清代词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空穴来风，就像唐诗的高度繁荣离不开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的铺垫一样，清代词学的诸多建树，也离不开明代词学的积累、发展乃至创新。我们在对明代词学批评文献的研读梳理中，一定会发现明代词学理论并非满目荒芜，而是对宋元词论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并且不时呈现烂漫喜人的局面，其对清代词学理论的影响亦是有目共睹。

20世纪前八十年，明代词学理论除赵尊岳对其作了全方位的批评、王易在其《词曲史》中简要评价明代四大词话之外^[26]，几乎无人问津。这期间，治文学批评史者开始在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专著中设立专章专节介绍、阐述词学批评理论。诸如1927年问世的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出版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1944年问世的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但他们在有限的篇幅中仅仅涉及宋代及清代的词学批评理论，对明代词学理论几乎不置一词。仅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明代文学理论部分为杨慎与王世贞各设一章，但主要是论述其诗学理论，对其词学理论涉及极少，只在“杨慎”一章提到其《词品》时说道：“有明一代论词之作，殊不多见，升庵《词品》，于两宋诸家，择尤摘录，于明人中独具只眼，词品列举《蝶恋花》、《满庭芳》、《鹧鸪天》、《菩萨蛮》诸调，言其得名所由，偶然疏忽，在所不免，至其论词韵者……升庵之说是也。”^[27]在“王世贞”一章，提到《艺苑卮言》后附有《论词曲》一卷，用“论词无精彩”五字评价王世贞的词论。^[28]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再也没有关注明代词论。20世纪前八十年有关明代词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没有一篇。其间，唐圭璋先生的《词话丛编》已出版，明代四大词话赫然辑入其中，不知人们为何熟视无睹，难道真的是受《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中关于明代词学理论评价的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明代词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可谓破冰而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84年出版的龚兆吉《历代词论新编》按专题对历代词论资料进行整理并分类编排。他在前言中“将几位主要词论家对于词的起源、发展、流派、作家评论诸问题的基本观点和论述，理出几条线索并分别做一点介绍”^[29]，其中在论述词体起源时，提到了俞彦、杨慎、陈霆的词体起源理论。1991年萧鹏《群体的选择》问世，该书在论述明代词选时亦涉及明代的词学思想，时见新意。^[30]同年出版的梁荣基《词学理论综考》在上编“源流宗派”中，论述到词体起源、诗词之别、词体正变、婉约与豪放等问题时，皆涉及明代的词学理论^[31]，论述虽不多，但使人们认识到明人在这些重大的词学范畴中是有话语权的。

1991年袁震宇、刘明今的《明代文学批评史》出版，该书第一次在文学批评史中设立“明代词论”专节，这对明代词学理论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书中作者把词论与明代的社会现实和心学思潮相联系，从关于词的特征的认识、关于词的起源的探讨、关于词与情的关系的探讨等三方面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明代的词学理论。^[32]至此，明代词学批评研究的局面正式打开。

1993年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出版，该书第三章论述明代词学，标题为“词学的中衰”，总体上论述了明人的词体观念，认为明人词体观念的基本定势是出于对南宋和元初词坛雅正与清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反动，趋向于浅俗与香弱，客观评价了张对词体风格的婉约、豪放之分，论述了沈际飞的词评点及其词学理论。^[33]《中国词学史》为中国千年词学勾勒了一个基本发展框架，充分体现出作者在词学研究领域的开拓精神，但由于体例所限，对明代词论的阐述缺乏系统性。

1994年，方智范、邓乔彬等合著的《中国词学批评史》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词学理论批评通史。此书分为上、下两编，从此书的章节标题中可看出，本书旨在总结中国词学批评的发展规律，勾勒中国词学批评的演变轨迹。上编分为：唐五代词论——词学批评的发轫期；北宋词论——词学批评的确立期；南宋词论——词学批评的完成期；金元词论——词学批评的分化期；明代词论——词学批评的凝定期。下编中，作者详细论述了清代词学的复兴，而把王国维《人间词话》作为传统词学批评的终结与新变。该书在第五章中，充分肯定了明代词学的成就，认为明代对词谱、词韵的草创功不可没，明代的词学理论批评已进入了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层次，并从词的起源、词的体性、词的正变、词的创作四个方面阐述了明代的词学理论成就。^[34]但本书涉及的宋代词论与清代词论皆按时间分期论述其发展进程与情况，譬如宋代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清代分为前期、中期与后期，而对明代词论则是在几个理论框架内进行论述，显然不能更充分地展现明代词学批评的发展变化轨迹。

另外，1996年出版的《国学通览》一书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有《词学》一文，著者刘扬忠充分肯定了张、陈子龙的词学理论成就，认为张豪放、婉约二体说“在词的风格学上是有首创意义的”，认为陈子龙的论词文章“组成一个理论体系”，“为此后清代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的繁荣作了一定的舆论准备”。^[35]陈良运主编的《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1998年出版，其中收录有明代的词籍序跋十余篇，每篇序跋后都有“评释”，其论述颇为中肯。

八九十年代，关于明代词论的论文虽然不多，但相较之前，有所增加。80年代有二篇，且都集中在陈子龙词论方面，它们是王英志的《陈子龙词学观初论》^[36]和赵山林的《陈子龙的词和词论》^[37]。前者认为陈子龙的词学观主要有两个方面：词体盛衰观与词以婉约为正，认为陈子龙词体盛衰观的核心是标举北宋婉约词派而鄙薄南宋词，并论述了陈子龙对婉约正宗词的具体要求。后者就陈子龙关于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关于词的基本特征、关于不同时期词的评价问题三个方面较详细地论述了陈氏的词学理论。90年代的论文共四篇：刘明今的《明代的词风和词论》^[38]，与其在《明代文学批评史》中观点相同；段学俭的《明代词论的主情论与音律论》^[39]一文认为，明代词论最显著的特色是对“情”的张扬，并分析明代主情说的生成背景，同时对明代词论中的音律论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认为明代词学的发展与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同步；李康化的《明代词论主潮辨述》^[40]一文从明人能在文学源流论的层面上正视词体、在文体本体论的层面上确认词体、在词体起源论的层面上推尊词体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明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尊体的努力；龙慧萍《〈词品〉的词学贡献》^[41]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词品》的词学贡献，包括尊情抑理、兼容婉约与豪放、评论时人时作时有创获、考证辨订及渊该综核，该文对《词品》的评价较为全面客观，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进入21世纪，明代词论受到更多词学研究者的关注。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2000年出版，下编为金元明清词论，第二章为明代词论，作者分别论述了陈霆的《渚山堂词话》、杨慎的《词品》、王世贞的《弇州山人词评》及俞彦的《爰园词话》。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42]一书2001年出版，该书论述了明代后期的词学思想，引用材料丰富，论证详尽。张仲谋《明词史》2002年出版，该书梳理了明词的发展历史，在最后一章对明代词论进行了阐述，就明代论词话语中的几个方面如词史观、体性论、主情说等进行剖析阐述。^[43]同年蒋哲伦、傅蓉蓉的《中国诗学史》之《词学卷》出版，此书第四章第二节为明代词学，作者分析了明代词学的生成背景，认为明代词学观念的核心是“主情近俗”，论述了明代词学研究的新发展以及明末词学的“雅化”苗子。^[44]同年出版的邱世友《词学史论稿》是一部专题论文集，第三章与第四章为明代词论，著者详细阐述了陈霆论词的绮靡蕴藉的风致与陈子龙“警露取妍，意含不尽”的词学思想。^[45]2006年朱崇才《词话史》出版，该书第八章为明代词话，对明代四大词话专著所取得的成就做了有特色的论述，而且对明代前期吴讷《文章辨体》中的“近代词曲序说”及明代中期徐师曾《文体明辨》中的“诗余序说”所蕴涵的词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同时还阐释了明代词话的“主情倾向”及“花草之风”。^[46]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2009年出版，该书在论述明代吴中词风以及明代词学思想的变化时，把明代词学思想分为早期和后期。^[47]因作者的论述对象仅仅为“吴中词学”，所以，无论时间上还是地域上皆缺乏系统性。

21世纪以来，关于明代词学批评的论文亦明显增多，张仲谋《明代词学的构建》一文，从音韵谱律之学、词集的选编与丛刻、词学批评三个方面阐述了明代词学的发展。^[48]孙克强师《明代词学思想论略》一文从明人论词严守诗词之别、崇婉约抑豪放、“小道”“卑体”的词体观三个方面论述了明代的词学思想，论述精当充分。^[49]陈水云《明词的“当代”批评》一文论述了明代前期及后期的当代词学批评，对主要的词学文献作了理论上的剖析与论述。^[50]张仲谋《论明代词学的理论建树》一文从词体风格与正宗别调之争、词体个性与诗词异同之辨、词集评点与词曲互证三个方面论述了明代词学在理论上的建树及特色。^[51]

由于《草堂诗余》对明代的词学影响巨大，因此20世纪后期与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有关《草堂诗余》与明代词学思想关系的论文。孙克强师《〈草堂诗余〉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一文，论述了《草堂诗余》对明代词学观念的影响，评价了清代的《草堂诗余》批评。^[52]叶辉《从明代的〈草堂诗余〉批评看明人的词学思想》一文论述了明代词学的批评标准及其审美价值取向。^[53]刘军政《〈草堂诗余〉版本述略》一文，对明代《草堂诗余》的版本体系、各版本在明代的时间分布、主要版本的收词情况以及参与传播者的情况进行了考察，资料翔实充分。^[54]张宏生《杨慎词学与〈草堂诗余〉》一文，肯定了杨慎评点《草堂诗余》对词学批评的贡献。^[55]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明代词论及词论家个案研究的论文，皆对明代词学批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发论述。

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人们对明代词学理论的研究，较大地推动了明代词学理论研究的进程。但是，由于受“词学中衰”思想的影响，明代词学理论研究的不足显而易见：（一）论著所及或者是从明代词学理论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或者是对词学家词学理论的个案研究，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阐述明代词学理论发展嬗变史的专著。（二）明代词学理论中诸如“婉约与豪放”二体说、“正宗与变体”的区分、诗词曲之辨析等理论，对清代词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因而也不能从总体上对明代词学理论的价值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明代词学批评文献就数量而言，虽没有清代多，但不少于宋代，只是在理论系统方面赶不上清代甚至不如宋代，但在明代近三百年的新环境下，明人对词体有自己诸多方面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宋代词论通往清代词论的一座桥梁，宋代词论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清代词论是怎样走向辉煌的，只有系统细致地研究明代词论的发展史才能得出更好、更恰当的答案。

二 明代词学批评的发展分期及研究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是，在对明代词学批评文献进行尽可能全面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明代词学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阐明明代词学理论发展演变的规律，肯定明代词学理论在词学史上的地位。

当今学术界在论及明人词学理论的时候，往往把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明代学人的词学观念归纳在几个理论框架之下，进而加以论述，比如方智范等在《中国词学批评史》中把明代的词论分为四个部分：词的起源；词的体性；词的正变；词的创作。^[56]张仲谋在《明词史》中则把明代词论分为三个部分：词史观；体性论；主情说。^[57]这样以“主题”为线索的论述有其好处，即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代词学批评的发展状况。有的学者则把明代词学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比如，李康化在《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以嘉靖三年（1524）杨慎被贬云南为界，将明代词学思想发展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原因是嘉靖三年（1524）以后，词人、词选、词评三个方面均超越前期。^[58]而陈水云在《明词的“当代”批评》一文中亦把明代的词学批评分为两个时期，分期时间与李康化同，认为前期词体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元末明初的繁荣到明初后期的衰落过程，词学批评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领域。后期有价值的词学理论作品多，词学理论批评自觉。^[59]李、陈二人按时间划分亦有其合理之处。但笔者在整理研究明代词学文献时感觉到，把明代词学的发展按时间分为三个时期进行研究更好，这样能更清晰地勾勒出明代词学的变化历程。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前期理学的禁锢，中期心学的兴起，后期“异端”思想的泛滥，都对明代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明人的词学观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致使明代学人的词学观不断发生变化。刘明今指出：“词论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与整个文学思潮的发展密切相关，与诗歌散文的批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作为词论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它又必然以前代的词学批评及当时的词风为其发展的依托。明代的词论正是在这样多方面的影响下产生并发展的。”^[60]就明代词学批评文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明代词学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明代前期、中期和后期。

（一）明代前期。所谓明代前期，是指从明代开国到成化年间（1368-1487）一百二十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也强化思想文化统治，以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文人的心灵长期被禁锢，一些文臣儒士迎合统治者的思想，强调文学“明道德”“通世务”的功能，文坛上出现了僵化板滞的局面，诗坛上“台阁体”流行即是证明。善于言情的词体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自然备受压抑，创作陷入低谷。词学批评以词体创作为基础，由于词体创作的衰微，此期的词学批评文献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表述形式也少，主要有词话、词籍序跋、词集丛编三种，词学批评呈现出衰微的态势。

就现存的词学文献来看，此期的词学观念明显受儒家诗教的影响，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与中后期不同。但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如对词体起源的探讨。此期在词体风格取向上宏通达观，没有婉约与豪放的偏嗜。

（二）明代中期。所谓明代中期，是指弘治初（1488）至隆庆末（1572）的八十余年时间。明代前期，由于程朱理学的束缚，文人性格卑弱，文坛一片死气沉沉，形成了统治文坛百余年的“台阁体”诗文。随着时局的发展，尤其是明室遭到“土木堡”和“夺门”之变的猛烈撞击，明室的统治矛盾重重。一批有志之士要求改革政治，并且强烈要求改革文风，因此文坛上的复古之风一浪高过一浪。此期的思想领域更活跃异常，旧的理学思想与新兴的心学思想发生强烈的撞击，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灿烂思想火花。由于心学的影响，身心均受到压抑与束缚的明代士人，主体精神得到了张扬。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文坛生机勃勃，文风郁盛。明代中期政坛、文坛以及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气象给词学领域以强烈的冲击，使较为冷寂的词学领域出现了复苏的局面。词坛上产生了陈霆、张、杨慎、王世贞等词学大家；词学家们创作了三部文献与理论价值均较高的词话，还先后出现了三大词谱及一系列的词集评点著作。种种迹象表明，明代词学复苏的局面已经来临。

丰富多彩的词学文献，刺激着词学家们探讨词学领域的新问题，此期是词学理论的收获季节。词体起源的探讨与前期相比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词学家对词体体性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既强调词体的教化作用，同时又主张词体的达情功能，后者逐步成为词坛的主导理论；在词体风格取向上，既重婉约，同时又不排斥豪放；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期词学家提出了“婉约与豪放”和“正宗与变体”两对词学范畴，为几百年的词学史奉献了一份厚重的礼品。

（三）明代后期。所谓明代后期，是指从万历初（1573）至明亡七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词学承接中期复苏的局面，终于出现了人们期待已久的繁荣景象。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和明代前期词学的衰微、中期的复苏一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哲学思潮密切相关。

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及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致使词籍大量刊刻，刺激人们对词学的广泛关注。心学的广泛传播，复古思潮的高涨，影响着明代后期词学领域。嵇文甫曾形象地指出：“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是‘死板’；尽可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61]心学的万道霞光沐浴着被压抑太久的学人心灵，这些学人又对心学进行极端的阐扬，“异端邪说”不断出现。在“异端邪说”的影响下，明代后期引发了一场情理观的大讨论，情理观发生了质的变化，认为天理本于人情，理不违情，一时间“情本体论”泛滥成风。

在思想领域尊情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更加关注最能表达人之才情的诗余，词学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词籍刊刻数量空前增多；明人大量编纂词选，借此发表自己的词学主张，传播自己的词学观念；词籍序跋成批增加；大型词集丛编问世；词集评点增多；词韵专著出现。种类繁多的词学文献蜂拥而至。

大量的词学文献蕴涵着富有时代特色的词学观念，体现出与明代前、中期不同的观点。明代后期是词学的繁荣期，又是总结一代词学理论的时期，因而词学家对词学史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现出强烈的“史”与“变”的观念；词体体性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主情说”充斥词坛，由此引发对词体特性的大讨论，并通过辨析诗、词、曲之别阐明词之特性；在词体风格的论述中，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强烈地表现出崇婉约而抑豪放的倾向；中期很少论述的词体创作论在此期被词论家所关注。后期的词学理论为清初词学的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本课题把明代词学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这样可以更好地理顺明代词学批评在各个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而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史的研究必须以资料的全面收集整理为前提，本课题的研究基础是词学理论批评文献，本书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明代各个时期的词学批评文献，并对其分期解读，然后把不同时期的词论放在明代不同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观照，清晰地勾勒归纳出明代前期儒家诗教影响下的词学观、中期理学与心学共同作用下的词学观以及后期深受心学及“异端邪说”影响下的词学观这一词学理论发展嬗变线索，从而客观地评价明代词论的价值；同时注意明代词学批评的前后继承性，既要注意明代前期、中期及后期词学批评的继承性，又要注意明代词学批评对宋代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清代词学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客观地确立明代词学批评在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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