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平

《红楼梦》的问世及以其为对象的探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如此算来，“红学”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各类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对这一学术史进行总结的著作，也已为数不少。然而以文学批评为视角，回顾20世纪的“红学”历程，作出理论的评述和总结，似乎还有所欠缺。本书就是基于这一认识，以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发展史的梳理、概括、归纳，探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种批评话语所具有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分析《红楼梦》文本所反映出的多义性的创作主旨、多重性的人物性格、多维度的叙事结构、多元化的审美意蕴和多样化的语言表达，从而揭示出这部经典小说的文学性特质。

这里涉及了所谓“文学性”的问题。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哲学著作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具有这种“文学性”，文学研究说到底就是要揭示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这种“文学性”。那么“文学性”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其研究方法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是用艺术的方式关照把握主观与客观世界。因此，这种“艺术方式”应当就是“文学性”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研究对象，创作主旨、人物性格、叙事结构、审美意蕴和语言表达则是“艺术方式”的具体展开。由此看来，本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对《红楼梦》“文学性”的探讨和总结。

本书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采用了相应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阐释，更多地借鉴了当代西方文艺美学的方法。如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设置全书的逻辑系统。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内部由许多部分构成，各个部分之间构成具体的结构关系。按照结构主义方法，本文就由“创作主旨”“人物形象”“叙事结构”“艺术审美”“语言表达”五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组合而成；而在每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组合之中，又由几个级次更低的系统组合构成；总体结构中套有中层结构，中层结构中套有低层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严密整体。在“艺术审美”层面，根据对象涉及的内容按照结构主义方法将其梳理为“意境探微”“创作理念”“审美趣味”等多质多层次的系统组合，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逻辑整体。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人们对其意义的诠释就从未停止过。正如诠释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红楼梦》的意义被不断发现、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更新；同时不可否认，也时被误读或扭曲。只有那些具备了最为充分条件的诠释者，才有可能对其作出全面、丰富、准确、深刻的诠释。

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这种诠释空间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作品本身艺术生命力的永久性、所含信息的多样性以及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但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的和不确定的。一方面，文学作品一经创作出来，自身便具有了历史客观性，这种历史客观性包含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固定的文本形态；二是作品文献史料、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规定性；三是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的历史客观性。作品所表述的形象、所蕴涵的意义都无法摆脱这些因素的范围和限定。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诠释空间能否被充分发现和挖掘，还取决于诠释者的审美能力、艺术悟性、人生经验、历史知识、逻辑推理以及哲学思想等诠释能力。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同一部作品的意义之所以会产生种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诠释，并不是因为作品文本发生了变化，而是诠释者自身主观因素有着许多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差异。

本书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始终以诠释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对于诠释的困境、诠释的分歧、诠释的维度等方面着力进行分析，充分考虑《红楼梦》文学批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元素以及细微变化，力图得出合乎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实际上，对于《红楼梦》主题的不同认识，正是具体的接受主体在不同的批评视域之下形成的看法。如“索隐派”的牵强附会、“新红学”的“自传性小说”、社会学的历史批评等，均是接受主体与批评视域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红楼梦》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己卯本《石头记》第十九回有一段夹批：“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我想，不仅宝玉如此，黛玉、宝钗、凤姐、湘云等，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些人物形象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未曾出现过。但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可见小说作者功力之高超，本书从多个方面总结了前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美学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等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回答。如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人物形象进行探讨，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的关系，深入发掘小说建构的统制全篇的神话系统，以及人物形象所产生的神话渊源，从而使人物形象获得了巨大的内在张力，使小说题旨得到了远古意象的回应。心理学与文学的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物形象的精神空间和心理内涵，因此运用精神分析法对小说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发掘，成为红学界不断追求新的理论维度阐释文学作品的大胆尝试。

小说这种文体最本质的特点便是要讲述一个故事，于是，叙事便成为其主要的表现方式。关于叙事学，无论是定义为“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还是“人们有时用它来指称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其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了对“叙事结构”的关注。本书运用叙事学理论对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的叙事结构系统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其归纳概括为“线性结构”（包括单线、复线等具体方式）、“网状结构”（包括多线结构、网状结构等多种方式）、“表层结构”（包括章节、人物与情节等结构方式）、蕴含结构规则的“深层结构”（包括对称结构、时序结构、天人对应结构等诸多方式）等。

本书的立足点限定于《红楼梦》的文学批评史研究，之所以作出这样一种限定，是想充分确定《红楼梦》的文学本性，用文学的眼光来审视这部文学作品。这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算不得学问，也算不上“红学”。只有研究所谓的“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才是真正的“红学”。这种观点实在是有些本末倒置。不可否认，由于每个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同，研究兴趣不同，选择的研究重点也就有所不同。但研究文学作品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其文学性，因此一切研究应以此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则是无可怀疑的。

人们常说，20世纪有所谓三大显学，即“甲骨文字学”“敦煌学”与“红学”。严格来讲这一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人文学科被逐渐边缘化、冷处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应用学科。其外在原因是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在原因则是学科自身存在一定不足。就“红学”来说，学术视野不能有效拓展，长期纠缠于那些老生常谈，以至于种种奇谈怪论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势必导致人们对“红学”的不屑甚至反感。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仍有不少年轻人坚持自己的追求，因为他们坚信，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人文科学的研究不仅是必需的，而且应当是首要的。车瑞博士便是持这种信念的众多年轻学子之一。

车瑞博士曾在广西民族大学师从我的师弟冯仲平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具有极好的理论素养。2007年，她考到山大，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期间，她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了数篇质量较高的论文并出版了相关论著。本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希望车瑞博士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理想，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

2012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