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

余艳

引言

我对杨开慧的探究最初是从一个墙洞开始的。

这“墙洞”在湖南板仓，在板仓坐西朝东的杨家老宅里，在杨家老宅的西北角杨开慧卧室的床帐后。

杨开慧把洋洋万言的手稿封存在这墙洞里，应该没想到，半个多世纪后，她的这些心灵笔记就是一代共和国领袖的情感秘密！又是他的夫君毛泽东盼了好久、寻了好久、等了好久，却遗憾又残酷地最终没有看到的秘密。

这是怎样一堵墙，能承载这段千古绝唱；

又是怎样一处洞，能装下一腔博爱深情！

其实，世界各地都有秘藏私信、封存秘密的风俗。

世上的秘密，只要你曾经告诉过一个人，就不能再称之为秘密。真正的秘密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实在憋不住了，告诉墙洞，或者树洞、山洞，只有它们，也许会始终沉默。

又当这秘密无处可藏，不想被人知道，就下决心埋葬这段揪心的牵挂。找一处墙洞，或者树洞、山洞，悄悄装进去，这秘密就死了、埋葬了，可能永远不再被人发现，不被人知道。也告诫自己，永远放下、终身不念了……杨开慧是这样吗？

当年，杨开慧把日积月累、三年中写就的心灵笔记用油纸包好扎紧，塞进墙洞，再用相近的泥浆封堵洞口。这处秘密没被敌人发现，也没被亲人发觉。如果不是1982年和1991年两次修缮故居，那沓尘封在板仓杨家老宅的心灵笔记将永远沉睡在那堵旧墙中。

字！

2011年2月的最后一天，是早春二月一个难得的艳阳天，我从湖南省委宣传部提回一大袋子书籍和资料，都是有关杨开慧的，诸如手迹复印件之类的史料。

初春的阳光下，我首先读到的是那篇《追忆》。

追忆？依常理，一个正值韶华的年轻女子，该是更多的憧憬未来。她的从前毕竟太短，而她的未来正长。未来正长的人却偏偏要追忆并不太长的从前。她是不是感觉到从前已经太长，而未来已经太短？

一字一句，字字像滴落的泪，句句如伤感的情。娟秀的字，温软的心，凝于笔端流淌在毛边纸上的字啊，全是深深的痛和深深的爱。我突然感觉到，这些在老墙中尘封了几十年的心灵文字，与其说是写在纸上，倒不如说是字字刻在笔者滴血的心坎上。

再去板仓！记不清是第十几次去了，2012年1月28日这天，我只想在杨开慧当年的卧室，她当年写就《追忆》的这天晚上，当年凄风冷雨的这个季节，陪杨开慧坐一晚，从傍晚到天明，去熬一个杨开慧千百个彻夜难眠中的一个通宵……这夜，我读着手稿，漫漫长夜一分一秒地过。在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杨开慧就在这屋，这桌，这飘风的寒夜，写着，纠结着，煎熬着。

八十三年，这字没有逝去；像到永远，这个人还活着！

死？

我一字一句地通读手稿，每读完一遍，掩卷闭目，试图回忆手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句子。

“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天啦，我怎会清晰地记下这段文字？但千真万确，伴随初看时心里猛烈地“咯瞪”那一下，到掩卷而思反复回味，这句话总在眼前不停地晃悠。

死是杨开慧喜欢的事？一个正当华年的女人，究竟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什么心境才会认定，死是她喜欢的事？

我不敢胡乱猜测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惊惊答案。

一个年轻女子，独自一人带着三个梯形大的孩子，与年迈的老母在家乡艰难度日。三年时间遵从丈夫的嘱托，就地参加地下斗争，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她文弱的双肩既担着三个孩子的重担，又要躲避敌人的捕杀，更撕心裂肺地牵挂生死不知的丈夫。夜雨婆要，一灯如豆，娇小玲珑的身影，孤寂地投在板仓土屋的泥墙上，娟秀的字体流泻在纸上，字字句句道不尽的思念和苦痛。为了丈夫毛泽东的事业，学贯中西的名门之秀，选择了一条优愁痛苦、险恶丛生的路……更为揪心的是，杨开慧身边的战友、朋友、亲人、闺密一个个倒下，激起仇恨的同时，也激起她非常的革命斗志，而让她义无反顾―赴死？还是焦虑、担忧、疲惫、躲藏，一个女子，柔弱的身躯，想尽快结束这马拉松式的折磨？

还是，有别的原因？

墙？

杨开慧的手稿句句肺腑之言，谁都不怀疑它们的真实。因为我感觉，烈士的这些心灵笔记不是写给世人看的，而是写给她自己看的，甚至就是她自己跟自己说的悄悄话。否则，她就不必把她藏在老墙中。

腥风血雨、生死无常的年代，喘不过气来的杨开慧带着三个小儿，躲避敌人，保藏自己，牵挂爱人，坚持斗争。她的那些泣血的文字、真实的心声，一半是刻意的隐藏，一半是希望有个地方可以代为存放。就这样，墙洞成了她精神的闺房，将她的所思所想点滴安放；墙洞又作为消减痛苦的心灵邮箱，为焦虑无奈的女子做了有效的储藏和有力的分担。

怎么会藏在墙洞里，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看见，是想永远尘封这个秘密？

自藏在墙洞中的这些文字曝光后，人们对这些手稿有各种猜想与各种理解。有人说，这是“墙洞里的情书”“藏在墙洞里的绝唱”，也有人说，那个墙洞是杨开慧选定的心灵坟墓。

因为——

她根本没想让人知道那个地方，更不想有人揭开那个秘密。

否则，她完全来得及把墙洞里的秘密告诉她应该告诉的人。

比如她的母亲；

比如跟她一起坐牢的保姆孙嫂和儿子岸英。

但是，她没有说。

果！

对墙洞里的那段秘密，杨开慧谁也没有告诉。

是已然顿悟，那些文字，只不过是她心路上一度迷乱的心灵碎片。那些特定时候从心中飞扬出来，定格为稿纸上的文字，可能连她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了纪念一段心路，还是咀嚼一段寂寞，或是想叫家人有一天能把那些心灵文字转交给心中喊了千万次的人？

然而，大牢中的炼狱，杨开慧已经不是手稿上的杨开慧了。

手稿上的心音不过是秋虫般的呢喃，期期艾艾顾影自怜的家妇，而大牢中的杨开慧已亮丽于信仰的高山，这时的她才是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爱人！

两个完全不同的自己啊，别让世人混淆，更别让夫君看见。

就让那段寂寞的文字永远寂寞在墙洞之中，永不示人。

但是——

历史有如河底的沉沙，看起来粒粒相似，其实每一粒沙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但那些河沙以及河沙里藏着的故事不会再说话。因而，活着的人们就特别喜欢评说历史，似乎只要一评说，评说者就变得聪明。因为无论活人怎样评说，历史都无法反驳。

正如河底的沉沙，你说它粒粒相同，或者各有各的不同，或者各有什么不同，全都任人评说，那些河底的沉沙是不会说话的。正由于此，活人对历史的评说便远远多于对历史的思考。

有感于此，我告诫自己，我无意于评说过去的故事，也不敢对过去的故事作什么聪明的解读。因为，在历史面前，根本就没有聪明的活人。我只想，以杨开慧的心灵笔记为指引，并顺此指引再重走一遍那些与之相关的足迹，试图寻找出被历史迷雾所遮盖的历史真相。

第一章 手稿上的井冈山

（1）无论怎样都睡不着……总是不见来信

这是一个月淡星稀的夜晚，毛泽东把杨开慧母子几人悄悄送回了板仓老家。

即便是在晚上悄然回家，毛泽东也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那正是白色恐怖风行城乡的非常时期。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捕杀，似乎越杀越红眼。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等著名共产党人相继遇害。在当时的中国，连乡下都知道，抓一个“红脑壳”，政府就奖十块大洋。像毛泽东这样著名的“红脑壳”，自然是反动派枪口随时瞄准的对象。

1927年，是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死中求生的一年。

这一年的湖南长沙更是惨烈。

摔不及防的共产党人纷纷倒毙于敌人的枪口与屠刀之下。

当时的长沙，从南门口一直连向天心阁，城墙上皆挂满了革命者的头颅。有的甚至还不是革命者，只是被那场疯狂屠杀而误杀的普通百姓。据说连当时的狗，也因为吃惯了人肉而吃人成性，见到活人就一顿乱咬。到6月底，共产党员、工会农会干部以及国民党左派被杀者已达五百人以上，三湘大地有“死地”之称。

这一年，也是毛泽东动荡徘徊、优心忡忡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共五大，毛泽东关于“开展土地革命、迅速发展农民武装”的提案，没有引起大会重视。

这一年，眼看着一个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下纷纷倒下，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还在忍耐、迁就、让步，观望……这一年，曾经在毛泽东心中沉思日久的一个思想越来越明朗坚定：拿起枪，组织自己的工农武装。

可是，要完成“武装斗争”这一大步的跨越，毛泽东知道，先要走出1927年最关键的一步：巧妙“摆脱”老拧巴的陈独秀。

这一步，毛泽东没按常规出牌。他避虚就实、扬长避短地睿智了一把。1927年8月初，毛泽东和他的心有灵犀的共产党员们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巧妙设计，让陈独秀未能出席。

结果，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被排除中央领导层，毛泽东再次顺利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抓住来之不易的话语权，让会议接受他的建议：继南昌起义之后，马上在中国农村发起秋收起义。毛泽东在会议上特别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次会议，毛泽东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回湘组织秋收起义。作为秋收起义的建议者，毛泽东自然也成了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他明白．秋收起义的枪声一旦惊响在湖湘大地，斗争的方式将由暗变明。那一声枪响后，无论是他还是他的起义部队，都将会引来敌人疯狂的围剿。从此以后，夫妻恩爱与儿女天伦肯定将从他生命中淡出。等待他的，定是枪林弹雨中的残酷搏杀。

就在板仓，就在杨开慧简陋的卧室，毛泽东夫妻一别，就再也没有相见。

那天，黑夜中的告别，虽然比从前任何一次告别都要匆忙。

但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显得重复哆唆，老是反复叮嘱妻子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杨开慧后来对堂妹杨开英说，从前，她跟毛泽东的任何一次分别都没有那种掏心掏肺的感觉。可那一次偏偏那么奇怪，那个人一融进夜色中，她的心就空了。

事实上，杨开慧的直觉没有错。那黑夜中的匆匆一别，竟成夫妻永别。那煤油灯下的最后一眼对视，竟成了后来岁月中回味不尽的终极影像。

这以后，杨开慧就开始了彻夜难眠苦度时日。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晨（辰），十多天了，总是不见来信……

（2）我简直要疯了……人越见枯瘦了

也许是一种莫名的预感在作怪，与毛泽东别过多次的杨开慧，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分别那样令她心神不定：

我检（简）直要疯了！我设一些假想，恼（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手稿中诸如此类的文字比比皆是，但这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少妇思夫。那段时间，在杨开慧的那些思梦中，肯定多是噩梦。国共两党越来越激烈的武装对抗，她当然明白，身处对抗前沿的毛泽东，每时每刻将会面临着什么。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里，看报成了杨开慧每天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

杨开慧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报纸看．就连已经看过的报纸，都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那些消息让她感到虐心，但她还是忍不住想看。就好像不得不看的病中亲人，不看不放心，看了又虐心。

报纸上的“赤匪”被描绘成惶惶不可终日的走寇。在各路武装的围追堵截中，那些“赤匪”似乎只有挨打逃窜，而无还手之力。杨开慧从报纸上得知，丈夫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似乎天天在敌人的追杀中东躲西藏，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并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丈夫的队伍越打越少，最后一小股赤匪流窜到了井冈山，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杨开慧虽然不完全相信报纸上的说法，但同时她也明白，在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里，丈夫毛泽东和他的起义部队，会遭遇怎样的困境。

其实，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和他的起义军，要比杨开慧想象的境遇更糟更难。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开始，枪声打响之后，起义部队曾一度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起义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曾写下一首词，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秋收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

初战胜利的喜悦还没从战士的脸上消失，起义部队便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反扑。于是，部队中那股被胜利燃烧起来的激情马上低落下来。在这个兵源来路不一的起义部队中，悲观丧气的情绪就像瘟疫一样在部队中传播蔓延。

偏偏这个时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人却遥遥发来指令，要起义部队继续攻打长沙。而起义军内部．憋了一肚子气的个别将领也主张继续攻打长沙。毛泽东权衡再三，认为这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最终，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走。

起义部队在转移过程中，毛泽东顺势完成了两个重自选动作：一是浏阳文家市的会师转兵，二是三湾村的“三湾改编”。

前者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重要转折点，后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基本治军思想：党指挥枪。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的一条“注意”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规定细到了红薯，可见当时的起义部队军纪之涣散，已到了何等令人担忧的程度。

但是，把中国工农武装引向正确方向的毛泽东，这一保留革命火种的撤退，却被当作违抗党中央指令而受到严厉处分。

“右倾逃跑主义”“可耻的退缩者”，甚至被传令者误传为开除党籍。就连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都要毛泽东做出自我反省……在板仓，与毛泽东魂系梦绕的杨开慧像有一种生命感应。

站在门前，心里跑到他那里去了。好像看见他带着一种凄黯的神色在那里。

杨开慧当然不可能想象丈夫受什么处分，她只是心优与心疼地想象着他的艰难。带着一种凄凉神色的毛泽东要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山上的部队可能没有粮食，可能没有医药，可能没有衣服，可能没有子弹，可能有很多糟糕的可能。

在杨开慧眼中，曾经毫不起眼的那个井冈山，当时已成为她心目中最要命的山。夜里梦见那座山，醒来想着的还是那座山。

（3）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不能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思念，而更多的是因为牵挂与担优。

杨开慧非常明白，在那时那刻，她就算寻到井冈山，等待她的并不是夫妻团聚的喜悦与浪漫，而是同甘共苦的艰难，是生死与共的命运。甚至，就是死亡。

没有我在身边，他不会注意的。

已经给毛泽东生了三个孩子的杨开慧，这句话绝不是自以为是之言。在杨开慧那些伴夫走天涯的日子里，她知道，生活中的毛泽东是不屑于生活琐事的。甚至面对危险也仍然没有应有的警觉。

杨开慧不会忘记，当年她陪毛泽东回韶山，得悉省长赵恒惕要派兵抓捕毛泽东，而且抓捕的部队已经向韶山奔来。得此消息的毛泽东竟然从容不迫地要带着杨开慧母子几人一块走。要不是杨开慧一反常态的暴怒催促，后果还真不敢想象。虽然，杨开慧也明白，毛泽东要带妻儿一块走，是不放心把他们母子丢在韶山。抓不到毛泽东的那些捕兵，极有可能把他们母子抓走。

但是，当时的杨开慧心里只有毛泽东的安危，根本没考虑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毫无疑问，那时那刻的杨开慧决意要上井冈山，明显带着共赴危难的强烈意识。在杨开慧貌似纤弱的身躯里，多愁善感的情怀与刚烈倔强的个性同时并存。即使没有杨开慧英勇就义的那一幕，单看杨开慧的手稿，就不能不让人坚信：如果需要，杨开慧随时准备为毛泽东去死。

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藏在墙洞里的这些心语，可不是杨开慧的自夸自的人前之语，而是她真实的心声。

中国历史从来不乏贞妇烈女的故事。中国女性漫长的人生中，嫁给了一个男人，也就嫁给了一种命运。像王宝oil，十八年守成一座活的望夫石……但杨开慧显然不是王宝川。她是一个女人，同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杨开慧意欲奔赴井冈山的冲动中，无疑包含了激情燃烧的信仰与舍生取义的大气。革命有难，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但是，如果把杨开慧按捺不住的冲动仅仅理解为共产党员的本能反应，恐怕也嫌简单。历史地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种事实：在那些令人啼嘘的故事中，只见女人为男人而死，却少有男人为女人舍命。正如那些被捕的革命者们，只见变节的男性，而少见叛变的女人。

其实，在那些贞妇烈女的故事中，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敢漠视的精神特质：忠贞与坚守。漂流在民族文化之河上的那本《女儿经》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历史的轻风仍然会把书中的碎片吹到人们面前，并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余香。

作为著名伦理学家的女儿，杨开慧自然有机会接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熏陶与浸润，并把它们化为中华女性共同的某种姿态，在历史的原野摇曳出一个大写的花名：中国女人。

也许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杨开慧当时的去意仿徨：

作为革命者，在革命遭受挫折之时，理应挺身而出，与战友们一道并肩；

作为一个妻子，在丈夫遭遇厄运之时，理应相行相伴，与丈夫共渡难关；

作为一位母亲，杨开慧却又不能无视三个儿子的存在……革命需要战友，丈夫需要妻子，但儿子需要母亲。也许正是这多重身份增加了杨开慧选择上的两难。

杨开慧肯定也曾经想过要把三个儿子一并带到井冈山。

但那种念头恐怕也只能随着一声叹息而自然消失。在东躲西逃的艰难困境中，真带孩子走，无异是把三个孩子送上杀场，又同时给革命添累赘。可是，把孩子留在家，自己一人前往？

那孩子谁管？母亲年迈，一人带三个孩子，显然不现实。托付他人带养？杨开慧不忍，何况毛泽东知道也绝不会赞同，甚至会极为不悦。

爱夫爱到骨子里的杨开慧，自然不愿意惹丈夫不快。一头丈夫一头儿，杨开慧能怎么样？会怎么样？

天地没有回应，命运闭着眼睛……

第二章 我是真的爱他呀

（1）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那段时间里，杨开慧每天最重要的心思就是盼信。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检（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这几个小宝，我终于不能去逃避。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下来了……只有五十天，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杨开慧说的那封贵重的信，是毛泽东用暗语写来的，信中说：“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接到来信的开慧禁不住喜极而泣。

其实，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信并没有告诉杨开慧太多。她更不知道，在收到这封贵重的信时，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生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失意的一次。

他不但被撤去了党内要职，竟然还被传言“开除了党籍”。于是，毛泽东病了。当他孤独的身影一瘸一瘸地走在山道上时，那情形看上去已经没有“霹雳一声暴动”的气概了。

就在毛泽东身心疲惫情绪低迷之时，有一位十九岁的少女及时在毛泽东身边出现了。

少女名叫贺子珍，在当时当地被称为“永兴一枝花”。这位能骑善战的年轻女战士，对来自山外的青年毛委员似乎特别关注。尽管，眼前的他体弱多病，头发过长越发显得单瘦，但是，年轻女战士贺子珍却仍然强烈地感觉到，在青年毛委员落魄的外表下，在那双优郁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甚至连那瘦削却不失挺拔的身影，都彰显一种男人的孤独与倔强。

要说毛泽东对女战士的那双明眸视而不见，那有点不现实。

更何况，体弱多病的毛泽东还时不时地享用着贺子珍为他弄来的那些可以补身子的山雀、泥鳅等美味。不难想象，当身心俱糟的毛泽东在品尝着那些美味时，也无意间品味出了一位少女弯弯曲曲的心事。

腿伤稍见好，毛泽东便忍不住想出去转悠了。他当然清楚，脚下的这块土地，将是他和他的起义部队长期立足的地方。对这么个命运枚关的地方，不熟悉地貌、不了解情况的毛泽东，自然要深人调研的。于是，年轻的女战士贺子珍自然而然成了毛泽东的向导，甚至还是拐杖。

在两个人的山间小路上，话题涉及革命和工作，也涉及日常生活。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跳出了弯弯曲曲的山道，飞到了更广阔的空间。偏偏毛泽东不张口则已，一张口便是妙语连珠落玉盘的美妙，话中的世界便是贺子珍备感新鲜的另一个世界。

也许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他进行社会调查时，他自己也正被一位女战士悄悄认识。

其实，在见到毛泽东之前，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名字并不陌生。读书时候，她就早已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比如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和《政治周刊》上的文章，那些一气呵成的排比句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面对那些美文，贺子珍曾经猜想，能写出这种锦绣文章的人，一定是个长得很丑的人。因为公平的造物主不会让一个人把好事占全。在让他拥有深刻透辟的思想的同时，还让他拥有赏心悦目的容颜。可等贺子珍知道来井冈山的这个人，就是写出那些美文的人，贺子珍才知道，造物主也有不公平的时候。

然而，无论山道上的脚步挨得多近，两颗心却似乎挣扎着不敢靠得太近。因为毛泽东告诉过贺子珍，在湖南老家，他早有妻子和孩子。

井冈山之外的杨开慧自然不知道，她日夜牵挂的爱人正面对一位少女的深情而苦苦挣扎。此时的杨开慧，仍然在思念的迷途上越走越远：

……连那他写的字，只要是他的，一概变了比珍宝囊还要要紧些。太难过了，我疑惑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小毛。在这时，我感到一种爱惜了，连那几个。太寂寞了，太伤心了！

杨开慧笔记中，提到肚子里的“小毛”，虽然很快被确诊是一种假孕。但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杨开慧在思夫的心路上，已经把自己给丢失了。

（2）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1928年5月，朱德、陈毅所部与井冈山的部队会师于宁冈龙市。自此，“人不过千户，粮不过万担”的井冈山呈现出了异常兴旺的景象。

一时间，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共产党人，操着各自的湘音、川调、粤语、赣声以及客家方言，碰响在罗霄山脉的中段，汇成了一曲不同凡响的井冈山革命大合唱。

从此，“朱毛”红军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日日更新的民间传说。并在那些传说中，把朱毛传成了不同版本的神话。

从此，小小的宁冈龙市仿佛在一梦之间变成了中国举足轻重的政治要地。

也在此时，毛泽东终于走出了政治上的低谷。首先是朱德、陈毅证实，党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所谓决议是误传。然后，他们又带来了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的充分肯定。朱毛会师之后，两部合为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朱德、陈毅等人很快发现了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那不一般的眼神。这两位喝过洋墨水的青年将军，在此时此刻此山此地说出的话，可没有半点的起承转合。他们直截了当的几句话就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穿了。

1928年5月28日，毛泽东与贺子珍以吃顿饭的形式结为了革命伴侣。

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优念的。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又许久没有信了，不眠症依然来到。

在毛贺结合后不久，远在长沙的杨开慧见到了一个重要的人，这人就是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此时的杨开明已被任命为湘赣特委书记，即将到井冈山的永新赴任。杨开明此行前来与堂姐见面，一是与杨开慧辞行，二是问杨开慧有没有东西捎到井冈山。

见到堂弟的杨开慧，几乎就把堂弟杨开明当成了活生生的井冈山。那极端细节琐碎的询问，恐怕除了杨开明能耐心作答，再没有别人能认真听认真答。

其实，对井冈山上的情况，杨开明早已知道个大概。但杨开明没有告诉姐姐杨开慧井冈山上的实情。

没有把这事及时告诉姐姐，杨开明出于某种善意，虽然可以理解，但应该也是一种残酷？或者叫善意的残酷？残酷的善意？

偏偏这次，杨开慧托堂弟杨开明带去了两坛豆豉辣椒和两双亲手做的布鞋。

可以肯定的是，那两双布鞋不是赶做的，那是杨开慧于极端寂寞时的排遣。甚至可以说，那鞋底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杨开慧写在鞋上的另一行行思念的文字。

当毛泽东看到杨开慧捎来的那两双布鞋，一向妙语连珠的毛泽东沉默了。

当时的杨开明恐怕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面对那两双布鞋，也许两个男人说话也尴尬，不说话也尴尬。好在那种尴尬并不伤及某种默契。那不是男人之间的默契，那是革命者之间的默契。因为，在毛泽东和杨开明心中，有一杆铁秤是永远不会失衡也永远不会弯曲的。那就是―革命利益的天平。

但人的心中不可能只有一杆秤。当革命暂时淡出心中的某些时候，情感的天平便会不失时机地潜人人的心底，并不怀好意地把人心钩在秤杆上不停地荡秋千。当时的湘赣特委书记杨开明，就在堂姐杨开慧和曾经的堂姐夫毛泽东之间来回摇摆，在理智与情感的两头时高时低、时重时轻。

对于远在故乡的那位堂姐，杨开明可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位清纯得不惹一丝尘埃的女人。而且在杨开明的心目中，堂姐杨开慧甚至比亲姐还要亲。在长沙读书的那段时间，住在长沙的他们一家对他无微不至的关爱仍然历历在目，姐姐是把他视为至亲啊。后来的杨开慧在料定生命无多之时，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托付给杨开明，足见姐弟之间的那种亲情非同一般。

杨开明不敢想象，一旦得知毛泽东生活变化的真相，清纯如透明人一般的姐姐将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最让杨开明纠结不已的是，在天平另一头的毛泽东也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人。在杨开明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仅仅是他曾经的堂姐夫，也是他的同志和战友。毛泽东还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是他学生时代所崇拜的偶像。

可以想象，杨开明见毛泽东无疑是理性的。那种理性可能不仅仅来自于革命利益的原则，也许还来自于毛泽东身边的那个女人贺子珍。

身在井冈山上的杨开明，自然有机会耳闻目睹贺子珍的处事与为人。在井冈山根据地，那是个有口皆碑的女人。

杨开明就亲眼见识过贺子珍让人为之一动的另一面。那次，杨开明正与井冈山的几位领导开会研究工作，突然得报敌人的部队正向这边摸来。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一听，想都没想便摸出双枪冲了出去，竟凭两支手枪逗着敌人追着自己满山跑；杨开明自然也听说，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备有个随时准备离开的行包。说是一旦开慧姐姐上山来，她就背上行包让位走人。取代堂姐的竟然是这么一位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女人，杨开明还能怎样？他除了沉默只能还是沉默。

身在井冈山的杨开明自然也发现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众人面前的避嫌和收敛。对此，著名作家王行娟在她的《贺子珍的路》一书中，曾对毛泽东的心理负重有过细腻的描述：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李的贺子珍，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聊。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忽然说：

“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着你。”

他上马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能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好一会儿，她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像正常状态下的那个毛泽东。但正是这种看似不合毛泽东性格的拘谨与避讳，让人感觉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理负重。

对毛贺之恋，《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对此作了一种中国式的解读：

“这一点很合毛的脾气，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大胆的社会实践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及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泽东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固地保持下去，直到因外部因素而发生突变。”

我由此想起了井冈山上的另一位年轻女战士曾志。这位后来拥有三座雕像的红色夫人，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时候我们有今天没明天，我们没有时间卿卿我我，我们是大情大爱，爱得更热烈，也只能爱得更直接，爱和生命每时每刻都连作一起，如果说男人革命是用生命，那女革命者是带着情和爱投身革命，直至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因为，女人的生命和爱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消亡，另一个必定跟着去了。”

第三章 伤心的日子依然来了

（1）毛泽东托吴福寿长沙找寻杨开效

这一回，我是第三次到井冈山，专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情路探访。

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个健在的知情人谢美华。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次毫无发现的探访。不管我多么用心良苦地启发诱导，上了年纪的谢美华仍然像背书一样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众人皆知的老故事：

谢美华的姑父昊福寿，当时跟井冈山上的毛泽东住得很近，一来二去，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与毛泽东成了忘年交。

许久得不到妻子音讯的毛泽东，想派人去长沙寻找妻子，探实情况。思来想去，“闯荡江湖”的银匠吴福寿成了他物色的合适人选。

吴福寿受毛委员之托向湖南方向去了。没过多少时日，他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几次急迫询问下，吴福寿才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

毛泽东闻言大惊，问到底怎么回事，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

毛泽东明白了，当时呆若木鸡，痛苦地流下双行泪水……谢美华老人讲这个故事时讲得很流畅。不难想象老人已经无数次地对人讲过这个故事。在老人的讲述中，我几次想插话提出我的质疑都不被老人理睬。老人只是执著地按照她的故事走向讲下去，直到故事结束，老人不回答任何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