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国志怪小说与准志怪小说

一、“古今纪异之祖”《汲冢琐语》

《汲冢琐语》本名《琐语》，因出自汲冢，故后人冠以“汲冢”二字，又因原书系用战国古文字书写而成，故又称《古文琐语》。

《晋书》卷五一《束皙传》载：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汲冢出书事，时人杜预、荀勖皆有记，其后王隐《晋书》亦载。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与《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孔颖达《正义》述王隐《晋书·束皙传》之意而曰：

王隐《晋书》……《束皙传》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能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

荀勖《穆天子传序》所记甚略，仅云：“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

诸人记汲郡魏冢出竹书事同，唯出土时间及墓主为谁不尽相吻。时间或作太康二年（281），或作太康元年（280），此外《晋书·武帝纪》又作咸宁五年（279）十月^[1]。看来不准盗墓发现竹简是在咸宁五年十月，大约第二年即太康元年下令发掘收集竹简运回京城，而秘书监荀勖等人整理缮写是太康二年的事，前后经历一两年，所以各人纪时有所不同^[2]。至于墓主，则有魏襄王、魏安釐王等说。按关于汲冢墓主，乃是依据出土的《纪年》（后称《竹书纪年》）而考定，《纪年》是魏国史官编纂的自黄帝至魏国的编年史，纪事止于今王二十年，荀勖考证今王为魏襄王^[3]，则墓主亦即魏襄王。这应当是可信的，卫恒《四体书势》及《晋书·武帝纪》都说是魏襄王冢，惟东晋王隐以为魏安釐王冢，未必正确，安釐王远在襄王之后。《晋书·束皙传》兼存二说，而又径称《纪年》“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自生淆乱，实应作魏襄王二十年。是年为公元前299年，襄王卒在前296年，则汲冢书皆作于此年以前^[4]。

汲冢书经荀勖、和峤等人整理校正并用当时文字写定后，遂行于世，但到唐时大部亡佚，仅余《纪年》、《琐语》、《师春》、《穆天子传》^[5]。今则唯《穆传》在，《纪年》、《琐语》仅存遗文，《师春》则全佚。

《琐语》出土时十一篇，写定为十一卷。流传中，或有所增，或有所亡。隋颜之推看到《琐语》时，发现有秦事羼入。《颜氏家训·书证篇》云：“《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秦望山即会稽山，秦始皇曾登此观海，勒石立碑，秦望碑即指此。至于有无佚失则未言。唐初亡佚大半，《隋志》史部杂史类仅著录四卷，两《唐志》同。南宋初罗苹注《路史》曾引《琐语》，但同时代郑樵《通志·艺文略》列《古文琐语》四卷为逸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皆无目，说明《琐语》可能佚于南宋。如果罗苹实际是转引他书，则亡佚时间更早。

《琐语》遗文散见于《水经注》、《北堂书抄》、《艺文类聚》、《春秋左传注疏》、《史通》、《事类赋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路史》注诸书，以《御览》为多。清人《琐语》辑本凡四种。洪颐煊辑《汲冢琐语》，载《经典集林》卷九；严可均辑《汲冢琐语》，载《全上古三代文》卷一五；马国翰辑《古文琐语》，载《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六三史编杂史类；王仁俊辑《古文琐语》，载《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史编总类^[6]。其中，严本与洪本全同^[7]，最为完备。然马本“季康子诘盗”条为洪本严本所无^[8]。王本只“师旷辨鸟”一条，三本皆有此事^[9]。洪本严本凡二十五条，但有未当者。辑自《史通·申左篇》的“汲冢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实际并非佚文。辑自《初学记》卷二四的“疏圃”乃误辑，《初学记》下注“见《淮南子》”，接下“瓜圃”，注“见《琐语》”，所指乃宋景公逃入瓜圃之事，此条已辑，且已注明“案《初学记》二十四引‘瓜圃’见《琐语》”。“秦望碑”条系后人所加，不应辑入。“齐景公伐宋”二条实为一事，马本合为一条。这样实剩二十一条。另外，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一八《人伦一》引《琐语》、《史索隐》云：“豫让为知伯报仇，为襄子所得。使兵环之，让愿请其衣而击之。襄子义之，脱附身之衣以与之。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衣尽出血，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按此事又载《战国策·赵策一》及《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无衣出血事。司马贞《索隐》曰：“《战国策》曰：‘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所云《史索隐》即此。《广博物志》当转引他书，所据不详。此条诸家《琐语》辑本皆未收，宜补。再加马本一条，总共二十三条佚文，不过其中有些仅为片言只语，记事较完整者十五条。

《琐语》出战国魏襄王墓，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下距秦统一七十七年，可见是战国后期以前书。考《琐语》记事最晚者是赵襄子亡。据《史记》之《晋世家》及《六国年表》，襄子在位三十三年，卒于前425年。再往前是智伯败、宋景公卒、季康子诘盗诸事。智伯被杀和宋景公卒均在前453年，季康子卒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除季康子诘盗稍早，其余时值战国初叶^[10]。由此似可认为《琐语》出于战国初。又，《琐语》文字质朴，接近《左传》，内容虽多为“卜梦妖怪”，但只是卜筮占梦而已，同《左传》差不多，与战国中后期盛行的那种极端神秘夸饰的祥瑞灾异之说不大相同，更无神仙家言，而和它同时出土的、书成于魏襄王时的《纪年》就不这样，如黄帝仙去，三苗将亡天雨血、青龙生于庙，柏杼子得九尾狐，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宣王时马化狐等等^[11]，完全是战国阴阳五行家和方术之士的话头。因此，《琐语》即便不在战国初，也绝不会出于战国中期以后，乃战国初期至中期之间的作品，约当公元前四五世纪。

关于《琐语》时代，杨升庵、胡应麟都曾作过讨论。杨升庵云：“《汲冢琐语》其文极古，然多诬而不信。如谓舜囚尧，太甲杀伊尹，又谓伊尹与桀妃妹喜交，其诬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战国之世。伊尹在相位时，被其黜僇者为之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其文不类战国。”^[12]杨说之谬，不辨自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己部《二酉缀遗中》嘲之以“儿童之见”，认为“《汲冢琐语》十一篇，当在《庄》、《列》前”，“盖春秋人作也”。以为春秋人作，时间亦早，不过他说的春秋，可能包括三家分晋之后战国初期那一段。

《琐语》作者熟悉夏殷以来历史和掌故，《史通·申左》自注云“《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他很可能是史官，而且是三家分晋后的晋室史官或魏氏史官^[13]，这从《琐语》多记晋事及出自魏王冢看得出来。不过，再从晋平公浍上见首阳神而有喜（详下）来看，从对赵襄子和范献子的负面描写（详下）来看，作者更可能是晋室史官。

《琐语》体例颇类《国语》。《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曰：“《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惑经篇》自注亦曰：“唯‘郑弃师’出《琐语·晋春秋》也。”《外篇·杂说上》曰：“《汲冢琐语》……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14]可知《琐语》是按国别来记事的。这一点也可由《束皙传》“诸国卜梦妖怪相书”的“诸国”二字证实。除《夏殷春秋》、《晋春秋》外，遗文中尚有记周、鲁、齐、宋等国传说的，看来还会有《周春秋》、《鲁春秋》、《齐春秋》等。

《琐语》书名系原有，非整理者后加，有《晋书·束皙传》等为证。既称为“语”，这就使人很容易把它同《训语》、《国语》联系起来。《训语》、《国语》都系逸史，多含历史传说，《琐语》无疑同它们有着渊源关系。《训语》记有褒姒传说，《国语》引之，而《琐语》亦载，只是因引书摘引，未录全文，仅有“楚矢箕服，是丧王国”数语^[15]。素材的因袭，也反映出《琐语》同《训语》的这种联系。

不过《训语》、《国语》毕竟还是史书，而《琐语》的大大增强了的传说性已经使它在内容上具备了与史书完全不同的面貌，尽管在形式上还用按国别记事、以“春秋”命题的史体。前人或以史书视之，且不说《隋志》、《唐志》列之为杂史，刘知几就把它看作是晋国的乘，《史通·杂说上》云：“《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耶？”按《琐语》虽取材历史，但绝对不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刘知几所云“《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是指历史轮廓和一些基本的历史事件以及一些传说相同，并非说其书亦为《左传》一流，都是信史。

《琐语》少数是历史传说，如：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宣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16]

周王欲杀王子宜咎，立伯服。释虎将执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17]

姜后谏宣王事不见史传，西汉刘向采入《列女传》。周幽王废宜咎（咎又作臼）立伯服史有其事，然叱虎显系传说。如果《琐语》所记都属此类，那它仍不脱杂史臼窠，问题是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卜筮、占梦、神怪一类的迷信传说，其人虽多属实有，其事则荒唐不根，就是说以志怪故事为基本内容。这样我们就不能视其为《国语》或《左传》一流，确信它的真正性质是志怪小说。《晋书·束皙传》谓其“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妖怪即妖异之意，相书即占视吉凶之书，《周礼·地官司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相，占视也。”《晋书》的意思是《琐语》是记载占视梦象、妖异以辨吉凶之书。但它不是后来的那种讲相法的相书和讲卜筮法的卜筮书，而是专记妖异故事，因此所谓“卜梦妖怪相书”，也就是记卜梦妖怪的志怪书。

《琐语》的性质，胡应麟第一个作了精确的说明。《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四》云：“按汲冢书目云：《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则《琐语》之书，大抵如后世《夷坚》、《齐谐》之类，非杂记商周逸事者也。”《九流绪论下》云：“盖古今纪异之祖”。《二酉缀遗中》云：“盖古今小说之祖”。《华阳博议上》云：“《琐语》博于妖”。所论皆颇精当。

《琐语》之“卜梦妖怪”，内容可细分为四类。一是记卜筮之灵验。如：

范献子卜猎，命人占之，曰：“此其繇也：‘君子得鼋，小人遗冠。’”范献子猎而无所得，而遗其豹冠。^[18]

这是个典型的卜筮故事，故事文本由占卜缘由、繇辞（为四言韵语）、应验结果三部分构成，形成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这类故事常常不提卜筮者的姓名，因为其意不在卜筮者而在卜筮本身，即在繇辞和结果的对应中显示卜筮的准确性。而卜筮行为实际是主人公的行为，因此其终极意义乃又在于显示对人物的评价。范献子即士鞅，范宣子士匄子^[19]。晋顷公十二年（前514）为晋卿^[20]。当时晋国由知氏、范氏、中行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卿执政，晋出公十七年（前458），知氏等四卿灭范氏、中行氏，共分其地。这个故事颇具幽默感，实际是对范献子的揶揄，不啻嘲讽他是“小人”。史载，晋顷公九年（前517），鲁国大夫季氏逐昭公，十一年卫、宋两国请求晋国收留鲁君避难，季平子贿赂范献子，结果晋君在范献子说服下没有接纳鲁昭公。^[21]可见范献子确实是个“小人”，难怪作者要拿他开心。

二是记梦验，凡四事，多数涉及鬼神。如：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大君子，甚长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则盘庚也。夫盘庚之长，九尺有余，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声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伐宋也。^[22]

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子产对曰：“窥屏墙必是兽也。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败于颛顼，自没沉于淮之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祟。见之堂上，则正天下者死；见之堂下，则邦人骇；见之门，则近臣忧；见之庭，则无伤。今窥君之屏，病而无伤，祭颛顼、共工则瘳。”公如其言而疾间。^[23]

晋治氏女徒病，弃之。舞嚚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水如河汾，三马当以舞。”僮告舞嚚，自往视之。曰：“尚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嚚曰：“未。”遂买之。至舞嚚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24]

以上三个故事都流传较广。齐景公梦伊尹盘庚，《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亦载，又载《论衡·死伪篇》和《博物志》卷七《异闻》^[25]，曲陵作泰山，盘庚作汤，情事有所不同。宋为商后，故伊尹、盘庚之神于梦中出现警告齐景公，故事含有祖先崇拜的意味。晋平公梦赤熊事，又见《左传》昭公七年和《国语·晋语八》，不同之处是所梦者是鲧。这条涉及到古神话共工、颛顼争帝。共工之卿浮游不见他书，明张鼎思《琅琊代醉编》卷二四曾引其事。第三事涉及荀林父的出生。荀林父字伯，晋国正卿，文公时任中行之将，曾大败楚军于城濮，景公时为中军之帅。卒谥桓子，故称中行桓子^[26]。这个故事记述其生母在怀孕而遭治氏遗弃后的异梦及梦验过程，后被西晋王浮《神异记》采入。

占梦小说的结构，通常由梦象、占梦、结果（梦验或主体行为）三个环节构成，突出梦的暗示作用以及占梦的应验性。前两个故事都是如此。而治氏女徒，从梦结构上看它没有占梦环节，并将梦象和梦验交错起来记述，这就突破了一般的结构模式。女徒的梦——“吾梦乘水如河汾，三马当以舞”和遇舞嚚之马僮自然构成应验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治氏女徒的故事最有特色。

三是记妖祥，亦间涉神鬼。如：

陨石于铸（按：古国名）三。宋景公问于刑史子臣曰：“陨石于铸三，何也？”刑史子臣答曰：“天下之望山三将崩。”^[27]

这是所谓“灾妖”，下面是记吉兆即所谓“祥”的：

晋平公时，有鸟从西方来，白质，五色皆备。有鸟从南方来，赤质，五色皆备。集平公之庭，相见如让。公召叔向问之，叔向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翚；南方赤质，五色备，其名曰摇。’其来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28]

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于浍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大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平公之车。公问师旷曰：“有大狸身而狐尾者乎？”师旷有顷而答曰：“有之。首阳之神有大狸身而狐尾，其名曰者来。饮酒于霍太山而归，其居于浍乎？见之甚善，君其有喜焉。”^[29]

二事都是博物传说和辨吉凶的结合，可见博物学已经开始阴阳五行化了。二事也都和师旷有关，师旷是晋国的一位博物家和预言大师。翚、摇又见《尔雅·释鸟》：“雉绝有力奋，伊洛而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翚；江淮而南青质，五采皆备成章，曰鹞。”与此稍异，盖传闻异辞。摇同鹞，《说文》四上佳部“雉”字释亦作摇。后事首阳神，乃巫觋之伪神话。《山海经·中山经》有首山，首山即首阳山，，郭璞注即神字。《说文》九上鬼部亦释为神，段玉裁注：“当作神鬼也，神鬼者，鬼之神者也。”《玉篇》则称“，山神也”。

四是记其他预言吉凶的故事，如：

师旷昼御晋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其嬖人戏，坠于床而伤其臂。”平公命人书之曰：“某月某日齐君戏而伤。”问之于齐侯，齐侯笑曰：“然，有之。”^[30]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已往五祀五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以虫矣。^[31]

在先秦传说中，师旷是个神奇化了的真实人物，善辨音而预言吉凶，从上事可见一斑。刑史子臣又作形史子臣，不见《左传》、《国语》、《史记》，《搜神记》及《宋书·符瑞志上》亦记此事，《搜神记》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32]，“刑”作“邢”。关于他的传说，《琐语》共记两则，估计当时此人传说不会少。故事对宋景公知己之将死的行为的描写非常精彩，活画出一副惊恐、狼狈之状，而瓜圃化虫的描写更富于嘲讽意味，见出景公的委琐可笑。

《琐语》内容大抵如此。可以看出，作为志怪源头的神话传说，宗教迷信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都为它所承继。当然主要是宗教迷信传说，它当是此类传说的集大成者，只是由于原书散失，我们只能看到极小的部分。二十余条遗文有很浓的“卜梦妖怪”色彩，但许多故事也曲折反映出作者的政治倾向和憎爱情感。他反对齐景公侵略他国的不义行径，讥讽齐侯的淫逸，对晋国智伯、范献子这些爱搞乱子的野心家表示反感。“治氏女徒”一条还反映了女奴被蹂躏后因病遭弃的悲惨命运。而且，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艺术意识和表现手段，善于在“卜梦妖怪”中，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描写生动的人物形象，表达耐人寻味的深长意蕴。

《琐语》上承《训语》摭取历史遗闻、神话传说之统，下又接受《左传》、《国语》杂异闻于历史以及《国语》分国记事的体例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搜奇摭异、丛语琐谈的独特面貌，奠定了志怪小说的基础。《琐语》是一种杂史体志怪。在内容上，它作为早期志怪，刚从史书脱胎，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特征，就是取材于历史，历史成分和虚幻成分杂糅，故事是虚幻化了的历史故事或历史化了的虚幻故事。因此，它还带有较浓的历史味道。随着志怪小说的发展，志怪的历史胎记渐渐变淡，就是说虚幻成分越来越大，历史成分相对减少，但却从来也未消失，相反，从历史人物事件中汲取志怪素材，成为志怪小说的一个传统。后世杂史杂传体小说如《汉武故事》、《蜀王本纪》、《拾遗记》等都直接继承了《琐语》开创的这一传统，把历史幻想化，或借历史人物敷衍神怪故事。即便其他志怪小说，亦往往含有历史因素。

在形式上，《琐语》的名称最恰当不过地反映出它的特征。“琐”之为义，小也。《说文》一上玉部：“琐，玉声也。”段注：“谓玉之小声也。《周易》：‘旅琐琐’，郑君、陆绩皆曰：琐琐，小也。”《文选·东京赋》：“既琐琐焉”。薛综注：“琐琐，小也。”据此，“琐语”则为细言碎语、短书杂记之意，也就是桓谭说的“丛残小语”。《国语》中已有许多独立的小故事，《论语》、《孟子》、《晏子春秋》及《礼记》部分章节也常采取小语短记的形式，《琐语》作者有意识地把这种形式用于志怪，并以“琐语”名之，这就为志怪小说奠定了“短书”格局。这种形式今天看来未免谫陋窘促，但优点是灵活方便，适合小说家们抉异述怪。一事一记，旋起旋落，内容不断变换，对读者来说，读来轻松有味。毛晋跋《西京杂记》云：“余喜其记书真杂，一则一事，错出别见，令阅者不厌其小碎重叠云。”^[33]《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也很欣赏这种短小文体，《诸子篇》云：“谰言兼存，琐语必录。”《杂文篇》亦云：“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

《琐语》继承史传的记叙手段，记事首尾完整而精炼简洁，着重写人物言行，颇能表达人物特定情绪和形象特征。如范献子、宋景公这些具有幽默感、滑稽感的形象，语含讥讽，简约有味。豫让拔剑呼天击赵襄子衣的刺客形象，悲壮激烈，豪气四射。尤其是“晋治氏女徒”描写女奴美丽的梦幻，甚有抒情意味。梦的神秘感被女奴的遐想和憧憬转化为一种感人的抒情意象，女徒的形象在对话中显得真切感人。这些都是提供给后世志怪的成功艺术表现经验。

《琐语》是志怪小说的开端，对此胡应麟已作过很好的说明。此前元末杨维桢亦曰：“孔子述土羵、萍实于僮谣，孟子证瞽叟朝舜之语于齐东野人，则知《琐语》、《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34]明白地把《琐语》置于小说之起点。近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35]。陈梦家更谓“《琐语》实为小说之滥觞也”^[36]。

《琐语》记载的某些故事，后世曾长期流传，前边已经指出。《琐语》出土后，仿作随之而来。先是西晋人托名东方朔作《琐语》，书早佚，嵇含《南方草木状》存其“抱香履”一条，乃介之推传说。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琐语》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惜乎只字无存。刘知几《史通·申左篇》云汲冢获书后，“干宝藉为师范”。自注：“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我们相信，干宝在撰集《搜神记》时，也肯定要藉《琐语》为“师范”的。

二、“古今语怪之祖”《山海经》

《山海经》今存，十八卷，晋人郭璞注。《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小序称“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则是书出于先秦。然先秦古籍未有提及《山海经》者，其书首见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何时何人所作则未言及。

西汉末年刘向子刘歆（后改名秀）在《上山海经表》中首次对《山海经》之成因及作者作了说明：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繄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

他以为《山海经》成于尧、舜之时，作者是益等，据文中“益与伯繄主驱禽兽”云云，这个“等”含伯繄在内。

按《史记》卷五《秦本纪》云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训鸟兽，是为柏翳。《孟子·滕文公上》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尚书·舜典》云帝舜使益主草木鸟兽。《国语·郑语》云“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韦注：“百物，草木鸟兽”。《汉书·地理志》云“伯益知禽兽”。则益、伯益、柏翳、伯繄均系一人，乃掌管山泽禽兽之舜臣，《史记·秦本纪》司马贞《索隐》谓“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是也。刘歆以伯繄、益为二人，误。^[37]

刘歆的益作《山海经》之说，影响很大。《论衡·别通》云：“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水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理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均本刘歆为说。郭璞《注山海经叙》未明言撰者为何人，但云“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又云“夏后之迹靡刊于将来，八荒之事有闻于后裔”。按由夏至晋恰正七代，盖亦以是书出于禹之世也。由于治水工作禹总其成，故许多人又把著作权归于夏禹。《博物志》卷六云：“太古书今见存，有《神农经》、《山海经》，或云禹所作。”《水经注》卷一○《浊漳水》云：“禹著《山经》。”卷三九《庐江水》亦称：“《山海经》创之大禹，记录远矣。”《隋书·经籍志》云：“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另有人则折中之，《颜氏家训·书证》云：“《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

《山海经》之为禹、益作，其说之谬灼然可辨，夏时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文字^[38]，更不用说一部洋洋三万余言的书了。再证之本书，其谬更明，前人已作过不少论证。

明人杨升庵又提出一新说：

《左传》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物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此《山海经》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皆一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独图与经存。^[39]

清人毕沅、阮元，近人余嘉锡皆赞此说。毕沅曰：“《山海经》有古图……十三篇中《海外》、《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禹鼎也。”^[40]阮元曰：“《左传》称禹铸鼎象物……今《山海经》或其遗象欤？”^[41]余嘉锡曰：“《山海经》本因《九鼎图》而作。”^[42]杨升庵所引《左传》语，在宣公三年，乃周大夫王孙满对楚庄王问鼎时说的话。夏禹之时根本就没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43]，何来九鼎？既无九鼎，又何来九鼎图？既无九鼎图，又何来终古、孔甲传之？升庵之说，自是臆度。^[44]当然《山海经》确实原有古图为本，下文将要谈及，但绝非什么九鼎图。

然则《山海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呢？简单地说，它是战国书，今天所见之本更是在长时间中积累而成。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似非一时一手所为也。”不是“似”，确乎是如此。战国中期至后期间先后有巫祝方士之流采撷流传的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撰集成几种《山海经》的原本。因其性质相近，秦汉人合为一书，定名为《山海经》，最晚在汉武帝时已完成了这一工作。此为《山海经》成书之大概。

《山海经》包括《五藏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另又有《海内经》一篇，凡五部分。均产生在战国。其中《山经》的风格相对平实一些，含神话较少，以记山为主干，旁及草木禽兽矿产，可确定原是一部独立的书。产生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即公元前四世纪间。有人以为在战国初期或战国之前，似非。理由是：

（一）《山经》言铁之处甚多，如《西山经》“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等等，凡三十七处。《中次十二经》末又云：“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45]冶铁业虽始于春秋，铁器已相当普遍，但发达却在战国。春秋时铁称“恶金”，只铸农具，兵器等用铜，铜称“美金”。^[46]《国语·齐语》记管仲语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管子·海王》所记铁官负责生产的铁器，也是妇女用的针、刀，耕者用的耒、耜、铫，木工用的斤、锯、锥、凿。战国铁铸兵器渐多，《荀子·议兵》云：“宛钜铁，惨如蜂虿。”宛，楚地，今河南南阳市；，矛也。《山经》谓铜山、铁山是戈矛之所发、刀铩之所起，说明它产生时铁制兵器已极普遍，且所举铁山之数为铜山之八九倍，说明铁矿开采业极为发达。此《山经》出于战国之证。

（二）《山经》有浓厚的巫术迷信色彩。一是它记录了许多查无实据的动植，赋予它们招致吉凶祸福的神秘性能，如《南山经》狐状九尾兽食之不蛊，灌灌鸟佩之不惑，《东次二经》峳峳兽见则国多狡客，絜钩鸟见则其国多疫，《中次八经》草服之媚于人等等，这显然是巫祝借所谓祯祥怪异预测吉凶和玩弄祛灾祈福的巫术的反映。二是每介绍完一组名山后，就说山神是什么，形状如何，如何祠神，如《中次十经》：“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鸡瘗，精用五种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婴毛一璧瘗。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合巫祝二人舞，婴一璧。”这又是巫祝事鬼通神的宗教仪式的反映。战国之世，巫风很盛。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九歌》反映的正是当时楚国“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庄子·应帝王》云：“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夭寿，期以岁月旬日若神。”《九歌》、《庄子》反映的是战国中叶的情况，相较之下，《山经》自当出于此时。

（三）《山经》有丰富的医疗、药物知识，涉及内、外、妇诸科三四十种疾病，还有兽医知识，药物包括动植矿物。古时巫医不分，医术亦即巫术，所以《山经》中的药物大都无法觅致。但《山经》医药知识之丰富，确也反映着逐渐与巫术分离的医药学进步，而在战国正是医学发达之时，出了名医扁鹊。此《山经》出于战国又一证。

然《山经》不会出在战国初或战国末。铁铸兵器、巫术、医学在战国的发达须有个过程，初期不会一下发达起来，而《山经》反映的情况既已颇为发达，似不会在战国初。又，《管子·地数》曰：“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此节全抄《中次十二经》，仅个别文字有出入，系传抄之误。按《管子》一书有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虽部分材料系出管仲时，但书乃战国中期以后人写成，然则《山经》定在《管子》书成前。是否《山经》抄了《管子》呢？不会。《管子·地数》又云：“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对比《山经》“其上多玉，其下多铜”之类记载，二者颇不同。《山经》只是记某山不同方位的不同矿藏，《地数》则指上下间的因果联系，就是说它实际是在介绍找矿经验，显然是地质学进步的体现，可知《管子》成书定晚于《山经》。但《山经》又不会在战国后期。因为后期盛行神仙不死之说，方术之士活跃，甚至医学也掺合了神仙家言，如《神农本草经》^[47]云丹沙“久服通神明不老”，朴消“炼饵服之，轻身神仙”，而《山经》只言巫术而已。

《山经》之外的部分，后人合称《海经》。它们虽不一定本属一书，但却是一时之作。时代较《山经》略晚，大约在战国中期至后期之间。《海经》不同《山经》之专记山川道里物产，主要记远国异民及神话传说，巫术意味淡而方术气味浓，有很明显的神仙不死及服食内容。《海外南经》有“寿不死”的“不死民”。《海外西经》有“不寿者八百岁”的“轩辕之国”，“乘之寿二千岁”的白民国乘黄；又云巫咸国群巫上下于登葆山，郭璞注群巫为“神医”，上下山乃“采药往来”。《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巫咸为神巫。神巫、神医也者，其实就是仙人之雏形。《海内西经》有“不死树”，又称巫彭等六巫“皆操不死之药”。《海内北经》有“乘之寿千岁”的吉量文马。《大荒南经》有“不死之国”，“帝药”。《大荒西经》云“三面之人不死”，灵山有巫咸等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经》有“不死之山”，又有柏高“上下于肇山，以至于天”，郭璞注称柏高乃仙者。神仙方术是由巫术发展起来的，酝酿于战国中期，大行于战国末叶及秦汉。此可证《海经》书成在中世之后。不过《海经》并未提到神仙，只是神巫，方术也一般是服食长生不死之药，尚无飞举成仙之说，神巫上天得从山上爬，不像燕昭王、秦始皇时的神仙观念，故而似不会出于战国之季，仅比《山经》略晚而已。^[48]

《海经》十三篇极有可能有古图作依据，它是图画的文字说明。从记叙文字看，有些是说明人物当时在做什么或人物鸟兽的位置，如：

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49]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50]

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51]

有些还同时说明人或动物面朝的方向，如：

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52]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东向立。^[53]

另外，记邻国及相邻鸟兽间相对位置，常常用在其东、其北等字样，这也是按图次第而记的证明，如：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54]

孟鸟在貊国东北，其鸟文赤黄青，东向。^[55]

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56]

兕条郝懿行注曰：“皆说图画如此。”

此外还可找出其他一些证据。

这种情况宋人早已发现。朱熹云：“予尝读《山海》诸篇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非实纪载此处有此物也。古人有图画之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57]胡应麟后亦曰：“经载叔均方耕，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58]此言颇得其实。需补充一下的，是所依之图是彩色图，因在描绘异物飞走之状时，常常写出它们的颜色。

早在西周就有了地图。《周礼》有“版图”、“土地之图”、“地图”、“九州之图”、“天下之图”等记。春秋战国时，《管子》书中有《地图篇》，称“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战国策·赵策》载苏秦语曰：“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荆轲曾向秦王献督亢地图。看来当时各国都有地图，或为区域性地图，或为天下地理总图。《隋志》云“汉初萧何得秦图书”，《史记·大宛列传》称“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秦图书”、“古图书”中当有许多即是春秋战国古图；《后汉书·王景传》载汉明帝赐王景《禹贡图》等，盖此图即为其一。各国史官要绘制地图，以地理博物为专学的巫祝方士一流肯定也要绘制，当然他们的图常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王逸《天问序》云：“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王逸的话不会没有根据^[59]，他说的图画颇类《山海经》，楚国重巫，这些图画自然是巫祝之作品。由此可以断定《海经》必是巫祝方术之士依据这种“天地山川神灵”图写成的，而且《山经》也极可能有图为本，看它记叙五藏名山有条不紊，次第井然可知，虽然《山经》本身没有明显的痕迹可寻。直到后世，《山海经》仍有图流传，郭璞注文中多有“画似仙人也”一类话，陶潜诗有“流观山海图”之句。当然此时的《山海经图》不会是战国古图，乃汉晋人据《山海经》而绘制^[60]。

《山海经》在秦汉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后人增益和窜改。突出表现是《海内经》四篇中有许多秦汉地名，如桂林、番禺、倭、列阳、长州、余暨、汉阳、彭泽、华阴、象郡、下雋、桂阳、辽阳等，单篇《海内经》中亦有长沙、零陵。《颜氏家训·书证》云：“《山海经》……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秦汉地名羼入的原因，一是正文中误入校文和注文，《海内经》长沙、零陵，《海内东经》成都、长州是也。二是误入他书文字。按秦汉地名大都集中在《海内东经》，该篇文字主要是记水道，平实无奇，风格不类《海经》他篇，所以很可能是该篇散佚太多，有人裁取秦汉他书以补之。毕沅以为取自《水经》^[61]，但这部分注文中郭璞多次引用《水经》，并指出其所记与《水经》相违错的地方，说难成立。有的学者根据这些地名情况认定《山海经》的成书在西汉，或者认为其中的《海内经》四篇产生于西汉，这未必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结论值得商榷^[62]。

西汉末年，刘向父子校古书，《山海经》其时有三十二篇，刘歆删定为十八篇。《上山海经表》云：“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这十八篇，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山海经》十三篇，也就是《山经》五篇，《海外经》、《海内经》各四篇。刘氏分十八篇者，盖以《山经》为十篇。宋尤袤《山海经跋》^[63]曰：“继得《道藏》本，《南山经》、《东山经》各自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下三卷，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宋《道藏》本分《山经》为十卷，或许正以刘歆校本为据。《大荒经》、《海内经》五篇，据郭璞注“皆进在外”（一作“皆逸在外”）^[64]，篇后又无校进款识^[65]，记叙次第亦不同其他^[66]，且内容多与《海外》、《海内》重复，是则为刘歆删去者。郭璞注《山海经》，复取而补入，共为二十三篇，故《隋书·经籍志》著录郭璞注本为二十三卷（《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地理类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八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地理类同），同今本，盖后人又合《山经》为五卷，以协刘表十八篇之数^[67]。南宋尤袤校定《山海经》，仍编订为十八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即其校定本^[68]，而今本十八卷即出自尤校本。

《山海经》的传本甚多，以淳熙七年（1180）尤袤刻本为最古。明清时多有校注本，如杨慎、王崇庆、毛扆、王念孙、何焯、吴任臣、毕沅、郝懿行等都校勘过《山海经》或作注。其中较重要的校注本有清王念孙校注本，何焯校本，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经训堂丛书》、《二十二子》、《二十五子汇函》、《丛书集成初编》等收入），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四库全书》收入），黄丕烈校本（《四部丛刊》收入），汪绂《山海经存》（《汪双池先生丛书》收入），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郝氏遗书》、《龙溪精舍丛书》、《四部备要》收入），诸校本注本中郝本最善。今人袁珂有《山海经校注》（以郝本为底本），集诸家之长而又多有发明，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丛书者还有《道藏》、《古今逸史》、《格致丛书》、《四库全书》、《百子全书》、《秘书廿一种》等等。

《山海经》全书三万一千余字。它的内容，我们在第一章已经多次谈到，本节前边亦有涉及，主要是上古和晚出的神话传说以及博物地理传说，二者又互相渗透、融合。关于神话传说，不妨再举几条记载：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

出《海外南经》。按《海内经》又记“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盖羿为天神。《淮南子·本经训》记尧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可为补充。凿齿，据郭璞注：“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乃半人半兽之恶神。

锺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锺山下。

出《海外北经》。《大荒北经》亦有记，名烛龙。《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耀？”即此也。烛龙是位开辟神，同盘古然。《西次三经》云锺山神之子名鼓，人面龙身，为帝所戮，似鼓之父即烛龙。烛龙的“人面蛇身”，是蛇图腾崇拜的反映。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出《海外东经》。汤谷或作旸谷、阳谷，乃日之所止处，其名汤者，郭注“谷中水热也”。中之十日，当为羲和所生者，羿射十日，盖亦此也。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出《大荒西经》。开即启，汉人避景帝刘启讳改^[69]。“嫔”同“宾”，郭璞注：“嫔，妇也，言献美女于天帝”，误。郝懿行云：“《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宾’、‘嫔’古字通。‘棘’与‘亟’同。盖谓启三度宾于天帝，而得九奏之乐也。”袁珂又谓“商”乃“帝”之形讹^[70]。又《海外西经》记夏后启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于大乐之野舞《九代》。此夏后启神话已近传说，乃后出者，表现启之歌舞淫娱。《墨子·非乐上》谓启“淫溢康乐，野于饮食”，所据大约就是上述神话传说。

《山海经》还有西王母的神话传说颇为出色。《西次三经》云：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郭璞注：“胜，玉胜也。”是一种头饰。《大荒西经》亦记西王母而稍简：“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海内北经》又称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据《大荒西经》，三青鸟赤首黑目，一曰大、一曰少、一曰青鸟。《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是一位瘟神和杀神，关于他（或她）的来历及演化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讨论。

《山海经》出自巫祝方士之手，神话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大都被巫术化和方术化了。《汉书·艺文志》列《山海经》为数术略形法家之首。所谓数术即巫卜方术、阴阳五行之总称，而形法者，即《汉志》云“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就是说《山海经》是部讲鬼神天命、吉凶妖祥的数术书。《汉志》依据刘歆《七略》而作，因此以《山海经》为形法书是刘歆的看法。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把它看作察验吉凶的著作，所以要归入形法一类。虽定性不很确切，但也揭示出《山海经》具有巫术性质。后来《宋史·艺文志》列入五行类，也接近刘歆的看法。鲁迅则非常明确地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71]这一看法十分精辟，今人亦有持巫书和方士书之说的^[72]。

《山海经》作为一种战国巫祝文化，也有着地域文化特征。蒙文通根据《山海经》对古帝王世系及方位、地理的记载，认为《山海经》不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属于南方文化系统，产生于巴蜀荆楚地区^[73]，袁珂则认为战国楚国巫风最盛，因此是楚国或楚地作品^[74]。虽有不同，但其属南方文化是一致的，而战国南方文化恰正有突出的巫文化特征。

《山海经》确有巫书性质，但也有地理博物书性质，而且是以地理博物书形式出现的，书名体例都反映出这一点。《山海经》之“经”，乃经界、界域之意。章学诚《文史通义·解经中》曰：“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故而从《隋志》始，《山海经》一直被列在史部地理类。有人甚至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著作，如毕沅即云《山海经》是“古者土地之图”，“经云东西道里，信而有徵”^[75]。然其书之地理博物，乃巫祝之学，因而可以说此书是巫书和地理博物书的混合。

不过从小说史角度看，《山海经》“宏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76]，神话和各种传说材料极为丰富，无疑又具有志怪小说的一定性质。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胡应麟。他虽一方面以为它是“周末都邑簿也”^[77]，同时又注意到“偏好语怪”^[78]，“其用意一根于怪”^[79]的内容特征，因而又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80]。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山海经》“体杂小说”^[81]，将它改入小说家类，并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玄）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82]《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云：“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陆心源在《夷坚志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自来志怪之书，莫古于《山海经》，按之理势，率多荒唐。”皆为抉髓之论。

当然，《山海经》作者们的著作本意是以古老神话材料和地理博物知识及传说反映巫观念和巫术，并无小说创作的意识。而且它很少有情节完整的故事，内容支离破碎，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小说，只能称为准志怪小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山海经》“应认为我族最古之半小说体的地理书”^[83]，称作“半小说体”，也是比较准确的。本来古小说就是无意识的产物，当我们说它是小说或者是准小说时纯粹是从其实际表现出的小说特征上说的。从小说文体的特征来衡量，《山海经》确实具备了许多小说的特性，主要是极为丰富的幻想和比较明显的叙事性。瑰丽的幻想是《山海经》最为引人注目的特色，而从叙事性来看虽记述简略，但许多也略具规模，尤其是人所熟知的黄帝战蚩尤、精卫填海等神话，叙事都比较完整。只不过这些神话传说都是被纳入地理记叙的框架中，粘着于山水主体之上，缺乏独立的叙事品格，这不仅不同于《琐语》的记事，甚至也不及后来的《神异经》等书，虽也记殊方绝域之异，但体制和叙事都要纯正得多。因此有的学者否认它是小说^[84]。不过这可以理解为作为小说《山海经》还很幼稚，只能看作是体制不纯的准小说。这样说一点都不能降低它作为“语怪之祖”的地位。它的作用首先是扩大了语怪的风气。其次，开辟了地理博物体志怪。以它为起点，到汉代《神异经》、《玄黄经》、《括地图》、《十洲记》、《洞冥记》，晋《外国图》、《博物志》、《玄中记》，南朝《述异记》等，构成了一个以记虚幻的地理博物传说为内容的志怪系统。同时，又演化出一个内容比较实在但又含异闻的地理博物学杂著系统，如《异物志》、《广志》、《南方草木状》、《禽经》、《北户录》、《岭表录异》等等，它们不断为各代志怪小说提供素材。再次，它多采神话传说，这不仅影响着后世志怪家留意于神话，而且还直接为他们提供了表现题材和素材。

三、其他战国准志怪

战国还有一些具有一定小说性质的准小说，可能是丛集形式的准志怪小说，或者是志怪题材的单篇杂传小说。今分叙如下。

《禹本纪》。是书不见著录，最早称引者系《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85]

按所引《禹本纪》文，又见《山海经·海内西经》郭璞注和唐李泰《括地志》引。《括地志》引作“河出昆仑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86]，无末句。郭注引作“自此（按：指昆仑之虚）以上二千五百余里，上有醴泉、华池，去嵩高五万里，盖天地之中也。”较《史记》多出末二句。《史记·大宛列传》又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杜佑谓“疑所谓古图书即《禹本纪》”^[87]。按河出昆仑不唯见载《禹本纪》，《山海经·西次三经》等均亦有记，故“古图书”不一定单指《禹本纪》，不过《禹本纪》肯定亦在“古图书”之内。

《禹本纪》佚文仅此一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曰：“《三礼义宗》引《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禹大传》，岂即太史公所谓《禹本纪》者欤？”按《禹受地记》佚文存一则。梁崔灵恩《三礼义宗》引曰：“昆仑东南五千里之地，谓之神州。”^[88]除此，《尚书·益稷》“弼成五服”孔颖达疏亦引《禹所受地记书》：“昆仑山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内容全同。《禹大传》佚文亦为一则。王逸《离骚》“朝濯发乎洧盘”句注引《禹大传》曰：“侑槃之水，出崦嵫之山。”又《山海经·西次四经》郭璞注亦引《禹大传》该文，“侑槃”作“洧盘”。《禹受地记》和《禹大传》的书名和佚文内容，皆与《禹本纪》十分相似，王应麟以为一书，近是。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五在考证《禹本纪》时，先引《困学纪闻》语，下又云：“郭璞《山海经》注亦引《禹大传》。《汉艺文志》有《大》三十七篇，师古曰：‘，古禹字。’《列子·汤问篇》引《大禹》，疑皆一书而异其篇目尔。”按梁氏谓《禹大传》系《禹本纪》是也，谓《大》亦系一书则非。《汤问》云：“大禹曰：‘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其言绝不似《禹本纪》之迂怪，而且所云“大禹”亦非书名，下又接云“夏革曰然则亦有不待神灵而生”云云，尤为了然，乃作者假托大禹、夏革之对话耳。《汉志》之《大》列在杂家，非如《山海经》列为数术形法书，亦不入小说，班固自注仅曰“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更可见《禹本纪》之非《大》。王先谦《汉书补注·艺文志第十》以为贾谊《新书·修政语》引《大禹》、《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等乃《大》之佚文，而不云《禹本纪》，近其实矣。

《禹本纪》既与《山海经》并提，并称之为“古图书”，肯定是先秦古书，其中有“神州”之语，大约出在邹衍之后，值战国末期，比《山海经》较晚。

《禹本纪》大约是史官所作。“本纪”乃一种史体，刘知几释云：“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89]。刘勰云：“本纪以述皇王”^[90]。《禹本纪》是记载大禹事迹的，禹乃“圣王”，故称本纪。

这样说来，《禹本纪》似是史书，但是禹事迹本来是传说，因而《禹本纪》就不可能是平实的史著。太史公将它同《山海经》并论，称不敢言其所有怪物，足见它也有着《山海经》那样的志怪性质。

从佚文的片言只语看也确乎如此，昆仑、瑶池、神州、洧盘、崦嵫都是传说中的地名。昆仑是著名神山，《山海经》《西次三经》及《海内西经》云昆仑方八百里，高万仞，是帝（按：当指黄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有许多奇异的草木禽兽。《天问》亦称“昆仑县圃……增城九重”。瑶池见《穆天子传》，周穆王曾与西王母在此饮酒，位置似在弇山，因靠近昆仑，所以后来又传为在昆仑之上。崦嵫山见《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西次四经》云崦嵫山有丹木、龟、玉、怪兽孰湖、怪鸟人面鸮，苕水出焉，郭璞注亦称“日没所入山也”。至于神州，是邹衍大九州说对中国的称呼。

禹的事迹主要是治水，而治水涉及名山大川、殊方绝域，所以佚文中记有河、昆仑等。而又相传禹治水遇到许多禽兽物怪，《论衡·别通》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列子·汤问》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刘歆《上山海经表》更明确地说禹在治水过程中遇到许多“珍宝奇物”，“水土、草木、禽兽、昆虫”，“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左传》宣公三年还载，禹“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在九鼎上所铸的“百物”图形，即在治水中所遇。《史记》称“《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见《禹本纪》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包括“怪物”在内的“百物”，而这也正是《山海经》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禹本纪》虽用史体，但恐怕也是传闻性的地理博物书，从小说角度看，则可视为准志怪小说。不过，从“本纪”的名称来看，其体制也有可能不属于《琐语》那样的志怪小说文体，而和《穆天子传》相似，属于单篇杂传小说，只是内容为语怪而已。

《归藏》。据说殷商的《易经》名《归藏》。《周礼·春官宗伯》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隋书·经籍志》经部易类序亦云：“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归藏》名称之义，据《周礼·春官宗伯下》郑玄注：“《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贾公彦疏：“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于中，故名为《归藏》也。”《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九年孔疏亦用此说。

殷重卜筮，有《归藏》这类易书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汉后流传的《归藏》非殷《易》。《隋志》著录《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易类小序云：“《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似不相信《归藏》十三卷是本来的殷《易》。孔颖达则明谓“世有《归藏易》者，伪妄之书，非殷《易》也”^[91]。

然则传世之《归藏》究系何时所作呢？按东汉初古文经学家桓谭曾云：“《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92]又云：“《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注《礼记·礼运》“吾得坤乾焉”云：“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可见汉世《归藏》很流行，桓、郑都深信其为殷《易》，虽不确，但也见出来历很古，不是汉人所造。因此我以为《归藏》当系先秦古书，从其内容含神仙方术看，乃出于战国末世。《隋志》谓“汉初已亡”者，想是汉初《归藏》散失，汉人又拾缀旧文成书，再度传世，遂得目在《中经》而《隋志》复有十三卷之著录。胡应麟云“《归藏》六朝伪书，盖又窃《淮南》之说，因此说又益见《归藏》为伪书也”^[93]，未必如此。

两《唐志》均著录《归藏》十三卷，称司马膺注，乃薛贞注本之外又一注本。北宋时大部亡佚，《崇文总目》曰：“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多阙乱不可详解。”《中兴馆阁书目》同。《宋史·艺文志》著录薛贞注《归藏》三卷，盖即《初经》等三篇。此后著录绝而不见，说明元后其书全亡。清人王谟、王朝、洪颐煊、严可均、马国翰等取《山海经》注、《文选》注、《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路史》诸书中之遗文，并有辑本行世^[94]。

《归藏》原篇目可考者有《启筮》（又作《开筮》，汉人避景帝刘启讳改）、《郑母经》、《齐母经》、《初经》、《本蓍》，其内容，《隋志》称“唯载卜筮”。检其遗文，有些是说卦文辞，如“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大赤、为辟、为卿、为马、为禾、为血卦”^[95]等。有些是繇词，如：“《剥》：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96]凡此都类似《周易》。但和《周易》颇不同之处，也就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地方，是它记录了非常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其他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有的可能是繇词，有的则为叙述性文字。如：

太昊之盛，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97]

共工，人面，蛇身，朱发。^[98]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99]

帝尧降二女为舜妃。^[100]

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堙洪水。^[101]

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102]

嵩高山，启母在此山化为石，而子启亦登仙。^[103]

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104]

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105]

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106]

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

丽山氏之子鼓，青羽人面马身。^[107]

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夏后启）不得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108]

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占之，曰：“羽民，是生百鸟。”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109]

以上大部分是上古神话和传说，有些是晚出的仿神话，如常娥神话，还有的是地理博物传说。这实际是将远古神话传说纳入卜筮体系，就像《山海经》将其纳入巫术体系一样。而在另外一些卜筮故事中，亦多取古神话材料，尤其明显地反映出神话传说的数术化和迷信化：

昔女娲筮，张云幕而枚占，神明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四国。”^[110]

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111]

昔者河伯筮，与洛战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也。^[112]

明夷曰：昔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占于皋陶，皋陶曰吉。^[113]

昔穆王天子筮，出于西征，不吉，曰：“龙降于天，而道里修远，飞而冲天，苍苍其羽。”^[114]

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常娥神话。常娥事引文甚简，张衡《灵宪》所记详，疑即《归藏》原文：

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115]

又《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姮娥即常娥，“姮”由“恒”变来，“恒”、“常”古音义皆同。汉代避文帝刘恒讳，改“恒”为“常”。后世写作“嫦娥”。

姮娥不见先秦其他书籍，是在战国兴起西王母的传说后产生的，当在战国中晚期，由不死药可知。这个神话的产生，与常羲有关。据《山海经·大荒西经》，常羲乃帝俊妻，生十二月，是月神，后来被历史化，《世本》称其为帝喾（按：即帝俊）之次妃，曰常仪，生帝挚。常仪同常羲。《吕氏春秋·勿躬》作尚仪，云“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世本》及《汉书·律历志》又进而谓“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世本》宋衷注称皆为黄帝史官，则又由女性月神转为黄帝时占月之男性史官矣。古“羲”、“仪”、“娥”音同，故而由月神常羲或占月官常仪附会出羿妻姮娥，造出奔月为月精之神话。^[116]杨慎《丹铅总录》卷一三订讹类《月中嫦娥》条云：“月中嫦娥，其说始于《淮南》及张衡《灵宪》，其实因常仪占月而误也。古者羲和占日，常羲占月，皆官名也，见于《吕氏春秋》。《春秋左传》有常仪靡，即常仪氏之后也。后讹为嫦娥，以‘仪’、‘俄’音同耳。《周礼》注‘仪’、‘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义’叶‘信如何也’，《诗》以‘乐且有仪’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仪’叶‘不偏不颇’，《史记》徐广注音檥船作俄，汉碑凡‘蓼莪’皆作‘蓼仪’，则嫦娥为常仪之误无疑矣。”《少室山房笔丛·艺林学山七》云：“《山海经》云：常羲，帝俊妻，生月十二。月中嫦娥，其误当如此。”毕沅注《吕氏春秋·勿躬》“尚仪作占月”亦持杨说，称“古读‘仪’为‘何’，后世遂有嫦娥之鄙言”。凡此都指出嫦娥同常羲、常仪的关系，只是不明白这是神话传说的演化，而以为是讹误。

嫦娥奔月神话汉时盛传，马王堆西汉古墓所出帛画，即有嫦娥奔月。新月上有玉兔、蟾蜍，月下一女子仰身托月，当即嫦娥。河南南阳英庄汉墓画像也刻有满月、嫦娥，嫦娥人首蛇身，仰面，将奔于月。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彩绘帛画也有明月、蟾蜍、玉兔。^[117]重庆市沙坪坝出土之汉代石棺画像，刻有两足蟾人立而持杵下捣，袁珂谓两足人立之蟾当即变形以后的嫦娥，所捣者当是不死药。^[118]四川郫县新胜乡及简阳县鬼头山崖出土的汉墓石棺画像，月中有蟾蜍和桂树^[119]。郫县新胜乡汉墓石棺画像，还有蟾蜍和兔的图像，在西王母左侧^[120]。晋初傅咸《拟天问》云：“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兴福降祉。”^[121]汉代月中不仅有蟾蜍（嫦娥），还有白兔、桂树。而在汉代神仙家那里，月中嫦娥是十分理想的神仙材料，于是由难看的癞蛤蟆一变而为翩翩仙女，《文选》卷二一郭璞《游仙诗》李善注引许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盖虚上夫人是也。”后来白兔成为嫦娥仙子的宠物。至唐，月中又添出吴刚^[122]，更加热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