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维吉尔及其《牧歌》

你是业已逝去的时代之光明，

是依旧照亮虚幻此岸的星辰……

——丁尼生《致维吉尔》

1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通称维吉尔（Virgil），古罗马诗人，欧洲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作家之一。古典时代晚期的教父尊之为基督教的先知， 现代学者称其为“西方之父”。 两千余年来，除古希腊诗人荷马，似乎还没有另一位欧洲作家享有如此盛誉。

公元前70年10月15日，维吉尔出生于罗马共和国山内高卢行省的一座偏远小镇，曼图亚附近的安德斯。 据古代文献记载，其父出身寒微，做过仆役、陶工，后来靠经营林业和养蜂致富并拥有了自己的田产。 维吉尔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曾先后在克雷莫纳（Cremona）和梅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今米兰）负笈求学。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罗马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多事之秋。大约在十七八岁时，维吉尔赴罗马学习修辞学、医学和天文学，当时“前三雄”同盟已经解体，克拉苏在亚洲战场兵败殒命，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公元前48年，经反复角逐，恺撒战胜庞培，独揽大权。前44年，恺撒被共和派议员布鲁图斯等人刺杀身亡，为争夺权力，恺撒义子屋大维和马克·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雄”，与代表世家旧族利益的共和派重新展开较量。前42年，屋大维和安东尼挥师东进，在马其顿境内的腓力比击溃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组建的军队，彻底战胜了极力维护共和政体的贵族集团。为安置退伍的士兵，当权者不顾战乱和饥荒造成的灾难，下令在本已凋敝不堪的乡村强征土地，使大量自耕农沦为境遇悲惨的佃户。据说维吉尔之父遗留的田产也被没收，后经友人斡旋，他又重新获得了土地。 这一时期，维吉尔已着手《牧歌》的写作。政治家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公元前76—4）是发现维吉尔诗才的有识之士，维吉尔失地复得，可能有赖波利奥多费周章，故诗人在作品中一再对其表达感激的心情。因为《牧歌》的面世，诗人声誉鹊起，由此得到屋大维及其幕僚梅塞纳斯（Gaius Maecenas，？—公元前8）的庇护和资助，成为梅塞纳斯周边文人圈子的主要成员。其后，维吉尔长住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地区，师从伊壁鸠鲁派学者西罗（Siro，生卒年不详）研修哲学。他为人落落寡合，很少前往罗马，但与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交谊甚笃，两人曾同游布伦迪修姆（Brundisium，今布林迪西）。从公元前36年开始，维吉尔致力于《农事诗》（Georgica）的创作，历时七载，公元前29年杀青。此时，屋大维已翦灭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势力，为实现其个人独裁扫平了障碍。随着内战的终结，年轻的“元首”刻意树立其仁爱慈恺的明君形象，他一反昔日的暴戾作风，对怀有二心的臣僚采取了宽赦的政策，并且亟欲重整社会纲纪，试图通过立法和教化矫正颓败的道德风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维吉尔开始从事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s）的写作，虽然这部巨著的内涵远远超越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但新秩序的建立和屋大维的支持无疑为诗人实现其文学创作的宏大抱负提供了重要契机。 公元前19年，为收集写作素材，维吉尔前往希腊和小亚细亚寻访古代遗迹。他在雅典觐见了已加冕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回国前游历墨伽拉，罹患热病，返回布伦迪修姆后，于同年9月21日逝世。他的骨灰被安葬于那不勒斯城郊，墓碑上镌有如下铭文，相传为诗人亲自撰写：

曼图亚生育了我，卡拉布里亚夺去我的生命，如今帕忒诺佩又将我收留。我曾讴歌牧场、田园和领袖。

据古代传记作家记述，维吉尔身材颀长，皮肤黝黑，外貌酷似“农夫”。 因体弱多病，天性腼腆，诗人生前虽负有盛名，但处事谦慎且不善交游。维吉尔终生未娶，有二弟，俱早夭，因此他将自己的大宗遗产捐赠给了奥古斯都和梅塞纳斯， 其余部分留给了他的亲友。

维吉尔生活在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时代，五十一载的短促生涯，有十六年在内战中度过，既经历了社会动乱的深重苦难，也目睹了国家复兴的远大前程。他的三部主要作品，《牧歌》写作于群雄争霸、律令废弛的动荡岁月，《农事诗》完成于人心惶惶的休战时期，《埃涅阿斯纪》始创于屋大维挫败政敌、克成帝业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其成名作《牧歌》中，诗人控诉了战乱给民众造成的痛苦，流露出弥漫罗马社会的悲观情绪，同时也描绘了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并表达了对升平盛世的憧憬。他的第二部作品《农事诗》是应梅塞纳斯的约请，为推行屋大维振兴农业的政策而写作的教谕诗，共四卷，分别涉及农耕、园艺、畜牧、养蜂等各类农事活动，并贯穿了哲理的思考和道德的教诲。他的代表作《埃涅阿斯纪》是一部讴歌罗马建国历史的大型史诗，十二卷，九千余行，讲述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国破家亡后飘零异域，历经磨难，最终到达意大利并重建邦国的英雄业绩。这一作品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文人史诗”，诗人将神话和史实相结合，编织出时空纵横、波澜壮阔的恢弘画卷。罗马建国的艰苦历程、帝国的光荣与梦想以及主人公埃涅阿斯虔诚、仁爱、勇敢、自制，尤其是“知命而为”、“克尽厥职”的品格，对欧洲民族的身份认同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曾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史诗的复杂结构和深邃内涵，又为这部巨著提供了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使之成为一部历时千载仍为世人不断研读、反复讨论的不朽之作。诗人为写作《埃涅阿斯纪》耗尽了生命中最后十年时光，临终之际仍未定稿。据说他曾要求友人将诗稿焚毁，但屋大维诏令对史诗“略作订正”后公之于世。维吉尔的文学创作，体现为主题、体裁及篇幅相继拓展的过程，然而在融合希腊与罗马、想象与现实、历史与当代的基本方向上，则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

此外，归于诗人名下的零星诗章被汇编为《维吉尔外集》（Appendix Vergiliana），学界认为其中收录的诗歌多为伪作。

2

当维吉尔开始其写作生涯时，罗马文坛正酝酿一场变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以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为代表的“新派诗人”（neoteric poets）不问政治、蔑视权贵的高蹈精神以及他们所擅长的“诗化的调侃”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前55）博大精深的哲理诗亦难以为继；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必须重新作出选择，开辟自己的创作方向。

另一方面，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罗马文学从译介希腊经典作品出发，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希腊的主要文学门类都被成功地纳入拉丁文本，不仅为罗马作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媒介和范式，也使得拉丁语的词汇大大增加，表现力愈益丰富，从而奠定了奥古斯都时期罗马文学全面繁荣的基础。正是这一“黄金时代”孕育了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迪乌斯（Sextus Propertius，约公元前50—前15之后）和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18）等文学巨匠，当他们崛起于文坛之时，可以说，已经没有一名在世的希腊作家足以与之匹敌。

然而，希腊的典范仍然是罗马作家寻求自我表达方式的基本参照和重要依托。概而言之，对于前人之作的“援用”（allusion），应视为文学“书面化”和精英读者群日益成熟的反映。在《牧歌》之四、之六中，维吉尔明确表示他继承了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的传统。 诚如某些学者所说，他“邀请”读者进行比较。

忒奥克里图斯出生于西西里的叙拉古，曾经在亚历山大城以及爱琴海东南部的考斯岛从事文学活动，是希腊化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传世之作《田园诗》（Idylls）共辑诗30首，除少数颂诗、婚曲及其他类型的诗歌，集中所收诗篇主要描绘了西西里牧人的生活、爱情、歌唱竞赛和优美的田园风光。这些作品将荷马史诗的六步格韵律与多里克方言相结合，开创了古希腊诗歌的一个新门类，其中部分篇章正是维吉尔写作《牧歌》的蓝本。

维吉尔的《牧歌》由十首短诗组成，通称Eclogae或Bucolica，前者源于希腊语的“ekloge”，本意为“选粹”，后者出自希腊语的“boukoloi”，本意为“牧人”。

关于这部诗集的创作年代，迄今尚无定论。传统的看法认为，第二章、第三章完成时间最早，约在公元前42年；第八章、第十章晚出，可能脱稿于公元前37年。 十首诗的编次不依年代先后，而是以形式的整饬作为厘定的原则。其中，一、三、五、七、九章为对话，二、四、六、八、十章为独白，穿插有序且富于变化。

上世纪中期以来，欧美学界对《牧歌》的整体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例如，“中心—静态说”（Concentric-Static Thesis）关注内容和形式的前后照应，试图通过分析诗行数的增减规律，建立整体结构的数学模型并呈示其内在的对称性；“线性—动态说”（Linear-Dynamic Thesis）则强调诗歌意象的发展以及重复、累积所形成的“增强”（amplification）效果。虽然观点和方法有所区别，但最终达成的基本结论为：维吉尔的《牧歌》并非分别构思、各自独立的诗篇之“汇编”，而是基于统一的“设计”精心结撰的完整作品。

从主题和内容着眼，第一章与第九章、第二章与第八章、第三章与第七章之间的相互关联显而易见，具有两两对应的回环式结构特征。

第一章和第九章通过出场人物的对话，谴责了退伍军人霸占田地、驱逐农户的暴行。在第一章中，两个人物的命运迥然不同：迪蒂卢斯到罗马寻求庇护，获得“神灵”的恩准，不仅保留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能够享受“安乐闲逸”的生活；相反，梅利博欧斯则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怀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走上了流亡异乡的道路。第九章同样涉及腓力比之役后的“征地”事件，在哀叹“命运翻覆，世道全变”和庆幸得以“苟全性命”的同时，两名对话者一再谈及一位“幕后”人物麦纳尔喀斯，并且引用他给主管官员瓦鲁斯（Publius Alfenus Varus）的献诗，呼吁官方为民众保留曼图亚的土地。从古代注疏家塞尔维乌斯（Maurus Servius Honoratus，4世纪后期—5世纪初期）开始，众多学者认为这两篇作品具有自传的性质，断言“迪蒂卢斯”和“麦纳尔喀斯”乃是作者本人的写照。但也有人指出，维吉尔在角色的身份设定及其问话对答的框架内制造“摇摆”（oscillating）的效果，因此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诗篇可能折射出作者的经历，然而主要意图仍在于反映内战造成的普遍灾难。

第二、第八两章的主题是“热情的牧人致其所爱”。第二章大体以忒奥克里图斯《田园诗》之十一为蓝本，但是忒氏诗作中的独眼巨人和海洋仙女被凡间的同性恋人所置换，人物的心理描写也更为细腻并富有层次感，通过抱怨、夸耀、幻想、自嘲、反省，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焦虑和微妙的情绪变化，其“质朴”的表白与“文雅”的抒情，尤有诗家所称道的“谐趣”。第八章包含两段独白，第一段为牧人达蒙的“悲歌”，因所爱的姑娘嫁作他人之妇，达蒙痛不欲生，声称“将纵身投入万顷波涛”； 第二段是一名巫师为召回出游不归的恋人而念诵的咒语，与《田园诗》第二章《女巫》内容相似。以叠句构成的副歌（refrain）亦系模仿《田园诗》之一、之二的形式。

第三章和第七章讲述牧人之间的歌唱竞赛，题材和形式类似《田园诗》之四、之五。维吉尔继承并发展了忒奥克里图斯“牧人—诗人”的隐喻模式，其笔下的牧人歌手大都冠有古色古香的希腊名字，并且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甚至谙熟希腊化时期的科学成就和当代罗马诗人的作品，可见此类人物本非源自真实的乡村生活，而是从传统的资源中提炼出的文学形象。 在第七章中，参与竞赛的歌者为阿卡迪亚（Arcadia）的牧人，但事件发生的场所则在诗人故乡的敏吉河畔。这种有意混淆地理概念的安排赋予“阿卡迪亚”以虚幻的色彩，增强了诗歌意象的象征意味。其后，在西方的文艺传统中“阿卡迪亚”就成了世外桃源的代称。

除以上诸篇，在诗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四、五、六、十各章是否具有意义的关联，则需要细读文本并做必要的分析，才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第四、第六两章均具备宏大历史叙事的架构，不仅题材内容与忒奥克里图斯的作品略无关涉，诗风也与这位前辈诗人大相径庭。第四章开篇，诗人庄严宣告旧时代的灭亡和新时代的到来，继而预言了一个“孩子”的诞生及其统治之下的“升平盛世”，以大胆而具体的想象，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公正和谐、丰饶富足的世界图景。关于这个“孩子”的真实身份，历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但影响广泛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自公元4世纪以来，此诗就被认定为宣告耶稣降生的“弥赛亚预言”（Messianic prophecy），诗人亦因之而获得了基督教“先知”的光环；二，公元前40年缔结的“布伦迪修姆盟约”及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之姊屋大维娅的婚姻，使人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并对这一政治联姻抱有过高的期望，所以诗中的“孩子”应暗指安东尼和屋大维娅尚未出生的子嗣。对于前一种解释，现代学者大多持否定的意见。但也有人指出，在维吉尔的时代，古希伯来文献已有希腊语译本，因而《牧歌》之四的构思完全有可能受到东方宗教“救世主”观念的启迪。 对现世状况的绝望和企盼获得救赎的心理，正是产生“弥赛亚文学”的精神土壤。与第四章“前瞻”（forward looking）的旨趣相反，第六章借山神西伦努斯之口，讲述了天地万物的起源及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故事，具有“回顾”（backward looking）的显著倾向。 如果将两篇结合起来阅读，便不难领会前后的照应和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叙事脉络。在关于宇宙起源的叙说中，维吉尔显然接受了卢克莱修《物性论》（De Rerum Natura）所宣扬的无神论观点，但诗人对“黄金时代”的赞美，又表露出“顺天应命”的强烈意识。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矛盾，乃是史诗《埃涅阿斯纪》的基本命题；那么，在《牧歌》之四、之六中，此一有待阐发的命题似已得到初步呈现，从而昭示了诗人思想的发展轨迹。

第五章包含出场人物的两段吟唱，前段哀悼达夫尼斯的亡故，情感沉郁而悲怆；后段赞颂达夫尼斯的升天，境界宏大而奇丽。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诗中的“达夫尼斯”暗指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屋大维诏令封其为神，联系第九章中“神裔恺撒之星，冉冉升起”的诗句，应该承认上述论断具有令人信服的充分理由。

第十章以哀婉的笔调抒写诗人伽鲁斯（Gaius Cornelius Gallus，约公元前69—前26）对名伶吉忒里斯（Cytheris）的爱慕及其失恋的痛苦。为排遣内心的怨愤，伽鲁斯试图进入阿卡迪亚的世外桃源，在深林幽谷间寻求心灵的慰藉，但终因难以改变固有的执念而黯然离去。将当代人物与阿卡迪亚的幻想世界相融合，是突破传统“文类”藩篱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