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艺文》的价值

傅庆芬

一、前　言

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宋代是高峰时期，宋代目录学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众家公认。在宋代的目录学家中，王应麟又是众所公认的大家，由于《玉海·艺文》，使他成为和郑樵、马端临相媲美的三大著名目录学家之一。在三大家中，王应麟的目录学颇具个性和特色，应该更值得重视和研究。但事实上，王应麟生前是以词科文章著称的，死后又是以渊博的大学问家、通儒、考据学家的形象为学者所称赏和欣羡，作为目录学家的王应麟似乎并没有被认识和看重。在一些目录学著作中，当谈及目录学发展史时，对王应麟或者简单提及，或者根本就不置一词。而关于王应麟的目录学研究文章更是少得可怜。就我本人涉猎所及，仅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已故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的《王应麟的〈玉海·艺文〉》^〔1〕，一篇是李万健的《开类书收辑书目之例的王应麟和他的〈玉海·艺文）》^〔2〕。这两篇文章，对王应麟的目录学都有重要论述，尤其王先生的文章，切实指出了王应麟目录学的一些重要特点，如编题、形式分类、文献价值等。但我认为，仍有必要对王应麟目录学作进一步阐发和研究。本文即旨在就王应麟目录学的实用特色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王应麟的目录学，我个人认为，实用是其突出特征和总特色。就《玉海·艺文》来说，这种特色尤其鲜明。该书的编纂目的、分类、著录及其内容，无不饱含着实用特色，而形式分类、编题、文献价值等则是这种特色的表现形式。这也是与郑樵目录学理论特色和马端临目录学辑录体特色相媲美之处。

《玉海·艺文》是为指导学习而编。王应麟把它设置在类书中，正是为着在类书实用目的的基础上，以充分发挥目录的实用作用。这是我国目录实用作用发展的必然，也是与王应麟一贯地自觉利用目录紧密联系的。

《玉海·艺文》的目录分类不是传统的四部分类。这不仅在于其形式上没有四部名称，更重要的是，它运用了形式分类法，从而突破了四部分类的束缚，形成了带有形式主义特点的、十分实用的目录分类。

《玉海·艺文》采用的是编题著录法，它更加有利于指导阅读。编题所收资料丰富、全面，在封建时代便于学子掌握广博的知识，在今天，则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这些文献资料还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目录文献辑佚、校补、考证等的大宝库。

王应麟目录学的实用特色，是基于他对目录的一贯利用和对目录学史的透彻了解和研究，是有着深厚的应用实践和认识基础的。这从他在《玉海·艺文》内所设置的类目“书目藏书”即可看出。在“书目藏书”中，王应麟对我国元代以前目录学的发展源流勾勒出了清晰的线条，对目录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表示了他的观点和看法。

王应麟是一位大家，尤其是博学的目录学大家，对他的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对王应麟目录学的研究，我仍能不揣浅陋，那是因为，王应麟的博学令我惊羡，他的实用特色目录学对我们青年的读书治学很有启发和益处，也许其中藏有博学的奥秘，钻之弥坚，因而使我愈加感到王应麟是一座“宝藏”。

二、家世、背景和生平学术简介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又字厚斋，自号深宁居士，学者称其为深宁先生。其先世居住在浚仪（今河南开封）。其曾祖王安道（曾任武经大夫、保信军承宣使等）于建炎之初南迁，乾道年间始在鄞（今浙江鄞县）定居下来。其祖父王晞亮，官至武经郎。其父王，字谦父，“幼学于里师楼昉，为文醇深，善发议论”^〔3〕。嘉定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崇政殿说书，又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曾预修四朝国史，撰《舆服志》六卷；撰成之后，受到理宗赏赐亲笔御书“竹林汲古传忠”六字。王因而名其堂为“汲古堂”，称其文集为《汲古文集》^〔4〕。由此可以看出，王应麟出身于几代居宫，深沐“皇恩”的官僚世家。

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当南宋统治风雨飘摇时，王应麟呱呱坠地。此时，南宋经过近一百年的历史，在政治上，又即将面临新的困境。蒙古族在北方崛起，成为宋的未来隐患。当时，有识之士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对此就十分担忧，他指出，“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他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5〕，以防患于未然。但是，南宋统治者昏庸腐化，不思自强，政治更加腐败，国势更加微弱，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在思想领域，理学一方面逐渐取得官学地位，一方面也遭到批判。新兴起的永嘉学派，以陈亮、叶适为代表，与理学大谈心性针锋相对，提倡实事实功，公然以功利作为其理论基础，对因理学流行所造成的专尚空谈、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在教育上，科举考试中博学宏词科要求考生学识广博，使得青年不只是专注于经学中，能够读更多的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应麟开始了他不算平凡的一生。

王应麟自幼聪敏好学，“以先君为师，伯仲自为友”^〔6〕，遨游于书海中，九岁即通六经。其父王对王应麟的管教也极为严格，甚至到了近乎苛刻和严酷的地步。据说，“吏部公（王）每授题，设巍座，命坐堂下，刻烛以待；少缓辄呵谴之”^〔7〕。在严格的家教和王应麟本人的努力下，十九岁他就考中进士，授迪功郎衢州西安县主簿，后差监户部平江府百万东仓，升为从事郎。三十岁时，又差浙西提举常平茶盐盐司主管帐司。

中进士后，王应麟对进士及第的殊荣并不以为然，他的目标是“通儒”。他说：“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8〕于是，他更加勤奋读书，“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9〕。又经过十五年手抄口诵的勤勉学习，三十四岁那年，王应麟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升迁为浙西安抚干办公事。后又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累迁著作郎、守军器少监、秘书监、权中书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礼部尚书兼给事中。

中博学宏词科后，王应麟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利用自己担任文职官员的优越条件，更加广泛地阅览了宋朝国家藏书，为《玉海》的编纂和晚年著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宋亡后，他“杜门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经史诸书讲论辨”^〔10〕，在著述和讲学中大约又度过了二十年的遗民生活，于1296年去世。

王应麟为人博洽多识，其治学气象博大，通晓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精于史地考证，其“博洽多闻，在宋代罕与伦比”^〔11〕。王应麟一生都在追求博通，他的博洽多识正是他在由博通约的治学道路上，重视并利用目录读书治学，发挥目录学实用功能的结果。

王应麟的博学，突出地体现为他给后人留下了七百多卷、三十一种宏富著述。流传至今的，有《困学纪闻》二十卷，《玉海》二百零四卷（包括《词学指南》四卷），《诗考》一卷，《诗地理考》六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践阼篇集解》一卷，《急就篇》四卷，《周书王会补注》一卷，《汉制考》四卷，《小学绀珠》十卷，《姓氏急就篇》二卷，《六经天文编》二卷，《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通鉴答问》五卷。仅见于文献记载，今已不传于世的，有《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蒙训》七十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小学讽咏》四卷。另外，王应麟还有文集《深宁集》一百卷，已经亡佚殆尽，今只存有后人所辑的《四明文献集》五卷，《补遗》一卷；《深宁先生文钞摭余编》三卷，《王尚书遗稿》一卷。

上述这些宏富著述，是与王应麟一贯地运用目录学作指导分不开的。其中专门的目录学著作有三种，即：《汉艺文志考证》十卷，《玉海·艺文》二十九卷（《玉海》卷三十五——六十三），《小学绀珠·艺文》一卷（《小学绀珠》卷四）。

三、实用的目录学

王应麟宏富著述中的三部目录著作，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实用。《小学绀珠·艺文》是“用训童幼”^〔12〕的，它专门从孩子的特点出发，采用“以数为纲，以所统之目系于下”^〔13〕，即应麟本人所说的“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14〕的形式，使“博不杂，约不陋”^〔15〕，十分适于孩子长于机械记忆的学习特点。如“五经（又叫五学）”条下列四种情况：“易、书、礼、诗、春秋（扬子《法言》：‘惟五经为辩’）；诗、书、礼、乐、春秋（《汉艺文志》：‘五者，五常之道，易为之原。五学，世有变改’）；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唐五经博士）；书、诗、礼、易、春秋（公羊）（汉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又如“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八览”即《吕氏春秋·八览》：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等等，都是只列出简单的数字所对应的有关书籍、篇目、目录分类等，使孩子在一、二、三……的形象观念中记住了一些书目、篇名。

《汉艺文志考证》则是针对颜师古对《汉书·艺文志》的注释过于简略，《四库全书总目》也有类似观点，它指出：“师古注班固全书，艺文特其八志之一，故仅略疏姓名、时代，所考证者如《汉书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非子产所杀，庄总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逢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16〕而由唐至宋，《汉志》所著录的书籍已有了很大变化，有的亡佚，有的残缺，有的几经整理，有的辗转流传，扑朔迷离。因此，王应麟采择诸书，“捃摭旧文，各为补注”^〔17〕，对《汉志》重新解释考证，还补充了《汉志》未著录的二十六部书籍，以更便于对《汉志》的阅读和利用。如上面《四库全书总目》所举颜师古注《邓析》（二篇），仅仅指出“邓析非子产所杀”，而《汉艺文志考证》则引刘向《序》等记载进行注释考证：“刘向《序》：‘臣所校雠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二篇。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隋志》一卷，无厚《转辞》二篇。韩非子曰：‘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晁氏曰：‘析之学，盖兼名、法家。今其书大旨讦而刻，真其言也。其间时勦取他书，颇驳杂不伦，岂后人附益之与？’《荀子·非十二子》与惠施并言。《左传》：‘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淮南鸿烈》曰：‘邓析巧辩而乱法。’”两相比较，《汉艺文志考证》对《汉志》的解释、考证确实要详明得多。

《玉海·艺文》是为指导青年学习而编的，是这三部目录著作中，卷帙最大的一部，也最能体现王应麟目录学的实用特色。因此，为了便于说明，下面主要就《玉海·艺文》来谈一谈王应麟的实用目录学。

1．《玉海·艺文》的实用目的

《玉海》是一部类书，全书共分二十二门，或说二十一门（即不包括“词学指南”一门），“艺文”为其第五门。我国古代的类书多为传授知识、临文备查而编，《玉海》亦如此。《玉海》虽然是王应麟“习博学宏词科编类之书”^〔18〕，但并不只是为应试博学宏词科而编，王应麟孙王厚孙就说：“此书事类该广，援据渊洁，非但施于科目而已。”^〔19〕

《玉海》是第一部设有“艺文”的类书。在王应麟之前，我国“唐宋以来的类书从来没有纪艺文的（有纪图书典故的艺文，没有纪图书目录的艺文）”^〔20〕。如唐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其艺文部有谈讲、读书、诵书、刊校谬误、载书负书等事目，显然不是纪图书，而是纪图书典故。王应麟为什么要在《玉海》中设置“艺文”呢？他为什么能在类书中设置“艺文”呢？我认为，他是为着发挥目录的实用作用而设“艺文”，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实用功能的发展，一是王应麟本人长期利用目录指导读书治学，使他对目录实用功能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下面具体谈谈。

第一，王应麟设“艺文”是我国目录学实用功能发展的结果。

我国古代目录事业极为发达，但人们对目录实用功能的认识却并不十分清楚。这是因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文化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文化学术活动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目录著作的编纂，也是如此，是为统治阶级宣扬文治武功，粉饰太平，是钳制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第一次对国家图书进行整理，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群书目录——《七略》。这部目录著作把六经（《七略》称为六艺）放在首位，又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儒家放在百家学派之首，客观反映了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事实。《七略》早已散佚，但其内容仍基本保留在《汉书艺文志》内，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我国古代目录著作编纂的目的，《隋书·经籍志》总序曾有概括：“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总之，目录著作的编纂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这种浓厚的政治色彩一直笼罩着古代目录著作的编纂，成为目录编纂的普遍目的和指导原则。但是，目录的实用功能，尤其是其读书门径作用，毕竟是目录的基本功用之一。虽然古代目录的编纂是从政治目的出发而编，但在实际上，除了其政治功能，它也仍发挥着指导读书的实用功能。《汉书艺文志》一直是我国学者所看重的指导读书的目录著作，“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21〕。清代学者金榜的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汉志》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读书指导作用。因此，随着目录事业的发展和目录使用的扩展，目录的实用功能渐被认识。尤其是在宋代，目录实用功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具体则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宋代的书院和家塾中，指导学子阅读的书目单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遍应用。

宋代书院、家塾的阅读书目，在元代初年程端学所编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书中，仍保有其概貌。这种书目由各科阅读书目构成。如学习四书所开列的参考书目有：

黄勉斋、其西山《集义》、《通释》、《讲义》

饶双峰《纂述》、《辑讲》、《语录》

金仁山《大学疏义》、《语孟考证》

何北山、王鲁斋、张达善《句读》、《批抹》、《画截》、《表注》、《音考》

胡云峰《四书通》、《通证》

赵氏《纂流》、《集成》、《发明》

在书院和家塾中，学生通过老师的讲解，再按照所开列出的参考书目仔细阅读，玩索经义，就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因为这种书目单直接针对书院和家塾所开设的课程，又是经过长期的实践，不断摸索而总结制定的，因而其实用性较强。当时，除了官僚地主子弟所上的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之外，书院和家塾就是最重要、最普遍的学习场所，从而目录的读书指导作用得以普遍推广，在大范围内被学子所利用。

其次，宋代的科举考试，各科已有各科具体的学习参考书目。

上面书院和家塾中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础教育，而针对科举应试，具体应试科目则又有针对该科的具体参考书目。比如吕祖谦、真德秀等人都编有应试博学宏词科应当阅读的具体书籍篇目。其中，吕祖谦的阅读书目是按文体编的，分别为制、诏、表、箴、铭、记、赞、颂、序，列出了各文体所当精读的佳篇，如序有以下六篇：欧阳瓌《唐开元礼》、谢黻《御书孝经》、王壁《统元历》、周麟之《唐通典》、莫冲《汉石经议奏》、王端朝莫济《汉灵台十二门诗》^〔22〕。而真德秀则是按书和著名作家列出了具体篇目，如《国语》，应当阅读的篇目有以下十三篇：《宣王不籍千亩》、《定王殽烝》、《单襄公过陈》、《景王将铸无射》、《宣公夏滥泗渊》、《桓公问成民之事如何》、《晋文公元年属百官》、《悼公朝于武宫》、《使宣子佐下军》、《晋卿不若楚》、《灵王为章华之台》、《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吴王昏乃戒令》；柳宗元文应当阅读的篇目有：《平淮夷雅》、《铙歌鼓吹曲》、《正符》、《晋问》、《兴州江运记》、《岭南飨军堂记》、《永州万石亭记》、《终南山祠堂碑》、《饶娥碑》、《武冈铭》、《剑门铭》等共十一篇^〔23〕。从上面所列可以看出，这种应试书目更加精细，甚至精细到具体篇章、具体作者，其应试的实用色彩十分明显。

再次，利用目录搜检书籍，已是公认的治学本领。

宋人已利用目录指导阅读，指导应试，说明对目录的实用作用已得到普遍共识和认可，并产生了目录学这一专名。在宋代苏象先的《苏魏公谭训》中记载：“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使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24〕这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出现目录学专名的文献记载。更为重要的，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知道，熟知目录学已成为宋人公认的读书治学本领，并说明了目录的门径作用是“检书史”，这就对目录实用作用给予了形象的表达。唐代目录学家毋昛虽然也说过；“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故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司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愈其已。”^〔25〕他的这一通话也是在强调目录门径作用，然而到底怎么用，终究还有些含糊，远没有苏象先所记载的，“目录就是检书史”的表达来得明白易懂和较准确。这反映了宋人对目录的实用作用的认识已有了巨大提高。可以说，目录学这一专名的出现，是宋人把目录的实用功能由实践转化为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第二，王应麟设“艺文”，也是与王应麟一贯利用目录指导读书，与他对目录的实用功能的深刻认识紧密关联的。

王应麟生活在目录事业极为发达，尤其目录实用作用有了突破性发展和较广应用的宋代，从小就受到目录学的熏陶。1241年，他进士及第，但是凭借他的目录学知识，他深知自己所读甚少，离通儒的目标相差很远。于是，他更加发愤读书。一方面，他利用博学宏词应试的参考书目，加紧训练为文；另一方面，他又阅读大量书籍，经常出入秘阁，广览博求，借阅一般人所难以见到的珍藏秘闻，利用目录指导读书，做笔记，收集资料。他考中博学宏词科之后，仍然继续阅读大量书籍，按照目录学方法收集资料，编制资料；并以考博学宏词科的读书笔记为蓝本，采用目录跟文献相结合的编题方法编纂《玉海》。

由上述可知，在目录学渐被推广利用的宋代，王应麟一贯地利用目录读书治学，从而使他对目录的实用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因而在编纂《玉海》这部学习工具书时，他第一次在类书中设置、编纂了“艺文”，以发挥目录的实用作用。这反映了他对目录的实用功能的认识已上升到推广利用的高度。因此，王应麟设置“艺文”，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尤其是目录实用功能发展的结果。王应麟的贡献，就在于他开了类书收辑“艺文”的先例，在以实用为务的类书中使目录的实用功能得以充分体现。

王应麟为什么在类书中“增辑纪图书目录的艺文”，王重民先生认为，“王应麟是博学的学者，又是图书目录学专家，若说由于他认识了图书目录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在《玉海》内设立艺文一类，这当然是有些关系的。依据我的体会，王应麟在《玉海》内编制艺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在收集资料、编制资料的过程中，是一贯地运用着目录学的方法，而在全部《玉海》的编纂方法上，都是把历史文献与图书目录互相结合在一起来编题的”^〔26〕。显然，王先生也注意到，王应麟一贯利用目录指导读书治学，对目录学的实用作用有了认识以后，才在《玉海》中设置了“艺文”。

2．实用的目录分类

从实用的目的出发，《玉海·艺文》的编纂处处是为读者的方便利用着想的。这体现在他的目录分类上是十分明显的。

目录分类是目录著作的精髓，反映着编者的意图。我国古代的目录著作，由于强调政治功用，因而其分类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很少考虑目录的实用功能。王应麟出身于深沐“皇恩”的官僚世家，他的《玉海·艺文》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服务的一面，如他仍是把统治阶级视作经典的易、书、诗、三礼、春秋等排在最前面；又列有所谓政要宝训类，用来收集历代统治者训戒、治理国家的书籍。但是，由于《玉海·艺文》还是为实用而编，因而其目录分类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为了便于说明，先把王应麟在《玉海·艺文》中所作的目录分类列在下面。

艺文门下设四十四类目：

从上面所列艺文类目可以粗略地看出：第一，它没有标出四部名称，也不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六分、九分、十二分法，而分出了四十四个类目。第二，在四十四个类目中，和当时习惯的四部分类法相比，其中有不少是四部中的子目，也有一些则是四部中不曾有的全新类目，如6续春秋、22玉牒图谱等。而四部中有些常见子目，如天文、地理、职官、音乐等却未在四十四类目中出现。第三，有些类目后标有“附”、“又见”、“详见”等字样。如1易拟易附，4三礼又见礼制，6续春秋又见编年，19政要宝训圣政附，25诸子又见著书等类，29赐书详见御书，38铭碑又见纪功等。

经过以上的粗略分析，我们对《玉海·艺文》的类目设置情况有了大体了解，虽然四十四类目中有不少是四部分类中的子目，但它还有四部子目以外的新类目，加之又未标出四部，所以不能将其归为四部分类。下面结合《玉海·艺文》各类目的具体内容和《玉海》其他门类，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玉海·艺文》的目录分类具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形式分类法的运用。

在《玉海·艺文》中，几乎有一半类目是按著录的编题名称形式分类的，也就是说，类目和编题名称有形式上的一致性。这种形式分类主要又可分为按书名和按文体两种形式。

按书名分类，在《玉海·艺文》中主要有下列类目：6续春秋、25诸子、32记志、33传、34录和43经等。如续春秋，包括《春秋》以外凡以春秋为名的书籍，主要是历史编年书籍，如《夏殷春秋》、《吴越春秋》、《汉晋春秋》等。这正如其小序所说：“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后世有所著述，多托春秋之名，其属辞比事不与春秋相似，非史策之正也。”明白地道出，此类所设是纪《春秋》以外，“托春秋之名”的书籍，也就是按“春秋”这一书名形式分类立目的。但其中也有例外，如其收有“文中子元经”，和类目“续春秋”在形式上并不一致。又如诸子，前面是总说诸子的几个编题，有“汉诸子略”、“汉校定诸子百家”、“汉诸子博士”、“唐十七类子录”、“唐子书要略·意林”等，其下则基本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小说等顺序收集各诸子书籍，如《宴子》、《子思子》、《漆雕子》、《老子》、《文子》等等。但并不包括所有诸子之书，而只是诸子中以子为名的书籍，而不以子为名的很大一部分诸子书则被排斥在这一类目之外，而是收在著书杂著别集等类。如儒家的《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法家的《晁氏新书》等，都不在诸子类，而在著书杂著别集类。因此，“诸子”类名后所加的“又见著书等类”之语，说明此处的诸子类只包括以子为名的书籍，确切地说，是按以子为名的编题形式进行归类收书的。其中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墨辨”。又如经类，其所收图书有属于道家的，如《黄帝四经》、《汉神异经》，有属于儒家的，如《清化经》，还有属于阴阳家、五行、杂占、方技、孝经类的，而类名只标一个“经”字，则此类所收的书是除儒家六经之外，而以“经”为名的书籍。其他的记志、传、录等类，记志专收带有“记、志”之名的图书，如《周记》、《孔子三朝记》、《西京杂记》、《晋文章志》、《华阳国志》、《唐通志》等；传专收带有“传”名的图书，如《穆天子传》、《夏小正传》、《列女传》等；而录则是专收带有“录”名的图书，如《兵录》、《唐西南备边录》、《唐元和录》等。由上述可以看出，王应麟的形式分类基本上是整齐的，很可能是他本人的有意识运用。

《玉海·艺文》中按文体形式的分类，其形式特点也十分突出。如上面所列四十四类目中，35～42的八个类目，不仅以文体分类，书名、篇名还含有其文体或类名，诗歌所收基本上是以“诗、歌”为名的书籍，赋专收以“赋”为名的书籍，箴专收以“箴”为名的书籍，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等也都是如此。

按文体形式分类，早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著作《七略》中就已出现。在该书中，其诗赋略中就著录有按文体所分的赋、歌诗等类。后来随着文学的发展，文体逐渐增多。至南朝时，梁萧统编《文选》，把文体分成了三十七类，并依此进行分类选集文章。宋朝时，受统治者“右文轻武”政策的影响，习文风气极为浓厚，反映在目录学上，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之下按文体分子目，有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等等。在郑樵的文体分类中，收有一些从书名上看不出文体而实为此种文体的图书，如碑碣类有《金石录》、《宝刻丛章》、《窦氏集》、《翠琰集》等。《玉海·艺文》中按文体形式的分类，可能是受到郑樵文体分类的影响，但和郑樵《通志·艺文略》中按文体所分类目相对照，可以看出，王应麟的文体分类产生了名不副实的情况，走向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如《玉海·艺文》诗类所收《诗品》、《诗评》并不是诗，而是关于诗的理论和评论，铭类所收蔡邕的《铭论》，论类所收王充的《论衡》等，也是如此。这可见，王应麟按文体的形式分类，仍然包括和规范到编题名称的形式分类，是比较整齐、纯粹的形式主义分类。而在《通志·艺文略》中，郑樵按文体的分类，某一类文体只包括此种文体的书籍，而不包括书名、篇中有此种文体名而非此种文体的书籍。因此，王应麟的文体分类和郑樵的文体分类，虽然都有形式特点，但郑、王二人对形式分类的认识并不相同。可以说，郑樵的文体分类是针对文学类书籍日益增多的现状，以便更好地给以区分，他很可能只是借文体类别进行的目录分类，而对形式分类只注意到文体这一形式；而王应麟的文体分类已经发展到了抛弃文体形式的内含，彻底地改变内容性质分类的标准，只以文体名称为分类标准，这若不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是很难如此运用形式分类的。

另外，图类既是以其性质分类，又是按书名形式分类，赐书纪的是图书掌故，两类的编题和类目名称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因此，也是形式分类的类目。

按书的内容进行分类是比较科学的分类指导原则，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图书数量猛增。《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图书已比《汉书·艺文志》增加了近乎十倍（119972卷比13269卷），其卷数也不得不从《汉书·艺文志》的一卷增到八卷。这可见宋朝时图书之多。另外，书的内容也日趋复杂多样。单纯按内容进行的目录分类对读者来说，查找书籍就十分不便。因此，从对目录的方便利用出发，势必需要采用一些新的分类方法来解决传统目录基本上按内容分类所带来的不便。这样，形式分类的运用就在所必然。《玉海·艺文》的形式分类特点，正是王应麟从实用的目的出发，为方便利用而做的对传统四部分类的改造。这对于读书不多的青年人来说，是人人都可利用的、较好使用的目录参考书。但是，这种形式分类在目录分类上的应用，是有利也有弊的。其优点是，它比较直观、机械，不受复杂、严密的学科内容限制，因而简单易懂，易操作，利用这种目录检寻书籍比较快捷、便利。尤其是在不明书籍内容、性质，不知该书在传统目录的归类时，直接按书名、编题名称形式去搜索就方便多了。而就其弊端而言，单纯的形式分类，各类收书往往难以均衡，有的类多，有的类又太少；还可能名不副实，难以判断书籍的内容、性质，以及书籍在同类学术著作中的相关位置、价值等，如《玉海·艺文》录类所收《兵录》，单据类名，就很难知道它是一部目录著作。并且，书名相同的书毕竟太少，不可能把所有的书籍按这种方法分类。因此，这种分类方法很难独立使用，必须跟其他分类方法相结合（如按内容、性质等的分类），依附性很强。其使用就有很大局限性。所以，对形式分类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

王应麟因为对形式分类有明确认识，对形式分类的弊端也有一定认识，所以在《玉海·艺文》中利用这种分类时，能把形式分类跟其他分类相结合，从而基本上避免了形式分类所可能产生的混乱和局限。具体说来，一是把形式分类跟传统的按内容进行的分类相结合，在辑录目录资料时，同时辑有该书在传统目录著作中所属类目，而对那些人们所熟悉的或其归类基本无争议的书籍，就不标明其在传统目录著作中的属类。比如录类的《春官要录》标明《新唐书·艺文志》为儒家类^〔27〕，《唐封禅录》为仪注类^〔28〕，传类的《汉武帝传》则在《新唐志》的神仙类^〔29〕。而对别集类的《韩愈集》、《柳宗元集》，则并不辑录其在《新唐书·艺文志》的哪一类，就是因为两书与其所分别集类相符，并且为学者所非常熟悉，其类属无可争议。又如在前面的1～12类目，一般多不标明其在传统目录著作中的类属，但其中续春秋一类则例外，因它是按形式分类的，需要和内容分类相结合，才能够了解该类所收书籍的情况。二是把形式分类和类书分类相结合，就是注明该书在《玉海》其他门类中的属类。如汉《河间古辟雍记》注明“见三雍类”^〔30〕，汉《陈留耆旧传》注明“见地理”^〔31〕，晋《文章志》注明“见总集文章类”^〔32〕。三是在类目上直接把形式分类跟类书其他门类、跟“艺文”其他类目的结合标注出来。如“诸子又见著书等类”，就是表示诸子这个形式分类类目当和著书等内容分类类目相结合使用，又如“赐书详见御书”则是表示赐书这类当与《玉海》圣文门中的御书类结合使用。

经过以上对《玉海·艺文》形式特点的分析可以知道，《玉海·艺文》的分类出于实用的目的而采用了形式分类法，从而突破了传统四部基本按内容分类的做法。这就是，第一，在类目设置上，《玉海·艺文》虽然继承了传统四部中经、史两部的很多子目，如1～24的类目，但又有近乎一半的类目是形式分类的新类目。这种形式分类类目，因为基本上只从形式出发，即只按书名、文体等名称形式，从而使得所收书籍性质复杂，如记志中收有《郑志》、《郑记》等经部书籍，也收有《西京杂记》、《华阳国志》等史部书籍，还有《博物志》、《青宫要记》等子部和《文章志》等集部书籍。这种形式分类类目彻底打破了四部界限。第二，四部中常见的子目如天文、地理、职官、音乐等并未在“艺文”中出现，而是作了《玉海》中的门类，这体现了《玉海·艺文》作为类书艺文的特点，即《玉海·艺文》的类目是《玉海》门类中的一部分，“天文、地理、职官、音乐等既然作了《玉海》的大类，有关的图书也就分在那些大类之内了”^〔33〕。

这样，《玉海·艺文》突破四部的形式分类，“使读者不论从图书内容的分类上，或者从书名的形式分类上，都能比较容易的找到自己所要参考的图书，这当然是进步的方法与方式，是王应麟的新创造，而不是犯了什么形式主义。如传类有《离骚传》，总集文章类内还有《离骚传》（卷54）；录内有《兵录》，兵法类内还有《兵录》（卷140）。了解了这一点，在使用《玉海·艺文》的时候就可以左右逢源，的确比单纯的分类目录更为方便”^〔34〕。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突破四部并不是王应麟的发明。在王应麟之前，随着我国古代目录事业的发展及众多图书的涌现，目录学家对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不很满意，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想打破四部，建立新的目录分类系统。突破四部的做法，一时成为宋代目录分类的一股潮流，“当时宋代个人书目，郑、陈、晁都在集部这个问题上想突破四部”^〔35〕，尤其是郑樵，他著有《校雠略》，论述了关于目录分类等目录学理论问题，提出了“学术既分，类例自明”的分类原则，认为传统的分类法过于简略，四部分类“无乃荒唐”。他并且把自己的分类理论应用于目录学实践，编成《艺文略》。其中文学类图书不再称集部，而定名为文类，其下基本上按文体形式分为二十二小类，对四部的突破尤其显著。因此，王应麟突破四部的做法，是受当时潮流的影响，但他部分采用形式分类方法，既实用，又在打破四部分类上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对目录分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和意义。

3．实用的编题著录法

《玉海·艺文》采用的是编题著录法。所谓编题，是我国古代学者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作笔记的方法。宋代著名学者吕祖谦、真德秀等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在宋代，它已经成为有志于博学宏词科的青年士子阅读群书所使用的方法。对这种方法，吕祖谦曾说：“编题只是经、子、两汉、《唐书》、实录内编。初编时须广，宁泛滥，不可有遗失；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再所编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所以两次编者，盖一次便分门，则史书浩博，难照顾；又一次编，则文字不多，易检阅。如宣室、石渠、公车、敖仓之类，出处最多，只一次编，必不能尽记题目。”^〔36〕真德秀也说，“经、史、诸子悉用遍观，其间可以出题引用并随手抄写，未须分门。且从头看，凡可用者，悉抄上册，如《尚书》，则‘舜典’、‘望秩’、‘禋宗’、‘九官’之类皆录。一书毕，复理会一书，以详且精为先，不可少有遗缺”，“悉诸书已抄过，然后分为门目”，“先理会一门，竞，然后以次编纂。谓如历法，则凡经史百家所载历事，悉萃为一处，而以年代先后为次第，如黄帝历为先，颛帝历次之，夏、殷、周、鲁历又次之，汉历至唐历又次之，本朝历又次之。它可类推。初编不厌其详，俟成编，旋加删削，凡题目有数出处者，须合为一。如高祖五星聚东井（《纪》、《五行志》、《张耳传》、《叙传》，后魏崔浩、高允《传》），才缺一处便不可。而抄类之中，复要认得出处端的。如东井，则《本纪》为正，它皆旁出”，“凡编题目，须上可着朝代”。^〔37〕二人都强调收集资料宁滥勿遗，然后再筛选分门，使其便于检阅使用。

王应麟在准备博学宏词科应试，读四部书时，也采用了编题的方法，把他认为重要的材料一条一条抄下来，并编上题目。随着材料的逐渐增多，他又编成了一题一题更加完整的编题。后来编《玉海》时，王应麟又采用了这种编题方法进行编纂，在“艺文”中则成为目录著录方法，这是“艺文”的突出特征。所谓编题著录法，就是以编题为著录单位，其下则统率着一大批目录及有关文献资料。这和以前以一书为著录单位，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的做法不相同。进行编题著录时，每一个编题在最后著录前，都经过编者的广泛阅读，大量抄录有关资料，几经整理补充而编成，因而这样的编题，查寻书籍方便，其知识容量大，有系统，学术源流清晰，有很好的阅读指导作用。下面就《玉海》卷58“汉列女传”这一编题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各书对《列女传》及相关书籍的著录进行对比说明。各书著录如下。

《玉海·艺文》传类：

汉列女传

《志》：刘向所序《列女传颂图》。《刘向传》：向睹俗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隋志》：《列女传》十五卷（《唐志》同），刘向撰，曹大家注。又七卷，赵母注（《唐志》云：赵母《传》七卷）；又八卷，高氏撰。《颂》一卷，刘歆；又一卷，曹植。《赞》一卷，缪袭（以《颂》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志》有《颂图》，非歆也）。曾巩《目录序》：《隋书》、《崇文总目》皆称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益陈婴母及东汉以来梁鸿妻十六事，非向书未然也。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以《颂义》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向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异，《式微》一篇又谓二人之作。《马融传》：注《列女传》。《班昭传》：《女诫》七篇（《唐志》一卷，引女宪）。《晋王接传》：撰《烈女后传》七十二人。长于愆期缘父本意，又集《后传》。《南史》：庾仲容《列女传》三卷。《隋志》：项原《列女后传》十卷（《唐志》：项宗），皇甫谧《传》六卷，綦母邃《传》七卷，杜预《要录》三卷，《女记》十卷（《唐志》云：《列女记》）。《唐志》：女训十七家，二十四部，三百八十三卷，始于刘向，终于《风楼新诫》二十卷，失姓名一家。有刘熙《传》八卷，孙夫人《序赞》一卷，虞通之《后妃记》四卷，长孙皇后《女则要录》十卷，魏征《列女传略》七卷，武后《列女传》一百卷（唐《旧志》：杂传，列女十六家）；王方庆《女记》至杨氏《女诫》，不著录，五家八十三卷（尚官宋氏《女论语》十篇，韦氏《续曹大家女训》十二章）。荀爽《女诫》、程晓《女典》见《艺文类聚》。曹植《列女颂》，《文选注》引之。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

《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

《列女传》，七卷。赵母注

《列女传》，八卷。高氏撰

《列女传颂》，一卷。刘歆撰

《列女传赞》，一卷。缪袭撰

《列女后传》，十卷。项原撰

《列女传》，六卷。皇甫谧撰

《列女传》，七卷。綦邃撰

《列女传要录》，三卷

《女记》，十卷。杜预撰

《美妇人传》，六卷

《妒记》，二卷。虞通之撰

《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

刘向《列女传》，十五卷。曹大家注

皇甫谧《列女传》，六卷

綦毋邃《列女传》，七卷

刘熙《列女传》，八卷

赵母《列女传》，七卷

项宗《列女后传》，十卷

曹植《列女传颂》，一卷

孙夫人《列女传序赞》，一卷

杜预《列女传》，十卷

虞通之《后妃记》，四卷

又《妒记》，二卷

诸葛亮《贞洁记》，一卷

曹大家《女诫》，一卷

辛德源、王劭等《内训》，二十卷

……

《郡斋读书志》传记类：

《古列女传》，八卷；《续列女传》一卷。右汉刘向撰。向睹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以为王教由内及外，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女及嬖孽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前有王回《序》，其略曰：此书“有母仪、仁智、贞慎、书义、辩通、嬖孽等篇，而各颂其意，图其状，总为卒篇。传如太史公《记》，颂如《诗》之四言，而图为屏风。然世所行向书，乃分传每篇上下，并颂为十五卷。其十二传无颂，三传同时入，五传其后入，通题曰向撰，题其颂曰向子歆撰，与汉史不合。故《崇文总目》以陈婴母等十六传，为后人所附。予以颂考之，每篇皆十五传耳，则几无颂者宜皆非向所奏书，不特自陈婴母为断也。颂云画之屏风，而史有颂图在八篇中，莫得而考。以向所序书多散亡，独此幸存而完，复为他手窜疑于其真，故并录其目而以颂证之，删为八篇，号《古列女传》。余二十传，其文亦奥雅可喜，故又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公武按：《隋经籍志》有刘向《列女传》十五卷，……今回删此书为八篇，以合汉史，得之矣。至于疑《颂》非歆作，盖因颜籀之言尔，则未必然也。二十传岂项原所作邪？

由上面四书的著录可以看出，《玉海·艺文》的编题著录和其他三部目录著作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做法相比，前者十分便于使用和指导阅读。具体说，有以下四个优点：

第一，查找书籍十分便利。“汉列女传”编题上冠汉朝代名，很容易根据朝代先后去搜查到《列女传》一书。而其他三书，因为没有时间指示线索，翻找《列女传》时，往往要对该类所收书籍查阅一遍，翻寻至后面时方能找到（《列女传》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列在杂传类的后面）。

第二，阅读指导作用更强。在“汉列女传”编题中，汉《列女传》，即刘向所编《列女传》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记载女子事迹的书，后来由该书影响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女训书系列。因此，刘向《列女传》在女训书籍中的地位当首屈一指。“汉列女传”以此书为编题题目，就反映了该书在女训书籍中的重要位置，说明了解女训书，《列女传》为第一必读书，这就对阅读起着很强的指导作用。而其他三部目录，刘向《列女传》都与其他女训书籍并列著录，很难看出，刘向《列女传》的重要地位，因而，根据著录，就难以起到很好的阅读指导作用。

第三，指导对其他目录著作的利用。在“汉列女传”下，辑录《隋志》资料：《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又七卷，赵母注；又八卷，高氏撰。《颂》一卷，刘歆；又一卷，曹植。《赞》一卷，缪袭。后来又辑录《隋志》：项原《列女后传》十卷，皇甫谧《传》六卷，綦母邃《传》七卷，杜预《要录》三卷，《女记》十卷。这是因为，缪袭以前的著作，或是为《列女传》作注，或是为其作颂，作赞，其后来所辑书籍则是受刘向《列女传》影响而另撰写的女训书。《玉海·艺文》把《隋志》对女训书籍的著录分作前后两个部分，可见是进行了一番梳理的，这可以指导利用《隋志》中《列女传》与其他女训书。这是其他三部目录都难以做到的。

第四，知识容量大，有系统，便于学习。“汉列女传”中，关于《列女传》，关于女训书籍的文献材料，从《汉书》的记载，《隋志》、《唐志》的著录，到宋人曾巩的《列女传目录序》，以及正史如《汉书》、《晋书》、《南史》，另外还有类书《艺文类聚》等等，一切有关资料都一一网罗，甚至小至《文选注》曾引用曹植《列女传》也列为一条。但这么繁多的材料，都以《列女传》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关女训书籍的系统介绍，因而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利用起来也并没有芜杂和枯燥之感。而其他三部目录对《列女传》和其他女训书的著录，各书彼此处于同等位置，不仅不便于指导读书，并且枯燥乏味；内容只有书名、卷数、作者，也嫌过于简略。《郡斋读书志》虽然内容较多，但只是对《列女传》一书有指导作用，而并未涉及其他大批的女训书籍。

总之，《玉海·艺文》的编题著录法和以前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做法相比，具有明显的实用作用。一是其编题题目冠以朝代名，并按朝代先后排列，因而各类中的典籍也基本按朝代先后排列，这就非常方便检索。如“唐集贤注记”、“魏皇览”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宋人编著的书籍，一般是冠以帝王年号、庙号，如“嘉祐仁宗实录”、“熙宁英宗实录”、“乾道资治通鉴纲目”等是冠以宋代帝王年号，“孝宗日历”、“仁宗君臣政要”等则是冠以宋代帝王庙号，根据宋代帝王在位的先后，所用年号的先后，仍然可以按时间去寻检书籍。这是因为宋代时间近，书多，故以年号区别。另外，也有少量编题并没有冠以朝代名，如杂史类有“帝王要”、“左史”，书目藏书类有“李淑图书十志”，等等。

二是编作题目的书籍，往往是相类或同类书籍中比较有重要价值的代表性书籍，甚至可以说是必读书。除“汉列女传”这一编题用的是刘向《列女传》，“汉史记”编题用的是司马迁《史记》。在“汉史记”中，还有诸家《续史记》及裴骃《史记集解》以后所有关于《史记》的注解、音义等书和一切相关文献来源，但司马迁《史记》是这编题的绝对中心，是了解《史记》系列书所当读的第一本必读书。又如“晋博物志”编题用的是张华《博物志》，但除著录《博物志》与以后收辑的与其相关文献的来源，还有和《博物志》相类的干宝《搜神记》、魏文帝《列异传》等书籍，可看出，《博物志》在此编题中是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书籍。这种以内容为中心的编题，因为同时又汇集了上下左右的相类或同类书籍，因而容纳了丰富的知识，形成了一个小的知识系统体系，阅读和利用起来，比一书为著录单位的著录方法要生动和有趣得多。

当然，这种编题也有它的不足。如编题有大有小，大到几千言，如“汉七略·六略·别录”^〔38〕，小到只转录其他目录著作的著录，如“唐海潮赋”^〔39〕仅为：“《志》：卢肇，一卷。”和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著录并无不同。所以，《玉海·艺文》编题的实用性，是相对于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著录法而言，其对阅读的指导作用，还受类书辑录资料特点的限制，而显得有些不太整齐。

四、《玉海·艺文》的文献价值

在《玉海·艺文》中，各编题下都尽可能多地收辑了丰富的目录文献资料。这是王应麟追求“通儒”的结果。王重民先生认为，《玉海·艺文》是受郑樵“会通”思想指导的结果，^〔40〕“广泛地利用了所有的历史文献资料，凡是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及前四史中的诸家注解以及《文选》、《世说》、《水经》等注，重要类书，宋代的实录、会要，总之，王应麟以前的所有重要古籍，凡有和图书目录资料相辅助、相补充、相发明的地方，他都编录在《玉海·艺文》之内”^〔41〕。可以说，王应麟编《玉海·艺文》时，没有辑录范围的限制。这是类书辑录资料的方式，也是目录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即目录资料极为丰富）时，目录著录的必然趋势。但王应麟的辑录范围过于广阔，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非要有广博的学问不可，从而使《玉海·艺文》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