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

家里来了个新保姆，东山人，叫阿香。阿香问我中午做什么菜，我说你把你家乡的拿手菜做几样试试。阿香一退老远：这怎么行，我们乡下酱油氽肉白水下鱼，别让你们城里人笑话了！我鼓励她：你不知道吧？现在街上生意最旺的就是“农家饭庄” “乡亲酒馆”和“东山大排档”了。

吃的风水跟文学流派一样，三年一转还嫌慢哩。

最早的时候，母亲还在读高中，崇尚新文化的父亲避开时髦的鲜花攻势，精心策划美食包围圈。看完电影他们去吃宵夜，今天“衙口”炒河粉，明天“双全”烧肉粽，后天则是“好清香”的炸春卷。厦门的风味小吃层出不穷，我老妈便深溺老爸网中。

他们互为琴瑟后正碰上公私合营，百年老店纷纷收起招牌，老板洗盘子，主任当家，一律办成大众饭店。穿中山装的老爸和穿列宁装的老妈，数着油腻腻的饭菜票去食堂打饭。还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跟所有的同龄人一样热爱新中国，立刻投身土改、大秧歌和扫盲，吃饭跟完成任务似的，简便快捷。谈吃谈穿可耻，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我老爸不谈只做，千方百计弄吃的，具体表现在宵夜上。幼小的我们老是半夜被摇醒，门窗紧闭，小炭炉上咕嘟咕嘟炖着的，不是香菇鸡汤就是当归鸭。

童年里所有美味都是闭着眼睛半睡半醒品尝的，蒙上梦幻色彩，为日后无数盛宴所难以企及。以至现在我一端起宵夜，下意识就想往卧室走。

20世纪60年代初，小球藻、南瓜叶和炒细糠不是作为天然保健食品，而是三餐必修课，把我老妈补养得腰圆腿粗，脸上一摁一个白印儿。老爸在山区煤矿劳改，更是无所不吃，烤蝗虫，竹筒泥鳅，“叫化田鼠”(这是老爸从名菜“叫化鸡”那里移植来的，滋味想必不错)，等等。

能烹善吃，使我老爸大难不死。

我十八岁从插队知青点回家过生日，请了我的队友来吃饭。父亲捏着当月的豆腐票、肉票、鱼票、糖票，充分运用没落银行家的财政核算能力，加上祖传烹饪技艺，开出活色生香的一桌菜来，总共花了二十元不到。那天不仅入席者大开眼界，旁观者眼里生出火来，就连我老爸，也飘飘然进入高处不胜寒的境界。此后整整一个月，我们什么票也没有了，光喝粥配酱瓜，无悔无怨。每次回味那天的辉煌，双颊犹存余香。

拮据困窘的日子仿佛一晃而过，比心更早背信弃义的是舌头。就算当年，心在使劲忆苦时，舌头想的却是甜。对“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最先和钱包直接挂钩的也是舌头。舌头品尝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呀。

从各种票券的拦截中脱身出来，舌头最先扑上大鱼大肉。父亲去饭店为我定婚宴，千叮嘱万叮嘱要整鸡整鸭。那个饭店刚恢复“绿岛酒店”的老招牌，做的还是大众饭菜，整鸡整鸭是中国胃口康复期的最高梦想。

等到那些诸如“红光饮食店”招牌陆陆续续都换回“老友记牛肉汤” “好再来卤味” “扁食嫂”等脍炙人口的老字号，我们的舌头已享尽风光。鸡鸭迅速贬值，粤菜乘海鲜的翅膀挥军北上，占领各菜系的制高点。然后是历史悠久的川菜大反扑，京菜御膳的回潮，北方饺子、兰州拉面的见缝插针，以及新疆烤羊肉串的游击战争。

朋友打电话邀饭局，可管窥“饮食文化”新潮流。曾几何时，已不再问我想吃泰国菜还是印尼菜(当然，日本菜有些贵)，现在都往美食街走。美食既然成街，必是小吃小炒居多。怀旧思潮波及下的厦门人，忽然十分地方主义，把老祖母时代的菜谱翻出来，抢救被麦当劳、比萨饼、肯德基“腐蚀”的下一代。于是芥菜饭、番薯叶、萝卜干炒鸭蛋一时层出不穷。任何鲜鱼都放在酱油水里煮煮，保持其原汁原味。

阿香的乡村红烧肉，在我家餐桌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到两天，就被我儿子拂袖而去所打破。

我这个落难当主妇的，揣着钱包，拉着购物车，比老爸当年数着各类供应票券买菜还要悲惨。站在用保鲜水喷得青翠欲滴的蔬菜、分门别类的鲜肉、游水生猛海鲜中间，我茫然四顾，哀叹：

“今天吃什么好呢？”

见报日期：1998.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