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之经济

在写下列这些篇章，或者说是下面这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正孤独地生活在森林之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畔，我住在亲手建造的木屋里，靠着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我的住处方圆一英里范围内，没有任何邻居。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算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

如果不是人们曾特意打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会如此唐突，拿些私事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人说我这种生活方式荒诞怪僻，与人不敬，虽然我根本不这样认为。但考虑到我所处的境况，我只觉得它非常自然，而且还合情合理。有些人则问我吃什么，是否感到寂寞，是否会害怕，诸如此类的事情；另外一些人还好奇地想知道，我的哪一部分收入用于慈善事业；还有一些人，家庭成员众多，想了解我到底收养了多少个贫困儿童。所以，本书在答复此类的问题时，请对我并无特殊兴趣的读者予以谅解。大多数书籍中，避而不用第一人称的“我”，本书则采用第一人称，而且本书的主要特点，便是“我”字的频繁使用。其实，任何一本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叙述，而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对他人的了解，比得上我的自我了解，我就不会如此畅谈自我了。深感遗憾的是，因我阅历浅薄，也只能局限于此类话题。在我看来，每一位作家，不仅要书写他所听到的有关他人生活的话题，也要或早或晚地能简单而诚恳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应写得如同他从远方寄给亲人的信件一般。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严谨，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以下的这些文字，对于清贫的学生来说，或许特别适用。至于其余的读者，我想他们是会各取其用的。因为没有人会削足适履，只有合乎尺寸的衣履，才能对一个人有所用。

我想倾诉的事儿，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没有多大关联，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你们这些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我的文字是关于诸位的境遇，特别是与诸位生处此世、生于此城的身外境况或环境有关。生于人世之间，你们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若你们生活得糟糕透顶，是否有必要呢？这种生活又是否能得以改善呢？我曾去过康科德城的很多地区。无论是在商店、办公场所，还是在广袤的田野上，我看到这里的居民都仿佛在赎罪一样，从事着种种令人震撼吃惊的苦役。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们，端坐于四面火焰之中，面朝太阳；或倒悬着身体，于烈火之上；或侧转着头凝望青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而在那种情景之下，由于脖子是扭转的，除了液体，别的食品都无法流入胃囊之中”；或者，用一条铁链把自己锁在一棵树下，终其一生；又或者，像毛毛虫一样，匍匐着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无垠；抑或，独脚立于柱子之上。然而，纵是这些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平日里看见的景象，更令人难以置信，更让人心惊肉跳。赫拉克勒斯所从事的12种苦行，跟我的邻居们所从事的苦役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一共也只有12种，做完便结束了。可是，我从没有看过我的邻居捕获或杀死过任何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完成任何劳役。他们也没有像依俄拉斯那样的忠仆，用一块火红的烙铁，来炮烙那被割去了一个头，还会长出两个头来的九头怪兽。

不幸的是，那些年轻人，我的市民同胞们，他们生下来就继承了田地、房舍、谷仓、牛羊，接手了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摆脱它们可就困难了。他们倒不如诞生于空旷的牧场，由群狼喂养，那样他们便能看清，现在自己正致力于何等境地。是谁让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享受60英亩田地的供养，而很多人却命中注定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一出生，便忙于自掘坟墓呢？他们不得不过着常人的生活，不得不把这一切置于眼前，拼命地劳作，尽可能地把日子过得好些。我曾遇到过许多永生可怜可悲的灵魂，在生命的重担之下，遭受着无情碾压，近乎窒息。他们在生命的大道上匍匐蠕动，推动面前的一个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清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棚，还有那上百英亩土地。他们辛劳地锄地、割草，还要放牧和护林！另外一些并没有继承产业的人，固然不用经受这种祖上传下的、不必要的磨难，却也不得不为他们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臣服于生活，拼命地劳作。

然而，人们却是在一个错误中劳作。人的美好年华，大多很快就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作泥土中的肥料。正如一本古书里所说的那样，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为“必然”的命运支配着他们致力于积累财富。而这些财富却注定会被飞蛾和锈霉腐蚀掉，并且招来盗贼的觊觎。这是一段愚不可及的人生，因为他生前始终不明白，到临终才恍然明了。据说，杜卡利盎和彼尔奉神谕把石头扔到背后，创造了人类。古语云：

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

历尽千辛万苦，

我们的力量来自何处得以求证。

正如，罗利吟咏的两句响亮的诗：

从此人心坚硬，

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源于岩石。

我们的祖先如此盲目地遵从错误的神示，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却不去看一看它们坠落到何处。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国度里，由于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碌于不必要的粗活，却不能因此采摘到生命的硕果。由于辛劳过度，他们的手指变得粗笨而颤抖不止，不适用于采摘了。确实，辛勤劳作的人，一天又一天，得不到空闲来真正地享受自我，他也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坚固无隙的关系；在市场上，他的劳动却被贬值。他没时间充当别的角色，只能是一部机器。他怎能记得清他是无知的呢——他的成长需要这份无知——他不也经常绞尽脑汁，运用才智吗？在评论他们之前，首先我们应时不时地给予他们免费的食物和衣物，并用兴奋剂令他们恢复健康。我们天性中最优良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只有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对待，才能得以保全。然而，我们对自己、对他人都没能做到温柔相待。

如我们所知，你们之中，有些人是穷困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穷困潦倒，生活异常艰难。我毫不怀疑，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些人支付不了那已经咽下的全部饭菜和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服的费用。好不容易忙里偷闲，或者说是从债主那里偷来时间，才能阅读几页文字。这很明显，我已看出你们中的许多人过着何等卑微、藏来躲去的生活，因为我久经岁月的磨砺，阅历匪浅。你们时常捉襟见肘，努力做成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于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潭之中，拉丁文中所谓的aes alienum（即“别人的铜币”）中，因为有些钱币正是用铜来铸的；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存、死去，最后葬身其中；你们总是许诺明天偿清，或者明天的明天偿清，直到死在今日，而债务还未了清；你们奉承、乞怜、请求照顾、绞尽脑汁、用尽办法，就是为了免去牢狱之灾；你们撒谎、溜须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夸耀，摆出一副稀薄如云的慷慨大度的模样，这才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允许你们为他们做鞋、制帽、裁衣，或制造车辆，或替他们代购食品；你们在一只破箱子里，或者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塞进一些钱币，又或者寄存在牢固的银行里，那样就更安全了。不管塞在哪里，塞多少，更不管那数目是如何的微少，为了预防患病而备钱，反而把你们自己弄出病来。

有时我就纳闷，不能自已地要说，为何我们如此轻率，竟然实行了罪恶昭彰、从外国带进黑奴的奴隶制度。有这么多刻薄而狡诈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南方的监守人是毒辣的，而北方的监守人更加恶毒，可你们却做起自己奴隶的监守人，这是最不可饶恕的。还谈什么人的神圣呢？看公路上的那些赶马人吧，日夜兼程地向市场赶去，在他们的内心，难道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吗？他们的最高职责就是给驴马喂草饮水，绝无其他！和运输的收益相比较，他们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不就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吗？他们有什么神圣可言，有什么可不朽呢？看看他们如何匍匐行走，如何整日战战兢兢，这并非神圣的，也绝非不朽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拥有“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而这名称正是源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个人观点相比，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恰是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明了他的归宿。如果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喜好与想象的自我解放，那到哪里去找一个奴隶的解放者——威勃尔福司来促发呢？再想一想，这片土地上的妇人们，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只是为了勉强度日，丝毫没有表现出对自己命运的关心！仿佛惶惶终日还无损于永恒呢。

大多数人都在隐隐的绝望中生活。所谓的听天由命，便是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香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所谓的游戏与娱乐之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易察觉的绝望。两者都没有乐趣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但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特征。

当我们用教理问答的方式，思考着何谓人生的宗旨、何谓生活真正的必需品与方式时，仿佛人们还曾谨慎地选择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而无意于其他生活方式。其实他们也知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式可以选择。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亘古常新。摒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太迟。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可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可以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就被证明是谬论、浮云，但还会有人认为是乌云，可以将一阵甘霖洒落到土地上来。把长辈认为你办不到的事来试办一下，往往却能成功。长辈有旧的一套，晚辈有新的一套。古人不知道只要不断添上燃料便可使火焰不灭，新人却知道将一小把干柴置于水壶底下。现代人还能环绕地球，疾如飞鸟，这让长辈们汗颜。俗话说得好：老年人，虽然年纪一大把，也未必能胜任年轻人的导师。因为他们虽有所收获，却也大有损失。

我们也许会这样怀疑：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懂得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实际上，老年人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忠告可以给予年轻人。他们的经验是那样的主观，他们的生活已经历过那般惨痛的失败，他们必须得承认很多过错都是自己铸成的。也许，他们还保留着些许信心，而这与他们的经验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年轻。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多年，还没有从老长辈那里听到过一个可谓有价值的字眼，或堪称热忱的忠告呢。他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也许是不能告诉我什么中肯的意见吧。这就是生命，一个试验，而它的极大部分我都从未体验过。就算老年人已体验过，也于我无益。如果我得到了任何自认为有用的经验，我一定会这样想：这个经验，我的导师们可是从未提起过呢。

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是活不了的，因为它不能供给你骨骼形成所需的养料。”因此，他每天虔诚地花费一部分时间，用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生长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让这头用蔬菜供养它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他和他的木犁，不顾一切阻碍地前进。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最无助的病人中间，确是生活的必需品；在另一些场合，却只变成了奢侈品；若再换成另一种场合，又可能是完全新鲜的东西。

有人以为，人类生活的全部，都已被先驱者经历过，无论在高峰之巅或低凹之谷，一切都已被注意到了。依照爱芙琳所说：“智慧的所罗门曾下令规定了树木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员也曾规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家的土地上捡拾那落下来的橡子而不算乱闯，并曾规定有多少橡子属于邻居。”希波克拉底甚至传下了剪指甲的方法，也就是说，剪得要与手指头相齐，不要太短或太长。毫无疑问的，那种把生命的多彩和欢乐都销蚀殆尽的冗长和无聊的想法，与亚当一样古老。但人的力量还从未被衡量出来，我们也不能根据一个人已经完成的事来判定他的力量，因为人们尝试的事情太少了。不论你以前经历过何种失败，“不要感伤和哀痛，我的孩子，谁能命令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呢”？

或许，我们可以用上千种简单的测试来测定我们的生命。例如，是同一个太阳，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也照耀了类似我们地球的整个太阳系里的其他星球。如果我早记住了这一点，就能避免一些错误。可是，当我改正这些错误时，并没有这样去想。星星是由何等神奇的三角形尖顶组成的啊！在宇宙各处，有多少遥遥相隔的不同物种，在同一时间里思考着同一事实啊！正如我们的多样化体制一样，自然和人生也是变化多端的。谁能预知他人的生命前景如何？难道还有比一瞬间通过彼此的眼睛来观察对方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在一小时之内就经历了这人世的各种时代，甚至经历了各种时代中的各种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关于他人经验的读物能像这些作品这般惊人而又详尽。

凡是我的邻人认为好的、有益的东西，我的内心里却认为其中的很大部分是坏的、无益的。至于我，如果有所忏悔，我悔恨的反而是我的善良品行。是什么魔鬼控制了我，使我品行如此善良、举止如此得体呢？老年人啊，你尽可能地说着最明智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活得很光荣，受人尊重，而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求我拒绝听你的话。新的时代抛弃前一代的业绩，仿若它们是些搁浅的船只。

我在想，我们可以泰然自若地相信很多事物，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更多。我们能放弃多少对自我的关心，便可以坦诚地给予他人多少关怀。大自然既能接受我们的长处，也能接受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地忧患焦虑，成了一种几乎无法医治的疾病。关于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又生就喜爱夸耀，而更多的工作我们却没有做！如果我们病倒了，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多么警惕而又谨慎，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并尽可能地避免它，整日心怀戒备，到夜晚违心地祈祷着，把自己托付给未定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这般周到和真诚，崇奉自己的生活，而拒绝接受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只能如此生活着啊，可是正如从圆心可以画出无数条半径一样，生活方式也有无数种。一切变化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任何刹那间发生的事都可称为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归纳升华为个人理论时，我可预知，所有人最终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起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前面所说的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又是些什么，其中有多少是值得忧虑的，至少是值得谨慎对待的呢？虽然生活在表层文明之中，若能过着远古的、原始的生活，于我们是有益的，即使仅仅为了弄懂生活必需品大致是些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得到这些必需品，甚至草草浏览商店里古老的流水账本，看看商店里经常出售些什么，又存储哪些货物，就是瞧瞧最繁杂的杂货究竟是些什么也好，这些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时代虽在变更、进步，但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却没有发生多少影响；这好比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祖先的骨骼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所谓生活必需品，在我的意识里，是指一切人类靠自我努力获得的物品，也许它一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是由于长久的使用而对人生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即使有些人尝试着拒绝它，或是由于野蛮，或是出于穷困，或者只是因为个人的哲学信仰，才这么做，不过这样的人也只是极少数。对于许多生物来说，具有这般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原野上的牛只需要几英寸长的可咀嚼的青草和一些冷水，除非它们还需要寻求森林或山荫的遮蔽。野兽的生存，都只需要食物和隐蔽之处而已。但人类，在现实环境中，其生活之必需品可分为：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缺少了这些，我们是无法自由地考虑真正的人生问题的，更无法展望未来了。人不仅创造了房屋，还发明了衣服，煮熟了食物。或许，人们只是偶然发现了火的温暖，后来学会利用它；起先它还是奢侈品，而到如今，烤火取暖也是必需品了。

我们注意到，猫狗也同样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住得合适，穿得适宜，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度。但若住得太热和穿得太暖的话，或烤火烤得太热时，体外的温度高于体内的温度，那岂不是如同在烘烤人肉了吗？提及火地岛的居民，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说，他们一伙人穿着衣服在烤火，尚且不觉得热。那时，赤裸着身体的野蛮人却站得远远的。令人吃惊的是，他们“被火焰烘烤得竟然汗流浃背了”。同样，据说新荷兰人赤裸身体却能泰然自若地跑来跑去，而欧洲人穿了衣服还颤抖不已。难道这些野蛮人的坚忍和文明人的睿智不能够相提并论吗？依照李比希的说法，人体是一只火炉，食物是维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冷时，我们吃得多；天暖和时，则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而疾病和死亡则是在内燃得太旺盛的时候发生，或是因为缺乏燃料，或是由于通风装置出了毛病，导致火焰熄灭。当然，我们不能把生命体的体温与火混为一谈，我们的比喻就到此为止。因此，依照上面的陈述，似乎动物的生命这一个词语可以跟动物的体温近乎同义语：食物，被看作内燃的燃料，维持体内的燃烧——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体内，也是为增加我们体内的热量，此外，住所和衣物，也是为了保持能量以这种方式产生和吸收。

因此，对人体而言，最主要的必需品便是保暖，保持我们体内维系生命的热量。我们是如此辛劳，不仅是为了食物、衣着、住所，还为我们的床铺——夜晚的衣服而辛劳着，从飞鸟的巢穴里和胸脯上，我们掠夺羽毛，精心做成住所中的住所，如同鼹鼠住在地窖尽头草叶铺就的床上一般！可怜之人常常抱怨，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关于身体上的疾病和社会上的弊病，我们大都归罪于寒冷。在一些地区，夏天给人以乐园般的生活。除了用于煮饭，燃料便别无他用；太阳就是火焰，太阳的光线煮熟了果实。一般说来，食物既多种多样，又容易获得，而衣服和住宅是完全不必要的，或者说有一半是不必要的。在如今这个时代，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我们国内，我认为只要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仅此而已。对于好学的人，还需要灯光和文具，外加几本书，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不需要太多钱就能购得。然而，有些人就太不明智，跑到另一个半球上，到荒蛮的、不卫生的地区，做了十年二十年生意，只是为了勉强活着——就是说，为了使他们能舒适而温暖——最后回到新英格兰，还是死了。奢侈的富人不单舒适而温暖了，而且还追求自然的温暖；正如我在前面说的，他们是被烘烤的，当然这种烘烤很时尚。

大多数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安逸，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阻碍。所以，有关奢侈与安逸，智者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世界再富不过。我们对他们都理解得不透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对他们的生平知道得不少呢。近代那些改革家、各民族的救星，也都如此。唯有站在所谓的甘贫乐苦这一有利角度上，才能成为公正明智的观察者。无论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的果实都是奢侈的。如今这个社会，哲学教授遍地都是，哲学家却寥寥无几。然而教育他人是令人钦佩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

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活，不仅仅要具有敏锐的思想、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热爱智慧，从而依照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虔诚的生活。作为哲学家，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解决一些生命的问题。著名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豪式的，却恰是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往往只求过着与习俗相符合的生活，就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并不想成为高贵种族的先祖。可是，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没落消亡的？促使国家衰败灭亡的奢侈是何等性质的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否确信没有这等奢侈的存在？哲学家总是处在时代的前列，甚至在生活的表面上也是如此。他并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吃喝、居住、穿着和取暖。倘若一个人是哲学家，他怎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保持生命体体温的方法呢？

当一个人已在我所描写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下一步他需要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同样的温暖。他不会要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华丽的房屋、更多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火热的炉火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在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之后，就不会再要多余的而是渴求另一些东西。那就是说，免于卑微劳作的假期开始了，现在他开始探讨人生了。看起来，泥土是适宜于种子生长的，因为在泥土中它的胚根能够向下延伸，然后它可以极富自信地把根茎向上生长。为什么人在泥土里牢牢扎了根之后，不能像种子那样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的、最后在空气和日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的，而不是像低贱、卑微的蔬菜那样。蔬菜就算是两年生的植物，也常常是在被培植到生好根、被摘去顶枝以后，可许多人在开花的季节却已认不出它们了。

我可不是要给一些性格坚强的人定些什么规章，因为他们不论在天堂还是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可能他们比最富有的人构建得更宏伟，挥霍得更厉害，却不会因此而贫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像人们梦想的那样，确实有这种人存在的话。我也不给另一种人定出规章，从事物的现状中，他们精确地得到鼓励和灵感，像情人一样热烈地钟爱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自己也属于这种人；还有那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然而快乐，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我的话也不是说给他们听的。我主要是对那些不知足的人说的，他们在可能改善生活的时候，却只是懒洋洋地抱怨他们的命苦和诉说他们那时代的悲惨。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会抱怨不止，热衷于诉说无尽的苦楚，因为据他们所说，他们是尽了职责的。但我心目之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起来阔绰富足，实际上却是所有阶层中最贫困的。虽然他们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锻造了一副金银做的镣铐。

如果让我说说我曾期望如何度过往昔岁月中的生命，可能会使许多熟悉我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吃惊，也会使不熟悉我的人大为惊讶。以下，我只略述几件我记挂心头的事。

在任何天气、任何时刻，我都迫切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要在手杖上刻下印记。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交叉点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难懂，因为我这种职业比大多数职业有更多的秘密。并不是我故意要保密，而是我这种职业本来就有这种特点。我很乐意把所知的全都说出来，在我的门口并没有“不准入内”的指示牌。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狗，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追寻它们。我跟许多游人描述它们的情况、足迹以及它们会回应怎样的叫唤。我曾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曾听到猎狗的叫声、奔马的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没入云霄。他们也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就像他们自己遗失的一样。

如若可能，我们不仅要观日出、赏黎明，还要瞻仰整个自然！多少个寒冬、酷暑的清晨，在其他邻居为他们自己的事务奔波之前，我就外出忙我的事了！无疑，很多市民都曾见到我干完事归来，包括清晨赶往波士顿的农夫，或是去干活的樵夫，都遇到过我。确实，我虽没有给予日出以实际的帮助或促进作用，但无可置疑的是，在那最重要的时刻我是在场的见证者。

多少个秋天，还有冬天的日子，我在城外度过，尝试分辨风声中的信息，希冀听出并把它传播开来！我在里面几乎投入了全部资金，为这笔生意而迎着寒风，几近窒息。如果风声中有关于两党政治的信息，一定是一些政党的机关报上抢先发表的情报。另一些时候，我守望在高岗或树梢上的观察台，用电报宣布有新客人的到来；或是在黄昏时守候在山巅，等待夜幕降临，以待捕捉到一些东西。虽然我抓到的从来就不多，这不多的信息却好像“天粮”一样，是会在太阳底下消散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销路不广的报纸的记者，而编辑却从来不认为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可用的，其他记者也深有同感。我忍受了极大苦痛，换来的只是滞销的劳动成果。然而，在这件事上，苦痛就是它自身的报酬。

很多年来，我委任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督察员，我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又兼测量员，若不测量公路，就去测量森林小道和所有捷径，并确保它们畅通可行；我还测量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峡谷桥梁，大众从上经过，自会证实它们的效用。

我也曾守护过城区的野兽，以致忠于职守的牧人要跳过篱笆时，会遇到许多麻烦；对于人迹罕至的田庄的隐蔽角落，我也给以特别注意，虽然我并不大知道约那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上工作，因为那已不是我分内的事了。我给红色越橘、沙地樱桃、荨麻、红松、黑萼、白葡萄藤和黄色紫罗兰都浇过水，因为在天气干燥的季节中，它们可能会枯萎。

简而言之，我这样做已经很久了（我一点也不夸耀），我尽心尽力地管理这些事，直到后来越来越明白，市民们是不愿意把我列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内的，也不愿意让我有个薪金平平的挂名职务。我可以发誓，我记的账目是很谨慎仔细的，实际上却从未被要求查对过，更不用说核准、付款或者结清账目了，好在我并不计较这些。

不久前，一个悠闲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居——一位著名的律师家中兜卖篮子。“你们要买篮子吗？”他说。得到的回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印第安人走出门，惊叫道，“你们想要饿死我们吗？”看到他勤劳的白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为律师只要把辩论之词组织起来，财富和地位就如同魔法般随后而至——这印第安人曾自言自语：“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编织篮子，这件事就是我所能做到的。”他以为编织好篮子，就完成了他的任务，接下来就应该是白种人向他购买了。可他却不知道，他必须使人感到购买他的篮子是值得的，至少要使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子确实是值得的，要不然他应该做些别的值得叫人购买的东西。我也曾编织了一种精美的篮子，而我却没法使人感到值得购买它。不过，我倒一点儿也不觉得我没必要编织它们，我没有去研究如何编织得使人们觉得它们值得购买，倒是研究了如何可以避免进行此类买卖。得到赞美并且赢得肯定的生活，也就是那么多种生活中的一种而已。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其他的生活方式呢？

我明白我的市民同胞大约是不会在法院、教堂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职位的了，我必须为自己而改行。于是，我比以往更专心地把注意力转向森林，因为我更熟知那里的一切。我决定立刻投入工作，不必等候所谓的经费到账，就动用我手上已有的那点儿微薄的资金吧。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在尽可能少些麻烦的前提下，处理一些私事。免得我因为缺乏小小的常识，事业规模太小，又不懂得生意经，做出愚蠢甚至凄惨的事情来。

我常常期望能够养成严谨的商业习惯，而这些习惯是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如果你与天朝帝国进行往来贸易的话，你只需在某个撒勒姆港口的海岸上，设个会计室，就足够了。你可以把本国出品的、纯粹的土产输出，许多冰、松木和一些花岗石，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产品。经营这些是个好生意。你可以亲自过问一切大小事务；兼任领航员与船长、业主与保险商；处理货物的买进、卖出并记账；阅读每封收到的信件，亲自撰写或审阅每封寄出的信件；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卸载；几乎同一时间出现在海岸上的许多地方——那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泽西岸上卸落的；自兼电报员，不知疲倦地电讯到远方去，和所有驶向海岸的船只保持联络；稳定地出售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不饱和的市场，既要熟悉行情，还要明了各处的战争与和平的情况，并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各种探险的成果，走最新的航道；利用一切航海技术上的进步，还要研究海图，确定珊瑚礁和新灯塔、浮标的位置，而航海图表永远是改而又改，因为计算上的微小错误，都会使船只冲撞在一块岩石上而粉身碎骨，不然它早该到达一个友好的码头了；还有法国航海家拉·贝鲁斯的未知的命运；还得跟上宇宙科学的步伐，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从迦太基探险家法罗和腓尼基人开始直到现在，所有这些人的生平。最后，还要时刻记录仓房中的货物，这样你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这真是一个辛苦的差事，考验着一个人的能力，这些有关赢利或损失、利息和扣除皮重的计算等问题，都需要精确的数字，必须得有全宇宙的知识才行。

我认为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铁路线和贮冰行业——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或许把它泄露出来并不是件好事；瓦尔登湖还是一个优良港口，为我们提供一个好基础。你不必填没那些好像涅瓦河区的沼泽地，虽然你得到处打桩奠基。据说，要是涅瓦河涨了水，又恰逢西风，河里的冰块可以一下子把圣彼得堡从地面上冲走。

鉴于我没有通常所需的经费就开始我的工作，所以从何得到凡是这样的行业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并不容易揣测出来吧。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考虑这些实际问题，比如衣服。我们购买衣服，常常是因为爱好新奇的心理以及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实际用途。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着穿衣服的目的吧：第一是保持生命所必须的体温，即保暖；第二是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中遮盖身体，即遮羞。现在，他可以判断一下，在不必增添衣橱里衣服的前提下，有多少必需的重要工作可以完成。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专门的裁缝专司其事，可他们却无法体会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们不过是挂着新衣服的木架而已。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与我们同化了，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若要丢掉它们，便如抛弃我们的躯体那样，难免会感到恋恋不舍，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就像看病吃药一样。其实，在我的眼里，没有人会因为穿着有补丁的衣服而降低了身份。但我很明白，通常人们为了衣服，忧思甚多——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也要干净，没有补丁吧？至于有无健全的良心，他们却从不在乎。其实，即使衣服破了未补，暴露出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没有考虑到会有破洞。有时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谁肯把膝盖以上打着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道口子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从此就自毁了前程。他们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也不愿穿着破裤子去。一位绅士的腿受了伤，他会认为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如果只是裤脚管破了，他却觉得无法补救。因为他认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东西，而是那些受人尊重的东西。

我们认识的人不多，而认识的上衣和裤子却不少。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所有的衣服，而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哪一个路人会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有一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就在那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庄主人。在风吹雨打之下，他比我上一回看见的时候显得更憔悴一些。我曾听说，有一条狗会对所有穿着衣服走到它主人的地方来的人尖声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裸体的窃贼制伏，一声不吭。多么有趣的问题啊，没有衣服的话，人们将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他们的身份？若是没有衣服，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最尊贵？菲菲夫人在她从东到西的周游世界的旅行中，曾非常接近俄罗斯的亚洲地区。当她要去拜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她觉得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那里的人民根据衣服来评价人”。即使在我们这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只要有钱，穿得讲究，住得豪华，具有了这些偶然的因素，他就能受尽众人的尊重。可是，这些享受着尊重和敬仰的人，人数还真多，都是异教徒，因此应该派遣一个传教士前去。另外，衣服是需要有人来缝制的，缝纫可谓一种无穷无尽的工作，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是从没有完工的那一天的。

一个人，最后找到工作做了，才发现其实并不需要穿着新衣服去上工的；对他来说，旧衣服就行了，就是那些放在阁楼中很久了、积满了灰尘的旧衣服。一个英雄穿旧鞋的时间倒要比他的仆人长——如果说，英雄也有跟班的话——赤脚的历史可比穿鞋子更悠久了，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赴宴和去法院的人必须得穿上新衣服，他们换了一件又一件，正如那些地方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可是，如果我把马甲和裤子穿上身，戴上帽子，穿着鞋子，便可以礼拜上帝的话，那有这些也就足够了，不是吗？谁曾注意到自己的旧衣服——真的已经穿得破烂不堪了，变成了当初原料的模样了，就是送给一个乞儿也算不上行善了，说不定那乞儿还会把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苦的人，而那人倒可以说是比较富有的，因为他可以什么都不要还能生存呢。所以你得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行业，而不必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那些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身？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为，或者说需有所是。也许我们永远都不必添置新衣服，不论旧衣服已如何破旧和肮脏，直到我们已经这般行事了或行动了，或者说，已朝着某个目标航行了，我们便会感觉到，在古老的躯壳里已有新的生机了，那时虽依然故我，却大有旧瓶装新酒之感。我们的换羽季节，就如飞禽那般，必是生命之中的一大转折点。水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类蜕皮，蛹虫的出茧，情形也是如此，都是内心里孜孜以求扩展着的结果。衣服只不过是我们最外层的表皮而已，或者说，是尘世的烦恼而已。否则，我们将发现自己在伪装下行进，到头来却不免将被人类及我们自己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套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好像我们是靠外加物来生长的寄生植物一样。穿在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哨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是假皮肤，它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无论从哪里剥下来也不会带来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实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是皮层；而我们的衬衣则是韧皮，或者说，是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得不连皮带肉，伤及身体甚至致命。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出于同样的原因，都会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这般简单，甚至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未雨绸缪，那么，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沉着冷静地空手徒步走出城。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致与三件薄衣服相当。便宜的衣服可用真正适合顾客财力的价格买到，而一件厚上衣5美元就可以买到了，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长裤2美元，牛皮靴1.5美元，夏天的帽子不过0.25美元，冬天的帽子62.5美分，或许还可以花上很少的一笔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在家里，穿上这样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是贫穷呢？又怎么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呢？当我定做一件式样特别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他们不流行这个式样了”，说话中一点儿也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跟命运之神一样公正地行使着权威。我发现我很难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样式了，因为她不相信我说的话是认真的，她觉得我太粗鲁了。而我，一听到这神示似的话语，陷入了沉思。我把每一个字都单个强调了一下，以便弄清它们的意思，好让我找出它们和我有什么程度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相关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力。最后，我决定以同样神秘的方式答复她，所以也没有强调“他们”这两个字。

“真的，近来他们真的不流行这个式样，可是现在他们又时兴这个了。”如果她只是量了我的肩宽，却没有量我的性格，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并不崇拜美慧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我们崇拜时髦。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巴黎的猴王戴上一顶旅行帽，然后全美国的猴子学起它的样子。有时我很失望，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简单的事不需要人们的帮助而简单直率地办成的。必须先让人们穿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以使他们无法马上用两条腿直立。到那时你再观看人群，有的人脑子里长着蛆虫，是从不知何时起就放在那里的卵里孵化出来的，连烈火也消灭不了这些东西；若不这样做，你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总之，我们不要忘记，某种埃及麦子是通过一个木乃伊传下来的，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

总的来说，关于我们国家或其他国家的服装已达到了艺术性的尊贵地位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现在的人，有什么就穿什么。就像遭遇海难的水手，漂到海岸上，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相互站开，越过空间或时间的距离，嘲笑着彼此的服装。每一代人都嘲笑上一代人的时尚，而又虔诚地追逐新式样。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我们就觉得滑稽，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王后那般。衣服如果没有人穿，就变得可怜和荒诞起来。只有抑制住忍俊不禁的哗笑，用严肃的眼睛透视穿衣人的真实人生，才能还穿衣人一个真面目。穿着五彩华服的丑角如果突发绞痛了，他的衣服也就表现出这痛楚的情绪；当士兵中了炮弹，破烂不堪的军装也宛如高贵的紫袍。

无论男女都喜好新鲜花样，这种幼稚、原始的趣味，使多少人转动眼珠、眯着眼睛把玩着万花筒，以便发现今天这一代需要何等样式。制造商早就知道，他们的趣味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其不同只在于几条丝线有所差别，而颜色多少还是相近的。结果，一件衣服立刻卖出，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无人问津，虽然常常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髦的款式。相比之下，文身还真算不上所谓骇人的习俗呢，也并不仅仅因为它需要深入皮肤且不能改变就变得野蛮。

我们现在的工业制度是使人们有衣可穿的最佳方法，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操作工人的情形是与英国工厂里的样子日益相似了，但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据我所听或所察的，原来那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真实，而无疑只是因为那样能为公司赚钱。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总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因此，尽管他们可能会很快就失败，但目标还是不妨定得崇高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它现在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了，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有些人在没有住所的情况下，在比这里更为寒冷的国土上照样能生活下去。塞缪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上肩上套着皮囊，便可以夜复一夜地睡在雪地上——那寒冷的程度可以让穿羊毛衣服的人冻死。”他亲眼看到他们就这样地睡着。接着他说：“可是他们并不比旁人更坚强。”大概是因为，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不久之后，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之处，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这句话的原意是说，对于房屋的满足感，超过家庭的温暖；然而在有的地带，这样的说法就极其片面，而且只是偶尔适用罢了。因为在那些地方，一说到房屋就会让我们联想到冬天和雨季，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不着房屋，只要一把遮阳伞便足够。在我们这一气候区，以前夏天晚上，几乎只要有个遮盖之物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一座棚屋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棚屋，代表着他们已经露营了多少次。人类没有健壮的肢体，身材也并不魁梧，所以他得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壁来圈出一个适宜于他的空间。最初他是赤身裸体、住在户外的，虽然在温暖宁静的天气中、在白天，还感觉非常愉快。可是，且不说那炎炎烈日，在雨季和冬天，要不是人类急中生智，用房屋来遮蔽自己，人类或许早在抽芽的时候就已被摧残了。传说中，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以枝叶来蔽体。人类需要一个家庭，一个温暖或舒服的地方，但是身体的温暖在先，其后才是感情的温暖啊。

我们可以想象，人类那个时候还在婴孩期，有些有胆识的人爬进岩穴寻求庇护。在一定程度上，每个婴孩都再次重复了这部世界史，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都喜欢待在户外。他们出于本能地玩搭房屋、骑竹马的游戏。谁不记得儿时窥望一堆高高叠起的岩石，或走近一个洞穴时的那份盎然兴趣？那是我们的原始渴望，是最原始时代的祖先遗留在我们体内的。开始时是洞穴，然后我们慢慢地采用覆盖着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的屋顶，编织直挺的亚麻屋顶，青草和稻草搭建的屋顶，其后是木板和盖板屋顶，再然后是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就不知道露天生活是什么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家庭化得多。从室外的田野到室内的地板有着很大的距离。如果在与天体中间没有东西隔开的前提下，我们度过更多的白昼和黑夜；如果诗人并不是在屋顶下，说那么多的话；如果圣人也不是在屋子内住得那么长久的话，也许事情就更好了。鸟雀不会在洞内唱歌，白鸽也不会在棚子里珍爱它们的纯真。

然而，如果有人要设计并建造一处住所，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稍微精明一些才好，以免将来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工厂之中，或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或一所博物院，或一个救济所，或一座监狱，或在一座华丽的陵墓之中。先想一想，住所并不见得是绝对必需的。我看见过潘诺勃斯各特河上的印第安人，他们就住在这镇上薄棉布的营帐中，而四周的积雪约有1英尺厚。我想，要是雪积得更厚一些，他们一定会更高兴的，因为那样可以替他们挡风。如何使我真实地生活，并能自由地从事我的正当追求这一问题，从前让我烦恼不已，而现在，幸亏我已变得相当麻木，便不再那么烦忧了。过去我常常看到，在铁路旁边有一只6英尺长、3英尺宽的大木箱，在夜晚，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其中。我常常在想，每一个觉得日子艰难的人，都可以花一元钱买一只这样的箱子，钻几个孔，至少可以保持空气的流通，下雨天和晚上就可以住进去，合上箱盖，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他所爱了，他的灵魂也自由了。这看起来并不糟，也绝不是个不入流的办法。你可以随心所欲，一夜长坐不寐；起身出外时，也不会有什么地主或房东拦住你索要房租。多少人因为要为一只更大更华丽的箱子而支付租金烦恼得要死，而他却不会冻死在这样一只小箱子里的。我并不是在说笑话。经济学这一门科学，曾受到种种轻视，但它是不可以被这样等闲视之的。那些粗壮结实，大部分生活都在户外的人，曾经在这里盖过一所舒适的房屋，取用的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辖区的印第安人总督戈金，在1674年曾这样写道：“他们最好的棚屋用树皮做顶，干净、整洁、紧密且温暖。那些树皮，都是在干燥的季节从树身上撕下来的，并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沉重的木料压成平整的巨型薄片……较寒碜的棚屋是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紧实而温暖，只是外观上没有前者那么精美……我所看到的，有的是60英尺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常常住在他们的棚屋中，发现它跟最好的英式屋子一样温暖。”他接着说，通常在室内，地上铺着的、墙上挂着的，都是制作精良的嵌花席子，各种器皿一应俱全。另外，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屋顶上开洞，并放上一张席子，用绳子来开关，控制室内的通风。首先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棚屋至多一两天就可以盖成，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再重新搭好，每家每户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者占有这样的棚屋中的一个小间。

在原始状态下，家家都有一座完美的住所，用以满足他们朴素且简单的需求。可是我认为，虽然天空中的飞鸟都有鸟巢，狐狸都有洞穴，原始人都有棚屋，而在摩登的文明社会中，却只有半数家庭拥有房子，我想我说这些是有依据的。在文明的现代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占极小一部分。大多数人若要身有所蔽——在夏天和冬天，房屋是少不得的——就得每年付出一笔租金，可是这租金，却足以买下一个印第安人的棚屋。现在却害得他只要活着，就得忍受贫困。在此，我并不是坚持要对比租赁房屋和拥有房屋的优劣，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原始人类拥有房屋，是因为房屋价格低，而文明人通常租赁房子，却是因为财力不足以拥有房屋；而从长远角度来说，除了租房，毫无他法。有人就会疑惑，可怜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一个住所，一个和野蛮人的棚屋相比简直就是皇宫一样的住所？每年只要支付租金25至100美元（这是乡镇价格），他就可以得到经过几个世纪改良才发展成的宽敞房间，里面有清洁的油漆和墙纸、鲁姆福壁炉、内涂泥灰的墙壁、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等许多别的东西。然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却是被称为“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般享受的原始人，却生活得地主般富足。如果说，文明乃是人类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进步——我想这话是绝对正确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生活条件——那么，它必然能证明，不提高成本也能把上乘的房屋建造起来。所谓物价，恰似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要么立即支付，要么以后支付。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也许价值800美元。省吃俭用筹够这一笔钱，恐怕需要一个劳动者10年以至15年的生命，还必须是没有家庭拖累才行。这是以每人每天的劳动价值为一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别的人收入就会少一些。这样，他通常必须得耗费大半辈子的生命，才能赚得一幢“棚屋”。假定他依旧是租房居住，那他还只是在两件坏事中，作了一次模棱两可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人会不会明智地用他的棚屋来换得一座宫殿呢？

或许有人会认为，拥有这种多余的房屋，是为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我认为，对于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不过是足够他偿付自己的丧葬费罢了。但是，人也许是用不着自己安葬自己的。然而，此处就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毫无疑问，为了我们的利益，有人给我们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是为了保存种族的生活，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完美，然而却大大牺牲了个人的生活。可是，我想指出的是，为了得到这一好处，我们作出了何等的牺牲。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能得到这些好处。可怜的穷人经常和你在一起，抑或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齿也会发酸，你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的神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会再使用这一谚语。”

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灵魂属于我，为子的灵魂也属于我；犯罪之人，必定死亡。

当我想到我的邻居，那些至少与别的阶级一样富足的康科德农夫们，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工作了20、30或40年，为的就是能够真正成为他们农场的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附带着抵押权而传下的遗产，也可能是借了钱买下来的——不妨把他们劳力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代价——通常他们还没有偿清那一笔借款。事实上，有时那抵押贷款甚至超过农场的原价，结果是，农场本身已变成一个大累赘，然而到最后，总是会有人继承它，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他这个继承人和农场太亲近了。我与课税官谈过话，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立即说出12个拥有农场而又自由清白的市民。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农场的背景，就得到银行去问一问抵押的情形。真正能够用劳力来偿付自己农场债务的人，少之又少；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邻人都能叫出他的名字。我猜测，康科德这一带找不出三个这样的人。谈及经商之人，绝大部分，甚至97％的商人注定会失败的，农夫亦是如此。然而，其中有一位商人曾恰当而准确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因为亏本，而是由于囊中羞涩才没有遵守诺言；也就是说，是不守信用造成的。这样一来，问题就要糟糕得多，而且不禁使人想到上述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在将来也无法得到拯救，也许与那些踏踏实实地经商仍然失败的人相比，他们会在更糟糕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和赖账是一块块的跳板，从那里，一大部分的文明翻了跟斗似的，纵跃而起，而原始人却站在饥饿这条毫无弹性的木板之上。这里每年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总是风光无限，似乎比农业的状况还好。农夫们常常试图用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的方式，解决生活问题。为了得到鞋带，他寄希望于畜牧之中。凭着熟练的技巧，他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捕捉安逸和独立，而正当他拔脚走开之时，自己的一只脚却落入陷阱之中。这就是他穷困的原因，而且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都处于穷困之中，虽然我们身处奢侈品的包围之中，却不及野蛮人的千般安逸舒适。查普曼歌唱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追寻尘世的宏伟

至上的欢乐稀薄得像空气。

农夫并没有因为得到属于自己的房屋而富裕起来，相反地却变得更穷了，因为房屋让他负债累累。据我所知，莫墨斯曾经说过一句特别明确的话来批判密涅瓦建筑的一座房屋：“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能避开恶劣的邻居，迁到别处”；这里还可以添上这样一句，“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它把我们幽禁其中，而并不是我们居住在内”；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劣邻居，往往倒是我们那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城里，至少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家，期盼了一辈子，只为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搬到乡村去。可这却一直无法成为现实，只能等到将来他们寿终正寝之后，才能获得解脱。

即使大多数人最后能够拥有或通过租赁来获得那些所谓的设备齐全的现代房屋，但当文明改变了房屋的时候，它却没有能力同时去改变居住在其中的人。这就是：文明创造了宫殿，却不能轻易地造出贵族和国王。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原始人的更加高贵，比如说他们耗费大部分的时间，只是为了获得低俗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们又何必拥有比原始人更舒适的住房呢？

可是，那少数贫穷的人又该怎么办呢？也许我们可以看出，若是一些人的外在环境优于原始人，那另一些人的外在环境就相应地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奢侈，完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一面是高贵豪华的皇宫，另一面是简陋的济贫院和“默默无言的贫穷人”。筑造法老王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只能吃些大蒜头，死后连像样地埋葬都不可能。完成了皇宫上的金檐玉璧，暮夜而归的工匠，大约是回到一个还比不上棚屋的草棚里。

以下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在一个文明普及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情形并没有降低到野蛮人那么恶劣。我说的还是一些生活贫困的穷人，还没有提及那些活得恶劣的富人呢。你要想弄明白，不必看得太远，只是看看铁路旁边到处都有的棚屋，这些是文明中还未改进的地方；每天散步，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冰冷如冬的棚子里，门总是开着，为的是借光取亮；也看不到什么火堆，那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老人和孩子，由于长久地受冷受苦而蜷缩着的身体，永久地变了形，而他们的四肢和官能的发展也已停止。去关注这个阶级的人们是理所应当的：这个世代里的所有卓越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场中，各种行业的技工，或多或少也是处于这等情形。或许，我可以把爱尔兰的情形向你提一提，在地图上，那地方是作为一个白种人的文明地区。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抑或是任何没有被文明人玷污过的原始人比一比吧。我一点儿都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文明人的统治者一样的睿智聪慧。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中隐藏着何等的污浊秽臭！现在，根本不必提及南方诸州的劳工，虽然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也成为南方诸州的一种主要产品。可是，言归正传，让我们说说那些境遇中等的人吧。

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深刻地思考过，对于他们来说一座房屋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本不该贫困，而事实上却终身贫困，因为他们总想拥有一座与邻居的房屋相当的房屋。那种情况就好比，你只想穿上裁缝给你制成的衣服，而逐渐放弃棕榈叶的帽子或土拨鼠皮的软帽；你对这个时代生活的艰难大发感慨，因为你买不起一顶皇冠！建起一座比现存的房屋更便利、更华美的住宅，是能够实现的，但大家都知道，现有的房屋，我们都还买不起。难道我们一定得时刻研究着，如何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能偶尔满足于现在所拥有的吗？难道一定得那些可敬的公民，严肃地举例子、摆规矩，用以教育年轻人，在老死以前，就早早置备好若干双多余的皮鞋和若干把雨伞以及空空的客房，来招待并不存在的客人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就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简便而实用呢？

我们把民族的救星，尊称为上帝的信使或为人类带来神之礼物的使者。当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他们的身后会有仆役相伴，会有满载着新式家具的车辆相随。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们在道德和智慧上比阿拉伯人更为优越，那么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他们的更复杂！如果我赞同这种说法，那又会怎样呢——那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认同吗？现在，家具占据我们的房屋，玷污我们的地面；一位称职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扫入垃圾坑，也不愿放着早上的工作不管。在微红的曙光之中，身处曼妙的音乐里，世界上的人在清晨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桌上有块石灰石，让我郁闷的是，每天都得擦拭，而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于是，我立即厌恶地把它们扔出窗外。你想，我怎么能拥有一个配有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坐在露天之中，因为那草叶之上没有灰尘，除非人类已经玷辱过了那地方。

骄奢淫逸的人创造了时尚和潮流后，便有成群的人殷勤地追随。一个投宿在那所谓的最豪华的房间里的旅行者，不久就会发现，店主把他当萨达拿帕鲁斯国王来招待了；若是接受了他们的盛情，很快他就会完全失去男性的品质。我想到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宁愿花大笔的钱，用以布置和装饰，却不在乎行车的安全和快捷。于是乎，安全和便捷都被忽略，车厢成了一个摩登客厅，有铺着软褥的睡椅、土耳其式的厚榻、遮阳的窗帘，还有上百种东方风的物件——那些物件，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粉黛、后宫中的妻妾而发明的，那些单听名字都难以启齿的东西，却被我们搬到了西方。我宁可坐在一只大南瓜上，任由我一人占有它，也不愿意与人同挤天鹅绒的坐垫；我宁可坐一辆牛车，来去自由，也不愿意一路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坐着花里胡哨的游览车去天堂。

原始人生活得简简单单，身无遮掩，至少有这样一个好处——他从始至终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匆匆过客。当他吃饱睡足，神清气爽，便可起身四处游荡了。可不是吗，他以天为被，地为床，穿过山谷，跨过平原，或是攀登高山。可是，看啊！人类已经成为自己的工具的工具了。那个饿了就采野果吃的自由独立之人，已经变成一个农夫；而在树荫下歇脚纳凉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夜间露营，安居于大地之上，忘记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却不过把它当作是改良农业的一种方法；我们已在尘世造好府邸家宅，接下来，便是修建家冢墓地。

最卓越的艺术作品，都描述着人类如何从如此境遇中挣扎出来，如何解放自己，但我们的艺术只不过是把我们这屈辱的情景，渲染得更加舒适一些，而那更高的精神境界反倒已被遗忘。其实，在这片土地上，精美的艺术作品并没有立足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流传下来了，我们的生活、房屋或街道也不能为其提供一个合适的陈列位置。想挂一张画连钉子都没有，想盛放英雄或圣者的半身像却连架子也没有。

当我追思着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筑的、是否偿清债务和家庭的内部经济又是怎样一回事等问题时，就不禁暗自嘘叹：为什么宾客赞赏壁炉架上的那些小玩意儿的时候，地板不会一下子坍塌，让它们坠落到地窖中去，一直落到坚固、忠实的地基之上呢？我看到世人都向着那所谓的富有而优雅的生活追逐跳跃，而我一点也不欣赏那些粉饰生活的艺术品，我专注于人们的跳跃之上，思考着人类肌肉所能达到的最高跳跃纪录，那还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所创造的——从平地上跳起25英尺之高。没有东西支撑的话，跳到这样的高度终究还是要跌落地面上的。

因此，我要问问那些富足的资本家们，第一个问题是：谁支持了你？你是97个失败者中的一员呢，还是3个成功者的其中一个？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也许会去瞧瞧你那些华而不实的小玩物，鉴赏鉴赏它们的风格和特点。车子套在马前，既不美观，也不实用。我们在使用美丽的饰物装饰房屋之前，必须得剥去一层墙壁，我们的生命也必定要被剥去一层，还得有良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给打上一层底子。要知道，美好的趣味最好在户外培育，而在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谈起这个城市的首批移民时，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上挖掘窑洞作为最早的住所，他们把泥土培在高高的柴木堆上，并在最高的一边生起了火，浓烟滚滚，烘烤着泥土。”他们并没有“为自己建造房子”。他说，“直到上帝赐福，土地能够提供足够的面包，足以喂饱了他们”，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却不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不得不缩减口粮。1650年，新尼特兰州的总督用荷兰文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知预备移居到这里的人说：“在新尼特兰的人，特别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起初是无法依照自己的愿望来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上挖个四四方方的、地窖似的、深约六七英尺的大坑，长短则随便他们自己定，然后在墙壁的四面装上木板，以遮住泥土，再用树皮或其他材料来填补空隙，以免泥土落下，还用木板铺了地板，做了天花板，并架起一个倾斜的屋顶，上面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屋内很温暖也很干燥，够他们全家在里面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的。可想而知，在这些地窖之中，还得隔出一个个小房间，至于房间的数目，就得看家里的人口多少了。那些所谓的新英格兰富庶的社会要人，在开始殖民统治的时候，也住在这样的住所里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以免因筑造房屋而浪费时间，并且导致下一季粮食不够吃；第二，不希望从祖国招来的大批劳工感觉到没有指望。三四年之后，当荒野已成良田千亩时，他们才会花上几千元钱，给自己造座漂亮的房子。”

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在采取这个做法时，至少是非常谨慎的，他们所坚持的原则似乎是以满足迫在眉睫的需求为首。而现在，我们最紧迫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一想到要为自己建造一幢奢华的住所，我就觉得灰心丧气了。老实说，因为这一片土地还没有融入人类文化的氛围之中，至今，我们还不得不缩减精神食粮，减得比我们的祖先节省的面粉还要多。这倒不是说在最初的阶段里，一切建筑的装饰都可以完全忽略不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房屋里与生活有联系的部分装饰得华美一点，就像贝壳的内壁那样，但千万不能过分粉饰。我曾经走进一两座房屋，可是看到的房屋装饰是何等过分啊！

如今我们还没有退化到住窑洞、住棚屋或身披兽皮的程度，理所当然地，接受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提供的便利会使生活境遇更好一些。在这一带，木板、屋面板、石灰、砖头总是要比可以住人的洞窟、整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黏土或平滑的石片更容易得到，也更便宜些。我说得相当内行吧，因为我既熟悉理论，又熟悉实际情况。倘若我们再明智一点儿，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原材料，让我们比当今的首富更加富有，让我们的文明庇护我们。文明人不过就是一些更有经验、更为聪明的原始人而已。言归正传，赶紧让我来讲讲我的实验吧。

1845年3月底，我借来一把斧头，走进瓦尔登湖边的森林之中，来到我预备造房子的地点附近，然后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但还年幼的白松，作为我的材料。开始时，要不东借西凑总是很难的，但也不失为一个最好的捷径，让你的朋友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的唯一妙法。在斧头的主人出手相借的时候，叮嘱我说这是他的掌上明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却更加锋利了。

我干活的地点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山坡，漫山遍布松树。穿过松林，我看见一汪湖水，还看到林中一块小小的空地。在那里，小松树和山核桃树相互丛生着，展现勃勃的生机。湖水凝结成冰，还没有完全解冻，仅有几处融化了，湖水全是黝黑的，而且冰和水相互交融。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天里，还飘过几场小雪；但当我回家的途中，走在铁道上的时候，我发现路上的大部分地方，黄沙丘不断蔓延开去，在朦胧的雾气中熠熠闪烁；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还听到云雀和别的鸟雀在林子里鸣唱欢聚，和我们一块儿迎接新年的到来。那是令人舒心的春日，心头的忧郁正如冰封的冬日一样，慢慢地消融，而那蛰伏的生命，也开始舒展手脚了。

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砍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把它削成一个楔子，并用一块石头将它敲紧了，然后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以便那木楔子涨大一些。就在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迅速窜入水中，它躺在那湖底，显得那么悠闲自得。我在那里的时候，它一直待在那儿，远不止一刻钟；或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吧。由此我想到，目前的人类之所以还停留在低级的原始状态之中，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然而，人类若是意识到，是万物之春的轻拂唤醒了他们，他们的生命必然会跃升到更高级、更精妙的境界中去。

在一个霜天的清晨，我曾在路边看到一些蛇，它们的身子仍旧麻木而僵硬，正等待着阳光来唤醒它们。4月1日那天下起了雨，冰雪融化了。这天的大半个早晨，都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离群的孤雁，在湖上摸索着，哀鸣着，像迷了路，宛若雾里的精灵。

我就一连几天，用那窄小的斧头，伐倒白松，砍削横梁、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值得言说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究式的思维，只是自言自唱：

人们总说自己博学多闻；

可定睛瞧瞧，他们生了翅膀——

艺术和科学啊，

还有千般技巧；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的全部知晓。

我把主料砍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只砍一边，余下的几边都留着树皮，所以它们和锯子锯出来的相比，同样地笔直，甚至更加结实。我又借了另外一些工具，然后在每一根木料上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榫头。在林中工作时往往感觉白天极其短暂；不过，我还是会常常带去面包和黄油当作午餐，在正午时还可以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读读用来包面包的报纸，松树的芳香也通过我的手指传到面包上了，因为我的手上粘有厚厚的一层松脂。在我完工以前，松树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虽然我砍伐了它们，却并没有和它们结怨，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近了。有时候，在林中闲游的人被我的斧声吸引过来，我们就面对着碎木片愉快地闲聊。

因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所以我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紧迫，到4月中旬，我的屋架就已经完工了。我已经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的棚屋，只是为了利用它的现成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不同一般的建筑。

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家。我在屋外闲逛，起初并没有引起里面人的注意，因为那窗子很大。屋子很小，屋顶是三角形的，别的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屋子的四周积有5英尺高的、像肥料堆似的垃圾，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但也被太阳晒得变了形。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条家禽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去看看。我一走近，母鸡也被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地板很脏，而且潮湿发粘，还在晃动，剩下的也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一搬就裂的木板。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伸到床底下的地板。她提醒我不要踏入地窖中去，那不过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四周围，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那窗户是只有猫从那里进出的两个框子。屋子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婴孩、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的镜子，以及一只式样别致钉在一块橡木上的新咖啡磨，这就是我看见的全部了。因为那时候，詹姆斯也正好回来了，我们的交易当即就谈妥了。当天晚上，我支付了4.25美元，前提他们得在明天早晨5点搬走，不能再把任何东西卖给别人了；6点钟，我去签收那棚屋。他告诉我最好早点来，这样就可以趁别人还没来得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不公道的要求就可以交接了。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6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一家。一个大包裹，全部家产都在内——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只是除了猫，因为它已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晨，我就拆散了棚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放在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直到恢复原来的形状。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一只早起的画眉送来了一两个轻快的乐音。年轻人派屈里克幸灾乐祸地告诉我，一个叫西莱的爱尔兰邻居，在我装车的间隙把还可以用的钉子——不管是骑马钉或是大钉——都捡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干完活回到这小屋时，我看到那爱尔兰小子站在那里，一脸的满不在乎，昂着头得意扬扬地看着那一堆废墟。正如他所说的，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再被利用了。他在那里代表着观众，让这不足挂齿的拆卸小事，看上去犹如特洛伊城众神撤离废墟一般。

我的地窖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一只土拨鼠也曾经在那里挖过它的洞穴，我清除了漆树和黑莓的根以及植物在土壤深处残留的痕迹，一直挖到一片还算不错的沙土层，只不过两小时我就挖成了一个6英尺见方、7英尺深的地窖。我想有了这个地窖，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不至于被冻坏了。地窖的周围是渐次倾斜的，也没有砌石块；但因为太阳从没有照到过它，因此沙粒还不至于滑落下来。我对于挖掘土地特别感兴趣，因为几乎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要朝下挖去，都能得到相同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宅院里也是可以找到地窖的，宅子的主人像古人那样在里面埋藏他们的块根植物，即使将来地上的建筑完全毁掉了，很久以后，后人还能发现它留在地上的遗迹。所谓房屋，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些门面而已。

5月初，我的准备工作已做完，我请几位熟悉的朋友过来帮忙，帮我把屋架立了起来。请他们其实本无必要，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来跟邻居们好好联络联络。关于屋架的树立，最荣耀的人莫过于我了。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树立一个更高的屋架。7月4日，我住进了我的屋子，因为直到那时才将屋顶铺好，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薄了，镶合在一起，保证日后绝不漏雨，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础，所用的石块约有两车之多。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恰在必须生火取暖之前，我才把烟囱修好，而在这之前，我总是一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早饭；我认为这种方式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假如在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了，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自己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就这样我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光。那些日子我手上工作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或台布，都能带给我无限的欢乐，实际上与阅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有殊途同归的乐趣。

要是大家在建房时比我那样建筑房屋还要谨慎小心，也是划得来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的天性中间有着怎样的根基，除了目前急需的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也许你永远也不需要建立什么地上的建筑。一个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飞鸟筑巢一样合情合理。如果世人都凭自己的双手去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平凡地用食物养活了自己家人，那么，也许诗歌会像那些飞禽鸣叫的歌声一样在全世界广为传唱。可是啊！我们就像八哥和布谷鸟一样，跑到别的鸟禽筑造的巢中去下蛋，叽叽喳喳的不协和乐音怎能使行路人感到愉快？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留给木匠师傅？在大多数人的经历中，建筑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正从事着建造自己住的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的人。我们同属于一个社会，不单裁缝与其他人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传教士、商人、农夫也同样。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可是如果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们自己思想，这就很不理想了。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叫作建筑师的人，我至少听说过一个这样的建筑师：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之核心的想法，一种必要性，因而有一种美感，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说，这是很好的，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比普通爱好美术的外行人高明一点点。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是舍本逐末的；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就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香菜籽——我觉得吃杏仁，不用糖更有益于健康——他不想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哪个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仅属于皮毛上的东西——认为乌龟生有斑纹的甲壳，贝类拥有珠母的光泽，这些就像百老汇的居民拥有三一教堂一样，用得着为它去签订什么合约吗？一个人跟他自己房屋的建筑风格无关，就像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当兵的不必那么无聊，把自己的勇气用精确的色彩标志在旗帜上，那样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上，他就要脸色发青了。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地向那粗鲁的住户私语着他那似是而非的真理，然而，实际上那住户似乎比他知道得更多。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是从内部向外面渐次生长出来的，是从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他的性格中生长出来的，住在里面的人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那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丝毫也没有在意；这样的美一旦产生，就已不知不觉地有了生命之美。在我们的国度，画家们都知道，最有趣味的住宅一般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朴实无华、卑微简陋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显得别致的，不只体现在外表上的哪种特性，更体现在居住在内部的居民的人生之中；同样富于趣味的，还有市民们那些在郊外搭建的箱形木屋，他们的生活肯定是简单的，恰如想象的一样，他们的住所没有因可以追求矫饰而让人觉得神经过敏。大多数建筑上的装饰确实是空洞的，一阵9月的风便可以把它们吹掉，仿佛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丝毫无损于实际。不需地窖来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学也可以生活得美好。假若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多事地追求装饰风，如果我们《圣经》的编撰者，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把很多时间花费在对飞檐的粉饰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就是如此矫揉造作的。当然，人们确实很关心这几根木棍子是斜放在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这里头是很有一点象征意义的。严格来说，他把它们斜放了，箱子涂上颜色了；可是在灵魂已经离开躯壳的情况下，就跟建造他自己的棺材属于同一性质了，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别称罢了。

有人曾说，在失望时，或者对人生麻木不仁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把房子涂抹成土灰色的吧。他说这话时想到的大概是他那临终时狭长的房子吧？抛一个铜币来抉择一下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闲暇时光！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来呢？不如用你自己皮肤的颜色来粉刷房屋好了；让它颜色苍白或者绯红好了。这不失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造！假如你已为我备好装饰，我一定会欣然采用它们的。

入冬以前，我造好了烟囱，并在屋子四面钉上一些薄木板，因为这些地方已经有点漏雨了，那些薄木板是木头上砍下来的，虽不完美却很苍翠，我还用刨子刨平它们的侧边。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密不通风，钉好了木板，抹上了泥灰的房屋，10英尺宽，15英尺长，立柱高8英尺，还有一个阁楼和一间小厨房，房屋的四面各有一扇大窗，两个活动板门，房屋的末端有一个大门，正对大门有个砖砌的火炉。房子的全部支出，只有材料的支出，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都是我自己动手的，总数我写在下面；我抄写得这样详细，因为很少人能够精确地说出来，他们的房子到底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建造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和每一项的价格都说出来的人，即使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了：

以上就是我所用材料的费用了，至于木料、石头和沙子，我是用在公有土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争取来的。另外，我还用造房子留下来的材料搭了一间偏房。

我本打算给自己造一座宏伟与华丽程度超过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的房屋，只要它能够像目前的这间这样使我愉快，而且花费也不更多的话。

我也因此发现，希望能有个栖身之所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使用的房子，而且花的费用还比不上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多呢，如果说我有点夸大其词了，那么我的解释是：我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人类夸大。我的短处和前后不一致并不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那好像难于从麦子上打掉的糠秕，我也跟其他人一样为此感到内疚——我还是要自由畅快地呼吸，在这件事上挺起腰杆子来，这对于我的道德和肉体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宣泄；而且我已暗下决心，决不屈辱去做魔鬼的代言人，我要竭力为真理而奔走呼号。

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租了一个比我那房稍大一点儿的房间，光住宿费每年就是30美元，那家公司却在一个屋顶下造了相连的32个房间，可谓财源滚滚，房客还得忍受着诸多的不便和噪声，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因而更会深感不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能考虑得更多一点，我们会发现许多人的教育工作早就完成了，人们对于教育的需要可以减少，这样为了受教育而必需要交费的事情一定已经大部分都消灭掉了。剑桥或别的学校的学生为了获得必须有的便利，耗费掉了自己和他人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合理地处置这一类事情，那只消花费原来的1/10就够了。

要收费的东西，绝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一个学期里是一笔大的支出，而他和同时代最有教养的人交往，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却是不需要付任何费用的。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捐款的人，捐来大洋，然后盲目地按照分工的原则，分工分到不能分为止——于是招揽了一个承办大工程的总承包商来，而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劳工，随后就真奠基开工了。然后，招进来的学生得适应在这里面的生活；最终，为了这一个错误的决策，一代代的学子就不得不付出学费。我想，对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受益的人来说，如果能自己奠基动工，事情就会比现在好多了。学生得到了他们贪求的空闲与休息，而且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充实的那种经验，他们却完全没有学到。“但是，”有人说，“你总不会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而是应该用手去学习吧？”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我的本意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我的主张他应该多想一想。我认为他们不应该游戏人生，或仅仅以生活作纯粹的研究，还要人类社会花高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都热忱地生活。青年人若不能立刻投入到生活的实践之中，又怎能更好地研究人生呢？我想只有这样的生活历练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比如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点科学和艺术，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把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却不教生活的艺术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观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看；研究了化学，却不去学习面包如何做成；或者学会了某种工艺，却不知如何去操作机器；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更没有发现自己也成了一个流浪汉的卫星；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四周那些怪物吞噬。假如有一个孩子自己开挖出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把他从书本上所学的知识活学活用，然后他做成了一把折刀——另一个孩子在冶金学院里聆听冶炼的技术课，收到他父亲给他的一把罗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他俩中谁会被折刀割破手呢？……真是让人大吃一惊，我离开大学的时候，居然有人称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走马观花地转一圈，我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即便贫困的学生，也要去学习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的经济学，正是哲学的同义语，我们却没有在学院中认真地被教授过。结果就弄成了这个局面：因儿子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就像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很容易让人对它们产生幻想，却并不总是有正面的进步。魔鬼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就像一些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人类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严肃的事物；它们只不过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我们急不可待地要从缅因州筑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需要靠电报拍发。这种情形，正像一个人，急切地想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待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的听筒也已经戴好了，他却突然发现原来已没有话要对她说。仿佛交谈的主要问题只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说得合情合理。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建造海底隧道，使旧世界的新闻，能缩短几个星期到达新世界，可是传入美国人耷拉着的大耳朵里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八卦新闻。总而言之，一个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是绝不会携带什么重要的消息的，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贪吃蝗虫和野蜂蜜。我怀疑英国著名的赛马飞童有没有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人曾对我说：“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攒几个钱。你爱旅行，你应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见见世面嘛。”可是我比他说的更聪明些。我明白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朋友说，我们不妨比一比，看谁先到那里。距离是30英里，车票是90美分。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拿60美分。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在黑夜来临之前我就到达了。一星期来，我的旅行都保持这样的速度。而那时，你在挣工资，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假如工作找得巧，可能今晚上就到了。然而，你不是立即就去的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由此可见，尽管铁路线在全世界通行，我想我还是赶在了你的前面；至于见见世面，多点阅历，我实在是不敢苟同的。

这便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从没有人能逃避它。即使是这四通八达的铁路，也不能例外。使全人类得到一条绕全球一圈的铁路，好像将地球的表面铲去一层一样。人们糊里糊涂地认为，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铲子就这样铲下去，火车最后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以后去那里几乎不用花多少时间，也不用花什么钱。可是，尽管成群的人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请旅客们上车！”烟在空气中散去，蒸气喷发着，这时可以看到只有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可悲的事故”。

毫无疑问，挣够了车费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火车的，也就是说，只要他还活着终会如愿以偿的，但是那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开朗的性情和旅行的愿望了。这种花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的人，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能在英国过一种诗人般的生活，先跑到印度去挣钱。我想他真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

“什么！”100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发出呼声来了，“我们所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比较起来，是好的，但是你们很可能搞得更坏；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比挖掘土方更好地打发自己光阴的人生。”

在我的房屋建成之前，我就想用简单而愉快的方式来赚它一二十元钱，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因此我在屋边两英亩半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大部分是蚕豆，也种了一点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的占地面积有11英亩，这片地的大部分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的地价是8.08美分1英亩。有一个农夫对我说“这地毫无用处，只能养一些叽叽叫的松鼠”。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因为我不是它的主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居住在无主之地上的人，我不希望种那么多地，就没有一下子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许多树根，这让我很长时间里都不缺柴烧，因此就留下了几小圈未耕过的沃土，当蚕豆在夏天里长得异常茂盛的时候是很容易区别它们的。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和湖上漂来的木头，充当了我其余的一部分燃料。

为了耕地，我不得不去租一组犁地的马，雇了一个短工。第一季度，我在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的支出总共是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送的。除非你种得比需要量更多，否则种子其实不值多少钱。我收获了12蒲式耳蚕豆，18蒲式耳土豆，此外还有若干豌豆和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美元

减去支出14.725美元

结余8.715美元

除了消费掉的，我手头还存着一些产品，估计约值4.5美元——手上的储存已超出了我自己不能生产的蔬菜的需要量了。从全面考虑，也就是说，我考虑到了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实验占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不，一部分也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短暂，我就确信我今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何人的都有价值。

第二年，我干得更起劲了，把全部土地都耕种了，大约有1/3英亩，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了我没有被那些——包括亚瑟·扬的著作在内的农业巨著吓倒。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活，只吃他自己收获的粮食，而且不用耕种超过他需要的土地，也不为难填的欲壑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要耕几平方的地就够了。用铲子比用牛耕代价要小得多；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这省去了不断地施肥，而所有这些农场上的必要劳动，只要他夏天有空闲的时候略略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的人们那样被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猡，累得不能脱身。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能从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的立场出发，不偏不倚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我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夫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将自己固定在一座房屋或一个农场上，我能随心所欲地行事，那意向是每时每刻都变化多端的。况且我的光景比他们要好许多，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毁了，或者我的庄稼歉收了，我还会跟以前一样过得很好。

我经常在想，不是人在放牛，简直是牛在牧人，而人放牛应该是更自由的，人与牛是在交换彼此的劳动，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必须劳动的话，那么看来牛要占更多的便宜了，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担任的一部分交换劳动便是割上6个星期的干草，这可不是儿戏呢。当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的生活都很简朴的国度，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哲学家的国度，愿意犯这种弥天大错来叫牲畜劳动的。确实世上从未有过，将来也不见得会有这么个哲学家的国度，就是有了，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美满的。但是我绝对不会去驯服一匹马或一头牛，强制它替我做任何它能做的工作，只因为我怕自己变成了马夫或牛倌。如果真这样做了，社会就受益匪浅了，那么我们能否确信一个人的盈利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呢？能否肯定马房里的马跟他的主人是同样满足呢？就算有些公共的工作没有牛马的帮助是不能完成的，因而就让人类来和牛马一起分享这种光荣，是否就能推断人类不可能用更加对得起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工作呢？

当人们依靠牛马的帮助，开始做了许多不仅是不需要而且还是奢侈和无用的工作后，就不可避免地要有少数人得和牛马交换工作，换句话说，这些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为他内心的兽性而工作，还为他身外的牲畜而劳动。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瓦或石头砌造的屋子，但一个农夫的殷实与否，还得看看他的马厩在什么程度上超过了他的住房。据说城市里最大的房屋，是专供给这儿的耕牛、奶牛和马匹居住的，公共大厦在这一方面也毫不逊色，可是在这个县里，却没有一处地方是供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用的。国家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为自己竖立纪念碑，为什么不用抽象思维的威力来纪念呢？东方的全部废墟，也决比不上一卷《对话录》值得赞叹！高耸的塔楼与气派的寺院只是帝王的奢靡之物罢了。一颗单纯而独立的心绝不会听从帝王的驱使而去干苦力的。天才绝不是任何帝王的侍从，即使金银和大理石也无法使他们流芳百世，它们最多只能保留极微小的一部分。请神灵晓谕于我，锤打这么多的石头，终究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当我身在阿卡狄亚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人雕琢大理石。而有许多国家却沉迷在疯狂的野心中，想靠留下的一块块雕琢过的石头来使它们自己永垂不朽。如果他们用同样的精力来塑造自己的风度，那又会怎样呢？一个理性的见解，要比建一个高得能碰到月亮的纪念碑更加值得后世怀念。

我更喜欢让石头待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底比斯城那样的宏伟是庸俗的。一座有100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怎能比得上围绕着诚实人田园的一平方石墙那么合乎情理呢？野蛮、异教徒的宗教和文化倒建造了不少华丽的寺院，而基督教就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敲下来的石头大都用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自己。至于金字塔，本没有什么值得称奇的，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耗尽他们一生的精力，替一个愚笨的野心家造坟墓。其实他要是跳尼罗河淹死，然后把身体喂野狗，倒不失为一个更聪明、更风光些的选择呢。我也想给他们编织一些掩饰之词，可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至于那些建筑家所信仰的宗教和他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倒是全世界一致的，不管他们建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银行，终归是代价大于实用价值，而虚荣是其源泉。一个叫巴尔康的很有造诣的年轻建筑师，模仿他的偶像维特罗微乌斯的手法，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交到道勃苏父子采石公司手上。于是，被人类鄙视了3000年之久的东西，现在却受到人类的万分敬仰。再看看你们的那些高塔和纪念碑吧！城里曾经有一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他掘得已经很深很深了，据说他已经听到中国茶壶烧开了水的响声了。可是，我想我决不会违背自己的秉性，去赞美他的那个窟窿。许多人关心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想知道是谁造的。而我愿意知道的，是谁当时不肯造这些东西——谁能够超越这许多烦琐玩意儿之上。好了，还是让我继续统计下去吧。

我在经营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之时，还在村中做测量、做木工和各种别的工种，我会的行业有我手指数那么多，我一共挣了13.34美元、8个月的伙食费——就是说，从7月4日到3月1日这些列出下列账目的日子，虽然在那里我一共过了两年多——我没有把自己生产的土豆、一点儿玉米和若干豌豆计算在内，也没算结账日留在手上的存货市价，明细账如下：

以下都是失败的试验品：

如上所列，我总共的确吃掉了8.74美元，可是，如果我不知道我的大多数读者之中跟我有同样罪过的——他们的清单如果公开印出来，恐怕还不如我的好呢——那我是不会这样恬不知耻地公开我的罪过的。第二年，我有时捕鱼吃，有一次我还杀了一只糟践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颇像鞑靼人所说的，我在执行它的灵魂转世任务——我吃了它，一半也是试验性质的。土拨鼠有股近乎麝香的香味，给了我一番短暂的享受，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口福是无益于健康的，即使你请村里的名厨给你烹调土拨鼠也不行。

在同一段时间内，衣服及其他零用，项目虽然不多，却也有8.4075美元；油及其他家庭用具2.00美元，除了洗衣和补衣——这些是世界上这个部分必须花的全部的钱，或者超出了必须花的范围——全部的支出是：

我这是向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谈谈心里话的。为了支付这些开销，我卖出了农场的产品，计：

从总开销上减去此数，差额是25.215美元——这恰好是我所有的启动资金，原先就预备支出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除了得到闲暇、独立和健康，我还有一所安乐的房屋，我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资料，虽然很琐碎，也似乎没有什么指导性的作用，但因相当完备，也就有了某种价值。从上面列的表看来，仅仅是伙食一项，每星期就要花掉我0.27美元。在后来的将近两年时间，我一直是只吃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米、少量的腌肉、糖浆和盐；而我的饮料则是水。对我这样爱好印度哲学的人，用米作为主要粮食无疑是合适的。为了回应一些习惯于吹毛求疵的人的反驳，我还不如现在就说一说，如果我有时跑到外面去吃饭——我以前经常这样，相信将来还是有机会要到外面去吃饭的，但我这样做是有损于我家里的经济安排的。到外面吃饭是免不了的常事，对于这样来比较的说法，我想是不会影响我的声明的。

我从两年的经验中懂得了，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要得到一个人所必需的粮食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因为一个人可以像动物一样即使吃得简简单单，也仍然能够保持健康和体力。我曾经从玉米田里采了一些马齿苋（它的拉丁文学名是portulaca oleracea），加盐煮熟，吃了一顿，这一顿饭在许多方面都使我心满意足。我之所以把它的拉丁文学名写下是因为它的俗名特别难听。你可以试着想一想，在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正午时分，除了吃一些甜的嫩玉米，或者用盐煮的玉米外，一个讲究理性的人还能希望得到什么更美好的食物呢？即使我偶尔稍稍变换点花样，也只是为了换换口味，并不是出于健康的缘故。然而，人们却依旧常常挨饿，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必需品，而是缺少了奢侈品。我还认识一个善良的女人，她总以为她的儿子是因为只喝清水丢掉性命的。

读者当然明白，对于这个问题我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美食的角度来看待的。人们是不会冒险像我这样节食来做试验，除非他是一个脂肪太多的人。

最开始我用纯粹的印第安玉米粉和盐来焙制面包和纯正的耨糕。在户外，我把它们放在一片薄木板上或者放在建筑房屋时从木料上锯下来的木头上，然后生火来烤它们；木头没有冒出浓浓的黑烟，倒是时常被熏得有松树味儿。我也曾试过用面粉来做，可是最后却发现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的混合最方便、最可口。在寒冷的天气里，烘烤这些小面包是件很有趣的事，这就像埃及人孵小鸟一样。我烤熟的，正是真正的农作物的果实，在我的嗅觉中，它们有如其他鲜美的果实一样芳香，我用布将它们包好，尽量使这种芳香保持得越长久越好。

我研读了许多古代制造面包的工艺，向那些权威人士讨教，一直回溯到原始时代第一个不发酵面包的制成，从吃野果子，啖生肉，人类第一次进步到了吃这种热食物的文雅优美的程度，慢慢地我又在书中探索到面团偶然发酸——据说发酵技术就是这样被发明的，然后经过了各种发酵作用，直到我读到“美好的、甘美的、有益健康的面包”这生命的支柱。有人认为发酵剂是面包的灵魂，是充填细胞组织的精神，像圣灶上的火焰，被虔诚地保留下来。我猜想，一定有几瓶很珍贵的发酵剂最初是由“五月花”号带来的，为美国担当了这任务，而它的影响还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膨胀、伸展，犹如掀起了粮食的滔天巨浪——这一点酵母是我从村中虔诚地端回来的，直到有一天早晨，我竟然用滚水烫了酵母；这件意外事件使我发现酵母也不是非用不可的——我发现这个事实不是用综合的方法，而是用了分析的方式——从此我索性快快活活地取消了它，虽然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曾经热忱地劝告我，没有发酵粉，想做出美味而又有益健康的面包是不可能的，年老的人还预言我的体力会很快就衰退。然而，我发现这并不是必需的原料，没有酵母我仍旧快活地过了一年，我依旧生活在世人的土地上；我高兴的是我再也用不着在袋子里装一只小瓶子了，有时瓶子破碎，里面的东西都散落出来，弄得我心烦意乱。省去了这东西我感觉生活更方便，更优雅了。比起别的动物来，人这种动物更能够适应各种气候和环境。

我在做面包时也没有往里加什么盐、小苏打，或其他酸碱之类的东西。看来我是依照了基督诞生前两个世纪的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卡托的方子做面包的。“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llgito，coquitoque sub testu．”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面包是这样来揉制的：首先洗净你的手和长槽，把粗面粉放进长槽，然后慢慢加水，将面揉透彻，然后制成一定的形状，最后盖上盖开始烘烤。”这就是说只需一只烤面包的炉子即可。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发酵。可是我还不是能够常常用这一类东西来维持生命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囊中羞涩，有一个月之久，我都没有看到面包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很轻松地在这片盛产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的土地上，生产出他自己所需要的面包原料，而不用去依靠那遥远的而且是变动剧烈的市场。然而在康科德城我们过得既不淳朴，又没有独立性，店里已经很难买到既新鲜又甘甜的玉米粉了，而玉米片和更粗糙的玉米简直已没有人吃了。农夫们把自己生产的一大部分谷物都喂了牛和猪，而花更大的代价到店铺里去买那些未必更有益健康的面粉回来。我自认为，我可以很容易地生产我所需要的一二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因为前者在最贫瘠的地上也能生长，后者也用不着什么最好的土地，我用手就可以把它们磨碎，这样即使没有米和猪肉我也能够过日子；如果我必须要用到一些糖精，我发现其实从南瓜或甜菜根里就可以得到一种很好的糖浆，只要我用上某些工具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出糖来；假如那时这些都还在生长着，我也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代替它们。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曾歌唱：

我们可以用南瓜、胡桃木和防风草

来配制美酒，甜润我们的嘴唇。

最后，说到盐——杂货之中最杂者，找盐本可以成为一个到海边去的合适借口，或者，完全不用它，我想也许还可以少喝一点开水呢。我不知道印第安人有没有为了得到食盐，而让自己困扰不已过。

这样，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我避免了一切的经营和以贷易贷的交易，而且房子已经有了，剩下来的问题只是衣服和燃料的问题。我现在所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织成的——谢谢上天，人类还有这么多的美德；我认为一个农民降为技工，其伟大和值得纪念之处，正如一个人降为农民一样——新到一个陌生的乡村去，燃料可是一个大麻烦。至于栖息之地呢，如果不让我再居住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我可以用我耕耘过的土地价格——即8.8美元，来买下1英亩地。可是，事实是由于我居住在这里的缘故，这里的地价已经大大增加了。

有一些喜欢抬杠的人有时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否认为只吃蔬菜就可以生活。为了立刻说出事物的本质——因为本质就是信心——我往往这样回答，我说我吃木板上的钉子都可以生活下去。如果他们连这也不理解，那不管我怎么说抑或说什么，对于他们来说，依旧是对牛弹琴。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很愿意听到有人在做这样的实验的。好像有一个青年曾尝试过半个月只靠坚硬的带壳的玉米来生活的，而且他只用牙齿来做石臼——松鼠曾试过，而且很成功——人类对这样的试验是有兴趣的。虽然有一些老太太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或者在面粉厂里拥有1/3股份的人，他们听见了也许要惊慌了。

我的大部分家具都是自己做的——其余的没花多少钱，但我没有记账——这些东西包括1张床、1张桌子、3只凳子、1面直径3英寸的镜子、1组火钳和铁柴架组合、1把壶、1个长柄平底锅、1个煎锅、1只勺子、1只洗脸盆、两副刀叉、3只盘、1只杯子、1把调羹、1只油罐和1只糖浆缸，还有1只上了日本油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得只能坐在南瓜上，那是偷懒的表现。在村中的阁楼上，有很多我喜欢的椅子，而且只要我去拿，就属于我了。家具啊！谢谢上帝，我想坐就坐，想站就站，用不到家具公司来帮忙。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具装在车上，尤其是只是一些极不入眼的空箱子，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前，除了哲学家之外，谁不觉得羞愧难当呢？这是传教士斯波尔亭的家具。看了这些家具，我还无法断定它们是属于所谓富人的还是穷人的；它的主人似乎总是穷相十足的。确实，这样的东西越多，你越穷。每一车，都好像包括12座棚屋里的东西；一座棚屋如果很穷，这就是12倍的穷困。试问，为什么我们经常搬家，而不是丢掉我们的家具、我们的空壳，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有新家具的世界去，把老家具烧掉呢？这正如一个人把所有陷阱机关的拉绳都缚在他的腰带上，当他经过我们放着绳子的荒野时，却不敢动弹，因为他一旦拖动了拉绳，就会掉进自设的陷阱里去。一只狐狸如果把它的断尾留在陷阱里，它是幸运的；麝香鼠宁肯咬断它的第三条腿，来换取自身的自由。人已失去了自己的灵活性，难怪有多少回都处于绝境！“先生，请宽恕我如此冒犯，你所谓的绝境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无论何时，当你遇见一个人，你都能知道他拥有什么以及他假装没有的东西，你甚至能知道他厨房中的家具以及一切虚有其表的东西，他对这些东西情有独钟，而不愿意一把火烧掉，他本人好像被束缚在上面，尽自身所能拖着它们往前走。我认为，当一个人钻过一个绳结的圈，或穿过一道门，而他背后的一车子家具却过不去，那么这个人就处于绝境了。当我听说一个潇洒、外表强壮的人，看似自由，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却在谈及他的“家具”时，让我不得不对他心生怜悯，也不知是否投了保险，因为他一直在说“但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他像一只鲜艳的蝴蝶，一下子扑进了一面蜘蛛网。甚至有这样的人，多年来看似没有任何东西牵累他，但是，倘若你仔细地盘问一下，就会发现他在别的什么人家的仓库里储藏着几件家具呢。在我看来，今天的英国就好像一个年迈的绅士，随身带着许多行李去旅行，而这些行李全是长期居家以来积累起来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他却没有勇气去烧掉它们，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和包裹，样样齐全。我想他至少可以把前面的三种抛掉吧。现在，即使是一个健康的人也不会带着他的床铺上路的。我因此要劝告那些生病的人，舍弃你们的床铺奔跑吧。当我碰到一个移民，背负着有他全部家产的大包裹蹒跚前行——那包裹就好像他脖子后长出的一个巨瘤——我很怜悯他，并不因为他所拥有的东西是如此之少，而是他得背负着这一切前行。如果我也必须要带着我的随身家当，我会带一个比较轻便的，至少不会有损我最看重的东西。不过最聪明的办法还是绝不让自己陷于这种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