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山海经》是中国流传久远的一部古书，它用简单的语言介绍了许多山川、国度和神怪。它的“年龄”是个谜，它的作者也是个谜，它的内容让后世的读者似懂非懂，但又有着很强的可比附性和不确定性。

这些特点使得这本书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着非常独特的个性，它同时展现着真实和荒诞两种色彩，以至于后人既不想把它看成《博物志》、《搜神记》这样的志怪小说，又很难像史乘方志一样一一落实其具体内容，所以这本自古流传的名书在晋人郭璞作注之后直到明清才有人重新收拾，然而，对这本书的解读至今仍然头绪纷繁，莫衷一是。或许，这种情形还将持续到永远。

一、《山海经》的基本情况

今传《山海经》一书共十八卷，前五卷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也合称《五臧（藏）山经》。每经又分若干组，比如《南山经》的第一组就叫《南山经》，第二组叫《南次二经》，依此类推，最多的《中山经》到《中次十二经》。

每一组的内容也大致统一，都是介绍各自所属的一组山的相对位置、相关河流和物产。每组的最后一段是该组的小计和有关山神祭礼的简介。

《山海经》的后十三卷和《五臧山经》相对，也称《海经》。与《五臧山经》相比，《海经》在行文格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不同，所描述的对象不再有各自的相对位置，出现了大量奇怪的“国”，物产、水道的记载也代之以大量的神话传说，最重要的是《五臧山经》基本上能顺理成章地读下来，而《海经》却东一句、西一句，甚至有些章节本身就不知所云。

这是因为《山海经》本身就是汉朝的刘向、刘歆父子编辑起来的。刘向（前77-前6），字子政，经学家、目录学家。刘歆（？-23）字子骏，汉哀帝建平元年因避哀帝讳改名秀，字颖叔，古文经学派创始者，目录学家。刘氏父子一起总校群书，著有《七略》等书。当时刘氏收集的《山海经》原有32篇，最后定为18篇，于建平元年（前5）四月进呈。刘氏校《山海经》时，作了一些文字增删。如《山海经》原无篇名，“南山经”、“大荒东经”等篇名均系刘氏所加。这样，后来的人们所看到的《山海经》的底本就都是“刘本”了。

而在刘向之前，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中有许多文字和今本《山海经》大致相同，司马迁也曾提到过《山海经》的书名，这就意味着《山海经》一书汉朝以前就有了，但未必全然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见的《山海经》。没有人知道刘向面对一大批缣帛竹简到底做了一番什么样的取舍编排，但刘向肯定使《山海经》一书在名和实之间发生了一番变化，而在刘向之后。郭璞又整理为18卷，《山海经》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了。

然而如果假想一下刘向的工作流程，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符合常理的推断：当时的“图书馆”里确有《山海经》这么一种书，或许还有不同的版本，但都已经断烂损坏了，刘向该做的工作是把它们整合起来，使之重新成为一部可读的书。那么，最先收入的肯定是原件损坏最小、最为可信的部分，以此为框架，再根据情况把有疑惑的内容补充进去。从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倒推，估计刘向所见的《五臧山经》是当时保存最为完好的，而《海经》部分可能比较零乱，前后次序已经无从判断，文字缺损也较为严重了。刘向自己上表说把32篇的素材压缩成了18篇，仅这个压缩率就能说明当时他面对的是如何错乱的原始资料了，而且这些资料中也可能有许多不知属于哪本书的“散件”，内容上与《山海经》比较接近，也一并收入了。由此，对《山海经》，尤其是《大荒经》、《海内经》部分混乱到被郝懿行说成“诸文重复杂沓，踳驳不伦”也就不难理解了。到了最后的《海内经》几乎就是一篇附录，大概是他们舍不得丢弃又不知道归在哪里合适的一部分素材吧。

另外，《山海经》一书原本是带图的。宋人朱熹《记山海经》一文中说：“予尝读《山海》诸篇，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非实纪载此处有此物也。古人有图画之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从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原文以及郭璞注，我们仍能看到关于“图”的信息。如：

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

这里“方捕鱼”中的“方”字可以说明，这决不是对一种奇异人种的客观介绍，而是对一个画面的描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主要在《海经》部分。然而这个“图”究竟是什么图呢？最流行的一种传言是说这图就是著名的九鼎图。传说大禹治水之后，九州的百姓将采集到的金属作为贡品，献给了禹。禹将这些金属铸造成鼎，刻有山川、万物、奇兽等形状，后人就将这铸在鼎上的图称为“九鼎图”。《左传·宣公三年》说：“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说的就是这个鼎。但是，鼎也没有传下来，图也没有传下来，对于图，后代的学者只能猜想。清代毕沅又认为《海经》有“古图”和“汉所传图”，似乎汉代又有人根据最原始的图像重新绘制过，但图上画了些什么、有多少、刘向是否看见过图、看见过多少，一切都不得而知。

后来的事情稍微清楚一点了，至少根据记载，南北朝的张僧繇曾经画过“山海经图”，是原创还是加工还是复制，不得而知，因为这些图也已经失传。这些图和所谓的“古图”以及晋代的郭璞所提到的图是什么关系，同样不得而知。

再后来，到了明清时期一下子出现了许多种《山海经》图，其中是否有作者真的见过张僧繇图甚至更早的图，也不得而知，只是这些图至今大多还能见到。

当然，图越是晚出，必然和存世的《山海经》的文字描述越接近、越吻合，因为其生成过程本身就是“据文作图”了。而在《山海经》和“山海经图”之间还有一个中间产品，那就是郭璞的《山海经图赞》——为《山海经》中部分事物创作的四字韵语。从其名称来判断，是根据“图”作的“赞”；从其内容来看，和今本《山海经》又基本配套。所以，至少在郭璞的年代肯定有图，而《山海经》的正文也必然和“图”有着不解之缘，后人只见文字不见图，有些文字读不通、读不懂也自然在所难免。

二、历代《山海经》研究

郭璞（276-324），字景纯，晋朝的著名学者，除了《山海经》，他还注过《周易》、《尔雅》等书，史书上记载的郭璞也是一个会算命、会看风水的奇怪人物，至少从他的注来看他是一个博物学家，他注《山海经》更热衷于各种奇怪的动植物和神灵，对于其中的地理山川则说得相对较少。但他的注是《山海经》注中早期唯一的版本，所以历来各种版本的《山海经》多把他的注一起收入，尽管有些注解很可疑，却仍可以提供不少有益的阅读帮助。

郭璞之后，不再有人专门为《山海经》作注，但如郦道元作《水经注》，大量利用《山海经》资料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到了明朝，有了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和杨慎的《山海经补注》，王书只是在郭璞注的基础上偶尔加上几句点评，与其说是《山海经》的注解，不如说是王崇庆个人随手附录的一些读后感；而杨慎的《补注》也是凌乱拉杂，凭空立说，且只有一卷。可以说明朝人对《山海经》一书基本上没有作出什么实际的贡献，但至少开始有人正式关注它了。

清朝的吴任臣是郭璞之后正式对《山海经》做全面整理的第一人，他的《山海经广注》不仅收录了许多资料来证明相关问题，而且比较全面地对历代流传的原文进行了校正。对今人来说，如果说郭璞注本还很难使人通读《山海经》，那么《山海经广注》就使得这本书基本上可读了。然而吴任臣所做的是带有开创性的工作，经验上难免有所欠缺，引书过于杂乱，难免以讹传讹，对于书中的地理成分又没有花很大的力气，相比后来一些学者的专精成果在深度上还有距离。此后汪绂的《山海经存》、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用同样的方式对《山海经》作了进一步整理，但他们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在深度和力度上比吴任臣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用传统方式整理《山海经》的巅峰成果，今天流传最广的高质量《山海经》注本正是《山海经笺疏》。

清朝末年，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山海经》中的地理和物产方面的内涵，企望以一种求实的精神给《山海经》这部古老的著作以完美的诠释。首先是同治、光绪年间吕调阳著《五藏山经传》（又有《海内经附传》注释海内四经，较简略），用传统注经的方式给《五藏山经》中提到的每一处山川在现实地图上加以对应。吕调阳精通地理，又对文字训诂深有研究，所以他本着《五藏山经》是地理著作的信念，根据当时的地图，折换了《山海经》中的“里”和后来的“里”的比例，把《山海经》和现实中的地名一一按合，同时结合书中的山名和现实的地名，用文字训诂学的知识给出一个合理的关联。诚然，古书流传中的舛讹颇多，不仅有字词上的误传、段落编次上的错乱，还有后人的人为窜乱。因此吕调阳这样一种做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会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但总的来说他的思考和诠释是全面的、自圆其说的。稍后的学者吴承志又作《山海经地理今释》，这部著作的大体思路和《五藏山经传》差不多，但相比之下在地理学的考据上更见功夫，而在与《山海经》原文的空间对应上有所减弱，因此两部著作在地名的具体所指上是有所出入的。有些历来范围比较明确的地名在实际空间距离上出入较小，可能所指就是毗邻的两座山，但也有出入较大的，尤其是一些吕调阳对原书次序进行过调整的条目。此外，吴承志的著作中《南山经》和《中山经》部分已经失传，但相比《五藏山经传》，它对《海经》部分中的地理问题也有详说，两书正可互相参照。

清代之后，学者们对《山海经》的研究也并没有停止，顾颉刚、谭其骧是对《山海经》用力最勤的两位著名学者。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徐显之的《山海经探源》在传统思路下对历代《山海经》研究做了整理和发挥，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上的许多框框被打破，对于《山海经》这样的“怪书”，学者们的思路可以更开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撰写论文《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产生地域》，提出《山海经》是巴蜀国的作品，从而将《山海经》的所指范围缩小了。到了近二三十年，一批新型学者又把《山海经》的内容和《圣经》及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相比附，引入了三星堆、美洲文化等内容，使得《山海经》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更奇怪的路数，他们更注重的是对神话内容的社会学解读，而且视野被很大程度放大了，其代表作有宫玉海的《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胡太玉的《破译山海经》等。王红旗的“重构”学说也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与夫人孙晓琴合作制作了高540厘米、长780厘米的《山海经五藏山经艺术地理复原全景图》，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三、解读《山海经》的困难

如上所说，《山海经》一书的解读已经有大量的前人为之付出努力，然而，真的要归纳为一个浅显易懂的注本却殊非易事。近来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要读懂《山海经》很容易，其实，里面只是有一些不常用的字罢了。这样的说法未免失之浅薄。古书解读的难易绝非仅仅体现在古今用词和语法的差异，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对于读者来说，并非知道每个词和今天词汇的对应就算读懂了。我们常说《尚书》难读，但要做一个基本清理却并不困难，开篇“曰若稽古”四个字足以让今天的人们莫名其妙，要说明它“是什么”却很简单，就是那时候的常用语，相当于我们说的“据说”、“据记载”。要想说明“为什么是这样”也可以，就这四个字，前人的考证可谓连篇累牍，字形、字音、通假，旁征博引，不一而足。回过来看《山海经》就全然不同了。

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

除了“招摇”是专有名词之外，其余的对今人来说没有什么不理解，于是也就不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就更没有“为什么”了。唯一存在问题的专有名词又没有“为什么”可言—我们其他的古籍中不再有关于“招摇之山”的更多信息了。

可见，《山海经》和其他古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说明性体裁为主，而其内容相对独立，寻求旁证的空间不大，这就构成了注译工作的困难。但困难不仅在此，大量的专有名词总还需要解释的，但如何准确地传达为今天的语言，问题不小。

《海内北经》：“大鯾居海中。”郭璞注：“鯾即鲂也。”

这句话是一个孤立的段落，唯一值得加以解说的是“鯾”字。看起来郭璞已经帮助我们做好了，做得也很到位——鲂，今天也有这种鱼，属鲤科。然而，再追究下去问题就来了：《尔雅·释鱼》说鲂即。郭注：“江东呼鲂鱼为鳊，一名魾。”而同一书中又曰“魾大鳠”，邢昺疏：“鳠之大者别名魾。”魾、鳠是今天说的鮠科动物长吻鮠！再去看一下《说文》：“鲂，赤尾鱼也。”今天的鲂和长吻鮠都不是红尾巴——《说文》说的是第三种鱼。因此，把“鯾即鲂也”的话拿出来搪塞不解决根本问题。类似的情形在《山海经》中可谓比比皆是，而这还只是说一些实在的、今天尚能得见的名物，那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事物更是众说纷纭。《山海经》哪里是那么容易读的？

前人能给出唯一解释的还算有所依据，有些前人就各执一词，那今天就更无从取舍了。

《北次三经》有“可以已寓”。

郭璞曰：“未详；或曰，寓犹误也。”郝懿行曰：“寓、误盖以声近为义，疑昏忘之病也。王引之曰：‘案，寓当是“”字之假借，《玉篇》、《广韵》并音牛具切，疣病也。’”

对于这个“寓”，从上下文判断，当是一种病的名称。什么病呢？郭璞说不知道，也可能是“误”。郝懿行没看懂，进一步猜想郭璞说的“误”是“昏忘之病”，也就是健忘症。王引之又从文字通假的角度猜想这个“寓”是疣。一个字，三种判断，然而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去做选择，因为不知道这种所谓“可以已寓”的鸟到底是什么。一个词有三个或更多解释的不多见，但有两个的很多，而往往又都是无从取舍的，那么，凭什么说我们读懂了呢？

就算是前人只有一解的说法，也并非全都令人接受。《海内北经》有“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郭璞注曰：

泽，河边溢漫处。

郭璞在这里把“泽”字理解成为河滩的意思，“泽”的固有词义没有这一项，尽管郭的注解和“沼泽”的意思差不多。估计郭璞可能是因为要强调这个“大泽”不是专有名词才出了这么个注，我们只知道很难再找一个其他书中的例子来证明“泽”可以表示河滩的意思，而不知道说郭璞说错了（这里的“大泽”确是专用地名）还是《山海经》的确这么使用“泽”字还是原文有什么脱误。这样的例子在《山海经》也有不少，又怎能说这书很容易读呢？

如此看来，《山海经》其书大致文法并非古奥，基本上是由简单判断句堆积而成，这些没什么可注；而具体的地名、物名、神名又多不知所指，属于无法作注。因此，素爱作注的传统学者自郭璞而下直到吴任臣之前竟无人问津，说此书荒诞不经，不值一注，恐怕既是托辞，也是苦衷。

四、几点说明

1．关于“经”字

袁珂先生力主《山海经》的“经”不是经典的经，而是经历的经。其理由是古代以“经”称书是比较晚的事情，而早在《尚书》中就有解释为“经历”的“经”。在《山海经》书中又有四条内证：

一、古山经于每篇末尾，但云“右西经之山，凡若干山、若千里”，或“东经之山，凡若干山、若干里”，所谓“西经”、“东经”者，决当是“经历”之义而非“经典”之义，本甚明白。

二、“南山经之首曰山”，《文选》头陀寺碑文注引此无“经”字。“南山经之首”云云，非著书人应有之语而系尊经者之语，文亦扞格难通。若“南山之首”则明白晓畅而立言得体矣。改“山”为“经”，自当是刘秀校录此书时所为。亦有改而未尽者，如“中次一十一山经”，于刘秀体例本当作“中次一十一经”，此“山”字即系删改而未尽者。

三、山经末有“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云云，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引此经则作“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经六万四千五十六里”，“经”为“经历”之“经”，其义尚显，迨移上成为“名山经”，“经典”之义遂著而“经历”之义则晦矣。

四、“海外南经”、“海外西经”等原来篇首标题，亦均仅作“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云“自某所至某所”，犹均是“经历”之义，迨校录者题以“海外南经”、“海外西经”等字样，“经历”之义始晦而“经典”之义著矣。

就这些证据来看，不得不说有一些问题。

首先，《五藏山经》的文字结构都是互相呼应的，以“首”为单位。

南山经之首曰山……凡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

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凡西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

南山的第一个“首”叫山，包括招摇之山以下十座山，西山经的第一个“首”叫华山，包括钱来之山以下十九座山，这里并没有袁珂先生所说的“西经之山”、“东经之山”字样，有的只是某山之首或某经之首，这对证明“经”字的含义并没有多大帮助，何况单从词法上说，即便是“东经之山”，视为“东面经过之山”固然可通，看成“《东经》记录的山”也未尝不通。

第二条内证所谓“尊经者之语”则说明袁先生本来就认为说《山海经》是“经”而给了它一个很高的地位，这是一个隐含的错误概念。为之命名的古人即便以这个“经”字为《诗经》《礼经》的“经”，也断不会认为这本书就有了六艺的崇高地位，因为《山海经》和《水经》从来没有被划入“经部”，也不是经师研究的对象。当然，这个“南山经之首”的确可能有传抄的脱讹，但问题不是在“经”。对比一下其他四山的开始（南山、西山见上引）：

北山经之首，曰单狐之山。

东山经之首，曰樕之山。

中山经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

可以看到，中山、西山是一个类型，专有一个“首”名，名薄山，名华山。东山、北山没有特定的“首”名，于是径直从第一座山樕之山、单狐之山开始说了。南山有“山”的“首”名，应该跟中山、西山一样，说“南山经山之首曰招摇之山”才对，而它的前半截不知道为什么跟着东山、北山的样子变成了“南山经之首曰山”，又画蛇添足地来了“其首曰”三个字，以致文理不通。至于《文选注》所引的全文是“《山海经》曰，南山之首山曰山”，就是说李善对“首”字的理解也只是“第一”，这个引文分明不是严格按照原文抄录的，所以不能以此证明《山海经》这句本无“经”字。而刘秀改书之说更是历来证伪中的臆测，并无实据。“中次一十一山经”在今天所见的《山海经》本来就是个特例（下面就是“中次十二经”，表述格式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其他根据，任何特例视作“删改未尽”还不如视作偶然脱误。

第三条内证原是一个句读问题。“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这句话本来就似通非通，但可以肯定的是“天下名山经”连读是必定不对的，读成“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只不过稍微好一点，仍然有些别扭。然而这句话里的“经”是经过的意思，何以就能说明书名中的“经”也必然和它一样呢？

第四条是说后人擅自加上了“海内某经”、“海外某经”的标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猜测。因为书的内容是跟地理方位有关的，概括某个章节的内容当然要说“从某处到某处”，并非在强调这个“到”一定是作者亲到的意思。且这和原本有没有“海内某经”、“海外某经”的标题并没有多大关系，和别处“经”字的意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看来，这些内证既然不牢靠，其他旁证也就不足支撑了，袁珂先生花了大量笔墨证明的“经书”之说晚出也只能说明经学上的事情，而《山海经》纵然名叫“经”也不是五经、七经、十三经的类属，在古文献中能找到解释为经历、经过的“经”也不足为奇。关键问题是假如我们还承认《山海经》是这书的名字，那就必须先从书名的角度来看问题。既然对这个“经”的准确含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诠释，那么只能看猜测的合理性了。如果解释为“经历”，《山海经》就成了这样一个书名：“关于山和海的经历”或“我所经历的山和海”。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欧化的书名，应该是当代小说或外国作品，中国的书籍又几曾有过如此怪异的名字呢？无论是带“经”字的书名或不带“经”而有着类似构词法的例证恐怕都很难找，反而另一部古书《水经》倒很能说明这个“经”恰恰不能作“经历”讲。

退而言之，就算说这个“经”字确实是经历的意思，在千百年的语言积淀中人们早已习惯于说《山海经》这个“经”如何如何，现在要一下子说这么说是不对的又如何能尽改呢？而除了去改变这个习惯的说法，把这个“经”字确定为经历的经又有什么更多意义呢？

2．关于“首”字

上面涉及到了一个“首”字，历代注解《山海经》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个字，想当然地认为就是开始的意思。这个字和“经”字不同，“经”字不牵涉到实际名物的多少和异同，“南山经之首曰山”，有没有“经”字，山还是一座，名字还是山。但是“首”字就不同了：

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凡西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

中山经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

中次二经济山之首，曰煇诸之山……凡济山之首，自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

中次三经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

这些例子中的华山、薄山、济山、萯山，从后面的计数来看是不计入山的总数的，而“某某经”和“之首”的中间也不总是有山名的，很凑巧的是全书的开始是这样的：

南山经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摇之山。

恰恰和以下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按照下文的样子统一，应该是“南山经山之首，曰招摇之山”。但问题是这一组最后的计数是把山算在其内的。所以郝懿行怀疑原文“南山经之首曰山”之下应该另有内容，到了“招摇之山”是另一座山，中间有脱文。《北次三经》也是类似的情况，不过最后的计数是少了一座山。

但是解决了第一组的问题，下面其他组的问题还在：华山、薄山、济山、萯山之类到底是什么？只有汪绂在《山海经存》的卷一，给出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解说：

曰山之首自招摇以至箕尾，则是此十山皆山脉也。

这个意思其他注家都没有表述过，含混过去了。但是这一含混就隐含着认同“首”字是常规的“开始”的意思，李善注《文选》就是这么理解的（见前），这样的理解除了在南山经第一句还可勉强说通之外，到后面就都说不通了。因此，汪绂这个解说很重要，但他本人也没有刻意强调。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首”，汪所说的“山脉”无非是说山和下面的华山、薄山等一样不是一座山的名称，而是一组山的名称。那么，“首”字哪里来的“组”的含义呢？

我们解释“首”字，通常都是解释为头，引申出开始之类的含义，各种字书上都没有作“组”之类的解释，唯有后来说“一首诗”、“一首歌”可以作量词用，这和“组”还是有点远。目前还可以找到一个更为屈曲的解释：《太玄》是扬雄模仿《周易》而写的一本书，《周易》有六十四卦，《太玄》有八十一首；六十四卦各有卦名，八十一首各有首名；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且各有爻辞，八十一首每首有九赞且各有赞辞。《太玄》在结构和术语上处处模仿《周易》，而且是刻意模仿，加之扬雄本身就是文字学家，在名目的模仿上，选字总会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把《太玄》各个首名和相对的《周易》卦名作一下比较，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由此可知，“首”和“卦”也必有字义上的关联，但其详情我们今天已经不清楚了。“卦”和“挂”相通，有悬挂、罗列的意思，旧说和结绳记事有一定的关系，后来才成为占卜术语。或许由此还可以推测“首”字有成组罗列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姑且以“组”来翻译这个“首”字。

3．关于本书的译注工作

本书的主旨在于给非专业读者一个关于《山海经》的基本解读。

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眼前的译注工作而言，不可或缺的前人成果是郭璞的注和郝懿行的《笺疏》（后者实际上包含了前者所有文本内容）。郭璞对书中大部分需要注解的内容给出了注释，而郝懿行或补充、或订正、或发明，远超出郭注的工作量。我们的注解正以郭、郝二人的成果为基础，其他如杨慎、汪绂、毕沅、俞樾等人的有价值意见适当加入。具体注解的内容和形式包括：

注音：郭用直音，郝用反切，今一律根据当代通行字书的审音加注汉语拼音。

释义：凡属于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简单对应或通假关系，一律直接注释；比较复杂的描述性注释，一般引用原注，以示对前人的尊重，注语中偶尔有现在不易理解的地方，在引用之后另作简要说明；对前人一些扩展性注释，比如提供相关的传闻逸事或引用其他书中的证据，也尽量保持原状供读者参考。

翻译：翻译的目的不同于释义，更不是要将原文改得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如果原文就不够通顺的话。翻译只是把古代汉语的文本如实对应为现代汉语，所以，只有一部分词汇能够明确在古今汉语中是唯一对应关系的才加以翻译。本书中许多名物很难在翻译时找到一个合理的、唯一的现代语汇来对应，譬如古汉语中表示“猪”这种动物的有豕、彘、豚，三个词在书中交替出现，很难说它们在不同的位置有什么表义上的区别，更不要说区分哪个是家猪、哪个是野猪了。为阅读顺畅，只好勉强都翻译成“猪”。至于更多的东西如杻、橿、麢、麋之类，本来不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事物，虽有前人考证它是什么，也只在释义中提出，而译文中还保留原名称。此外，到了《海经》部分，有不少本来就语句不通的原文，吴承志等人从地理学的角度、郝懿行等人用校勘的方法分别作了一些整理，对这些成果我们只在译文实在无法通顺的情况下谨慎采用，否则只在释义部分加以说明。至于既无人考证、又无法读通的原文，在翻译时也只好保留原貌来反映《山海经》一书的真实情状。还有《海经》中的许多“一曰”在处理上难度很大，这些内容可能是刘向等人的校勘成果，现在变成了正文。按道理说，校勘成果应该完全保留原状并加引号，但现在既然成了正文，又不完全知道其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内容也只好稍加翻译，原则上尽量少改动原文。

另外，对于《五臧山经》部分中包含的地理学成分，我们比较之后在吕调阳和吴承志之间选取了前者的成果展示给读者。理由是吴承志的著作有散佚，而且当代学者已经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同时，吕调阳的成果更具有原创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加之他的文字学功底深厚，大小问题基本都能做到有理有据，自成体系，相比之下吴承志主要是以罗列旧说为主。因此不仅对吕的相关注语原文保留，还在附录中另制一张表来说明他的《五藏山经传》的诸山排列情况，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对他的成果作深入研究。同时作为附录的还有刘向的《上山海经表》和郭璞注《山海经》时所写的序言，这两篇文字分别是刘向、郭璞整理《山海经》时生成的副产品，随着《山海经》一书的历代抄刻而流传，别处都无收录，更无详细的注解。近人重新整理《山海经》时多将这两篇文字也同时收入，虽说两篇文义大致比较浅显，但其中也有个别字句难以索解，如刘文起首的职官人名、郭文中的谈玄之句，甚至前人多有句读上的讹误。今重新斟酌标点，附在书后，供读者参考。

在名物注释方面主要有动植物和矿物。动植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古今都没有很大异议的，在《山海经》中也是被用来指某种生物的，我们根据需要一般在引用前人说明之后会最终点明是今天分类学上的哪一科生物，以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进一步查询。另一类古人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的，或者本来就是《山海经》描述的奇怪物种，那只好保留前人旧说以供参考了。对于矿物的分析，我们主要采纳近代学者章鸿钊《石雅》中的相关分析比附在各条之下。

此外，还有两方面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淡化处理。

《五臧山经》每组山的最后都有关于祭祀山神的要求的描述，这在古代的礼制中属于“吉礼”的内容，相关的细节古人讨论得非常详细复杂。然而《山海经》中半神化的祭祀活动和后世史书、礼书上的说法并不完全吻合，《五臧山经》这几十组可以说自成一个小系统，要想深入探讨将会衍生出很大的篇幅，而且今天除了专业研究人员，一般人对此并不像地理方位那样有兴趣。比如“祈”字，只当祈祷的意思也说得通，毕沅将这个字解释为“”、“刏”，指用牲畜的血涂抹祭器，说法虽有道理，但复杂且难以证实。《山海经》中类似的关于祭祀的问题大多缺少其他资料的证明，今解说原则上从简不从繁，需要进一步深究的读者可依据原文检索相关资料。

还有一个淡化的就是神话。《山海经》中的神话内容占的比重很大，此书和《楚辞》、《逸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许多书的部分内容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神话的体系。神话本身就是模糊的、错乱的，不同的书之间如此，一部书中也往往如此。《山海经》中五次说到夸父，彼此之间有一致也有矛盾，每个神话传说纠缠下去都是一个复杂的结果，这不是注释《山海经》的工作能够全盘负责的。神话研究是一个专门的领域，以《山海经》为基点进行神话研究也是一个可行的项目，然而作为注释，只要提供《山海经》说了哪些神话，其内容如何就可以了。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只保留了一些郭璞提供的拓展资料和其他学者一些关系密切的论述，不做更多的延伸。

在上述工作中出现许多重复的注释，为节约篇幅计，对于单字注音和一些简单释义，在第一次出现之后不再重复注释，而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注释或特定的名物在相应位置标注“参见某条某注”。为此，我们将《山海经》全文的段落分别标上了顺序号，《五臧山经》的段落各版本没有什么疑义，《南山经》的第一段为南1-1，第二段为南1-2，依次类推，最后一段总结及祭祀内容不标号，称为“末段”。《海经》部分有些段落各版本划分不一，我们划分时根据内容及汪、毕、郝三家的分段情况略加权衡。

对于一部古书，看它历代的研读情况大致就可以了解其书的基本属性。对《山海经》，历来的读者夹杂着好奇、轻蔑和畏惧，其中心态上的矛盾不一而足，然而，《山海经》还是《山海经》，三万多字的原文还是那个样子，似懂，非懂，有许多问号在其中。因此，我们今天读《山海经》必须清楚：历代的学者也跟我们一样不清楚书中每一样东西的所指到底是后来的什么、哪里，历代的学者跟我们差不多也只能去猜测，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献远远无法真正告诉我们《山海经》中每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继续猜下去——尊重前人，并保持自我的独立。

陈成

二〇〇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