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天子　雄心不已

一　冲龄即位　忍辱负重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清兵入关刚刚十个年头，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内，伴随着一阵嘹亮的哭声，顺治帝的第三个皇子降生到世间。此时，这个婴儿的父亲，年仅十七岁的顺治帝，正在忙于指挥千里之外的平定南明永历政权的战争，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此事。因而，这个男孩出生之日，宫中没有一点喜庆气象，谁也不曾想到，此后不过七年，这个孩子便继位为君，并为清朝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创建了不凡的业绩。

种种情况表明，不只诞生之初，这个孩子不受重视，而且此后六七年中，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首先，他的父亲顺治帝当时正值青年，刚刚进入生育年龄，而且已连生三子，谁会料到他还能生几个儿子。其次，就他的生母佟氏而言，当时只是顺治帝的一个普通的妃子，而且出身汉军旗。虽然她的父祖两代早在入关前就已追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南征北战，卓有功勋，但是，由于清朝政权是一个以满洲贵族为主体所建立的王朝，这就决定她一家在当时的贵族中只能处于较低的地位。这样，佟氏妃子的出身必然也会影响这个孩子在宫中的地位。再次，还应看到，这个孩子出生前后，主持宫中事务的是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孝庄皇太后出身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在她的儿子亲政后，为了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处心积虑地扩大自己家族在宫中的势力，顺治八年八月，顺治帝刚刚十四岁，她即将自己的一个亲侄女立为皇后。由于顺治帝少年任性，和这个皇后关系不好并于顺治十年废掉了这个皇后。这时，孝庄皇太后又打乱行辈，将自己的一个侄孙女立为皇后。与此同时，同是出身博尔济吉特氏而入宫为妃者还有恭靖妃、淑慧妃、端顺妃、赠悼妃等四人。一时之间，顺治帝的后宫几乎成了博尔济吉特氏的天下。出于一家一姓的私心，孝庄皇太后满心盼望着这些侄女、侄孙女为她多生孙儿，以便将来承继大统。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顺治帝的满洲妃子所生之子她都不大喜欢，哪里还会喜欢这个出身汉军妃子所生之子？因此这个孩子出生之初，佟氏妃子并未因生子有功而地位有所上升，她所生的孩子也像其他一般皇子一样被遣送出宫，与乳母别居西华门外的一座府邸，长期就养在外，使得他的父亲几乎将他遗忘。顺治十四年前，顺治帝明明已经生了三个儿子，但在当年十月，他所宠幸的皇贵妃董鄂氏为他生了皇四子，他即刻认定这个儿子为第一子，还在不少场合说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就是将来的皇太子。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虽然孝庄皇太后为顺治帝连续娶了六个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女子作为后妃，但是，使她失望的是，对于这些后妃，顺治帝一个也不喜欢，当然更谈不上会给她生孙子。与此同时，顺治帝虽然极为宠爱他的董鄂氏，并将她所生的儿子定为第一子、皇太子，但是，这个孩子不过百日，即因病殇逝。倒是几乎被遗忘的佟妃之子得以健康地成长了起来，并且还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而得到了祖母和父亲的喝彩。这个佟妃之子五六岁时，曾在乳母的带领下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起进宫向祖母和父母问安。眼见这个孩子天庭饱满、眉清目秀，神采焕发、声音洪亮，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已起爱怜之意，而听其谈吐不俗，观其举止有礼，更使他们感到惊奇。这时，顺治帝又逗着问他们，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当时常宁刚过周岁，自然未作回答。福全年龄较长，已懂人事，面对皇父所提这一重要问题，生怕回答错误，沉吟片刻，方才谨慎地回答道：愿在皇父之下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亲王。倒是佟妃之子无所顾忌，爽人快语地回答道：我大了要像皇父一样，把天下治理好。这种回答，乍一听来，似显放肆不恭，但是，仔细一想，在十分盼望子孙成人后统治天下的帝王家庭里，却是最满意的答案。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出语如此不俗，顺治帝不由得暗暗称奇。从此，他对这个儿子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虽然佟妃所生之子于出生之后数年未曾受到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的重视，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不断发生变化，机遇还是不断地向这个孩子靠拢，并且终因顺治帝英年早逝而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顺治帝亲政后，由于统一全国的军事战争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开国之初，各种事务也百废待兴，因而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非常忙碌。与此同时，婚姻和家庭中的挫折也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精神和身体。这样，至顺治十七年时，这个刚刚二十三岁的青年皇帝已被折磨得精疲力竭，骨瘦如柴。心力交瘁，自然易于招致疾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在京城士庶正在庆贺新年之时，顺治帝却因感染了时人视为最可怖的天花而重病在床。为了使他康复，自孝庄皇太后以下，所有内廷臣工虽然用尽办法，但因为顺治帝过于虚弱，太医束手，至年正月初六日，终告不治。这样，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病危，清朝中央政权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顺治帝病危是入关之后清朝最高统治机构中发生的头等重要大事，为了继续维持清朝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择嗣继立刻不容缓。为此，正月初六日深夜，顺治帝特召学士麻勒吉、王熙进入养心殿病榻之侧，让他们聆听遗言，撰拟遗诏。同时，诸王、贝勒及朝中亲信大臣也齐集养心殿东间，静候顺治帝确定继嗣人选。最初，顺治帝考虑自己诸子年幼，而统一全国的军事战争正在进行，继嗣皇帝应该年龄较大，因而提出让他的一个从兄弟作为继位人。按照这一设想，新的皇帝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辈中考虑，并不固守父子相传的旧例。但是，他的这种设想遭到了上三旗大臣的抵制与反对。清朝政权开创之初，依靠八旗治国。在八旗中，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亲自统率，称为上三旗。其他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五旗分别由宗室旗主掌握，称为下五旗。如果将宗室亲王拥立为继位皇帝，将会发生连锁反应。原来顺治帝统率的上三旗地位将要显著下降，而被立为新皇帝的宗室亲王所领之旗地位必定直线上升。顺治以前，在最高权力更迭之际，这种情况就已发生。现在，顺治帝又想重走老路，显然不利于清政权的统一和巩固，也将动摇上三旗大臣在清政权中已经形成的优势地位。同时，对于顺治帝的这种设想，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也持反对态度。三十多年来，最高统治者不是自己的丈夫就是自己的儿子，如果皇宫易主，自己往哪里摆？自己的几个嫡亲孙子又往哪里摆？出于这些考虑，她和上三旗大臣都坚决主张，尽管顺治帝诸子都在幼年，也要从这些孩子中择人继立。在征得顺治帝同意将继嗣范围缩小到顺治帝所生诸子的时候，他们又陷入了困惑的境地。当时，顺治帝在世诸子计有六人，他们是：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八岁）、皇五子常宁（五岁）、皇六子奇绶（三岁）、皇七子隆禧（二岁）、皇八子永干（二岁）。其中，皇二子福全年龄较长，母家出身满洲，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失明。皇三子年龄只比福全小一岁，但是母家又出身汉军。其他几个皇子，虽有母家出身满洲者，但是年龄又太小，有的还在襁褓之中，如选立为君，显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当孝庄皇太后和上三旗大臣都束手无策之际，正在钦天监任职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向他们提出了以皇三子继位为君的建议。他所坚持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皇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这种病症的伤害。”顺治帝正是因天花而致不起，因而，汤若望的这一建议，不但顺治帝深表赞同，就是在旁的孝庄皇太后和上三旗大臣也顿开茅塞。因为皇三子此时虽已八岁，却一直未取汉文名字，为了用满汉文字向全国颁布遗诏，将要进入弥留状态的顺治帝特为他取名“玄烨”，并命苏克萨哈送至乾清门麻勒吉、王熙起草遗诏之处。至此，这个七年以来一直默默无闻的普通皇子的生命历程开始发生了重要转变。

继位新君确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体制问题。自古以来，新君年幼即位，一般于下述数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母后临朝，委政外戚，亲王辅政，老君主指定重臣辅政。皇太极病逝时，顺治帝年方六岁，满洲贵族会议决定实行宗室亲王摄政，即由顺治帝的两个叔叔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其后，多尔衮将济尔哈朗剔除，自称摄政王，并擅自加封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等称号，其权力凌于皇权之上，致使清朝新政权一度出现了枝大于干，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局面。所幸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死去，顺治帝得以收回全部权力，否则必然出现皇室冲突。鉴于历史教训，顺治帝、孝庄皇太后和上三旗大臣皆不取亲王辅政。孝庄皇太后出身蒙古，母后参政、外戚入朝，只会产生新的矛盾。如若玄烨生母佟氏临朝，不仅其本人无此能力，其出身汉军一项即不会为孝庄皇太后和满洲宗室所接纳。因而母后临朝，委任外戚方式，虽经考虑，终因易于招致訾议，后果难测而被放弃。所以，可供选择的，只有大臣辅政一种方式，既可确保满洲贵族对政权中枢的控制，又可将遴选大臣的范围限于上三旗，同时辅政者必须接受宗室大臣的监督。

根据上三旗大臣的历史和现实表现，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决定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共同担任辅政大臣。

索尼（1601-1667），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原为皇太极之嫡系，早年为清朝兴起立下过赫赫战功。皇太极死后，他与两黄旗大臣盟誓于盛京大清门，誓立皇子。顺治初年，多尔衮对其先加拉拢，见未为所动，又屡行打击，将其革职，遣守昭陵。顺治亲政后起复，授予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等要职，参议军政大事。他曾上疏顺治帝，历数京师内外败政弊端，奏请严饬查禁。顺治十八年，他已年逾六十，是素有威望的一等伯。其一生经历证明，他是位忠于皇室、政治上十分成熟的大臣，因而被确定为首席辅政大臣。

苏克萨哈（？-1667），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与皇太极之母孝慈高皇后同族。早年自叶赫投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公主下嫁，因称额驸。苏克萨哈即公主所生之子，与顺治帝为表兄弟。原本隶属正黄旗，皇太极时期，黄、白易帜，遂同父母转为正白旗。他曾以军功署理牛录章京，屡建战功，骁勇过人。顺治初，两白旗地位随多尔衮势力增长，重占优势，为他乘机进取提供了机会。但他一心投身于军事，并不刻意钻营，因而在黄白两旗权力角斗中，他并未深陷进去。顺治帝亲政以后，他因“告发有功”，而晋为议政大臣、镶白旗护军统领，被封为拖沙拉哈番。他竭忠尽力，东征南进，战功无数，受到顺治帝的一再嘉奖和擢迁。顺治十三年，他受封二等精奇尼哈番，任内大臣，留在皇帝身边。顺治十四年时，孝庄皇太后一度身患重病，苏克萨哈又以内大臣身份终日奉汤送药，“昼夜勤劳，食息不暇”，更加得到皇室信任。顺治帝病危期间，他一刻不离左右，皇上的“特赦”御旨和为皇太子取名“玄烨”的圣谕，都由他亲自传送。为报知遇之恩，他曾真诚地要求以身陪殉，顺治帝让他以辅佐太子为重，他在正白旗极具影响，而正白旗又原为多尔衮旧部，直到顺治八年以后才被收为上三旗，为了巩固两黄旗与正白旗的团结，防止发生新的动乱，在考虑辅政大臣人选时，特将其列为第二。

遏必隆（？-1673），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为清朝开国功臣额亦都少子。早年随同父兄南征北战，天聪元年（1627），以军功承袭其父总兵官世职。天聪八年，又被擢为头等侍卫，世袭不替。遏必隆以勇猛善战博得皇太极赞赏，并随两位兄长车尔格、图尔格一起由所隶属的镶白旗转入镶黄旗。崇德末年，他与索尼、鳌拜等黄旗大臣拥立豪格，不成，又同对天盟誓，誓辅福临。多尔衮摄政期间，革其官爵，抄没家产，被逼回镶白旗，险些送命。直到多尔衮死后，才重新受到重用，重返镶黄旗，先后受封多罗额驸、一等公、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孝庄皇太后生病期间，他亲侍左右，废寝忘食，深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嗣后被晋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他一直是两黄旗重臣，被列为辅政大臣，名列第三。

遏必隆腰刀

鳌拜（？-1669），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父卫齐，为清朝开国功臣费英东之少弟。清朝初年，鳌拜随同父兄屡立战功。入关前征朝鲜，战松山；入关后逐李自成，剿张献忠，无不身先士卒，舍生忘死，冲锋陷阵，骁勇善战。皇太极去世后，两黄旗大臣盟誓誓立帝子，谓：“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鳌拜亦在其中。多尔衮摄政期间，这个身世显赫、性情桀骜不驯的青年将领不曾有丝毫阿附，尽管他为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不仅无人论功，还数遭多尔衮报复，屡降罪责，乃至被三次论死。多尔衮死后，他以“军绩颇多，且为国效力之处，其功甚懋”，先后被任命为议政大臣，由一等侯晋二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得参与军政大事，成为顺治帝所倚重的两黄旗大臣。因而，在顺治帝病危时，命他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并为辅政大臣，名列第四。

在确定辅政大臣同时，孝庄皇太后大大加重了顺治帝遗诏中的自我责备之辞，并以顺治帝口气，先后为其开列了十四条罪状，其中有“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过分“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下令裁减百官俸禄，而自己却修造宫殿，务极精工，“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效法亡明陋规，“设立内十三衙门”，重用宦官；“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等等。显然，孝庄皇太后将遗诏作重要修改，目的在于重新调整清朝政府的大政纲领，以此协调包括辅政大臣在内的满洲旧臣的关系，争取贵族对康熙政权的支持。这份遗诏对凝聚清朝皇族的向心力，巩固和发展清朝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也预示着康熙朝初期，清朝将对顺治朝以来的统治路线进行重要的修正。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夜时分，顺治帝崩逝，终年二十四岁。

遗诏宣示过后，辅政大臣即向皇天上帝和大行皇帝灵位宣誓就职，他们宣誓：“大行皇帝不以我们四人才能庸劣，在遗诏中任命我们四人担任辅政大臣，保护幼主。我们于此向皇天上帝和大行皇帝之灵位宣誓，一定要同心协力，辅佐政务，并在辅佐政务时，一心为公，不怕得罪人，不徇私舞弊，不援引亲信，拉帮结派，不与诸王、贝勒私相往来，受其贿赂，惟以一片忠心，报答大行皇帝的恩德。如果宣誓之后，心口不一，处处为自己打算以及有违背誓言的行为，甘愿受上天最严厉的处罚。”

为了防止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并让各项国务活动纳入正轨，孝庄皇太后打破惯例，择定正月初九拥立玄烨即位。是日黎明，派遣大臣分别向皇天上帝、神祇、太庙、社稷报告玄烨即位的消息。而后，玄烨身着重孝，到大行皇帝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表示自己恭受遗命。随即又换上吉服，至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居慈宁宫行礼毕，至太和殿，升宝座。此时，钟鼓齐鸣，王以下文武各官一律身穿朝服，一齐向玄烨行叩拜大礼。同时，颁诏天下，宣布大赦，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并颁登基诏书于天下。在孝庄太皇太后的主持下，八岁的玄烨开始了他长达六十余年的皇帝生涯。

由于玄烨少年即位，为强调其统治地位，树立其统治权威，正月十三日，孝庄太皇太后特别宣懿旨于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尚书以及文武官员等，要求务必向新皇帝效忠，“与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大臣官员齐集正大光明殿，向皇天上帝及大行皇帝神位进行了宣誓效忠。

对于玄烨的顺利即位，孝庄太皇太后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使自己的嫡亲孙子得以继承皇位。因而玄烨继位之后，她对这个一直颇为陌生的孙子顿时亲近起来。在她看来，这个孩子是她最可宝贵的，是她的命根子，因此，玄烨即位之初，孝庄太皇太后即让他搬入慈宁宫，与自己同住。她自己心甘情愿地做玄烨的教师与保姆，期待他健康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君主。令她担心的是，这个孩子年方八岁，将来能否挑起管理国家的这副重担。带着这份担心，有一次，她试着问玄烨，年岁大了希望干什么呢？玄烨回答，希望天下安定，人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寥寥数语，使得孝庄太皇太后大为高兴。

对未来，这个自小心怀大志的少年君主此刻充满了信心：他的身后，是最可信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他的面前，站着父亲和祖母亲自挑选的经验丰富、忠于皇室的四位辅政大臣，他们就是他继承父业、实现自己宏伟抱负的可靠后盾。

的确，他的祖母，这位年逾半百、身历三朝的皇室女性，十八年前，靠着自己的机智和谋略，使自己的儿子福临成为一国之君。如今，历史又一次将她推到这个少年天子的背后。她会呕尽心血，呵护她的嫡孙长大成人。她会以她丰富的经验、超人的才干、卓越的政治见解和高贵的气质将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君主。碍于“母后不得预政”的古训，她自己无法公开预政，不得不在顺治帝病笃之时，匆匆做出以相互制约的四异姓大臣共同辅政的决策。她十分清楚，这实在是个“诸害取其轻”的不得已之计，危急的形势使她既要设法协调早已十分紧张的上三旗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又要时刻提防天子大权再度旁落权臣之手。为此，她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制约，包括“凡涉军政大事，四大臣议定后，须奏请太皇太后裁决”。她希冀四位大臣能够竭忠尽力，遵遗诏辅佐康熙帝。她希望，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们都能服从调遣。只有这样，初登皇位的少年皇帝才能顺利渡过这次政权更替危机，确保大清王朝的长久延续。

孝庄文皇太后常服像

事实上，孝庄太皇太后的警觉与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大臣辅政这种非常态的政治体制注定了康熙朝政治从一开始便走上了坎坷之途。

居四辅臣之首的，是素有威望的一等伯索尼。这位出身于正黄旗的贵族将领，数十年效忠皇室，一向胆大心细，办事干练，加之数历荣辱沉浮，身经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帝三个时期，尤其谙于宫中政治。可以说，从表面上看，由这位劳苦功高、深孚众望的老臣辅佐皇权，没有什么会令人不放心的。然而，此时的索尼已到花甲之年，体衰多病，开始走下坡路。昔日激昂进取的锐气雄风为晚年的暮气所取代。尽管他依然持重、坚定，但已无力应付日益复杂的内部争讦，面对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他似乎感到了一种弓矛剑戟无法统治的力量，能够护佑他承当起这首席辅臣大任的，唯有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祖宗之法”。从辅政伊始，他便坚持实行了一套代表了满洲旧贵族利益的落后、僵化、保守的政治方针。

位居索尼之次的苏克萨哈，出身于额驸之家，也曾是一位出入疆场的勇将。由于在黄白两旗的冲突中，没有卷进斗争旋涡，太皇太后在权衡上三旗利益关系时，便选中了苏克萨哈作为平衡满洲各旗势力的砝码。令人遗憾的是，苏克萨哈只是一员刚毅善战的猛将，他虽受到太皇太后的庇护，却不具备应有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眼光，文化素养极差。他的贵族旧臣的阅历和身世，决定了他会像索尼那样坚定地维持满洲贵族利益，以昔日的“淳朴旧制”抵制千差万别的汉俗。在宫中，他身处白旗的弱势，却高居于出身两黄旗的遏必隆、鳌拜之上，这一切都预示着，在他的辅政生涯中，将面临无法摆脱的矛盾与冲突。

出身于满洲簪缨之家的遏必隆，是在性格上与前述两位辅政大臣相差极远的顺治宠臣。四辅臣中，他排位第三，除军功显赫外，并曾将女儿钮祜禄氏送入宫内，立为贵妃，身列国戚。然而清廷中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得遏必隆深感没能力也不愿意插足满洲上层贵族残酷的内部角逐。他很少干预宫中军政要事，时常唯唯诺诺，随声附和，保持沉默，纵使有所不满，亦轻易不作流露。他出身将门，对政治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远见卓识。其位虽居鳌拜之先，却甘拜下风。一日上朝，他竟恭让鳌拜居前位。内部的争斗已使他变得思想僵化、胆小圆滑，而少有魄力，后来，终于蜕变为鳌拜的应声虫。

四辅臣中排位最后的是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在宫中，他因冒死效忠顺治帝而受到嘉奖，数遇优升，并被授领侍卫内大臣。孝庄皇太后病重时，他率侍卫“昼夜勤劳，食息不暇”，又得加封太傅、太子太保。加之他总是以维持满洲旧制为己任，而且重视武备训练，因而他不仅成为皇帝、皇太后的心腹，也深受清廷保守的上层贵族们的赏识。顺治末年，鳌拜俨然成为宫中颇具影响的人物。因而，尽管身居四大臣之要职，他却毫不满足。他认为无论是出身、功业、体魄，乃至心计，他亦决不亚于排在他前面的三位老臣。凭着自己的抱负和能力，迟早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就这样，他踌躇满志，毫不逊让地登上了辅政大臣的舞台。

顺治帝亲政后，经过不断努力，到顺治末年，皇权不断得到加强。然而上三旗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张，旧贵族首领们对不断强化的皇权，以及顺治帝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进行长时间的抵抗。康熙朝的辅政大臣都是上三旗的王公贵族，地位显赫，不仅在本旗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上三旗旧贵族的政治代表。他们留恋昔日的赫赫战功与高贵地位，但都缺乏犀利的政治眼光和处理国家事务的经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经济格格不入。他们基本不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既不了解，也不理解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他们只是热切地希望由他们来维护各自的和贵族们共同的利益，维护和恢复祖制。

为了实行满洲贵族对中原的有效统治，四大臣对顺治帝入关后的朝政大纲及汉化路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率祖制，复旧章”的活动，这样，康熙初年的政治呈现了明显的倒退色彩。

首先是十三衙门的废除。

顺治帝亲政后，加速强化封建集权，建立一系列中央机构。其中一项重大改革，是顺治十一年裁撤内务府，改设八监、三司、二局，统称“十三衙门”，兼用满人近臣与宦官。顺治十八年二月，辅政大臣执政伊始即向全国颁发诏谕：“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万民告匮，兵饷不敷。……坏本朝淳朴之风俗，变祖宗久定之典章。”“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定制，内官俱永不用。”首倡者吴良辅也以“变易旧制”罪名论斩。随着十三衙门的废除，为处理宫中事务，内务府重新恢复，以御用监之职立广储司，尚膳监之职改采捕衙门，以惜薪司之职改内工部，又改御马监称阿敦衙门，将兵仗局改称武备院等。十三衙门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宦官干政、奸人擅权的弊病，然而，废除的本意，则是在于维持满洲“淳朴之风俗”，恢复“祖宗久定之典章”，用以削弱汉族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宫廷传统的影响。此外，太监预政之弊并未由于十三衙门的裁撤而革除，不过改由三旗包衣充当内务府司职而已。

其次是罢内阁、翰林院，复设“内三院”。这是四辅臣秉政后的另一项复旧举措。

顺治十五年，作为加强皇权的另一项改革措施，顺治帝采用了明朝中枢机构体制，裁去通称为“内三院”的秘书、弘文、国史三院，改立内阁，由内阁大学士主持中枢政务。与此同时设立翰林院，兼用满汉学士。此外，顺治帝对部分国家机构进行了重要调整。顺治十八年六月，顺治帝的改革方案再被推翻。辅政大臣所颁诏谕称：“朕（当然不是康熙帝本人）兹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内三院衙门，自太宗皇帝时设立，今应仍复旧制，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内三院应设满汉大学士、学士等官。”七月，内三院重新开设，各设满洲大学士一员，汉学士一员，并规定，一旦见缺满洲学士即应推补，汉学士则不必如此。康熙元年二月，翰林院并入内三院，其侍讲学士、侍讲也随之一并裁汰。此外，以不合旧制为名，辅臣又将顺治十六年并入礼部的理藩院独立设置，恢复其与六部并行的地位。

不仅如此，随着中央机构的复旧，清朝政府内部保守势力迅速扩张，先前顺治帝为加快封建化过程，缓解民族矛盾所制定的重用汉族官吏，笼络汉族地主士人的政策也出现了摇摆不定和日益严重的偏斜。

为巩固清朝政权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顺治帝曾经对于汉族官吏采取了严加控制与笼络重用并行的政策，下令对明朝原各衙门官吏“俱照旧录用”，动员归隐山林的官员复出参政，对农民起义军首领甚至采取个别收买劝降的方式。不少汉族官吏当上了清朝的高官重臣，如吏部尚书孙廷铨、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等。

然而此时，以辅政大臣为首的清朝政府却以考满、京察、大计等各种方法对朝中及地方汉族官吏严加“甄别”“更定”。从康熙元年至四年，先后颁布了“停止京察”“俱着三年考满”制度，并“停止督抚每二年荐举之例”。根据考满结果来确定是继续留用抑或降级、革职。这一制度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压抑了地位较低的汉族官吏，同时，也助长了官场上的腐败风气。由于考满对各级官员，尤其府州县下层官吏的荣辱与前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时之间，贿赂舞弊、拉党结派成为风气。由于每年正月至四月是自陈考满时间，一到此时，奏疏频报，纷杂繁乱，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家政务。康熙四年，御史季振宜接连三次上疏，直陈考满真相，并称考满使风气更加败坏，“钻营奔走，弊不胜言”。不得已，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决定：今后各官升转，照例论俸，停止考满。康熙六年，终于决定恢复以往“三年一次大计，六年一次京察”的旧例。

建立考满制度只是辅政大臣压抑汉族官员的较为和平的手段，而对于广大汉族各阶层人民，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清朝政府则毫不手软地进行了残酷迫害和镇压。康熙初年的哭庙、奏销、明史、岭南等震惊全国的事件正是清初满洲贵族势力打击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而制造的一个又一个血腥大案。

顺治十八年初，顺治帝去世，哀诏到日，全国各省巡抚按例率属设位哭临。江苏吴县知县任维新贪贿浮征，滥用非刑，当地百姓积怨已久。得知世祖哀诏要传至江苏，并在文庙举行哭临大典，诸生金人瑞、倪用宾等人便商定手拟状稿，状告知县任维新。哭临当日，金人瑞等十八人率当地士绅千余，到文庙向前来的江南巡抚朱国治呈递揭帖。然而，朱国治非但不主持公道，反将此事密奏于上，诬称当地士绅“集众千百，上惊先帝之灵”，并将十几个带头者系于牢狱。消息传至北京，辅政大臣立即派侍郎叶尼前往审讯，并将为首十八人一律凌迟处死。家中财产，尽被籍没。哭庙案为康熙朝第一次大冤狱，在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明末清初，江南名士多为讲学、论学而互相结社，一时蔚成风气。清朝政府对此早欲裁抑，只是苦于没有借口。此案一发，满洲贵族师出有名，立即以“大不敬”为名，滥加诛勠。受此影响，讲学结社之风几乎断绝。当时被杀者中，首为著名才子金人瑞。金人瑞，字圣叹，所批“六才子书”传诵甚广，他死之后，当地士庶无不痛惜，并为歌谣称：“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日圣叹国治杀，他日国治定被国贼歼！”后来朱国治在云南被吴三桂所杀。

不久，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打击汉族士绅的大案再次轰动了江南，这就是顺治十八年上半年发生的江南奏销案。

顺治十八年三月，辅政大臣颁布了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处分条例，条例规定，各地方官员，凡本地有拖欠钱粮，都应停止升转；限期未完者，将受革职、降级处分。几乎在同时，清朝政府又以财政紧张为借口下令赋税十年并征。一时之间，无论上下官吏、新老士绅的命运全都与钱粮系在一起，因而人们都将“新令”视为“陷阱”。

江南巡抚朱国治素以暴政为擅长，催征急迫，以图邀功。士绅凡有拖欠，即被诬为“抗粮”而遭题参，仅苏、松、常、镇四府被造名册题参者，竟达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辅政大臣闻报立即下令，将所列士绅尽革功名，将在籍者提解来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故者提其家人。吴伟业、王端士、吴宁周、黄庭表、浦圣卿等名绅都被押解，拟送刑部。昆山探花叶方霭，所欠不过一文制钱，亦被列入“抗粮”名册，遭到羞辱，以致江南流传“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同时，安徽、浙江等地也效法江南，一时冤狱四起，以致各狱中诸生竟无立足之地！许多地主、文士将田产视为大累，纷纷出售。一时田价大跌，竟有一月间斥卖祖业过半。学校书院为之一空，而书生文人以逋负遭受杖击鞭笞则成为屡见不鲜之常事。本来对清朝政府就极为不满的文人绅衿们对满人统治更产生了极深的抵触情绪，一度趋于缓和的满汉民族矛盾又复尖锐起来。

在当时各起案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康熙初年发生的庄氏史案。

天启年间，朱国祯撰写了一部明史，入清后，将书稿卖给了同里富豪庄廷。庄廷素无才德，又无子嗣，为留名后世，特聘当地知名文人茅元铭、吴之铭、蒋麟征、韦全佑等对书稿删改、润色并加以论断，并补以天启崇祯间史事，题为《明史辑略》，攘为己撰，并将参校者姓名列于书首。康熙元年，被黜原归安知县吴之荣侦知庄氏家资颇丰，便欲借此敲诈钱财，在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持庄氏私刻《明史辑略》向江南将军松魁告发。满洲将军松魁无意扩大事态，将案件下移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复遣督学胡尚衡处理此案。由于庄家得知消息，立即以重金疏通关节，终于使案情暂时平息，吴之荣因诬告和侵吞反被逐出吴江。嗣后，吴之荣心怀愤恨，决意大加报复，便携初刻旧版原书一部，上报刑部。康熙元年冬，朝廷急派刑部侍郎罗多等来到南浔，严加勘查。在钦差带领下，次年正月，清军官兵数百人开进湖州，紧闭城门，四处缉拿“要犯”，制造了震惊海内的杀勠惨案。

首先是庄氏家族，立即陷于灭顶之灾。庄氏一家百余口被逮，庄允诚被械至京，死于狱中，其子庄廷已病故，被开棺勠尸。至最后定案，其弟庄廷钺一家十数口连坐，凌迟处死。家产籍没，妻子充边为奴。

由于不少学者士绅参与该书修订、作序、制版、售卖、购买，一些官员受贿后不予处理，所有干连人犯，都成了清政府缉拿和惩治的对象。其中前南明弘光朝礼部主事李令皙曾为该书作序，案发后被系家人男女百余人，李令皙与子、侄四人皆被杀。列名庄氏《明史》修订者的，多为当时江南名士，其中有些人并未参加实际之修订，也都大难临头。茅元铭，明代著名文学家茅坤之后，平日闭门读书，庄廷颇仰慕其名，故将其列于参评。茅氏因此得罪入狱。在狱中他与潘柽章、吴炎等一起，每日赋诗为事，见到满洲官员则大骂不止。恼怒的满洲钦差将茅氏七口判为死罪。同案被杀的，还有年轻有为的学子吴炎、潘柽章，都是晚明诸生。他们精通历史，综贯百家，立志仿司马迁《史记》，私修《明史》，并撰成史稿。顾炎武很敬慕两人，曾将自己终身积累的史料尽数借给他，后来都湮没无存了。庄廷之父见吴炎、潘柽章也在修《明史》，以为他们与庄氏不谋而合，也将吴、潘姓名列入参评。入狱后，吴炎、潘柽章受尽酷刑，牙齿尽落，后皆遇害。对两人之死，顾炎武十分悲伤，撰诗祭悼他们曰：“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其他江南名士，一旦姓名列于书中，也难逃一死，得以幸免的，只有查继佐、陆忻和范骧。查、陆、范三人都是浙中名宿，吴之荣首告庄氏时，竟诬称查继佐、陆忻、范骧三人为刻订书同谋，而继佐尤为主笔。查继佐等据理力辩，证明早在初刊该书时，即已发现自己被冒名，遂申报官府，后经多方奔走，又有广东总兵吴六奇出面亲保，查、陆、范三家一百七十六人才在受尽了狱中惊吓折磨之后，得以放归。

此次史案，不仅打击了江南文人士子，对于一些地方官吏也严惩不贷。江南将军松魁，事发后与幕僚程维藩同被押赴京师，松魁以满人不识汉字，免死，削官回旗，程维藩被勠于市。提督梁化凤，系大功臣，数经辩解，方免一死。其幕僚徐秩三则成为替罪羊，丢了性命。前湖州知府陈永命、江宁知县陈永赖、湖州知府谭希闵、湖州府学赵君宋、湖州推官李焕、乌程县学王兆祯皆罹此难。一些与此案无关的无辜者竟也受到严重的中伤与惩治，南浔富人朱佑明，与吴之荣不和被诬，与其三子一侄同遭杀勠。

这场酷烈的文字大狱，始发于康熙元年（1662）春正月，决狱于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这一天，杭州弼教坊大开杀戒，罹难者七十余人，书首列名十八人皆遭凌迟处死，杭州城内一时囚系曾达两千余人！只有告发者吴之荣，大受清廷褒奖。不但官复原职，还得到庄、朱两家籍没的部分产业，最后竟荣升至右佥都御史！

由于辅臣控制朝政，一意孤行，寻机制造大案惩儆汉族文人，使险恶之徒强诬滥咬，反而得势，将康熙初年满洲贵族的毫无遏制的民族压迫和思想专制推向极端。庄氏史案的审理结果在全国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一时之间，不少无赖、文痞仰承辅臣压抑汉族士绅的意图，纷纷赴官府讦告、诬陷，不少知名学者因著述中有某些“诋毁”清朝的悖逆之辞而受迫害。此后不久，又先后发生了孙奇逢《大难录》案、沈天甫逆书案、顾炎武《忠节录》案等。从表面上看，无论庄氏史案、孙氏《大难录》案抑或顾氏《忠节录》案，各案发生均因无赖敲诈，而陷人以罪。但就其实质而言，这些恶性杀勠案件，则是出于辅政大臣蓄意镇压汉族学者文人的基本政策。由于这些案件的不断发生，严重地破坏了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寻找借口对汉族士绅严厉打击的同时，对于汉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辅政大臣也变本加厉地予以血腥镇压。顺治十八年五月，山东发生了著名的于七领导的胶东人民起义。受其影响，登州、莱州一带的农民纷纷响应。辅政大臣立即派军镇压，斗争持续了一年多。胶东大地遭清军残酷血洗，沿海居民被强迫迁入内地，各旗兵马，分驻登、莱、胶三处，同时大肆搜捕“于七党”，仅莱阳一县被杀农民即达数百人，凡与于七有往来者，皆系于狱，当地士绅被牵连者亦达数十百家。栖霞、莱阳两地农民受害最甚，“一日俘数百人，尽勠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浙江按察使宋琬，因受到族人、于七仇人宋一炳“与逆贼于七通谋”的诬告，也被械送刑部狱中。直至康熙八年“公（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

这样，由于辅臣专权及大幅度地背离了顺治朝以来的加强中央集权、加速汉化的基本路线，导致了皇权的暂时削弱，同时也造成了汉族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与清朝政府严重的隔阂和对立。全国形势不断恶化，康熙初年，清朝政府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