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党魁，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4年至1945年为德国元首。1939年，希特勒下令入侵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之后的三年里，德国及其他轴心国占领了大部分的欧洲、北非、东亚及太平洋诸岛屿。然而1942年之后，盟军开始反攻，德军渐居劣势。1945年4月，在苏联红军逼近柏林之时，希特勒自杀身亡。

流落维也纳街头的三流画家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奥地利东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布劳瑙出生了。希特勒前面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他是一个海关小职员的第三个孩子。

希特勒的出生地——布劳瑙，地处奥地利西北边境，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交界之处。

他的出生地对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希特勒早在青年时期就想：两个说德语的国家，同属日耳曼民族，不应有边界分开，应该统一。他的这种原始想法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结束。

这也正是他为何在掌握了德国政权，成了独裁者之后，吞并奥地利，使奥地利成了他对外侵略扩张首要目标的原因之一。

1909年，希特勒只身来到维也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此前的5年里，他因父亲去世，家庭拮据，一直辍学在家做着当艺术家的梦。

20岁的希特勒身穿一件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前额头发斜梳，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两颊和下颌胡须丛生，身后背着一个破旧的画架。他从一个街头流落到另一个街头，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

他画着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等景物，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或者被家具商买来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

希特勒白天以卖画得来的钱在小酒店或候车室里买些廉价食品充饥，夜晚或在公园的长椅上或随便在哪家的门洞里过夜。甚至在紧迫之时以典当衣物度日，直至身无别物，最后便加入到以依赖施粥为生的流浪者的队伍里去。

1909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的希特勒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住处。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成了一个注视、关切社会和世界的人。

他的一个朋友叙述道：“希特勒常常起来反对一些事情，他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从未见过他轻松愉快地干什么事情。”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苍白的、病弱的、瘦高个青年。他常常沉默不语，但谁要是与其意相悖，谁要是反对了他，他会立刻暴发，歇斯底里地狂怒起来，向所有反对他的人倾泻。

当时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参加政治活动，但他却在单身汉寓所里进行了政治斗争和蛊惑性煽动的预演。正是在这个远离政治舞台的小圈子里，希特勒形成了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信仰。

他的雄心、活力和懒惰同他的古怪性格混杂在一起，使他在一小撮失意者中崭露头角。短短的几年当中，希特勒具备了有可能成为职业政客的各种基本素质。

在此期间，他衣衫褴褛、缺吃少喝，但他却异常注意国内外的政治动向，特别是重视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

另外，圆滑、扯谎、曲解、欺骗和奉承的能力也是他在流浪期间练就的特殊本领。他可以公开地伪装，理直气壮地扯谎，坦率地残忍和不择手段。

他不信任任何人，也不委身于任何人，因为他不承认在人与人之间有任何的友谊和忠诚。

他根据人类的普遍弱点，得出荒谬的结论，之后使许多同样老奸巨猾的对手都猝不及防，纷纷败下阵来。

摒弃俸禄投身政治的高级掮客

1913年春，希特勒年满24周岁了，按照奥地利政府的规定，他早在20岁的时候就应该去服兵役，可他却逃避了4年。

眼下情况不同了，欧洲大陆阴云密布，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到兵役局去报到。希特勒一看情况不妙，就赶紧买了火车票，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维也纳，跑到德国去了。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亲王在萨拉热窝被一名塞尔维亚的爱国分子刺杀了。

一个月以后，欧洲几个大国相继宣战，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爆发了。交战的双方，一方是以德国、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另一方是以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为主的“协约国”。

战争爆发以后，希特勒马上上书巴伐利亚国王，恳请国王恩准他加入巴伐利亚军队。他的请求得到国王批准，国王批准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

“平生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战争不仅使希特勒摆脱了贫困，而且在希特勒看来，战争给他提供了一个参与改变世界的良机。他说：“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下来，衷心感谢上苍，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

从此，希特勒投笔从戎，结束了他的卖画生涯。当兵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后来曾经庆幸自己走了这条道路，这条最合乎他本性的道路。希特勒因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下士，旋即调往团部当传令兵。不久，他被上司奖励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

希特勒喜形于色，写信给慕尼黑裁缝师傅波普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我那些也该获铁十字勋章的战友们几乎都阵亡了。”

1918年8月，希特勒又得到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这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一级铁十字勋章很少授予普通士兵。李斯特团日志中有希特勒得奖的记载，但没有说明得奖章的原因。

一种说法是他只身俘获了15名英军，因此得奖；另一种说法是他只身俘获了12名法军。不论什么原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以此作为最高的荣耀和他作战勇敢的证明，始终骄傲地挂在胸前，直至他死去。

1919年春天，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被第二步兵团雇用，任务是侦察和调查各政党和组织，特别是工人政党和组织的活动及其性质。这项工作希特勒干得很卖力，颇受上司赏识。

不久，他又被派到当地军区司令部的新闻和宣传处工作。为了扩大陆军的保守思想的影响，司令部举办了“政治训练班”，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同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的“斗士”。

希特勒在训练班上比较系统地听了一些右翼思想家和教授的政治见解，进一步启发和加强了他的保守和反动思想。希特勒控制不住的演讲欲和滔滔不绝的口才，特别是他的极右思想观点，使他的主管上司感到满意。训练班出来以后，他就被派到一个团里去做教官。

1919年9月的一天，希特勒接到上司的一项命令，要他去调查一个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小政治团体。他奉命去后，发现该团体几十个人，坐在一间偏僻阴暗的房子里，死气沉沉。

会上有一个叫做弗德尔的土木工程师作演讲，恰好希特勒在政治训练班里见过他，彼此熟悉，这倒免去了希特勒这个冒昧与会者的尴尬。

弗德尔在专业上不怎么样，对经济问题倒是有些兴趣。他将资本分成创造性、生产性和投机性三种形式，并且固执地认为，这种投机性的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因此必须禁止这种资本。

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并没有什么逻辑和科学根据，但希特勒却如获至宝，认为弗德尔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是建立一个新政党的先决基础。

弗德尔演讲以后，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发言。他大肆宣扬巴伐利亚应从德国分离，与奥地利合并。

希特勒事后回忆说，当时他心中怒不可遏，站起来对这种在南德颇流行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驳斥。那位教授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其余的听众呆呆地注视着这个无名小辈。

希特勒正准备离开，有个人朝他手里塞了一本小册子。这个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希特勒随手把小册子装进衣袋。

回到政治部，希特勒向他的上级谎报了情况，说“德国工人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并无二致。

第二天，希特勒一清早就仔细阅读了那本小册子，小册子的书名是《我的政治觉悟》。

使希特勒吃惊的是，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许多思想都在这本小册子里体现了出来。

德莱克斯勒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却要保持强烈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政党。希特勒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当天下午，希特勒又惊异地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受参加“德国工人党”，并要他出席晚上的委员会会议。

这突兀的通知，使希特勒为难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苦苦思考该作出何种选择。

经过两天殚精竭虑的思考之后，希特勒终于下定决心参加这个党了。此后他曾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希特勒摒弃俸禄，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政治，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这一步成了希特勒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

苦心孤诣夺取纳粹党领袖位置

“德国工人党”是个不起眼的小政党，但是它凭着希特勒不凡的组织才能和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扩大了队伍和影响，同时希特勒也渐渐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并取得了对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权。

1920年，他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根据缩写字头简称“纳粹”。纳粹党既有极端的反动性、侵略性和冒险性，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1920年夏天，希特勒突发奇想，要为纳粹党设计一个能表达它的意向、打动群众心灵的旗帜。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考，他设计出了一面用红、白、黑三色构成的纳粹旗。

“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中惊叹不已，“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

新旗帜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中下层阶级跟着希特勒的步伐行动起来，后来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纳粹党和纳粹德国恐怖的“锦标”。

在掌握群众方面，尽管希特勒有惊人的口才和神秘的纳粹党旗，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他认识到了恐怖行为的“妙用”。对更愿意崇拜强者而不是帮助弱者的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恐怖撩起的毒焰是强者的象征，成功的恐怖行为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并使他们感到压倒弱者的力量。

1921年10月5日，希特勒纠集了一批膀大腰圆、乐意为他效劳的退伍军人组成“冲锋队”，由罗姆当首领。冲锋队队员身着褐色制服，负责压制纳粹党集会时的捣乱分子和袭击其他政党的集会。

他们开始是用拳头和橡皮棒，后来从国防军那里获得武器，他们的性质也变为压制政敌和群众的打手。

随着纳粹党影响扩大，许多苦于无用武之地的旧军官、贵族子弟、下等文人、政客、无赖、杀人犯等，纷纷投到希特勒的麾下，表示愿意为希特勒效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对他忠诚守信用，希特勒就一概纳入麾下。

希特勒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有两个富有的太太因奖掖这位反犹主义的青年人而成了重要的赞助者。

其中一位是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泰因太太。据说她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希特勒到柏林时，她邀他到家中下榻，他们夫妇俩为他举行招待会，让他会见有钱的人。

另一位重要的赞助者是赛德立茨太太。她是波罗的海沿岸人，在芬兰一些造纸厂里拥有不少股份。

将德国工人党变为纳粹党，并使党的组织获得经费、活力和发展，全赖于希特勒的策划和组织。希特勒利用这种优势和条件，不断加强他自身的权力和地位，逐渐地表现出一种独裁的倾向，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党内的权力斗争。

1921年初夏，希特勒离开巴伐利亚到柏林，想同北德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使纳粹党向全德国发展。纳粹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认为，限制和削弱希特勒权力的机会来了。

经过协商，他们准备把纳粹党与南部德国一些具有相同立场和思想主张的团体结盟，特别是同“德国社会党”联盟，利用其雄心勃勃的领袖来对抗希特勒，从而降低希特勒的地位。

听到消息以后，希特勒立刻赶回慕尼黑，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以退出纳粹党相要挟。

这是其他委员吃不消的，没有希特勒，纳粹党就不可能获得这么迅速的发展。委员会不让其辞职等于是向希特勒投降。

但希特勒没有就此打住，他知道怎样迫使对方进一步让出权力。他要求停止纳粹党同其他政党的联盟活动，取消党的委员会，任命他为党的唯一领袖，享有独裁权力。

他的要求实在有些过分。其他委员在德莱克斯勒的领导下，印发了一些小册子，揭露希特勒的独裁行为。

但这阻止不了希特勒。最后，委员会接受了希特勒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了委员会，同意由希特勒担任主席并拥有独裁大权。而德莱克斯勒则被授予了个名誉主席的职位以示安慰。

从此，希特勒专门从事纳粹党的工作。他退出了军职，租赁了新的宽敞的办公室，聘请了专职秘书，安装了电话。

他在等待时机出击，以便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取得政权，去实现他那不切实际的狂妄野心。

精心炮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

1923年年初，德国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拒绝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于是，法国派军队渡过德法边境附近来到莱茵河，占领了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区鲁尔。

这一行动对德国国内本来就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简直是火上浇油，连社会民主党都主张对法国进行消极抵抗了。

只有狡猾的希特勒采取了和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策略，他选择了中间道路。

在一次针对鲁尔危机的公众集会上，希特勒宣称：“我既不愿意站在‘十一罪人’一边去反对法国人，也绝不会参加现政权的‘消极抵抗’运动。”

这个立场使纳粹党获得了空前的声誉，纳粹党一跃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党之一。

希特勒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和戈林、罗姆、罗森贝格、赫斯等人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1月8日晚，希特勒策划、发动了一场“啤酒馆暴动”，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了，却让他的名字在德国传扬开来。

这个几年之前还是赤手空拳的奥地利下士，想在一夜之间改变巴伐利亚和整个德国的局面。他一开始，就想争取慕尼黑当局和陆军的合作，但他失败了。由于政变的失败，希特勒受到了审判。

11月8日晚上的极短时间内的那些同盟者，成了法庭上揭露他罪行的证人。但希特勒知道怎么做，他巧妙地利用了形势，使自己成为德国人谈论最多的人物之一。他把法庭当成了他宣传的讲坛，他的名字从此不仅在巴伐利亚，而且在整个德国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政变没有成功，可是审判却使希特勒成了“知名人物”。而且，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他竟成了一个爱国志士和英雄。纳粹党的宣传立刻把这次政变说成是他们运动中的伟大传奇之一。德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在宣传慕尼黑的纳粹党如何有组织性，其领导人希特勒如何善于雄辩。

然而，表面嚣张的希特勒下了审判台却在冷静地思考：“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

根据德国刑法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但希特勒仅被判处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刑5年。而陪审法官还认为判得过严，不少德国人认为根本不应该判刑。主审法官则表示，希特勒服刑6个月以后就可以申请假释。

鲜花与仰慕并没有使希特勒陶醉，相反在难友赫斯的帮助下，他每天伏案沉思，一章接一章地构思他改造德国、征服欧洲的宏伟蓝图——《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臭名昭著的自传，一个囚犯对整个世界的宣言书。

殊不知，《我的奋斗》1933年卖了100万册，1940年卖了66万册，德国几乎人手一册。德国的少年、青年都被灌输了第三帝国的思想、法西斯的蓝图。

如愿以偿掌握德国的军政大权

希特勒跌倒得快，爬起来也快。在他刚刚出狱不久，戈林、罗姆等一班助手很快又回到他的身边，各奔东西的纳粹党徒们也纷纷汇拢，挫折之后，他们更加团结，对希特勒更加崇拜了。

尽管希特勒野心勃勃，但他不敢再轻举妄动。他一面重新积蓄力量，伺机东山再起；一面建立了一个复杂严密的党内机构，这个党从1925年的两万多人，至1929年时已超过17万人。

希特勒将罗姆领导的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

接着，他又着手建立自己的嫡系武装团体，即党卫队。党卫队员必须宣誓效忠“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刚接手党卫队时，党卫队只有200名左右的队员，然而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统治了整个德国。

即使在整个欧洲战区，党卫军也成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团体。而高居这个错综复杂组织塔顶上的就是希特勒，他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枪杆子。

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给希特勒创造了一个好条件，他等待着的机会终于来到了。银行的倒闭、企业的破产，使纳粹分子变得更疯狂了。

1929年10月从美国华尔街开始，全世界刮起了一场“黑色风暴”。外国资本家纷纷撤走投放在德国的资金，德国经济一泻千里。失业、饥饿、失望、恐惧、怨恨、仇视笼罩着德国。

德国政府无能为力，总理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轮又一轮，谁也没有回天之力。群众不满了，走上了街头；垄断资本家不满了，四处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这个时候希特勒又站到演讲台上去了，他抨击政府，向垄断资本家许愿保证给予他们足够的市场，向工人保证不会失业，向农民保证会有土地，向商人允诺不征重税，仿佛他将要建立的帝国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完美，他也不在乎了，只要有人支持他，只要人们去选票站投他的票。

冲锋队、党卫队身穿制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颓丧的人群，吸引无数人羡慕的眼光，青年人反正无事可做，不如去参加冲锋队，又有饭吃，又神气。

冲锋队壮大了。

垄断资产阶级慷慨解囊，给纳粹党提供巨额资金，给源源不断的冲锋队新队员发放装备，组织大型、巨型的演讲会，让更多人加入到纳粹党的阵营中来。冲锋队员在街头搭起施粥站，饥饿的人们感激涕零：纳粹党真是太好了！

1930年，纳粹党徒由1929年的17万猛增至35万，这一年纳粹党获得了600多万张选票，一跃而为全国第二大党。距离第三帝国的美梦只有一步之遥了。

德国的垄断资本家看到希特勒竟有如此能耐，都把赌注押在他身上。鲁尔煤炭辛迪加作出决议，每出售100吨煤，就抽出5马克给纳粹党。一年抽出的资金竟达600万马克。

其他的垄断资本家也纷纷解囊，为纳粹党提供经费。他们不仅答应更慷慨地资助，而且就纳粹党的执政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们联名上书兴登堡总统，以公开要求“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希特勒上台执政。

这样，希特勒不仅给陆军戴上了紧箍咒，而且也笼住了大资本家。现在他可以左手拿大亨们送来的钱，右手拿去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欺骗。

在1932年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全国各地散发数以千万计的宣传品，大小头目和冲锋队全部出动，希特勒精神百倍地四处演说，甚至坐飞机一天到10多个地方进行“飞行演说”。

这使纳粹党在7月31日的选举中更上一层楼，一共获得137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席，成了国会中第一大党。纳粹党成为左右国会的重要力量。

在风雨飘摇的德国政治生活中，共和国进入了垂暮之年，它像一叶骇浪中的小舟，最终在希特勒纳粹党这块张开虎口的礁石前粉身碎骨了。

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施莱彻尔将军利用和兴登堡儿子的私人关系，成了总统本人的好友。

在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辞职后，施莱彻尔在兴登堡面前力荐弗朗兹·冯·巴本出任总理。

巴本一上台就讨好希特勒，解散了国会，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使纳粹党的活动毫无顾忌。

然而由于巴本无法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希特勒竟和原来把巴本推上台的施莱彻尔达成默契，把巴本拉下台。

12月2日，施莱彻尔担任总理后，立即邀请纳粹党二号人物施特拉塞当副总理，企图分裂和控制纳粹党。但希特勒提前罢了施特拉塞的官，同时又回头和巴本联合来算施莱彻尔的账。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大走兴登堡儿子的后门，通过威逼和许诺使他在兴登堡面前多多美言，并进言“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

希特勒比想控制他的一个个阴谋家都技高一筹，在较量到最后一分钟时终于被任命为总理，掌握了德国政界的大权。

1933年1月30日，德国人14年来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丧钟终于敲响了，希特勒以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

2月1日希特勒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反共、限共的措施。2月，宣布禁止共产党的示威运动，并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

2月27日，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这天晚上，纳粹党头目戈林指挥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然后诬陷共产党。

当天晚上，纳粹党就逮捕了100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六七万。

在“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希特勒内阁就通过法令，终止实行宪法中有关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通讯、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条款，取消了工会和其他一切政党。

纳粹党掌握了对每一个德国人随心所欲、生杀予夺的大权。

3月23日，希特勒软硬兼施，逼迫国会通过所谓授权法，授予他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和宪法修改权，使他成为不受议会任何约束的总理。

1934年8月2日，87岁的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把总理和总统职务合二为一，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

希特勒一党独裁的中央极权的第三帝国的“千秋大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实行血腥恐怖的法西斯统治

伴随着政治恐怖的是希特勒的文化恐怖、舆论恐怖、教育恐怖和宗教恐怖。

1933年5月10日晚，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在国歌声中戈培尔亲自指挥成千上万名学生，把洪堡大学对面广场上堆积如山的20000多册书籍付之一炬。

被焚毁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共产党人的著作，连歌德、海涅、高尔基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也都未能幸免。

9月22日，纳粹政府又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在于“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在戈培尔精心管理下，第三帝国很快就出现了令人满意的“舆论一律”场面。许多报纸被取缔，剩下的则都操起了清一色的纳粹口吻。

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编辑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所谓“清白”的，而且它们的工作方式都是统一的。

每天早晨，各报的编辑、记者就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标题如何列，等等。

德国人在舆论恐怖的压制下，或者心甘情愿，或者身不由己地按他们仅能听到的一个声音——元首的声音去思想，去说话，去动作。

希特勒在谈到争取青年的问题时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教职人员都必须是“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的；而所有从6岁至18岁的青少年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接受纳粹政治军事训练。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许多青年可悲地被培养成不学无术、满脑子种族优劣偏见的纳粹人才。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在埋头阅读大量畅销的反犹书籍后，形成的对犹太人的这种刻骨的仇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他胸中燃烧。在他临死前的遗嘱中仍然不忘对犹太人的攻击，他咬牙切齿地写道：“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正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仇恨，使希特勒一上台就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犹恶潮。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讲，指出如果犹太人挑起战争，将导致“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二战爆发后，希特勒迅速征服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地区，使他有机会实现“消灭”他们的宿愿。

1941年夏秋，希特勒发出“最后解决”的密令，这是“灭绝犹太人”的隐晦说法。

党卫队恶魔海德里希立即进行了布置，他向15名参与落实元首令有关的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1100万。”解决方法是：弱者“自然淘汰”，强者集体屠杀。

屠杀开始了，其中集中营毒气室的杀人方法在“最后解决”中获得最骇人听闻的“成就”，奥斯维辛“死亡工厂”曾创下46天毒死30万人的纪录。

毒气室从近处看毫无可怕之处，四周种着修剪过的花草，入口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以为到这里灭虱的犹太人在欢快乐曲的伴奏下，赤条条地鱼贯而入，直至沉重的铁门牢牢地关上，仰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时，才看出不对头来。

蓝紫色的氢氰化合物已被刽子手从屋顶的气孔倒进去了，二三十分钟后，一大堆血迹斑斑、青里透紫的身体停止了最后的挣扎。被挑选出来的犹太男子开始可怕的清理，冲掉血迹和便污，用绳套和铁钩分开互相抓着、掐着的死尸，然后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送到工厂去当战略物资。焚烧后的骨灰则不是倒入河中，就是作为肥田粉出售。

除了被集体屠杀外，少数犹太人受到较为特殊的“待遇”——作为“豚鼠”“享受”纳粹的医学试验。“试验”五花八门，有在压力室接受高压试验的；有被接种伤寒病毒的；有浸泡在冰水中接受“冷冻”的；有被观察喝盐水能活多长时间的；有进行绝育实验的。

这就是希特勒上台后实施的恐怖极权统治，他控制和折磨人的精神，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一切都源于他个人的极端偏见。

实施横扫西欧的“海狮计划”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9月28日，华沙陷落；10月2日，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西尼亚也停止抵抗，波兰沦陷。

英、法虽然对德宣战，可是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他们一面宣战，一边还想通过美国政府“调停”，实行停战。

尤其是法国同德国毗邻，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被希特勒进攻波兰的闪电战吓破了胆，生怕惹怒德国进攻自己，哪里还敢主动进攻德国？

就这样，波兰在他们的“静坐”之下，加上本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在两个星期中就被德军占领。

英、法以为德国占领了波兰，一定会去进攻苏联。于是，他们仍旧静静地坐在“马其诺防线”的工事后面，一坐就是半年。

希特勒利用这一点，宣称只要英、法承认德国吞并波兰，德国就决不同英、法打仗。然而暗地里，希特勒又在扩军备战，准备对英、法直接开刀。

希特勒首先对北欧的挪威和丹麦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取得成功。这样，就使德国对法国的攻击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第一个目标实现以后，希特勒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5月10日发动了对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进攻。

同一天，英国著名的反法西斯政治家、海军大臣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受命于危难之际，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有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5天以后，荷兰政府宣告投降。18天后，比利时被德军占领，卢森堡也被德军的铁蹄一扫而过。第二个战略目标也顺利实现了。

于是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最终目标——法国的侧翼，完全暴露在德军的枪口之下。德军马不停蹄，挥师东北方向突入法国境内。这时候，法国人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马其诺防线竟毫无用处。

德军对这条防线根本不屑一顾，从它的侧翼迅速地穿过，以典型的运动战的迂回方式，沿着法国北部急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