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碎语、奇迹市场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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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想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这是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用来总结米沃什的好友——另一位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一生极其贴切。八岁起，辛波斯卡随父母迁居到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并在这里居住了大半个世纪，直至生命的终点。她的家位于市中心，是一所两室小屋。2012年2月1日深夜，辛波斯卡就在这所屋子里安静地闭上眼睛，她在沉睡中完成了八十八年的生命。这是从一次完整而静谧的生命中延伸出来的死亡。她的窗外有一株白杨。我们可以想象，她每天走到窗口凝视树木时的静默神情：

生前栽于屋旁花园中的树

仍在为他生长。

这句她参观歌德故居后写下的诗，似乎是为她自己写的。辛波斯卡声称所有的写作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她生存其中的世界。她的诗行随着世界的节奏而起伏。在具有挽歌性质的《植物的静默》一诗中，她以谦逊的姿态与植物所代表的万物交流，她自己则作为终有一死的侍奉者出现于诗中：

与你们的交谈是如此必要，却不可能。

如此紧迫，却被永远搁置，

在这次仓促的人生中。

在她的诗中，我们能够领受到世界的令人惊异之处、生活的苦难，人类的尊严和内在的束缚、承受世界的坚忍与真诚，以及地平线上隐忍的希望。

1996年10月7日，在波兰《选举报》记者安娜·鲁德尼茨卡、塔杜施·内切克对她所作的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说道，“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令人赞叹。”两个月后，她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发表演说时，她一直在强调对于世界的“我不知道”的态度：“在诗歌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这是对世界永恒的未完成状态的尊重，也是人类希望的来源。

作为二十世纪波兰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诗人，辛波斯卡总是与傲慢和雄辩无缘，有时候，甚至会给人以柔弱的感觉。然而，在这柔弱之中，她倾注了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大限度的爱。她是备受苦难的二十世纪波兰的女儿，但并不钟情于政治，也不关注热门的宏大主题。她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米沃什在《论辛波斯卡》中曾说：“她在诗中是弱小的。她的诗只是一句碎语。”然而，她不是无聊生活的粉饰者、低级情感的推销员。瑞典学院院士布里吉塔·特罗泽克夫人的评价是，辛波斯卡“把诗歌当作生命的回答，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细节中发现奇迹，坚持不懈地领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她为每一首诗赋予优美的形式、精确而又富于层次的内容，为此，瑞典学院赠予她一个称号——诗界莫扎特。

瑞典学院为辛波斯卡撰写的诺奖授奖辞是极其精确的：辛波斯卡的诗“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反讽不是廉价的幽默，相反，她善于精妙的错位、偶然和断裂，唤醒根植于我们内在的对世界的忧伤、乡愁和依恋，在我们享受审美愉悦的时候令我们发出叹息，随后又引发我们的赞美。

2

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的小镇布宁（现属于库尔尼克）。这座波兰小镇上有许多新哥特建筑。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红色屋顶，现在仍保存着，临近一个狭长的湖泊。她的父亲是个小职员，1936年去世，当时辛波斯卡才十三岁。她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玛丽亚·诺沃耶卡。她在诗中不太写私人事务，家庭成员也极少出现于她的诗中。只有在《终于，记忆》一诗中，父母的形象隐约出现，然而是在一个梦中：“他们的脸庞如两盏灯，在黄昏，发出幽暗的光”。《赞颂我姐姐》一诗中则出现了姐姐，一位从不写诗，却喜欢寄明信片的姐姐。除此之外，我们对辛波斯卡的家庭几乎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对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欢将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们只阅读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则藏身于作品背后，正如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的：“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并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兰小城托伦，她在那里上小学。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这里上完小学后，进入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尝试写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战争期间，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她写下了一些诗歌，在某次搬家期间，她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不过从未发表，以为这是一篇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1943年，为躲避进入德国的劳动营，她在一家铁路公司当职员。两年后，她入读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前途的专业。战后的波兰迅速斯大林主义化，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学习了一年社会学。她并不清闲，上学的同时，还在一个小编辑部做校对工作。

1945年3月14日，对辛波斯卡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搜寻词语》，她作为诗人的生涯以此为起点，虽然这中间似乎具有一种偶然性。她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如果最初发表的是小说，她也许会成为小说家。可是命运偏偏让她成为了诗人。然而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这也是辛波斯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她在生活中也是这么实践的，她的一生是忠诚于诗歌的一生，当然，她真正忠诚的是生活。

当时，波兰诗人亚当·符沃德克在《战斗》编辑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负责联系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赏她的处女作，发现辛波斯卡读的诗集那么少，他惊讶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小时候，辛波斯卡家里只有卡斯普罗维奇、泰特马耶尔的两本小诗集。她对现代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出于偶然，同学送她一本战争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诗集，她在沦陷期读了这本诗集，这也许是她接触的仅有的先锋派诗歌。而符沃德克藏书丰富，她经常去借书看。两人迅速相恋，并于1948年结婚，不过，这段婚姻并不圆满，只持续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是一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不久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被解放回波兰，随后从事小说创作，出版过二十余部小说，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内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充满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对命运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的澄澈领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写道：

个体的命运

被赋予我们，为了审视：

多数命运被我们拒绝，

带着恐惧与忧伤。

以及：

爱吸引着我们，

是的，但必须是

兑现承诺的爱。

他们通过这次婚姻兑现了爱情的承诺，也履行了在尘世的爱的义务。尤其是那首饱含深情的《一见钟情》，更是由爱的激情进而深入了对命运和机遇的思考。这首诗广为流传，打动过不少读者，包括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结束与开始》出版当年的圣诞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华沙街头的一个书摊上无意中发现了这本诗集，本来想把诗集送给《三色》的译者罗曼·格林，因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欢的诗人。当他翻阅诗集时，读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的主题与他正在拍摄的《三色》最后一部《红》十分接近，于是他留下了这本诗集。

辛波斯卡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而是一名逐渐演变、丰富、深邃的诗人，写诗对她来说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诗就像树木的年轮，经受着岁月的磨砺，生长出清晰的脉络。1949年，她试图出版一部诗集，却因当时的波兰审查制度而流产。这部诗集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曾把世界弄得先后没有秩序，

——它是那么细小，两只手就能抓住它，

那么平易，可以面带微笑地将它描写，

那么普通，就像祈祷中的古老真理的回声。

这里我们可以隐约发现辛波斯卡诗歌的胚芽。不过，她随即遏止了这一胚芽的生长。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这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的诗集，涉及苏波友谊、战后重建、帝国主义等宏大主题，里面只有几首爱情诗以低沉的语调透露着她未来诗歌的走向，大多数诗歌显得空洞而虚假。这是一个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的辛波斯卡。然而，这本诗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同年，她加入了波兰作家协会和统一工人党。（1966年，因不满哲学家列舍克·科瓦科夫斯基被开除，她宣布脱离统一工人党。）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在这本集子里，政治主题并未消失，却有所削弱，高亢的诗歌中掺入了一些低语。比如《向自己提问》一诗，她通过一系列质疑开始自觉地搜寻并辨认出自己的声音——对人性困境的敏感、对爱和真实的渴望和对沉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她写下了这样有力的句子：

幸运的是我知道，

应该怎样去对待这种沉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触及带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

她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并不适合于“雄壮的诗句”，而逐渐向“带刺的玫瑰”倾斜，然而，对于二十世纪诗歌而言，辛波斯卡这一优雅的倾斜是多么幸运。

《我们为此而活着》和《向自己提问》两部诗集后来基本被诗人否定，在以后的各种选本中，这两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几首诗入选。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过去。在雅盖隆大学就读期间，她开始接触波兰先锋派作家，尤其是结识了诗人米沃什，在写作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尽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讳：“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不过，米沃什接着承认，“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1957年，《呼唤雪人》出版，这是一部标志性的诗集，从此她自觉地摆脱了政治诗的僵化声音，以柔韧而多层次的声音进入她所擅长的自然、爱情、人性、存在等众多主题。她的诗集不多，每本诗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诗。她是少有的以少胜多的诗人，犹如一生只写了一百多首诗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则令人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和德国诗人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简出的诗人，不喜欢出入公众场合，不喜欢接受采访和诗歌朗诵（她有一首《怯场》表达的就是对公开朗诵诗歌的反感）。宁静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学周刊》编辑，负责诗歌部，培养了大批年轻诗人。

她没有生育。诗歌就是她的子女。她过着朴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后的晚年。她喜欢抽烟，喜欢鲱鱼和伏特加。她不是一个热衷于在生活上历险的人。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希米亚气质。她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这将为难任何试图为她写传记的人。事实上，她拒绝别人为她写传记，她只希望人们能专心地去阅读她的作品。她不愿意成为明星，即使在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分特殊，这一年是化学家诺贝尔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没有料到诺奖会连续两年授予诗人。这一年的奖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12万美金。辛波斯卡难以避免地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采访时，她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至少是不满意我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这些纯属个人的私事，我不会公之于众。这会使我内心受到损害。我只是尝试——至少部分地——将我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我的诗中，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些得失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做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会有人去读，至于为自己做广告，我是干不出来的。”

阅读占据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时间，也呼应着她平缓的生活节奏。1968年开始，她为《文学生活》“非强制阅读”撰写书评，与雅盖沃大学文学教授马强格轮流供稿。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又为《选举报》陆续写过一些书评。她的书评行文不拘一格，随着性情展开，轻松幽默，短小精悍，深为波兰读者喜爱。撰写书评对一个书虫来说是正中下怀的美差。她是那么热爱阅读，甚至说过：“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她还是翻译家，精通法语，翻译过不少法语诗歌，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自己的诗中，她会偶尔掺入一些法语词。她那简短的诺贝尔奖授奖答谢辞是用法语演说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会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区扎科潘内。在这里的作家俱乐部二楼，她有一间屋子。扎科潘内以风景闻名于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寻的是静默的生活。她的屋里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只在里面与世无争地修养、写作，偶尔在山路上散步。这是她理想的创作环境。在迪恩·墨菲的访谈中，她说：“我无法想象诗人不去争取安闲和平静。不幸的是，诗歌并非诞生于喧闹、人群之中，也并非诞生于公共汽车上。所以，必须有四面墙，并且保证电话不会响起。这是写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动荡生活，辛波斯卡一生过着简单而安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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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诗人尤利扬·普日博希对辛波斯卡的评价很有趣：“她是个近视眼，也就是说，要在近处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诗都是对日常境遇、个体存在状况的沉思、质询、反讽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体的困惑、个体的境遇。《在一颗小星星下》几乎是她的诗歌宣言：“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她选择站在弱小的事物的一边。在《无需标题》中她写道：

当我看见这些，我不再确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为重要。

她重视诗歌写作中的民主，极力为被忽视、被压抑、被遗忘的事物增加砝码。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记者就这样称赞她：“你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不重要的事情变成重要的事情的诗人。”的确，她拥有一种奇异的天赋，即经由对日常事物的沉思，精妙地揭示出人类的普遍命运。用她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通过一粒沙看世界。辛波斯卡虽然与米沃什、罗兹维克、齐别根纽·赫伯特、贡布罗维奇同属于波兰战后一代先锋派诗人和作家群，但相对于其他人，她的诗凝注于普通的人和事，其政治色彩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被减弱到了很小的限度。辛波斯卡是真实世界的信仰者。《巨大的数字》是对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抽象世界的拒绝。《填写履历》更是这一主题上的杰作。她曾经回忆，八九岁时，她刚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学去参观一个反酗酒的展览会。然而，她对那些图表和数字无动于衷，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一块牌子，上面每两分钟就亮一下红灯，解说词是：“每两分钟，世界上就有一个人死于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学用手表测验红灯的准确性，并以优美的动作画着十字，念诵祝愿死者安息的祷告。这一细节感动了辛波斯卡。正是与真理具有沟通能力的、令人惊异的微小事物将世界从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来，这是辛波斯卡写诗的核心任务。她能够通过对细节的敏感，记录“日常的奇迹”。她的许多诗都呈现了对平凡事物的惊异感，比如《奇异》《奇迹市场》《一见钟情》等。通过诗歌，辛波斯卡将世界呈现为一个“奇迹市场”。她的诗是生动的剧场，人性和命运被暴露在灯光下。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这样评论她的诗，它们“震动了许多读者，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了许多事情，同时她也让他们把这些事情当成了戏剧表演。”她的诗试图更新我们对寻常事物的认知，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推到临界点。她的诗即使聚焦于某一场景，也会为之赋予各种夹层，为平庸的日常世界打开丰富的褶皱，比如《葬礼II》《特技表演者》《恐怖分子，他在注视》等。

请不要误会，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位只会经营琐事、热衷表象、兜售廉价情绪的诗人。她书写平凡且日常的事物，是为了防止个体的尊严受庞然大物（比如极权主义、消费主义）威胁。她写过一首《乌托邦》，用以揭示庞然大物的谎言性质。她相信个体的救赎，而不是集体的解放。在文茨卜的访谈《我将自卫》中，她甚至对读者阅读她的环境提出了期待，她不喜欢读者坐在大厅里集体感受她的诗歌，而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的闲暇时间，随意地翻开书本或杂志，读她的诗。她对具体世界的信仰是建立于布罗茨基所谓的两个否定之上的：对语言大众的否定，对引力法则的否定。她书写日常而普通的事物却拒绝平庸，书写具体而真实的事物却拒绝对重负的屈从。

辛波斯卡也不是原子论者。她渴望人类团结、友爱的能力。她曾说过，诗歌的职责就是将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在早年的诗歌《爱侣》中，她写道：“我们同情那些并不相爱的人。”她的诗歌才能体现在优异的反讽能力，在细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切近与渺远、偶然与必然的事物之间取得巧妙的沟通，使每一样事物随时可能走入另一个未知的空间。在一篇书评中，她写过：“在那个时代的平凡与伟大之间得到真正的平衡。”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写作的总结。她的诗并不封闭，而是向生活开放，向每一个人开放。

现代主义诗歌在十九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有一个封闭性的神话，即诗歌必须自律，朝向自身。也许出于对马拉美、瓦莱里和维特根斯坦的误读，二十世纪产生了大量沉溺于语言游戏的纯诗主义者。对他们而言，诗歌不再是体验生活、沉思命运的古老智慧，而成了言说自身、外在于生活危机的形而上之物。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二十世纪一样，诗人们如此热衷于谈论诗歌形式自身的秘密，倾心于呈现一首诗成形的过程。更严重的是，这一情形经常发生于诗歌文本中而不只是在理论文章中。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东欧很少产生纯粹的形式主义诗人。在辛波斯卡的诗歌中，几乎见不到关于诗歌自身的言说。在众所周知的《种种可能》中，关于诗歌的诗句不是对形式主义的沉溺，而只是对诗的守护：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语言的无限，而是语言和交往的内在困境，如她在《巴别塔》中表达的。即使在少数几首关于写作的诗中，她也并未蜕变为形式主义者，比如《写作的愉悦》，这首诗触及了语言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依然将写作的愉悦视为“凡人之手的复仇”。她写作，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在她的作品中辨认出他们自己，她为每一个渴望爱和自由的个体写作。1996年11月14日，米沃什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论辛波斯卡》：“辛波斯卡的诗探索着私人境遇，然而有时相当具有普遍性，这样，她才能避免独白。……对于我而言，辛波斯卡首先是一名知觉诗人。这意味着她面向我们说话，与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作为我们的一员，为她自己储存私人事务，以一定的距离经营它们，而且，涉及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

辛波斯卡的诗歌并不锁闭事物，而是从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她出版于1972年的一本诗集，取名为《可能》。而在1986年的诗集中，又有一首诗叫做《种种可能》。相信可能，这与她对待现实的态度一致。她不沉溺于当下，而是希望在当下注入记忆与未来，从而打开当下现实的封闭性。“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必须是时代的孩子。也许我在某些方面属于十九世纪，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属于二十一世纪。我之所以属于下一个世纪，是因为我并不喜欢本世纪的所有事情。”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如是说。对她而言，可能性并不代表对待世界的相对主义态度，而是在人类认清了自己的必然束缚之后仍不懈求索而得到的自由，是召唤希望的入口。她相信个体的、日常而微弱的、对雄辩具有天然抵抗力的声音，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隐秘小径，尽管它曲折而漫长。她在文茨卜的访谈中说过：“我觉得我只能拯救这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部分。当然还有别的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拯救这么一个很小的部分。”

胡桑

2013年5月 波恩

1. 张振辉译。

1. 林洪亮译。

1. 林洪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