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亲属怀思：匆匆而去，背影长留

追忆朱自清

陈竹隐^[1]

身世 事业

朱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1898年11月22日。原名朱自华，号实秋，名字含有“春华秋实”之意。由于三代人定居扬州，所以自称“扬州人”。他的祖父为人谨慎，在江苏东海做了十多年的承审官。父亲朱鸿钧，字小坡，母亲周氏。当时都随祖父在东海任所。佩弦出生于东海，由于两兄幼殇，他就成了长子长孙，备受家庭宠爱，小时在耳上还佩戴着金质的钟形耳环。他们兄妹共4人。佩弦幼年在家由父母启蒙课读，后在私塾读经书、古文、诗词等。由于他聪明好学，所以很快就学通了国文，又在旅扬公学学了英文。他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毕业时，还得到了品学兼优的奖状。在校时，他非常喜欢文学，立志做文学家。1916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寒假，他回扬州，遵父母之命与扬州名医武威三先生的女儿武钟谦结婚。

佩弦的祖父母去世后，家境便一天不如一天，经济上很拮据。父亲虽然做着官，但一直廉洁自守，没有积蓄，所以给祖母办丧事都要借钱。佩弦20岁时，看到家里的经济状况，觉得按部就班地读书是有困难的，于是决定跳班投考北京大学本科，并改名朱自清，字佩弦。1918年，他考入了哲学系。这时，他们家中常常借钱供孩子们读书。一直到佩弦毕业做事了，家里还欠着几千元的债，都是后来一点点还的。这样的景况使佩弦对穷苦人的生活有体会，并富有强烈的同情心。

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正值古老的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佩弦在新思潮的鼓舞下，参加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并与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建立了友谊。他参加了《新潮》杂志的编辑工作，不断在学生办的周刊上发表新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提倡新文化运动。新思想点燃了佩弦心中的火，诗的激情在他心中翻腾，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他发愤攻读，三年内修完四年的课程，于1920年提前毕业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佩弦觉得文学可以用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可以揭露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可以启发教育人民，文学可以救国。由于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他很快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佩弦毕业后，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中国公学、浙江省立第六师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十中、白马湖春晖中学、宁波四中任教五年多。佩弦的教学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奔波于两校兼课。他虽对教书生活有时不满意，但对教学却十分严肃认真，从不迟到早退。课堂上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甚至满头大汗。他对学生管教很严，但与学生关系却很融洽。他经常鼓励学生多读多写白话文，学生也常到他的住所去交谈。在温州时，他把新文艺的火种带到了那里，温州中学各年级的学生都争着要求他教课。他要求学生交作业不许误期或敷衍，甚至对学生作业格式都有具体规定：作文本第一页要空下来，把一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以便查阅。而他自己则不仅认真及时地批改学生的作业，还细心热情地批改学生们在课外所写的大量不成熟的作品。

这期间，佩弦也时常与文学研究会成员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先生讨论新诗问题、民众文学问题。又创办了《诗刊》，并不断发表新诗，以提倡新文化运动。他在诗歌创作上下了很大功力，以抒发他的感受，歌颂光明，揭露黑暗。五四运动落潮后，佩弦思想有些彷徨，但强烈的正义感促使他排除一切困扰，努力振作起来。1923年3月10日，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长诗《毁灭》，用“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的诗句，表现了自己要脚踏实地前进的决心。他又写了《赠友》一诗，歌颂了“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共产党员。他为五卅惨案作《血歌》一首，痛斥了帝国主义的暴行。佩弦用他的诗歌为正义呐喊。与此同时，佩弦的诗歌和散文在艺术上也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长诗《毁灭》引起诗坛的注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被评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他以认真教学、勤奋写作，将自己献给了青年，献给了新文学事业。

1925年，佩弦经俞平伯先生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佩弦从此便一生就任于清华大学。

当时的北京，旧文学的市场很广，书店里出售的都是旧文学书籍。佩弦认为应该开发新文学园地，扩大新文学市场，使新文化大众化。他与俞平伯先生等十人商议决定，每人出一份钱开一个“景山书店”，专门出售新文学书籍、刊物，并请了一个人专门负责经销工作，书店的收入就维持这个人的生活。而出股的十个人都没有收入，纯粹是为推广新文学尽义务。当时，佩弦他们就是这样为新文学开拓道路的。

1926年，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逼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我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本帝国主义却联合美、英等七国公使，提出无理条件，并在天津附近集中各国军队，准备将武装干涉升级。3月18日，北京的工人、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到执政府门前去请愿。佩弦也与清华大学学生一起，亲身参加了这次集会，参加了游行请愿；目睹了在执政府门前打死了40多人，重伤200余人的“三一八”惨案。回来后，他以极端愤怒的心情写成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详细地叙述了惨案发生的事实经过，直言痛斥反动政府的暴行。他写道：“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以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在这篇文章中，佩弦还表达了对学生英勇不屈精神的真诚钦佩，并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怕”的心理。这不仅表现了他的诚朴正直，而且也说明他在斗争中变得勇敢了，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站了起来。

在这次惨案中，清华学生韦杰三惨遭杀害。佩弦很是痛心，写了《悼韦杰三君》一文。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时局剧烈动荡。这时，有人投敌高升，有人无耻出卖，有人胆怯害怕，有人脱逃颓废……面对着这样的大动乱，佩弦在苦闷、在思索。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种惶惶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以及对妻子儿女的顾念，使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去战斗；但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也使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追求光明，他洁身自好。他像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并用这种“自清”精神启发人们。在这种心情下，他写了《荷塘月色》。此时，他还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29年，佩弦的夫人武钟谦病逝了。他很悲痛，写了《给亡妇》一文，来寄托哀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并企图一步步灭亡中国。在这国难当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佩弦又振作起来。他一步步地踏着一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前进着。

婚事 家庭生活

我家世代书香门第，原籍广东，但从高祖起就迁到四川了。我父亲排行第二，名叫陈正新。我母亲生了12个孩子，仅靠父亲教些散馆及在估衣铺工作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是很清苦的。当时四川女孩子念书的很少，而我家比较开明，不仅男孩子能念书，女孩也都读书识字。

我出生于1903年5月，在兄妹中排行最小。我从小是三姐教识字，8岁进私塾，长大一些后，父亲就不让出去念书了。那时，我哥哥们常把买到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带回家，我便也在读书中得到长进了。

我16岁时母亲病逝，一百天后，父亲由于忧伤与贫困也去世了。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生好义，肯帮助人，从不趋炎附势，这种洁身自好和清高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

父母病逝后，我便考入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了离开家庭独立学习的生活。在省一女师我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也学习了《左传》《礼记》《易经》及古诗词。学校浓厚的学习风气，严格的学习要求，打下了我坚实的学习基础。当时我受新思潮的影响，认为女子要独立生活，不要依附男子。于是从一女师毕业后，我便与廖书筠等三个女同学离开成都到青岛去报考电话局女司机（女接线员）。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多，觉得还应该去学习，于是到北京考取了艺术学院。从北京开始了“工笔画”的学习生活。

在艺术学院，我曾受教于齐白石、萧子泉、寿石公等先生。学习了哲学、美术史、古文、昆曲等课程，并接触了进步学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还拜见了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

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我这样一个从小受封建教育，又在时代的洪流中接受新思潮洗礼的女学生，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从艺术学院毕业了。我先在第二救济院工作，强烈的正义感使我憎恨那位校长克扣孤儿口粮的卑劣行为，因此，便辞去了这一工作。而后便一边教一个姓沈的太太学画，一边到我的老师浦熙元那儿学习昆曲。

我与佩弦的相识是在1931年。那时，因为我常到浦熙元老师那儿去参加“曲会”。老师看到我一天天长大了，北京也没亲人，便很关心我的婚事。他就与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导师叶公超谈起我，并请他帮忙。这一年4月的一天，浦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陪坐的还有两位清华大学教授。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席间我们很少讲话。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就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当时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一个女子要想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为这我曾坚决拒绝了一个气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钱的人的追求。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都使我很受感动，我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

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滟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佩弦是个不苟言笑、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征求我的意见。我逐渐体味到他写文章真是严谨认真呀！一次佩弦拿来一篇清华学生考试的词句古奥的文章让我读，我还真读准了句读呢。我心里很得意，佩弦也很高兴。我们的恋爱生活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但都是倾心相待。佩弦话虽不多，却使我感到诚恳，实实在在地关心我。

当我知道佩弦在扬州老家还有6个孩子的时候，心里也有过矛盾和斗争。我那时才24岁，一下子要成为6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说：“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就是交个朋友也是有益的。”是的，我与他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和他在一起会和睦与幸福的。而6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6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1931年我便与佩弦订婚了。

一个月后，佩弦便到欧洲去游学了，他要去考察欧洲的文学、戏剧、诗歌，以便更好地提倡新文学。在国外，他仍很关心国家的事情，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他终日忧心忡忡，在给我的信中一再写到他自己焦虑的心情。他听到有人说中国没希望了就很愤慨。他认为中国只是政府不行，只要有好的政府，让有能力的人秉政，中国就会好起来。

1932年7月，佩弦由威尼斯回国，我到上海去接他。那时的北京人结婚流行坐花车，穿披纱礼服，礼节很多，而上海比较开明，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上海结婚。我们用当时上海最新式的简便方法举行了结婚典礼；事先发个结婚帖子。8月4日那天，请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我记得有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一个广东饭馆聚会了一次。饭罢，我与佩弦便回到了旅馆。我们没有那罗曼谛克的浪漫史，我们就是这样朴素而又真诚地相爱并结婚了。

佩弦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我们度蜜月时，他带着旅途回来的疲倦，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为了他能安安静静地写，我们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此后，我们共同生活的17年的时间里，佩弦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严格，早晨起床做早操，冷水擦澡、洗脸，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我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我常劝他中午休息一会儿，他也不听。他一辈子吃饭都是大口大口地很快地吃，生怕耽误时间。时间对他比什么都宝贵，正如他自己所写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他真是抓紧匆匆来去的分分秒秒读呀，写呀！连我们每天说话的时间都很少。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苦恼，但渐渐看到他对事业的热爱，看到他不断发表作品，想到他对学生、对文学的贡献，常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我想我应该支持他，我也要为他事业的成功付出代价，所以我便把家务事都承担起来，让佩弦更好地去研究学问。

婚后，我们回扬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佩弦对扬州很有感情，那里的一山一水他都热爱，尤其留恋扬州的瘦西湖。他曾带我和孩子一起逛瘦西湖、平山堂。那天佩弦很高兴，津津有味地给我们介绍湖山及各处的风景，说得那么生动，使人觉得真像是在诗画中一样。看到他那么高的趣致，我不禁笑着说：“我看过一篇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文章，把那儿写得那么美，其实不过是一湾臭水。真是文人哪，死人都说得活！”佩弦说，“喂！不要当面骂人呀！”我们都开心地笑了。佩弦对扬州的一切都感到亲切。连扬州的饭食都非常喜爱，尤喜扬州的荤菜“狮子头”。在扬州，我还与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坟上扫墓。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炽热。他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

返回清华大学后，我们住在北院9号。那时清华大学规定教授太太不能在清华工作，主要是禁止家属参预学校的事，我便想去城里教书。但是当时由于教育经费都被挪用了，各个学校都发不出薪水，“女子文理学院”倒还发些钱，但我挣的钱连应酬都不够，无奈只好不工作了。

佩弦这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工作很忙，一边担任教学工作，讲授三门课程，一边从事写作，为了探索新文学的道路，使新文学大众化，他还深入到下层老百姓中间，了解大众要求，学习民间语言。有一次他带我一起到劈柴胡同的茶社去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那天我们听了刘宝全唱的《西厢记》，还买了《刘唐下书》的唱片。佩弦还常常自己去听。他是想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些经验，研究新诗大众化问题。佩弦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为提倡新文学而努力着。

婚后第二年，我们便把两个孩子从扬州接到北京来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便成为家庭中的一件大事。事先佩弦便与我商量好，对孩子的教育双方取齐，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当着孩子说，要事后再商量。这一条约束使我们避免了一些矛盾，并使家庭一直很和睦。

两个孩子都是在城里读书，住在学校，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在思想品德上鼓励他们进步。女儿本来在教会学校读书，因为参加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游行，被学校不挂牌除名了。当校方把我和佩弦找去时，我们未责孩子就将她转学了。记得抗战胜利回北平后，我们的一个孩子在中学念书。一个好心朋友对我说：“这孩子在学校活动得很，思想太左，你要注意管管他，现在太危险啊！”佩弦知道后对我说：“左，左才是中国的出路，是青年人的出路！这样乌七八糟的政府，不叫孩子左，难道还叫孩子右吗？”孩子做得对我们就支持，在家里我们一直是鼓励孩子前进的。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俭朴。佩弦的收入要寄一半给扬州，我们留用一半。所以每逢给孩子们交学费时，都要借一个月的薪水。佩弦待人很宽厚，每次让当差发信时，如里边有他的私人信件，都要给当差一些钱。他对人也很谦和，平时在路上遇到清华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他认为一个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脑用体，各有贡献，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所以清华的老工友都说：“朱先生可好啦！”他在家里与孩子们相处也没有尊长的架子，有时让孩子倒杯水都说：“劳驾！”后来还是我讲：“让孩子们做事不要这样说，显得都没有父子感情了。”这样他才慢慢改了。

佩弦是个感情内向的人，平日话不多，但内心是很热的。他不仅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他的学生。1935年冬天，北京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九”运动。12月16日，北京3万多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头天夜里，佩弦对我说，他担心学生又要流血。想起过去反动政府的种种暴行，他很为学生的安全忧虑。但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第二天，他便同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当听说许多学生在城里受伤时，他深感反动政府的残酷，很难过。

后来，佩弦还到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途中，认识了后来成为党的负责干部的一位共产党员，回来便对我说：“看来，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员。他很有见解，中国要强起来，还要依靠这样的青年；要这样，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佩弦从这位青年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们也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度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战生活的。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爱是广博的，他爱自己的事业，为此他一生精雕细刻，锲而不舍；他爱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多远都怀念着它；他爱自己的亲人，是那样质朴、挚诚；他爱自己的学生，为他们的安危焦虑不安。他的感情像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静而深邃。

八年离乱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的生活也是颠沛流离、极不安定的，但这却使佩弦更加振奋了，他随着战争的形势而忧喜，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抗战初期，有个名叫“三室三良”的日本文化特务到清华做研究生。这个人时常请客，校长、院长、系主任、知名人士他都请过。每逢请客时，佩弦总是推说有事，一次也不去参加。一天，三室三良又请他，并说：“你哪天没事就哪天请，下礼拜没有事吧？”结果到了请客那天，佩弦找了一辆车，把全家人都拉到大觉寺去看玉兰花了。这样就得罪了这个日本人，后来一个人告诉我说：“竹隐，日本人可注意佩弦了。”北京沦陷后，梅贻琦校长带一些职员南下长沙，不久来电报叫佩弦也去，于是佩弦马上南下了。走的那天，他戴着一副眼镜，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加上他个子也不高，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总算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佩弦南下到长沙，主持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此校后又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到云南蒙自，以后又迁到昆明。抗战的第二年，我也随清华、北大的一部分家属离开北京南下。

那时日本人的吉普车在城里横冲直撞。在告别北京时，我差一点叫日本人的车撞上，结果我坐的三轮车翻了，车夫受了伤，我的脚也蹩了，我就是一瘸一拐地启程南下的。在南下的船上，我们还遇到日本人的搜查。日本兵把全船的人都轰到甲板上，排成一队，挨个检查。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便用装水果的大蒲包把头一裹就拉走，完全不由分说。看着这蛮横的情景，真使人体会到亡国的痛苦。

船快到越南的海防时，又遇到了台风。大风大浪打得船上下颠簸。大家都翻肠倒肚地吐呀，吐呀！放在格子里的暖瓶全被摔碎了，人也根本无法躺在床铺上。我的大女儿在隔壁舱房里边吐边哭喊着：“娘啊！我冷啊，冷啊！”而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我在舱里死死用两手抓住栏杆，用脚抵住舱壁，挡着两个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来。听着隔壁女儿的哭喊声，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大风浪整整折磨我们一夜，第二天风浪小了，可厨房里的盘碗餐具都打碎了，大家都只好饿肚子。

船到海防靠了岸，佩弦等人都已在那儿焦急地等着我们了。那地方风景可真美呀！到处都是绿树，绿叶中间花儿是那么红，红得艳极了。可那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这美丽的土地是在殖民主义者铁蹄的践踏下，越南人也饱尝着亡国的痛苦。越南老百姓连房子开个窗户都要经过法国人批准。在码头上，穷苦的搬运工人为了生活拼命地抢着搬行李。在旅馆里，法国有钱的人常常用鞭子抽打这些穷人。佩弦有时见到这情景，便气愤地制止说：“你不要抽他，他是中国人！”佩弦还很动感情地对孩子们讲：“我们要亡了国，也会像他们那样！”

佩弦的心与抗战的局势是紧紧相连的，他为中国的抗战而振奋。在“七七”抗日战争两周年时，他写了短文《这一天》，热烈地歌颂抗战。他写道：“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作战，我们也能迅速地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他对抗战抱着极大的希望，他相信中国会有光荣的将来，他认为“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他听说共产党收复失地，情绪可高了。佩弦的乐观情绪和自信心与当时的一些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成了鲜明的对比。

佩弦对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掩盖事实真相的手段很气愤。他曾为《云南日报》写过一篇社论，题目是《新闻用字之巧妙》，抨击所谓“有计划的撤退”的报道。国民党当局把不战就逃跑说成是“我军有计划地撤退转移”，说成是“为了更好地有计划地进攻”，佩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报道不真实，是国民党封锁消息的手段。

在云南蒙自和昆明的时候，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很困难。但佩弦仍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夜里12点钟以后才休息。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自己毫不放松。他工作起来乃是说到做到，一点也不容拖延。有一次佩弦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我劝他休息，他只是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他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天亮后，我看他脸色蜡黄，眼窝凹陷，人都变了相，而他却脸都没洗，提起包就去给学生上课了。抗战胜利后，他病重时还提起这事说：“我的身体不行了，悔不该那次拉痢疾熬夜，使身体太亏了。”佩弦一辈子做事都是言而有信的。只要是他答应的事，过多长时间他都记得，多么艰苦都要做到，而且大事小事都一样。记得我们刚结婚要回扬州老家时，他对我讲：“回去可得磕头呀！”我便笑着说：“好，到你们家磕头可以，那你到我们家也得磕头呀！”谁知这一句玩笑话佩弦却记了近10年。抗战时我们逃难到成都，他一到我姐姐家，便给祖宗牌位磕头。我姐姐拉他说：“哎呀，不要磕头。你穿的是西装。”佩弦说：“以前说好的要磕头。”他就是这样认真的人。他对教学更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给学生改作文都是字字斟酌的。有一回他给一个学生的文章改了一个字，过后他又把那个学生找来说：“还是用你原来的那个字吧，我想还是那个字好。”抗战期间，我们辗转搬了几次家，生活很不安定，住房也困难，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佩弦安排出一间书房，让他能安心读书、写作，从事他所喜爱的事业。

1940年，国民党的统治更加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些人却大发国难财。眼看着生活愈益艰难，没办法，我便带几个孩子回成都了。那时我又怀了小女儿，身体也很不好。一路上不断遇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一天，在快到重庆的路上，忽然飞来大批日寇飞机，一下子天黑暗了。当时，卡车一停，别人都跳下车到路边树下躲了起来。我一个身体不灵活的女人，又拖着一个4岁多、一个6岁多的孩子，怎么下得去呢？孩子们吓得直哭，喊着：“妈妈，我们怎么办呢？”我真是万般无奈，只好安慰孩子：“不怕，有妈在，他们不敢炸。”幸而那天没扫射，我们才得以活了下来。

佩弦一个人留在昆明，生活贫困，饮食低劣，加上他仍是拼命地工作，就生了胃病，常常呕吐。人也日渐憔悴了，虽然才40多岁的人，但头发已经见白，简直像个老人了。1942年冬天是昆明十年来最寒冷的一冬。佩弦的旧皮袍已破烂得不能穿了，他又做不起棉袍，便趁龙头村的“街子”天，买了一件赶牲口人披的便宜的毡披风，出门时穿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盖着，仍旧不断地著书、写文章。

随着形势的紧迫，成都的生活费用也一天天上涨了。成都的穷苦人饿得没有饭吃，只好一群一群地起来“吃大户”。这惨痛的情景给佩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论吃饭》一文中，佩弦写出了自己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这时佩弦的钱要分往昆明、扬州、成都三处花。我们的生活更窘迫了。有时，我只好一天吃两顿饭。但佩弦每次回成都，我都要尽力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饮食调配得可口一些，使他衰弱的身体得到些补养和休息。所以他每次从成都回昆明，同事们都说：“朱自清总是很瘦弱地回去，白胖白胖地回来。”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944年，四川麻疹流行，我的三个孩子都一齐病了，小女儿住了医院。我往来于医院与住家之间，照顾着三个孩子。多亏朋友们的帮助，孩子们才得脱险，我的身体却垮了。佩弦在昆明非常惦念家里的情况，想回成都又没路费。后来还是徐绍谷说：“你拿点东西我给你卖了。”结果卖了一个砚台、一幅字帖，朋友们凑了些钱，才买了飞机票回来。那天正是我的生日，见他回来了，心里真是高兴得很。因为孩子病时，他的胃病也犯了，脚都肿了。我想到“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的老话，正放心不下呢！

时局动乱，生活艰苦，但佩弦忍受着病痛和贫困，他认为抗战第一，生活苦一点不要紧。只要抗战胜利，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他仍致力于做学问搞创作，埋首研读。这一时期虽然他很少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决抗战，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现实深有感触。高度的正义感，使佩弦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高官厚禄的收买和拉拢，躲开了国民党在昆明的“司令”“要人”的拜访，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在那些趋炎附势、巴结官场的文人面前，在那些对抗战悲观失望的颓废文人面前，高洁地站立着。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应该选择好道路。他曾对我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去。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走得没有年轻人那么快，但是，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这是佩弦思想明确转变的初期。

清贫气节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是深夜传到我家的。那天佩弦正在成都，听到鞭炮声才知道我们终于胜利了，他兴奋地走到大街上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夜。回来后，他很担心地对我说：“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的经济可以恢复得快一些，老百姓可以少受些罪。”

中国人民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八年抗战生活，多么渴望和平安定啊！但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帮助下发动内战，对人民横征暴敛，对民主运动残酷镇压。1945年12月1日，几百名国民党军人和特务用棍棒、短刀、手榴弹镇压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学生，造成了有名的“一二·一”惨案。这件事使佩弦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他亲自到西南联大的灵堂向死难的四烈士致敬。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事实，使佩弦觉醒了。闻一多先生是佩弦多年同事和挚友，闻先生的死使他特别感到悲痛和激动。他大声责问：“此成何世界？”他虽已十多年不写新诗了，但为此他写成《挽一多先生》一诗。他热烈地赞颂闻先生“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此时佩弦正在成都，他不怕特务要捣乱会场，毅然出席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做了报告，介绍了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他的报告不但多次博得全场的掌声，而且使听众纷纷落泪。佩弦的强烈的正义感，使他在国民党的迫害面前挺起了胸膛。佩弦在给雷海宗的信中说：“一多的事我要负责。要出版他的著作，照顾他的家属。”佩弦并在他最后几年的时间里践行了自己的许诺。

1946年10月，我们全家终于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北京。我们是非常喜爱北京的，在城里走一走、看一看，深感战后的残破不堪，穷人更多了。日本人走了，但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却蛮横地欺压老百姓。有一次，我们看到他们殴打抢生意的三轮车夫，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在海防时看到的情景。佩弦很气愤，他便高声地喊：“你打他做什么！他是为了生活！”他也常常激动地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吃尽敌人的苦头吗？”

在回到北京后的这几年里，佩弦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腐败，看到社会那样混乱黑暗，心情很不好。他这个从来不会感情冲动的人，变得很容易动感情了。他的思想感情已经进一步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1947年2月，佩弦在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的“十三教授宣言”上签了名。此宣言在报上发表时，他的名字排第一个。国民党特务也三次“光临”我家，但佩弦一点也不怕。他没有退却，他坚定地站立着。那时，国民党特务也常在清华园里逛，并常在清华抓人。每次抓人，佩弦都很为学生担心，我们家也成为一些进步学生躲避抓捕的地方了。一次，佩弦犯胃病躺在床上，听到外边又在抓人，便很着急地对我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要来躲。”我们在屋里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马上去开门，果然来了一个女学生，便躲在我家里。那时，还有一个进步学生要到解放区去，他来找佩弦借路费。当时我们手头真是没多少钱，但还是从保姆那儿借了点钱，凑了20元，送他走了。佩弦对进步学生也是很信任的，他曾介绍一个进步学生到通县潞河中学教书。当时潞河中学行政上是被国民党控制的。不久，这个学生就到解放区去了。后来就有人扬言：这个学生领了一个月的薪水没工作就走了。佩弦听到后，很生气地说：“要是他领了一个月工资没工作就走了，我赔钱。”他专门派居乃鹏去潞河了解情况，结果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原来是别人故意伤害他的。终于澄清了事实，批驳了谣言。佩弦的正义感和广博的同情心，使他对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都能伸出热情援救的手。今年（1981年）9月24日我接到王志之同志的来信，信中写道：“我在抗日同盟军战败归来，为了逃避叛徒的搜捕，未敢贸然进城，在清华园站下车，冒昧到府上投宿。朱自清先生并不嫌我蓬头垢面，更不怕我‘犯上作乱’而受牵连，殷勤接待，加以掩护。”这封信使我想起了那天的情景：佩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严肃地倾听他叙述山西的抗日救亡工作和沿途脱逃的情况；并一再嘱咐我：“他是山西做地下工作的，沿途很辛苦。把床被准备得舒服点，我们要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由于这样，几乎国民党每次抓人都有学生来我家躲避，其中有的人我们根本不认识，只是他们信任佩弦而来的。

过去也曾经有人几次劝佩弦加入国民党，他都严词拒绝了，后来又有人拿来一张可以成为“特别党证”的党员表让他填，他仍不加入。他向孩子借了通俗的革命宣传的小册子来看，还借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看。他也曾多次和进步学生谈话，非常细心地倾听他们的见解。他对解放区作家赵树理“与人民共同生活，打成一片”、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给予肯定的评价。他的思想在踏踏实实地追求着进步。

抗战胜利后的生活仍是很艰苦的。国民党滥发钞票，物价一日几涨。人民在饥饿和苦难中挣扎，教授阶层的生活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

这期间，佩弦进一步与中间道路划清界限，拒绝了中间刊物《新路》的邀请，并在《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上讲道：“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向下就是向人民大众，他正是沿着这后一条道路前进的。他在许多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宣言上签过名。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很厉害，体重只有45公斤，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1948年6月9日，北京的学生举行了“反美扶日”的游行。佩弦以实际行动站在人民一边，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他拒绝了美国侮辱性的施舍，并且让孩子立刻把配给证退了回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此时佩弦的身体已很虚弱了，脸色苍白，脊背也更弯了，走路都需扶手杖了。但他的精神是伟大的，他在中华民族的敌人面前傲然挺立着。

这时佩弦仍常常参加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他要编辑《闻一多全集》，要编写教科书，他要写论白话文的文章，他还要参加招生及学生毕业的各种会议，要与同事们讨论学术问题……有多少他热爱的工作需要他去做呀！但他深感自己已体力不支，深感身体重要。当时他已不能到医院去看病了，大夫来家看病时对他说：“营养全在菜里。”他便认真地遵照医嘱，大口地吃菜。虽然并不爱吃，但他仍是强迫自己吃下去。他在为生命的延续而挣扎着。为了完成《闻一多全集》，他在日日夜夜赶编着。他衰弱的身体已难以支持下去了。我特意在他的书房里支了一个行军床，书桌边放了一个痰盂。他要吐便吐，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在床上躺一会儿。在他有生之年，终于完成了《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了结了自己的心愿。

1948年8月4日早晨4点多钟，佩弦突然胃部剧烈疼痛，大口的呕吐。送到北大医院后，医生立刻让他住院，开刀做了手术。我非常着急，痛苦地守候在佩弦的身边。三四天后，佩弦的神志清醒了，在病床上嘱托研究院的试卷请浦江清先生评阅。他还嘱告我：“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8月12日，佩弦病情突然恶化，昏迷不醒……他与世长辞了。是被黑暗统治逼死的！是被旧社会杀死的！

13日上午，佩弦的遗体在广济寺下院举行了火葬。我与孩子们都感到无比悲痛，佩弦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遗骨安葬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

我的怀念

佩弦已经逝世30多年了，每当想到他的离去，我心里就很难过。他逝世时才51岁，正当壮年之时，正当胜利即将到来之时，却被贫病折磨死了。如果他能看到我们从屈辱和灾难的遗烬里爆出的富强的新中国，看到中华民族已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会怎样的高兴呀！如果他活着，他会更勤奋地工作，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人民文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毛主席曾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今天，回顾佩弦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他确实是有骨气的，确实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无限热爱祖国，在祖国受外侮时，坚定地站在正义、人民一边，无视一切个人得失，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他虽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负着因袭的重担，但他能在不断的探索中求进步，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他在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中，能由彷徨、苦闷到否定了中间道路，坚定了立场。对反动派的残酷暴行，能摆脱“怕”的心理，进而积极热情地支持进步事业，成为一名杰出的民主战士。他作为一名教师、学者、文学家和诗人，对自己的事业是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的。他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编辑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他心血的结晶。他虽然抓紧生命的分分秒秒勤奋工作，仍是时时不满意自己，即使在病重期间也从不宽容自己。他热爱清华大学研究学问的气氛。无论多高待遇的招聘都不能使他离开清华园。他一生克己奉公，老老实实。抗战胜利后他从成都搬回北京，他把自己不急用的书，连同我的画笔、颜料都卖的卖、扔的扔了，以便腾出两个大书箱把学校的书都运了回来。他热爱学校，热爱自己的事业。

佩弦虽早已离去，但这些怀念时时在伴随着我。现在我快80岁了，看到我们祖国在一天天繁荣强盛起来，心里无比高兴。我也渴望早日看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我们民族的统一大业。

[1] 陈竹隐：朱自清夫人，原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