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兴荣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父亲黄庶，曾代理康州知州，是专学杜甫、韩愈的诗人，著有《伐檀集》。叔父黄廉，仁宗嘉祐六年（1061）进士，因赞成新法，深得神宗赏识。他的舅父李常是著名藏书家，诗人。他的第一个岳父孙觉，第二个岳父谢师厚，也都是诗人。这对黄庭坚的成长，影响很大。

英宗治平四年（1067），黄庭坚二十三岁，考中进士。次年任叶县（今属河南）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考中学官，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丰元年（1078），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两首诗给徐州太守苏轼，表示仰慕之意。苏轼当即覆信称赞他“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答黄鲁直五首》）。从此两人缔交，终身不渝。元丰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县（今属江西）。在舒州（今安徽安庆）游览了三祖山上的山谷寺，因爱其风光，便以“山谷道人”为号。元祐元年（1086）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馆阁，参与校定《资治通鉴》。以后又任神宗实录检讨官，加集贤校理，升起居舍人、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这一时期，他追随苏轼，常相唱和，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章惇、蔡卞等新党得势，他被贬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先后被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因又自号涪翁。徽宗即位后，他先后被任命为舒州知州、吏部员外郎，均未到任。崇宁元年（1102）六月知太平州（辖今安徽当涂、芜湖、繁昌），九日而罢，流寓荆州、鄂州一带。崇宁二年（1103）以“幸灾谤国”罪名被除名，流放宜州（今广西宜山）编管。崇宁四年（1105）九月三十日死于贬所，终年61岁。

黄庭坚一生历尽坎坷，但在文艺上的成就和影响却是巨大的。他的书法与蔡襄、苏轼、米芾并称为宋代四大家。他的诗与苏轼齐名，后来形成了庞大的江西诗派。他的词也同样著名，但在当时和后世却有不同的看法。陈师道说：

而晁补之则说：

他们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在陈师道看来，“今代词手”只有秦观和黄庭坚，他们是超越唐人的。而晁补之认为，黄庭坚词“不是当行家语”，而是诗。这就是说，黄庭坚是和苏轼一样“以诗为词”的。传为李清照所写的《词论》在对北宋词人所作的评论中说：

李清照认为：苏轼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词“别是一家”，这一点只有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庭坚“始能知之”。黄庭坚的词是符合“别是一家”要求的，只不过“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而已。这就是说，黄庭坚词与苏轼词是不相同的。而王灼《碧鸡漫志》仍然认为：“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卷二）其后，历代评黄庭坚词，大抵不出以上两种意见。清光绪年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出，对黄庭坚词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说：

这对于近百年来对黄庭坚词评价的影响甚大，以至被誉为“宋词专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入录，即次要作家如时彦、周紫芝、韩元吉、袁去华、黄孝迈等所制浑成之作，亦广泛采及，不弃遗珠”（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自序）的朱孝臧《宋词三百首》，对黄庭坚词一首也不选。

黄庭坚词究竟是符合“本色”、符合“别是一家”，还是和苏轼一样“以诗为词”？黄庭坚于词是“门外汉”，还是可与秦观并称？要回答这些问题，只有从黄庭坚的词学观和他的创作实践来寻找答案。

黄庭坚的词学观最集中地表现在他为晏幾道《小山词》作的序文中。他在序中说：

在这一大段序言中，除了对晏幾道及其词的评价之外，有两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词原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歌词，是音乐的附属物。在民间时期，它的内容多样，但以写男女恋情为主，风格质朴。发展到文人手里以后，词主要成为侑酒助乐、娱宾遣兴的工具，风格趋于雅丽香软。正如后蜀广政三年（940）欧阳炯所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到北宋，苏轼认为词是从诗发展而来的，是诗的苗裔（《祭张子野文》：“微词宛转，盖诗之裔。”），主张以诗为词，把诗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等引入词的领域，开拓了词的新天地，使词脱离了音乐的束缚。黄庭坚在这篇序言中说晏幾道出身高贵，学富才高，而不容于世，因此一腔悲愤，只能学诗人寓托比兴之句法，以乐府歌辞出之，成为“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这就是说，晏幾道把身世之感注入了艳情之作。类似的意见在黄庭坚的一些题跋中还可以看到，例如《跋秦少游踏莎行》：“右少游发郴州回横州，多顾有所属而作，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诗也。”由此可见，黄庭坚认为：词与诗是同格的，可以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词。这和苏轼的意见是相同的。

第二，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有一段人们熟知的法云秀对黄庭坚艳歌小词的批评和黄庭坚对这一批评所持的态度。原文是：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七引《冷斋夜话》此段记载，文字虽有较大不同，但黄庭坚被法云秀说服则是相同的。而黄庭坚自己在上述《小山词》序中说的和《冷斋夜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所载却大不相同。他不但没有被法云秀说服，而且还责问法云秀：“特未见叔原之作耶？”黄庭坚对晏叔原《小山词》中的艳歌小词是怎样看的呢？除了上述有寄托的以外，他说：“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这就是说，对这类作品，他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至于他自己少时写的艳歌小词，他在《小山词》序中明确地说是“使酒玩世”的。换句话说，就是任性酗酒，轻蔑世事。其中有的也可能是像《小山词》的艳歌小词一样是有所寄托的。我们知道，黄庭坚年少丧父，生活在母家，十五六岁时跟随舅父李常游学淮南，言行深受李常影响。他在《奉和公择舅氏送吕道人研长韵》中说：“少也长母家，学海颇寻沿。诸公许似舅，贱子岂能贤。”（见宋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一五。）李常在熙宁初因反对新法被贬官，元祐初任户部尚书，又反对尽废新法，与司马光意见相左。这些对黄庭坚无疑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黄庭坚少年时也有放浪的生活，他自己晚年写的《蓦山溪》（朝来风日）下片就曾明明白白地说：“追思年少，走马寻芳伴。一醉几缠头，过扬州、珠帘尽卷。而今老矣，花似雾中看，欢喜浅。天涯远，信马归来晚。”他的好友张耒也有“黄子少年时，风流胜春柳”之句（《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诗》），就是明证。因此，在他的艳歌小词中有些是他少年时的生活写照也是自然的。据此可知，上述《冷斋夜话》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所载是不可信的，应该以黄庭坚自己在《小山词》序所说为准。

黄庭坚的身世遭遇、学养襟抱和他的词学观，形成了他的词所独具的风貌特点。这些特点，大略而言，有以下数端：

一、雅俗并存

一谈到黄庭坚词，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他那些运用口语、俗语写的词，特别是那些完全用口语、俗语写的通俗词，如《归田乐引》（暮雨濛阶砌）（对景还销瘦）、《江城子》（新来曾被眼奚搐）、《两同心》（一笑千金）、《少年心》（心里人人）、《丑奴儿》（济楚好得些）、《好女儿》（粉泪一行行）、《归田乐令》（引调得）、《卜算子》（要见不得见）等等。这些通俗词中有的写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如《少年心》：

以口语写出一个对景伤情、相思成病的女子，斥责负心汉对爱情的不专一，表现了女子又恼又恨的心理和决裂的态度。写得清新质朴，酷似民间词，这在文人词中是不多见的。又如《望江东》：

以通俗的语言把一个相思者复杂的心理和真挚的感情写得曲折尽致。连自称“不喜山谷词”（清陈廷焯《词坛丛话》）的陈廷焯，也称赞这首词是佳作，他说这首词：“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白雨斋词话》卷六）

相对通俗词而言的雅词，是词从民间传到文人手上后出现的。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的唐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就是明证。到了黄庭坚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进一步雅化了，正如徐度《却扫编》卷下所说：

作为苏轼的门人，和苏轼一样主张“以诗为词”的黄庭坚自然写了不少雅词，如“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的《念奴娇》（断虹霁雨），被认为“词意益工”（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七）的《满庭芳》（北苑春风），被明代沈际飞誉为“雕绘富有”（《草堂诗馀四集》续集）的《满庭芳》（修水浓青），被清代黄苏赞为“一往深秀，吐属隽雅绝伦”（《蓼园词评》）的《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被近代俞陛云评为“清婉有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的《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婉而有韵，丽而能雅”（同上）的《南歌子》（槐绿低窗暗）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二、内容丰富

黄庭坚的词题材多样，记游、写景、怀古、赠答、送别、说理、谈禅、咏物、男女恋情等等都有，确实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其中两部分很值得注意，一是写男女恋情的。男女相亲、相恋、相思是词的传统主题，黄庭坚在同时代词人中，这类词是写得比较多的。他受到“鄙俚不堪入诵”（清彭孙遹《金粟词话》）之类责备的也正是这类词。其实，男女恋情是人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自然也应该是文学作品大量描写的，大量反映的。词，特别是民间词也不例外。而黄庭坚正是继承了民间词的这个传统，把许多爱情词写得活生生的，例如《归田乐引》：

把热恋中的男女之间又恋又怨、又恨又爱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这和那些主张写男女恋情时要有所“顾籍”（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要写得“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白雨斋词话》卷一）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自然会受到一些人的责难。

其次是表达对现实不满的。黄庭坚生活的时代，党争激烈，政局动荡，内忧外患频仍。这在他的诗里多所反映，在他的词里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如《水调歌头》：

黄庭坚在《跋东坡乐府》中称赞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而他自己这首《水调歌头》，正体现了这种超轶绝尘的审美理想。整首词以幻想的手法描写神游桃花源的情景。上片写桃花源的美妙和自己的向往，下片写自己只能孤芳自赏，明显地透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之情。

又如元符三年（1100）黄庭坚得赦复官后在戎州或青神所写的《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词中所写的狂饮、雨中吹笛、簪花倒着冠，都是对世俗的一种戏弄侮慢；而加餐、观舞、听歌，则是对现实迫害的反抗。末两句以白发插黄花的放浪姿态，让旁人冷眼去看，更显示了词人反抗的强烈。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以“幸灾谤国”的罪名被除名，羁管宜州。次年到达宜州后，冬天见梅花开放，有感而作，写了《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词中通过梅花把天涯与江南、平生与去国、垂老与少年作了对比，表现了他对整整十年所受迫害的不满。不过这种不满不像上述《鹧鸪天》所表达的那样强烈，而是相当含蓄。这当然和他的处境有关。

由于黄庭坚“以诗为词”，使词具有咏物的性质，故咏物词在他的词中比较多地出现了。其中以咏茶词最著名，如《品令》：

通篇没有出现一个“茶”字，但是把茶的名贵以及破茶、碾茶、煮茶的过程，品茶的趣味、快活，都巧妙地表达出来了。说它是咏茶词或咏物词的佳作，并不过誉。

黄庭坚一生所恪守的是传统的儒家学说，但他又是祖心禅师的入室弟子，和惟清禅师、悟心禅师、倚遇禅师交谊都很深。南宋普济的《五灯会元》也将他排在南岳下十三世，称为居士，可见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本来佛教就有唱道词，北宋天禧间僧道诚云：

作为佛教信徒的黄庭坚用词来说佛谈禅，是很自然的事。如《渔家傲》（三十年来无孔窍），写南岳临济宗福州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道的故事，以及人们应以灵云为鉴及早悟道的感想。这类词，大抵内容与艺术两皆平平，除了表现禅理或禅趣外，并无特出之处。但是，黄庭坚却写了不少，不过他不是像僧人那样借此传道，只是戏作而已。这只要看他的《渔家傲》（万水千山来此土）小序，就可明了。

黄庭坚词中还有一首咏“打揭”的《鼓笛令》。“打揭”是宋代民间的一种博戏，李清照《打马图序》说这是一种“鄙俚不经见”的博戏，而黄庭坚把它写入词，成为宋词中仅有之作。由此可见黄庭坚词确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

三、自具面目

人们常以“豪放”、“婉约”论词的艺术风格，而且习以苏轼词为豪放之首，以秦观词为婉约之魁。而黄庭坚词中既有《念奴娇》（断虹霁雨）这样洋溢着豪迈气概，乐观情绪，黄庭坚自己也称“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的豪放之作，同时也有像《清平乐》（春归何处）这样清新俏丽的婉约之篇。但是，话要说回来，黄庭坚从来是不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他要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在论书法时就曾说过：“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豫章集》卷二八《题乐毅论后》）在《赠高子勉》四首中又说：“我不为牛后人。”对于词也不例外，他对词的传统风格采取兼收并蓄而又有所开拓创新的态度，所以他的词和苏轼、秦观词在艺术风格上均有所不同。拿上述《念奴娇》来说，在豪放中就寓有峭拔之气。下片中的“年少随我追凉，晚寻幽径，绕张园森木”、“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以散文句法入词，信笔挥洒，更别有风味。再拿上述《清平乐》来说，并不只是一味柔情脉脉，而是寓有清刚之风，所以有人把它归入豪放词。可以说，豪放、婉约是词的艺术共性，峭拔清刚才是黄庭坚词的风格特征。

黄庭坚最著名的诗论是：

前者所谓“换骨”、“夺胎”，本是道家语。道家认为经过修炼，可以脱去凡骨换仙骨，脱去凡胎换圣胎。黄庭坚用以论诗歌创作，“换骨”是指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前人的诗意；“夺胎”则是指采用前人诗句而加以发展，形成新的意境。后者所谓“点铁成金”，本是佛家语（见宋道原《景德传灯录》一八《灵照禅师》）。黄庭坚用以论诗歌创作，则是说取古人之“陈言”要经过“陶冶”，重新熔铸。这些诗歌创作方法，黄庭坚既用之于诗，也用之于词。在黄庭坚词中，这种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最突出的，如他将唐代顾况的《渔父引》：“新妇矶头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露宿鱼惊。”和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熔铸成一首《浣溪沙》：

苏轼称赞此词说：“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宋曾慥《乐府雅词》卷中）而清代的黄苏则认为：“‘无限事’、‘一时休’，写渔父情怀，未免语含愤激。涪翁一生坎壈，托兴于渔父，欲为恬适，终带牢骚。结句与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句，亦自神理迥别。张句是无心任运，涪翁句是有心避患也。”（《蓼园词评》）由此可见，金代王若虚所说的“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三），是皮相之言而已。当然，黄庭坚的词和他的诗一样，不管是“夺胎”、“换骨”，还是“点铁成金”，偶尔也有弄巧成拙的，这也无须讳言。

黄庭坚词还继承了民间词的传统，像柳永一样以市井语入词，但在这方面他比柳永走得还远。他往往是随心所欲地用俗语方言入词，如：

这无疑增加了后世读者了解他的词的难度。

总之，黄庭坚对于词，有与苏轼相同的认识，也把诗的创作方法用之于词；同时他又继承了词的传统，对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歌词（包括佛教的唱道词）也有所吸收，这就形成了他的词题材广阔、内容丰富、自具面目的特点。可以说，在柳、苏两种词风相对立又互相渗透的当时词坛，黄庭坚词既受他们的影响，又能自我独立，而且影响了后代的辛稼轩等人（见金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三六《新轩乐府引》），这是不易的。本文开头所说的陈师道、晁补之、李清照、王灼等人对黄庭坚词的评价，都只是从他的某些词或词的某些方面着眼，虽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无偏颇之处。至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对黄庭坚词的评价，则纯粹是从“温柔敦厚”的观点出发的。

综观黄庭坚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词作，不难看出黄庭坚词表达了他的爱好、兴趣、欢乐、苦痛，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这在宋词中是独树一帜的。读黄庭坚词，不当只观其与人相同处，还当观其别裁蹊径、不落窠臼处；不当只观其谨守绳墨处，还当观其豪纵恣肆、妙趣天出处；不当只观其当时的地位高下，还当观其对后世的影响。

【编者按：此次出版，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黄庭坚词中的疑难字词和涉及的典故作了简要的注释，并择要将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此外，我们将历代评论及对黄庭坚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