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第七

古者诗歌不别，览《虞书》、《毛诗序》、《乐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正义》曰：先心后志，先志后声，先声后舞，声须合于宫商，舞须应于节奏，乃成于乐，是故然后乐气从之）则可知矣。《汉书·艺文志》亦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宋书·乐志》云：歌者乐之始，舞又歌之次，歌咏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然则乐以节歌，歌以咏诗，诗虽有不歌者，（《艺文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而歌未有非诗者也。刘向校书，以诗赋与六艺异略，故其歌诗亦不得不与六艺之诗异类。然观《艺文志》所载，有乐府所采歌谣，（吴、楚、汝南歌诗已下，至南郡歌诗。）有郊庙所用乐章，（《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此即郊祀歌十九首。又有诸神歌诗，送迎灵颂歌诗二家。）有歌咏功烈乐章，（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有帝者自撰歌诗，（高祖歌诗。又出行巡狩及游歌诗，盖武帝作。又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疑亦武帝所作。）有材人名倡所作歌诗，（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谓以未央材人所作诗赐哙及冰也。又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有杂歌诗，（杂各有主名歌诗、杂歌诗，又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此则凡诗皆以入录。以其可歌，故曰歌诗。）刘彦和谓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殆未详考也。及后文士撰诗者众，缘事立体，不尽施于乐府，然后诗之与歌始分区界。其号称乐府而不能被管弦者，实与缘事立题者无殊，徒以蒙乐府之名，故亦从之入录。盖诗与乐府者，自其本言之，竟无区别，凡诗无不可歌，则统谓之乐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则惟尝被管弦者谓之乐，其未诏伶人者，远之若曹、陆依拟古题之乐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题之乐府，皆当归之于诗，不宜与乐府淆溷也。《汉书·礼乐志》惟载《房中歌》、《郊祀歌》，《宋书·乐志》稍广之，自郊庙、享宴、大射、铙歌、相和、舞曲莫不悉载，然亦限于乐府所用而止。《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有《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晋歌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陈郊庙歌辞》三卷、《乐府新歌》十卷、《乐府新歌》二卷，而梁王书复有乐府歌诗以下十余部，其所收宽狭今不可知，要之以但载乐府所用者为正。其有并载因题拟作，若后之《乐府诗集》者，盖期于博观，而非所以严区画也。郭茂倩曰：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案此本《宋书·乐志》文。）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案彦和作《乐府》篇，意主于被弦管之作，然又引及子建、士衡之拟作，则事谢丝管者亦附录焉。故知诗乐界画，漫汗难明，适与古初之义相合者已。今略区乐府以为四种：一乐府所用本曲，若汉相和歌辞，江南东光乎之类是也。二依乐府本曲以制辞，而其声亦被弦管者，若魏武依《苦寒行》以制《北上》、魏文依《燕歌行》以制《秋风》是也。三依乐府题以制辞，而其声不被弦管者，若子建、士衡所作是也。四不依乐府旧题，自创新题以制辞，其声亦不被弦管者，若杜子美《悲陈陶》诸篇、白乐天《新乐府》是也。从诗歌分途之说，则惟前二者得称乐府，后二者虽名乐府，与雅俗之诗无殊。从诗乐同类之说，则前二者为有辞有声之乐府，后二者为有辞无声之乐府，如此复与雅俗之诗无殊。要之乐府四类，惟前二类名实相应，其后二类，但有乐府之名，无被管弦之实，亦视之为雅俗之诗而已矣。

彦和此篇大旨，在于止节淫滥。盖自秦以来，雅音沦丧，汉代常用，皆非雅声。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缪。彦和闵正声之难复，伤郑曲之盛行，故欲归本于正文。以为诗文果正，则郑声无所附丽，古之雅声虽不可复，古之雅咏固可放依。盖欲去郑声，必先为雅曲。至如魏氏三祖所为，犹且谓非正响。推此以观，则简文赋咏，志在桑中，叔宝耽荒，歌高绮艳，隋炀艳篇，辞极淫绮，弥为汉魏之罪人矣。彦和生于齐世，独能抒此正论，以挽浇风，洵可谓卓尔之才矣。然郑声之生，亦本自然，而厌雅憙俗，古今不异，故正论虽陈，听者藐藐，夫惟道古之君子，乃能去奇响以归中和矣。《周礼·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注曰：淫声，若郑、卫也。过声，失哀乐之节。凶声，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慢声，惰慢不恭。）据此，是淫、过、凶、慢之声，历代所有，特以政化清明，故抑而不作耳。及后礼乐崩坏，教化陵夷，则虽君子亦耽俗乐。故魏文侯闻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子夏讥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是知乐音之有奇邪，自上世而已然。（启子太康之锵呜筦磬，已非正声。在后孔甲好音，殷辛为淫声以变正声，是音之不雅，自古有之矣。）雅颂既亡，弥复猖獗，历代虽或规存古乐，而不足以夺时所慕尚者。至于今日，乐器俗，乐声亦俗，而独欲为雅辞，归于正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君子咏都人士之诗，所以寄怀于出言有章之君子也。

自汉魏有杂曲，至于隋唐，其作渐繁。唐之燕乐，尤称为盛，后遂称其歌词者曰词。宋之燕乐亦杂用唐声调而增广之，于是宋词遂为极多，于乐府外又别立题署，实则词亦乐府之流也。凡填词但依古调为之者，与前世拟乐府无异，盖虽依其平仄，仍未能被诸管弦。正言其体，特长短句之诗耳。以其制篇择辞有殊于雅俗之诗，因而别为区域。然则七言殊于五言，律诗异乎古体，又何不可判画之有？故凡有声之词宜归乐府之条，无声之词宜附近体之列，如此则名实俱当矣。

录古乐府之书，史志以《宋书》为最详最精。其书所录，自晋、宋郊庙宴享之诗，及晋世所用相和曲、舞曲、鼓吹、铙歌，莫不备载，《晋书》特依放之耳。《南齐书·乐志》所载乐词，止于郊庙燕享之辞，其余不录，盖以歌辞至繁，难可尽录乎？总集以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为最备，其推考源流，解释题号，又至该洽，求古乐府者，未有能舍是书者也。今先顺释舍人之文，次录《乐府诗集》每类序说于后。古乐府部署变迁，盖可得其较略矣。

涂山歌于候人（至）西音以兴 此本《吕氏春秋·音初》篇。案观此，则后世依古题以制辞亦昉于古，涂山有候人之歌，其后《曹风》亦有《候人》之篇，则《曹风》依放涂山也。有娀有燕燕之歌，其后《邶风》亦有《燕燕》之篇，则《邶风》依放有娀也。孔甲有《破斧之歌》，其后《豳风》有《破斧》之篇，则《豳风》依放孔甲也。然其制题相同，托意则异。庄子言：《折扬》、《皇荂》，入于里耳。寻其本，则《折扬》者，非即《雅诗》之《折柳樊圃》乎？《皇荂》者，非即《雅诗》之《皇皇者华》乎？汉鼓吹、铙歌有《朱鹭》，朱鹭，鸟也，而何承天私造乐府曰《朱路》，朱路，车也。汉有《上邪》，邪，语辞也，何承天曰：《上邪》，邪曲也。此则但取声音，不问义旨，用彼旧题，抒我新意，盖其法由来久矣。

情感七始 《汉书·律历志》引《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古文作在治忽、郑作在治曶。）释之曰：七始，天地四时，人之始也。《大传》曰：七始，天统也。郑注曰：七始，谓黄钟、太蔟、大吕、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案《汉志》以林钟为地始，郑以大吕为地始。盖《汉志》以林钟为地正，而郑以大吕为地统。《隋志》用《汉志》说。）《房中歌》七始华始，正用《书》义。此则七音之起，起自虞时。而《国语》说武王克商，于是乎有七律。韦昭曰：七律为音器，用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变宫，蕤宾变徵也。是二变为武王所加。《左传·昭廿五年疏》云：此二变者，旧乐无之，声或不会，而以律和其声，调和其声，使与五者谐会，谓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变，周乐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案七始咏为今文异文，未可信，据《国语》说，昭明若此。盖七音实始于武王，《周礼》曰文之以五声，文略故也。

武帝崇礼，始立乐府 此据《汉书·礼乐志》文。《乐府诗集》则云：孝惠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云。

朱马以骚体制歌 案朱马为字之误。《汉书·礼乐志》云：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歌赋。《佞幸传》亦云：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据此，朱马乃司马之误。

桂华杂曲 即目《房中歌》。《房中歌》第七曰《桂华》。

赤雁群篇 即目《郊祀歌》。《郊祀歌·象载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暨后郊庙（四句） 案《后汉书·曹褒传》：显宗即位，曹充上言，请制礼乐，帝善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诗歌曲操，以俟君子。据此，后汉之乐一仍先汉之旧。《宋书·乐志》：汉明帝初，东平宪王制舞歌一章，荐之光武之庙。（案《武德舞歌》诗见《乐府诗集》。）又章帝自作食举诗四篇，后汉乐词之可考者仅此。

至于魏之三祖（至）韶夏之郑曲 《宋书·乐志》载《相和歌辞》。《驾六龙》（当《气出倡》）、《厥初生》（当《精列》）、《天地间》（当《度关山》）、《惟汉二十二世》（当《薤露》）、《关东有义士》（当《蒿里行》）、《对酒歌太平时》（当《对酒》）、《驾虹蜺》（当《陌上桑》），皆武帝作。《登山而远望》（当《十五》）、《弃故乡》（当《陌上桑》），皆文帝作。又晋荀勖撰《清商三调》，旧词施用者：《平调》则《周西》（《短歌行》）、《对酒》（《短歌行》）为武帝词。《秋风》（《燕歌行》）、《仰瞻》（《短歌行》）、《别日》（《燕歌行》）、为文帝词。《清调》则《晨上》（《秋胡行》）、《北上》（《苦寒行》）、《愿登》（《秋胡行》）、《蒲生》（《塘上行》）为武帝词。《悠悠》（《苦寒行》）为明帝词。《瑟调》则《古公》（《善哉行》）、《自惜》（《善哉行》）为武帝词。《朝日》（《善哉行》）、《上山》（《善哉行》）、《朝游》（《善哉行》）为文帝词。《我徂》（《善哉行》）、《赫赫》（《善哉行》）为明帝词。此外武帝有《碣石》（《大曲·步出夏门行》）。文帝有《西山》（《大曲·折杨柳行》）、《园桃》（《大曲·煌煌京洛行》）。明帝有《夏门》（《大曲·步出夏门行》）、《王者布大化》（《大曲·棹歌行》）诸篇。陈王所作，被于乐者亦十余篇。盖乐词以曹氏为最富矣。彦和云三调正声者，三调本周《房中曲》之遗声。《隋书》曰：《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词，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然则三调之为正声，其来已久。彦和云三祖所作为郑曲者，盖讥其词之不雅耳。

傅玄晓音（三句） 案《晋书·乐志》曰：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但改乐章，使傅玄为之辞，凡十五篇。又傅玄造四厢乐歌三首，晋鼓吹曲二十二首，舞歌二首，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鼙歌五首。

张华新篇（二句） 案张华作四厢乐歌十六首，晋凯歌二首，黄注但举舞歌，非也。

然杜夔调律（至）后人验其铜尺 《魏志·杜夔传》曰：杜夔以知音为雅乐郎，后以世乱奔荆州。荆州平，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时散郎邓静、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晋书·律历志》云：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暗同。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钟，吹律命之皆应。勖铭所云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荀勖造新钟律，与古器谐韵，时人称其精密，惟散骑侍郎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声不合雅，愳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长短所致也。会咸病卒，武帝以勖律与周、汉器合，故施用之。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长勖尺四分，时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史臣案勖于千载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数既宜，声韵又契，可谓切密，信而有征也，而时人寡识，据无闻之一尺，忽周、汉之两器，雷同臧否，何其谬哉！《世说》称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试以校己所治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云。《隋书·律历志》云：炎历将终，而天下大乱，乐工散亡，器法湮灭。魏武始获杜夔，使定音律，夔依当时尺度，权备典章。及晋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禄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铸律吕。又云：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尺、《汉志》王莽时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晋泰始十年荀勖律尺，为晋前尺、祖冲之所传铜尺。祖冲之所传铜尺，其铭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案《宋史·律历志》曰：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者，惟有古钱而已。）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余与此尺同。（已上皆铭文，凡八十二字。）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今以此尺为本，以校诸代尺云。谨案如隋唐《志》言，则勖尺合于周尺，而杜夔尺长于勖尺一尺四分七厘，不合甚明，阮咸讥勖，则《唐志》所谓谬也。荀勖尺不可考。宋王厚之《钟鼎款识》有《古尺铭》曰：周尺、《汉志》镏歆铜尺、后汉建□（阮元云：建下一字，戈旁可辨，盖武字也。）铜尺、晋前尺并同。此则依放晋前尺而铸者，得以求古律名，信而有征。彦和所言，盖亦《唐志》所云雷同臧否者也。又《隋志》云：晋时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 按李延年当作左延年。左延年，魏时之擅郑声者，见《魏志·杜夔传》、《晋书·乐志》。增损古辞者，取古辞以入乐，增损以就句度也。是以古乐府有与原本违异者，有不可句度者，或者以古乐府不可句度，遂嗤笑以为不美，此大妄也。

陈思王植七哀诗原文（《文选》）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贱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晋乐府所奏楚调怨诗明月篇东阿王词七解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裴回；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一解）

借问叹者谁？自云客子妻；夫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二解）

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君为高山柏，妾为浊水泥。（三解）

北风行萧萧，烈烈入我耳；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四解）

沉浮各异路，会合当何谐？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五解）

君怀常不开，贱妾当何依？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七解）

上古乐府与原本违异者。

齐书乐志载公莫辞（《宋志》亦载，而文相连不别，又与此异）

吾不见公莫时。吾何婴公来。婴姥时吾。思君去时。吾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时。思来婴。吾去时毋那。何去吾。

上一曲，晋《公莫舞》歌，二十章，无定句，前是第一解，后是第十九二十解，杂有三句，并不可晓解。

上古乐不可句度者。

《晋书·乐志》曰：魏《雅乐》四曲，《驺虞》、《伐檀》、《文王》皆左延年改其声。晋武泰始五年，张华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废兴随时，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据此，是古乐府韵逗有定，故采诗入乐府者，不得不增损其文，以求合古矣。

子建士衡，并有佳篇 案子建诗用入乐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黄雀行》）、《明月》（《楚调怨诗》）及《瞽舞歌》五篇而已，其余皆无诏伶人。士衡乐府数十篇，悉不被管弦之作也。今案《文选》所载，自陈思王《美女篇》以下至《名都篇》，陆士衡乐府十七首，谢灵运一首，鲍明远八首，（谢玄晖《鼓吹曲》，乐府所用。）缪熙伯以下三家挽诗，皆非乐府所奏。将以乐音有定，以诗入乐，须有增损。至于当时乐府所歌，又皆体近讴谣，音邻郑卫，故昭明屏不入录乎。

轩岐鼓吹，汉世铙挽 《铙歌》即《鼓吹》，《挽歌》即《相和辞》之《蒿里》。戎丧殊事，谓《铙歌》用之兵戒，《挽歌》以给丧事也。

缪袭所致 按缪袭作魏《鼓吹曲》十二首，又《挽歌》一首。

子政品文（二句） 此据《艺文志》为言，然《七略》既以诗赋与六艺分略，故以歌诗与诗异类。如令二略不分，则歌诗之附诗，当如《战国策》、《太史公书》之附入春秋家矣。此乃为部类所拘，非子政果欲别歌于诗也。

《乐府诗集》分十二类，每类皆有叙说原流之辞，极为详赅，兹迻录之（略有删节）如下：

郊庙歌辞

自黄帝已后，至于三代，千有余年，而其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已。两汉已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之造《天地》、《郊庙》、《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郊庙之乐，徒有其名。隋文平陈，始获江左旧乐，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唐高祖受禅，未遑改造；乐府尚用前世旧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而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唐乐，贞观二年奏之。安史作乱，咸镐为墟，五代相承，享国不永，制作之事，盖所未暇，朝廷宗庙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为程式云。

燕射歌辞

《仪礼·燕礼》曰：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此燕飨之有乐也。《大司乐》曰：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侯以弓矢舞，乐师、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大师、大射，帅瞽而歌射节。此大射之有乐也。《王制》曰：天子食举以乐。《大司乐》：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汉鲍业曰：古者天子食饮必顺四时五味，故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此食举之有乐也。《隋书·乐志》曰：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则《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汉有《殿中御饭食举》七曲，《太乐食举》十三曲。魏有雅乐四曲，皆取周诗《鹿鸣》，晋荀勖以《鹿鸣》燕嘉宾，无取于朝，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十二篇。司律陈颀以为三元肇发，群后奉璧，趋步拜起，莫非行礼，岂容别设一乐，谓之行礼？荀讥《鹿鸣》之失，似悟昔缪，还制四篇，复袭前轨，亦未为得也。终宋、齐以来，相承用之。梁、陈三朝乐有四十九等，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后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备列宫县正乐；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之。隋炀帝初，诏秘书省学士定殿前乐，工歌十四曲，终大业之世，每举用焉。其后又因高祖七部乐，乃定以为九部。唐武德初，宴享承隋旧制，用九部乐。乐观中，张文收造宴乐，于是分为十部。后更分宴乐为立坐二部。天宝以后，宴乐西凉、龟兹部著录者二百余曲，而清乐天竺诸部不在焉。

鼓吹曲辞

《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刘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笳吹竽是也。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周礼·大司乐》曰：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大司马》曰：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郑康成云：兵乐曰恺，献功之乐也。《宋书·乐志》曰：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歌》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曲》而还，此应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方谓之《鼓吹》矣。按《西京杂记》，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则不独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也。汉《远如期》曲辞，有雅乐陈及增寿万年等语，无马上奏乐之意，则《远如期》又非《骑吹曲》也。《晋中兴书》曰：汉武帝时，南越加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梧七郡，皆假《鼓吹》。《东观汉记》曰：建初中，班超拜长史，假《鼓吹》麾幢。则《短箫铙歌》，汉时已名《鼓吹》，不自魏晋始也。崔豹《古今注》曰：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然则《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汉有《朱鹭》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及魏受命，使缪袭改其十二曲，而《君马黄》、《雉子班》、《圣人出》、《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钓竿》十曲并仍旧名。是时吴亦使韦昭改制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吴歌辞存者唯十二曲，余皆不传。晋武帝受禅，命傅玄制二十二曲，而《玄云》、《钓竿》之名不改旧汉。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更制新歌，合四时也。北齐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黄爵》、《钓竿》略而不用。后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并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战阵之事。隋制，列鼓吹为四部，唐则又增为五部，部各有曲，唯《羽葆》诸曲，备叙功业，如前代之制。齐武帝时，寿昌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曲，以为宴乐。陈后主常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此又施于燕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