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清华园——清华大学校庆随笔之六

去年，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报道：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平均死亡年龄为五十二点二三岁；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五十三点三四岁，比十年前下降五点一八岁。《广州日报》在报道时用了差不多通栏的黑体字大标题：《震撼国人的死亡报告》，香港《大公报》则用“中国科学家比常人少活二十年”作题目。《告警——中国科学的危机与挑战》（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一书的一则资料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科院七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去世一百三十四人，他们的平均寿命仅五十三点三岁。上述三个死亡年龄都大大低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七十岁，大大低于北京人的平均期望寿命七十三岁。

黑色的数字，沉默的告警。

作为中关村（中科院）和北京大学邻居的清华大学，不知有没有相应的统计数字。但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职工群体、文化大革命期间到过血吸虫病重疫区“五七干校”的二三千人中已经死亡者的平均寿命，肯定要比五十二岁或五十三岁还要低。

报上说，“缺乏必要的（体育）锻炼、工作和心理压力过大、不注重定期体检及环境污染是造成科学家英年早逝的最主要原因”。过低的生活待遇导致生命的过早枯萎这一条却被遗忘了。他们挤出太多，而慰劳太少！

一九七四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时，那里的“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孩子，票子，篮子）曾使科学家们高兴了一阵子。但有人却不高兴，把邓小平连同胡耀邦当做“右倾翻案风”批判了。到如今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票子（工资）、篮子（菜篮子）依然令许多的科学家困惑。几年前，人们曾痛切地、公正地为替病人做手术又困又累却只得到几元钱补助和一碗方便面酬劳的外科大夫鸣不平，可有谁知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连续操作观察几十个小时又困又累却连一碗方便面也不可得的境况呢？

差不多在多家报纸发出上述“死亡报告”的同时，清华校友、北大教授季羡林老先生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谈到，香港教授的工资是内地教授的一百倍。这令我记起另外的一些“倍数”来。八十年代初我到香港探亲，见到一位从内地去港的同窗，那时我是清华大学讲师，他是一个“则师楼”的雇员（无牌照建筑师），他的工资是我的一百九十倍。十多年来，内地大力宣传为教师加工资。目前，那位同学仍是无牌建筑师，其工资依然远远超过我，是我在清华拿到的教授工资的六十余倍。《科技日报》上的文章说，刚毕业的博士进入外资或私营企业，其工资为进入科学院或大学当副研究员、副教授的十倍到二十倍。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方惠坚教授有一个统计数字：中国教授的起点工资与技工的起点工资之比，一九三六年是二十八点六倍，一九五六年是六点八倍，一九九三年是二点七倍，而这两个群体的最高工资之比这三个年度则分别是四十七点六倍、九点七倍和四点六倍。

这些“倍数”与上面那些黑色的数字掺和在一起，就像幽灵一般回荡在北大—清华—中关村这块中国首屈一指的科教圣地上空。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之后，在这块科教圣地上，曾有“人心思院”一说。原因之一是那时候北大、清华的阶级斗争抓得太紧。清华党委在青年教师中捕风捉影抓出了“反党集团”。“反右”时，清华主动往已离校就职的毕业生的新单位送“材料”，把自己的“校友”打成右派。北大中文系某教研室的青年教师有百分之九十成了右派分子，而当时全国在知识分子中抓右派的指标是百分之五。因为学校讲堂不得安宁，两校教师都羡慕自己的邻居——中关村中科院的专家们，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安定的心绪可埋头于业务。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九十年代，在这块科教圣地上，又有“人心思校”一说，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反倒羡慕起北大、清华的教师了。并非中科院变得比清华、北大“左”了，也并非清华、北大的工资比中科院高了。只是因为中科院的科学家们看到，只要不急于为单位为个人“创收”，满足于一味教学工作，当一名教授完全可以是优哉游哉。在中国的大学里，与学生人数比，教师比外国大学要多一倍以上，教学工作都比较轻松；但在研究机构里，按研究条件比，中国大大劣于外国，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经费只有外国人的一个零头，比五十年代更为拮据，工作困难重重。科学家们所受的心理压力比教授们大得多。

环境污染也是科学家们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有人会说，普通老百姓不也跟科学家们生活于同一环境之中吗？污染了的空气如何偏偏只飘到科学家们的头上？

让我们听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的一段诉说。附图中的化工研究院原来叫化工五厂，更早时是一片空地，在它的附近，就是清华、北大和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所在地。吴先生写道：

一九四六年清华、燕京复校时，这片空地上经常有人牧羊。解放后，在此建立北京化工五厂，之后厂子逐步扩大。五十年代初期，清华的一些教职工已感觉到该厂污染的威胁，这一度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一些教授曾就此质问过做过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他也无能为力。一九五八年我们为北京大学进行总体规划时，颇想占用这一块地，却只能望洋兴叹了。此后，在几乎历届海淀区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这成为清华、北大人民代表联合提案的内容。奇怪的是呼吁归呼吁，该工厂的规模却不断扩大……七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夜晚，在邻近该厂的宿舍中，许多教职工为当夜化工厂所排的废气弄得不能入睡，头昏、呕吐；第二天议论纷纷，并组织起来向有关方面写信，交涉结果是化工五厂换了一块牌子，改为“试剂试验厂”，今天名为“化工研究所试验厂”，生产塑料树脂。由于它已是拥有一千五百五十人的大厂，经济效益急剧上升，一九八九年产值已达一千六百七十一万元，占地已达十一公顷多，工厂当然还是“我自岿然不动”。（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195—196页）

原北京市化工研究院位置图

在这块科教圣地上空，早已不是蓝天一片。

环境污染，人人受害。对于从事科学试验的科学家和教师们来说，还有由于实验设备差所引起的污染和伤害。然而，当中关村的科学家们走出实验室、北大清华的教师们走出教室时，却立即进入两个完全不同的境地：中关村拥挤嘈杂，校园里却柳暗花明。这也许是中关村“人心思校”的另一原因。

清华、北大两校校园，各占有清代皇家园林旧址，它们都曾是皇帝的夏宫——圆明园的一部分，跟圆明园连成一片。两个校园两朵花，花开两朵，单表一枝，下面就只说清华园了。

清华园是清华大学校园的爱称，它保有一座基本完好的皇家园林——清华园和另一座皇家园林——近春园的遗址。帝苑仙居，水清木华。当你优哉游哉散步清华园时，你将会情不自禁地把个人的恩怨和环境的污染之类，暂时置诸脑后。多情的空间，无边的绿意，似将永远伴随着你。当你作为一个真诚的散步者散步清华园时，你还会感到它的确是一个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园地。无论风霜雨雪，无论酷暑严寒。

清华园第一个成功的散步者是朱自清教授。他在这皇家园林遗址上散步时所获得的灵感，升华为《荷塘月色》，成为清华人散步清华园的千古绝唱。今天，散步清华园的人们，仍不时沉浸在朱先生七十多年前开发的诗情画意之中。

一九三一年毕业于清华的余冠英先生，当年也留下了散步清华园的华章。这位天才又勤奋的好学生认为，散步清华园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他在赞赏清华园的天然美、园林美、人情也美的同时，却俏皮戏说迷人的清华园只能令年轻学子耽于景色，无心向学，绝不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清华周刊》）

荷塘枯荣，月色明晦。时光流逝，欲望依然。一边捧读先生遗篇、一边散步清华园的人们，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

今天，在散步清华园的人群中，年纪最大者可能是建筑学院的周卜颐教授。他于一九五〇年带着双学位从美国归来，热情传播现代建筑理论，在中国建筑界声誉日隆。一九五七年他成为“右派”分子，待到“四人帮”垮台，幸获改正，已经年过花甲。负责者分派他在系里的小图书室工作。他却上书邓小平，要求为祖国做更多的事。邓小平在他的来信上作了肯定的批示。一九八二年，六十七岁的周先生南下武汉，在华中理工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创办了《新建筑》杂志，都办出了好成绩。他已把全部的聪明才智献给了祖国的建筑教育事业，却连记忆力和起码的表达能力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满腹经纶都已无法倾吐。他已经返老还童，已经天真无邪。早晨，他由一位小保姆照顾着，时或搀扶着，完成这散步清华园的功课。碰到我，有时还神气地说，他昨天参加了一场网球赛；或者说，儿子已把他的跑车修好了，明天就要骑车到香山去。有时，他又出神地望着不远处临水的“晗亭”，那是为纪念清华名教授吴晗而建的四坡攒尖亭子，里面挂着邓小平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题写的匾额。周先生慢慢地、浅浅地向着亭子的方向鞠了一躬，他知道，那里有吴晗和邓小平的英灵。

化学系年过古稀的周听教授，陪着老伴散步清华园。周夫人原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和校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她的学生打倒在地，随后瘫痪卧床多年。如今，她竟能拒绝丈夫的搀扶和手杖的帮助，坚持自己移步向前。枯瘦而弯曲的身影，无声而滞涩的步履，只因有了周围空气的扶持，她才没有颓然倒下，只因有了阵阵清风的流动，她才没有停止呼吸。她使人想起小说和电影中的祥林嫂。在散步清华园的人们中，她最是一位强者。

体育教研室的王英杰教授，几十年活跃在运动场上，把体育和健康送与莘莘学子，现在由家人照应着，坚持用自己的双手转动轮椅，散步清华园。我国体育和体育教育事业的伟大实践家马约翰教授在清华执教五十二年，给后辈留下了“要动，要跑，要跳，要踢”八字箴言。退休的王教授如今腿足已不听使唤，不能跑、不能跳、不能踢了。但他还有力气，他还能动。许多人向他点头问好，轮椅在体育馆前缓缓转悠。

位于体育馆南面的马约翰教授雕像

一九一九年建成的清华体育馆，当年是国内最先进的体育建筑。它曾以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名字命名，门廊上还曾有他的雕像，记录了一段文化殖民的历史。馆内有篮球场和游泳池。五十年代初期，中南海还没有为毛主席盖室内泳池，毛主席就曾来这里游泳，为体育馆留下了不灭的荣光。那时候，这个四季如夏的泳池还对教授们开放。现在不行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已经从八十人猛增到今天的九百人，即使天天“煮饺子”也容纳不了。

前文提到的吴良镛教授，也是散步清华园的积极分子。他大清早跟太太一起走出家门，不一会儿便把太太甩在后面。一阵小跑跑回家，总是急冲冲的劲头。国际建筑师协会自一九四八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洲、在北京召开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大会将于六月开幕，吴先生加班加点准备大会的主题报告，指导大会的筹备工作。用完早点，就带上太太为他准备的盒饭去办公室，中午也不回家。自行车来回只需十几分钟，这十几分钟也必须节省下来。一寸光阴一寸金！

中国工程院院士、土木工程系的陈肇元教授，也跟太太一起，加入散步清华园的行列。他们夫唱妇随，齐头并进。天刚亮别人刚刚开始散步，他们已经往回疾走。满头汗水，满脸阳光，有多少课题正等着他们去解决。

数学系和物理系两三位教授，跟我一样，原来都喜欢到教工俱乐部打乒乓球。不多久，教工俱乐部挂牌改称教工活动中心，打乒乓球每小时收费五元，不开收条，比我们每小时的工资（按每天八小时计）还多，我们都只好不去了。

散步清华园又散步圆明园，习惯成自然，本是很多人的老规矩。圆明园遗址变成圆明园遗址公园以后，修了大门，修了围墙，但早晨六时以前入园，并不收门票。如今，圆明园遗址公园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香港曾宪梓先生又捐资七百万港元修了完好的围墙，早上不管多么早也不对我们开放了，门票十元，月票十五元，只好跟圆明园“拜拜”了。

游泳池不够大，乒乓球打不得，圆明园进不去，散步清华园的队伍，日渐庞大起来。

在清华园最寂静的角落里，林间草地上，有一群最寂静的散步者。他们都是癌病或血吸虫病患者。姿势轻快，步履从容。绿色的树冠为他们遮挡从天而降的微粒，轻风和流泉带走了他们丢下的烦恼。

校医院的王大夫，是散步清华园的一个小组的带头人。老中青三结合，五六位女士和小姐。她们散步时必横穿学校的东西干道。三十多年前，一位女教师在这干道边上散步，被汽车轧死。如今汽车通过量比当年增加了不下百倍，多几只眼睛左顾右盼，可保安全。但当另几位女士有意加入她们的行列时，王大夫却说人多碍事，你们另组军团吧，散步清华园，天地广阔着呢。

散步清华园的另一个军团，全由男士组成，也是老中青三结合。在宽阔平坦的草地上，他们个个倒退着走。老年人慢条斯理，青年人蹦蹦跳跳，比传统散步方式好看多了。据说这特别有利于生理平衡，有利于健全脑力。也许，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终点，这样倒退着走，也就把到达终点的距离和时间拉长了。这是一种颇有意思的象征和安慰。

散步清华园，这是对生命自身的呵护，这是对死亡报告的抗争。

去年下半年开始，清华开始实施创建绿色大学示范工程。“把绿色大学献给新世纪，清华园将会是更加美丽、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公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妇联副主席、环境系教授钱易如是说（见《新清华》报）。不过，清华园果真能独善其身吗？

今年，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是清华大学八十八周年校庆。黎明即起，散步如仪。校园中紫荆、紫藤、紫丁香花事正盛。这紫色是清华的特色，这紫荆花是清华的校花。九九九，八十八，多么充实、丰富、吉祥的信息——生命长久，生机勃发！祝福了，散步清华园的人们！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