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与书桌——清华大学校庆随笔之八

今年，二〇〇一年的四月，北京清华大学，落架翻建的工字厅庭院和加层扩建的主楼如期完工，各以其古典主义的华丽多姿或现代主义的整洁大方，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参加九十周年校庆的校友和来宾。

加层扩建后的中央主楼正面

一九六〇年秋天，我来清华报到，当助教。那时，低矮、古老、朴素的工字厅庭院是校党委、校长和行政机构的办公室，而主楼的庞大高耸的身影已在东区出现。两者新旧、高低、大小的强烈对比，曾引起我这个初来者内心的一阵震动。我写了一篇短文，把清华园里这两处对比强烈的建筑景观硬叠在一起（实际相距有两里地）加以评说，认为这是学校领导干部艰苦朴素仍用旧房办公而把钱用在刀刃上盖教学大楼的革命作风的具体体现。

党委及校长办公室所在的清华园工字厅庭院

这工字厅是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清华园中的中心建筑庭院，门头上还悬挂着咸丰皇帝御题的园匾。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清华园（当时叫熙春园）划出圆明园之后，有时是亲王的府第，有时是太子的书斋，后来成了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清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成立的清华学堂的最初的校舍。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止，在它的紧东边，陆续兴建的一个建筑群，形成了清华大学的中心区，但工字厅这个昔日的皇家庭院却一直保留着。它有一个小偏院，藤影荷声之馆，也还保持着原有的格局和风韵。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吴宓先生就在这里居住、会客。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和其他大师们，穿越时代风雨，他们头上的荣光时隐时现，至今没有消失。当人们默默地叨念着他们的名字时，也时不时会记起梅贻琦校长的声音：“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的，当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曹禺、叶企孙、竺可桢、华罗庚、梁思成……出入清华园时，清华园里还没有多少高楼大厦。一九一九年以前落成的所谓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最高的只有三层。它们的建筑面积总共只有一万平方米，还不及一九六六年建成的主楼的建筑面积的七分之一。

梅贻琦时代的清华，走出来一批全国有名的大师。

蒋南翔时代的清华，盖起了全国大学中最高的主楼。

主楼升起的时代，正是不出大师不要大师的时代。

清华大学主楼规划设计模型（中国古典形式）

一九五六年，当主楼开始规划设计时，曾采用中国传统民族形式，类似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民族文化宫和西客站的那般模样。一九五七年，毛泽东率领庞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参观了刚在两年前建成使用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并在主楼中的礼堂里会见了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当时有人问：“您喜欢这个大厦吗？”主席说：“很喜欢，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但将来一定会有。”毛泽东的这种赞许和意向，不知是否对清华大学校长、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决心按照莫斯科大学主楼的模式建设清华大学主楼起了作用。但修改了的清华大学主楼的平面和体形的确成了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平面和体形的翻版，原先设计方案中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大塔楼小塔楼不见了，换成了当时在莫斯科成批出现，并且也出现在莫斯科大学主楼上那样的所谓俄罗斯民族形式的尖塔。这是当年我国在教育上和在建筑艺术创作上“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一种生动反映。莫斯科大学主楼中央高三十六层，加上缀着红星的尖塔，高度达到二百四十米。而清华大学主楼，也带着类似的尖塔，层数和高度都不及“老大哥”的一半。

清华大学主楼规划设计鸟瞰图（苏式）

莫斯科大学主楼正面（正中最上方的列宁立像改为尖塔和红星）

清华大学主楼设计效果图（带着苏式塔楼和尖塔）

事实上，当兴建清华大学主楼的时候，华夏大地上的某些角落已经饿殍遍野，中苏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施工中的主楼终于压缩了规模，也取消了尖塔，把设计高度减为十二层，而且在建筑到第九层时不得不因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而暂时停工。“三年困难”过去之后，主楼继续施工，并于一九六六年夏季完工。这时，学校已经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全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京大串联，刚刚落成的主楼一度成了红卫兵的临时招待所、免费旅馆。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经“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意，就在主楼前面空旷荒凉的野地里召开了据说有五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会。蒋南翔被押在一边陪斗。刚刚落成的这幢大楼也成了他在教育战线大搞修正主义的罪证之一。

一九六六年落成的清华大学主楼鸟瞰（没有塔楼和尖塔）

在清华学堂九十年、清华大学七十六年（一九二五年至二〇〇一年）的历史中，在她的二十四位校长中，梅贻琦当了十七年校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八年），蒋南翔当了十三年校长（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六年），他们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为卓著的两位。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学生蒋南翔是中共清华大学支部的书记，而梅贻琦到了台湾之后，又当了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多年。如今，北京清华、台北清华以兄弟相称互敬，在两岸教育界中传为佳话。

也正是梅贻琦（一八八九——一九六二）的学生蒋南翔（一九一三——一九八八），曾经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发出了震动清华园、震动华北、震动全中国的宣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但是，当蒋南翔发出这样的宣言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们的“平静的书桌”，不仅有可能被民族的敌人捣毁，也可能被我们自己捣乱。我想，蒋南翔当了清华校长和高等教育部长之后，他主观上还是重视“书桌”的。他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干粮”，也要为学生提供“猎枪”。

“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时，我所在的大学与全国很多大学一样，都停课闹革命。当时闻说清华大学没有停课，作为学生，我真佩服蒋南翔的英明。然而，那时的清华园，果真还有“平静的书桌”吗？

我要说的是，梅贻琦和蒋南翔曾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论述、表达了大学教育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

一九四〇年，梅贻琦在转呈当时教育部的文件中指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在《大学一解》中，他说：“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