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研究,国外较早的有费正清和刘广京等的研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中呼吁加强对西教士在华影响和华人反应的互动研究。国外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交流、宗教史和汉学领域。国内学者展开了历史、文化、教育、新闻报业、文学、翻译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在西学翻译的个案研究及不同学科、不同地区的译介研究方面成果颇丰。王树槐、林志平,、姚崧龄、魏外扬、黄昭弘等着重研究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或变法的影响。顾长声,、熊月之,、王立新等均从不同视角对西学活动进行了梳理和评价。陈绛、尚智丛、王林、罗大正等着重于对传教士的西学传播研究。研究成果中还包括对西学译介、文化互动、社会变革等的研究:马祖毅、邹振环、何绍斌等对西学活动中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罗志田、李喜所和赵海涛等进行了文化研究;袁伟时、王立新、朱维铮等研究了传教士对晚清社会变革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对于晚清西学翻译,学者们已从中西关系、文化交流、对华人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具体学科或知识的译介、传教士个体翻译活动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多从历史、文化、宗教、教育、新闻等角度研究,其中熊月之的《晚清新学书目提要》和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都较多涉及译事和译作。翻译界对晚清传教士翻译的研究起步稍晚,虽未见系统的西人翻译专著,但个别翻译通史、近代翻译史成果的部分章节中有所涉及,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和李伟的《中国近代翻译史》、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王健的《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王文兵的《丁韪良与中国》等分别阐述了传教士翻译对中国史地、法律、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对传教士小说翻译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的是韩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分析了来华传教士米怜、郭实腊、理雅各、宾威廉、杨格非、李提摩太等人译述的宗教小说。宋莉华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在对书目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传教士汉文小说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李亚舒等所著《中国科学翻译史》、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高黎平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翻译》、王红霞的《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卢明玉的《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对传教士进行了翻译个案研究或翻译群体研究。
对于传教士中文报刊的研究,基于报刊史料整理及其性质讨论的文献层出不穷,且最早可追溯至晚清,如1890年范约翰编撰的《中文报刊目录》详细记载了1815—1890年传教士主办的76种中文报刊目录,1895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中国各报馆始末》,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民国时期,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均专题论述了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创办、种类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万国公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等报刊的影印出版,《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中文报刊的整理出版,以及2003年再版的王韬等编的《近代译书目》等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和便利的查阅资源。赵晓兰、吴潮对1815—1951年传教士中文报刊进行了专题性、整体性研究。对于19世纪前期,来华西人创办发行的《广州纪事报》《中国信使报》《中国丛报》《广州周报》等英文报刊,吴义雄分析了其中关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观念与知识,考察了其中反映出来的西人群体的利益和愿望,探讨了西人塑造的对华关系舆论及其影响。陈建明在《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中,从近代传教士对文字传教的认识、出版物的传播状况、出版机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对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进行了研究。《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从中外的文献资料中挖掘当时传媒出版的来龙去脉,探讨来华传教士们如何应用和推广文字传媒(包括印刷、出版),及其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王天根的《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从历史时段上论述清代中央集权与官方舆论控制功能的关系、列强侵略加深与西方在华媒介殖民功能关系、晚清政治与媒介对维新的舆论建构,揭示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下媒介功能的拓展与政治舆论转向的关系。王天根的《清末民初报刊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论述庚子事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前后政论报刊的崛起与革命舆论动员关系,并分专题探析清末民初政治转型与传播思想的嬗变、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与清末民初媒介表述的政治;侧重分析“清末民初媒介建构中政治舆论环境与政治建构中的媒介资本”及“西学背景与媒介建构的政治话语空间”,就媒介与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互动关系展开论述。
晚清在华西教士翻译活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研究,国内外成果颇丰。其中一部分涉及晚清西学传播和中国强国探索议题。例如,许纪霖的《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一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回溯1895—1925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梦从追求富强转向文明自觉,从以“力”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转向普世价值的新文明探求。史革新的《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论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经历的四次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即鸦片战争后国人近代民族意识开始萌发、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初步觉醒、“五四”运动期间民族觉醒意识升华和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意识全面高涨,论证了近代中国民族意识是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李广荣在《论晚清时期西学汉译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功能》一文中提出:晚清西学汉译的兴起主要是我国传统知识领域觉醒之后挽救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它的发展经历了由扩充传统政治体制下的知识到传统知识机制的变革,折射出新型知识—新型知识分子—新型公共关系—新型政治的发展逻辑。章清在《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中指出,“汇编”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的二度创造,即“知识的再生产”,解析了其中关于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刘剑君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论述了西学在近代难以改换中国政治文化的逻辑结构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中国社会的背离,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的支撑和政治体系的保护。
由上可见,尽管学界不乏相关研究和论述,但以往学者将晚清西学译介与救国的研究局限在华人身上,很少专门论述传教士西学译介与晚清救国的关系。另外,以往研究忽视了将翻译研究引入晚清历史、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范畴,较少应用翻译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阐释,揭示晚清特定历史条件下翻译的特点及与救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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