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中国不过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和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国儿童文学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叶才第一次以一种明显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于“五四”文坛，而在此前漫长的中华民族文明长河里，它还处于潜伏和萌芽状态，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叫做史前期。儿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存在，他们不仅有吃与穿的基本物质需求，也必然有心理与精神上的饥渴。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以及古代文人笔下那些适合儿童听读的文学作品均被儿童自觉与不自觉地据为己有，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两条最为鲜活的源头。

第一章 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摇篮

“语言艺术的开端是在民间文学中”，民间文学不仅是民族文学的宝库，而且还是它的土壤，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所谓“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凡有儿童的地方就有儿童文学”，指的就是千百年来流传在儿童口耳之间的民族民间文学，诸如歌谣、神话、传说、童话与故事等，这些典型的民间文学既具有鲜明的现代儿童文学的文体特质，也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被自然而稳固地纳入到儿童文学这一“自主共和国”，成为事实中的“儿童的”文学。

民间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是歌谣与民间故事。歌谣包括民歌和童谣等韵文作品，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童话、寓言、故事等散文作品。歌谣中的童谣与几乎所有的民间故事样式在长期口耳传承中一并逐渐演进为儿童文学最基本的文体形式。

第一节 童谣与儿歌

古代没有儿歌这一概念，儿歌这一类文学作品在古代文献中称为童谣、童子歌、儒歌、儒子歌、婴儿歌、小儿谣、小儿语等。《国语·晋语》韦昭注说：“童，童子，徒歌曰谣。”明代学者杨慎说得更明白：“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可见，童谣是指那些传唱于儿童之口、没有乐谱、也不用乐器伴唱的儿童自唱自娱的歌谣，就是今天儿童诵唱的儿歌。

儿歌一词最早可能见于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利（Guido Vitale）编选的《北京儿歌》（1896），而普遍使用可能在1918年以后，那一年，北京大学设置了“歌谣征集处”，稍后又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1922），对在周刊上发表的童谣冠名为“儿歌”，并作为新兴的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沿用至今。

童谣源起于民间，在未有文字之前，只能自生自灭，其最初的情形，今天已无法描绘了。“关于它的时代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个大概，大约是由于原始社会的即兴歌”，其中与儿童生活相关的部分可能就是最初的童谣，最典型的是母歌与儿戏之歌。“盖儿童学语，先音节而后词意，此儿歌之所由发生，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亦正在此……大要分为前后两级，一曰母歌，一曰儿戏。母歌者，儿未能言，母与儿戏，歌以侑之，与后之儿自戏自歌异。”

古代文献中记录最早的童谣，是一首在儿童口耳间传唱的童谣，见《列子·仲尼》：“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传说尧治理天下五十年，自己不知道治理如何，问身边左右的人，都摇头不知；问外朝，外朝也说不知，最后他微服私访，来到康衢，听到这首歌颂他贤德的童谣，才知道自己治理国家的情况。

也有人认为“周宣王时童女歌‘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为童谣之起源”。这首童谣释义为：那卖桑树弓和箕草箭袋的夫妇，就是使周国灭亡的人。说的是褒姒误国，西周亡于内乱的故事。

将童谣看作是一种预言，是上天对下界吉凶祸福的预告，这是封建正统的观念。认为上天让火星降生在人间，变成一个“赤衣小儿”，由他唱出童谣，从而在儿童中间传播开来，预告人间的吉凶祸福，如上述那首《周宣王时童谣》就是古代著名的童谣“荧惑说”。所以，周作人说得好：“自来书史纪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歌，而以为鬼神凭托，出乩卜之言，其来远矣。”有研究者认为，自汉代以降，童谣就被作为封建神学的附庸，一直影响到近代。

到了明代中后期，对童谣的记录出现了新的动向。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宋元理学受到一定冲击，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视野扩大了，目力开始移注民间，顺应印刷业的兴盛，开始了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也为童谣的发掘和记录提供了便利，一些表现儿童生活和情感的童谣得到重视。如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古今风谣》里就收了一些这样的儿歌，比如“阴凉阴凉过河去，日头日头过山来”，就是冬天儿童晒太阳取暖时唱的歌谣；“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大来，谢了土地”，则是小儿求雨时唱的。甚至还有孩子们游戏时唱的游戏歌：“脚驴斑斑，脚踏南山。南山北斗，养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上马琵琶，下马琵琶。驴蹄马蹄，缩了一只。”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在我国儿童歌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小儿语”系列，那就是吕得胜的《小儿语》、《女小儿语》（明嘉靖三十七年，即1558年）和吕坤的《续小儿语》、《演小儿语》（明万历年间，自序作于1593年）。吕得胜在《小儿语·序》中写道：

儿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者所自……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是俚语者固无害，胡为乎习哉！余不愧浅末，乃以立身要务，谐之音声，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义理身心之学。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庶几有小补云。

这段话表明作者对儿童歌谣的性质与特点已有了相当科学性的认识。首先，突破了一千多年来的“荧惑说”，揭示了童谣与儿童生活、情感需要之间的联系，肯定儿歌是一种供儿童娱乐游戏的文学形式，揭开了封建统治者强加给童谣的神学面纱；其次，肯定了儿歌童谣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再次，看到了儿歌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所具有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三大特点。这些见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童谣所做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吕坤深受其父影响，沿用《小儿语》、《女小儿语》之体式编成《续小儿语》三卷，又根据他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做地方官时搜集的民间儿歌，“借小儿原语而演义”，收儿歌四十六首，编成《演小儿语》。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本真正的民间儿歌集，开创了为教育儿童编创儿童歌谣的先河。它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周作人曾有过恰当的评述：“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吕新吾的这一卷《演小儿语》，虽然标语也在‘蒙以养正’，但是知道利用儿童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是不可多得的……”

这里“趣味与教训并重”的意思近似今天所说的“寓教于乐”，可谓抓住了《演小儿语》的精髓。《演小儿语》的出现，说明儿童歌谣已明确地从民间歌谣中分离出来，从封建神学中解放出来，开始以儿童作为它特定的读者群，向“以儿童为读者的文学”迈进了一大步。此后，随着近代儿童教育的提倡与发展，为儿童采集民间童谣的风气日长，陆续出现的童谣集有：

《天籁集》，收江浙儿歌四十六首，另二首有目无辞，郑旭旦编，成于清康熙初年（1662）。

《广天籁集》，收江浙儿歌二十四首，悟痴生编，成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

《越谚》，上卷有《孩语孺歌之谚》，记录了不少民间儿歌，范寅编，成于清光绪八年（1882）。

《北京儿歌》，收录北京地区流行儿歌一百七十首，并附有英文译文，意大利人韦大利（Vitale）编（1896）。韦大利在《北京儿歌》序文中不无推崇地写道：“在中国民歌里，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未上学的人所作，却有一种诗的规律，和欧洲各国相类似，和意大利诗法几乎完全相符合。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可以产生出来”。自此，中国的儿童歌谣开始为欧美所注目。

《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中国儿歌集，收录儿歌一百四十首，英文排印，附中文原文，配有根据儿歌内容拍摄的照片插图，图文并茂。美国人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编译，1900年在纽约出版。

《下里歌谣》，收儿歌八十一首，大多为创作儿歌，编者伍兆鳌，1906年刊行。序文写道：“幼稚之年，未识道理，强而聒之，非所乐闻，惟俚俗之歌，入耳而不烦，上口而不逆，嬉戏之余，使其侣相唱相和，以能诵为高，强记为乐。及其长也，示之以义之所存，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近代新教育制度确立以后，与提倡教材“应以儿童发达的顺序为转移”的新教育观相呼应，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如黄遵宪、梁启超、曾志忞、鲁迅、周作人等，都参加到儿歌童谣的编创队伍里，并在他们带动下，出现了不少以儿歌童谣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报刊，如《小孩月报》（1875）、《蒙学报》（1897）、《童子世界》（1903）、《蒙养学报》（1903）等，并且还有配合学校教育的儿歌童谣体课本《最新妇孺唱歌书》（1904）、《教育必用学生歌》（1904）等。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出中国儿童文学时，儿歌童谣因其与儿童精神生活的深厚联系，作为儿童文学的最基本体裁得到了空前重视与发展。

第二节 神话、传说与民间童话

民间文学除韵文类的童谣、儿歌外，还有一类散文体，即一般所说的广泛意义上的民间故事，主要指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三种形式。神话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远古神话（原始神话）、神话传说到神话故事这一漫长的演化进程。传说本是与神话同源，但只是在神话丧失神性之后才得到充分发展。许多民间童话本身就是神话与传说的变体，但童话因子在神话与传说之前就“以自由联想和简单语符游戏的形式存在于原始思维和原始民族的生活之中”。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本是儿童与成人共享的，但由于人类种族发生于个体生长之间存在着心理与行为上的复演性，故又为儿童情有独钟，其中民间童话更是如此，是民间文学中除童谣、儿歌外最具有儿童文学性质的文学形式。

一、神话与传说

神话，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中，被认为是散文体文学的源头。神话一词，英文写作Myth，源于希腊语，表示原始时代关于神奇的事物或受神能支配的自然事物的故事，又被解释为“关于宇宙起源、神灵英雄等的故事”，或更进一步地解释为“关于自然界的历程或宇宙起源、宗教、风俗等的史谈”，茅盾说得更直白，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但在古代人民互相传述，却信以为真”。但神话在本质上“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神话是想象的产物；它始终不脱离自然和它产生的社会形态；神话是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形态进行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原始人创作神话的目的，在于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

远古神话由初期的生殖崇拜神话发展到中后期的祖先崇拜神话、自然崇拜神话和英雄崇拜神话，在其演进过程中，神性逐渐丧失，而人性则日益明朗，这表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人类文明时代的门槛，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特有的精神文化形象——用想象来征服自然力的神话，“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也就消失了”。这样的事情大约发生在氏族制被奴隶制替代的时代，人类已从“幼稚的童年时代”进入“成熟的成人时代”，想象已发展为一种自觉性的审美活动，作为这一审美活动成果的神话，与远古神话相比，已很少宗教色彩，而是更人性化、世俗化、艺术化，具有了传说或故事的特征。正如鲁迅所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进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神话产生和流传的基础总是在一步步削弱，“而社会生活日趋纷繁和复杂，军事斗争、英雄业绩等等重大事件，引起了人们传颂自己历史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传说逐步兴旺，从而产生了同一事件、人物的神话与传说并存或神话经过历史化向传说转化的现象”，如祖先神话与氏族来源的传说、英雄神话与人物传说等。同时，许多自然风物传说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从自然神话演变而来，即把原来的超自然力逐渐转化到人们可以认识的客观事物，使它和人们的生活更加接近。传说发展到后世，情况完全不同，当时的人经常根据某一人物、食物、山川古迹、自然风物、社会风俗来创作故事，这便是后人给传说下的定义中所揭示的，传说是“与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说的发展并非简单地脱胎于神话。不难想象，原始人除祭祀、图腾崇拜和巫术活动之外，应该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世俗领域，即“人的世界”，也应该有一种反映人的世俗生活的传说故事，只是那时神秘思维占主导地位，一切都打上了神的色彩，世俗传说也难免让位给神话或渗透到神话中去，只有在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尤其是在人类发展由儿童期（含英雄期）进入成年的普通人的时期，人类主体意识随之觉醒，以人或“神化了的人（英雄）”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传说故事才有了得以发展的沃土与充足的阳光。

从上述对神话、传说的起源、演化及其发展的粗线条勾勒中可以看出，神话与传说并非是以儿童为对象的文学形式，但毫无疑问至少它是由儿童与成人共享的。无论从神话、传说及人类文学之滥觞这一角度（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还是从神话、传说与儿童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来讨论，都应该从这里溯寻到散文体儿童文学最原始的胚胎。所以，当1909年孙毓修（1871—1922）主编我国历史上第一种专供儿童阅读的文学读物《童话》丛书（1909—1919）时，就编写了很多神话、传说作品。

1912年，周作人在《童话研究》中也指出：“盖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儿童之宗教亦犹原人，始于精灵信仰，渐自推移，以至神道，若或自迷执，或得超脱，则但视性习之差，自定其趋……幼稚时代之文学，故成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准也。”1920年，周作人在具有中国儿童文学宣言书性质的《儿童的文学》里，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迅速为当时的儿童文学倡导者所接受，成为一种时代共识。1921年，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创刊词《宜言》中写道：“因为儿童心理与初民心理相类，所以我们在这个杂志里特别多用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

1923年，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出版，再次明确地写道：“儿童是人的一期，等于人类学的原人一期，因为人类的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似。”由此实现了作为民族民间文学的神话、传说向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转移。

二、民间童话

神话、传说进一步演化便出现了一些以其为原型或母题的民间童话。所谓民间童话，指的就是那些“原始民族信以为真而现代人视为娱乐的故事，亦即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可见故事还是那一个，神话、传说“信以为真”，童话却是用来娱乐了。

这里说童话是神话传说的最后形式，或由神话、传说演化而来，是就童话作为一种明显和独立的民间文学形式出现在神话与传说之后而言的。其实，最初的童话即产生于神话、传说的流传过程中。比如，原始人为了解释打雷这一自然现象，从神灵崇拜仪式里产生了雷公神话，当大人将这个神话讲给孩子听时，为了适合孩子的口味，会很自然地将雷神说成雷公公，并且告诫孩子，如果不诚实，做坏事，雷公公就要发脾气。神话就是这样在儿童的接受中变成了童话。这是由讲述对象的特定性——儿童听众所决定了的。

到了这一时期，神话、传说、童话三者之间虽然紧密联系，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分野。“神话是创世以及神的故事，可以说是宗教的；传说是英雄的战争与冒险的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童话实质也有许多与神话传说共通，但是有一个不同点，便是童话没有时与地的明确的指示，又其重心不在人物而在事件，因此可以说是文学的。”性质上的不同，又不妨碍它们在表现形式上的同一性，往往“故事还是这一件故事，拿来说明宇宙文化之所以然，这算是神话，只当做小说听了好玩便是童话，若是相信某人某地所曾有过的事迹，那又在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传说了。神话可以说是古代初民的科学，传说是历史，童话是艺术，大有一气化三清之概”，只是童话愈到后来愈失去了它的信用（即用以表现原人之思想与其习俗），人们拿它作故事读与听，于是被转移过来，归入文艺里供人们欣赏了。

然而，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的童话故事最初并不是为儿童而存在的，但又是儿童与大人共享的，而且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由于社会经验、劳动技能、风俗习惯、道德准则等，童话故事都得靠长辈的口述方式传授给晚辈，儿童就是接受传承的对象。古人在意识到儿童爱听故事后，就会很自然地选择故事形式将一些条规与常识演绎为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便于儿童吸收。这样的情形，因为“中国向来不曾有人搜集童话编纂成书，或加以考证”，但在国外就有很多例证，如印度在公元前275年至公元275年间成书的《五卷书》就是一部为儿童搜集整理的民间童话集，它的出现曾被认为是世界儿童文学发生的标志。教育家勃劳纳对儿童文学曾做过研究，他认为第一本童话是在公元前六世纪问世的，作者是一位印度哲学家，名叫皮尔贝，书名叫作《班沙丹特拉》即《五卷书》。在欧洲，法国沙尔·贝洛（1628—1703）的《鹅妈妈的故事》，德国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这些为儿童搜集整理的民间童话故事集，也大多因为儿童喜爱，才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公认的世界儿童文学最宝贵的遗产。

在中国，“童话”一词出现在清末，孙毓修将他创办的我国有史以来第一种儿童文学类丛刊定名为《童话》，意思就是指供给儿童阅读的读物，其中刊发的主要作品来自民间童话，译介的外国作品也多是安徒生以前流传于西方的民间故事和童话。1912年至1914年间，周作人写下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三篇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有关童话的文论，多次指出，“童话亦即儿童之文学”，并由此倡导中国的儿童文学。1920年，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将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之一与歌谣、寓言、传说、写实故事、戏曲等形式并列，这一认识与体裁分类已经与今天的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无太大差别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就是从搜集与研究童话（广义，包括神话与传说）开始的。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样式，最初都是从民间文学中演化过来的。虽然从神话、传说到童话这一纵的逻辑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然而，“原始思维发生的三个阶段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低级的思维形态不断向高级形态发展，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为发生基础，同时又包括前一阶段的思维形态，而不是完全取代之”，因而，发生于人类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的文学形式又得以奇迹般地汇聚在最后一个阶段——“儿童的文学王国”里；这也是人类个体发生与种族发展的复演同构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古老的民间文学样式会在儿童世界里得到新的生长点与发展契机。也正是这样，神话、传说和“各种民间故事”才被稳固地纳入了“儿童文学这个自主共和国”。

1. 高尔基语，转引自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82页。
2.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
3. ［明］杨慎著，王大淳笺证：《丹铅总录》卷二十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4. 周作人：《童谣》，《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
5.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
6. 参见陈鼎如、赖征海编：《康衢童谣》，载《古代民谣注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7. 转引自周作人：《儿歌之研究》，《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
8.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儿童书局，1932年。
9. 参见车锡伦：《被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室编：《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年鉴·1983》，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第96—105页。
10. 吕得胜（？—1568），号近溪渔隐，吕坤之父。
11. 吕坤（1536—1616），河南宁陵人，明代学者，字叔简，号新吾，又作心吾，号抱独居士。官至刑部左、右侍郎。
12. 周作人：《吕坤的〈演小儿语〉》，载《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
13. 转引自褚东郊：《中国儿歌的研究》，原载《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1927年3月；见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148页。
14. 转引自高云鹏：《儿歌史话》，《实用儿歌鉴赏大全》，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第951页。
15. 汤素兰：《童话的诞生》，《浙江师大学报·儿童文学研究专辑》，1991年。
16. 参阅黄石：《神话研究》，第一章，开明书店，1927年。
17. 参阅林惠祥：《神话论》，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34年。
18. 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页。
19.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3页。
20. 同上，第4页。
2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页。
22.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85页。
23. 同上，第183页。
24.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商务印书馆，1936年。
25. 周作人：《童话研究》，《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
26. 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第4页。
27. 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3页。
28. 赵景深：《民间文学丛谈·后记》，《民间文学丛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7页。
29. 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一）》，赵景深编：《童话评论》，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第68页。
30. 周作人：《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
31. 周作人：《童话略论》，《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
32. 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三）》，赵景深编：《童话评论》，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第175页。
33. ［法］马克·索里亚诺：《儿童文学史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研组编：《儿童文学教学研究资料（第四卷）》，第249—280页。
34. 叶舒宪：《原始思维发生学研究导论》，《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
35.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卷“儿童文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