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记

我与当代中国文坛接触不多，也不太了解目前的写作生态。可有几件事，让我大为感慨，也是我选择今天这个演讲题目的主要原因。上上个月，在《北京观察》编辑会上，听到这么一种声音：不少著名的老作家抱怨，现在写了文章，都不知道往哪个地方送。因为报纸副刊越来越不适合于“认真写作”者，文学副刊版面大为压缩，还要求配合新闻主题，讲求时效、时尚与另类。一开始我以为是每个时代都有的“落伍者的悲哀”，后来发现，有这种想法的还很普遍。

2003年11月5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一读者来信，不，应该叫读者的“看法”。这则《订报记》，说的是作者（龙飞）因投稿缘故，特别看重报纸的副刊。订了北京某大报，发现副刊版面太小，退报；另订一份，还是不行，“作者都是年轻人，甚至是另类”，只好又退掉。折腾了一大圈，发现还是天津《今晚报》的副刊版面丰富。这位读者的感觉没错，北京若干大报的文学副刊实在不敢恭维，要不太花哨，要不太草率。

可这不是个别现象，报纸副刊的水平在下降，功用在消退，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这是个残酷的事实。由于电视以及网络的迅速崛起，还有各种专业杂志（包括介于报纸与杂志之间的周刊）的普及，报纸副刊的地位相对下降，这是正常的；但目前滑得这么快，且有“溃不成军”之势，让我这局外人都看得“惊心动魄”。

这词用得稍微有点“重”，那是因为前几天，在北京开了个“两岸出版圆桌论坛”，会上好多人发言，谈到这问题。台湾《联合报》11月20日发了记者陈宛茜的“北京报导”，题目叫《新闻渗透，副刊已死？》。虽然用了问号，还是有点耸人听闻。这则报道里，引了我好几段话：第一，“两岸副刊曾拥有辉煌的黄金时期，是培养作家的主要摇篮”，“台湾的报纸副刊在一九八○年代创造议题、引领社会潮流，其重要性可比民初五四时代的报纸”；第二，“陈平原则从独立性、话题性、组织性，讨论大陆副刊的问题。他指出，五四时代的副刊多聘请知名学者担任编辑，‘只负责稿子，不负责盈亏’，因此能独立于新闻之外，凭理想为时代发声；现在的副刊必须兼顾市场，无法维持独立性”；第三，“然而陈平原认为，也因为具有新闻的时效性，副刊还是比杂志更能担当社会‘思想草稿’的角色，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他指出，大陆的副刊‘气度不够’，不像香港报纸一遇重要话题，可以马上腾出几大版面讨论，充分发挥影响力；而像台湾副刊拥有办文学营、文学奖、座谈会的‘组织力’，大陆副刊也应引进学习”。这位记者很敬业，所记大致不误，我这里只是略为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