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出卖真理”

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瞿秋白《多余的话》

1919年10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约请秋白、郑振铎等人编辑一本专给青年阅读的杂志。11月1日，《新社会》正式创刊。根据《本刊简章》的说明，每份售价本地三元铜元，外地邮购三分大洋，半年五角，全年一元，会员打八折优惠。刊物内容为：提倡社会服务，讨论社会问题，介绍社会学说，研究平民教育，记载社会事情，批评社会缺点，述写社会实况，并随时向读者报告青年会及其下属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消息。

在《新社会》第1、第2、第3号上，秋白连放三炮，发表了《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中国智识阶级的家庭》《革新的时机到了！》三篇文章，急切地表达着他这个年纪的青年人所特有的源源不断如泉水般的新思路新观点。显然这三篇文章的论旨正是困惑着他多时而此刻他已有新鲜答案的重大命题。他迫不及待地向读者展示的思想成品虽未纯熟却是诚意十足、灵光闪烁，还带着淬火出炉的腾腾热气，其中所承载的激越与亢奋让人颇有直面而来、不及应接之感。

他忽而振臂高呼：“中国人尤其应该觉悟得快一点。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赶快想法子去疏导，不等他横决。中国人如其有这种历史的眼光，对于大战后世界的现势彻底觉悟，真能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真能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真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心，那么，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

继而斩钉截铁：“我主张攻击旧道德并不是现在的急务，创造新道德，新信仰，应当格外注意一点。攻击旧道德的力量应当居十分之四，创造新道德的力量应当居十分之六。”

再而信誓旦旦，指出社会改造应采取六大措施：“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学工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瞿秋白最初的声音尖厉而锐急，历史定格了他上阵时披坚执锐、正面冲锋的形象。

根据郑振铎的回忆：

那时青年会想出版一本专给青年阅读的杂志，约了我们几个人做编辑。我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出一个周刊，是八开本的十六页，定名《新社会》。孔君负责做经理，我负责集稿并校对。我跑印刷所，也经常跑到秋白、济之、地山、世英的家里去取稿。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

“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

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他的国文根底好，——在学校里他的国文得过一百零五分——写的白话文，“文言”气息很重，有时，用的典故，我还不大懂得。……我们所写的开头还谈些青年修养，介绍些科学常识；到了后来，却完全鼓吹起社会改造、家庭革命，向当时的统治者直接进攻了。《新社会》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队伍里一支勇敢的尖兵队。远到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都有我们的读者。秋白的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份量的。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新社会》创刊当月，全体编辑部成员便决定去往当时新思潮的集散地——北京箭杆胡同《新青年》杂志社拜访陈独秀。这也是秋白与陈独秀的第一次会面。陈独秀提出，希望《新社会》办成给劳动界灌输知识的通俗报纸，社会改造运动要做切实的工作，不要说空话。这给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他们即刻聚集到东城西石槽胡同郑振铎的家里，商议出五条改革和发展的动议：一、注重于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均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二、注重于本会会务及服务成绩的报告。三、此后登载的论文，都应该有研究的态度，科学的根据。四、社会上临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应该有严密的批评与指导。五、本刊应该逐期尽力的改善，做到纯粹“社会研究社会批评”的地步。

《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知识是脏物》《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社会与罪恶》《文化运动——新社会》等一系列文章，均写在秋白见到陈独秀之后。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一个人遇见另一个人，本来好比沧海一粟，却又仿佛冥冥之中启动了相互反应的神秘按钮，变化潜藏于暗涌，一时一地并不显山露水，结局却往往扭转了乾坤。

变化产生于秋白的内部，也许连他本人都无知无觉。他只是用笔记录了他的口，书写了他的心。

他写：“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可怜！农业国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而这件事决非一时的群众运动所能做得到。……社会运动的牺牲者，要去做社会运动，应当没有无限的轻信心，没有极端的感情，不受无意识暗示，而有积极的怀疑心，有沉静的研究心，有强固坚决的毅力。”

他写：“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社会上种种恶现象，受了几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们绝对不牺牲他们的人格。”然而，“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着愤嫉的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他写：“知识就是赃物，财产私有制下所生出来的罪恶。废止知识私有制，就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

他写：“女子既然是受着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的影响变成这种样子，似乎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文学家不过是把它描写出来罢了。殊不知道文学的作品——诗、词、文章、小说、戏剧——多少有一点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始终要担负这点责任。”

《新社会》一号接着一号地印刷着，秋白他们的文字也在一篇接着一篇地生产着，作为一个“出卖真理”的产业链上的一端，秋白却也始终保持着一份真诚与清醒，把自己的现状描述为“栖栖皇皇”“寝食不安”，如处“狂涛骇浪”之中。追求真理之路，是如此漫漫长远，个人的力量却又是如此渺渺不足道：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不论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的思潮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只见乱哄哄的报章，杂志，丛书的广告运动，——一步一步前进的现象却不能否认，——而思想紊乱摇荡不定，也无可讳言。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

——瞿秋白《饿乡纪程》

于是，身处狂涛骇浪之中、急于寻求方向的秋白又把视野集中转向翻译——这种表面上机械、枯燥的语言转换工作对于有缘分的译者来说，往往就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知识吸收源。从偶然遇到一篇文章，到认识一位作者，从而得以触碰到作家所在的国度，进而理解并采撷异国的思想文化，有意识地注射于自身，再重新回头通过自身贡献给母国，影响、作用于本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语言的转换便由此成为头脑的转换。

《新社会》时期，秋白选择介绍的作者包括托尔斯泰、果戈理、普希金、倍倍尔、都德、马志尼，他们分别来自俄国、德国与意大利。他赞赏马志尼的名言：“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像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他评价果戈理“艺术上的本领就在于描写刻画‘社会的恶’而又没有过强的刺激。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他认为都德的作品“文思锐利，意境活泼盛传于世。……读着有无限感慨，想来想去，一句也说不出来，一句也写不下去；心上只剩得一个‘？’……”他向读者推荐登载了倍倍尔《社会之社会化》的俄国杂志《钟》“是输入社会主义于俄国最早的杂志。由今日看来，《钟》确是有功于宝雪维几（即布尔什维克）呵！”

由翻译而介绍，由介绍而研究，由研究而发表评论，这一过程催生了这一时期秋白最重要的两篇文学评论文章——为沈颖译普希金《驿站监察吏》所作序以及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所作序。秋白认为普希金的《驿站监察吏》“艺术上、体裁上的创作，却无意之中，为后来的文学家，歌鄂黎，屠格涅夫，陀斯妥亦夫思奇，托尔斯泰开一先河”，指出：“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作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

而在“俄罗斯文学已经在俄国发生绝大的影响，便是在世界上发生绝大的影响”，“表现一国的国民性，表现一国的思想精神，就是文学”的认知前提下，他又提出中国现阶段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

由译介的需要转而明确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必要，再由俄罗斯文学为媒介，触角渐渐深入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知不觉之间，俄国与秋白渐行渐近。此后，秋白陆续发表了《谁的利器？La grève，Le sabotage，谁知道呢？》《劳动底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底新劳动节，中国底新劳动节》等关注劳工利益、歌颂“劳工神圣”的文章。尽管如此，面对“主义”，他却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与自知。他自我总结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说：‘现在大家，你说我主张过激，我说你太不彻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东西，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主观客观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

1920年5月，在做完纪念国际劳动节三十周年的三期“劳动号”之后，《新社会》被北洋政府警察厅查封。对此，秋白愤慨不已：“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在因言获罪的时代，往往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几乎就在陈独秀于上海秘密建立、李大钊也在北京积极筹备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两个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原《新社会》的几个年轻人也已经聚在一起，商讨新刊物的筹备。不难想象当时议论的热烈程度，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记录下了新刊名称的诞生过程：

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我则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却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们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但他并没有提出别的名称出来，大家也都赞成我的意见，当即定名为《人道》。

对于《人道》的诞生，秋白则是这样描述的：“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由于思想上的分歧，秋白在《人道》上只留下了一首散文诗歌《远》，这也是他的《心的声音》诗文系列的最后一首，前四首分别为《错误》《战争与和平》《爱》《劳动？》，分别刊载于《新社会》，这一组散文诗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用白话文作诗：

远！远远的……

…………

呻吟……呻吟……

——“咄！滚开去！哼！”

警察底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底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

远！远远的……

然而在畜道横行的时代，旨在唤起一般人的觉悟，发挥民本主义的精神，希望让深处黑暗的人可以得到点光明，天真地认为宣扬人道主义的力量可以扭转乾坤，大声疾呼着“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的将来，系于此一语了！”“人类的一线生机系于此了”的《人道》月刊准备出第2号时便不幸夭折，其创刊号便也成了终刊号。秋白与他的伙伴们“出卖真理”的道路也暂时告一段落了。

回头望去，从《新社会》到《人道》的这条“出卖真理”的道路，仿佛让人们相信秋白在那一刻从“文学”走向了“政治”，从“青年”走向了“战士”，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日后，曾与他一路同行的伙伴郑振铎，却在回忆中记录下了他悄然留下的不易为人察觉的那一小片“云彩”：

我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我们五人（另三个为耿济之、瞿世英和许地山）都是发起人。^[1]

——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而日后，三十六岁的秋白则是这样给自己的二十一二岁说明定性的：

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瞿秋白《多余的话》

或许在秋白的心目中，文艺始终是第一等要紧的，而“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永远是职业的本分工作，那是“替别人做的”。而真正为自己做的、“求一口饱饭”之外的所谓“逍遥”和“回到自己那里去”的休息，究竟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茅盾则声情并茂地记录过这样一件生活趣事：

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郑、高二人本来打算在证书上签字，不用图章，现在也用了秋白刻的图章。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来贺喜了，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

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虽然身处政治漩涡之中的秋白与郑振铎等早年文友已经渐行渐远，但文友们却一直从旁关注着他，并默默地在内心期待着他重返文学园地、与文艺再续前缘。郑振铎在《回忆早年的瞿秋白》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不大见面了，偶然见了一面，我也从来不去打听他的住处，甚至有几次在街头遇到了，他戴着鸭舌帽，帽檐低压着眉梢，坐着洋车，疾驰而过，我们只是彼此望了一下，连招呼也不打……”秋白牺牲十几年后，郑振铎如是写道：“秋白的瘦削而苍白的脸，带着很浓厚的常州口音的谈吐，还是活生生的活在我的心上，活在所有他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心上。”

[1] 在《文学研究会会员录》中，瞿秋白被列为第40号正式成员，实际参与了研究会的初期酝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