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理念与特征
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最初是一种文学思潮,即作家们用怎样的方法去创作。作为文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18世纪德国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则首先出现于法国文坛。该思潮受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启发,主张写实,以生活的原样来表现生活。现实主义文学以语言符号为工具,以社会现实为指称,致力于创造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现实主义文学初期,其内容主要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平民生活。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作家们的不断探索,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涉及领域都得到极大的拓展。法国19世纪小说家兼文学理论家尚夫勒利(Jules Champfleur)曾经提出,现实主义就是要“准确、完整、真实地复制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30]。到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问世,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认同,现实主义文学也成为文学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曾经经历过一个探索和丰富的过程。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中,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认为最早把现实主义这个名词用于文学方面的似乎是席勒和施莱格尔,“在法国,这个名词最早用在具体文学上是在1826年”[31]。如果把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创作方式或手法,其基本标志是“真实地描写现实”[32],人们不难在19世纪之前的中外文学中发现许多这种写实手法运用的例子。而现实主义作为表现艺术的一种新范式,最早出现在尚夫勒利的《艺术中的现实主义》(Le Réalisme,1857)中。1855年,法国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举办的个人画展引起一场大辩论,文艺史上称为“现实主义大论战”。在这次论战中,库尔贝创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命名为《现实主义》(Le Réalisme)。不久,库尔贝的支持者尚夫勒利专门写信《谈现实主义》("Du réalism"e)给小说家乔治·桑,讨论现实主义这个词的使用问题。同时其友人杜朗蒂(Louis Edmond Duranty)又推出文学评论杂志《现实主义》(Réalisme),推广和宣扬这个思潮和流派,在欧洲文坛上正式树立起现实主义的旗帜。现实主义的出现,主要是挑战浪漫主义的艺术成规,抵制一切不现实的事物。杜朗蒂和尚夫勒利继承了法国文学评论家普朗什的事业,开始抵制浪漫主义的思想,攻击雨果、缪塞、维尼等浪漫派作家,指责他们无视自己的时代,企图从往昔的岁月里掘出僵尸,再给它们穿上历史的俗艳服装。因此现实主义是在反对浪漫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学艺术思潮。
就普遍情况而言,现实主义文学以叙事文学为主,而小说创作则最具代表性。早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起始于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这部小说“把笛福推上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之父的位置”[33]。然而,小说家巴尔扎克和他的同代人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果戈理等一样,都不曾用“现实主义”的标签来指明他们的作品归属。福楼拜虽然也做过一些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创作方法的思考,但也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理论体系。后经泰纳、恩格斯、别林斯基及20世纪卢卡契等理论家的探索和发展,加上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文学实践,现实主义理论日趋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成规。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在文学殿堂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瓦特在《小说的兴起》(1957)中采用“形式现实主义”概念来概括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开创者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小说创作的特点:“小说是人类经验充分而真实的报道,因此承担着满足读者对故事细节要求的义务,即相关人物的个性、其行动发生时间和地点的细节,通过指涉性语言来呈现的各种特殊细节。”[34]18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强调个体的特殊经验:“小说的主要标准是对个体经验的忠实——个体经验永远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新鲜的。”[35]值得注意的是瓦特十分注重小说处理题材的方式,认为“小说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它呈现哪一种生活,而是在于它呈现生活的方式”[36]。他将现实主义分为呈现式现实主义(realism of presentation)与评价式现实主义(realism of assessment),其代表人物分别为理查逊和菲尔丁。奥斯丁则“能够把呈现式现实主义和评价式现实主义的优势兼收并蓄,使之融合为和谐的整体”[37]。瓦特将呈现式现实主义和评价式现实主义两种叙事方法能否调和视为衡量小说是否成熟的标尺:“只有当这种调和实现之后,小说体裁的充分成熟才能到来。”[38]换言之,现实主义文学与小说的成熟时机是在奥斯丁生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
19世纪是真正意义上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时期。奥尔巴赫在其被誉为“现实主义文学史”的《摹仿论》中,从文体风格入手考察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提出了“现代现实主义”的概念。[39]奥尔巴赫所说的“现实的再现”实际是指日常生活如何突破古典文学的文体分用原则进入严肃的文学作品。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以表现时代生活为己任,“文体混用”,将日常生活纳入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加以描绘:“严肃地处理日常生活的现实,一方面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突显为表现生存问题的对象,另一方面将任意一个普通的人和事置于时代总进程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当代现实主义基础。”[40]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无疑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也是最为规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风俗研究”中的巴黎和外省“生活场景”,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福楼拜继承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主张写作的内容要取材于客观的社会现实,故事情节的发展要符合生活的逻辑,但他又不企图对社会、对现实做出阐释与评价,这就是他所倡导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描写方法[41]。然而,在“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描写中,自然也流露出主体价值的判断,只是掩盖在艺术作品的符号语言之中而已。福楼拜崇尚艺术作品的形式,潜心于文学语言的表达,在小说创作中对语句精雕细琢,对词语精心选择,认为“表达越接近思想,用词就越是贴切,也就越美……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42]。而题材只有相对的重要性,重要的是结构的完美,语言的构建和音韵的把握,寻求最佳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斟字酌句,呕心沥血地在文字上下功夫。他往往为了一个词反复推敲,《包法利夫人》和《萨朗波》都是花了他多年的心血才写成的。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德文版出版于1946年,英译本于1953年问世。他在书中赞扬“法国对19世纪现代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43],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则语焉不详,被萨义德视为其“视野中的一个盲点”[44],但他关于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包括英国作家在内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主流。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乔治·爱略特等人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开辟了广阔的现实主义小说世界。马克思曾高度赞扬“现代英国的一批出色的小说家”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指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学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45]
在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中,19世纪的“现代现实主义”也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1934年,高尔基提出“批判现实主义”的概念,认为这种现实主义是“19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后来又传到了20世纪”。[46]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问题做出的深刻揭示和批判,自然就被纳入“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并且最终导致产生了更为极端的创作思想,即左拉的自然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和中国的学者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比较真实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具有相当的深度。
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理念在长期发展中日趋成熟,再加上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实践中的相互继承与影响,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辨识度的创作特征。总体来看,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典型性和历史性三大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指导原则,同时也决定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手法和成规。其中,真实性就是要“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也是一种客观性,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特性。
现实主义作家和评论家们认为,只有真实的细节、历史的事件、具体的人事,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受人物和故事所处的空间。如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周边的城市环境,都是当时巴黎的真实情况。连公寓里用的餐具,都精确到其产地乌特勒支。包法利医生行医的前景,通过药剂师的介绍如数家珍。于连悄悄偷看的心仪书籍,是当时复辟时期的禁书《拿破仑传》。这种现实主义的描写,使得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真实可信,人们仿佛是在阅读历史书籍。
真实性效果往往通过描写的客观性来实现。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对现实生活进行客观和具体的描写,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而不需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现实主义作品就是要细致地观察人世事件,再明确地将它们描写出来,从千千万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的事件,再将其归纳整理并塑造成有机整体,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印象。
达米安·格兰特曾用“应合”理论来解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成规,他称“应合”为一种文学的认真心理,即文学对现实的忠诚和责任:“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希冀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并仅为想象而存在,这个认真心理就要提出抗议。”[47]韦勒克则从对抗浪漫主义文学的角度来诠释,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排斥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斥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48]。而在卢卡契的眼里,现实主义就是要“客观再现当代社会现实”。他认为,艺术的任务首先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即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其次,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不能排除主体的主观因素,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不是一面静止的镜子,应该追求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协调,达到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二个要素是典型性。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其中最突出的含义就是指小说人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结合。根据韦勒克的历史追溯,典型这一术语始于谢林,意指能够体现普遍性的人物。浪漫主义文学首先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后由巴尔扎克转移到现实主义中。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巴尔扎克自称为社会典型的研究者,而泰纳则用典型指涉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即代表拥有这种性格的所有人。别林斯基在谈论俄国小说时,也认为典型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果戈理笔下的科瓦辽夫少校不是一个科瓦辽夫少校,而是科瓦辽夫少校们。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克,就是那一代青年的典型,他们雄心勃勃,却怀才不遇。而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是复辟时期一代青年命运的缩影。到了福楼拜笔下,包法利夫人充满憧憬,渴望自由浪漫的生活,结果是饮鸩止渴,以悲剧告终。福楼拜最终坦白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是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代青年文人。现实主义把这种个性和共性完美结合的文学形象称为典型形象。
此外,典型性还指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使之典型化。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准则。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不能像日记那样如实记录,也不像照相机那样记录画面。现实主义作家必须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细致地描写人物的生活环境,就是要突出“环境决定人物”这个观念。
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个要素是历史性。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有其历史性的维度,主人公应该处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只有把人物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总体现实中,对他的刻画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高度。
而且这个具体的总体现实还是不断发展的,就像卢卡契所认为的那样,现实主义要塑造那些生动的辩证过程。现实主义理论主张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社会生活是客观存在,现实主义的文学应该集中反映最普遍的客观现实,同时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各个方面互相联系并且组成一个整体,所以现实主义文学又具有“完整性”,即把社会和人作为一个运动的有机整体加以描写,将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融为一体。“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的内在真实性,在于这些作品是从生活本身中产生的,而它们的艺术特点是艺术家本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反映。”[49]而历史性又是这些现实的本质特征,“承认社会现实的历史性特征才不致把它们当作既定的、孤立的和永恒不变的存在物,才会把它们放到总的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其历史起源、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50]。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创新。它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的说教成分,摈弃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同时又从文艺复兴文学中接受了性格描绘,从古典主义中接受了社会分析因素,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一些抒发激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对事件及细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获得整体的真实张力。以法国文学为例,法国16世纪反映市民意识的短篇小说、17世纪的市民写实文学、18世纪狄德罗对小说的细节真实的追求,都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历史的、社会的以及科学发展的因素,使得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5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
由上观之,现实主义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艺术作品所固有的现实性,它还拥有一整套艺术手法和人物事件描写原则。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完美结合,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布瓦尔和佩库歇》、莫泊桑的《羊脂球》和《漂亮朋友》、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双城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