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影响下，形成了以隐逸为主，又不舍进取的文化心理，这在其诗歌中打下明显而复杂的烙印。李白的“隐逸”与“进取”文化心理皆受唐代社会文化及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通观李白的诗歌，其体现“隐逸”意趣的作品占了更大比重，而且呈现多种态势。可以说，李白诗歌中的隐逸的色彩更浓，隐逸意趣是其最重要的生命底色。
一、李白隐逸意趣探源
1．道家文化思想影响
唐代士大夫的隐逸意趣是比较突出的，这与当时崇道的社会文化思潮不无关系。唐代士大夫中，出家皈依佛、道者不在少数，李白多次表达的“功成身退”，及大量诗文中体现的对恬淡退隐意趣的追求，当从道家思想找到其自然之基。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几个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提倡道法自然，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思想的特点是无所不容，无所不包。先秦各学派中，道家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思想在推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汉初年、唐朝初年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前朝苛政中解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道家最重要的经典是老子的《道德经》，《吕氏春秋·不二》用了一个“柔”字定义其思想解释。《道德经》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通过《周易》、通过升华，以贵“柔”为核心，创造了完整的理想体系。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概括《道德经》的思想体系，那么第一是“自然”，也就是事情本来的那个样子，自然之性，天生的。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生长，就达到了生命的最佳状态。第二是“无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应事物的自然之性。第三是“道”，“道”是规律，顺应自然本性就是根本的规律。“贵柔”“自然”“无为”“道”这些词语跟“隐逸”意趣关系颇深。
道家另一部重要的经典是《庄子》。《庄子》是战国早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到了汉代道教出现以后，便尊之为《南华经》，与《周易》《老子》合称“三玄”。庄子的文章，想象奇幻，构思巧妙，展现了多彩的思想世界和文学意境；文笔汪洋恣肆，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其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庄子之语看似夸言万里，想象漫无边际，然皆有根基，重于史料议理。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被誉为“钳揵九流，括囊百氏”。
《逍遥游》为庄子哲学总纲，展现了庄子思想的境界与理想。《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作者认为，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篇中点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与儒家、墨家乃至老子的理想生命形态做出分判，消解形躯与世俗的羁锁，达到超越的逍遥境界。
《逍遥游》选文如下：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篇首以大荒无稽的寓言开始，透过鹏鸟与蜩、学鸠的对比，点出生命境界的不同：大鹏鸟可以“抟扶摇羊角而直上者九万里”，飞到南冥；而像斥鴳之类的小鸟，所能飞到的不过数仞之间而已。借此点出“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的“小大之辨”。而其中小与大的境界差别，正在于“有待”与“无待”，亦即能否超脱外在事物的负累，甚至进而超越大与小的差别。庄子的“逍遥”的境界，即是“无待”，庄子透过“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者，彼且恶待之”加以豁显，而托寓“藐姑射之山之神人”呈现这样的高远形象。庄子在篇中还借由尧要让位给许由的寓言，指出“圣人无名”的观点（此处的圣人指许由而非尧）。庄子推崇的是许由无视名位、辞而不受的态度，暗中批判了作为儒家精神偶像的尧以名位为重、用最高的名位来匹配最有德之人的思想。最后透过魏王赠给惠施的大瓠瓜，点出世俗之人都受困于有用无用的刻板思考，反而无法见到生命的真实样貌，彰显生命最适切的“大用”。
开元十三年，李白在鄂州江夏（今武汉）期间，遇名动朝野的道士司马承祯。李白器宇轩昂、资质不凡，司马承祯一见已十分欣赏，及至看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为司马承祯如此高的评价感到欢欣鼓舞，不禁飘然有凌云之概，写就《大鹏赋》：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辞曰：
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徵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有鱼。吾不知其几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质凝胚浑。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
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嶪太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阴忽明。历汗漫以夭矫，羾阊阂之峥嵘。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固可想象其势，仿佛其形。
若乃足萦虹蜺，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邈彼北荒，将穷南图。运逸翰以傍击，鼓奔飙而长驱。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块视三山，杯观五湖。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俱。任公见之而罢钓，有穷不敢以弯弧。莫不投竿失镞，仰之长吁。
尔其雄姿壮观，坱轧河汉。上摩苍苍，下覆漫漫。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缤纷乎八荒之间，掩映乎四海之半。当胸臆之掩画，若混茫之未判。忽腾覆以回转，则霞廓而雾散。
然后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欻翳景以横翥，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池。猛势所射，馀风所吹。溟涨沸渭，岩峦纷披。天吴为之怵栗，海若为之躨跜。巨鳌冠山而却走，长鲸腾海而下驰。缩壳挫鬣，莫之敢窥。吾亦不测其神怪之若此，盖乃造化之所为。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精卫殷勤于衔木，鶢鶋悲愁乎荐觞。天鸡警晓于蟠桃，踆乌晰耀于太阳。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顺时而行藏。参玄根以比寿，饮元气以充肠。戏旸谷而徘徊，冯炎洲而抑扬。
俄而希有鸟见谓之曰：伟哉鹏乎，此之乐也。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周旋天纲。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
《逍遥游》展现了庄子思想的境界与理想。李白的《大鹏赋》深受其影响，也展现了诗人李白的境界与理想。只是，在《逍遥游》中，大鹏虽与蜩、学鸠之辈有着“大”“小”之别，但仍属于“有待”，不是绝对的自由。在《大鹏赋》中，李白截取此二者的“大小”对比，展现自己超远高华的境界与理想，非蜩、学鸠等凡俗之流相比，只与“希有鸟”同翔同游。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为自己勾勒了理想图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据王琦《李太白年谱》，此文应在李白酒隐安陆十年（李白约为25～35岁）之中所作。此时的李白对未来还是充满期待：先大有作为，后功成身退，那时再“浮五湖，戏沧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游。
李白在《上李邕》中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表达自己追求理想路途中不甘失败，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到了晚年，临终之际，李白还在《临路歌》中高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依然有着以大鹏自喻的豪迈，然而更多的是壮志未酬的遗憾与悲怆。
2.隐逸文化影响
我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道家倡导的“清静”“无为”更为“隐逸”提供了直接的思想依托。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隐者精神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元素，表现多样。真正的隐者未必显露隐者的形迹，这也就是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山林”。而一生追求隐逸的王维也曾有“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的诗句。“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隐逸文化生成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中国文化影响很深。
古时，帝尧遍访圣贤，想将天下让给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来治理。他访到了一位隐逸的圣贤许由，恳切地要将天下让他。许由不仅借故逃走，并以听到此话为可耻，觉得两耳受了污浊，便去颍水洗耳，恰好遇到隐居树上的另一位圣贤巢父正牵牛犊到河边饮水。巢父得知许由洗耳之由，道：“这个都是你自己不好，你果然诚心避世，何不深藏起来呢？现在你的两耳已经污浊了，洗过的水也是污浊的，我这只洁净的牛犊，不来饮你污浊的水。”说着，竟把牛犊牵到上游去饮水。还有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他们坚决拒绝刘邦的礼聘，只是在刘邦要更换继承人时才为太子撑了一下体面，导致刘邦作罢。同时“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也走向了隐逸之路。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字元亮，后改为潜，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去世后由朋友私下起的，并非朝廷颁布，故称私谥），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田园诗派第一人，有《陶渊明集》，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官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后来，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81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13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最终走上退隐一途。陶渊明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
李白诗歌多有对陶渊明隐逸生活的再现，同时也可见李白对陶渊明的钦羡。如《戏赠郑溧阳》：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此诗以陶渊明喻郑晏，表现了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诗人通过描述陶渊明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诗人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
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这句“我醉欲眠卿且去”援用的是陶渊明典故。《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孟浩然（689—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是唐代著名的田园隐逸派和山水行旅派诗人，与王维并称为“王孟”。其刚正志高，但仕途坎坷。开元二十五年被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他的代表作有《春晓》《过故人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送王昌龄之岭南》等。孟浩然出身于襄阳城中一个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自幼苦学。他年轻时隐居读书于鹿门山，25到35岁间，辞亲远行，漫游长江流域，广交朋友，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开元十二年（724年），因玄宗在洛，孟浩然便往洛阳求仕，滞洛三年，一无所获。40岁时，他游历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钦服，为之搁笔。他和张说交谊甚笃。传说张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张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韩朝宗为襄州刺史，十分欣赏孟浩然，于是邀请他参加饮宴，并向朝廷推荐他，孟浩然因为与朋友喝酒而 错过了与韩朝宗的约定。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将其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世和后世所 倾慕。
其代表作之一《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描写农家恬静闲适的生活情景，也写老朋友之间的情谊。另一首家喻户晓的作品《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自然天成，言浅意浓，景真情真，深得大自然的真趣，写出灿烂华美且芬芳的春天。诗人隐逸于山水田园，才能写出如此美丽的自然春景。
李白诗歌《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此诗大致写在李白寓居湖北安陆时期（727—736年），此时他常往来于襄汉一带，与比他长12岁的孟浩然结下了深厚友谊。诗歌勾勒出一个摒弃官职、白首归隐、醉月中酒、迷花不仕、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诗人形象，并表达了李白对孟浩然的崇敬仰慕。
李白还写有很多与隐士接触的诗歌。如《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此诗写于李白二入长安时期。唐玄宗亲自下诏召他入京。诗人当时待诏翰林，虽金马玉堂，但内心深处仍是对山水田园的向往，仍是对“陶然忘机”隐逸生活的向往。
3.李白家世影响
历来许多学者对李白的家世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定论。李白对于自己的家世，皆语焉不详，且只提远祖，讳言近代。从李白的自述中，很难了解他的家世如何。
李白的从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这样写李白的身世：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异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
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写：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也。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书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
“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可见李白很可能没有家世谱牒文书；“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这说明户部并没有李白家族的记录；“神龙初，潜还广汉”，可见李白家族从中亚迁回是“潜还”的，未经政府许可，有类于今天的“偷渡”行为。
尽管有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但在李白的家世问题上，特别是对他父亲李客究竟因何“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等并未详尽交代。另外，关于李白的家世，诸多学者还有“隋唐年代甘肃河西地区割据者，曾称帝，后兵败于唐朝，曾称大凉皇帝的李轨”“唐代开国功臣李勣，后人起兵反武则天”“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等推测。李白的父亲李客的“逃归”“潜还”很可能与“任侠”“避仇”有关。正因为如此，他的亲友在提到家世籍贯时，持“为尊者讳”，使用托词和曲笔，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李白在他的诗文中，对妻子、对儿女、对朋友都多次提及，而且专门有诗寄赠他们，多次表现他的深切情意，而唯独对他的父亲讳莫如深，对自己本属“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或李轨、李勣之后）的显赫家世，也只能私下和朋友谈谈，自己不敢公开行诸文字，更不敢到朝廷去登记，结合上述原因，这是情理之中的。
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天下士子的重要进身之途。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言：“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惟一正途，实际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迄于后代，因而不 改。”
但因为家世原因，李白没有谱牒文书，所以一生无缘科举。（关于李白的家世问题，将在第二章“李白的策士心理”中进行更细致的阐述。）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李白的父亲也可能是一位高蹈出世的隐者。李白的父亲名客，大概是取客居之意。当然也有人说因为姓李，当地人因他是外来户便叫他李客。（故本处认为“李客很大程度不应是人名。因古人取名，姓、名、字、号，这些都马虎不得，且都有一定的意蕴。而“客”则有流离漂泊之意，这不符合正常人的心理”。）定居昌隆以后，李客始终过着不求仕进的隐逸生活。而在此之前他去西域究竟干了些什么，已经无法猜度了。从李白后来的诗文中看，他的家庭十分富裕，他曾“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有人因此猜测李客内迁前或许是做生意的，是一名丝绸之路上的富商；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祖先流落西域时所带甚丰，历经几世仍旧富甲一方。家境富裕，对李白后来善为“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诗句有颇大的影响。李客赋闲在家，常常管教孩子们读书，李白后来还回忆起父亲令他诵读《子虚赋》的情景。李白这位旷世奇才，大概就是在这位神秘的乡间隐士手中发蒙的。
二、李白隐逸意趣的宗教影响
1．道教影响
作为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道教，其渊源甚古。它是在古代的原始巫教、战国的神仙学说和先秦两汉的道家黄老思想上衍化而形成的。道教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宗教，其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思想可追溯到先秦老子、庄子，故道教尊奉老子为教主，并尊《道德经》《南华经》为最重要的经典。
隋唐时期，官方道教兴盛发达。唐朝王室自称为太上老君后 裔，自开国后即尊崇道教，规定道教为三教之首。唐玄宗尤其崇信道教，加封老子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以《道德经》为科举考试科目。
四川是中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东汉后期，张陵弃官学道，入大邑鹤鸣山修炼，“得咒鬼之术书”，成为道教的创立人“祖天师”。在唐代皇室大力扶持下，道教兴盛，蜀中高道辈出，名重全国。初、盛唐时，蜀中又有王玄览、李荣（绵州人氏）等著名道士，因此，绵州彰明（今江油市彰明镇）受道家思想重要影响，其势必然。道教的理想是修炼成仙，为此选择幽静秀美的名山大川作为修道养生之地，谓之洞天福地，四川有着许多仙真修道的福地。现江油市著名旅游景区窦圌山，有着丹霞地貌，适合修道升仙，即为当时道教修仙养真的处所之一。江油市境内的戴天山、乾元山、翠屏山等，也多有道观，可见江油当地受道教影响深远。所以，在唐代道教 被奉为“国教”的大背景下，加之绵州彰明当地道教文化兴盛，多有道教圣地，隐逸意趣自然会成为李白文化心理中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
江油窦圌山，因唐代彰明主簿窦子明在此山修炼而得名，相传窦子明骑鹤白昼飞升成仙。李白曾游之，留下“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的诗句。
匡山书院位于四川江油市大康镇西北大匡山上。大匡山于唐代就有寺庙，《江油县志》载：“匡山寺，唐贞观中，僧法云开堂于此，僖宗幸蜀，敕赐中和寺，寺右有李白祠。”宋乾道六年（1170年）匡山碑文记载：“本寺原是古迹，唐李白读书所在。”诗圣杜甫入蜀到江油曾吟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现存江油李白纪念馆内的宋碑《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载：“玄宗朝翰林学士李白，字太白，少为当县小吏，后于此山读书，于乔松滴翠之坪，有十载。厥初，有题寺诗云：‘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摇风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吴曾《漫录》云：“白尝读书于大、小康山。”匡山书院虽名为“书院”，但也融三教及众多民俗文化信仰于一体。匾额题为“匡山书院”的殿堂，实际成为整个建筑群落的“山门”，有对联“书台翠拥诗仙雅韵 匡山烟弥故里淳风”，中间供奉弥勒佛，左边依次是财神、文昌、魁星，右边依次是药王、太白、哪吒。书院上面是“匡山道观”，即三清殿，是原来的正殿。匡山道观里正中供奉骑青牛老子坐像，左边依次是洪钧老祖（青年李白陪侍）、送子观音，右边依次是释迦牟尼、药王、李时珍、文昌帝君、孔子。最高处是新建的三清殿。书院右侧一处小山上有玉皇殿，供奉玉皇、王母、东王公。玉皇殿前一座观景亭依山临渊。由此可见，匡山书院虽以书院为名，似受儒家思想浸润颇多，其实乃道教观宇，但其中又掺杂有佛教、儒家等文化信仰，同时还有江油市本土民俗信仰于其间。如匡山道观中的洪钧老祖及书院里右厢的哪吒，这是源于江油市固有的哪吒信仰。洪钧老祖即小说《封神演义》中的鸿钧道人，小说中，鸿钧道人居然是通天教主、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人的师父，其地位无与伦比。匡山道观中，老子（太上老君）居中，洪钧老祖却居其右侧，似有悖于师徒之间的礼仪。道观以青年李白像陪侍洪钧老祖，这大大地提高了李白的身份。这说明，一者江油市李白的影响与其他民俗影响融合一起，二者也可见故里人们对李白的无限推崇的心理。
关于江油市戴天山，李白曾于18岁时写下诗歌《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赠江油尉》：
岚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
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厅。
日斜孤吏过，帘卷乱峯青。
五色神仙尉，焚香读道经。
《寻雍尊师隐居》：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
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这几首诗歌都是李白18岁左右时期的作品。青少年李白诗作中已流露出的对道教人士的钦慕，以及诗歌中隐逸恬淡的意蕴，自此贯穿李白人生的始终。
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在长安待诏翰林，但为时不久，他就离开了长安。据民间传说，李白是因为诗才超群而被玄宗召见。后因为李白太狂傲，醉酒后叫高力士为他脱靴，让杨贵妃为他研墨，高力士深以为耻，于是就向杨贵妃进谗言，说李白为杨贵妃作的《清平调》中“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是讥讽贵妃的。李白于是被逐出宫廷。“力士脱靴”的记载可见于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人李濬《松窗杂录》以及《旧唐书》《新唐书》。这当然符合李白的个性，但这都只不过是后人对李白故事的虚构而已。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记载，李白是以道士（学道之士）的身份入京的，并非后人理解的以诗人的身份入京。
天宝三年（744年）10月，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后，在齐州（今山东济南）正式经道士高如贵受箓入道。用李白自己的诗歌言，他已“名在方士格”，名箓紫府，品登仙色。对此，李白写下诗歌《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别杖留青竹，行歌蹑紫烟。离心无远近，长在玉京悬。”厦门大学袁清湘女士还对李白所属的道派进行了考证，认为李白在他慕道求仙的过程中主要倾向于与上清派的道门中人谈经说道，这些道人不仅为李白在玄宗身边获得三年辉煌的翰林生活做出过不可低估的贡献，而且对李白最终归入上清派道门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佛教影响
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力量建立唐王朝，他们接受隋朝覆灭的教训，发展生产，稳定民心，巩固社会秩序，唐朝开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也达到了鼎盛阶段。
整个而言，唐朝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三教，但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时期又往往各有侧重。唐朝初年，有著名的佛道之争，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僧人法琳申辩，高祖李渊搁置上表。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疏坚请罢除佛教，道教徒也趁机抨击佛教。法琳著《辨正论》回敬道教徒的攻击。从政权的稳定及合理性考虑，唐朝皇室尊崇道家老子为祖先，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言：“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唐太宗时期，傅奕等再攻佛教，唐太宗李世民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不能容忍，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又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以丹诚皈依三宝”。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自印度回到长安，其译经及讲经所需经费直接受唐太宗赞助。唐太宗晚年也转向信仰佛教。唐太宗之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女皇武则天更是把佛教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佛徒先后上《大云经》《宝雨经》等，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等为武则天登基造势。并且，针对李唐王朝总体的尊道贬佛，武则天从政治上考虑也相应地举佛抑道。故武则天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时期，唐代佛教达到极盛。至于唐玄宗时期，虽然唐玄宗李隆基是著名的道教君王，但也亲为《金刚经》作注，将其与《老子》《孝经》一起并颁天下。
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就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文学文体、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天文、医学、科技以及婚丧嫁娶、吉庆节目等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唐时文人好佛之风盛行。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的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佛教对唐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唐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贾岛、柳宗元、吴道子、王维、白居易等。李白耽道而传“金粟如来”之句；杜甫崇儒，亦有“白首重闻止观经”之咏；白居易虽佛道兼修，也最终皈依佛教，自号“香山居士”。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他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并与慧能的嫡传弟子神会有直接的交往，连他的名号“摩诘”二字都取自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而到了晚年，他更是“长斋奉佛，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这也使他们的诗常常深含佛理禅趣、含蓄隽永、神韵超然。王维《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等，都是字字入禅之作，是以禅喻诗的代表。他或写田园山水，或写花鸟树木，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他既写山水景物，又不局限于山水景物，而把自己所感受的禅境，所领悟之禅意，与清秀灵异的山水景物融合在一起，没有直接言佛谈禅，但在言表意外却寓有佛理禅意，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了大量的“空”字，因为佛教所言一切皆空，如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寒空法云地，秋色静居人”。王维是唐代诗坛上出现的“以禅入诗”的代表。还有孟浩然的“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柳宗元的“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这些诗中都有佛学的痕迹。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禅宗又以宣扬心中求佛，禅宗对文学的影响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王维大约在40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在上述社会思潮及背景下，李白身上也有着极其明显的佛教文化印记。
当后世人谈到李白时，不仅会想到超脱远举之“谪仙人”之称谓，也会想到其“青莲居士”之自号。王新霞言：“通过对南朝诗文及《全唐诗》《全唐文》中‘青莲’一词使用情况的梳理，笔者发现，从南朝到唐代，‘青莲’一词极少作为一般植物的名称而出现，而是一个包含佛理的名词，是佛教中很重要的一个意象。作为一个佛教术语，‘青莲’具有非常稳定的含义，它是佛法的喻体，亦是清净纯洁的象征。……李白取号‘青莲居士’，应是来源于佛教的内涵，表现了诗人对洁净芬芳、一尘不染的佛教境界的向往。”在《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中“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李白更是将佛教文化意蕴深厚的“青莲居士”置于诗歌之首，随后才紧随“谪仙人”。李小荣在《酒肆与淫舍：李白维摩信仰中的取舍问题》一文中更对李白的“维摩诘”信仰做了详细阐释。
李白的一生，结交僧人，游览名刹，为佛寺写序作铭的活动不断。他先后与行融、中孚、南陵隐静寺僧人通禅师、灵源寺僧仲浚、蜀僧晏、僧贞倩、小师窦滔等交游。他曾分别向白眉空、泰山君、僧崖公请益，足见他在佛教义理上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这里举李白所做的一些“赞”“铭”为例。
天宝二年所作《地藏菩萨赞》并序：
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光生死雪。赖假普慈力，能救无边苦。独出旷劫，导开横流，则地藏菩萨为当仁矣。弟子扶风窦滔，少以英气爽迈，结交王侯，清风豪侠，极乐生疾，乃得惠剑于真宰，湛本心于虚空。愿图圣容，以祈景福，庶冥力凭助，而厥苦有廖。爰命小才，式赞其事。赞曰：
本心若虚空，清净无一物。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五彩图圣像，悟真非妄传。扫雪万病尽，爽然清凉天。赞此功德海，永为旷代宣。
天宝四、五年所作《鲁郡叶和尚赞》：
海英岳灵，诞彼开士。了身皆空，观月在水。如薪传火，朗彻生死；如云开天，廓然万里。寂灭为乐，江海而闲。逆旅形内，虚舟世间。邈彼昆阆，谁云可攀！
约天宝七年夏作于当涂《化成寺大钟铭》并序：
噫！天以震雷鼓群动，佛以鸿钟惊大梦。而能发挥沉潜，开觉茫蠢，则钟之取象，其义博哉！夫扬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虑；协响广乐，所以达元气，彰天声；铭勋皇宫，所以旌丰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辉宝坊，仍事作制，岂徒然也。粤有唐宣城郡当涂县化城寺大钟者，量函千盈，盖邑宰李公之所创也。公名有则，系玄元之英蕤，茂列圣之天枝。生于公族，贵而秀出。少蕴才略，壮而有成。西逾流沙，立功绝域。帝畴乎厥庸，始学古从政。历宰洁白，声闻于天。天书褒荣，辉之简牍，稽首三复，子孙其传。天宝之初，鸣琴此邦，不言而治。日计之无近功，岁计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潜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禅关，睹天宫峥嵘，闻钟声琐屑，乃谓诸龙象曰：“盍不建大法鼓，树之层台，使群聋六时有所归仰，不亦美乎？”于是发一言以先觉，举百里而咸应。秋毫不挫，人多子来。铜崇朝而山积，工不日而云会。乃采凫氏撰鸣钟，火天地之炉，扇阴阳之炭。回禄愤怒，飞廉震惊。金精转涾以融熠，铜液星荧而璀灿。光喷日道，气歊天维。红云点于太清，紫烟矗于遥海。烜赫宇宙，功侔鬼神。莹而察之，吁骇人也。尔其龙质炳发，虎形。縻金索以上，悬宝楼而迭击。傍振万壑，高闻九天。声动山以隐隐，响奔雷而阗阗。赦汤镬于幽途，息剑轮于苦海。景福，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谋而成，弘济群有，孰能兴于此乎！丞尉等并衣冠之龟龙，人物之标准。大雅君子，同僚尽心，闻善贾勇，赞成厥美。寺主升朝，闲心古容，英骨秀气，洒落毫素，谦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纳，镜无形而不烛。直道妙用，乃如是言。常虚怀忘情，洁已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动见如来。有若上座灵隐，都维那则舒名僧日晖、蕴虚，常因调护。贤哉六开士，普闻八万法。深入禅惠，精修律仪。将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难名。遂与六曹豪吏、姑孰贤老，乃缁乃黄，凫趋梵庭，请扬宰君之鸿美。白昔忝侍从，备于辞臣，恭承德音，敢阙清风之颂。其辞曰：雄雄鸿钟砰隐天，雷鼓霆击警大千。含号烜赫声无边，摧慑魑魅招灵仙。傍极六道极九泉，剑轮辍苦期息肩，汤镬猛火停炽燃，恺悌贤宰人父母。兴功利物信可久，德方金钟永不朽。
天宝九年于鲁郡所作《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
共工不触山，娲皇不补天；其洪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万人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阴阳，力掩造化，首出众圣，卓称大雄。彼三者之不足征矣！粤有我西方金仙之垂范，觉旷劫之大梦，碎群愚之重昏；寂然不动，湛而常存。使苦海静滔天之波，疑山灭炎昆之火，囊括天地，置之清凉。日月或坠，神通自在，不其伟欤！
鲁郡崇明寺南门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者，盖此都之壮观。昔善住天子及千大天游于园观，又与天女游戏，受诸快乐，即于夜分中闻有声曰：“善住天子七日灭后当生，七反畜生之身。”于是如来授之吉祥真经，遂脱诸苦，盖之天征为大法印，不可得而闻也。我唐高宗时，有罽宾桑门持入中土，犹日藏大宝，清园虚空，擅金净彩，人皆悦见。所以山东开士举国而崇之。时有万商投珍，士女云会，众布蓄鲁如陵。琢文石于他山，耸高标于列肆。镵珉错彩，为鲸为螭；天人海怪，若叱若语。贝叶金言刊其上，荷花水物形其隅。良工草莱，献技而去。
圣君垂拱南面，穆清而居，大明广运，无幽不烛。以天下所立兹幢，多临诸旗亭，喧嚣湫隘，本非经行网绕之所。乃颁下明诏，令移于宝坊。吁！百尺中标，矗若去断，委翳苔藓，周流星霜，俾龙象兴嗟，仰瞻无地，良可叹也。
我太官广武伯陇西李公，先名琬，奉诏书改为辅。其从政也，肃而宽，仁而惠，五镇方牧，声闻于天。帝乃加剖竹于鲁，鲁道粲然可观。方将和阴阳于太阶，致君于尧、舜。岂徒闭阁坐啸，鸿盘二千哉！乃再崇厥功，发挥象教。于是与长史卢公、司马李公等，咸明明在公，绰绰有裕。韬大国之宝，钟元精之和，荣兼半刺，道光列岳。才或大而用小，识无微而有通。政其有经，谈岂更仆？
有律师道宗，心总群妙，量苞大千。日何莹而常明，天不言而自运。识岸浪注，玄机清发，每口演金偈，舌摇电光，开关延敌，罕有当者。由万窍同号于一风，众流俱纳于溟海。若乃严饰佛事，规矩梵天，法堂郁以雾开，香楼岌乎岛峙，皆我公之缔构也。以天宝八载五月一日示灭大寺。百城号天，四众泣血，焚香散花，扶榇卧辙，仙鹤数十，飞鸣中绝。非至德动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与于此乎？三纲等皆论穷弥天，惠湛清月。传千灯于智种，了万法于真空。不谋同心，克树圣迹。
太官李公，乃命门于南，垣庙通衢，曾盘旧规，累构馀石。壮士加勇，力侔拔山。才击鼓以雷作，拖鸿縻而电掣。千人壮，万夫势，转鹿卢于横梁，泯环合而无际。常六合之振动，崛九霄之峥嵘。非鬼神功，曷以臻此？况其清景烛物，香风动尘，群形所沾，积苦都雪。粲星辰而增辉，挂文字而不灭，虽汉家金茎，伏波铜柱，拟兹陋矣！或日月圆满，方檀散华，清心讽持，诸佛称赞。夫如是，亦可以从一天至一天，开天宫之门，见群圣之颜，巍巍功德不可量也。
其录事参军，六曹英寮，及十一县官属，有宏才硕德，含香绣衣者，皆列名碑阴，具不具载。郡人都水使者宣道先生孙太冲，得真人紫蕊玉笈之书，能令太一神自成还丹，以献于帝。帝服享万寿，与天同休。功成身退，谢病而去，不谓古之玄通微妙之士欤？乃谓白曰：“昔王文考观艺于鲁，骋雄辞于灵光；陆佐公知名在吴，铭双阙于盘石。吾子盍可美盛德，扬中和。”恭承话言，敢不惟命。遂作颂曰：
揭高幢兮表天宫，嶷独出兮凌星虹。神纵纵兮来空，仡扶倾兮苍穹。西方大圣称大雄，横绝苦海舟群蒙。陀罗尼藏万法宗，善住天子获厥功。明明李君牧东鲁，再新颓规扶众苦。如大云王注法雨，邦人清凉喜聚舞。扬鸿名兮振海浦，铭丰碑兮昭万古。
这些“赞”“铭”，若非自身具有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以及对佛教义理的深切感悟，是写不出来的。
据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诗歌中涉及佛教、佛徒的作品甚多，经大致梳理，单从题目便与佛教紧密关联的诗歌作品便有如下：
开元十六年，28岁，《赠僧行融》；
开元二十一年，33岁，《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乂》；
开元二十四年，36岁，《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莹禅师房观山海图》；
开元二十七年，39岁，《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
天宝六年，47岁，《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天宝九年，50岁，《庐山东林寺夜怀》《别东林寺僧》；
天宝十二年，53岁，《赠宣州灵源寺仲睿公》《听蜀僧睿弹琴》《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天宝十三年，54岁，《赠僧崖公》；
天宝十四年，55岁，《别山僧》《寻山僧不遇作》《与谢良辅游泾川陵岩寺》；
乾元元年，58岁，《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题江夏修静寺》；
上元元年，60岁，《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未编年诗：《僧伽歌》《赠僧朝美》《舍利佛》《棲贤寺》《宿无相寺》等等。
但李白涉及佛教文化的诗歌中，其佛教义理并不多见，更多体现的却是诗人道家的思想或是其他的思想。如李白54岁时写下的《赠僧崖公》：
昔在朗陵东，学禅白眉空。
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
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
晚谒泰山君，亲见日没云。
中夜卧山月，拂衣逃人群。
授余金仙道，旷劫未始闻。
冥机发天光，独朗谢垢氛。
虚舟不系物，观化游江濆。
江濆遇同声，道崖乃僧英。
说法动海岳，游方化公卿。
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楼亭。
微言注百川，亹亹信可听。
一风鼓群有，万籁各自鸣。
启闭八窗牖，托宿掣电霆。
自言历天台，搏壁蹑翠屏。
凌兢石桥去，恍惚入青冥。
昔往今来归，绝景无不经。
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
这首诗歌，除诗题和首句外，之后几乎都是诗人道家思想的自然流露，如“金仙道”“虚舟”“玉麈尾”“恍惚”“蓬瀛”等。该诗以赠别的形式表露诗人自己的心理，似乎在诗句中忘记了所赠别的对象。李小荣先生的《李白释家题材作品略论》一文指出：“诗仙李白存世的作品中有五十多篇是写释家题材的，但从内容和理趣言，都被彻底地仙化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寺院景物描写的仙境化；二是佛教思理的道家化和道教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李白的《别山僧》《寻山僧不遇作》等许多诗题与僧人相关的作品，诗歌内容却大多与佛理无多少关联。所以，李白虽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对佛教思想也有一定认识，但我们还不能就断定他是虔诚的佛教徒。
又如李白58岁时写下的《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
朝别凌烟楼，贤豪满行舟。
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
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
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
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
诗歌内容除“永华寺”三字之外，均表达着流放途中的抑郁悲愁及感慨，诗歌既不见佛教义理，也没有道家意趣，唯有一个曾经壮志凌云而今流放于江湖间的老人抒写着苍凉，抒写着“知天命”的无奈。
李白诗歌《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古今贤哲对这首诗的分析不少。对于“金粟如来是后身”一句，有些学者认为这表达了李白对佛教的尊崇，如袁书会先生《李白佛教诗歌略说》中言：“李白自称自己后身当为金粟如来，即自诩为善辩之佛教居士维摩诘的前世。李白将佛教中极为推崇的青莲花作为自己居士的号，又标榜自己为善权方便的维摩诘居士的前身，足见其对维摩诘居士乃至佛教的推崇。”笔者认为，该句并不是表达对佛教的尊崇，而可与李白的傲岸性格相联系。自诩为维摩诘居士之前身，应有诗人自我贡高之义。这种“自我贡高”则与佛教义理相差太远了。
总而言之，佛教般若之“空”与道家玄学之“无”、佛教之“厌世”与道家之“隐逸”关联甚密，以道家隐逸意趣为基的李白，于当时盛行的佛教文化中找到与其紧密关联的“空寂”“隐退”等因素，自然会吸纳佛教文化，乐于受其影响。只不过，在诸多诗文中，后世仍能读出诗人李白佛教外衣下，“乘杯向蓬瀛”的内心。
三、李白隐逸意趣的表现
1.人生境界
隐逸文化，以简单朴素及内心平和为追求目标。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它是针对世俗文化而言的。世俗文化以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为追求目标。两者皆无可厚非，个人取向不同而已。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以“隐”求显并成功取得富贵者，也有显贵过甚不得已隐姓埋名的隐者。他们都对隐逸文化有着不同的影响。“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遁迹山林。道家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故隐逸文化跟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联。
《隐逸文化现象研究》认为，在道家看来，“隐”本身即最理想的人生状态与社会状态。
李白一生曾多次隐居。在出蜀前的少年时代，“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中年时期，曾与孔巢父、裴政、张叔明、韩准、陶沔等人会于山东徂徕山，号称“竹溪六逸”。《旧唐书》载李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绮隐于剡中”。李白于去朝后“十载客梁国”时期，曾与元丹丘在河南颍阳、嵩山有过一段隐居生活。
开元十八年，李白于《上安州裴长史书》如此道其少年时代之“隐于岷山之阳”：“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有道，并不起。”其中，“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很值得一提。
《列子·黄帝》中言：
周宣王文牧正有役人梁鸯者，能养野禽兽，委食于园庭之内，虽虎狼雕鹗之类，无不柔驯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异类杂居，不相搏噬也。王虑其术终于其身，令毛丘园传之。梁鸯曰：“鸯，贱役也，何术以告尔？惧王之谓隐于尔也，且一言我养虎之法。凡顺之则喜，逆之则怒，此有血气者之性也。然喜怒岂妄发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碎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之，逆也。然则吾岂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顺之使喜也。夫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无逆顺者也，则鸟兽之视吾，犹其侪也。故游吾园者，不思高林旷泽；寝吾庭者，不愿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齐智之所知，则浅矣。
前文已叙李白受庄子影响很深，其实，李白受列子的影响也很深。李白诗歌《赠张公洲革处士》言：“列子居郑圃，不将众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楚人闻。抱瓮灌秋蔬，心闲游天云。每将瓜田叟，耕种汉水濆。时登张公洲，入兽不乱群。井无桔槔事，门绝刺绣文。长揖二千石，远辞百里君。斯为真隐者，吾党慕清芬。”开篇即用列子典故，并在“时登张公洲，入兽不乱群”一句中暗用《列子·黄帝》篇中典故，诗歌结尾道出“斯为真隐者”。可见李白之“隐逸”文化心理，跟列子的影响亦有莫大关联。此外，李白诗歌《听蜀僧浚弹琴》《天马歌》《邹衍谷》等也分别化用《列子》典故，都是李白受列子影响的明证。
《列子·黄帝》所言“养野禽兽”“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都是了无机心的“心隐”，故“鸟兽之视吾，犹其侪也”“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息心而隐，与自然同化，这本是极高的人生境界。故青少年时期李白隐于岷山之阳时，也尝试“巢居”“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后来居然能达《列子·黄帝》中所言之境界。若据此而论，可知李白之隐，自青少年始，并非借“隐”而自高，希冀达到某种尘俗目的，而是恬淡自如，视“隐”为人生真谛。
李白诗歌中飞鸟意象也甚多。如《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游谢氏亭》：“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第二首：“船上齐桡乐，湖心泛舟归；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这些意象的使用中，或可直接《列子》中“隐”之意蕴，或可见李白因少年时“养奇禽”的经历对鸟禽之属的另眼相待。
李白以“隐”为人生境界的文化心理还可从其自比巢、由看出。
开元十五年，李白于安陆所写《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言：“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诗人此处用“巢、由”之典故，当见其心中对古来隐者的倾心推崇。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写到诗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远大抱负，“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即仆林下之所隐容，岂不大哉？”此处可见，李白“林下之所隐容”乃其诸多远大抱负之后最终的归所。“隐逸”便成为李白人生境界之最高层。
开元十九年，李白31岁，写《题元丹丘山居》：“故人栖东山，自爱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犹不起。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羡君无纷喧，高枕碧霞里。”同样诠释了诗人超远高华的隐逸意趣。
开元二十七年，李白39岁，诗作《郢门秋怀》中言：“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这样的表达在李白诗作里非常普遍。天宝二年，李白43岁，在其《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诗歌所言意趣，可追比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元二十六年，李白38岁，《赠孟浩然》所言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高蹈出世一直是诗人自己心向往之的。天宝三年所作《赠参寥子》《怀仙歌》中，也流露出轻“金马”“尧舜”而向往“林峦”“蓬莱”的思想，这应是李白文化思想的主要方面。
2．进取途径
在多元社会文化影响下，我国古人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心理（影响迄今，且不会断绝）。李白就是其中相当典型的例子。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政治性动物。据此观点，隐逸林泉是人自然天性的流露；汲汲乎世事则是人政治性能力的求证。在积极入世的心态下，“隐”之隐逸也就成为视时而出的隐居了。
历史上，视时而出的隐居甚多，像李白笔下多次出现的姜尚、诸葛亮等人都是著名典型。这些典型也会让李白对“隐而求仕”之途倍感兴趣。
有个成语“终南捷径”，其典故与李白相距甚近。
“终南捷径”出自《新唐书·卢藏用传》：卢藏用想入朝做官，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此得到很大的名声，终于达到了做官的目的。“终南捷径”指求名利的最近门路。也比喻达到目的的便捷途径。卢藏用（约664—约713），字子潜，唐代诗人，幽州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少以文辞才学著称，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征明偕隐终南山。长安（701—704）中召授左拾遗，神龙中为礼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以托付太平公主，流放岭南。与陈子昂友善，曾编辑《陈伯玉文集》赞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是陈子昂诗文变革的积极支持者。从史料上看，卢藏用应为李白之前辈，其对陈子昂的评价亦为后世所称。因所处时期相近，又有借隐而达的成功先例，李白以布衣之身意欲闻达于朝廷，势必会注意并借鉴卢藏用的“终南捷径”。
开元十五年，李白27岁所写《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首诗的解读空间很大。从诗句看，自然流畅，风行水上，并道出栖碧山“别有天地”之乐。但细按诗歌的第二句“笑而不答心自闲”，此句格外显得高深莫测。这首诗不排除李白含蓄表达自己不屑小的功名，以退为进，欲求大的功名的意图。
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求仕失败后，于开元二十八年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父、裴政、韩准、张叔明、陶沔等五人隐居于徂徕山之竹溪，世称“竹溪六逸”。他们在此纵酒酣歌，啸傲泉石，名动远近。此次隐居可有两方面解读：其一，求仕失败后，与同声气之名士们纵酒，排解愁闷；其二，以此“成气候”的众人隐逸之举，起到扬名作用。果然，李白名动天下，不久便受到征召。开元二十九年，元丹丘奉诏入京都长安，供玄宗询经问道。经玉真公主奏报李白行迹，玄宗即于天宝元年下诏“前资官及白身有儒学博通、文辞英秀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县以名荐京”。召李白入京，时李白42岁。
但是，李白的进取只应是其人生自我规划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而已。《道德经》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历史上，范蠡等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智慧人生选择。李白在渴望建立功业的同时，也多有对“功成”之后的考虑，即功成不居而退。他自负“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赠从弟冽》，开元二十九年，41岁），渴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天宝元年，42岁），希望能够“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天宝六年，47岁），若真能这样的话，那确实是一种理想人生。所以，中年李白，在其“进取”与“退隐”之间，难以取舍。如在其《赠从弟冽》中，既有“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的自信，但又深知“无由谒明主”的悲哀，只得“杖策还蓬藜”而退隐。不过，诗歌结尾又言“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以姜子牙在磻溪垂钓自喻，表明自己即使退隐也仍在等待时机，盼君王能有朝一日再度征召自己。
3．保生隐退
李白作为一位天才诗人是很成功的，但这并不能代表其政治上的成熟。因为政治上的幼稚，李白被征召到朝廷，却无法长期立足，又匆匆被“放还”。仕途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年李白，在短暂的征召入京后，立身不久，旋被赐金放还，空怀抱负而无所施展，其怅惘之情可以想象。天宝二年，李白43岁时所作《登高望四海·古风其三十九》中，有登高遥望的孤独，感慨“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怅然之中，油然而生“归去来”之意。天宝三年，其《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言：“落羽辞金殿，孤鸣咤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西飞。”更以来自陇西的鹦鹉双关自喻，感到于朝堂无立身之地，只得回归的伤感。
李白46岁时的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其政治追求遭遇挫折后，体现其隐逸文化心理的重要篇目：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纵观全诗，梦游是作为李白心理深处对自身人生轨迹的审视和反省。梦游惊醒后的他选择了重返自由，这不仅是内在心理化解苦闷的结果，也是其本身要求个性自由的旨归。只有在山水的隐逸中，李白才能真正保持其崇高和伟大，才能真正获取“谪仙人”的精神风度，这就是梦游的最终意义。
在李白晚年之际，唐朝局势已几不可收拾。天宝十年，李白51岁。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高仙芝攻大食，大败。天宝十一年，安禄山跋扈日盛，时游达范阳郡的李白睹其边庭时局危险而去。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安史之乱”终于爆发。至德元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玄宗亡蜀，太子李亨即位为肃宗。永王李璘领四道节度使镇江陵，遂有谋权之意。当时，李白避乱南奔隐于庐山屏风叠。永王数下聘书，李白遂入其幕府。后永王兵败，李白因“从逆”而遭流放夜郎。
李白之“从逆”，遭后世贬损，但究其进取意识和一贯的自我期许而言，实不可多由旁人置喙。不过，遭受这一打击的李白再次萌生隐退之意。此时的“退”乃是“保生而退”。
古来“五十而知天命”，但在李白50岁左右时，在其作品里却尚未见“天命”字样。李白在60岁左右才“知天命”了。
李白57岁时所写《空城雀》：
嗷嗷空城雀，身计何戚促。
本与鹪鹩群，不随凤凰族。
提携四黄口，饮乳未尝足。
食君糠秕馀，尝恐乌鸢逐。
耻涉太行险，羞营覆车粟。
天命有定端，守分绝所欲。
李白58岁时所写《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
朝别凌烟楼，贤豪满行舟。
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
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
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
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
这样的表达在李白诗作中是前所未有的。可见，经过一生的跌宕起伏，李白已经心力交瘁，已知天命不可违，而自己来日无多了。
所以，李白在《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中言“五色粉图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在乾元二年《秋夕书怀》中言“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在《田园言怀》中言“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这些是李白用一生的奔波而积下的慨言。而在《游谢氏山亭》中：“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意趣又隐现其间。
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读出，一个垂暮的老人对自然无扰的生活的本能追求，这是晚年李白的“保生而退”。
李白的一生是飘零的一生，空怀壮志而不得其所。古来士人讲求“安身立命”，才有根基之稳固。而李白，却似乎从未有此安稳之感。如他在《邺中赠王力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中所言“一身竟无托，远与孤蓬征”，在《春日独酌》（其一）中言“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可见李白从来的无依无靠的飘零之感。这种飘零之感，到了晚年，是最令人不堪的。李白的《览镜书怀》言“桃李竟何言，终成南山皓”。那种怅惘莫名，已无之前的恬然甚或愤激了。
-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 参见袁清湘：《道士李白所属道派探析》，《中国道教》，http://www．chinataoism.org/showtopic.php？9216。
- 参见任继愈、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6页。
- 参见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王新霞：《“青莲居士”由来考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3）。
- 李小荣：《李白释家题材作品略论》，《文学遗产》，2005（2）。
- 袁书会：《李白佛教诗歌略说》，《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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