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走了——深切悼念凌解放先生

张庆善

著名作家凌解放，即二月河，我一直叫他二哥。田永清将军是二月河多年的好朋友，田政委的年纪比二月河大，所以他叫二月河是二弟，我的年龄比二月河小，就叫他二哥。比他小许多的李之柔则叫他二叔。我为什么叫二月河是二哥？当然是因为“二月河”这个名字。有一次聊天，二哥说曾有一个读者给他写信，称他“尊敬的二先生”，大家哄然大笑，我印象中自那次以后，我就干脆叫他二哥了，嫂子赵菊荣在我们的嘴里也就成了“二嫂”。二哥二嫂倒挺愿意这样叫他，显得亲切，像是一家人。

2018年12月14日，我到福州参加由中华经典文化传播交流委员会、福建省音乐家协会、福建省歌舞剧院共同主办的“先人与我们同行——感悟国学经典大型交响咏诵会”。15日一早，接到田永清将军的电话，他非常伤心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二弟走了。”这让我十分震惊和难过，虽说二哥这半年来一直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很不稳定，甚至还进过重症监护室救治，但这一个月来我和田政委多次通电话，知道二哥病情趋于稳定，田政委说等病情再好转一些你再来看吧。我计划12月21日去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讲课，田政委和我约定讲课后去看望二哥，因为那里离北京301医院很近，不想竟传来了这样的噩耗。田政委给我打过电话不久，二月河的女儿凌晓也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她爸爸去世的消息，凌晓电话里很伤心，当时他们正在回河南南阳的路上。

我和二哥相识三十多年，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那时我30岁，二哥37岁，我是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是大会代表。那时的二月河（那时还叫凌解放）在会上既显眼又不显眼。说显眼，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南阳市委宣传部干事，在那个时候像他这样的身份能来参会是极为罕见的，是特例，所以显眼。说他不显眼，又是因为与会者大多是教授专家，多是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专业人士，二月河在大家的眼里是“业余研究者”，自然在教授学者堆里显不了眼。二月河能以“业余研究者”身份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是因为冯其庸先生，而在这次会上二月河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冯先生见了面，从此结下了几十年的师生深厚情谊。多少年来，二月河一直称冯老为恩师。

人人都知道二月河是著名作家，其实他走进学术和文化领域，却是从研究《红楼梦》开始的。

2017年1月22日冯其庸先生去世，二哥二嫂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心情十分沉重，嘱我向师母夏老师表达哀悼之情。他本要到北京参加冯老的告别仪式的，无奈那个时候他的身体也不好，这两年他的身体常常出现情况，时不时到医院去。二哥生病二嫂一般不和我们说，怕大家惦记，都是二哥病情好转了才和我们说一说。这一次冯老去世，他实在是因健康的原因去不了北京了。而这么多年，二哥每年到北京参加“两会”或党代会，他都要专程去张家湾看望冯老。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冯先生于我有恩，是我的恩师。”他还说冯先生是对他走上创作道路影响最大的人，冯老是第一个把他称为作家的人。所以他多次说：“中国红学会是亲娘家，我到北京来都要先和冯老、庆善报到。”也确实是这样。二哥是党的第十五至十九大的五届代表，同时又是多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全国作家中恐怕没有第二人。记得他每年来北京开“两会”，河南代表团乘坐的火车是早上六点多钟到北京，二哥总是那个点给我打电话，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庆善，我到北京了。”而按我们约定俗成的规矩，他到北京来总是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安排第一顿接风的饭。二哥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与我的深厚情谊，当然源于《红楼梦》，源于冯老与他的师生情谊。

二月河人生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谈冯老的。冯老不幸去世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向二哥约稿，二哥在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即《吾师虽离去，恩绪永缅怀》，发表在2017年第4辑上。二哥在这篇文章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与冯老的交往以及冯老对他的帮助，他说，他当年在南阳市委宣传部工作，确定《红楼梦学刊》为主攻方向之后，立即将手头的一篇红学文章寄了出去，并附了一封给冯老的信。大约在1985年初夏，五月份左右，冯先生到南阳来了，他提出：“把你的《康熙大帝》取来我看。”“《康熙大帝》当时已经写了十七万字的初稿。可是都是草稿，写得连勾带划，此转彼接，生人看生稿会很费劲，我嗫嚅了良久才回答说：‘我试试，……文字不好请冯先生原谅。’……就这样，我连夜抄了十章，整齐理好送给先生。冯先生似是一句废话也不曾有过。他立刻拍案表态：‘你的什么掇红集，还有你什么红学论文都不要弄了，这样就好，这就是你的事业，写完后马上告诉我，我给你寻找出版社！’”从此，二哥就与冯老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中国红学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全国红楼梦学术会他几乎是每次都参加，即使成了大名之后，也不改初心。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全国红楼梦学术会是2013年，在河北廊坊举办的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二月河是在1985年贵州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当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的，他是河南省最早的理事之一。记得那个时候，河南省似乎只有两个理事，一个是李春祥先生，一个就是二哥。要知道1985年新时期红学刚刚起步，那个时候能当上中国红学会理事是很不容易的，全国的理事除北京多一些外，大多数省都是一两个名额，有的省还没有名额。而一般能当上理事的又都是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像二哥这样的“业余研究者”真是凤毛麟角，要知道那个时候他还不叫“二月河”。由此可见，二哥在红学研究中是起步比较早、成绩比较好的学者了，否则一个“业余研究者”是不可能当上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的。

二哥不仅是河南省最早的理事之一，在《红楼梦》研究上写了很多文章，有很多成果，他还是为推动河南省《红楼梦》学术文化活动发挥很大作用的人。南阳市、邓州市都成立了红楼梦学会，他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南阳、邓州的《红楼梦》文化学术活动，在全国都是属于搞得很好的，他们有研究刊物、有经常性的活动，特别是邓州市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成为地方文化建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一切，都与二哥有着密切的关系，得益于二月河的关心支持。

《红楼梦学刊》是冯其庸先生一手创办的，是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是新时期红学发展标志性的成果。但人们并不知道，《学刊》多少年都没有一分钱的财政拨款，全靠一点发行费和社会友人的帮助支撑着。而我们为了保持《学刊》的学术品味，从来不登广告，也从来不收一分钱版面费。有好几年，学刊不仅得不到财政拨款支持，还要自己解决编辑的岗位补贴，甚至还要给单位缴房租水电费，非常艰难。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扬州外办丁章华主任、西园大酒店都曾给予《学刊》很大的帮助。1997年卓琳同志还到《学刊》编辑部来过，知道当时面临的困难以后，她为我们找到一家民营企业资助50万。到2003年《学刊》再一次面临严峻的经费困局，二哥知道后，个人拿出30万支持办刊。多少年，无论是丁章华主任、卓琳同志还是二哥，都不让我们说这些事。卓琳同志说，她喜欢《红楼梦》，自己不能光是索取，也要为红学梦研究做一点贡献。二哥说，没有冯老、没有中国红学会，就不会有二月河，支持《学刊》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可说的。每每想起他们的无私支持，都令我十分感动。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创作，无疑代表了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在三部小说中，我觉得《雍正皇帝》写得最好。我们看二月河的小说，会感到无论是文笔、结构还是人物塑造都有《红楼梦》的影响，他是当代作家中最注意向《红楼梦》学习创作的作家之一。清代康雍乾正是《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曹雪芹家在康熙时代发达，在雍正年代衰落，而《红楼梦》则是在乾隆年间产生。二哥的“落霞三部曲”写的正是与曹雪芹家的命运、与曹雪芹的创作有密切关系的三个皇帝、三个历史时期。二月河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又有冯其庸这样的红学大家作为老师，因而他对《红楼梦》有特殊的感情，《红楼梦》对他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二哥既是著名作家，又是《红楼梦》研究专家，当年要搞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时，有关方面征求我对编剧的意见，我当然首先推荐了二月河，我认为他无疑是《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最合适的改编者。但当我与二哥说请他出来改编，没有想到他竟一口拒绝了。他说：“我胆子很大，当年敢夸海口写康熙、雍正、乾隆，但改编《红楼梦》我不敢碰。《红楼梦》是奇书是天书，不是一般人能改编的。”他对《红楼梦》的热爱和敬畏溢于言表，这既让我意外，又让我敬佩和感动。

二哥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据说一位领导曾讲，二月河的小说写得好，字不咋样。后来我发现二哥还是很注意练字的，他的字很有特点，显示出强烈的个性。另外他的画也非常不错，尤其擅长画葫芦、寿桃、豆角等。那个时候，他给自己提的要求是，每天要一字一画一文。

二哥今年大半年都是住在北京301医院，虽然病情时好时坏，但我没有想到他就这样快走了，才73岁，走得早了一点。他还有很多计划，他一直想写太平天国，做了很多准备，前些年他常常把想法给我们说说，可惜因这几年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慢慢就不说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是文学界的巨大损失。

二哥走了，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