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浙江大学徐永明学人多年来研究元代和明初的浙东学者和作家，卓有成就，2005年出版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一书，篇幅宏大，资料丰富，见出博览穷搜的实学勤攻特点，于述叙中出评论，于评论中寓褒贬，力戒当下常见的浮藻虚言，坚持实事求是的踏实学风。多有见解，更有创获。承他赐阅，使我获益良多。这部著作是他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但在我的记忆中，他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时就已开始了部分研究，我曾收到过他所作的《胡助年谱》，后来发表在《古籍研究》杂志上。

永明学人曾于1993年到1996年期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那时李修生教授主持北师大古籍所工作，并已启动《全元文》学术工程，同时还举办元代文化研讨班，其中有不少各地高校来的访问学者，大抵是青年教师。我想永明学人当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形成了他研究元代至明初浙东作家的学术志向的。

我曾应邀在师大研讨班讲课，那时当是和永明学人初次见面。他在北京师大毕业后进浙江省图书馆工作期间，有一次来京，回母校参加元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我们有所交谈，还曾合影留念，记得一起合影的还有当时在安阳师院工作的査洪德学人。

我和永明学人再次见面是在2006年，此时他不仅在浙江大学博士生毕业，而且已从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了。那年10月，我应浙大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之邀，去浙大文学院讲课，在杭数日，多承永明学人关照。离杭之日，他送我到城站，因列车晚点，我们在休息室多有交谈，我深觉他勤奋用功，必将有更多成果。果然，次年他的《文臣之首——宋濂传》就又出版。后来我还陆续收到他校点的《陶宗仪集》和《郑元佑集》。

2010年8月，我在河北清河举行的《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再次和他相见，他说起手头有很多工作，并说及增订《宋濂年谱》事。今年8月，他来电告知增订工作已结束，并已向出版社交稿，嘱我作序。我对他的旺盛的学术精力和丰硕的学术成果，深表钦佩，也至感欣慰。因不辞谫陋，缀文充序，权置书前。

永明学人早先所作《宋濂年谱》本是《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下编《考证篇》的第四章，2006年初我收到此书时，曾经读过，同时也读过书中《概论篇》的第五章《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此文曾在《浙江大学学报》单独发表）。这次他的增订本较之原作篇幅增加了一倍，其中重要的增补是及时地采用了新发现的宋濂著作，如浙江师大黄灵庚先生发现的六十多篇《宋濂全集》漏收的佚文，关于那批佚文的发现消息，我是在2010年12月才得知的；又如关于宋濂早期诗集《萝山集》，长期以来，大抵以为已经佚失，实际上日本国立公文馆藏有抄本，我在早先虽已闻知这个消息，但关于它的具体内容是在读了2001年第1期《文学遗产》发表的任永安先生的考述文章才得知的。永明学人在师友们的鼎力帮助下，及时地得到了这个诗集的复制本。也正是在师友们的大力相助下，他还获得了存于台湾的孤本《宋学士续文粹》复印件。这就使这个增订本在著录和叙述宋濂著作的文献价值上更为丰富全面。

此外，这部增订新著还添加了诸多历史背景材料和有关人物传记，如元末明初两位著名僧人释宗泐和释来复，参与《元史》写作的曾鲁和林弼等，曾鲁对《元史》撰写多有劳功，至于那两位僧人实是穿着袈裟的文士，他们还涉及胡惟庸案，卷入了政治风波。我还注意到，有些原谱中既有的简略记载，新谱中多有补充，乃至详引，如引录陈樵致宋濂的信即为一例，陈樵毕生隐居，自号“鹿皮子”，他是浙东诗派中的代表人物，清人顾嗣立说他的诗风“步武西昆”，可见其文学道路与生活道路均与他的同辈人黄溍、柳贯不同，也与年轻一辈的宋濂相异，但他在治经之学上欣赏宋濂，他以年老之身，自忖濒死，乃致信宋濂，有“欲以传人，苦无所遇”之言，拟以未竟的治经事业托付宋濂。这个例子同杨维桢在辞世之际嘱咐门弟子务必要请宋濂撰写墓志相似，说明同他政治或文学道路不同的人都愿诚挚相托，也就观照出《明史》本传所说宋濂性格“诚谨”的特点。总之，凡此人物事例的大量添增，使这部增订年谱较之原本更加显出征引广博、纪事繁富的特点。

学界大抵认为，年谱著作创始于宋，元明时代多有发展。宋人所作的最著名年谱是洪兴祖的《韩子年谱》，实际上当时为韩愈做年谱的不止一家，吕大防也撰有《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吕大防还作过《杜诗年谱》。据说吕大防是因编校韩愈、杜甫文集而同时编写韩文、杜诗二谱，并附集刊行的。这种文集附刻本年谱成为一种传统格式，在人们的认识上，它们相关密切。清嘉庆年间戴殿江、朱兴悌编纂《宋文宪公年谱》，分别在序文中说“惜诸本流传并未有年谱”，“读其集者惜未有年谱，无由综览其梗概”。嘉庆十三年岳炯为戴、朱所作年谱撰写的序文中也说：“读公遗集俱未有年谱总汇巅末”，是为“缺事”。所以《宋文宪公年谱》的“凡例”第一条即云：“文集有年谱，所以考前贤学业进修之次第出处，取舍之本末，知人论世，最为读书要领。”

《宋文宪公年谱》是关于宋濂的第一个年谱著作，1912年孙锵又予补订，故此书又称朱兴悌、戴殿江撰、孙锵补辑《宋文宪公年谱》。清人顾栋高曾说：“有附集之谱，有单行之谱。附集者备读集时参考，故宜简明。单行者备不读集人得有常识，故宜详尽。”顾氏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全面，因为年谱的主要功能并不只在于导读或教识。即以宋濂年谱为例，1994年后出现的陈葛满先生的《宋濂简谱》和徐朔方先生的《宋濂年谱》（未刊本），都是单行之谱，较之《宋文宪公年谱》，它们的字数也都偏略。尽管年谱著作格式不一，但其内容主要还是要视谱主的具体情况来规划、决定，不同的人物经历有繁简之别，影响有大小之分，像宋濂这样的有明一代开国文臣之首人物，他的一生荣辱交替，祸福倚伏，豈祇阳关大道，更有山高水低，比较详尽地叙述记载他一生经历、著作、地位和影响，当以篇幅较多的年谱形式载体更为合适。上述诸种宋濂年谱各有特色和成就，而以永明学人的增订新著更为丰富、完备。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原属学术进展通例，永明学人的这部集宋濂年谱大成的新著，当有助于学界对宋濂的深入研究。

当下学人或谓年谱是纪传与编年相结合的一种体裁，或谓年谱是记载一个人物或多个人物生平事迹为中心的编年史，或谓用编年体裁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如果把传记的涵义扩大，把人物大事记一类都归为传记范围，那把年谱视为传记，未始不可。但我还是倾向传记与年谱有别的看法。前人常有参照人物年谱乃至以为蓝本来为人物写传的事例，但这只是说明年谱和传记关系的密切。年谱为传记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传记却可以作出更系统的评论。二者相辅相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把年谱和传记并列为“人的专史”，诚为有识之见。

永明学人对宋濂的研究是先作年谱，再写传记，继又增订年谱，在我看来，这个过程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仅仅体现在形式载体的变化和转换，而是表现为研究的进步和深入。在出版这部增订新著的《宋濂年谱》后，永明学人对宋濂的研究可能会告一段落，但我希望他对元明之际浙东作家的研究继续下去，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课题，我忝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第二十三章曾述及元末士人在政治立场和态度上急剧分化的情况，其实这其间还表现出士人的自我异化。即以师出同门、都是黄溍的弟子陈基和宋濂来说，他们就在政治上相背异路，陈基自大都亡命南归后，在吴中几乎是隐姓埋名，后却又投效张士诚政权，当然此时的张士诚已是元朝的“太尉”。至正二十三年春，陈基随张士诚军攻入安丰，刘福通败死，朱元璋军往救，几经拉锯，张士诚军占领了定、濠、泗、汝、颖等地，朱元璋部大败亏输。此时陈友谅部也攻击朱元璋军，是年夏，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我们现在既可从陈基文集中读到那年庆贺“官军”（实即张士诚部）兵发吴门、攻打安丰的诗作，也可在宋濂文集中读到同年写的《平江汉颂》一类作品，端的是各为其主打江山。至于宋濂和戴良这对“理学兄弟”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更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

元代有三个主要理学派别，金华学派代表人物金履祥、许谦不仕元朝，是在野人物，这是他们与北方学派代表人物许衡和江右学派代表人物吴澄的重大区别，他们实际上是和方凤、谢翱一样的宋遗民。宋濂在经历了自弱冠到中年的经历、观察和思考后，在至正九年就拒绝推荐，不愿仕元。待到李善长推荐，朱元璋派专人礼聘，他几乎是踊跃投效。他或者正是以与元王朝保持距离的元初金华学派的早期人物的传统自承，承继着他们拒元的政治血脉。所以他就必然要投效高举抗元大旗的朱元璋。最后，他与坚决地忠元拒明的戴良一样，都在朱元璋高压专制下悲惨地死去，那又另作别论了……

总之，我对元明之际作家尤其是浙东作家的研究多有兴趣，惜我年老体弱，已无精力，但寄望于年轻才俊，在这方面多作研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以上云云，不当之处，还望著者和读者不吝指正。

邓绍基

2011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