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蒯大富、聂元梓刚刚把“文革”大火点燃的时候，我的家庭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一面又不是那种三代相袭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家庭。

先说说我的爷爷吧，爷爷是个老中医，自然不能站在“红五类”的行列里，但是不“红”没关系，他看重“杏林中人”的身份，行医一生，都以中国传统的医者仁心和悬壶济世的理念自律，给很多农民看了病后，人家没钱买药，爷爷就不收他们的号脉钱和药钱。久而久之，爷爷的义举，换回了一个“罗善人”的雅号。作为回报和感恩，农民们也时常送给爷爷一些土特产，如鸡蛋、红薯干、花生等等东西，这对于我们这个在饥饿之年煎熬的家庭，不失为一场又一场的及时雨。

再说我的外公吧，与爷爷相比，他还要“黑”得多。外公一家是重庆城的望族，我的曾外公解放前开过炼油厂和织布厂，在铜元局，有一个高墙森森的院落，院子大门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长乐永康”。外公就是在这种家庭背景下长大的。外公的第一个学士学位是建筑专业。他在昆明读大学时，他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陈纳德看中，请去给“飞虎队”当翻译，并随队去过缅甸。本来，外公完全可以吟诵“凝固的诗”，在建筑领域里走下去，但一次偶发事件，又使他的人生出现了拐点。曾外公被土匪绑架了，土匪个个心狠手辣，差点让外公与曾外公阴阳两隔。于是，外公一怒之下投笔从戎，上了中央警官学校。我曾经看见过他们的同学录里，校长是李士珍，蒋介石是他们的名誉校长。如今在全世界刑侦界誉为教父级的李昌钰博士，还是外公的学弟。

外公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可称得上那个时代的“高富帅”，他人脉济济，国画大师徐悲鸿从美国讲学回国，我的外公给他接风洗尘，请徐悲鸿吃的就是“满汉全席”。徐悲鸿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外公，画的是山石和鸟，题款是“嘉仁兄雅正”，可惜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小兵抄家给抄走了。我还听外公说过，在国共合作期间，他曾去听过周恩来的讲演，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送给他一双皮鞋。外公喜欢打篮球，他经常和蒋介石的警卫们打球玩，而且大家关系都很好。1949年国民党撤离时，一个警卫给外公打电话说：“最后一班飞机还有一个位置，你立即赶来机场。”外公急忙回家收拾并告诉他的母亲，我的曾外祖母沉默片刻，流着眼泪说：“儿呀，你一个人走了，你哥哥又不争气，我们一大家人，上有老，下有小，还有那么一大份产业，我们该指望谁呀？依靠谁呀？”外公凝视着我的曾外祖母，没有说话，但是他耳边分明有一个人在对他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外公留了下来，留在故乡重庆，留在了高堂和子女中间，但是代价也很沉重。解放后外公被抓去坐牢，还被戴上了一顶无形的“黑帽子”，这顶“黑”帽子还株连九族。

首当其冲的是他的女儿 ——我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在我和弟弟的身上，一言一行，一针一线，都倾注她那山泉一样涓涓不断的母爱。母亲善良、美丽，而且上天又赐予了她一副好嗓子。妈妈能歌善舞，我们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我唱《三套车》和《红莓花儿开》。那时没有收录机，而妈妈的歌声就像天籁之声，磁性而优美，我们入睡时，这些歌就成了我们的催眠曲。“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我们的小脑袋在对夜晚里红莓花儿的花香的朦胧想象中睡着了。妈妈凭借这样的天赋，背着外婆去报考了市歌舞团，专业过了关，政审被拍了砖，妈妈无缘遇见她所信奉的缪斯女神。不过，妈妈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没有从艺，但被分配到一个工厂去当了工人，妈妈领到了工作服，也相当于领到了一块护身符，我们心中也有一种“我妈妈是工人阶级”的宽慰。

妈妈工作的工厂叫红卫金属厂，其实就是一个只能生产点弹簧的街 道小厂。从我们家到妈妈的工厂要坐三站路的公交车，其中两站是上坡，一站是下坡，为了省钱，妈妈基本是步行去上班。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那个年代从没有拖欠工资一说。妈妈总是能每月按时领到她的三十几元钱的工资。我和弟弟都记得妈妈发工资的日子，盼望她早点回家，给我们买好吃的回来。一次，妈妈回来似乎从我和弟弟的眼神中读懂了我们的渴望，她眼神有点黯然，摸摸我们的头，说，妈妈一会儿给你们唱歌。她转过身去，默默地将工资递给父亲，父亲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他们四目相对，忍不住相向苦笑。后来我问过父亲，为什么发了工资你们还是高兴不起来？爸爸说，你妈妈心地善良，把零钱都给了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对不起自己肚皮的进城的乞讨者。

这时我不再埋怨妈妈了，突然想到了外婆给我讲的普济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妈妈美丽善良，还真有点像观世音菩萨。记得我刚上初一的时候，爸爸托他的同学带回一块电子表，大概是人民币八元，当时父母的工资相加才七十多元，一块表竟然占了工资的十分之一。本来爸爸是买来送给妈妈的，妈妈却送给我：“你是学生，上学放学需要表，我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不需要表。”其实，妈妈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难道上班下班真的不需要掌握时间了吗？后来，我的电子表坏了，妈妈又给我买了一块机械表。我从少年到青年，一共戴过三块表，但作为没落的大家闺秀的妈妈一生中没戴过一块表。

妈妈除了在物质上尽量满足我们外，更重视给我们精神层面上的营养。她常常把真善美的东西，咀嚼后再来喂养我们，让这些养分深入到我们的血液，使我们人生的足迹走得踏实一点，走得更远一点。妈妈在我们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时，就给我们讲岳母刺字的故事。妈妈爱美，自然就欣赏美好的故事，憧憬美满的生活。妈妈给我讲过让她如痴如迷的一部电影，叫《红帆》。她说，在俄罗斯遥远的海边，有一个小村子，有一位少女和她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她们过着贫穷的生活，奶奶常 常给小女孩讲故事，她告诉小女孩，有一天一位王子会来把她接走，并且和她结婚。于是小女孩每天都去海边，向着水天一色的大海遥望。小女孩慢慢长大了，她真的在海边救了一位王子，王子真的把她接走了，她的美梦成真了。妈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投入，好像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从妈妈的眼神里看到的，没有为人母亲的矜持，而是充满少女般的兴奋和迷离。也许妈妈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对人世间的沧桑和变故，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抗压的能力，只好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妈妈那种对爱的守望和对亲情的偏执，导致她以后突然撒手人寰，与我们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