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梦

1998年，红了樱桃，结了黄蕉的时候，我开始了寻求出国梦。客观地说，我的寻梦之旅，带有点戏剧性 ——不是我把绣球抛到了大洋彼岸，而是人家把一个焐得半热不热的绣球，抛回国来，打中了我的头。

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几个闺密，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明确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还结成了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有点像个鉴定团，同盟中若是有人遇到了意中人，我们就会对意中人的人品、资产、地址、有无升值空间，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出具“报告”，供其参考。现在想来，我们的做法，实在有点“猥琐”，我们把神圣的爱情，已经物化成了一种商品。我的闺密圈，有一个叫乐群的女孩，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水泊梁山上的第七十七条好汉铁叫子乐和。乐和祖籍山东莱州，乐群正巧也是山东人氏，乐群的身材还算窈窕，但脸庞宽大，目光炯炯，有点英雄世家的风范。乐群爱戴一副黑框眼镜，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黑框眼镜？”她回答我说：“我是律师。”我仿佛明白了，黑色是法官们的道具，黑框眼镜就算律师们的道具罢了。也许正是因为我在心灵深处对他们的大不恭，才导致我后来无数次诚惶诚恐地和律师打交道。

乐群是通过美国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远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大学读硕士、博士学位，并获得了该校全额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贺绍强。说是认识，其实也有点牵强，因为两个人从未谋过面，仅仅是靠两岸飞鸿和越洋电话维系着恋情，自然少了依偎相拥的热度，回眸一瞬的缠绵。这样的相识，阻止了相知境界的升华。乐群好几次双眼迷离地对我说：“看来我搞不定他，你条件比我优越，个儿高挑，人又漂亮，你出马试试吧。”我说：“君子不能夺人之美，但我可以替你教训教训他，杀杀他的傲气。”

那天下午，在我房间里，乐群又与贺绍强通电话了。不知是接收的信号不好，抑或是他们的心情不好，通话断断续续的，没有说几句话，乐群就对着话筒说：“我不想跟你说了，让我的朋友罗秦和你说吧。”乐群轻轻的一句话，就把我推到了“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的位置上了。我对着话筒，变了嗓音：“你是贺绍强吗？”对方回答说：“你是小罗，罗小姐吧？”我心里一惊，知道乐群“出卖”过我了，我依然变着嗓音：“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地反思一下，别以为在美国读博士，喝洋墨水，就‘跩’得很。”

“跩”是地地道道的重庆方言，意思是挺着胸脯，屁股一甩一甩的，得意忘形地走路的样子。话筒里的声音变得有点委屈，而且由普通话变成了标准的重庆话：“我有啥‘跩’势嘛，人近中年，还是穷学生一个，只不过我不想‘麻扎扎’（意为不明不白）地拖着，哄着，欺骗人家的感情……”我顺势追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贺绍强说：“小罗，真人面前不烧假香，我想请你转告乐群……”我正静心屏气，且听下文分解时，话筒里传出嗜陈的忙音，线路断了，我们回拨过去，依然是忙音。

乐群看着我，很淡定地问：“他说了些什么？”我淡淡一笑：“他说不想欺骗你的感情。”乐群听了，也淡淡一笑，毕竟是干律师这一行的，什么样的大江大河没蹚过？什么样的悲欢离合没见过？她推推眼镜，说：“他说的是实话，我说过，我搞不定他。不过，你可以试试，说不定你有这段缘分。”我正想申辩，乐群摆摆手接着说：“你不是也想出国吗？这不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吗？”说到机遇就学着伟人的腔调，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的同志，什么样的错误都可以犯，就是不能犯失掉机遇的错误。”我无语了。

乐群这鬼东西真厉害，她手指轻轻一点，就点中了我的穴位，使我 心跳加剧，浑身热烘烘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有点晚，有点失眠，乐群打过来电话：“喂，还没睡吧？有点失眠吧？”我问：“你怎么知道？”乐群在电话那头奸笑：“你知道我是谁？我是过来人。贺绍强一直都流露出，想找一个漂亮的，性格泼辣的，你正好符合他的要求。”

我沉默着。乐群把话题一转：“以前说女人是鞋，这很不公平。其实，男人也像一双鞋，不管你是白马王子还是贝克汉姆，只要我穿起来夹脚，不舒服，我就会把它扔掉。”乐群的语气果断而威严。我说：“你以为我一定会考虑贺绍强吗？”乐群说：“不是考虑，你已经对他萌生了好感，就在今天电话断线的那一刻，你眼神中就闪过一种失落和焦虑。不说了，我祝你们成功吧。”

靠乐群用她洋溢着雷锋精神的手，推了我一把，我和贺绍强的爱情之舟，就扬帆启航了。

我们交换了照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寄过去的照片，虽然不会使他惊奇，但绝对会使他满意，而他寄给我的照片，也使我感到可心。那是张生活照，大概摄于傍晚，柔和的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泛起了一层健康的红晕，加之他穿着一件亚利桑那大学的 T恤校服，显得帅气而阳光，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形象：圆脑袋，小平头。我们频繁地通话，一聊就是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因为不能相见，所以更加思我在重庆武隆的天生三硚念。每天的通话，成了我们必做的功课，在通话的过程中，我梳理出了贺绍强成长的人生轨迹。

贺绍强出生在湖南邵阳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是个家庭主妇。读小学时成绩一般，读初中时，他才像孙悟空被祖师敲了三下脑壳一样，猛然醒悟过来，知道书本中隐藏着“黄金屋”、“颜如玉”，于是开始“头悬梁，锥刺股”了。平心而论，贺绍强确实是一个读书的天才，他从初三开始跳级，高中只读了一年，他十四岁就考上了湖南邵阳师专的英语系，自己不但不交学费，学校反而还要发生活费，从此他就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十七岁时他就走上中学讲台，教授英语，也开始了每月能领取几十元工资，捧着一只铁饭碗的生活。贺绍强家里很穷，但他很爱自己的父母，印证了一句古话，“国难显忠臣，家贫出孝子”。从学校回家，为了节省车费，他就搭货车回去，把省下来的车费钱买了馒头，带回去孝敬父母。他说：“两个老人第一次捧着白生生的馒头时，双手颤抖，眼里充满泪水。”听了这个故事，眼里充满泪水的不只是两位老人，我心里一阵发酸，眼里也噙着泪水。现实的社会就是如此，“满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普通中学的三尺讲台，对于一个有鸿鹄之志的青年来说，毕竟太小了。于是，1986年，贺绍强考上了湖南大学英语系攻读硕士学位。一时间，贺绍强读书的经历，演绎成了传奇，在他老家传得家喻户晓，他成了家乡莘莘学子的偶像。1989年，贺绍强分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英语系教书，开始了他在重庆郁闷而又值得憧憬的生活。说是郁闷，因为贺绍强性格内向，朋友圈子窄，但他的课程却安排得多，房子分得又小，让他觉得很不公平，心里有种被人欺负的郁闷；说是憧憬，那是对重庆女孩的憧憬，除了重庆女孩的美貌外，更重要的是重庆女孩倔强的性格，正如一位作家描述的那样：“重庆女孩的性格，就像重庆处处可见的，表面长满青草野花的岩石一样，微风吹过，青草轻曳，绿得醉人，柔得迷人，野花吐芳，香得沁人。但，你一旦把她惹毛了，她就露出岩石的峥 嵘，敢与你拼个鱼死网破。”在贺绍强的心目中，我就是这样不二的人选。

1995年，贺绍强离开重庆，去了美国。他先在亚利桑那州大学学习英语教学，和我相恋时，他已经转到田纳西州攻读经济学博士了，并兼职做学校的计算机管理员，每月的薪水支付他的生活费已经绰绰有余了，年底还可以给家里寄回两千美元，补贴家用。

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又有了称心的“上层建筑”，贺绍强可谓春风得意，性格也随之变得开朗起来。我生日那天，他特地发来贺卡，又给我打来电话：“我没在你的身边，不能亲手为你点亮生日蜡烛，我唱歌给你听吧，我把对你的深爱，已经融入到歌声里了。”他先唱了一首英文歌，然后唱了一首中文歌，他的歌声情真意切，且富有磁性。我跟着旋律，也对着话筒轻轻地哼着，眼泪簌簌地往下掉，我斗胆地说，现在回忆起来，那歌声并不亚于当今蹿红的“中国好声音”。

感情的阳光高照，雨露滋润，爱情之树应该挂果了。我们决定结婚了。我要把这个重大的决定告诉我的亲人。倘若妈妈还在的话，我肯定第一个告诉妈妈，因为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知心知肝的。可是妈妈去了天国，一个谁都不愿意回来的好地方。

我只能告诉我的爸爸了。爸爸听了后，一脸惊愕，好像我不是要身披婚纱，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而是脚戴镣铐，像刑犯一样被贩卖到美洲去当奴隶。爸爸极力反对是有道理的。他说：“你们才认识几个月呀，又地处两个国家，连面都没见过，了解多少？知根知底多少？轻率结婚，姻缘成了孽缘，如果……”爸爸省略了一句“那就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孽债了”。我知道爸爸省略的那句话背后的含意 ——如果有了孩子后始乱终弃，孩子的无辜和无助，你这个当妈的，会背上一辈子的孽债。

爸爸的担心，在我后来的生活中，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所印证。

外公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的看法要乐观得多：“人家是留美学生，天之骄子，人品不会差到唐家沱去吧？”贺绍强出国读书办理的是因私护照，他的身份证还留在国内，我就用他的身份证，到重庆建院调出他的户口页，又找到一个热心的哥们儿扮演新郎，照结婚相，登记问话，签字领证，配合得丝丝入扣。一句话，在贺绍强缺席的情况下，我用非法的伎俩，领到了合法的结婚证。

其实，在我们还没领取结婚证之前，我们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因为当时贺绍强不想回国来办证，一是怕回来后再去签证难办，二是来去毕竟要花掉一大笔钱。所以，贺绍强就去孟菲斯大学领了一份 1—20表，即留学生家属陪读申报表。寄给我，叫我到成都美国领事馆去办美国签证。正因为先领了家属陪读表，后才成为配偶的失误，在后来的诸多官司中，被放大成了我们人品素养的污点，很久都无法澄清，甚至官司结案后也不能完全洗掉。

我只身一人，去成都美国领事馆办理出国签证。领事馆坐落在领事路，是一处独立的小院，有高墙铁门，警卫森严，院内有幢两层小楼，楼顶一面美国的星条旗迎风飘扬。签证在小楼的一屋。经过安检，我进入了小院，看见等候签证的人群在小楼前排成了队。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垫上一张报纸，席地而坐，浏览着报纸，有的坐在自己带来的小马扎上，闭目养神的人们好像不是来办理重要的签证手续，而是在等候打折的超市开门。眼前的这种场景，使我神秘而紧张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该轮到我了，我走进签证室，墙上挂着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画像，总统微笑着，好像在欢迎每位前来签证的中国公民。办公桌后面坐着女签证官，二十多岁，外貌普通，如果在茫茫人海里，你与她擦肩而过，你不可能注意到她的。然而，她却有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中文名字，这个名字你只要听了一遍，你就会铭记一生。她叫龙凤仪，龙凤是中华的图腾，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龙舞凤姿，龙凤呈祥等美好的意境。龙凤仪看完我的资料后，目光又在我写着忐忑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表示拒签。我问：“为什么？”她答：“贺先生在美国银行的存款金额不够。”我离开签证室时，当然心情不爽，但那位被“拉链门”困扰着的美国总统，依然微笑着，向我道别。

当贺绍强得知我被拒签的消息后，安慰我说：“没啥，我回来就是了，凭着我们的本事，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在爱情的呼唤下，贺绍强冒着回国后再不能去美国的风险，毅然地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

我也专程从重庆赶到北京去迎接我的夫君。那天北京的天气很好，初夏的阳光，温暖而轻柔。在机场的出口处，旅客们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脚步匆匆地走了出来，疲惫掩盖不了兴奋的眼神，仿佛都说着同一句话：“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和贺绍强没有见过面，但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心里突然感到几分失望。眼前的这个男人，个头偏矮，远没有照片上那么阳光。他走过来，我走过去，我微笑地站在他的面前，他先是一愣，回过神来后，冲着我微笑。他那厚厚镜片下的眼睛，因为笑就显得更小了。

和许多女孩一样，我原本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形象分，不管我怎么徇私舞弊，却只能打个不及格。不过，转念一想，开弓没有回头箭啊，我们已经是法律上的夫妻了，管他呢，先结婚后恋爱吧。我在北京托朋友预先订好四星级酒店，这在当年也算得上气派和奢侈。

第二天，我们去北京美国大使馆办贺绍强返回美国的签证，结果被拒签了。从大使馆出来，贺绍强很沮丧，低着头，个儿显得又矮了一截。他好像在向我道歉，又好像在征询我的意见，他说：“我原来答应带你去美国，可是，现在我都回不去了，你还要不要我？我该怎么办啊？”我一边安慰他，一边帮他理顺思路，最后做出一个决定：回重庆，再去成都美国领事馆办签证。

在回渝的火车上，我削好一个苹果，递给贺绍强，他双手捧着苹果，眼睛瞪着苹果出神，很明显他不在状态，或者很少吃苹果。当他回过神来，知道这是一种香甜可口的食物后，便大口大口地啃咬起来。

贺绍强确实是一块读书的材料，更有通晓外语的天赋。我们在成都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时，恰巧碰到一位贺绍强教过的女学生邬萌。一见面，她就眉飞色舞赞扬起贺绍强来。她说：“贺老师的英语，两个字：霸道。如果你在电话里和他通话，他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你绝对不会相信他是一个中国人。”她接着说：“贺老师的书也教得好，我就是跟随他学的英语，现在才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小邬那股崇拜劲，就像周董的粉丝，幸运见到了周杰伦。当时，我心里美滋滋的，夫贵妻荣嘛。

我们赶到成都领事馆时，听说又是龙凤仪值班，我的心凉了半截，暗自祷告：愿上帝保佑贺绍强。贺绍强没有说话，脸色阴沉，我知道他比我更紧张，便安慰他：“没啥，签不了证，我们就在国内创业，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贺绍强阴沉着脸，像一个被提审的犯罪嫌疑人，走进了签证室。出来时突然阴转晴了，而且阳光灿烂，他的签证通过了，他可以回美国了，我也可以去美国了。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我们来了精神，马不停蹄地赶回重庆。

回重庆见我的家人和朋友之前，我先带贺绍强去眼镜店，给他换了副镜框较窄的浅色眼镜。一戴上，眼睛就显得大了明亮了，人也精神了。

我和他回到他的老家湖南邵阳，房子是他给他父母买的，屋里十分昏暗，老人舍不得开灯。屋里还养着一群鸡鸭，走到门口时，我就闻到一股恶心的臭味，走进屋里时，鸡鸭们伸长脖子，引吭高歌，好像在欢迎我这位来自山城的媳妇。我只好在心里安慰自己，既然接受了贺绍强就要接受他的家庭，忍一忍吧。我调侃贺绍强说：“小时候我的数学成绩不好，总是数不出来‘鸡兔同笼’的数学题，这回好了，我可以亲自数一数鸡有多少只脚，兔有多少只脚了。”贺绍强听了后，嘿嘿地一笑了之。熬过一星期后，贺绍强直接飞回美国，我也回到重庆，准备几天后再去成都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

说实话，在去成都的路上，我心里很纠结，一方面，新婚燕尔的丈夫在大洋彼岸，每天都遥望东方的天空，希望我早日飞到他的身边；另一方面，龙凤仪手上的那支笔，就像王母娘娘手中的那支玉簪，忽地一 划，划出一条银河来，把牛郎织女隔离在银河的两边。我第一次去成都办签证时，碰到一个女孩，她美如秋月，也是去美国陪读，前两次遭遇了拒签，这是第三次来签证了。我不解地问她：“为啥你三番五次地被拒签？”她笑了，笑得很凄美，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龙凤仪吗？她是和她的男友一起来中国留学的，开始时两人感情缱绻，你恩我爱，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男友一个转身，拜倒在一个中国女孩的石榴裙下，并和那位中国女孩结成伉俪。于是，她用拒签的手段来报复中国女孩，尤其是漂亮的中国女孩，我就是这样成了她出气的冤大头。”她端详着我，补充了一句：“当心，你也会成为冤大头。”

有了这样的心理暗示，我一脸倦容，拖着无力的双脚，前往美国领事馆。到了领事馆，我却听到一个利好消息，说龙凤仪离任了，回国前，她到西藏旅游去了，现在接替她的是位男官员。这个消息，像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我立刻躲进领事馆的卫生间，重新梳头，抹口红，理睫毛，一切整理妥当，我对着镜子转了个圈，看着满意的自己走出了卫生间。

走进签证室时，克林顿总统依然笑容可掬，但办公桌前坐着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签证官问我：“你去美国干什么？”我回答：“去陪老公读书。”签证官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答：“卖 DVD。”问话结束了，我去美国的签证到手了。当我走出美国领事馆时，回头望了望那面飘扬的星条旗，脱口说了句：“我们美国见。”

我在重庆武隆的天生三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