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12 月25 日，正是平津及淮海战役的关键阶段，中共方面公布了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计43 名。对于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大员来说，中共此举不啻是一场超强度海底大地震，使其在心理及情绪上均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又因为中共方面声明，这一次宣布的只是第一批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言下之意，当然还有第二批甚至是第三批次等战争罪犯即将公布了。

如此，未入选第一批43 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也就不免终日惴惴，大有“躲得了年三十，躲不过大年初一”的末日之感。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巨大的压力往往也就是巨大的动力。比如，中共方面自公布43 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之后，许多等而次之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一方面纷纷把目光放在中共所暗示的第二批次等战犯名单的披露方面（所幸后来并未公布），更有不少人主动放低反共的调子，以免一不小心被中共方面注意，列入第二批战争罪犯名单；一方面纷纷对已经公布的第一批战犯名单加以研究，以揣摩中共方面列入战争罪犯的尺度，“吃果果，排座座”，私下对号入座，期望幸免入选。

如此一来，在南京政府的大小军政官员中，竟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自学成才与无师自通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研究专家”；而且，对于中共方面确认“头等战犯”的原则，即何谓“头等”两个字，很是贡献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拿出了一大批琳琅满目的“科研成果”。

成果之一，是重在政府首脑。总统蒋介石，不但是所谓的国家元首，也是中共心目中的万恶之首。不用说，被列为第一号战犯。副总统李宗仁，从法统上来说，是总统的主要帮凶，当然脱不了干系，被推上战犯名单的第二把交椅，当在意料之中。行政院是五院之首，不但现任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被中共视为南京政府的首恶分子，即已经卸任的前任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也被一个个“挖”了出来，次第排出座次。另外，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等五大部长张厉生、王世杰、何应钦、王云五、朱家骅，是南京政府的五大支柱，也都榜上有名。

成果之二，是重在军事头目。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是前后两任参谋总长及国防部长，当然也都是内战的主要决策者及执行者，在43 人罪犯名单中，被列为第三到第六号战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的四大战犯，是逃不掉的。另有东北、华北、华中、徐州四大“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刘峙，西安、太原、长沙、衢州四大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阎锡山、程潜、汤恩伯，以及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余汉谋、桂永清、周至柔等，贵为一方“督军”，当然被一网打尽；另有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等，虽为军中副手，然因其都是极为活跃的内战打手，均被网罗入内。

成果之三，是重在反共领袖。CC系的主脑陈果夫、陈立夫，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等，都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领袖，被列入战犯名单，当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党党魁左舜生、曾琦，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因其甘作国民党的尾巴党，为国民党发动内战推波助澜，亦成为43 人战犯名单的垫底人物。

成果之四，是重在亲信谋臣。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参军长薛岳，政学系首脑熊式辉，都是蒋介石身边摇鹅毛扇的谋士，现在能被中共在头等罪犯名单中点名，其幕后作用当不可小觑。此外，顾维钧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吴国桢以上海特别市长的身份，分别被列为第22 号、23 号及24 号战犯，自有相当理由。顾氏是外交界的代表，吴氏是地方官僚的代表，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至于宋氏，是为43 人名单中唯一的女性，其身份弥足珍贵。

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头等罪犯而论，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当然还得等一等。以现代术语而言，这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可见中共方面的政策性之强；这与蒋先生当年“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屠杀政策，真有天壤之别！但是，大家深入研究的结果，也不是没有疑问。比如，以职务而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负责西北甘、青、宁、新四省军政指挥责任，贵为西北四省总督，比较于各地“剿总”司令及绥署主任，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却没有列入战犯名单。相反，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两位副长官马鸿逵、马步芳，却被捉进43 人名单抵数。于是，有人说，对西北方面的战争头目，中共的政策是“以一张换二马”。

事实上，中共这次公布头等罪犯的“入围”标准，地位与职务确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若纯以反共罪行而言，前任行政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驻美大使顾维钧，以及第一夫人宋美龄等，不是不可以网开一面；即便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等节制一方的“督军”，因已在暗中与中共方面洽谈和平起义事宜，中共亦不是不可以等待观望一下。比较而言，倒是有许多没有“入围”43 人名单的军政头目，其积极策动内战的罪行，当不在许多“入围”人员之下。但是，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他们既已处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便不能不承担未能积极制止内战的责任。中共方面优先将他们入选43 人名单，不是没有道理的。

纯以军政职务而论，张治中确是够得上43 人名单的级别。但是，若就战争责任而论，张治中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将军”。他不但在战后以来的历次国共谈判中，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而且是自大革命国共分手以来，唯一未带兵与中共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为国共关系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共方面将其作为一个特例处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和平将军张治中也不是一味地“求和”。譬如，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大战及八年抗日战争中，张治中不但多次率部与暴日接战，以至身先士卒地冲杀在第一线，誓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而且屡屡向最高当局上书进言，反对主和，力主抗战，是国民党内主战派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算得上是著名的“抗战将军”。唯有在20余年的国共冲突中，张治中始终是主和没商量，虽不能做到让主子蒋介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在自己2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总算做到了决不亲手向中共方面放一枪一弹。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史家关注的“张治中现象”。

其实，直到1949 年北平和谈破裂以前，张治中都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也是一个始终不渝的拥蒋派；反蒋的事，张治中是不做的；反对国民党的事，张治中也是不做的。如果不是在处理国共关系方面同蒋有重大分歧，也许蒋、张之间还会继续合作下去。正是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断送了合作25 年之久的蒋、张关系；也是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断送了已维持22 年之久的国民党大陆政权。以此可知，蒋、张的国共政策之争，是曲在蒋介石，而不是曲在张治中。这就说明，在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唯有张治中坚主国共联合的道路，才是唯一可以解救国民党于危亡的道路。以此可知，张治中不但是一个真正忠于国民党的好党员，而且也是一个真正懂得关心蒋介石的大忠臣。只是蒋介石看不到这一点罢了。在那么多的国民党文武大臣中，真正主和的只剩下一个和平大使邵力子，一个和平将军张治中。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责任，显然不是张、邵两个臣子所能担得起来的。

1896 年，也就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次年，清廷命洋务大臣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6 月27 日，李鸿章在德国会见前宰相俾斯麦，询以图治之道。当时，俾氏已下野多年，但由于曾有俗论将俾氏与李氏并称为东西二雄，“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故“东俾”此次拜见“西俾”，自为题中应有之义。“西俾”擅长之处是推行“铁血政策”，并以派兵帮助法国梯也尔反动政府镇压巴黎公社，从而“扬名”于国际共运史；通过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从而一度成为称霸于西欧的“铁血宰相”。俾氏与李氏相见，三句话不离本行，当即劝李氏练精兵以立国基。接着，俾氏话锋一转，说道：“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

虽然，以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无论是西方俾斯麦，还是东方俾斯麦，都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东西。然若不以人废言，“西俾”的这句话，倒是不无道理。本来，李氏之起家，靠的就是两条：对内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等农民起义而出名，对外以善于割地赔款屈辱求和而著名，与欧人心目中的“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者为贱，正是南辕而北辙。“西俾”以此语授之“东俾”，其意颇值得玩味！以笔者论之，不但是暗含讥讽，而且也是公开耻于与李氏并称“东西俾斯麦”。对于仆仆风尘、迢迢万里赴西天取经的李氏来说，闻俾氏此语，不啻是热脸贴上冷屁股，闹了一个没趣。

不过，站在俾斯麦角度，听到俗论妄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确是一个奇耻大辱。事实上，“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取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取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梁启超语）。对于俾斯麦来说，耻于引李鸿章为同道，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就地域而言，与巢县张治中同属皖中，正可谓是小同乡；就时空而论，李鸿章的一生贯穿了19 世纪的下半叶，张治中的一生贯穿了20世纪的上半叶。李、张所经历的100 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多事、多难、积弱的一个世纪；但就李、张一生的事功论，李鸿章勇于内争，怯于外战；张治中则是勇于外战，耻于内争。二人之高下，不言自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