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3 年创立桂军军官学校，到1924 年加盟黄埔军校，再到1926 年草创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及学兵团，再到这次重返中央军校，张治中已经是第四次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了。在一般军人眼里，以一个带兵官而从事教育工作，或许会有些不情愿吧！但张治中确是一种心甘情愿。自从经历了少年时期的失学之苦，又经历了落泊江湖时的求学之难，由此而形成张治中对学校教育的一种情结，不能不说是他热爱军校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8 年秋，张治中正式赴任履新，接手军校第六、第七两期学生的训练事宜。军校第六期入伍生招收于1926 年7 月至10 月，最初达4 4 00 余人，中间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粤桂战争和广州起义，时局几经变乱，结果大部分学生逃散。到张治中重返中央军校时，第六期学生只剩下700 余名；第七期学生的招生对象为学生军、军士教导队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干部学校的学生，这期学生亦因大革命失败后，时局动乱而大部逃散，到1928 年秋只剩下600 余名。两期学生加起来，也只有1 300 余名，比起第四期的2 600 余人和第五期的2 400 余人，在人数上已大为逊色；与全盛时期达两万多名师生的局面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实，这个时候的中央军校，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四一二”黑暗时期，当蒋介石在上海血洗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时，黄埔军校也在广州开始了血腥的反共清党活动，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其他遭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达400 余人。从此，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差不多丧失殆尽。

宁汉对立及国共分裂后，黄埔军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改组。先是1927 年7月，蒋决定在南京重新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张曾被委为政治部副主任），并以南京为本校，以原黄埔军校为预科。1928 年3 月，该校在南京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亲任校长，委李济深为副校长，何应钦为教育长。10 月间，中央军校再次改组为委员制，以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为校务委员会委员，何应钦为常务委员兼教育长。从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中央军校，不但共产党人早已被“杀绝”，就是国民党左派也被赶尽了。张治中重返中央军校，以他当年曾被称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及“黄埔四凶”的身份，固然可以说拿的是一张“旧船票”，但中央军校早已不是黄埔岛边的那条“旧客船”了。

事实上，南京时期的中央军校，已经完全蜕变成了蒋介石的“私立军校”。不过，张治中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在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兵戎相见的情况下，比较而言，远离战场的中央军校，不啻是一个避免卷入“剿共”军事的“避风港”。

只是，重新成立的南京中央军校，不但完全丧失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精神，而且完全没有了当年那种认真严谨、拼搏进取的校风。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及教育长何应钦都是黄埔时期的老人。但众所周知，王柏龄对上是个典型的奴才，对下是个残暴的恶棍，对外是个无耻的政客。王之出任教授部主任，完全是出于做官的欲望，什么教授不教授，在他是无所谓的。而何应钦有一个著名的绰号，谓之“何婆婆”。以此可知，其作风是细心谨慎有余而勇决强悍不足。于是，在王、何等人的主持下，军校的学习训练及校风校纪早已是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疲疲沓沓。

张治中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由此而有“黄埔四凶”的恶名。自接任训练部主任（翌年春接任教育长）之后，张更以“恶姑娘”自谓，大刀阔斧地对校风校纪进行整饬，强调治军如治国，只能紧张不能姑息，姑息则养奸，殊非治军之所宜。平时则要求学生一律剃光头，集合时一律要跑步，列队时不准讲话，不准有任何小动作。校内不准吸烟，每周检查一次内务，被子要有棱角，生活用品要放得横成线竖成行，吃饭只有十分钟等。张治中对这些规定抓得很紧，违纪者轻则体罚，重则关禁闭，毫不客气。

在“恶姑娘”的铁腕整肃下，军校面貌为之一变，外界亦称赞中央军校“渐成严肃之气象”。12 月17 日，一夜霜风吹得冰天雪地，蒋校长亲临军校主持纪念周仪式。只见全校师生站在雪地上，虽气候奇寒无比，却是军容整齐、气象严肃。蒋校长看了，十分高兴，当场便予以褒奖。不过，“恶姑娘”的这一手，也有人看了不高兴，CC系要人潘公展就曾经为之讥讽：“因为奉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举止行动，一味模仿蒋校长，由是而蒙特达之知。”

其实，真正能体现“恶姑娘”铁腕整肃政策的，并不是军校的校风校纪，而是著名的“王守明自杀事件”。一次，中央军校参加秋季联合大演习。在军校的历史上，这次演习是一个空前的壮举，除陆军部队主演外，很多空军与机械化部队也都加入了。演习为“两军”对抗，张治中任东军司令官。当时正是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演习，当然也含有对日备战的成分。因此，在整个的演练过程中，“两军”的情绪都格外地振奋。

突然，一个惊人的场面出现了。演练的程序当中，有一个架桥的课题，由张治中下达给东军工兵队长王守明执行，要求在四个钟点内完成，地点在施家桥地段。但是，到了时间，还是没有完成，大批部队到达河边，竟不能渡河了。这时，只见王守明对大家说：“同志们！对不起大家，我没有完成任务，我真惭愧！”话音刚落，王守明举起手枪，当场饮弹自尽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震骇莫名的场面。其实，这算得什么呢？本来就是演习么？没有完成任务，固然是问题的一次暴露，但未尝不是一个总结提高的机会。退一步说，即便是实战吧，也用不着这样认真的。“九一八”以来，中国丧师失地不知几多，上至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下至那么多的国军将领，又有几人引咎自责自杀以谢国人？要真是都像王守明这样明礼义、知廉耻、敢负责，那饮弹自尽的人，岂不是要尸如山积了！不过，话说回来，真要是人人都成了王守明这样的血性男儿，以一死殉职，国事何能弄得如此不堪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