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哲学

天才论

“天才”的真正所指是对我曾经讨论过的那一类认识(认识力能够摆脱意志而把握事物)具备明显突出的能力；一切纯正的艺术、诗歌，乃至哲学作品都源于这类认识。正因为事物的柏拉图式的理念是这一认识的对象，并且我们只能于直观中而非抽象中认识它们，所以直观认识的完美和力度才是天才的真正本质所在。据此，人们把那些出自于和诉诸直观认识的作品，即造型艺术和图画艺术的作品，明确地称为天才的作品；其次就是诗歌作品，是把直观认识传达给人们的作品形式。在此，天才与只是人才、能人的区别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后者的优势在于其能更灵活、更准确地推论知识，而不是通过直觉获取直观知识。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作出的思考比常人来得更加快捷和准确。相比之下，天才所看到的是一个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世界，虽然这只是因为天才对这一世界比其他人看得更深而已。而这又是因为世界在天才的头脑里得到更为客观，同时也更为纯净和清晰的反映。

智力只是被用来作为发现动因的工具，这本该就是智力的天然使命。所以，人们利用它看事物，因而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些事物与意志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或者只是有可能存在的关系。

对动物而言，它们的智力几乎只停留于事物同自身意志的直接关系上，因而智力的这种用途就更为突出。对它们来说，与自身意志无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由此，我们不时会惊讶地发现，甚至连那些最为聪明的动物也可能注意不到一些自身异乎寻常的事物，比如，它们不会惊讶于在我们身上或周围环境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对于常人来说，他们自身智力认识的范围虽然扩大到了事物与他们的意志间接的、甚至具有某种可能性的关系——这些认识的总和加起来就构成了人们的整体对他们有用的知识——但这些认识也还仅仅局限于关系方面。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纯净的和客观的事物图像，因为属于常人的直观认识能力一旦没有意志的刺激就会变得疲倦、懈怠，这是因为存在于他们智力中的能量并不足够使他们可以自发地、在缺少目的的情况下达到纯粹客观地认识这一世界的目的。而如果智力具有了这样的能量，大脑形成表象的能力足够充裕，那么在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的情况下，头脑也能纯粹、清晰、客观地反映出外部世界——这种能力对意志的目标其实并无裨益，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时，意志活动会受到这种情况干扰甚至被破坏——可以称之为“天才”的某种特殊气质在此间流露出来。天才标志着某种对意志，亦即对我来说是具有距离感的东西，好像某种外来的精灵，对人类充满吸引力却又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样说吧，天才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一发展超出了意志需要的范围，但认知功能本来就是只为意志而存在的。所以，严格来说，根据生理学的理论，这种多余的脑力活动以及这大脑本身几乎都可以归入“因过度发育而变畸形”的一类，而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常识，这种活动又可以与“因欠缺发育而变畸形”和“因错位而变畸形”相提并论。所以，天才也就是具有超常的、过度的智力的人，也只有在把握生存的普遍方面才能看到它的影子，这时候它才真正地发挥了作用。它以这种方式致力于为整个人类服务，正如一般程度的智力只为个人服务一样。为了将这种情形表达得更清楚，我们或许这样说更为恰当：如果正常人具有三分之二的意志和三分之一的智力，那么，可以称之为天才的人则具有三分之二的智力和三分之一的意志。这种情形可以用一个化学的比喻来说明。一种中性盐呈碱性或酸性是根据两者中的原子团跟氧原子的比例来划分的。在原子团与氧原子的比例中，前者占优势，盐呈碱性；盐呈酸性则是在这比例中后者占了大部分。同样的道理，天才之所以能区别于常人全在于意志和智力两者之间的比例。这种不同的比例也就导致了根本性差别的产生——这可以从天才和常人的整个本性、行为、活动中得到清晰的辨认，在他们各自的成就中，这种差别变得毫无疑问。在这点之外还有一点可以作为补充——关于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两种相对立的化学物质之间，会有最强烈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产生，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于人类，我们通常能看到的是恰好相反的情形。

具备最原初和根本的知识是充足有余的认识力的首要表现，这种知识亦即直观知识，通常以一幅图画、一个形象的方式加以复制。画家和雕塑家由此产生。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从天才的认识到艺术作品的产生，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是最短的。用来表现他们的天才及其活动的形式是最朴素和最简单的，采用的描述方式也是最直白的。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艺术，甚至诗歌还有哲学的一切真正作品生发的源头，虽然这些作品产生的过程并不像常人想象得那么简单。

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章里所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直观认识都与智力相关，而并不只是与感官有关。如果现在把我在此作出的分析附加上去，同时，公平地考虑到上世纪的哲学家把直观认识功能称为“灵魂的低级能力”，那么，当人们看到阿德隆不得不将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沿用下去，把天才列为“超强的灵魂的低级能力”时，我们就不会对这种表面上荒唐之极的提法感到惊讶，并值得遭受约翰·保罗苛刻的嘲讽——他在其作品《美学的基础》引用了阿德隆的这一说法。尽管人们公认这个了不起的人所写的著作有着许多非凡之处，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如果我们是以进行理论探讨和传授知识为目标的，那么总是通过说些机智、俏皮的话和用比喻逃避问题是不怎么妥当的。

事物的真正本质首先有条件地展现给直接观照。一切概念和一切经过思维的东西，事实上表现出来就是抽象的形式。源自直观的部分表象，实际是我们的思维删除了某些东西以后的产物。一切深刻的认识，甚至可以从严格意义上称之为智慧的东西，都是根植于对事物的直观认识的。有关这一点第 1章的补充里已有详尽的考察。直观认识是一个孕育的过程，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每一个不朽的思想，都是首先在这一程序中获得其生命的火花，进而发展壮大的。形象的方式是一切原初和独创的思维得以进行的条件。相比之下，从概念出发，只能产生才华平平的作品、纯粹理智的想法、对别人的模仿和一切以现时需要和同时代的事件为服务对象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的直观认识总是囿于现实存在之物这一狭小的范围之中，那么，获取直观知识的途径就会完全受制于偶然，而偶然的出现通常是不合时宜的，常常在不合适的时间带来不合适的事物，它对这些事物的统筹安排极少能符合我们的需要，它们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通常都是残缺不全的样子。因此，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和传达这一认识的作品通常是我们所需要的，据此，我们需要借助想象力来捕捉、固定、补充、安排、描绘和随心所欲地重现实际生活中所有对我们有意义的画面。想象力是天才之所以为天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巨大价值正在于此。天才只有凭借想象力，才能根据盘旋于头脑中的连贯的画面、诗歌或者思想的需要，让每一件事物都呈现出活灵活现的样子，并从所有知识的源泉——直观认识中不断吸取养分。具备了这种天赋就好比可以在恰当的时间召请神灵向他透露真理，而赤裸裸的现实只在极少的情形下，并且通常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里，才能模糊地表现出这一真理。因此，与这样的天才相比，欠缺想象力的普通人就像依附着岩石空等机会的贝壳。前一种人是能够自由活动甚至可以飞翔的动物，后一种人除了对现实的直观外，就再没有其他的直观认识了，在获取直观认识之前，他们只能啃咬着概念和抽象——但这些却只是认识的空壳，而非内核。这样的人作不出伟大的成就——除了在算术和数学方面。造型艺术、诗歌，还有人们在戏剧表演中表现出来的出色技巧，都可视为那些欠缺想象力的人弥补其缺陷的手段；对于本身已具备想象力的人，这些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他们对想象力的发挥和运用的需要。

因此，虽然直观认识是天才固有的和根本的认识方式，但它从来不把个别事物作为真正审视对象。它的真正审视对象是在个别事物中表现出来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从个别看到普遍——这正是天才的基本特征。正常人却只在个别事物中仅仅看到这一个别事物本身，因为只有这样的个别事物才属于现实世界，而常人也唯独对这样的现实世界才有兴趣，也就是说，与他的意志有了关联。人们在个别事物中只看到个别事物，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这个别事物所包含的这类事物的普遍特质，直至看出这类事物最普遍的特征——这其中的不同程度就是衡量一个普通人与天才的距离的尺度。据此，天才真正的认识对象只是事物的本质、普遍性和总体。对事物个别现象的研究是一般才能的人的本职工作。其探究的对象始终是自然科学范围内的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直观认识事物的理念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条件的：认识者是认识活动纯粹的主体，也就是说，意志完全从意识中抽离。歌德的许多生动描写风景的歌谣，或者约翰·保罗描绘大自然的作品能给予我们愉悦，是因为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是我们进入他们客观的思想境界的过程，亦即分享了从意志世界截然分离出来的纯粹表象世界的过程。天才的认知则在本质上脱离了所有意志活动以及一切与意志活动有关的事情。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才创作的作品并不是由某一目的或者人的主观随意生发的，他们在创作时其实受着一种本能必然性的指引。人们所说的才思泉涌、灵光突显、迷醉狂喜的瞬间等，其含意不是别的，正是智力暂时获得了自由，不用服务于意志，但又并没有松弛下来和陷于无所事事的状态的时候，它在短时间内自发地活跃起来。这时的智力变得极为纯净，成为反映这一世界的一面清晰的镜子。产生这种情况是由于在全然脱离了它的根源——意志以后，它现在就把表象的世界集中反映在意识里面。此时此刻，不朽作品的灵魂仿佛开始孕育了。而在从事所有带有目的性的思考时，智力不是自由的，因为意志在指挥、操纵着智力，为它规定了工作的方向。

大多数人从一出生就沦为平庸中的一员，他们脸上有着俗不可耐的表情，从他们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认识活动严格地唯他们的意志活动是瞻，两者被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以致他们除了与意志及其目的有关的事物以外，无法感知其他别的事情。天才的表情——这是所有禀赋极高的人都相似的地方，它来自家族遗传——相形之下就比较突出，他们的智力从为意志的服务中解放出来，认知活动压倒了意志活动。因为一切痛苦都产生于意志活动，而认知本身却是没有丝毫痛苦或愉快的倾向的，所以，这使得天才人物饱满的额头和清澈、直观的眼神——因为它们没有屈尊于意志及其需要——带上了一种浩大的、似乎脱离了尘世的喜悦气质。有时候，当这种喜悦充分被表现出来时，脸上的其他器官，特别是嘴巴，流露出来的忧郁恰好与之相配合——这种结合可由乔尔丹诺·布鲁诺在一部喜剧中的妙句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悲哀夹杂着愉快，愉快夹杂着悲哀。”

作为智力根源的意志反对智力从事任何与意志无关的其他事情。所以，只有当智力脱离意志的时候——哪怕只有一时——它才有可能对外部世界进行纯粹客观和深刻的认识。只要智力仍然受意志的束缚，它是无法凭一己之力活动的。只要意志不把智力唤醒并使它行动起来，智力就会处于沉睡的状态中。一旦它被意志唤醒，就会根据意志的利益对事物之间的关系作出非常精确的了解和判断。精明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但他们的头脑智力必须始终保持被意志唤醒的状态，必须受到意志活动强烈的刺激和鼓动。不过，他们也正因此没有机会认识事物的客观本质。因为意志活动和目的打算使他们的眼光变得狭隘，他们只看到事物中与意志和目的相关的一部分，对其余的部分视而不见，其中一部分则被歪曲后在人的意识中出现。比如，一个行色匆匆的旅行者，只会把莱茵河及其河岸看成是地图上粗重的一撇而已，河上的桥梁则是断开这一大撇的一条细线。而在一个脑子里充满目的和打算的人看来，这世界就是作战计划图中的一处美丽风景。当然，这些是帮助清晰理解的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意志轻微的兴奋和激动都会带来认识上的些许且与前面例子相类似的歪曲和变形。只有当智力脱离意志活动的控制，自由面对客体，并且在没有意志驱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异常活跃的状态时，世界才表现出真正的色彩和形状，全部和正确的含意。当然，出现这种情形和智力的本质与使命相悖，所以，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正常的，也是相当稀有的。不过，天才的真实本质也正是在于此，也只有在天才身上，上述状态才会以较高的频率出现。但对于其他人，只有在与此近似的情况下，才会偶然、例外地发生。约翰·保罗在《美学的基础》中把天才的本质定义为静思默想，我把这定义理解为我上面所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平常人沉溺于纷乱、骚动的生活里，由于他们的意志，他们被这种生活所奴役，他们的头脑被生活中的事物和事件充满，但他们却对这些事物视而不见，甚至连生活的客观含义都无法领会。这就像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里面的一个商人，旁边的人说话他都能听到，但整个交易所发出的酷似大海的轰鸣、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他却充耳不闻，而这种声音却让远观者感到十分惊讶。相形之下，天才的智力与自己的意志，也就是与自己的个人是处于分离状态的；各种相关的事情并没有掩盖这世界和事物本身的真实面目。相反，天才对这些事物有着十分清晰的意识，并且，能在这些事物的客观表象中发现和认识这些事物本来的样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天才是静思默想的人。

正是由于这种静思默想，画家才能把他所见到的大自然在画布之上忠实地再现出来。文学家则运用抽象的概念，精确地重新召唤出直观所见，把一般人只能感觉到的一切用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引入听众或者读者的意识里面。动物是没有任何与人类相似的静思默想行为的。它们具有意识，也就是说，它们能认出自身及其能感受到的苦与乐，以及引起自身苦与乐的东西。但是，动物的认识从来都是主观的，永远也不会客观，在它们的认知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它们所了解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成为用于描绘、表现的题材，也不会成为通过思考需要解决的难题。动物的意识完全是形而下的。虽然常人与动物的意识并不属于同一类，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有着几分近似，因为在常人对事物和世界的认识里主观是最主要的，形而下的成分取得了优势地位。常人只是对这一世界的事物有所察觉，而不是这一世界本身；他们只是意识到自己在做各种事情的过程中承受的痛苦，而不是自身。随着他们的意识越来越清晰，静思默想也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就会慢慢出现：有时——虽然只是极少数情况，并且，这种清晰认识的程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这样的问题就像闪电一样在人的头脑中乍现：“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或者，“这一切究竟是怎样的？”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清晰度，并且持续不断出现在脑海里面，一个哲学家就这样造就出来了；同样，第二个问题造就出了艺术家或者文学家。所以，这两种崇高的使命都来源于静思默想，而人们对这一世界和自身的清晰认识是这种静思默想气质的首要来源，他们因而能够对这些事情进行静思和回顾。但是，整个过程得以发生都是因为智力具备了相当的优势，它能够暂时摆脱原来为之服务的意志的控制。

对天才的种种考察是与讨论“意志与智力不断加大的分离”的文章(《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 22章)互相关联的，并且是作为那篇文章的补充而出现的。在整个生物世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志与智力的逐级分离。到了天才这一级别，意志与智力的分离程度达到最高：智力与作为它根源的意志甚至会达到完全分离的程度，智力会因此变得完全自由，而表象的世界同时也能完美地客体化。

关于天才的个性我需要再补充一点。据西塞罗所说，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所有天才的人物都是忧郁的”。歌德也说过：

由于意志不断地控制智力，这样，当个人境遇不佳时，智力才能比较容易挣脱意志的摆布，因为智力只有脱离逆境，才能得到某种放松。所以，智力会尽其所能地投向陌生的外在世界，因而容易变得客观。个人处境如果很优越则会产生恰恰相反的效果。总的来说，与天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忧郁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生存的意志越是得到了智力的观照，它就越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悲惨状况。在天才身上经常可见的忧郁状态可以以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白朗山峰作为象征。白朗山峰常年被云雾笼罩着，但有时候，尤其在早晨，红色太阳光把云霭撕裂了，沐浴在阳光下的高山，从天上俯瞰着莎蒙尼斯高地，这时壮美的景象深深地打动了观者的心。同样，那些经常郁郁寡欢的天才有时候会表现出我描述的那种为他们所专有的喜悦——它源自于完美的客观心态。这种喜悦好像他饱满的额头上面的一道灿烂的阳光：“悲哀夹杂着愉快，愉快夹杂着悲哀。”

所有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可能出现粗制滥造者，因为他们的智力仍然与意志联系得过于紧密，只有意志的刺激才能使智力活跃起来，所以，他们的智力受制于意志，他们无法从事个人目标以外的工作。应该能想象到的结果就是：他们会涂鸦出蹩脚的油画，胡编一些呆板和了无生趣的诗歌，提出一些肤浅、荒谬，通常并非出自他们真心的哲学论题，他们必须通过虔诚的不诚实把自己推荐给更高的权威。因此，这些人的一切想法和行为都以他们的个人利益为目的。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把别人作品中外在的、偶然的和随意的东西照搬过来，冠以自己的名字。他们只是得到了皮毛，而不是精髓，但他们却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奥妙，甚至认为自己的水平已经在那些真正的创作之上了。

不少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良好意志获得成功，不过，这不可能真的如愿，因为这一意志只是引向个人的一个目的，而一旦打上个人目的的印记，艺术、诗歌或哲学就永远不会受到真正严肃认真的对待。因此，用“自己挡住自己的光线”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人再恰当不过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当智力脱离了意志及其所有控制，可以自由活动时，我们才能真正从事创作，因为此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关切。这对那些粗制滥造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不然他们可就得自杀了。在道德范畴里，良好、善良的意志就是一切，但在艺术里，它却一无是处。正如“艺术”(kunst，指艺术、技艺、能力)这词已经显示的，能力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一个人真正关切的是什么。几乎对所有人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自身以及整个家庭的安逸。所以，他们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努力实现这一目的。因为决心、人为和具有目的性的努力都无法赋予、补足，或者更精确地说，借给他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诚挚的关切。这是因为我们的关切之处一直是由大自然作出安排，并保持不变。一旦这种关切面临缺少的境地，人们干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敷衍了事。同理，天才通常都很少对自身的安逸多加注意。正如一个铅造的摇摆物总会因为重心所限停留在它该停留的位置，同样，一个人的智力总会在他个人真心关切的地方停留驻守。

因此，只有那些真正关心的不是个人和实际的事务，而是客观的和理论性的东西的人——他们是为数极少的非一般人物，才有能力认识到事物和这一世界的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至高的真理，并且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把这一认识重现出来。像这样对处于自身之外的客体抱有热切关注，对人的本性而言是陌生的、非自然的和真正超自然的。不过也正因如此，这种人才能配得上伟大的名号。人们认为控制和引导天才们的“精灵”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的主要成因。对天才们来说，他们创作的图画、诗歌或者思想作品就是目的；但对粗制滥造者而言，这些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后者通过这些手段寻找自己的利益，一般来说他们也知道如何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紧紧跟随着同时代的大众，随时准备着为同时代人反复无常、变幻不定的需要效劳。所以，这些人的生活境况一般都不错，但天才却常常遭遇悲惨的境况——这是因为天才以牺牲自己个人的安乐为代价来实现客观的目标。天才这样做也是身不由己，因为客观目标才是他的关切真正所在。对粗制滥造者而言，这样的做法在他们身上永远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是渺小的，但天才则是伟大的。天才的作品是留给各个时代的一笔财富，但这些作品通常只在后世才开始获得承认。前一种人则与他们的时代同生共死。总之，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不管是实际性的工作还是理论性的作品——追求纯粹客观目的而不是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才是伟大的。哪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误解了这一目的，哪怕这一目的因此变成一种过错或者罪行，他仍然是伟大的。他并没有谋取自身的利益——单凭这一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他。相比之下，所有指向个人利益的行为和努力都是渺小的，因为受这种目的驱使而活动的人只在微小的和匆匆即逝的自身发现自己。而能在每一样事物，即在全体事物中都认出自身的人就是伟大的，他们不同于其他只活在微观宇宙里面的人，而是活在宏观宇宙里。

为此，事物的整体与他密切相关，而他也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试图领会和理解这一整体，以便把它表现出来，或者对这一整体作出一些解释，又或者在实际中对这一整体施加影响。这是因为他对这一整体并不陌生，他能感觉到自己与这一整体息息相关。因为他在自身之外扩大了认识的范围，我们才把他称为伟大。这一崇高的称号应当属于那些真正的英雄和天才，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他们都当之无愧。他们不同于一般人具有的人类本性，并没有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人而活。不过，虽然绝大多数人永远都是渺小不堪，无法成为伟大，但反过来的说法却并不成立，亦即一个人的伟大是彻底的伟大，每时每刻都是那样伟大：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个伟大的人物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们只看到自己，而这就意味着渺小。“无人在自己的贴身仆人面前是一个英雄”正是基于这一道理，它并不是说这个仆人不懂得欣赏这个英雄。歌德在《亲和力》中把这道理作为奥蒂莉突如其来的思想表达了出来。

天才就是天才自身的禀赋，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做到和成为自己的最好。“谁要是能够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才能而活，那他就由此找到了最美好的人生。”(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位伟人时，我们不会这样想：“这个人多么幸运啊，他至今还受到人们的钦佩！”而是会想：“这个人能够直接享受到像他那样的精神思想，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在他之后绵长的时间里，人们仍以琢磨他所留下的思想为乐。”价值并不通过名声得到体现，而通过获取名声之物；创造出那些不朽的孩子是一种快乐。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身后之名日盛的人并没有亲身享受到这一名声，所以，身后之名就是空洞无用的，那么，他就是自作聪明的人，就像看到有人不断向隔壁院子的一堆牡蛎壳投以羡慕的眼光，他就卖弄小聪明地对这个羡慕者说：牡蛎壳其实毫无用处。

如果智力摆脱了为意志服务这一天职，自发地活动起来，它就是和自然相悖而行。因此，天才就是智力不忠于自己的天然职责的产物，与天才相关的种种缺点、不足就是由此而来。为对这些缺点和不足进行一番考察做好准备，我们先把天才与那些智力并不那么突出的人比较一下吧。

平常人的智力只是忙于接收和处理动因，因为他们的智力受到为意志服务这一目标的束缚。这种智力可以视为剧院的复杂线网，它们牵扯着世界舞台上的这些木偶，大多数人脸上干巴、严肃的表情就是因这些线网的操纵才产生的。也只有动物的表情能在这方面超过这些人——动物可是从来不会笑的。相比之下，拥有不羁的智力的天才却好比在闻名的米兰木偶剧场中与那些巨大木偶一起表演的活人，在这些提线木偶当中，唯有这个活人能够看清一切。因此，他会很高兴地暂离舞台，以便在观众包厢中和观众一起欣赏这些木偶的表演。这就是天才的静思默想。不过，哪怕最明智、理性的人——我们几乎可以称他们为有智慧的人——跟天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这种人的智力保留着以现实为指向的特点，关注着众多的目标和手段，以便从中挑选出最佳者。所以，他们的智力始终离不开意志的控制，但这种智力的发挥真正符合大自然的目的。对生活采取认真、现实的态度——罗马人把它形容为“严肃态度”，它是以这一条件为前提的：智力为意志服务，不能追随与意志无关的事情。所以，传统认为智力与意志的分离是不被允许的，但这却是天才之为天才的条件。那些在实际事务中有一番大作为的出众人物之所以是这样的人，正是由于事物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意志，并驱使他们的智力不知疲倦地探询、了解这些事物的关联。因此，这些人的智力与他们的意志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相比之下，天才在客观认识事物的时候，世界现象是以某种陌生的、供观照的形式在我们的眼前和脑海里浮现——这种情况下，意志被逐出了意识之外。作出行动业绩与创作思想作品这两种能力的差别就在这里。后者要求对事物有客观和深刻的认识，产生这种认识的前提是智力与意志完全分离；而前者则需要人们应用知识、保持镇静的头脑、行事果断坚决——当然要求智力必须始终如一地为意志服务。当智力挣脱了意志的枷锁以后，它就会背离自己的天然使命，忽略对意志的服务，甚至在身陷困境之时，智力仍然处于不羁的状态；在危机四伏中，智力仍然不由自主地品赏这一环境——这由景色引人入胜的程度而定。而理性、明智之人的智力则总是坚定不移地为意志服务，监视着当时的情势及其需要。因此，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依据现实情况作出适当的决定并把这些决定付诸实践。他们当然不会有常人眼里荒唐、古怪的想法和行为，甚至做出愚蠢的事情——而天才却极易犯下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的智力并不是意志忠心耿耿的向导和守护者，纯粹客观的事物或多或少地占用了他们的智力。歌德通过对塔索和安东尼奥的相互对照，把我抽象描述的这两种完全不同、互相对立的能力，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显现了出来。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天才与疯癫之间具有相似之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智力与意志的分离——这是天才的本质，但它却又是违反自然的。不过，我们不能以天才没有强烈的意志来解释这种分离。相反，天才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具有激烈、狂热的性格。智力与意志的分离只能这样解释：实干家们是那种应付实际事务游刃有余，具备了足够的智力配给，以应付强力意志的需要的人，而大多数普通人却不具备这样的智力配给；但天才拥有的完全是非同寻常的超额智力，他们多余的智力又不是以为意志服务为目的。因此，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天才要比做出实事的活动家们稀有得多。也正因为这种超出常规的智力，它才有足够的能力摆脱意志的束缚。同时，它也无视自己的最初使命，凭借自身的力量和弹性自由地活动起来。天才的创造力就这样产生了。

而且，天才意味着智力从为意志的服务中挣脱出来，自由地展开活动，其结果就是天才的创造并不服务于任何有用的目的。天才的作品可以是音乐、绘画、诗歌、哲学——它们并没有实用价值，这正是天才作品的特征。所有其他普通人的工作都是为了维持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减轻这一生存的负担。但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作品却不是以此为目的的：它只为自身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天才的作品可被视为生存开出的花朵，或者说，从生存中获得的收成。在享受这些作品时，我们会心情愉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超然于沉重的、全是索取和匮乏的尘世之上了。另外，与此相类似的，美与实用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高大、挺拔的树木是不结果的；水果树都是矮小且难看的；重瓣的花园玫瑰并不结果，但矮小、野生、几乎没有香味的玫瑰却有果可摘；最美丽的建筑物并不实用：一座庙宇并不适合人住。如果一个人——他具有相当稀有的才华被迫做一件只有实际用处的工作——而这工作连最普通的人都可以胜任，那就等于把一个装饰着最美丽的图案、价值连城的花瓶用作厨房用具，有用的人与天才相比就跟砖头与钻石相比一样。

所以，纯粹实际的人把自己的智力全部用在大自然为它指定了的用途上，他们把握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事物与认识者自身的意志关系。而天才则在违反智力自身使命的情况下把智力作为认识事物的客观本质用。因此，天才的头脑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头脑在某种意义上为照亮这一世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受到上天眷顾而成为天才的人通常也就有多种多样的缺陷和不足。如果一件工具并不适用于某种用途，通常都会出现问题；同样，天才的智力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首先，这种智力就好比是一仆侍奉二主，它在服务意志的同时，抓住每个机会摆脱这种服务，转而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样，它就会经常不合时宜地置处于危难之中的意志于不顾。所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天赋异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所适从。事实上，这种人的行为有时候使人容易联想起疯癫。异于常人的认识力使他们更多地在事物中看到普遍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单一的事物。如果要为意志服务，我们首先需要从认识个别事物开始。另外，天才们这种极高的认识力，在尽其全力投向意志的事务和痛苦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鲜明、生动地了解这些事情；所有的一切都蒙上了强烈、刺眼的色彩，一切事物都处于明亮的光线之中，事情都成了庞然大物。这时候的天才也因此陷入了极端之中。下面将更为仔细地对这种情形加以解释。一切理论性的成就——不管探讨的是什么问题，都是由实干家把全部的精神力投向一个点上产生的。在他的世界里，除了把精神力全部、有力和牢固地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没有任何东西，目标对他来说就是全部的现实世界。不过，天才们具备有力和高度集中的精神力，这种精神力是如此旺盛和敏感，有时候甚至把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也纳入了它的审视范围之中。这样，一旦事物处于这种审视的焦点之下，被审视之物就可能会被放大至可怕的比例，犹如把跳蚤置于高倍显微镜下——它看起来简直如大象一样令人骇然。这种情形带来的结果就是：天才有时候容易陷入鸡毛蒜皮的小事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强烈情绪之中。对其他人来说，产生这些情绪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都会漠然视之，而天才们却陷入悲哀、高兴、忧心、愤怒等状态中不能自拔。所以，天才缺少平淡、冷静的性格特点，因为平淡、冷静意味着我们只看到属于这些事物特点的东西，尤其是在涉及可能的目标方面。也正因如此，一个平淡、冷静的人不可能成为天才。与上述种种缺陷、不足共存的还有天才的极度敏感，这是神经和脑髓活力得到异乎寻常的加强所致。更确切地说，这是与激烈、强劲的意志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样的意志活动同样是构成天才的条件；它在生理上的表现是心脏的剧烈跳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也就容易产生偏激的心境，激烈的感情，反复无常的心情，还有如厚重的迷雾般笼罩着的、挥之不去的忧郁——所有这些心理活动在歌德《塔索》一剧里有比较形象的表现。与天才那时而如梦幻般的沉思、时而又如烈火般的亢奋相比——正是在这些内在的痛苦和磨难孕育了永恒不朽的作品——那些有着正常配备的普通人表现出了镇定自若、讲究理性、中规中矩和十足的确信、运筹帷幄的能力。此外，天才自古都是寂寞的。他们太过稀有了，甚至很难碰到自己的同类，而卓尔不群又使他们无法和大众沟通和相互了解。对大众来说，意志活动是他们认识事物的主导，但对天才而言，认知活动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大众的高兴和快乐不属于他，而独属于他的兴奋和喜悦大众也无法理解。大众只是作为道德方面的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他们也只有个人方面的关系；而天才又是纯粹的认识力，他是属于全人类的。脱离了意志——它的生长土壤——并且只是周期性返回为意志服务的天才智力，很快就与正常智力大相径庭了，因为后者紧紧依附着自己的根基。为此，并且由于不一致的步调，天才们那与意志分离的认识力难以与正常人保持同步，亦即与他人谈话。别人在他以及他那压倒一切的优势里感到不悦，他从别人那里也同样感觉不到知音难遇的喜悦。一般来说，常人和与自己水平相等的人在一起会更加自在，而天才也更喜欢和同等的人交流，虽然这种交流一般来说只能通过这些同等的人的作品才能成为可能。所以，尚福尔的话相当正确：“没有哪一样罪恶能像过于伟大的品质那样成功地成为一个人拥有朋友的阻碍。”天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待遇就是免于实际行动，能够拥有闲暇从事创作，因为在实际行动中，免不了和常人打交道，他就不可能做到如鱼得水。从以上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让普通人羡慕不已的天赋能让获得这一禀赋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受惠不少——他沉浸其中，无拘无束地尽情享受这种天才——但是，这种天才的认识力却无助于他们拥有幸福生活，事实上，它反而妨碍了这一目的。这一点可以从各种天才人物传记所记录的他们的人生经历得到证实。除此之外，天才与外在环境也格格不入，这是因为天才所从事的活动和作出的成就经常超然于他所处的时代。但略具才华的人物却总会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应运而生。既然后者是由自己时代的精神所刺激，并由这一时代的需要所催生的，那么，这些人的能力也就仅限于为他的时代服务。于是，这些人与同时代的文化或者科学手挽手、肩并肩，步调一致地向前行进，他们由此获得了报酬和喝彩声。但对下一代人而言，他们无法从这些作品中获得愉悦，又有层出不穷的别的作品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天才出现在他的时代有如彗星闯入了行星的轨道——彗星古怪的轨迹对行星那井然有序的轨道而言是陌生的，天才很难和他同时代的文化步伐保持一致。他把自己的作品远远地抛在前路上(就像一个只身赴死的将军：他把手中的长矛投向了敌人)。而时间只在随后才赶上他。天才与同时代的能人的比较可以用《圣经·新约》中《约翰福音》的一句话表达：“我的时代还没来临，你们的时代常是畅通无阻的。”能人可以取得其他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但他们毕竟是常人，他们的成就不会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范围。这样，这些能人马上就能找到赏识者。相比之下，天才的才能不仅远远超出其他人，而且还超乎他们的理解。其他人对这种成就也不敏感。能人就像一个击中了无人能及的目标的弓箭手，天才也击中了他的目标，但这目标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致其他人根本无法看见。人们只是在以后才间接地知道有关天才的种种事情，甚至对这些事情也是抱着尽管相信的心态。歌德在一封教育信札里写道：“效仿别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性，但我们要找到效仿的对象并不容易。优秀的东西极少被发现，得到别人的赏识则更是少有的事情。”尚福尔说：“人的价值就好比钻石的价值：钻石达到一定的体积、纯度和完美度以后会有一个确定的价格，超出这一范围以后，它就是没有价格的了，也找不到买家。”培根的观点也与之类似：“下德得到民众的赞许，中德获得他们的钦佩，上德则不被理解。”人们可能会反驳说：当然了，这些俗类！不过，马基雅维里的话印证了培根的观点：“在这世上，除了庸俗别无他物。”由于对天才作品的认识总是滞后于时代发展，所以，这些作品很少能获得同时代人的赏识，很少在仍然保留着时代的新鲜色彩的时候被人理解，相反，像无花果和枣子那样，它们更多的是在已成干果，新鲜不再的时候，供人们享用。

最后，如果从身体构造的角度分析天才，就会发现天才具备几样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素质特点——单独这样的素质特点就很少能达到完美；如果多样特点同时臻于完美，这种情况就更少见了。而天才却具备所有这些完美素质，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天才的出现是一个完全绝无仅有的例外情形。成为天才的根本条件就是感觉能力(包括对印象的感受能力、对刺激的反应能力以及内在的神经活动能力)占据绝对优势——这是相对于生理意义上的肌肉的活动及兴奋能力和机体的新陈代谢能力而言的，同样，大脑系统必须与神经节系统完全分离才可以达到完全对立的状态。只有这样，脑髓才可以依附机体而过上明确、独立、活泼的寄生生活，这种生活影响了机体的其余部分的正常活动，同时也提升了脑髓生活，其无休止的活动会使机体的活力提早消耗掉——除非机体也同样活力充沛，结构良好。后者同样是构成天才的必备条件之一。实际上，甚至一个健康的胃也是条件之一，因为胃部与脑髓处于特别的和紧密的协调一致的状态中。不过，要产生这样的情况，脑髓必须有超常的发育和超出一般的体积，宽度和高度都异于常规。但在深度方面，脑髓要稍逊一筹，大脑与小脑的比例要超出常规。毫无疑问，脑髓无论作为整体还是部分，其形状都是至为关键的，但凭我们已有的知识不能准确地判定这一问题。虽然根据一个人的头骨形状，我们轻易就可看出它的主人是否具有高贵、非凡的头脑智力。这就要求脑体的组织、质地必须达到精细和完美的程度，脑体必须由最纯粹、纤细、敏感和精选的神经物质构成。至于白物质与灰物质的比例肯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个现在暂时无法说明。对拜伦尸体的解剖报告指出：拜伦大脑里面的白物质相对灰物质的比例明显高出常人，他的脑髓也重达六磅。居维尔的脑重为五磅，而正常人的脑重只有三磅。与脑髓所占的优势相比，脊髓和神经必须异常纤细。呈拱顶状的头盖骨必须高耸、宽阔，以保护脑髓，防止外来物体以任何方式挤压它。这些属于脑髓和神经系统的特性遗传自母亲，我们在下篇再谈论这一问题。不过，仅仅依靠这些仍然不足以产生出天才，除非再加上一种强烈、狂热的性格气质，这种气质一般来自父亲的遗传，它在生理上的表现是异乎寻常的心脏能量，也就是血液循环，尤其是通往头部的血流量。首先，这种方式使得脑髓固有的细胞组织膨胀加大了，这样，脑髓挤压着受到损伤的脑壁，并从里面涌了出来。其次，心脏具有的力量使脑髓获得了一种内在的运动——它有别于伴随呼吸而一起一伏的持续运动；这种内在运动意味着随着四条大脑动脉的每一次跳动，整个脑髓组织都经受了一次震动，而在这一震动中所产生的能量是与增加了的脑髓量相对应的(总体而言，这种运动是脑髓活动的一个必需的条件)。为此，矮小的身材，特别是短小的脖子也是有利于这种大脑活动的，因为路径短了，血液就能给脑髓带来更多的能量。但传送血液的较短路径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歌德就比常人高大。但如果缺少了这一遗传自父亲的、涉及血液循环的前提条件，那么，从母亲那获得的良好素质最多造就了优于常人的才具和良好的理解力，但与之相配的却是麻木、冷漠的脾性，这样的人成为天才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种来自父亲的、构成天才的条件恰好可以解释此前我已谈论的要成为天才必须具备的许多性格、气质上的缺陷。如果只是具备了父亲的性格，但又缺乏了母亲的智力，亦即只有性情活跃有余、但智力却捉襟见肘。这样的人烦躁易怒，行事莽撞、欠缺考虑。在两兄弟中，如果只有一个具有天才，那么通常是哥哥，例如，康德就是这样。这首先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解释：他母亲怀上他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时候，即使另一个、源自母亲方面的条件可能会无法实现。

在这里，我想特别就天才的孩子般的性格，亦即天才与儿童时期具有某种相似性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在儿童时期，和天才类似，大脑和神经系统占有决定性优势，这是因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比机体的其余部分来得要早。甚至到了七岁，脑髓就已经达到了最大的体积和全部的质量。所以，毕夏说：“在儿童期，神经系统相对于肌肉系统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后的各个时期。但在以后的时间里，大部分其他系统都要优于神经系统。人们都知道，如果要详细研究人的神经，都会以儿童作为最佳研究的对象。”(《生命与死亡》)相比之下，生殖系统的发育进行得最晚。只有到了成年后，肌肉的活动及兴奋能力、身体的新陈代谢机能，以及生殖功能才得以全面发挥。到这个时候，一般来说，这些功能就取代了脑髓功能的优势地位。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孩子们普遍都具有敏感、理性、好学、易教的特点，大体而言，他们甚至比成年人更有兴趣和更适合作理论性的探究。也就是说，由于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有先后，他们拥有的智力超过意志，意志的表现形式就是爱慕、欲望和情欲。智力与大脑是同一的，同样，生殖系统与最激烈的欲望也是息息相关的。故而我把生殖系统称为意志的焦点。这是因为在儿童期，生殖系统的骇人活动还处于沉睡状态，而大脑的活动已经相当活跃，所以，儿童期是无邪、单纯和幸福的时期，是生命的天堂和逝去的伊甸园。在之后的人生中，我们对过去的岁月带着眷恋，念念不忘。我们在儿童期感觉到了幸福，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存在更多的处于认知的状态，而不是意志的状态。外在新奇的事物也加固了这种状态。在生命的曙光中，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闪耀着新鲜、魔幻的光芒，是多么诱人。在儿童期，我们也有过渺小的欲望、犹豫的意志和无足轻重的烦恼，但这只是对占优势的认知活动的一个小小的平衡。儿童那清澈、无邪的眼神让我们的精神为之抖擞，甚至个别儿童的这种眼神达到了一种庄严、静观的表情——拉斐尔笔下的天使就有这种令人赞叹的表情，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得到解释。所以，人的精神能力的发育总是超前于对它的需求。大自然完全是根据法则在行事。在智力占据优势的时候，人们为应付将来的需要，收集和准备了充足的知识，虽然此时将来的需要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未知的。因此，儿童的头脑智力一刻也不停歇地在活动。孩子们满怀热情地琢磨和把握所有的现象，然后小心地把获得的认知储藏起来，以备将来之用，就像蜜蜂会额外采自己需要之外的蜜一样，它们也是为将来的需要而考虑。确实，一个人到了青春期，从整体上来说，对事情的看法和掌握的知识要超过以后所学到的东西，即使他以后会变得博学多闻。这是因为他早年获得的直观知识是他一切知识的基础。孩子的可塑性(成形性)到青春期止同样占据着优势。当可塑性完成了它的分内之事以后，它的力量就通过转移投入到生殖系统之中。这样，性欲就伴随着青春期而来，意志也就逐步取得了上风。在主要是求知好学、理论探索的儿童期过去以后，充满着骚动不安的青年期到来了，人们时而冲动、暴躁；时而又悲伤、忧郁。随后就进入了充满激烈和严肃的感情的成人期。正因为小孩没有那种包含着不幸和灾祸的欲望，所以，他们的意志活动是非常有节制的，并从属于认知活动，由此也就产生了无邪、聪明、理性等特质——这些是儿童期所特有的。几乎已经不需要我多说，儿童与天才相似的原因就是：充足的认识力超过了意志的需要，导致纯粹认知活动占据了优势。事实上，每个小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天才，而每个天才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孩子。这两者的相似之处是首先表现出比较显著的天真和质朴——这是真正天才的一个基本特点；这种相似的特征还有另外的表现方式。某种孩子气也就自然包含在了天才的性格之中。根据里默的著作《歌德的言谈、事迹》，赫尔德和其他几人与歌德的观点稍微有些不合之处，说他总是童心未泯，像一个大小孩。他们说得一点儿没错，但他们拿这个说事儿却是没有道理的。人们也说莫扎特的一生都像一个小孩(尼森所写的莫扎特传记)。舒利希格罗尔在莫扎特的悼词中这样写道：“在艺术上他成熟得很早，老早就是个大人了，但在其他所有方面他却始终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由于如此，每一个天才都是大小孩，因为他审视这一世界的眼光永远那么奇特，仿佛眼前总是陌生的东西，总是充满悬念的戏剧；他永远怀着一种纯然的公平公正的兴趣。所以，他就像小孩一样，不像世俗的平常人干巴、乏味的严肃且一本正经，而这些平常人兴趣的出发点只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在对待事物的过程中，往往对什么东西能引发他们的注意更感兴趣。谁要是终其一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像一个大小孩一样纯粹，而是被成人的特性，诸如严肃认真、成熟冷静、老练事故、现实理性等完全统领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世上的一个能工巧匠，是一个颇具实干精神的人，但他却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天才。实际上，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把小孩所特有并擅长的感觉系统和认知活动，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有效地保持终生。对于很多平常人来说，小孩的这种特性确实能够维持至青年时期；例如，在很多学生的身上，一种纯粹精神智力层面的努力和某些反映出天才特性的古怪悟性仍然表现的非常明显。不过，大自然自有它的发展轨迹：人们经历了如幼虫成蛹般的蜕变过程，到了成人期就变得异常顽固执拗了。我们在若干年以后重新又见到他们时是多么的震惊！歌德就这个原理发表过一些精妙的言论，他说：“小孩决不信守自己的诺言；青年人极少信守自己的诺言，如果他们真的信守诺言了，那这世界也不再对他们信守自己的诺言。”(《亲和力》)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把王冠高高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宣扬要把它奖励给那些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人，但是，王冠最终却被授予了那些被当做工具使唤的人——为实现某种低下、卑微的目的而沦为工具，或者说，授给了那些懂得欺骗这个世界的人。据我们的观点，正如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青春韶华的美妙一样，每一个人也都曾经有过青春的灵巧和聪慧；每个人在年少时都在领悟、认识和学习方面表现出某些显著的智力特性；一些人到了青年期仍然具有这种智力特性，但在这以后，这种特性就随着青春美消逝不见了。只有极少数天资迥异的人，才可以将这种少年时的思想特性和青春美保留一生。甚至到了耄耋之年，还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特质或者年轻时的美貌风韵所刻下的痕迹。这才是真正的天才，或者真正貌美的人。

我们正在探讨的这一事实：在儿童期，大脑神经系统和智力占主导作用；到了成熟期，它们产生的作用逐渐减弱——这个事实可以通过考察类人猿而得到验证，因为类人猿是与我们人类最为接近的灵长动物，在类人猿的身上，也出现了这同样的情况。人们逐渐才确切知道：年幼的猩猩是最聪明的猩猩。当小猩猩长大以后，那种与人极其相似的面貌、表情，和幼时让人惊讶的智力统统消失不见了；因为猩猩脸部的下面部分、动物性的部分增大了，相比较之下，前额就往后退了；为发展肌肉所需的脸部凸显的棱角转而形成了更具动物性的头盖骨；相应地神经系统的活动减少了，而肌肉力量却异常发达。练就发达的肌肉力量足够保存动物自己，因此，充裕、高级的智力也就没有必要了。弗里德里克·居维尔对此展开的论述和弗洛伦斯对居维尔的《自然历史》的论述非常的重要。这可以在 1839年 9月份的《科学日报》上查询。另外，这些论述在补充了其他若干内容以后，用《居维尔对动物的本能和智力的论述及其分析总结》这一标题发表问世(1841年)。此书中写道：“猩猩的智力在很年幼的时候就高度发育起来了，不幸的是，智力随着猩猩年龄的增加而开始衰减。猩猩在年幼时显现出来的观察力和聪明机灵使我们大为惊讶；但猩猩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粗鲁、残忍和倔犟易怒的动物。其他的类人猿也和猩猩一样。从这些动物身上看出，智力的发展与体力的增加成反方向的变化，总是此消彼长。智力最高的动物也只是在年幼时拥有其最优质的智慧……各个种属的类人猿都向我们凸显了年龄与智力的反比关系。例如，癯猿(在婆罗门教里获得特殊荣誉的一种猴子)在其年幼时有着宽阔的前额，相对小巧的嘴巴和又高又圆的头盖骨。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前额逐渐消失、退后了，嘴巴却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内在精神气质的变化之大丝毫不少于体质上的变化。冷漠、暴烈和对孤独的需要将理解力、信任和温暖的脾性取而代之。据居维尔的观点，这些变化是如此之大，如果按照我们的惯有做法，以我们自己的行为评价动物的行为，那我们就会把幼年的动物视为处于具备它们所有的种属的道德素质的年龄，而成年的动物则只是拥有了机体的力量。这些动物无法摆脱大自然已经为它们定下的狭窄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它们仅仅能够维持生存。为达到这一目的，当缺乏机体力量时，智力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但一旦身体强健的时候，其他的各样功能就会退化甚至消失……物种得以保存的前提条件是：动物的智力素质，或者机体素质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这最后的一句话印证了我提出的原则：智力，如同爪子和牙齿一样，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为意志服务的一个工具。

哲学与智力

我们所有知识和科学都是建立在不可解释之物上的。所以，每一种的解释无论经过多少中间环节，最终都会回到那不可解释之物，好比用铅锤测量大海的深度，无论投放在大海什么地方，无论深浅，最终都必然抵达海底。这个不可解释之物属于形而上学研究的内容。

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定义成这种或者那种类型的人，由此可以推论出人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素质，大家却很少想到自己根本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有着普遍人性。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坚持第二种多于第一种主张的那些少数人是哲学家。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第一种看法，原因是他们总体上在事物当中没看到事物的普遍原理，看到的只是个别、零星的个体。只有具有更高智力天赋的人，依据其思想的卓越程度能在相应的单个事物中或多或少地看出事物的普遍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差别完全进入人的认知功能，我们甚至对最平凡、最普通的事物的直观也因此而呈现出差别。所以，智慧超群的人和智力平庸之辈对普通事物的直观图像也一定是大不一样。我所说的不带有意志的纯粹认识主体就是像这样从每一个单独呈现的事物中去把握其普遍性的认知能力；并且，我将它定义为事物柏拉图式理念的主体对应物。这是因为若认知投向事物的普遍性，那么认知就能处于不带意志的状态；相比较来说，意志活动的对象物就是单一、个别的事物。因此，动物的认知严格局限在这些单个事物上，因而动物的智力完全是为动物的意志服务。相比之下，要在哲学、诗歌或者总括为艺术、科学方面真正有所建树，那我们将思想智力投向事物的普遍原理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对于应用于实际用途的思想智力也就是为意志服务而言，这一世界只有单一、个别的事物；但追求艺术或科学、也就是自为活动起来的思想智力却只看到事物的普遍性，事物的种属、理念和整个类别；因为就连造型艺术家也只是在个体之中将这一个体的理念表现出来，亦即种类。这是因为意志的目标只是个体事物——这些才是意志的真正对象，对于意志来说真正的现实也只有这些个别事物才能构成。类别、概念、种属则只能以非常间接的形式成为意志的目标。因此，粗人感觉不到普遍的真理，而思想的天才却忽略或无视单一、个别的事物。假如被迫纠缠于这类个体事物之中——这些构成实际生活的素材——对于天才来说，却是令人难受的苦役。

探索哲学要具备的两个重要条件是：具备勇气敢于承认自己心中的疑问；将一切显而易见的事情引入到清晰的意识当中，把这些事情作为疑问加以探索了解。最后，要想用真心探究哲学，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必须处于一种悠闲自得的状态之中。我们的精神和思想不能追随着任何实际的目的，也就是说不能受到意志的指挥。我们要全神贯注地接收直观所见的世界和我们的意识所给予我们的教诲。比较而言，哲学教授却在心里惦记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好处，以及那些能带来这种利益和好处的东西——这才是他们兴趣所在。因此，他们才看不到那么多本来是很清楚的东西，甚至连哲学问题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文学家把人的性格和人的处境以及生活这一系列的画面都展现给了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让这些图像活动起来，然后让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能力，去思考、琢磨这些画面。因此，文学家就可以同时满足思想能力不同的人，不论是傻瓜还是智者。但哲学家却不用这种方式来展现生活，他们是对生活抽丝剥茧，进而概括出成熟、完善的思想。在完成这一工作以后，哲学家就会要求他的读者以与他相同的方式、同等的程度去思考事情。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哲学家的读者群很小。据此，我们可以将文学家比喻成带给人们鲜花的人，而哲学家则是带给人们鲜花里精华的人。文学作品相对于哲学著作而言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众多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存在却又相安无事。实际上，就算这些作品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它们亦可同时为同一思想的读者所欣赏和珍视。相比之下，某一哲学思想体系刚一露面，就已经开始睥睨它的兄弟姐妹，处心积虑要把它们毁灭。这就像是一山不容二虎，同理，可以君临天下的哲学只有一种。也就是说，哲学体系从其本质上说就是孤独的、不喜交际的，就像那些孤独地守在丝网中央的蜘蛛：它们静候着苍蝇来自投罗网。而如果另一只蜘蛛向它靠近，那一定是要开始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因此，文学作品之间和平共处，就像平和、安静吃草的绵羊，而哲学著作天生就是猛兽；那种破坏和毁灭一切的欲望甚至使它们成为那些吞噬自己同类的蜘蛛、蝎子、昆虫幼体。它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是从杰森的龙牙种子里冒出来的全副披挂的武士，此前同样经历了一番自相残杀。这场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争斗会有最终的赢家吗？从此天下可以归于太平吗？

由于哲学体系具有争辩好斗这一本性，所以，哲学家想要获得认可和名气，其难度不知要比文学家大多少倍。文学作品只需要读者进入为其提供娱乐消遣或是鼓舞升华的系列文字之中，并为此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哲学家的著作却试图让读者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试图要求读者宣布自己此前在哲学这一学科里所学过的、相信过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所用的时间、精力全都是浪费，现在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他们至多只能保留某一前任哲学家的某些思想，以便在此之上进行基础重建。另外，那些现存哲学体系的教授者也是与新的哲学体系相较的强力对手——这也因为他们要保住其饭碗。事实上，有时候甚至国家政府也会将其所偏爱的哲学体系纳入其保护伞下，并且，用其强有力的物质手段来防范和阻挠其他学说的流行和传播。再者，如果我们考虑到愿意聆听教诲的人与寻求消遣、娱乐的人数与哲学著作的读者群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人数成正比，那么，一个哲学家的出场到底能够得到多少帮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就可以下判断了。当然，哲学家所能得到的酬劳是有思想的人的击节赞赏和那些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出现的、不分国籍、为数不多、但却出类拔萃的人的点头称是。而大众则是随时间的推移、借助权威的力量，才慢慢学会敬重这位哲学家的名字。由此，同时也因为哲学的进展对

整个人类的影响虽然缓慢、但却深远，哲学家的历史同帝王的历史一道，自千百年来就并肩排列；但归入前者的名字，却比归入后者的数目要少百倍之多。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哲学家能在哲学家的青史中留下名字，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

如果哲学文章的作者是向导，那么他的读者就是游客。如果他们想要一齐抵达目的地，首先就必须一起出发；换句话说，作者必须将读者置于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同一立足点和审视角度，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普遍所共有的体验事物的意识。由此出发，作者紧紧牵着读者的手一步步地引领着他，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尽力攀登云外的高处。康德就是这样做的；他引领着我们从对自身和事物完全普遍的意识出发。相比之下，那些试图把下面种种作为出发点却是多么颠倒、多么荒谬：据称那是对超自然、超物理的关系或事件，甚至于超感觉的知觉理性，不然就是对于某一绝对的、独立思考的理性所表现的思想直观！因为这就相当于把无法直接言说的认识当做出发点；这样，从一开始读者就不知道自己是同作者站在一起，还是离他有千里之遥。

我们自己安静思考事情与同别人交谈这些事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活的机体与一台机器相比较。这是因为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些零散的东西才仿佛能自成一体，或者发出同一个音调，因此这里面有完整的清晰度和真正意义上的连贯与统一；但在第二种情形里，不同出处且差异悬殊的部件被拼凑在一起，以强行产生某种协调统一的运动，但往往故障出其不意地出现，使这一运动停了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清楚认识我们自己，而对其他的事物往往只能是一知半解，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的基础——直观了解——统一起来，顶多只能把概念集合起来。因此，想要通过对话这一共同思考的方式来发掘出深刻的哲学真理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是，这种谈话却有助于我们事先演习一番，寻找和澄清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之后对问题答案的检验、核实和评判。柏拉图就是在此意义上撰写出他的对话录的。由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柏拉图学派分出第二学院派和第三学院派两个派别，后来者所持的怀疑态度也是越发有增无减。对话文字这种传达哲学观点的形式只有在被讨论的话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时，才是合适的。对于这些不同的讨论意见将要如何判断应交由读者自己完成；或许，这些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能对读者补充和完整理解所讨论话题起到帮助的作用，目的在于让读者自己在对话形式里得出那些对反对意见的反驳；不同观点必须表达得清晰、透彻，从而达到真正的戏剧化——确实是两种声音在进行对话。如果没有上述的目的，那这种对话就仅仅是耍贫嘴闲聊而已——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形。

讨论和比较别人曾说过的东西对我们获得对事物的洞察不会有特别的帮助，对丰富我们的知识也不会有怎样的影响，因为这样做不过是把水从一个容器注入到另一个容器罢了。只有通过自身对事物的思考才能真正意义上充实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洞察，因为只有事物本身才是近在眼前、能够随时为我们提供认知的活源泉。所以，看到那些一心一意想要做哲学家的人总是那样一意孤行地走在第一条路上，总是纠缠于某人曾说过的这样或那样的话，某人的意思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而对于第二条途径却好像一无所知——这的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人也就好比把旧瓶子一次次重复地倒转过来，生怕遗漏最后的一滴水，而对于脚下潺潺而过的活水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这就很清楚地暴露出这种人的无能，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他们那貌似独创、深刻和煞有介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想通过熟读哲学史而成为哲学家的人，其实应该从其阅读过的哲学史中认识到：哲学家就如同文学家一样，只能是天生的，而且，前者比后者更为稀有。

有关哲学的奇怪和糟糕的定义是：哲学是一门由纯粹的概念构成的学问。甚至连康德也作出这一定义。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概念正是我们收藏从直观认识那里借来、乞求得到的东西的器具，而不是什么其他的；直观认识也是我们一切深刻认识的真正永不枯竭的源泉。所以，真正哲学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编织抽象、纯粹的概念，而要以我们对外在及内在世界的观察和经验作基础。想在哲学里作出真正的成就不可能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仅仅是对概念的组合。我们当代的诡辩主义者，像费希特、谢林之流，尤其习惯于玩弄这一手法，而黑格尔在玩弄这一手法上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道德理论上熟练运用这一手法的佼佼者当属施莱尔马赫。哲学也同艺术和文学很像，其源泉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直观把握。再者，人们就算抬起头始终不看地上，但他们都是有心有脑的，因而不可能在世事发展中一直保持冷血，而不投入行动、感受不到完全、彻底的震撼。哲学本身不是一道算术题，相反，就像伏维纳古曾正确无误地说过的：“伟大的思想源自我们的心。”

狡黠和机警或许能使人具备成为一个怀疑论者的能力，但却无法造就一个哲学家。不过，哲学里的怀疑论就好像是国会中的反对派，两者同样是有益并且是必需的。怀疑论的产生在于哲学没有办法像诸如数学那样能让人对一切都清楚明了，这种情形就和人无法像动物那样仅仅依据本能直觉做事一样。而动物的本能直觉就好像数学，都是先验确实的东西。因此，针对每一个哲学体系，怀疑论者始终是站在天平的另一边，但怀疑论的分量与它的对应物相比，到底是微不足道的。它也不会真的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就像硬要把一个圆圈弄成方形，那两者的面积毕竟还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事情的同时，又承认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所知就有了双倍的分量和价值。这样一来，我们知道的东西便不会招致别人的怀疑。但如果我们非要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为知道，就像谢林哲学的拥戴者做的那样，这种情形就无法避免了。

发自于对事物的客观以及直观认识，并以符合逻辑推论的方式所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不会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世界观至多不过是失于片面而已，例如，绝对的唯心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等。这些世界观都是正确的——其中各有各的正确。所以，在每一种这样的世界观里包含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亦即，对世界的那些各自不一的把握只是在基于某一特定的立场、特定的角度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就和同一幅画所展现出的风景只是出于某一审视角度是一样的。若我们站在高于此类体系立场的角度来审视事情，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体系揭示的真理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是片面的。只有将最高的、把一切一览无遗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的审视角度才可以给我们带来绝对的真理。据此，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大自然的产物，这一产物不过暂时存在并终将归于完全的毁灭，就像圣经《传道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一说法就是真实的；但那种认为过去存在和将来存在都集于我身，除我之外一切皆是空的观点同样也是正确的。同理，如果我的想法像阿那克里安那样：最大的幸福在于享受现时此刻，那我也是正确的；但倘若我从虚无和痛苦中看到其有益的特性，或从一切的快感享乐中认清其危险和空虚的本质，并把死亡视为我存在的目标，那我的这些观点在此时也是正确的。

所有这些观点之所以真实、正确，其原因就在于每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前后相一致的观点都只是通过我们对大自然的直观把握和客观了解用概念的形式承载和固定下来。而大自然，也就是我们的直观之物，是从来不会说谎的，也不存在自相矛盾。因为大自然的本质就是排除这些东西的。因此，一旦在我们的思想中出现有违真实与现实情形互相矛盾的地方，就说明了我们的思想并不是出自对大自然的客观把握。

乐观主义就是违背现实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与此相比，我们对大自然某一客观的把握很有可能是片面和不完整的，但它只需要补足，而不需要辨正和推翻。

对于自然科学取得的长足进步，人们总是在责备形而上学的进展过于缓慢。甚至伏尔泰也慨叹：“我们在形而上学方面的进展和古代克尔特人的巫师时期差不多。”(《形而上学杂论》)但试问又有哪一个学科像形而上学那样面对的总是拥有职权的对手，总是遭受强劲的阻力？这些是国家特殊派遣的检察官和全副武装的国王卫士——后者时刻准备向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形而上学扑去。只要形而上学仍受到威胁，就依然要被迫委曲逢迎那为照顾大众低智商理解力而设定的教条，形而上学就永远无法显示其真正的能力，就永远无法迈出大的步伐。我们是先被别人捆住了手脚，之后就因为无法施展拳脚而遭受别人的奚落。

宗教把人们探求形而上学的能力夺走了，一是通过早年向人们强行灌输教条来扼杀这种能力；二是对人们自由和不带任何偏见地表达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禁止，或是对此加以种种避讳。就这样，那些对至关重要、最有乐趣和有关自己存在的事情的自由探索就被直接禁止或被间接阻挠了；另外，人们的能力也因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从此再也无力去探寻这一门学问——人们最卓越的能力就用这种方式被禁锢起来了。

要让自己容忍那些与己相反的观点并耐心对待别人对自己看法所提出的异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许就是牢记这一点：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经常对同一审视对象连续变换截然相反的看法？我们不也是会在短时间之内抛弃某一看法，而后又重拾这一看法，最后却又接受了与此看法相反的观点吗？这个对象在不同光线的映照下会显现出不同的样子，我们由此而相应改变自己的观点。同理，在我们发表与别人看法相反的意见时，这一说法是最能争取别人好感的，“我以前持有的想法与你一样，但现在……”等。

某一谬误的学说，不管是因其观点有误，还是出于人为的别有用心，其实都是只为某一特定形势所用。因此，这一学说只会流行于某一段时间。只有真理才是永远不过时的，哪怕这一真理曾在某一时间内遭到误解或扼杀。原因非常简单，只要从人的内心生发出一点点光明，从外在吹进一点点自由的空气，那就会有人站出来宣扬或保卫这一真理。也就是说，真理的目的并不是为某一党派服务的，因此，具有头脑和思想的人就随时会站出来宣扬和维护真理。真理就像是磁石，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始终指向某一确切的、绝对的方向，而谬误的理论学说就好像是指路牌子——它的任务是指示另一块指路牌的方向，一旦缺失了后者，那么这一块指路牌也就会失去它的一切意义。

通常来说，对我们发现真理有妨碍的不是事物引诱人犯错的虚假外表，也不是我们悟性不足直接所致，而是由于我们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那些虚假的先验之物——与真理相对抗。它们就像是逆风把船只吹向与陆地相反的方向——对此，船橹和风帆都是无能为力的。

歌德的《浮士德》中有两行诗句：

下面是我对这两行诗所作的评释。我们自身经过努力且独立发现的某一真理——尽管这一真理前贤早已发现，但我们事前对此并不了解——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十分巨大的价值和作用。这是因为我们更明白自己的想法，而不只是从书本或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当我们这么做之后又在那些前贤的著作中发现了相同的说法时，由于与已被大众承认的权威说法不谋而合，自己的正确观点就在无意中获得了证实。由此我们就会增强对这一真理的信心，并且能够更加坚定地捍卫这一真理。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最初是在书本里看到某种说法，再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那我们永远也肯定不了这道理到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判断而得的，还是只是重复地说出、跟随着别人的感觉。事实到底怎样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形，我们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到头来也许只是与前人一道得出了错误的见解，就像流水会很容易顺着此前流出来的水道前行。如果是两个人独立进行运算却得出同样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就是可靠的；但如果一个人只是负责检查另一个人的计算过程而已，那情形就不一样了。

当我们向外部审视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是无法预测的世界和数不胜数的造物，而我们个体的存在好像就缩小为无物了。在着迷于事物庞大数量和宏大规模的同时，我们会推而论之，认为只有着眼于外在的，也就是客观的哲学才是对的。对此古老的希腊哲学家甚至不曾存有一丝怀疑。

比较而言，当我们审视内在时，我们首先就会发现每个个体其实都只是对自身感兴趣；每一个体更多时候太把自己放在心上，而不是除了这些之外的其他东西。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直接地认识自己，而对于其他一切，他却只能是间接了解而已。此外，假如我们承认：具有意识和认知之物只能是个体，不具有意识的东西则只能间接的存在，那么，所有真正和真实的存在只能属于个体。最后，当考虑到主体是客体的条件时，我们可以这样推论：这广阔无垠的外在世界只因认知之物的意识而存在；这一外在世界由此是与个体的存在——这个世界的支撑物——绝对地关联在一起。在这一意义上说，这个世界的存在就可以被看成只是个体意识里面的布景，是印在个体意识里面的内容。如果上述这几点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那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够审视内在、由直接给予的主体这一点出发的哲学，也就是自笛卡儿以后的哲学，才是走对了方向的哲学；古人却常常忽视主要的东西。但要完全确信这一点，还需要深入自己的内在，把对本源的感觉——这种感觉存在于每一认知物——引入我们的意识。每个人——哪怕这个人多么微不足道——都能在自己质朴的自我意识之中发现作为最实在之物的自身，而且，在这自身中，他必然认出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点；他的自身确实就是一切现实性的本源。这种原初意识会说谎吗？最能表达这一真理的就是《奥义书》中的一句话：“我就是万物，除我之外，没有其他；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当然，此类看法会过渡到光明主义，甚至会到神秘主义。这是观察内在得出的结果，而将目标投向外在的审视则要告诉我们：我们存在的结局不过就是一堆白骨。

了解哲学的分类对哲学的表述十分重要。以下所述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对哲学分类的看法。

虽然我们的经验是哲学探究的对象，但哲学和其他学科不同，不会探究特定某一类经验。哲学所要探讨的对象是总体的、普遍的经验自身；我们在处理这些泛泛的经验时，凭借的是这些经验的范围和可能性、它的主要内容、内在以及外在的构成要素、还有它们的实质和形式。据此可知，哲学当然是以经验为基础，而不是出自于引申和玩弄纯粹、抽象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我在著作中已经作了详尽的说明。既然哲学要面对和处理的是经验的素材，总体和普遍经验来显现自身的媒介以及其形式和特质。就成了哲学首先必须考察的对象，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验赖以显现自身的媒介就是表象功能、认识力，也就是智力。由此可知，任何种类的哲学都必须首要考察其认知功能及其形式和法则，以及这一认知功能在哪些方面适用和在哪些方面存在局限。这种考察因而成为了哲学的头等问题。这样，我们的考察就可以分为：对原初和基本表象，亦即对直观表象的考察——人们把这一类的考察命名为认识论；对派生的表象，亦即对抽象表象的考察——包括这些抽象表象的形成和应用所应遵循的法则，也就是逻辑，或称之为理智学说。这泛泛的一大类考察总括了，或者可以更精确地说，取代了前人所说的本体论。本体论学说出现的目的是为宣讲总体事物的普遍性和基本特性。此前，人们因为已经具备了表象功能，所以就把同自己表象功能的形式、本质相符合并已经为自己所把握的事物的存在，看成自在之物的本质。这情形就好像透过一块玻璃看东西，然后就把属于这块玻璃的颜色归于被看到的东西。

沿着上述考察继续深入研究的哲学就是狭义上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不仅仅只是让我们认识眼前看到的存在物，也就是大自然，并且把这一存在物的各部分依照其次序联系起来，从总体上来考察；而且更进一步，将这一存在物看成某一既定的、有条件的现象——在这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有别于现象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自在之物。这类形而上学所要寻求的就是了解自在之物，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手段有：把外在和内在的经验相结合；发掘各现象的含意和这些现象相互之间的关联，由此认识整体的现象。这就好像为解读我们不认识的文字文章而去琢磨、研究里面的神秘字词。遵循这种探究方向的哲学从现象出发，至发现隐匿在这一现象背后、产生这些现象的本质为止，也就是在探索自然、物理之形以外的东西。因而这种形而上学又分为三类：大自然的形而上学；美的形而上学；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

不过，我之所以如此划分这一类哲学，是由于我已经有了这种形而上学来作前提：它表明现象的内在和最终的本质以及自在之物都存在于我们的意志。因此，通过考察意志在外在世界的显现，我们就能探究出意志在内在直接的、完全不同的显现；由此这种探究也为我们带来了道德伦理上的形而上学。在道德伦理上的形而上学发展出来之前，人们就已经考察了如何去完美、纯粹地把握意志的外在或称为客观现象，而由此生发了美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