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药铺的

小诚在大队的喇叭上一声大喊，告诉全村的老少爷们，他家要开药铺的时候，邻村的老纪刚刚给胖婶家闺女艳玲打完针，听见小诚兴奋地广告，鼻子里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恰好父亲下地干活回来，于是作为曾经的同行，便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也不管父亲是否邀请了他，直接跨进我家大门，摆出一副要喝一壶茶才肯回去的慷慨架势。

母亲也是跟着村里的洪先生做过赤脚医生的，所以三个“先生”凑到一起，算是有了共同话题。老纪说：“咦，小诚也能开药铺了，这可真是个大笑话，他在乡镇医院里学了一年半载，就以为自己可以提起药箱子，四处给人当先生了？小心，别把人腿给扎废喽！”

老纪平素忙不过来的时候，父亲便常常义务给村里人打针；当然，他只给男人们打，女人们呢，则交给了母亲。因为两个村子共用一个先生，老纪和他的药铺便很是吃香。虽然有个生下来就缺心眼的傻儿子，但这并不妨碍老纪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始终目不斜视。他小诚是什么人呢，根本就不在老纪的关心范围之内。况且小老纪十岁的小诚还嫩得很呢，胡子还没长出来，就敢跟他老纪抗衡，哼，真是不识抬举！

虽然帮老纪打针分文不取，但在老纪看来，能给他打打下手，那是我父母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这种无形中得来的好声誉，可不是村里谁都有资格获得的。况且，人家拿了老纪给的针药来找父母，总是要赔着笑的，如果麻烦的次数多了，收玉米、割麦子、浇地、扬场的时候，给搭把手的人也就多。一个村子里住着，多一些能耐的人总归是好的。

当然，父母不像小诚那样，总是想着出风头，或者将老纪做先生的气势给打压下去。村委会曾经想开个药铺，让父母来承包经营。母亲倒是跃跃欲试，但是父亲却说：“还是算了，咱不能抢人家老纪的生意。”

老纪当然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便将父亲引为知己，平素我们家谁有点儿头疼脑热，需要拿药，老纪都亲自送上门来，而且只收成本价。因了这样的一点儿恩情，老纪就将我们家当成了他在我们村出诊的根据地。

认真算起来，老纪不算我们村子的人，不过隔着一条河，两个村子同属一个大队，所以便如左右邻居，来往频繁。邻村卖馒头的、打烧饼的、做粉皮的、泡豆芽的，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从村东绕到村西，来回转上两圈半，直到筐里的货蒸发了似的，快卖光了，这才饥肠辘辘地赶回自己的村里去。老纪当然也不例外，他像掌握着全村女人月经周期的妇女主任，掌握着全村人的健康状况。甚至哪家患哮喘的老人站在院子梧桐树下咳嗽了一声，老纪立刻就能感应到，稀里呼噜扒拉完面条，又帮傻儿子擦擦唇边的菜汁，叮嘱女儿看好哥哥，便跨上车子，飞快地赶往村东头正在咳嗽的老人家去。

所以老纪是我们村所有人家的私人医生，随叫随到，包治百病；老纪治不好的，村里人也就接受上天的安排，等着料理后事了。六里外的乡镇医院，除非老纪非得撵着人去，村里人基本很少光顾。反正有老纪在，他自会亲自去医院里进药，何必再多跑一趟呢？生孩子这样的大事，老纪不负责，但是有母亲在呢，母亲的产钳跟老纪药箱里的针管一样，也是随时带上，几分钟就可以赶到人家里去的。

因此，有了老纪，做接生婆的母亲，帮老纪打下手的父亲，我们村里还需要小诚来瞎搅和什么呢？

但小诚是铁了心要在村子里大干一番事业的。他的药铺跟“茄把儿”家的小卖铺一样，当街开着，而且是二十四小时都不打烊的。谁家老人半夜里忽然犯了病，只要去小诚家门口喊一嗓子，他立刻披衣下床，趿拉着鞋，跨上药箱便跟人走。而且小诚坐在药铺里的时候，还手捧着书本，那都是很古老的医书，村里人拿起来瞅一眼，感觉跟天书一样，看着就让人头晕。但小诚却像个旧时代的真先生，穿得干干净净的，坐在柜台后面，专等着给人望闻问切。

老纪就不是这种风格的。老纪的女人在生完一儿一女之后便因病去世了。那病据说是不治之症，就像老纪儿子的傻，也是生来就治愈无望的病症；否则，就老纪的医术，不至于让躺在身边的女人死掉。没有女人照顾的老纪，家里的药铺也是乱七八糟的。除了老纪，没人能从他的药架上找出自己需要的一味药。那些药有时候还会藏在老纪傻儿子的帽子里，或者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枕头底下，再或做饭的锅台上。村里人都说，老纪开的不是药铺，而是药箱，他的家就是一个大号的药箱，满屋子都是药味，中药与西药混杂在桌子上，枸杞与大黄堆放在窗台上，大枣与陈皮胡乱放置在抽屉的一角。如果不是中药柜子上标注着柴胡、莲子、桃仁之类的名字，估计老纪自己也不记得，哪一味草药隐匿在哪一个抽屉格子里。

好在老纪人邋遢，但并不糊涂，知道药是关系人命的，而且还是乡里乡亲们的命，所以总能在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将病人所需的药逐一挑选出来，而后装入白色的小纸袋里，再将服药方式一一写清，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吃药的人，千万别吃错了，否则死了人他可承担不起。被老纪护佑着的村子，倒也很少发生意外事故。有大病绝症的村民基本也就安心地守在家里，跟老纪讨一点止疼药，一日日挨到临死的那一天。发丧的时候，老纪一定亲自前去吊唁。站在遗像前的老纪，总是比别人更悲伤一些，好像那人的死跟他有关，是他老纪没有在世华佗般的神奇医术，不能让遗像里的人起死回生，并再次蹙着眉走到他的面前，疼得龇牙咧嘴地，却依然不忘了揶揄他，赶紧娶个媳妇，收拾收拾药铺子吧，否则自己吃下的每一粒止疼药里都有老纪的臭皮鞋味。

一年365天，老纪有300天都是在出诊的。所以哪天不见老纪在村子的大道上骑自行车经过，村里的人都会念叨。谁家请他来看病，自然是备下了饭的。老纪人“赖歪”（方言：邋遢），但吃饭却讲究得很，大约是给人打针落下的病根，总是将筷子带碗在热水里烫上十分钟才肯拿来用。村里人都知道他这毛病，他的傻儿子给人掏猪粪、拉地排车，被留下喝一碗面条时，主人也会将碗筷一起烫烫，好像老纪一家都有洁癖一样。

小诚这年轻的先生上阵以后，人们忽然觉得，给老纪烫碗筷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就连留老纪吃饭，也有些多余了。看人家小诚，除了医药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永远都随叫随到，免费上门。小诚的老婆做事也干净利索麻利快，麦收的时候，如果小诚被人叫去看病，她一个人能任劳任怨地将麦子一麻袋一麻袋地全拉回家，见了生病的那家人，也不忘嘘寒问暖，尽着兼职护士的职责。小诚的药箱也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想要什么药，小诚都能立刻变戏法似的拿出来；哪像老纪，丢三落四的，看个病，得骑着他的破二八车来回奔波好多趟。怪不得老纪永远都在路上奔走，原来他是在为自己粗心大意的坏毛病做无用功，却又欺骗了全村人，让大家觉得他在为病人辛勤奔波。

有了小诚这近水的楼台，大家便疏远了老纪。当然，起初大家都是无意的。谁会半夜三更生了病，舍近求远，跑去邻村找老纪来看病？况且，没有老婆暖被窝的老纪睡眠也有些不好，最恨人打扰他休息，哪怕午休也不行。之前大家都惯着他这毛病，看见他在卧室里睡觉，便小心翼翼地站在院子的树荫里干等着，连呼吸都自动弱了下去，怕一不小心惊醒了老纪，让他大发雷霆不说，还任性到罢工，不去看病。当然，老纪极少这样任性，可是，人们却都记得坐在庭院的梧桐树下，听着声声蝉鸣，陪着老纪小憩的委屈。于是有了总是一副谦卑和善模样的小诚，村人也就以最快的速度将老纪给忘记了。

可是老纪并不同意。老纪发现昔日将他视为家庭医生一般信赖并尊重的村人，纷纷倒戈，去小诚家拿药、打针、开药方，便直接在大街上堵人，眯眼笑问道：“小诚开的气管炎的药，还管用吧？”那人知道老纪的笑脸背后是一肚子快要爆炸的气，也就避开了，轻声问一句：“有日子不见纪先生了，去家里喝杯茶吧？”不想老纪刻薄，跟过来一句：“不需要我老纪了，这茶还喝个什么劲儿？”说完老纪便推车擦着那人的衣服冷冷走过去了。那人只好一脸难堪地追加一句：“你说你……嗐……改天来喝茶啊纪先生！”

老纪在村里这样毫不客气地“嗤拉”（方言：讽刺）过一些人之后，他的恶声名就很快传开了。大家都说，老纪真不会做人，不就是小诚开了一个药铺吗，怎么着，这村子还是他的地盘不成，不允许别人做生意？况且本来他也不是这村的，十多年的钱都让他一个人挣了，也可以了，人啊，不能太贪心，一贪心，就招人烦呐！

不过老年人不这么说，他们对小诚还不太信任，觉得他总归是稚嫩了点儿，没有十年八年的考验，能当好先生？小诚也想得太简单了点儿。他们习惯了老纪给配的中药，冬天的早晨，我们小孩子紧缩着肩膀去上早自习，总能见到老人们出来倒中药渣子，据说药渣子当街倒掉，病便会发散得快，好像风顺着大道将病也一起吹走了。过年的时候，谁家有生病的老人，还会将一分两分的硬币也一起倒掉。那硬币是断断没有人去捡拾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谁捡了去，病就会传染给谁。但尽管如此，也没见村子的大道上堆满了钱，那些硬币最后都去了哪里呢，我常常好奇，我是不相信硬币会被风刮走的，一定是被谁给偷偷地捡回了家，而后丢到盆子里洗洗，也就重新在村子里流通开了。中药渣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倒掉，而后被大风刮走。人们闻到那草药的味道，总会想起老纪，好像老纪的药箱里是广袤无边的草药园子，那里有任何一种珍奇的药物：独活、白术、人参、川乌……老纪气定神闲地掌管着它们，就像掌管着全村人的生死，谁想平安地活在这个世上，必要在行经老纪家时屏气凝神地表达一些敬意。

可是小诚来了，一切便都改变了。好像一个属于老纪的朝代就这样没有一点儿波澜地结束了。不管老纪怎么悲伤，怎么嘲讽，怎么在路上急赤白脸地跟人争吵，他的大半个江山还是被小诚给霸占了。剩下那些咳嗽着常年朝大道上倒药渣子的老人们，身体慢慢瘫了，但心里却不糊涂，儿女们背着他们，究竟去谁家拿的药，他们心里清楚，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去了。只是在老纪路过门口，冷脸不发一言的时候，他们才讪讪地转过身去，“咕咕咕”地唤着，让满院子飞奔来吃食的鸡们，驱赶他们心底对老纪的愧疚。

但也总有一些拐弯抹角能扯上亲戚的人，碍于面子，还是坚持头疼脑热的时候找老纪拿药，借此维系良好的亲戚关系。和我们家隔一条胡同，住着“鸡冠子”家。鸡冠子的儿子三岁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据说发高烧那晚下了暴雨，村里的大道上积满了水，人踩过之后都成了泥汤，穿水靴子一脚下去，常常半天也拔不出来。这样的鬼天气，又是半夜，乡镇医院肯定是去不成的。不管小诚还是老纪，也都不愿意上门跑这一趟。但眼看着儿子已经高烧昏迷了，鸡冠子只能穿着雨衣去找先生。至于找哪个先生，鸡冠子也没多想，就直奔邻村的老纪家。

据说老纪那天相亲失败，女人嫌弃他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傻子。事后老纪借酒浇愁，又用酒瓶子将药铺给砸了，砸完他就昏睡过去。鸡冠子前来叫门的时候，他骂骂咧咧地爬起来，说不去不去，你们村天皇老子来叫也不去！鸡冠子急了，将他一把拉进瓢泼大雨里去，问他酒醒了没有？要不是看得起他老纪，谁会大半夜跑来找他看病？！老纪被冰凉的雨水一激，才看清这来人是跟自己沾亲带故的。就为了这份雨夜绕开小诚的情分，老纪背起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鸡冠子上了路。据说老纪在路上连跌了好几次，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好像从泥汤里捞出来的一样落魄，这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中途就想返回家去。可是鸡冠子救子心切，那一刻又认定老纪是在世华佗，只要他进了家门，儿子的高烧就会立刻退下。

老纪赶到的时候，鸡冠子的儿子脸色铁青，气息微弱，好像半条腿已经迈进了阎王殿。在老纪的行医历史上，大约没有见过这样的病症，他一时判断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又没有别的同行可以咨询，而让鸡冠子冒雨请小诚过来一同诊治，将是在全村人面前丢颜面且解释不清的事。于是老纪只能凭借自己过去的经验，大胆用针药进行救治。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没有人说清请老纪究竟使用了何种针剂，就连鸡冠子的儿子得的是什么病，也是众说纷纭，到底是可以医治的，还是死里逃生、侥幸生还呢，更没有人能够说清。这成了一宗谜案，而谜底却是清楚的，鸡冠子的儿子高烧退去，闯过鬼门关，可是，却永远地成了瘸子，而所有人都一致认为，那一条废了的腿，是被老纪的针剂给扎坏的。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这一问题上，鸡冠子与老纪高度一致地保持了沉默。老纪的沉默，当然是做贼心虚，一辈子的污点，狡辩多少句都无济于事，所以干脆不发一言，以示悔悟，听任村人的唾沫星子将他淹死，绝不还口。而鸡冠子呢，自己的亲生儿子，被老纪一针扎下去，成了残疾，他该去哪儿申诉呢？跟老纪反目成仇就能挽回儿子的一条腿吗？让老纪家破人亡、蹲了大狱，就能回到儿子高烧昏迷不醒的那一晚吗？如果不是他强行将老纪从家里拖出来，老纪怎么会成了众矢之的？如果老纪不扎那一针下去，儿子会不会命陨西天？如果那样，岂不是连拖着一条残腿的儿子，也看不见了？因为家境阔绰，鸡冠子向来在村里是一个骄傲的人，好像顶着鲜红冠子的公鸡。可是这件事，却彻底打击了他。他和老纪一样，为着一种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的原因，选择了缄默。

只是老纪不只是保持了沉默，他还保持了与我们村子的距离。倒是小诚，自此愈发地活跃起来，忙得像当初的老纪，一年300天都在村子里出诊。小诚的媳妇，带着一种掌管后宫的威仪掌管着药铺，她昔日堆满了谦卑的脸上，渐渐有了骄傲。有回村里走娘家的，提及开药铺的，总是会惊叹一声：“咦，小诚家的药铺怎么开得比乡镇医院还阔气？！”久居村子里的媳妇们听了便慢慢回一句：“还不多亏了老纪。”

于是这桩陈年旧案，就这样在回娘家的女人和村里的媳妇之间，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一直到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了老纪，知道了老纪和小诚间的私人恩怨，知道了我们村新添了一个将来难娶媳妇的可怜的“瘸巴腿”，而那腿，是老纪给一针扎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