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管中窥豹

这是个爱情故事。

1916年，正值“一战”时期，一对年轻的美国男女在芝加哥附近的一座神秘莫测、现已遗弃的庄园中偶遇。乍看之下两人似乎并无相似之处，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ebeth Smith）是位热爱诗歌的贵格会学校老师，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则是个出身贫寒的犹太裔植物学家，然而他们陷入了爱河，不到一年时间两人就喜结连理。其后他们携手改变了历史，这些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们自学成材，成为了一种全新又重要的间谍。

他们学会了破解别人写下的秘密，并且炉火纯青、无人能及。他们是密码学家，也就是不靠密钥（Key）便能破译秘密信息的人，也叫解谜者。在当时，全美有经验的密码学家屈指可数，这对恋人化身为某种破译密码的家庭机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夫妻作坊。彼时计算机尚未诞生，所以他们的工具是铅笔、白纸和大脑。

30年间，伊丽莎白和威廉·弗里德曼一边抚养两个孩子长大，一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破译了数千条信息，揭露了走私网络、黑帮匪徒、有组织犯罪、外国军队和法西斯主义的秘密。他们还发明了彻底改变密写术（Secret Writing）的新技术，也就是密码学（Cryptology）。如今，从庞大的政府机构到我们网络生活里最小的波动，这对夫妇的洞见隐藏在构成万物的所有基础中。尽管弗里德曼夫妇几乎没接受过任何数学方面的训练，但他们还是做到了这一切。他们生活的基本单位不是方程式，而是文字。在内心深处，他们热爱着文字——被揉拉、被撕扯、被翻转、被排成网格和条状的文字，就这样在雪白的草稿纸上排成了一行。

“二战”后的数十年间，伊丽莎白的丈夫威廉·弗里德曼成为了情报历史学家眼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他被密写术领域著名的编年史学家戴维·卡恩（David Kahn）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1]密码学家”，“他单枪匹马，”卡恩写道，“使美国在密码破译领域脱颖而出^[2]。”威廉·弗里德曼还被公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之父”，该机构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负责拦截外国通讯并对其进行筛选以获取信息，即所谓的“信号情报机构”。他编写的权威教科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至今仍在工作的国家安全局分析员。1975年，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以威廉·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了主礼堂，还在那儿竖了一尊矗立至今的半身铜像，上方的牌匾写道：密码破译领域的先驱^[3]和创造者，美国现代密码学的奠基人。

尽管伊丽莎白同样才华横溢、贡献巨大，但如今她的名气远远无法和威廉比拟。起初她与威廉并肩工作，共同写下了开创性的科学论文。一些朋友觉得她比威廉更聪明。最终她铸就了自己的辉煌事业，到1945年时，政府认为弗里德曼夫妇同为该领域的先驱。当时的一份秘密文件这样描述伊丽莎白：“她和她的丈夫^[4]都是美国军事密码分析的创始人之一”——密码分析是密码破译的另一种说法——同时联邦检察官告诉联邦调查局：“弗里德曼夫人和她丈夫^[5]……被认为是国内密码破译领域的领军者。”然而，在涉及20世纪密码破译的权威著作中，伊丽莎白被写成了一位伟人背后恪尽职守、乏善可陈的妻子，不是沦为脚注，就是沦为和主要内容无关的题外话。她的成就被彻底遗忘了。

2014年，爱德华·斯诺登披露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数百万普通美国人的通话记录，震惊了整个世界。同年，我开始接触弗里德曼夫妇的故事。出于对伊丽莎白的好奇，我在弗吉尼亚州一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份简短的个人介绍，以及一组照片。照片中的她娇小可人，身穿白色连衣裙，站在近100年前的草坪上，皮肤如同瓷器一般光洁，头朝摄影师歪着，面带微笑，在耀眼的阳光下微眯着双眼。

图书馆保存着弗里德曼夫妇的私人文件。某天早上，我开车去弗吉尼亚州，请负责档案的保管员带我看看伊丽莎白留下的东西。他带我来到一间办公室后面，打开了一扇坚固的灰色金属门，接着又打开了里面一扇装有银色金属栅栏的门，然后领我走进一间光线昏暗、控制湿度的地下室，指着几座架子上的22个灰色档案盒。“我们试图跟大家说^[6]，伊丽莎白留下的东西令人惊叹，”这位档案保管员说，“但研究人员通常都想看威廉的论文。”

作为一名记者，如果幸运的话，你有时能体验到这样的时刻。你会听到一个或美丽、或焦急、或洞若观火的声音从一具身体或一页纸中迸发出来。伊丽莎白的箱子里装着数百封她的信件，包括情书、用代码写给孩子的信、手写日记以及部分未发表的自传。我不是数学家，也永远不可能精通代码和密码，但伊丽莎白对自己工作的描述让我得以感同身受——破译那种能挽救一条性命或引发一场战争的谜题的兴奋之情。她经常说代码就在我们身边：在孩子的成绩单里，在俚语里，在标题里，在电影和歌曲里。破译密码需要你发现并操纵模式，人类不假思索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习惯于发现模式。密码破译员则训练自己，观察得更鞭辟入里。

尽管伊丽莎白的论文丰富翔实，但总给我一种残缺之感。这些记录在1940年前后逐渐消失。她在“二战”期间做了什么？似乎没人知道。

我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找到答案。她在战争中抓捕纳粹间谍，此外还有其他鲜为人知的壮举。她在1931年建立了一支密码破译的精英小组^[7]，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伊丽莎白成了一名秘密侦探，在法西斯特工渗透西半球的过程中扮演着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角色，她追踪并揭露他们^[8]，粉碎间谍团伙，摧毁纳粹的幻梦。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她填补了机构间的空缺，这些机构尚未为眼下面临的斗智斗勇做好准备，这一模式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重复。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伊丽莎白在这些机构的雏形上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烙印，她帮助塑造它们，同时也和它们抗争，这位女性在我们如今称之为“情报界”的历史中势如破竹。然而当有权有势的人开始讲述这个故事时，他们就把她排除在外了。1945年，伊丽莎白的间谍档案被贴上分类标签，埋在了政府档案中，同时官员们让她发誓要对她在战争中所做的工作保密。因此，她不得不沉默地坐着，眼看别人夺取她胜利的果实，尤其是J.埃德加·胡佛⁽¹⁾。作为一名有天赋的推销员，胡佛成功将联邦调查局描绘成追捕纳粹间谍的主要英雄。公众对胡佛的感激之情如滔滔江水，巩固了他本已相当强大的权力，使他成为了美国的偶像，他的地位在1972年去世之前几乎无人能及。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这句话并不全对，历史应该是由胜利者阵营里最好的宣传人员书写的。

接下来，我试图恢复一张被秘密、性别歧视和时间分割成碎片的拼图。我依靠的是弗里德曼夫妇的信件与论文、经过解密的美国和英国政府文件、《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要求，以及我自己的采访。本书中所有引号间的内容都来自信件或者其他主流来源文档。

在这些档案中，我发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冒险故事。“一战”期间，一位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年轻女子被一名百万富翁雇用，来调查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个奇怪理论。在百万富翁的花招和战争的紧迫共同作用下，这个古怪的文学项目摇身变为对现实中敌人秘密的生死追索，催生了一门全新的密码破译学。20世纪30年代，这名女子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密码破译员之一、登上报纸头版的名人，之后政府便招募她参与了“二战”中守卫最严密的任务之一。通过这一切，她成为了她丈夫的缪斯和同事，这位麻烦缠身的天才奠定了现代监控的基础。

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安全与透明、秘密与公开之间徘徊不定。人们有权知道什么？什么内容必须保密？为什么必须保密？弗里德曼夫妇比大多数人更深刻地经历了这种紧张关系。他们一路以来的工作对国家的贡献极高，同时也让他们落入了偏执、贫穷和疯狂的深渊。

贾森·法戈内

于费城

(1) 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制后的第一任局长。——本书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